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後,首謀者康有為與梁啟超都逃亡了,譚嗣同(1865—1898,享年33歲)想要逃也逃得掉。他的日本友人勸他逃到日本,或者若逃到日本大使館也可以保住一命,但是他卻選擇慷慨就義,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不久,譚嗣同便被捕入獄,在獄中,譚嗣同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
1898年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 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 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省人。 父親譚繼洵擔任湖北巡撫,算是高官。譚嗣同的籍貫雖是湖南,但出生於北京,譚嗣同11歲時,北京爆發傳染病白喉病,母親、長兄和次姊先後罹病去世,譚嗣同也被傳染到了,但是他經過三天三夜掙扎於生死邊緣,最後終於戰勝病魔,恢復健康,他字「復生」,可能是這麼來的。
之後他父親娶了個後母,那位後母常常虐待譚嗣同,讓譚嗣同過了一個不怎麼愉快的童年。
譚嗣同喜歡今文經,尤其愛讀魏源和龔自珍的著作。這兩位公羊學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了許許多多的年輕人。譚嗣同也愛讀王夫之的論文。
譚嗣同10歲左右,在北京就與俠客們交往。其中有「大刀王五」王正誼,以及「通臂猿胡七」胡致廷。他從王正誼那兒學會單刀,從胡致廷那兒學會太極拳與雙刀。
1883年譚嗣同18歲時,和父親一起赴任地蘭州,他在蘭州讀了莊子和墨子,對他的心靈有很大影響。他喜歡帶著朋友騎馬奔馳,據說曾經在下雪的寒冬,連續七天七夜騎馬奔馳。
22歲時,譚嗣同赴新疆,成為曾經是湘軍名將後來擔任新疆巡撫劉錦堂的幕僚。他到新疆那一年,剛好爆發中法戰爭,清朝明明打贏,卻簽下幾近投降的和平條約,譚嗣同非常憤怒,寫下四千字的激烈文章「治言」。
譚嗣同19歲時,和一位叫李閨的女性結婚,他雖然成家,可是到了新疆後,就開始過著在中國各地放浪的生活,這大概是因為他父親是高官,不愁沒有經濟支援之故。他的放浪生活大約過了十年。
25歲時,譚嗣同與比他大九歲的次兄嗣襄赴北京考科舉,不幸兄弟兩人雙雙落榜。那一年,父親從甘肅的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撫,父親帶著譚嗣同去任地武昌,與張之洞認識,並且與張之洞幕下的學者名流交往,這些學者名流有的通西方,有的懂日本,對譚嗣同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個時候,譚嗣同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和黃宗羲。黃宗羲被認為是中國的盧梭,他的著作「明夷待訪錄」是黑暗封建中國的一線光明。32歲時,譚嗣同寫下代表作,上下兩卷總共五萬字的「仁學」。
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倫對人性的摧殘壓抑。 他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譚嗣同在「仁學」中說,五倫之中,在人生最有利無弊,最沒有絲毫之苦,而有淡薄之樂的關係只有朋友。
譚嗣為甚麼在五倫之中,獨獨青睞朋友關係呢?因為他認為朋友之間沒有上下關係,彼此平等、自由且能自主。而且成千上萬人之間也能成為朋友,甚至全體人類彼此也能成為朋友關係。
他罵異族統治者滿清說︰「愛新覺羅那個賤類、異種」
1895年,譚嗣同在北京本來想與康有為見面,但康有為回到故鄉廣東,結果見到了康的高徒梁啟超,這是譚嗣同與康、梁認識之始。
1898年,康、梁推動維新運動,4月23日發布「變法國是」。
可是由於慈禧太后的反撲,變法於8月6日瓦解,史稱「百日維新」。譚嗣同列廟堂參與朝政只有百日維新最後的十天。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失去權勢,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成為中國當時最有軍權的人。
譚嗣同誤以為袁世凱是個開明的人物,便去拜訪他。譚嗣同向袁世凱說:「你受到光緒皇帝的提拔之恩,現在皇上有難,正是你報答的時候。你知道嗎?榮祿想要殺皇上。請你率領軍隊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慈禧太后在裡面)。如何?」
袁世凱問道:「包圍頤和園做甚麼?」
譚嗣同說:「不除去那個老太婆,國家沒有救。我來親手除掉那個老太婆,不勞你動手,你只要負責誅殺榮祿和包圍頤和園就好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我的生命雖然掌握在你手中,但是你的生命也掌握在我手中。」袁世凱打量了一下譚嗣同的身體,發現他的腰際有高高隆起的異物,似\乎暗藏武器,知道對方最後可能先殺掉自己再自殺,便不敢抗拒,假裝同意。譚嗣同走了之後,袁世凱趕緊向榮祿密告,榮祿則火速趕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此事,慈禧太后當然立即發動反撲,消滅、逮捕維新派,軟禁光緒帝。袁世凱則得到密告的報酬,不久就升任北洋大臣。
康有為聽到保守派反撲的消息,立刻逃離北京,梁啟超也躲到日本大使館內。慈禧太后發動反撲的第二天,譚嗣同前往日本大使館,他並不是去要求保護,而是去把自己的詩文原稿和家書等交給梁啟超。譚嗣同對梁啟超說︰「現在康先生的生死不明, 程嬰杵臼、 月照西鄉,我和你分別充當他們。」
程嬰杵臼是「史記」中的故事,話說趙朔被晉大夫屠岸賈所殺,公孫杵臼偝著別人的嬰兒逃入山中,程嬰則去官府密告說那個嬰兒是趙氏的遺兒,為此,杵臼和那個冒充趙氏遺兒的嬰兒被殺,但程嬰撫養了真正的趙氏遺兒,這當然是兩人事先商量好的計畫。杵臼扮演死亡的角色,讓屠岸賈以為趙氏遺兒已死,而失去戒心。程嬰則扮演扶養趙氏遺兒的角色。後來程嬰潛伏了15年,將趙氏遺兒撫養長大,趙氏遺兒並且殺了屠岸賈,報了父仇。當公孫杵臼與程嬰兩人商量計畫的時候,杵臼說︰「死易生難,請讓我選擇容易走的路。」
換言之,譚嗣同想對梁啟超說︰「我選擇容易走的路——死,你則走較難的路——生,你要活著扶助光緒皇上。」
至於月照與西鄉的故事是這樣。日本在明治維新的前夕,幕府發動政治肅清,在京都大肆逮捕想要堆翻幕府的志士,西鄉隆盛帶著一直幫助志士的月照和尚從京都逃回故鄉薩摩(鹿兒島),可是薩摩的政府怕惹來麻煩,不願收留月照,西鄉無計可施,便抱著月照投水自殺,想要一起殉死,可是月照死了,西鄉卻被救活。經過幾年之後,西鄉終於率領軍隊推翻幕府,也為月照報了仇。
譚嗣同的意思是希望梁啟昭活下去,像西鄉推翻幕府一樣,推翻清朝,自己則願意扮演月照死亡的角色。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譚嗣同思想的核心,黃宗羲認為天下是萬人的天下,不應該歸君主一個人私有。如果君主視天下為己物,那位君主也不值得臣下效忠。這是譚嗣同想要推翻慈禧太后統治下的清朝的主因。
事跡敗露後只過了一個星期,也沒經過正式的審判,8月13日﹙陽曆9月28日﹚譚嗣同就在北京菜市口刑場被斬首。
2009年1月15日 星期四
自序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從來沒有想過竟然會有這樣的一天。
2006年8月21日,我突然由天堂掉入地獄。當我在汐止自家庭院觀看工人施工時,腳踩的一塊石板突然斷裂,頓時頭下腳上地跌落鄰家的庭院,我的頭不偏不倚撞在尖銳的磚塊上,顱內大量出血,立刻失去知覺。經送往國泰醫院汐止分院急救,因為傷勢嚴重,醫師評估即使能救活,也恐將成為植物人。
幸好我命大才撿回一命。手術相當成功,經過42天的昏迷,我終於醒過來,住院半年後出院。國泰醫院的醫師曾形容「真是奇蹟!」我雖然撿回一命,而且沒有成為植物人,但是由於腦細胞受到損傷,影響了四肢的活動,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而且顏面肌肉麻痺,造成眼睛一大一小,頭部還留下手術的痕跡,頭蓋骨凹下一塊。有時候照著鏡子,覺得鏡中人真像鐘樓怪人。有一次,路旁一個小孩問她媽媽︰「為甚麼那個人要那樣走路?」我聽了只能苦笑,我何嘗不希望恢復健康,正常走路?我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和兒子一起打籃球、打桌球、踢足球,這對喜好運動的我來說,真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對我而言,復健是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所幸經過兩年的復健,我已能生活自理,且能用一指神功在鍵盤上打字。殘疾曾經造成我不小的障礙,在努力復健下,肢體上的不便逐漸減少,目前已恢復寫作的工作。
我想上天沒讓我輕易離開人世,是因我對社會的貢獻尚不足夠,今後我得多寫幾本好書、多做幾件好事——在我剩餘的有生之年,來報答上天對我的厚愛。
這本書中寫給我兒子的幾封信是我出院後寫的,身為一個父親,雖然現在我在許多能力上力有未逮,但仍應負起教養的責任。除了給孩子,希望他人也能分享。現在編輯成書,希望和以前寫的幾本書相比,水準不要降低太多。在感謝上天對我的恩賜之餘,也在此感謝曾經幫助我、關心我的所有人。這一路上因為你們,讓我更勇於面對我的人生。現在的我,非常珍惜擁有的每一天。外在的殘疾不足懼,怕的是內心的殘疾。雖然改變對任何人都不容易,但我用心經營自己的生活,明白甚麼才是適合自己的,就不會去追求那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任何處境都能處之泰然,隨遇而安。松下幸之住曾經說過:「我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是能決定生命的寬度。路是無限的寬廣。」在這場意外中,有賢妻、有好友、更有關心我的親友、故舊相伴,我的人生何其幸福、圓滿!最後,我在此特別感謝讓我有重生機會的國泰醫院汐止分院的張志儒醫師、塗雅雯醫師,以及復健科的戴聖偉老師、楊輝宏老師,還有我的看護劉德輝先生,以及飽受身心煎熬的賢妻劉千瑤女士。今天我之所以能感受生命的美好,一切都要感謝你們!
這本書是我逐漸康復,搬到台中之後陸續寫給兩位兒子的一些信,希望這本書對讀者的人生有助益,無論你的人生是艷陽高照、萬里無雲,還是天色陰沉、風雨不歇。祝大家平安。
呂理州 2009年1月於台中
2006年8月21日,我突然由天堂掉入地獄。當我在汐止自家庭院觀看工人施工時,腳踩的一塊石板突然斷裂,頓時頭下腳上地跌落鄰家的庭院,我的頭不偏不倚撞在尖銳的磚塊上,顱內大量出血,立刻失去知覺。經送往國泰醫院汐止分院急救,因為傷勢嚴重,醫師評估即使能救活,也恐將成為植物人。
幸好我命大才撿回一命。手術相當成功,經過42天的昏迷,我終於醒過來,住院半年後出院。國泰醫院的醫師曾形容「真是奇蹟!」我雖然撿回一命,而且沒有成為植物人,但是由於腦細胞受到損傷,影響了四肢的活動,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而且顏面肌肉麻痺,造成眼睛一大一小,頭部還留下手術的痕跡,頭蓋骨凹下一塊。有時候照著鏡子,覺得鏡中人真像鐘樓怪人。有一次,路旁一個小孩問她媽媽︰「為甚麼那個人要那樣走路?」我聽了只能苦笑,我何嘗不希望恢復健康,正常走路?我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和兒子一起打籃球、打桌球、踢足球,這對喜好運動的我來說,真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對我而言,復健是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所幸經過兩年的復健,我已能生活自理,且能用一指神功在鍵盤上打字。殘疾曾經造成我不小的障礙,在努力復健下,肢體上的不便逐漸減少,目前已恢復寫作的工作。
我想上天沒讓我輕易離開人世,是因我對社會的貢獻尚不足夠,今後我得多寫幾本好書、多做幾件好事——在我剩餘的有生之年,來報答上天對我的厚愛。
這本書中寫給我兒子的幾封信是我出院後寫的,身為一個父親,雖然現在我在許多能力上力有未逮,但仍應負起教養的責任。除了給孩子,希望他人也能分享。現在編輯成書,希望和以前寫的幾本書相比,水準不要降低太多。在感謝上天對我的恩賜之餘,也在此感謝曾經幫助我、關心我的所有人。這一路上因為你們,讓我更勇於面對我的人生。現在的我,非常珍惜擁有的每一天。外在的殘疾不足懼,怕的是內心的殘疾。雖然改變對任何人都不容易,但我用心經營自己的生活,明白甚麼才是適合自己的,就不會去追求那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任何處境都能處之泰然,隨遇而安。松下幸之住曾經說過:「我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是能決定生命的寬度。路是無限的寬廣。」在這場意外中,有賢妻、有好友、更有關心我的親友、故舊相伴,我的人生何其幸福、圓滿!最後,我在此特別感謝讓我有重生機會的國泰醫院汐止分院的張志儒醫師、塗雅雯醫師,以及復健科的戴聖偉老師、楊輝宏老師,還有我的看護劉德輝先生,以及飽受身心煎熬的賢妻劉千瑤女士。今天我之所以能感受生命的美好,一切都要感謝你們!
