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是專欄作家陳柔縉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倡立同化會的板垣退助伯爵拄杖上台。他熱烈說著白人如何跋扈,在加州、在澳洲都排斥非白人;為防堵西方勢力入侵,日本應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非以台灣為中日的橋樑觸點不可。當時的台灣士紳階層對板垣退助伯爵這段話異常激動,特別板垣曾在同年春天來台時,演說訓斥在台的日本官方,要把台灣人當弟弟,不可以老一付征服者的姿態,另一邊,也期盼台灣人敬重日本如兄長。這一說,完全說進台灣人的心坎裡。林獻堂的秘書甘得中說︰「如被虜孤兒,聽到慈母之音」。等板垣要回日本,聽說滿滿一皮箱台灣人的感謝狀和陳情書。

板垣年輕時,帶兵討伐過幕府,擊敗幕府派的會津藩,才有所謂的明治維新,所以報紙常介紹板垣是「明治元勳」。板垣對日本民主政治的意義更大,因為他創立了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板垣初任自由黨黨魁時四處演講,跟平民百姓講「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板垣的論調自然讓天皇君權體制如芒刺在背,看不慣板垣的眼睛藏在各個角落。1882年,板垣來到岐阜演講,散場後,板垣還在玄關穿鞋,一個姓相原的27歲教員突然竄出,大叫︰「將來的賊!」拿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據後來板垣自己監修的黨史記載,遇襲的板垣當下忍著痛苦,睥睨刺客而高呼︰「板垣雖死,自由不死!」

雖然當年朝日新聞指出,當地的自由黨員大野宰郎說了這句話。但大家寧願這句名言歸於板垣,一代人物有了最佳的台詞,更能爆出無比的戲劇張力。

板垣會來台灣,故事要從中國的梁啟超說起。

殖民統治不公平、不平等,很多台灣人覺得精神痛苦。霧峰林家的豪紳林獻堂勤讀中國的報刊,崇拜著梁啟超。一次日本旅行中,在一家旅館巧遇梁啟超,雖然林獻堂聽不懂梁啟超濃濃廣東腔的北京話,但是他以筆談方式向梁啟超討教抗日大計。

梁啟超告訴林獻堂,30年內,中國絕對沒有能力救台灣,台灣人應該學愛爾蘭人。愛爾蘭早期抗英,每搞暴動,英方就以警察或軍隊鎮壓,犧牲者眾,毫無效果。後來,愛爾蘭人改變策略,結交英國朝野,反而得到參政權。

林獻堂個性溫和,自然歡迎梁啟超的指導棋,寧可廣結日本要人,也不去跟總督府硬碰硬。至於該找哪些日本權貴,林獻堂覺得板垣退助是最佳人選。林獻堂當面邀請板垣退助,1914年,板垣退助果然帶著7位幹部,駕臨台灣,行李箱還裝了一個偉大的計畫,就叫「成立台灣同化會」。

一開始,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都歡迎同化會。但套現在流行的話說,其實,一個同化,各自表述。台灣人的同化美夢是「我們要和日本人一樣」,可有參政權,可當高官,可與日本人自由通婚。日本人腦子裝的同化卻是「你來跟我一樣」,主張台灣人應改掉陋習舊規,蛻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台中地方法院院長渡邊啟太就在同化會說過,台灣下階層人很難同化,他去山地旅行,雇了台灣人當苦力。那個苦力竟然用手擦鼻涕,鼻涕又塗在皮箱上;別人在談話,苦力也從人家面前走過,毫不知怪,讓他火冒三丈。

板垣炒熱了台灣人的情緒,在台日本人越看越不對,害怕台灣人搞擴權,反對聲浪不斷。板垣對同化會也沉默了。一個刺激台灣人自覺與民主意識的組織,存活了一年又六天後,被總督府勒令解散,理由只有4個字——「有害公安」。

兩年後,又冒出板垣退助的消息。原來板垣退助入住的台灣鐵道旅館是最貴的洋式飯店。板垣訪台30幾天,有24天住在此地,住宿加設宴,總共1204圓。退房當時,付了幾百圓,還欠766圓75錢,本來說回到東京即來繳清,卻久久不見人影。鐵道旅館念及板垣的地位,拖了兩年多,最後仍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毫無疑問,板垣敗訴了。

堂堂一位伯爵,竟然無法繳付區區766圓75錢旅館費。板垣在日本,早成過氣的非主流。話說回來,不論林獻堂有沒有找錯日本權貴,同化會確為台灣人非武力抗日的開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7年,是日本近代史最窩囊的時期。日本從來沒有被異族統治過,唯有這7年,美國以戰勝國接管日本,並進行各層面的改造。雖名為改造,卻也是殖民。這時,有個台灣去的富家子弟張超英,目睹了曾殖民台灣的日本,反被殖民的浮生相。

張超英的祖父是台北的煤礦富商。他15歲時先被送去香港唸英國貴族中學,最後進入明治大學就讀。美軍佔領東京的7年風景,他看了4年。

聳立在銀座的松屋百貨店全館被美軍強制接收,改成東京唯一美軍專用的福利站「PX」。「PX」是美軍給自己人的大商場,美國人可以去,日本人被擋在門外,非美非日的台灣人卻被歡迎入內。台灣人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剎那,跟川劇絕活「變臉」一樣,半秒不到,從日本國民幻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戰後之初,台灣人去到日本,更因中國與美國同盟,而多出一個身分,是戰勝國人民的一員,頗似站在獅子後的老鼠,不損威風。

依張超英的觀察,在東京,有一半以上的台灣人頭腦轉得快,馬上投入黑市。

美軍一開始佔領日本,民生用品和糧食多有管制,後來逐步開放,但米和糖一直採取配給制度。張超英說,日本不產糖,糖益形珍貴。他的岳父是台中望族,二二八後,準備坐船逃離台灣去日本。家裡幫他準備兩大麻袋的砂糖,據稱就可供他在日本生活兩年。

張超英指出,那時咖啡廳的桌上都不擺糖,侍者把咖啡端上桌後,再東張西望,確定沒有警察,才把糖罐放上來。等客人舀了一、兩匙,就迅速收走糖罐。

美佔時期,日本人每月每人約可分到300公克的糖,台灣人不受此限,於是對台灣人來說,黑市的商機無限。美國佔領軍把各國區分成美國人、日本人和美日以外的「第三國人」,台灣人因是戰勝國國民,歸為第三國人。在日的韓國人不屬戰勝盟國國民,待遇等同日本人,讓台灣人更沒有競爭對手。

美軍委託銀座著名的店舖「明治屋」經營,給第三國人專門,每人限買兩包糖。張超英常常看見台灣人提著兩包糖到「明治屋」對角,丟給接應的同伴,再進去買。當時的台灣人有「戰勝國」的保護罩,日本警察不敢抓,心態上頗為有恃無恐。

戰前台灣人是日本的二等公民,此刻的東京,台灣人的地位大逆轉。張超英說,那種高日本人一等、享受特權的感覺在搭地鐵時更明顯。長長的車廂,最後一節的半節會掛上「連合國軍專用」的牌子,日本人不准搭乘。一到交通巔峰,前幾節車廂如擠沙丁魚。最後外國人專用車廂卻一派悠哉寬敞,有時大半節車廂只他一個人。普通火車也是如此,日本人必須爬窗戶才能下車,卻永遠有另一節車廂的窗戶,清閒得可看窗外的風景。

7年過後,美軍走了,所謂的第三國人沒了,像張超英遭逢的那許多東京奇聞,也無法再現了。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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