這本書是我逐漸康復,搬到台中之後陸續寫給兩位兒子的一些信,希望這本書對讀者的人生有助益,無論你的人生是艷陽高照、萬里無雲,還是天色陰沉、風雨不歇。祝大家平安。
呂理州 2009年1月於台中
給樵樵、漁漁的第一封信——談胸懷大志
親愛的樵樵、漁漁︰
在1876年時,日本北海道的札幌農校(現在的北海道大學)邀聘一位美國的教育學者克拉克(Clark William Smith)到學校擔任校長,克拉克的教育方針影響了成千上萬的日本學子,尤其有一次他對全校學生演說的一句話更讓學生刻骨銘心。他說︰「boys, be ambitious! 」這句話翻成中文,就是「青年們,要胸懷大志!」
現在我借花獻佛,也想送給兩位這句話︰「樵樵、漁漁,要胸懷大志!」
至於甚麼是「大志」?你們的人生還長,可以慢慢思量、尋覓,你可以立定志向成為一個賢明的政治家,讓人民豐衣足食,人人不愁吃穿,全國治安良好,夜不閉戶,只有幾個騎馬的巡邏警察,主要是供觀光客拍照留念。當你退休下台時,全國民眾依依不捨的含淚夾道歡送。這樣你的大志就算完成了,你這趟人生不虛此行。
你也可以立定志向成為一個科學家,發明超智慧的機器人,或者發明完全無污染又價廉的能源來造福人類。當然你也可以從事藝術創作,像美術、音樂、文學、電影,你可以創作出感人肺腑、永垂不朽的藝術作品,這樣,你這趟人生也不虛此行。
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不會隨便和別人發生衝突,因為他自我期許很高,他會想:如果我和別人發生嚴重的衝突,最後造成傷亡的不幸悲劇,如果傷亡的是我,我的「大志」不是要受到阻礙了嗎?如果傷亡的是對方,對方一狀告到法院,我就要吃上民事、刑事官司,這也會阻礙我的「大志」。
燕雀豈知鴻鵠志?小小的燕雀是無法了解巨大的鵠鳥想要一飛沖天翱翔宇宙的志向。你們要胸懷大志,要自許為鴻鵠,把那些為了一點無聊小事想和你們起衝突的人視為燕雀。這樣你們就不會為了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和別人發生衝突,如果對方想爭一點便宜,爭一點面子,爭一點可笑的自尊心,讓給對方何妨?
記住,你們是胸懷大志的人,你們有使命有任務要去完成,這是你們來這世界的目的。心胸寬大的人,不計較小事的人,最值得令人敬佩。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在1876年時,日本北海道的札幌農校(現在的北海道大學)邀聘一位美國的教育學者克拉克(Clark William Smith)到學校擔任校長,克拉克的教育方針影響了成千上萬的日本學子,尤其有一次他對全校學生演說的一句話更讓學生刻骨銘心。他說︰「boys, be ambitious! 」這句話翻成中文,就是「青年們,要胸懷大志!」
現在我借花獻佛,也想送給兩位這句話︰「樵樵、漁漁,要胸懷大志!」
至於甚麼是「大志」?你們的人生還長,可以慢慢思量、尋覓,你可以立定志向成為一個賢明的政治家,讓人民豐衣足食,人人不愁吃穿,全國治安良好,夜不閉戶,只有幾個騎馬的巡邏警察,主要是供觀光客拍照留念。當你退休下台時,全國民眾依依不捨的含淚夾道歡送。這樣你的大志就算完成了,你這趟人生不虛此行。
你也可以立定志向成為一個科學家,發明超智慧的機器人,或者發明完全無污染又價廉的能源來造福人類。當然你也可以從事藝術創作,像美術、音樂、文學、電影,你可以創作出感人肺腑、永垂不朽的藝術作品,這樣,你這趟人生也不虛此行。
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不會隨便和別人發生衝突,因為他自我期許很高,他會想:如果我和別人發生嚴重的衝突,最後造成傷亡的不幸悲劇,如果傷亡的是我,我的「大志」不是要受到阻礙了嗎?如果傷亡的是對方,對方一狀告到法院,我就要吃上民事、刑事官司,這也會阻礙我的「大志」。
燕雀豈知鴻鵠志?小小的燕雀是無法了解巨大的鵠鳥想要一飛沖天翱翔宇宙的志向。你們要胸懷大志,要自許為鴻鵠,把那些為了一點無聊小事想和你們起衝突的人視為燕雀。這樣你們就不會為了一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和別人發生衝突,如果對方想爭一點便宜,爭一點面子,爭一點可笑的自尊心,讓給對方何妨?
記住,你們是胸懷大志的人,你們有使命有任務要去完成,這是你們來這世界的目的。心胸寬大的人,不計較小事的人,最值得令人敬佩。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二封信——談禮貌
親愛的樵樵、漁漁:
日本人是個以有禮貌聞名的民族,我在日本留學時,有一次和同學去爬山,山路相當窄,上山和下山的人幾乎要擦肩而過,每當和下山的人相遇時,對方總會說:「午安!」這邊也馬上回應:「午安!」就這樣一路回應:「午安!」直到山頂,大概說了十來次「午安!」
那真是一次愉快的登山之旅,一句「午安!」拉近了陌生人的距離,心裡覺得很溫馨,我想台灣若能和日本一樣,陌生人邂遘時也互打招呼,這個社會一定更美好。
還有一次我騎著腳踏車,騎到巷子的十字路口時,側面也恰好有一位婦人騎著腳踏車過來,雙方趕緊煞了車,這時那位婦人開口說:「對不起!」而我沒有說半句話,因為照中國人的想法,巷子的十字路口又沒設紅綠燈,那樣的情況誰也沒錯,誰都不需道歉,可是照日本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行為引起別人的不便,就要道歉。真是有禮貌的民族,不是嗎?你們兩人有日本的血統(雖然只有四分之ㄧ),希望你們也和日本人一樣有禮貌,讓和你們接觸的人感覺溫馨,讓這社會更美好。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日本人是個以有禮貌聞名的民族,我在日本留學時,有一次和同學去爬山,山路相當窄,上山和下山的人幾乎要擦肩而過,每當和下山的人相遇時,對方總會說:「午安!」這邊也馬上回應:「午安!」就這樣一路回應:「午安!」直到山頂,大概說了十來次「午安!」
那真是一次愉快的登山之旅,一句「午安!」拉近了陌生人的距離,心裡覺得很溫馨,我想台灣若能和日本一樣,陌生人邂遘時也互打招呼,這個社會一定更美好。
還有一次我騎著腳踏車,騎到巷子的十字路口時,側面也恰好有一位婦人騎著腳踏車過來,雙方趕緊煞了車,這時那位婦人開口說:「對不起!」而我沒有說半句話,因為照中國人的想法,巷子的十字路口又沒設紅綠燈,那樣的情況誰也沒錯,誰都不需道歉,可是照日本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行為引起別人的不便,就要道歉。真是有禮貌的民族,不是嗎?你們兩人有日本的血統(雖然只有四分之ㄧ),希望你們也和日本人一樣有禮貌,讓和你們接觸的人感覺溫馨,讓這社會更美好。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三封信——談日本人為甚麼發動侵略?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上次我告訴你們日本人有禮貌、有同理心,或許你們會問:「如果日本人那麼會為他人著想,為甚麼會侵略中國、併吞韓國呢?」
其實,二次大戰前全世界沒甚麼秩序可言,基本上那是個強者欺負弱者的時代,日本也扮演了強者的角色,而中國與韓國則扮演弱者的角色。為甚麼當時的世界會變成這樣呢?好像一個老師不在的教室,任憑壞學生欺負乖學生,其他學生都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
這得從達爾文談起。達爾文發表演化論後,西方有人認為人類的社會也可用演化論來解釋,也就是優勝劣敗,強者生存,弱者遭淘汰。後來甚至有人認為白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應該統治比較低等的黃色與黑色人種,統治世界是白人被賦予的神聖使命。這套理論合理化了自從哥倫布以來西方不斷向外擴張爭奪殖民地的行為。日本西化(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感覺到這股風潮,當時就有敏感的日本人主張日本應該學西方向外擴張爭奪殖民地,否則國土面積狹窄又沒甚麼資源的日本將來勢必無法和西方列強抗衡,說不定最後也會被列強吞食。當時還有一位日本人認為世界最後將由代表白種人的美國與代表黃種人的日本決一死戰,在決戰之前,日本應該趕緊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趕緊搶奪亞洲鄰居的資源(因為日本不搶奪,西方列強也會去搶奪),以厚積實力。
這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背景,因此戰後有日本人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解,認為那是一種「自衛」,日本如果不那麼做,遲早會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這當然是一種強詞奪理,請問中國與韓國的權利在哪裡?日本沒有考慮到中國與韓國的感受嗎?難道日本有權利可以任意奪取中國與韓國的資源與土地來壯大自己,以對抗白人嗎?這樣日本和西方列強有何差別呢?
我記得蔣中正赴日留學時在船上寫了一首詩,那首詩大概是這樣: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還我河山還我國,
東來志豈在封侯?
當時全世界的確是騰騰殺氣,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日本人也被這個時代的氣氛感染而隨之起舞,當然倒楣的是中國、韓國等日本鄰旁的國家。
祝學業進步
爸爸留
上次我告訴你們日本人有禮貌、有同理心,或許你們會問:「如果日本人那麼會為他人著想,為甚麼會侵略中國、併吞韓國呢?」
其實,二次大戰前全世界沒甚麼秩序可言,基本上那是個強者欺負弱者的時代,日本也扮演了強者的角色,而中國與韓國則扮演弱者的角色。為甚麼當時的世界會變成這樣呢?好像一個老師不在的教室,任憑壞學生欺負乖學生,其他學生都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
這得從達爾文談起。達爾文發表演化論後,西方有人認為人類的社會也可用演化論來解釋,也就是優勝劣敗,強者生存,弱者遭淘汰。後來甚至有人認為白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應該統治比較低等的黃色與黑色人種,統治世界是白人被賦予的神聖使命。這套理論合理化了自從哥倫布以來西方不斷向外擴張爭奪殖民地的行為。日本西化(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感覺到這股風潮,當時就有敏感的日本人主張日本應該學西方向外擴張爭奪殖民地,否則國土面積狹窄又沒甚麼資源的日本將來勢必無法和西方列強抗衡,說不定最後也會被列強吞食。當時還有一位日本人認為世界最後將由代表白種人的美國與代表黃種人的日本決一死戰,在決戰之前,日本應該趕緊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趕緊搶奪亞洲鄰居的資源(因為日本不搶奪,西方列強也會去搶奪),以厚積實力。
這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背景,因此戰後有日本人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解,認為那是一種「自衛」,日本如果不那麼做,遲早會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這當然是一種強詞奪理,請問中國與韓國的權利在哪裡?日本沒有考慮到中國與韓國的感受嗎?難道日本有權利可以任意奪取中國與韓國的資源與土地來壯大自己,以對抗白人嗎?這樣日本和西方列強有何差別呢?
我記得蔣中正赴日留學時在船上寫了一首詩,那首詩大概是這樣: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還我河山還我國,
東來志豈在封侯?
當時全世界的確是騰騰殺氣,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日本人也被這個時代的氣氛感染而隨之起舞,當然倒楣的是中國、韓國等日本鄰旁的國家。
祝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四封信——談良心
親愛的樵樵、漁漁:
我今天早上去爬樓梯做運動時,在便利商店門口發現一枚五塊錢的硬幣,我猶豫了二秒鐘,決定不撿。不是因為五塊錢太少,懶得彎腰撿,而是因為撿了會讓我徒增困擾,如果撿了據為己有,我會良心不安,如果撿了送到警察局,未免小題大做,而且警察說不定會認為我頭腦有問題,於是我讓五塊錢繼續躺在原地,讓想撿的人去撿。
我每天早上去爬樓梯做運動時,路上會碰到很多陌生人,我盡量主動和他們打招呼道早安,如果有人回應我「早安!」我心情會感覺很愉悅,如果對方不理不睬,我也不會在意,因為我知道這兒是台灣,不是日本,台灣人對陌生人比較缺乏善意,或者說台灣人對陌生人比較有警惕心,他們會覺得你跟他非親非故,幹嘛跟他打招呼?是不是對他有企圖?但是對我而言,主動對陌生人打招呼釋出善意,是良心要我這麼做的,良心告訴我要改善社會必須從自己做起。
談到「良心」,我要給你們介紹一位偉大的人物,他就是美國的鋼鐵大王也是慈善大王的卡內基。卡內基前半輩子賺了成千上萬的財富,他的後半輩子就把他前半輩子賺來的錢幾乎完全回饋給社會,也就是做慈善。卡內基做的慈善很多,不勝枚舉,其中他最喜歡做的慈善是捐贈圖書館,因為他覺得圖書館對幼年窮苦的他受益良多,他從圖書館免費獲得許多寶貴的知識。卡內基捐贈的圖書館不僅限於美國,還遍及全世界,可以說每天陽光照射地球,總會照射到一座卡內基圖書館。卡內基還設立「英雄基金」,他認為在古代,砍殺敵人愈多的是英雄,可是在文明的現代,那些犧牲自己生命來救助他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那些真正的英雄往往因為犧牲生命而全家經濟頓失依靠,陷入貧窮困境。「英雄基金」便是用來援助那些英雄的家屬。
卡內基生平有個座右銘,那就是「傾聽你內心的聲音,跟隨它而行!」那個內心的聲音就是「良心」。
我希望你們這輩子也能跟卡內基一樣,隨著良心的聲音而行。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我今天早上去爬樓梯做運動時,在便利商店門口發現一枚五塊錢的硬幣,我猶豫了二秒鐘,決定不撿。不是因為五塊錢太少,懶得彎腰撿,而是因為撿了會讓我徒增困擾,如果撿了據為己有,我會良心不安,如果撿了送到警察局,未免小題大做,而且警察說不定會認為我頭腦有問題,於是我讓五塊錢繼續躺在原地,讓想撿的人去撿。
我每天早上去爬樓梯做運動時,路上會碰到很多陌生人,我盡量主動和他們打招呼道早安,如果有人回應我「早安!」我心情會感覺很愉悅,如果對方不理不睬,我也不會在意,因為我知道這兒是台灣,不是日本,台灣人對陌生人比較缺乏善意,或者說台灣人對陌生人比較有警惕心,他們會覺得你跟他非親非故,幹嘛跟他打招呼?是不是對他有企圖?但是對我而言,主動對陌生人打招呼釋出善意,是良心要我這麼做的,良心告訴我要改善社會必須從自己做起。
談到「良心」,我要給你們介紹一位偉大的人物,他就是美國的鋼鐵大王也是慈善大王的卡內基。卡內基前半輩子賺了成千上萬的財富,他的後半輩子就把他前半輩子賺來的錢幾乎完全回饋給社會,也就是做慈善。卡內基做的慈善很多,不勝枚舉,其中他最喜歡做的慈善是捐贈圖書館,因為他覺得圖書館對幼年窮苦的他受益良多,他從圖書館免費獲得許多寶貴的知識。卡內基捐贈的圖書館不僅限於美國,還遍及全世界,可以說每天陽光照射地球,總會照射到一座卡內基圖書館。卡內基還設立「英雄基金」,他認為在古代,砍殺敵人愈多的是英雄,可是在文明的現代,那些犧牲自己生命來救助他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那些真正的英雄往往因為犧牲生命而全家經濟頓失依靠,陷入貧窮困境。「英雄基金」便是用來援助那些英雄的家屬。
卡內基生平有個座右銘,那就是「傾聽你內心的聲音,跟隨它而行!」那個內心的聲音就是「良心」。
我希望你們這輩子也能跟卡內基一樣,隨著良心的聲音而行。
祝你們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五封信——談公德心
親愛的樵樵、漁漁:
今晨我去爬樓梯做運動時,氣管內突然有一口痰湧上來,本來我口袋中有準備一張衛生紙,這時我看見馬路邊有個有很多洞口的人孔蓋,人孔蓋下面就是排水溝,我為了省下這張衛生紙,便走到人孔蓋那邊,想把嘴中的痰吐進洞口,掉進排水溝,可是運氣不好,痰沒吐進洞裡,而是吐到洞旁邊的人孔蓋上,我想只要下一場雨,就會把痰沖進排水溝裡,於是回去繼續爬樓梯。可是我邊爬樓梯邊想︰「台中的氣候和汐止不一樣,很少下雨,那口痰一定會在人孔蓋上停留很久,萬一我那口痰中有細菌,萬一那些細菌在空氣中隨風飄,被旁人吸進身體而得病,豈不是我的罪過嗎?這種情況雖然機率很低,但是我不能確定百分之百不會發生,何況一口痰黏在人孔蓋上也不雅觀。」於是在爬完樓梯,我回去人孔蓋那邊,用衛生紙把痰擦乾淨,丟到附近的垃圾桶。我想這應該就是公德心。這也給我一個教訓,以後有痰就直接吐在衛生紙上,不要為了省下一張衛生紙而平添麻煩。
根據我的經驗,與歐美日本人相比,台灣人的公德心比較差,我曾經目睹台灣人嘴叼著竹牙籤視若無人地在飛機的走道上走動,我也多次看見台灣人在公共場所抽菸(根據日本人的研究,成人在行走時抽菸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成人垂手持香菸的高度和孩童眼睛的高度差不多,萬一手持香菸的成人旁邊,有一位好動頑皮的孩童,很容易釀成不幸。)、嚼檳榔,我還曾多次看見駕駛者把喝完的飲料空罐隨手往路旁的草叢或安全島丟,我也發現台灣的野狗及狗大便比歐美、日本還要多很多……真是罄竹難書(注意,這句成語一般是用在壞的方面)。
清朝末年,英國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公園豎立「華人與狗不得進公園」的警告牌,有人認為是奇恥大辱,可是在我看來,這是自取其辱,如果不是華人那麼缺乏公德心,在公園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踐踏草皮,別人怎會禁止你進入公園呢?別人怎會把你和狗同列呢?因為華人與狗都是來公園製造髒亂的,都是來公園給管理者增添麻煩的。難怪公園管理者不歡迎你進來。這不該怪自己嗎?
中國是個講究道德的民族,可是中國文化中偏偏缺乏公德心這項,儒家思想講四維八德,講忠孝節義,但是不講公德心,所以數十年前就有人倡導「第六倫」,也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主張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另外加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第六倫,也就是公德心。新加坡是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他們的政府知道要改掉華人缺乏公德心的惡習,只有用嚴刑這個辦法,幾年嚴刑施行下來,新加坡果然煥然一新,變成一個以乾淨和秩序聞名的城市,可見得華人是可以變得有公德心的,但是我想這不能只靠少數幾個有心人提倡,要政府下定決心,立嚴法確實施行,才能見效。
祝你們事事順利
爸爸留
今晨我去爬樓梯做運動時,氣管內突然有一口痰湧上來,本來我口袋中有準備一張衛生紙,這時我看見馬路邊有個有很多洞口的人孔蓋,人孔蓋下面就是排水溝,我為了省下這張衛生紙,便走到人孔蓋那邊,想把嘴中的痰吐進洞口,掉進排水溝,可是運氣不好,痰沒吐進洞裡,而是吐到洞旁邊的人孔蓋上,我想只要下一場雨,就會把痰沖進排水溝裡,於是回去繼續爬樓梯。可是我邊爬樓梯邊想︰「台中的氣候和汐止不一樣,很少下雨,那口痰一定會在人孔蓋上停留很久,萬一我那口痰中有細菌,萬一那些細菌在空氣中隨風飄,被旁人吸進身體而得病,豈不是我的罪過嗎?這種情況雖然機率很低,但是我不能確定百分之百不會發生,何況一口痰黏在人孔蓋上也不雅觀。」於是在爬完樓梯,我回去人孔蓋那邊,用衛生紙把痰擦乾淨,丟到附近的垃圾桶。我想這應該就是公德心。這也給我一個教訓,以後有痰就直接吐在衛生紙上,不要為了省下一張衛生紙而平添麻煩。
根據我的經驗,與歐美日本人相比,台灣人的公德心比較差,我曾經目睹台灣人嘴叼著竹牙籤視若無人地在飛機的走道上走動,我也多次看見台灣人在公共場所抽菸(根據日本人的研究,成人在行走時抽菸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成人垂手持香菸的高度和孩童眼睛的高度差不多,萬一手持香菸的成人旁邊,有一位好動頑皮的孩童,很容易釀成不幸。)、嚼檳榔,我還曾多次看見駕駛者把喝完的飲料空罐隨手往路旁的草叢或安全島丟,我也發現台灣的野狗及狗大便比歐美、日本還要多很多……真是罄竹難書(注意,這句成語一般是用在壞的方面)。
清朝末年,英國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公園豎立「華人與狗不得進公園」的警告牌,有人認為是奇恥大辱,可是在我看來,這是自取其辱,如果不是華人那麼缺乏公德心,在公園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踐踏草皮,別人怎會禁止你進入公園呢?別人怎會把你和狗同列呢?因為華人與狗都是來公園製造髒亂的,都是來公園給管理者增添麻煩的。難怪公園管理者不歡迎你進來。這不該怪自己嗎?
中國是個講究道德的民族,可是中國文化中偏偏缺乏公德心這項,儒家思想講四維八德,講忠孝節義,但是不講公德心,所以數十年前就有人倡導「第六倫」,也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主張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另外加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第六倫,也就是公德心。新加坡是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他們的政府知道要改掉華人缺乏公德心的惡習,只有用嚴刑這個辦法,幾年嚴刑施行下來,新加坡果然煥然一新,變成一個以乾淨和秩序聞名的城市,可見得華人是可以變得有公德心的,但是我想這不能只靠少數幾個有心人提倡,要政府下定決心,立嚴法確實施行,才能見效。
祝你們事事順利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六封信——談伊比鳩魯與追求快樂
親愛的樵樵、漁漁:
人生的目的是甚麼?人生的意義何在?人活著是為甚麼?
千百年來很多人為這個問題想破腦筋,也給了很多不同的答案。其中我覺得答得最好也最明快的是伊比鳩魯﹙Epicuros 西元前342—270﹚。他認為人生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尋求快樂。沒錯,人活在世間,本來就該快快樂樂。沒有人願意痛苦過一生。我介紹伊比鳩魯讓你們認識。
伊比鳩魯是西臘雅典人,他是一個貧窮教師的兒子。
希臘後期的時候,城市國家崩潰,新哲學豋場,那就是伊比鳩魯派和斯多亞學派﹙禁慾主義派﹚。伊比鳩魯派發展成昔勒尼學派的快樂主義,斯多亞學派則與犬儒學派的禁慾主義相通。斯多亞學派的始祖是芝諾(前336—264),這人講學的地方是一個有壁畫的柱廊(斯多亞),所以這派稱為斯多亞學派。
伊比鳩魯生於愛奧尼亞的薩摩斯島,35歲時,前往雅典定居,買了一棟有庭院的房子,並以此為學校。伊比鳩魯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之中不但有男有女,還有奴隸(希臘時期,奴隸普遍存在於社會)。
伊比鳩魯認為人到這世界上就要過得快樂。可是大多數人卻不快樂。他認為其實要過得快樂很簡單,只要能做到︰
一, 少欲知足。盡量簡化物質生活,把物質慾降到最低,便容易過得快樂。對伊比鳩魯而言,只要能夠吃一片麵包,喝一杯白開水,躺在地板上睡覺,就心滿意足了。
二, 不畏懼神。人們內心害怕兩樣東西,所以不快樂。一是害怕神。人們害怕侍候神不夠周到,怕遭到神的處罰。為了得知神的意旨,人們只好求教於神官(也就是現在的通靈者或乩童),可是那些神官哪裡會知道神的意旨呢?他們不過是騙吃騙喝的神棍罷了。人們聽信這些神棍,做了很多愚蠢的事(現代的很多愚夫愚婦還不是如此?)。其實,神根本不管人間的事,神哪會管張三偷了別人的錢,李四搞婚外情,王五每逢初一、十五不燒香?神才不管你們人世間的雞毛蒜皮事。人類之所以能夠享受文明進步的成果,完全是因為人類自己的努力,與神無關,因此不必感謝神,與其向神祈禱,不如信賴自己。
三, 不畏懼死。另一樣令人類害怕的就是死亡。人們知道自己遲早都會死,所以都害怕死,每天活在死亡的陰影中。但是死有甚麼好怕的呢?人死之後,就不存在了,就沒任何感覺了,有甚麼好怕的呢?人死了,就會和出生以前一樣,對這世界完全沒有感覺。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世紀前沒有出生而悲哀,既然如此,我們怎會因為一個世紀後沒有活著而悲哀呢?
關於神與人世的罪惡,伊比鳩魯提出四種狀況:
1. 神想要除惡,卻無能力除。
2. 神有能力除惡,卻不想除。
3. 神既無能力除惡,也不想除。
4. 神既有能力除惡,也想除惡。
如果神真的那麼偉大,並且能主宰萬物,那麼前面三種狀況就不會存在,必須是第四種狀況才行。可是如果是第四種狀況,為甚麼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著惡呢?
於是,伊比鳩魯得到一個結論:這世上根本沒有神,或者這世上雖然有神,可是這個神卻不管人間的事。既然如此,人何必要怕神呢?
對伊比鳩魯而言,人死後就不存在,沒有來世,也沒有輪迴。來世、輪迴之說都是騙人的或安慰人的。因此人必須把握此生,珍惜現在,追求快樂。但是追求快樂可不是追求感官式的、聲色犬馬的快樂,而是要追求內心的寧靜。
伊比鳩魯給人類提供了三大解放,一是從物質的慾望中解放,二是從神的陰影中解放,三是從死亡的陰影中解放。難怪馬克思讚美伊比鳩魯,說他是人類最偉大的解放者。
伊比鳩魯有三百卷著作,但只有少數書信與殘篇傳世,這可能是被基督徒破壞之故。因為在基督徒眼中,伊比鳩魯根本是無神論者,基督教要人把神擺在心中,伊比鳩魯卻教人把神拋在腦後,他們怎能容忍伊比鳩魯這種邪說迷惑眾生呢?當然只有徹底毀滅一途。
還有,後世人經常誤以為伊比鳩魯主義就是享樂主義,而享樂主義就是縱情於物慾、聲色。沒錯,伊比鳩魯主張人生的目的在於追求快樂,但是在伊比鳩魯眼中,快樂可不是酒色財氣,而是心靈的平靜。因此與其說伊比鳩魯主義是享樂主義,倒不如說是一種禁慾主義。不,在伊比鳩魯眼中,禁慾其實是為了享樂,享受心中真正的快樂。
由於伊比鳩魯主張快樂主義,他常被誤解,說他「像狗一樣不知廉恥」或「為了享受美食,每天兩次故意使自己嘔吐」或「與妓女交往」或「寫情書給自己學生的妻子」或「愛說黃色笑話」等,行為放蕩者甚至被稱為「伊比鳩魯的豬」。這些不實的中傷大半是斯多亞學派捏造的,其實伊比鳩魯是很嚴謹儉樸的人,他一餐只要一片麵包和一杯水就滿足了。他的快樂主義絕不是主張滿足口腹之慾或性愛之慾,他認為滿足這些身體的慾望之後,一定會帶來痛苦,真正的快樂是身心達到均衡、平靜的狀態,他說︰「與其睡在黃金打造的床上,享受豪華奢侈的大餐,而內心不平靜,不如睡在稻草上,而內心平靜要來得快樂。」他又說:「醫學解救我們肉體的病,哲學則是解救我們靈魂的病。哲學可以幫助我們從無知和偏見解放出來。」
伊比鳩魯享年71歲,他死於膀胱結石,據說死前很痛,但是在很多朋友的圍繞下,他卻死得很平靜。
你們說伊比鳩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人生的目的是甚麼?人生的意義何在?人活著是為甚麼?
千百年來很多人為這個問題想破腦筋,也給了很多不同的答案。其中我覺得答得最好也最明快的是伊比鳩魯﹙Epicuros 西元前342—270﹚。他認為人生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尋求快樂。沒錯,人活在世間,本來就該快快樂樂。沒有人願意痛苦過一生。我介紹伊比鳩魯讓你們認識。
伊比鳩魯是西臘雅典人,他是一個貧窮教師的兒子。
希臘後期的時候,城市國家崩潰,新哲學豋場,那就是伊比鳩魯派和斯多亞學派﹙禁慾主義派﹚。伊比鳩魯派發展成昔勒尼學派的快樂主義,斯多亞學派則與犬儒學派的禁慾主義相通。斯多亞學派的始祖是芝諾(前336—264),這人講學的地方是一個有壁畫的柱廊(斯多亞),所以這派稱為斯多亞學派。
伊比鳩魯生於愛奧尼亞的薩摩斯島,35歲時,前往雅典定居,買了一棟有庭院的房子,並以此為學校。伊比鳩魯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之中不但有男有女,還有奴隸(希臘時期,奴隸普遍存在於社會)。
伊比鳩魯認為人到這世界上就要過得快樂。可是大多數人卻不快樂。他認為其實要過得快樂很簡單,只要能做到︰
一, 少欲知足。盡量簡化物質生活,把物質慾降到最低,便容易過得快樂。對伊比鳩魯而言,只要能夠吃一片麵包,喝一杯白開水,躺在地板上睡覺,就心滿意足了。
二, 不畏懼神。人們內心害怕兩樣東西,所以不快樂。一是害怕神。人們害怕侍候神不夠周到,怕遭到神的處罰。為了得知神的意旨,人們只好求教於神官(也就是現在的通靈者或乩童),可是那些神官哪裡會知道神的意旨呢?他們不過是騙吃騙喝的神棍罷了。人們聽信這些神棍,做了很多愚蠢的事(現代的很多愚夫愚婦還不是如此?)。其實,神根本不管人間的事,神哪會管張三偷了別人的錢,李四搞婚外情,王五每逢初一、十五不燒香?神才不管你們人世間的雞毛蒜皮事。人類之所以能夠享受文明進步的成果,完全是因為人類自己的努力,與神無關,因此不必感謝神,與其向神祈禱,不如信賴自己。
三, 不畏懼死。另一樣令人類害怕的就是死亡。人們知道自己遲早都會死,所以都害怕死,每天活在死亡的陰影中。但是死有甚麼好怕的呢?人死之後,就不存在了,就沒任何感覺了,有甚麼好怕的呢?人死了,就會和出生以前一樣,對這世界完全沒有感覺。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世紀前沒有出生而悲哀,既然如此,我們怎會因為一個世紀後沒有活著而悲哀呢?
關於神與人世的罪惡,伊比鳩魯提出四種狀況:
1. 神想要除惡,卻無能力除。
2. 神有能力除惡,卻不想除。
3. 神既無能力除惡,也不想除。
4. 神既有能力除惡,也想除惡。
如果神真的那麼偉大,並且能主宰萬物,那麼前面三種狀況就不會存在,必須是第四種狀況才行。可是如果是第四種狀況,為甚麼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著惡呢?
於是,伊比鳩魯得到一個結論:這世上根本沒有神,或者這世上雖然有神,可是這個神卻不管人間的事。既然如此,人何必要怕神呢?
對伊比鳩魯而言,人死後就不存在,沒有來世,也沒有輪迴。來世、輪迴之說都是騙人的或安慰人的。因此人必須把握此生,珍惜現在,追求快樂。但是追求快樂可不是追求感官式的、聲色犬馬的快樂,而是要追求內心的寧靜。
伊比鳩魯給人類提供了三大解放,一是從物質的慾望中解放,二是從神的陰影中解放,三是從死亡的陰影中解放。難怪馬克思讚美伊比鳩魯,說他是人類最偉大的解放者。
伊比鳩魯有三百卷著作,但只有少數書信與殘篇傳世,這可能是被基督徒破壞之故。因為在基督徒眼中,伊比鳩魯根本是無神論者,基督教要人把神擺在心中,伊比鳩魯卻教人把神拋在腦後,他們怎能容忍伊比鳩魯這種邪說迷惑眾生呢?當然只有徹底毀滅一途。
還有,後世人經常誤以為伊比鳩魯主義就是享樂主義,而享樂主義就是縱情於物慾、聲色。沒錯,伊比鳩魯主張人生的目的在於追求快樂,但是在伊比鳩魯眼中,快樂可不是酒色財氣,而是心靈的平靜。因此與其說伊比鳩魯主義是享樂主義,倒不如說是一種禁慾主義。不,在伊比鳩魯眼中,禁慾其實是為了享樂,享受心中真正的快樂。
由於伊比鳩魯主張快樂主義,他常被誤解,說他「像狗一樣不知廉恥」或「為了享受美食,每天兩次故意使自己嘔吐」或「與妓女交往」或「寫情書給自己學生的妻子」或「愛說黃色笑話」等,行為放蕩者甚至被稱為「伊比鳩魯的豬」。這些不實的中傷大半是斯多亞學派捏造的,其實伊比鳩魯是很嚴謹儉樸的人,他一餐只要一片麵包和一杯水就滿足了。他的快樂主義絕不是主張滿足口腹之慾或性愛之慾,他認為滿足這些身體的慾望之後,一定會帶來痛苦,真正的快樂是身心達到均衡、平靜的狀態,他說︰「與其睡在黃金打造的床上,享受豪華奢侈的大餐,而內心不平靜,不如睡在稻草上,而內心平靜要來得快樂。」他又說:「醫學解救我們肉體的病,哲學則是解救我們靈魂的病。哲學可以幫助我們從無知和偏見解放出來。」
伊比鳩魯享年71歲,他死於膀胱結石,據說死前很痛,但是在很多朋友的圍繞下,他卻死得很平靜。
你們說伊比鳩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七封信——談南丁格爾與職業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一個人的一生中要是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自己喜歡的職業,他大概會是個幸福的人吧!護士的典範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南丁格爾是英國一位富豪的女兒。由於家裡太有錢了,不愁吃穿,她沒有必要擁有職業,也不需為生活工作。
當時上流階級的女性都是結婚生子,然後在社交界活躍。
十七歲的時候,有一天,南丁格爾聽到神的聲音。她後來回憶說︰「一八三七年二月七日,神對我說,要我為神工作。」
天職,上天(神)給予我的工作。
那究竟是什麼工作呢?
南丁格爾這樣想著,但是從小養尊處優的她卻始終想不出那是甚麼。
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
「每天過著無聊的生活,悶死人了!」南丁格爾自言自語說。
「除了年復一年失去青春之外,我每天活著,什麼收穫也沒有。」
七年之後,南丁格爾才知道是她的工作是什麼。又過了十年,才開始實行。
南丁格爾二十四歲時,經驗了一件令她難忘的事,那個經驗改變了她的一生。她後來回憶道︰
「這個夏天,我親眼目睹一位貧窮的婦人死去。她死的原因是在於照顧她的那些人全都是愚蠢的人。他們對待她,如同餵她吃砒霜。」
南丁格爾找到了她的天職。她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護士。但首先必須得到父母親的同意。
父母親強力反對。並說:「今後不要再說『護士』這種可恥的話。」並要她做很多事,以便讓她忘記這回事。
當時英國並沒有現代這種有專門訓練的護士。
當時的「護士」,肥胖、沒教養、好喝酒,與醫生關係曖昧,有時還兼差賣春,是一種令人瞧不起的職業。良家婦女絕不會去當護士。
南丁格爾後來在她的論文「醫院備忘錄」裡說:「醫院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就是不能對病人有害。」可見當時很多醫院都是對病人有害。
當時倫敦的醫院墮落、骯髒,第一次踏入醫院的人都會想吐。為了禦寒,窗戶;都釘上木板,因此病房光線昏暗。病床與病床緊密並排,很少更換床單。牆壁長青苔與霉,清掃工常因生重病而不支倒地。病患與病患常鬥毆甚至殺人。當時一般人生病不會住院,大多是請醫生來家中看診,由家人照顧,醫院可說是貧民生病時的收容所。
南丁格爾調查歐洲各地的醫院狀況,收集各種報告和統計數字。並且向各醫院發問卷調查。
終於,三十三歲時,她在倫敦的醫院擔任護士總監。這是聽到神的聲音後的第十六年。
後來,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爆發,英、法打俄國,因為俄國侵略土耳其。
當時在戰場上,病死者比戰死這還要多得多,戰死者一人對病死者七人。
前往克里米亞的士兵有一半進醫院。但是醫院的環境很糟糕,在醫院死的人當中,有四分之三不是因為戰傷,而是因為進了醫院後得到的病。
南丁格爾從報上得知這種慘狀之後,便帶著三十四名護士到前線。
果然,南丁格爾抵達數個月之後,死亡率立即減半。
南丁格爾把複雜的統計資料用圓圖和棒圖表示。她是這麼做的第一人。
她所著的「醫院備忘錄」是史上第一本有關醫院建築與醫院管理的書。
這本書到了現在仍是護士的聖經。書中提到︰
護士走路時衣服摩擦的聲音對病患都會很刺耳。
病患看到家人和醫生在病房門口或走廊說悄悄話,會覺得不安,懷疑自己的病情是否變嚴重了。
南丁格爾一生寫了一萬多封信。
在二十七歲時,她寫道:「在我的字典裡,沒有『絕望』這兩個字。」
南丁格爾一生沒有結婚。
她活到九十歲。
南丁格爾真是個幸福的人,她找到最適合她的職業,並且全心全力的做好它,永不氣餒,並且以自己的工作為樂。你們說南丁格爾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祝你們 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
爸爸留
一個人的一生中要是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自己喜歡的職業,他大概會是個幸福的人吧!護士的典範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南丁格爾是英國一位富豪的女兒。由於家裡太有錢了,不愁吃穿,她沒有必要擁有職業,也不需為生活工作。
當時上流階級的女性都是結婚生子,然後在社交界活躍。
十七歲的時候,有一天,南丁格爾聽到神的聲音。她後來回憶說︰「一八三七年二月七日,神對我說,要我為神工作。」
天職,上天(神)給予我的工作。
那究竟是什麼工作呢?
南丁格爾這樣想著,但是從小養尊處優的她卻始終想不出那是甚麼。
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
「每天過著無聊的生活,悶死人了!」南丁格爾自言自語說。
「除了年復一年失去青春之外,我每天活著,什麼收穫也沒有。」
七年之後,南丁格爾才知道是她的工作是什麼。又過了十年,才開始實行。
南丁格爾二十四歲時,經驗了一件令她難忘的事,那個經驗改變了她的一生。她後來回憶道︰
「這個夏天,我親眼目睹一位貧窮的婦人死去。她死的原因是在於照顧她的那些人全都是愚蠢的人。他們對待她,如同餵她吃砒霜。」
南丁格爾找到了她的天職。她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護士。但首先必須得到父母親的同意。
父母親強力反對。並說:「今後不要再說『護士』這種可恥的話。」並要她做很多事,以便讓她忘記這回事。
當時英國並沒有現代這種有專門訓練的護士。
當時的「護士」,肥胖、沒教養、好喝酒,與醫生關係曖昧,有時還兼差賣春,是一種令人瞧不起的職業。良家婦女絕不會去當護士。
南丁格爾後來在她的論文「醫院備忘錄」裡說:「醫院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就是不能對病人有害。」可見當時很多醫院都是對病人有害。
當時倫敦的醫院墮落、骯髒,第一次踏入醫院的人都會想吐。為了禦寒,窗戶;都釘上木板,因此病房光線昏暗。病床與病床緊密並排,很少更換床單。牆壁長青苔與霉,清掃工常因生重病而不支倒地。病患與病患常鬥毆甚至殺人。當時一般人生病不會住院,大多是請醫生來家中看診,由家人照顧,醫院可說是貧民生病時的收容所。
南丁格爾調查歐洲各地的醫院狀況,收集各種報告和統計數字。並且向各醫院發問卷調查。
終於,三十三歲時,她在倫敦的醫院擔任護士總監。這是聽到神的聲音後的第十六年。
後來,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爆發,英、法打俄國,因為俄國侵略土耳其。
當時在戰場上,病死者比戰死這還要多得多,戰死者一人對病死者七人。
前往克里米亞的士兵有一半進醫院。但是醫院的環境很糟糕,在醫院死的人當中,有四分之三不是因為戰傷,而是因為進了醫院後得到的病。
南丁格爾從報上得知這種慘狀之後,便帶著三十四名護士到前線。
果然,南丁格爾抵達數個月之後,死亡率立即減半。
南丁格爾把複雜的統計資料用圓圖和棒圖表示。她是這麼做的第一人。
她所著的「醫院備忘錄」是史上第一本有關醫院建築與醫院管理的書。
這本書到了現在仍是護士的聖經。書中提到︰
護士走路時衣服摩擦的聲音對病患都會很刺耳。
病患看到家人和醫生在病房門口或走廊說悄悄話,會覺得不安,懷疑自己的病情是否變嚴重了。
南丁格爾一生寫了一萬多封信。
在二十七歲時,她寫道:「在我的字典裡,沒有『絕望』這兩個字。」
南丁格爾一生沒有結婚。
她活到九十歲。
南丁格爾真是個幸福的人,她找到最適合她的職業,並且全心全力的做好它,永不氣餒,並且以自己的工作為樂。你們說南丁格爾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祝你們 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八封信——談卡內基與回饋社會
親愛的樵樵、漁漁:
我記得跟你們提過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享年84歲﹚這個人。
由於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很值得我們學習,今天我再詳細一點介紹他。
卡內基生性樂觀開朗,他在自傳這樣說:「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一件事,個性不是天生注定的,後天的培養有極大的可能空間。我們要讓心靈與身體一樣,盡量不要朝向陰暗面,要朝向光明面,讓自己的心靈朝向明亮的太陽,把小小的挫折拋諸腦後。聰明的人應該懂得這麼做。」
他那個時代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卡內基就是其中之ㄧ。當時的大富翁被稱為「小偷貴族」。法國的革命思想家布魯東也說:「財產就是搶劫來的!」在此之前,歐洲已有俗語︰「有錢人就是做壞事的人,不然就是做壞事者的財產繼承人。」
不過卡內基卻與一般的富豪截然不同,卡內基的人生故事就好像一枚錢幣,錢幣的正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賺錢——如何成為大富豪,錢幣的反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花錢——如何成為大慈善家。他的前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增加財富,他的後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減少財富。
把巨額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的富豪並不稀罕,很多慈善家在晚年時把一部分財富拿出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卻不是把他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而是把他財富的全部,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投入慈善事業。
為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把他人生最後二十年的歲月花在這上面。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不是閑餘的時候才做的事,他把它當作正式的職業。為甚麼卡內基不滿足於大富豪,而要成為專業的慈善家呢?
卡內基從小生長於貧窮家庭,因此自幼年起,他對金錢就有敏銳的感覺。在家裡每逢星期六,父母親就把一家的收入集合在一起,決定這些錢使用的方式,這裡面的每一元都是這個家的血和肉,不能隨便浪費。
卡內基生於蘇格蘭一個小鎮,1848年,卡內基13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的匹茲堡附近,此時父親43歲,母親34歲,弟弟5歲。
卡內基的母親是個堅強的女性,遭逢任何困難都不會輕易屈服,她在小時候就幫忙身為鞋匠的父親(卡內基的外祖父),因此學會縫製鞋子。卡內基的父親是織布匠,但因為遭受工業革命浪潮的衝擊,陷入經濟困境,不久,卡內基一家人就開始嘗到貧窮的滋味。父親每次把他的完成品拿到紡織業者那兒去的那一天,母親就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歸來,深怕他回來時兩手空空,紡織業者沒有交給他新的紡線,這意味她丈夫失業了。有一天母親的擔心終於成為事實,卡內基的父親真的失業了。母親不得不縫鞋子貼補家用,她每天工作到深夜,非常辛苦,但她從來不發半句牢騷。卡內基對他幼時的環境很滿意,認為比有錢人或大貴族的家庭要好得多。因為他擁有人格正直又深愛著他的父母親。
8歲時卡內基入學,他非常喜歡上學,如果有甚麼原因不得不請假,他就非常難過。他每天早上必須去家附近的井挑水,鎮上的家庭主婦通常在前一天就用水桶在井邊排隊,有時候為了先後順序問題,主婦間會爭吵不休,卡內基雖然是小孩,吵起架來,一點也不輸給大人。因此在這群主婦間,就給卡內基取了個綽號「麻煩的小孩」。
卡內基家的經濟景況依舊沒有改善,在這樣貧苦的狀況下,13歲時,卡內基不得不出外工作分擔家計的重責大任,卡內基一家的家計費每個月要25美元,一年要有300美元的收入才行,如果多少希望有點儲蓄,卡內基就必須出外工作。
有一天卡內基的伯伯到卡內基家裡來,向卡內基的母親建議讓卡內基到港口叫賣貨品,卡內基的伯伯是出自於善意,可是卡內基的母親聽到後卻生氣地大喊︰「甚麼?你要我的兒子到港口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賣東西?那樣的話,不如把他推到河裡淹死算了!」
在卡內基母親的眼光看來那種是很卑賤的工作,她寧可挨餓也不要他的孩子去做那種工作。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當時我們家的生活雖然很窮困,但是沒有其他家庭比我們家更有骨氣,我們家重視信用、自立心與自尊心甚於一切。」
父親不久停止織布匠的工作,到一個蘇格蘭人經營的棉紡織工廠上班,並且幫自己的兒子卡內基找到一份捲絲的工作。每週薪水一美元二十分。
卡內基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新的知識,他首先學會單式簿記,但是聽說大公司都使用複式簿記,他便去夜間學校學複式簿記。
卡內基都記得他每一階段的薪水,後來工作換成燒鍋爐水,週薪二美元,15歲時擔任電報送報員,週薪二美元五十分,17歲時擔任電信技術士助手,月薪二十五美元,18歲時在鐵路公司上班,月薪三十五美元……。
這種對金錢的敏銳感覺與執著心,無疑是卡內基後來成為大富豪的基本條件,但是光憑每階段週薪只增加二、三美元,並無法成為大富豪,他成為巨富的秘訣在於投資。
卡內基21歲時最初投資,他向親戚、朋友借了五百美元,投資一家運輸公司,當他獲得那家公司的十美元股利時,他高興地說︰「我抓到了一隻會生金雞蛋的母雞。」其後他的人生就是一直 在捕抓這種會生金雞蛋的母雞。他一看到好機會就投資,收入愈來愈多,到24歲升職為鐵路公司的管區長時,年收已達一千五百美元,四年後達到四萬七千美元,其中主要的收入當然不是來自於他的薪水,鐵路公司職員的薪水只有二千四百美元,他的主要所得來自於投資,可見卡內基投資的功力。
但是卡內基並不從事短期的股票投資,他說:「沒有比用長期的眼光投資股票更好的方法,被股票市場不斷變動的數字所迷惑的人會失去冷靜的判斷力,就好像喝醉酒的狀態一樣,相信謠言,看不見眼前的事實,寶山看成荒山,荒山看成寶山,投機是一種寄生蟲,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段話可以供台灣喜歡跑短線的股市投資人引為借鏡。
1863年卡內基設立「冠石﹙keystone﹚鐵橋公司」,當時美國的橋都是木造的,不容易持久,負載的重量也有限。自從「冠石鐵橋公司」成立之後,美國全土還有全世界,都普遍採用安全又耐久的鐵橋。由於「冠石鐵橋公司」使用的材料品質很高,因此做成的鐵橋無論遭逢多巨大的暴風雨,都能屹立不搖。不久全美國沒有一個州不使用「冠石鐵橋公司」的鐵橋。
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我沒有看過認真而沒有成功的公司。一般人往往把產品的問題擺在價格上,其實問題的真正根源是在於品質。」
南北戰爭期間,鐵的價格漲到一噸130美元,當時美國陷入鐵軌不足的危機,卡內基便於1864年在匹茲堡設立鐵軌製造公司。同時由於國內對機關車的需求也很高,卡內基也於1866年設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
「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方針是「不是最高品質的產品寧可不生產!」在這種對高品質執著的態度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業績蒸蒸日上。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每股100美元股票,到了1906年居然漲到每股3000美元,足足漲了30倍。而且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還每年配給股東高額的股息。
對卡內基而言,投資是成為新公司的共同出資者。他投資過鐵軌製造公司、機關車製造公司、鐵橋製造公司、石油公司以及鋼鐵公司,都很成功,成為巨富。他用四萬美元買的油田,第一年得到一百萬美元的純益,之後那油田的評價漲到五百萬美元。
33歲時,卡內基辭去鐵路公司的工作,到紐約設立卡內基投資公司,之後公司的經營只專心於製鋼公司,卡內基造鋼廠所生產的鋼鐵量佔全美國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他陸續合併其他鋼鐵公司,1881年卡內基47歲時,他成為美國最大鋼鐵公司的經營者。卡內基被稱為「鋼鐵王」,他擁有卡內基造鋼公司百分之五十八的股權,並且掌握所有的人事權。當時沒有課徵所得稅,這是產生大富豪的主要原因,美國憲法要到1913年才明白紀錄課徵所得稅。如果提早數十年實施累進稅率,或許不會產生卡內基這樣的超大富豪。
卡內基是個溫情主義的經營者,他仔細傾聽員工的要求並且盡量滿足他們。其他出資者對此常常抱怨,卡內基對他們說︰「我相信給員工高薪是好的投資,並且會有高的獲利率。」
卡內基在自傳裡寫道︰「勞工面對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資本家可以關閉工廠或商店,就算損失一時的利益,也不會引響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只要資本家一關閉工廠,勞工就突然失業,斷絕收入,生活馬上會面臨危機,不僅沒錢買家庭必需品,而且生病了也沒錢治療。我們要保護的不是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勞工。」
他似乎把世間的現象都當成投資與獲利的關係來看。不過,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是最好的投資。
除了投資賺錢和慈善事業之外,卡內基另一個關心的是提高自己的教養。
他完全拒絕與紐約的富豪階級交際應酬。他經常出入美國最高水準的學者知識份子所聚集的俱樂部,並且與詩人埃默森有密切的交往,顯然,卡內基的興趣跟一般富豪不同。
卡內基的知識都是自己學來的,他接受的正式學校教育只有在蘇格蘭的小學讀了五年書。但是看他能與當時著名的知識份子對等交際,可見他有相當的人文素養。事實上卡內基也是個著述家,他寫了兩本旅行記,一本瓦特傳記,一生還在雜誌上發表68篇論文,並且持續向報社的意見欄投書,最後的二十年間,他向紐約時報和倫敦時報總共投書177則,由此可知卡內基對政治經濟等問題懷有廣泛的關心。
卡內基把蘇格蘭的詩人羅伯特.邦斯﹙1759—1796﹚的詩句「你只要敬畏你良心的聲音,跟隨它!」當成自己一生的座右銘。卡內基在三十多歲時就已經確定賺錢絕不是跟隨良心的聲音。33歲的時候,他在筆記本上寫︰「我33歲了,年收五萬美元,我不再增加財產了,我決定將多餘的錢每年用於慈善事業,我要住在英國的牛津,與身懷學養的人交往,吸收知識,為此,必須花三年的時間努力讀書,之後,住在倫敦,獲取報社或雜誌的經營權,為了幫助貧窮的人,報導社會問題。」
1867年卡內基從匹茲堡搬到紐約,他不久就發覺這兩個城市的不同,匹茲堡是個腳踏實地的製造業城市,紐約則充滿了投機氣氛,幾乎每一個上班族都在買賣股票,很多人接近卡內基都是為了投機目的,許多人提供卡內基投機的機會,可是卡內基都不為所動。他在自傳中寫道︰「你的注意力如果擺在股票市場的漲漲跌跌,你就會喪失冷靜的判斷力。投機是吞蝕判斷力的寄生蟲,毫無任何價值。」
卡內基是個樂觀的人,他在自傳中寫道︰「人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出來的,應該把煩惱一笑拋諸天際。還沒來到河邊不需要渡橋,還沒碰到惡魔也不需要顫抖,不必要的憂愁費心是很愚蠢的,在還沒有發生實際的災難之前,一切事情會順利進行,即使實際上災難發生,十之八九會比想像中輕易解決,聰明的人會隨時保持樂觀。」
卡內基又說︰「人應該要有理想、有目標,賺錢是最壞的目標,崇拜財富是最惡劣的偶像崇拜。我做任何事都要做得徹底,我必須選擇一種能夠提高品格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一直忙碌於工作,老是在思考如何在短時間內賺更多錢,我會墮落到永遠無法救贖。
我想35歲時就退休,然後花兩年受教育,過著完全讀書的生活。」
這是卡內基「良心的聲音」。
可是諷刺的是,寫完這段話之後,卡內基的事業進入輝煌騰達蒸蒸日上的階段,他的工作愈來愈忙碌,他的財產愈來愈增加,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良心的聲音」。52歲的時候,卡內基對當時的英國首相格拉德史通說:「我如果死的時候還是個富翁,那真是一種可恥的死法。」
33歲,在筆記本上寫上要從事慈善事業的心願後,又過了33年,卡內基才有機會從事業抽手,專心做他「減少財富」的計畫。
在美國,除了卡內基之外,努力從事慈善事業的富豪也有很多人,像洛克斐勒、福特等人,但是卡內基與其他慈善家截然不同的是其他人把慈善事業當老後回饋社會的附帶工作,卡內基卻把慈善事業當成他自己的「正式事業」在做。他把前半輩子努力投資、努力經營事業所累積的財富視為是下半輩子從事慈善事業的手段。有些道德感比較重的年輕人在拼命賺錢之餘,總覺得生命很空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空虛感就逐漸淡忘。卡內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這種道德感從年輕的時代起一直持續著,一直沒有消退。而且一般的慈善家是把多餘的錢回饋社會,卡內基則是把所有的錢幾乎都回饋給社會。
54歲的時候,卡內基在雜誌發表「財富」論文,指出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是資本主義的「自然法則」,但是這個「法則」的結果是造成社會的不公平,為了消弭這個不公平,富豪的義務是把過剩的財富分配給社會。
大部分的人獲得巨額的財富,會覺得很幸福,認為人生大半的目的已經達成,卡內基則想得更遠,他思考這些巨額的財富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一 般人是把它當成遺產留給家人,卡內基卻認為這是最壞的方法,把遺產捐給慈善團體也是個辦法,但是誰也無法保證那些慈善團體會有效運用那些遺產,卡內基想到的方法是趁著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按照自己的判斷,從事慈善事業。
卡內基認為如果慈善金使用得不好,不但對這社會沒有好處,反而會帶來禍害,應該想辦法鼓勵人們努力向上。而且不要有「施予」或「贈送」的念頭,這樣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
卡內基構想出的「科學式慈善事業」是建設大學、圖書館、醫院、公園、音樂廳、市民集會場。
1901年卡內基66歲的時候,他把卡內基造鋼廠賣掉,獲得約三億美元的資金,連同其他資產,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合計為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現在多少錢很難換算,但是有一個參考數字。1906年舊金山發生大地震,舊金山市連燒了三天三夜,二萬五千棟建築物燒毀,452人死亡,無家可歸的有22萬人以上,受害總額估計有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約等於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換言之,卡內基捐出了復興舊金山市所需要花費的金額。
在此之前,卡內基也曾經捐贈公共澡堂給蘇格蘭的故鄉,或捐贈風琴給父親常去的教會,或建設有名的卡內基音樂廳,但是這些捐贈與他後來的慈善事業相比,有如九牛一毛。
卡內基造鋼廠雖然賣掉了,且改名為US造鋼廠,但是裡面的員工有的在工作中受傷,或是死亡,他們的家屬乏人照料,為此卡內基拿出五百萬美元做為基金來援助這些舊員工,卡內基認為這是報答他們曾經為公司賣力工作。這是他的第一件慈善工作,接著,卡內基捐贈5025萬美元,在紐約市蓋68所圖書館。然後在布魯克林市蓋20所圖書館。並且在自己的故鄉的鎮上也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卡內基也在他們一家人移民到美國最初所居住的阿雷凱尼市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在這期間,匹茲堡市也請求捐贈圖書館,卡內基當然慷慨允諾。
卡內基曾經說:「圖書館就是我的大學。」他的知識大部分來自於圖書館,所以他帶著感恩的心,對蓋圖書館不遺餘力。
接著,卡內基也捐贈博物館、美術館、技術學校和女子學校。卡內基覺得他在匹茲堡累積很多財富,匹茲堡對他有恩,因此他捐贈給匹茲堡2800美元作為回饋。
卡內基第二大捐贈是在華盛頓市設立卡內基協會,並捐贈給協會2500美元。這個協會歷年來所作的成績是:第一,用銅和木頭製造一艘卡內基號遊艇,在世界各處航海,改正早期畫的錯誤海洋地圖。因為以前的測量船隻都是用鐵做的,由於磁力的關係,會引響羅盤的正確性,因此早期的海洋測量出現很多錯誤。卡納德輪船在亞速爾群島觸礁,就是因為海圖的誤差。由於卡內基號遊艇的重新測量,提供了人類正確的海圖,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
卡內基協會的第二項成績是在加州威魯斯恩山海拔1800公尺的地點設立天文觀測站。這個觀測站照了很多天文照片,第一張照片發現16個恆星,第二張照片發現60個恆星,第三張照片發現超過100個恆星。在這些恆星當中,有幾個有太陽的20倍大,有的恆星離地球很遠,它們發射的光抵達地球要花8年。
卡內基協會的第三項成績,也是卡內基最得意的傑作,是設立「英雄基金」。
有一天卡內基從報上得知某個炭坑發生意外,一個坑夫為了救助同伴不幸身亡。
卡內基的友人李查德.華德森.基魯德寫了一首詩送給卡內基。那首詩是這樣︰
戰鼓聲啊!戰爭的廝殺聲啊!請停止吧!
戰爭英雄的故事已經聽太多了。
漫長的戰火伴隨著多少的犧牲?
女人們露出慘白的臉色,
像岩石一樣反對男人們的惡行。
受傷的幼兒沉默著,
幼兒的傷是母親胸口的痛,
安靜的學者呼籲放棄戰爭,
以真實為名,皺起眉頭,
在法治國家,
市民的英雄,
與世界站在同樣一邊,
能夠解救好幾千人的性命。
卡內基看完這首詩,很感動,便決定設立「英雄基金」。
卡內基說︰「過去的野蠻時代,所謂英雄,就是指能夠殺傷很多敵人的人,而那些敵人跟自己一樣其實都是人類。在今天的文明社會,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指奉獻同胞,救助他們的人。」「英雄基金」就是要救濟那些捨身取義——現代英雄的家屬。
1904年卡內基以500萬美元設立「英雄基金」,之後,卡內基不但在他的祖國英國也創設「英雄基金」,還將「英雄基金」延伸到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和丹麥等國。
卡內基第四大捐贈是1905年以高齡大學教授為對象所設立的卡內基教育振興財團。
卡內基認為所有的職業當中,大學的教授得到社會上最高的尊敬,可是他們的薪水卻太低了。為指導年輕人而付出一生的教授,只能得到麻雀的眼淚般少的酬勞。卡內基擔任某大學的理事之後,才知道大學教授的薪水還比不上卡內基公司的一般職員,這樣的收入根本無法為老後存錢,卡內基知道這個事實後,嚇了一跳,他立刻拿出一千萬美元設立「卡內基教授年金基金」來援助大學教授。
卡內基還以100萬美元設立大學信託基金,從每年的利息當中,撥出一半做為貧窮學生的學費,剩下的一半做為改善大學的資金。
終其一生,安德魯卡內基都熱愛閱讀,所以他想要捐款贊助教育及閱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卡內基年輕時,住在陸軍上校詹姆士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的住家附近,這位上校允許所有的勞工男孩免費使用他的私人圖書館。當時,美國並沒有免費的公共圖書館。
卡內基從未忘記陸軍上校安德森的慷慨,因此,卡內基有錢之後也贊助教育。他資助城鎮建造圖書館,總共興建了2,000多所公共圖書館。他也投入了1 億2千5百萬美元創辦了卡內基社團法人 (Carnegie Corporation) ,宗旨在於幫助大學及其他學校。
他生涯所蓋的圖書館總共有2811所,合計金額為5036萬4808美元。2811所圖書館中,1946所是建於美國,除了羅德‧艾伊蘭德州一個州之外,其他每一州至少少有一所卡內基圖書館存在。此外,卡內基圖書館還遍及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摩利塔斯、斐濟島等地,可以說太陽每天都會照射到地球上某一處的卡內基圖書館。
卡內基捐贈的只是興建圖書館的費用,購買圖書以及圖書館運作的人事費用則需要靠當地的政府或自治團體自己來負擔,這叫拋磚引玉,卡內基拋出磚塊,要當地政府也共襄盛舉,來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
新的卡內基圖書館落成時的剪綵儀式,他一定出席,目的是希望其他富豪也能和他一樣回饋社會。在英國,他每在一個城市捐贈圖書館,就會得到榮譽市民證。榮譽市民證成了卡內基收藏的嗜好,他一共獲得57個城市頒給的榮譽市民證,這個記錄到現在還無人能破。
慈善事業家卡內基的名聲傳遍全世界,他在紐約的辦公室每天有700封要求捐贈的信寄來,為了處理這些信件,卡內基還必須另外聘請一位專任秘書。
卡內基曾捐贈管風琴給教會的事傳開後,美國和英國的教會寄來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卡內基又必須聘請一位專任秘書來處理這些信件。他並不是有求必應,教會必須先回答幾個問題,再由專任秘書去調查教會的財政狀況,然後決定是否捐贈,即使決定捐贈,也只捐贈一半的錢,倒不是卡內基出不起全額,而是他希望教會自己也要出點力,不要完全靠別人,就跟他捐贈圖書館一樣。
卡內基不喜歡捐錢給宗教團體,但是他認為教會唯一的好處是音樂,因此無論哪個宗派,只要有請求,他都會捐贈管風琴。但是捐贈款只有一半,另一半教會自己必須想辦法,而且管風琴上不准刻「卡內基捐贈」之類的文字,他不想藉此到處留名。
卡內基總共捐贈了7689台管風琴,這跟宗教信仰無關。卡內基說︰「我獲得了超過我應得的人生幸福,所以,我對神已沒有任何祈求,我們活在宇宙的法則之中,所以我們應默默垂頭,接受內在良心的指引,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不管現在或死後,都不應該要求任何報酬。」
卡內基最關心的事是教育,他的慈善事業基金約有八成是用在教育上。
卡內基設立的大學只有於1900年投下1200萬美元設立的「卡內基工科大學」。全美國各大學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寄來,卡內基都一一到各大學調查,如果沒有確實的需要,他一毛錢也不會出。
卡內基曾經說︰「和賺錢比起來,花錢要難上十倍。」
的確,如何有效使用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是一件相當花神的一件事。
1910年卡內基還投下1000萬美元設立「國際和平卡內基基金」鼓吹世界和平。
此外,雖然沒有對外公佈,卡內基也默默地捐贈生活費給各式各樣需要的人,海倫.凱勒就是其中的一人。卡內基說:「當我發現有很多人只要一點點錢的援助,老後的生活就能由落魄變成幸福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就這樣,卡內基在最初的十年慈善事業,花了一億八千萬美元,可是還剩下差不多同樣的金額,而且還不段增加利息。卡內基在心中想︰在我有生之年,我能把這些錢花掉嗎?難道我終究要可恥地死去嗎?報紙每年都會刊登卡內基與洛克斐勒的「慈善事業比賽」,每次都是卡內基領先。
卡內基再怎麼絞盡腦汁也想不出甚麼新點子的慈善事業,75歲的時候,他決定把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委託給值得信賴的學者、知識份子,以「學問的普及與發展」為目的,在紐約設立卡內基財團。這個財團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慈善事業組織,直到1947年福特財團增加資本額為止。
就這樣,卡內基終於在死前幾乎花光他的財富,即便如此,1919年,卡內基在84歲去世時,仍舊留下三千萬美元的遺產,在此之前,他已經贈予他的妻子和一位獨生女足夠她們衣食無缺的金錢,這三千萬美元的遺產,三分之二給卡內基財團,剩下的三分之一贈送給故鄉丹發姆林的親戚和朋友。在此之前,卡內基已經多次捐錢給故鄉丹發姆林,丹發姆林人口不到三萬人,因此這個城市平均每個人可以說在全世界獲得卡內基最多的恩惠。
卡內基的一生雖然得到金錢之神的寵愛,可是他絕不會被巨額的金錢迷惑,他一直把握自己的人生原則,往自己決定的目標邁進,那個目標就是回饋社會、造福人群。
卡內基的人生真精采,不是嗎?祝你們也有個
精采的人生
爸爸留
我記得跟你們提過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享年84歲﹚這個人。
由於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很值得我們學習,今天我再詳細一點介紹他。
卡內基生性樂觀開朗,他在自傳這樣說:「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一件事,個性不是天生注定的,後天的培養有極大的可能空間。我們要讓心靈與身體一樣,盡量不要朝向陰暗面,要朝向光明面,讓自己的心靈朝向明亮的太陽,把小小的挫折拋諸腦後。聰明的人應該懂得這麼做。」
他那個時代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卡內基就是其中之ㄧ。當時的大富翁被稱為「小偷貴族」。法國的革命思想家布魯東也說:「財產就是搶劫來的!」在此之前,歐洲已有俗語︰「有錢人就是做壞事的人,不然就是做壞事者的財產繼承人。」
不過卡內基卻與一般的富豪截然不同,卡內基的人生故事就好像一枚錢幣,錢幣的正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賺錢——如何成為大富豪,錢幣的反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花錢——如何成為大慈善家。他的前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增加財富,他的後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減少財富。
把巨額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的富豪並不稀罕,很多慈善家在晚年時把一部分財富拿出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卻不是把他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而是把他財富的全部,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投入慈善事業。
為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把他人生最後二十年的歲月花在這上面。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不是閑餘的時候才做的事,他把它當作正式的職業。為甚麼卡內基不滿足於大富豪,而要成為專業的慈善家呢?
卡內基從小生長於貧窮家庭,因此自幼年起,他對金錢就有敏銳的感覺。在家裡每逢星期六,父母親就把一家的收入集合在一起,決定這些錢使用的方式,這裡面的每一元都是這個家的血和肉,不能隨便浪費。
卡內基生於蘇格蘭一個小鎮,1848年,卡內基13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的匹茲堡附近,此時父親43歲,母親34歲,弟弟5歲。
卡內基的母親是個堅強的女性,遭逢任何困難都不會輕易屈服,她在小時候就幫忙身為鞋匠的父親(卡內基的外祖父),因此學會縫製鞋子。卡內基的父親是織布匠,但因為遭受工業革命浪潮的衝擊,陷入經濟困境,不久,卡內基一家人就開始嘗到貧窮的滋味。父親每次把他的完成品拿到紡織業者那兒去的那一天,母親就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歸來,深怕他回來時兩手空空,紡織業者沒有交給他新的紡線,這意味她丈夫失業了。有一天母親的擔心終於成為事實,卡內基的父親真的失業了。母親不得不縫鞋子貼補家用,她每天工作到深夜,非常辛苦,但她從來不發半句牢騷。卡內基對他幼時的環境很滿意,認為比有錢人或大貴族的家庭要好得多。因為他擁有人格正直又深愛著他的父母親。
8歲時卡內基入學,他非常喜歡上學,如果有甚麼原因不得不請假,他就非常難過。他每天早上必須去家附近的井挑水,鎮上的家庭主婦通常在前一天就用水桶在井邊排隊,有時候為了先後順序問題,主婦間會爭吵不休,卡內基雖然是小孩,吵起架來,一點也不輸給大人。因此在這群主婦間,就給卡內基取了個綽號「麻煩的小孩」。
卡內基家的經濟景況依舊沒有改善,在這樣貧苦的狀況下,13歲時,卡內基不得不出外工作分擔家計的重責大任,卡內基一家的家計費每個月要25美元,一年要有300美元的收入才行,如果多少希望有點儲蓄,卡內基就必須出外工作。
有一天卡內基的伯伯到卡內基家裡來,向卡內基的母親建議讓卡內基到港口叫賣貨品,卡內基的伯伯是出自於善意,可是卡內基的母親聽到後卻生氣地大喊︰「甚麼?你要我的兒子到港口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賣東西?那樣的話,不如把他推到河裡淹死算了!」
在卡內基母親的眼光看來那種是很卑賤的工作,她寧可挨餓也不要他的孩子去做那種工作。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當時我們家的生活雖然很窮困,但是沒有其他家庭比我們家更有骨氣,我們家重視信用、自立心與自尊心甚於一切。」
父親不久停止織布匠的工作,到一個蘇格蘭人經營的棉紡織工廠上班,並且幫自己的兒子卡內基找到一份捲絲的工作。每週薪水一美元二十分。
卡內基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新的知識,他首先學會單式簿記,但是聽說大公司都使用複式簿記,他便去夜間學校學複式簿記。
卡內基都記得他每一階段的薪水,後來工作換成燒鍋爐水,週薪二美元,15歲時擔任電報送報員,週薪二美元五十分,17歲時擔任電信技術士助手,月薪二十五美元,18歲時在鐵路公司上班,月薪三十五美元……。
這種對金錢的敏銳感覺與執著心,無疑是卡內基後來成為大富豪的基本條件,但是光憑每階段週薪只增加二、三美元,並無法成為大富豪,他成為巨富的秘訣在於投資。
卡內基21歲時最初投資,他向親戚、朋友借了五百美元,投資一家運輸公司,當他獲得那家公司的十美元股利時,他高興地說︰「我抓到了一隻會生金雞蛋的母雞。」其後他的人生就是一直 在捕抓這種會生金雞蛋的母雞。他一看到好機會就投資,收入愈來愈多,到24歲升職為鐵路公司的管區長時,年收已達一千五百美元,四年後達到四萬七千美元,其中主要的收入當然不是來自於他的薪水,鐵路公司職員的薪水只有二千四百美元,他的主要所得來自於投資,可見卡內基投資的功力。
但是卡內基並不從事短期的股票投資,他說:「沒有比用長期的眼光投資股票更好的方法,被股票市場不斷變動的數字所迷惑的人會失去冷靜的判斷力,就好像喝醉酒的狀態一樣,相信謠言,看不見眼前的事實,寶山看成荒山,荒山看成寶山,投機是一種寄生蟲,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段話可以供台灣喜歡跑短線的股市投資人引為借鏡。
1863年卡內基設立「冠石﹙keystone﹚鐵橋公司」,當時美國的橋都是木造的,不容易持久,負載的重量也有限。自從「冠石鐵橋公司」成立之後,美國全土還有全世界,都普遍採用安全又耐久的鐵橋。由於「冠石鐵橋公司」使用的材料品質很高,因此做成的鐵橋無論遭逢多巨大的暴風雨,都能屹立不搖。不久全美國沒有一個州不使用「冠石鐵橋公司」的鐵橋。
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我沒有看過認真而沒有成功的公司。一般人往往把產品的問題擺在價格上,其實問題的真正根源是在於品質。」
南北戰爭期間,鐵的價格漲到一噸130美元,當時美國陷入鐵軌不足的危機,卡內基便於1864年在匹茲堡設立鐵軌製造公司。同時由於國內對機關車的需求也很高,卡內基也於1866年設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
「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方針是「不是最高品質的產品寧可不生產!」在這種對高品質執著的態度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業績蒸蒸日上。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每股100美元股票,到了1906年居然漲到每股3000美元,足足漲了30倍。而且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還每年配給股東高額的股息。
對卡內基而言,投資是成為新公司的共同出資者。他投資過鐵軌製造公司、機關車製造公司、鐵橋製造公司、石油公司以及鋼鐵公司,都很成功,成為巨富。他用四萬美元買的油田,第一年得到一百萬美元的純益,之後那油田的評價漲到五百萬美元。
33歲時,卡內基辭去鐵路公司的工作,到紐約設立卡內基投資公司,之後公司的經營只專心於製鋼公司,卡內基造鋼廠所生產的鋼鐵量佔全美國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他陸續合併其他鋼鐵公司,1881年卡內基47歲時,他成為美國最大鋼鐵公司的經營者。卡內基被稱為「鋼鐵王」,他擁有卡內基造鋼公司百分之五十八的股權,並且掌握所有的人事權。當時沒有課徵所得稅,這是產生大富豪的主要原因,美國憲法要到1913年才明白紀錄課徵所得稅。如果提早數十年實施累進稅率,或許不會產生卡內基這樣的超大富豪。
卡內基是個溫情主義的經營者,他仔細傾聽員工的要求並且盡量滿足他們。其他出資者對此常常抱怨,卡內基對他們說︰「我相信給員工高薪是好的投資,並且會有高的獲利率。」
卡內基在自傳裡寫道︰「勞工面對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資本家可以關閉工廠或商店,就算損失一時的利益,也不會引響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只要資本家一關閉工廠,勞工就突然失業,斷絕收入,生活馬上會面臨危機,不僅沒錢買家庭必需品,而且生病了也沒錢治療。我們要保護的不是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勞工。」
他似乎把世間的現象都當成投資與獲利的關係來看。不過,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是最好的投資。
除了投資賺錢和慈善事業之外,卡內基另一個關心的是提高自己的教養。
他完全拒絕與紐約的富豪階級交際應酬。他經常出入美國最高水準的學者知識份子所聚集的俱樂部,並且與詩人埃默森有密切的交往,顯然,卡內基的興趣跟一般富豪不同。
卡內基的知識都是自己學來的,他接受的正式學校教育只有在蘇格蘭的小學讀了五年書。但是看他能與當時著名的知識份子對等交際,可見他有相當的人文素養。事實上卡內基也是個著述家,他寫了兩本旅行記,一本瓦特傳記,一生還在雜誌上發表68篇論文,並且持續向報社的意見欄投書,最後的二十年間,他向紐約時報和倫敦時報總共投書177則,由此可知卡內基對政治經濟等問題懷有廣泛的關心。
卡內基把蘇格蘭的詩人羅伯特.邦斯﹙1759—1796﹚的詩句「你只要敬畏你良心的聲音,跟隨它!」當成自己一生的座右銘。卡內基在三十多歲時就已經確定賺錢絕不是跟隨良心的聲音。33歲的時候,他在筆記本上寫︰「我33歲了,年收五萬美元,我不再增加財產了,我決定將多餘的錢每年用於慈善事業,我要住在英國的牛津,與身懷學養的人交往,吸收知識,為此,必須花三年的時間努力讀書,之後,住在倫敦,獲取報社或雜誌的經營權,為了幫助貧窮的人,報導社會問題。」
1867年卡內基從匹茲堡搬到紐約,他不久就發覺這兩個城市的不同,匹茲堡是個腳踏實地的製造業城市,紐約則充滿了投機氣氛,幾乎每一個上班族都在買賣股票,很多人接近卡內基都是為了投機目的,許多人提供卡內基投機的機會,可是卡內基都不為所動。他在自傳中寫道︰「你的注意力如果擺在股票市場的漲漲跌跌,你就會喪失冷靜的判斷力。投機是吞蝕判斷力的寄生蟲,毫無任何價值。」
卡內基是個樂觀的人,他在自傳中寫道︰「人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出來的,應該把煩惱一笑拋諸天際。還沒來到河邊不需要渡橋,還沒碰到惡魔也不需要顫抖,不必要的憂愁費心是很愚蠢的,在還沒有發生實際的災難之前,一切事情會順利進行,即使實際上災難發生,十之八九會比想像中輕易解決,聰明的人會隨時保持樂觀。」
卡內基又說︰「人應該要有理想、有目標,賺錢是最壞的目標,崇拜財富是最惡劣的偶像崇拜。我做任何事都要做得徹底,我必須選擇一種能夠提高品格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一直忙碌於工作,老是在思考如何在短時間內賺更多錢,我會墮落到永遠無法救贖。
我想35歲時就退休,然後花兩年受教育,過著完全讀書的生活。」
這是卡內基「良心的聲音」。
可是諷刺的是,寫完這段話之後,卡內基的事業進入輝煌騰達蒸蒸日上的階段,他的工作愈來愈忙碌,他的財產愈來愈增加,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良心的聲音」。52歲的時候,卡內基對當時的英國首相格拉德史通說:「我如果死的時候還是個富翁,那真是一種可恥的死法。」
33歲,在筆記本上寫上要從事慈善事業的心願後,又過了33年,卡內基才有機會從事業抽手,專心做他「減少財富」的計畫。
在美國,除了卡內基之外,努力從事慈善事業的富豪也有很多人,像洛克斐勒、福特等人,但是卡內基與其他慈善家截然不同的是其他人把慈善事業當老後回饋社會的附帶工作,卡內基卻把慈善事業當成他自己的「正式事業」在做。他把前半輩子努力投資、努力經營事業所累積的財富視為是下半輩子從事慈善事業的手段。有些道德感比較重的年輕人在拼命賺錢之餘,總覺得生命很空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空虛感就逐漸淡忘。卡內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這種道德感從年輕的時代起一直持續著,一直沒有消退。而且一般的慈善家是把多餘的錢回饋社會,卡內基則是把所有的錢幾乎都回饋給社會。
54歲的時候,卡內基在雜誌發表「財富」論文,指出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是資本主義的「自然法則」,但是這個「法則」的結果是造成社會的不公平,為了消弭這個不公平,富豪的義務是把過剩的財富分配給社會。
大部分的人獲得巨額的財富,會覺得很幸福,認為人生大半的目的已經達成,卡內基則想得更遠,他思考這些巨額的財富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一 般人是把它當成遺產留給家人,卡內基卻認為這是最壞的方法,把遺產捐給慈善團體也是個辦法,但是誰也無法保證那些慈善團體會有效運用那些遺產,卡內基想到的方法是趁著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按照自己的判斷,從事慈善事業。
卡內基認為如果慈善金使用得不好,不但對這社會沒有好處,反而會帶來禍害,應該想辦法鼓勵人們努力向上。而且不要有「施予」或「贈送」的念頭,這樣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
卡內基構想出的「科學式慈善事業」是建設大學、圖書館、醫院、公園、音樂廳、市民集會場。
1901年卡內基66歲的時候,他把卡內基造鋼廠賣掉,獲得約三億美元的資金,連同其他資產,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合計為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現在多少錢很難換算,但是有一個參考數字。1906年舊金山發生大地震,舊金山市連燒了三天三夜,二萬五千棟建築物燒毀,452人死亡,無家可歸的有22萬人以上,受害總額估計有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約等於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換言之,卡內基捐出了復興舊金山市所需要花費的金額。
在此之前,卡內基也曾經捐贈公共澡堂給蘇格蘭的故鄉,或捐贈風琴給父親常去的教會,或建設有名的卡內基音樂廳,但是這些捐贈與他後來的慈善事業相比,有如九牛一毛。
卡內基造鋼廠雖然賣掉了,且改名為US造鋼廠,但是裡面的員工有的在工作中受傷,或是死亡,他們的家屬乏人照料,為此卡內基拿出五百萬美元做為基金來援助這些舊員工,卡內基認為這是報答他們曾經為公司賣力工作。這是他的第一件慈善工作,接著,卡內基捐贈5025萬美元,在紐約市蓋68所圖書館。然後在布魯克林市蓋20所圖書館。並且在自己的故鄉的鎮上也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卡內基也在他們一家人移民到美國最初所居住的阿雷凱尼市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在這期間,匹茲堡市也請求捐贈圖書館,卡內基當然慷慨允諾。
卡內基曾經說:「圖書館就是我的大學。」他的知識大部分來自於圖書館,所以他帶著感恩的心,對蓋圖書館不遺餘力。
接著,卡內基也捐贈博物館、美術館、技術學校和女子學校。卡內基覺得他在匹茲堡累積很多財富,匹茲堡對他有恩,因此他捐贈給匹茲堡2800美元作為回饋。
卡內基第二大捐贈是在華盛頓市設立卡內基協會,並捐贈給協會2500美元。這個協會歷年來所作的成績是:第一,用銅和木頭製造一艘卡內基號遊艇,在世界各處航海,改正早期畫的錯誤海洋地圖。因為以前的測量船隻都是用鐵做的,由於磁力的關係,會引響羅盤的正確性,因此早期的海洋測量出現很多錯誤。卡納德輪船在亞速爾群島觸礁,就是因為海圖的誤差。由於卡內基號遊艇的重新測量,提供了人類正確的海圖,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
卡內基協會的第二項成績是在加州威魯斯恩山海拔1800公尺的地點設立天文觀測站。這個觀測站照了很多天文照片,第一張照片發現16個恆星,第二張照片發現60個恆星,第三張照片發現超過100個恆星。在這些恆星當中,有幾個有太陽的20倍大,有的恆星離地球很遠,它們發射的光抵達地球要花8年。
卡內基協會的第三項成績,也是卡內基最得意的傑作,是設立「英雄基金」。
有一天卡內基從報上得知某個炭坑發生意外,一個坑夫為了救助同伴不幸身亡。
卡內基的友人李查德.華德森.基魯德寫了一首詩送給卡內基。那首詩是這樣︰
戰鼓聲啊!戰爭的廝殺聲啊!請停止吧!
戰爭英雄的故事已經聽太多了。
漫長的戰火伴隨著多少的犧牲?
女人們露出慘白的臉色,
像岩石一樣反對男人們的惡行。
受傷的幼兒沉默著,
幼兒的傷是母親胸口的痛,
安靜的學者呼籲放棄戰爭,
以真實為名,皺起眉頭,
在法治國家,
市民的英雄,
與世界站在同樣一邊,
能夠解救好幾千人的性命。
卡內基看完這首詩,很感動,便決定設立「英雄基金」。
卡內基說︰「過去的野蠻時代,所謂英雄,就是指能夠殺傷很多敵人的人,而那些敵人跟自己一樣其實都是人類。在今天的文明社會,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指奉獻同胞,救助他們的人。」「英雄基金」就是要救濟那些捨身取義——現代英雄的家屬。
1904年卡內基以500萬美元設立「英雄基金」,之後,卡內基不但在他的祖國英國也創設「英雄基金」,還將「英雄基金」延伸到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和丹麥等國。
卡內基第四大捐贈是1905年以高齡大學教授為對象所設立的卡內基教育振興財團。
卡內基認為所有的職業當中,大學的教授得到社會上最高的尊敬,可是他們的薪水卻太低了。為指導年輕人而付出一生的教授,只能得到麻雀的眼淚般少的酬勞。卡內基擔任某大學的理事之後,才知道大學教授的薪水還比不上卡內基公司的一般職員,這樣的收入根本無法為老後存錢,卡內基知道這個事實後,嚇了一跳,他立刻拿出一千萬美元設立「卡內基教授年金基金」來援助大學教授。
卡內基還以100萬美元設立大學信託基金,從每年的利息當中,撥出一半做為貧窮學生的學費,剩下的一半做為改善大學的資金。
終其一生,安德魯卡內基都熱愛閱讀,所以他想要捐款贊助教育及閱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卡內基年輕時,住在陸軍上校詹姆士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的住家附近,這位上校允許所有的勞工男孩免費使用他的私人圖書館。當時,美國並沒有免費的公共圖書館。
卡內基從未忘記陸軍上校安德森的慷慨,因此,卡內基有錢之後也贊助教育。他資助城鎮建造圖書館,總共興建了2,000多所公共圖書館。他也投入了1 億2千5百萬美元創辦了卡內基社團法人 (Carnegie Corporation) ,宗旨在於幫助大學及其他學校。
他生涯所蓋的圖書館總共有2811所,合計金額為5036萬4808美元。2811所圖書館中,1946所是建於美國,除了羅德‧艾伊蘭德州一個州之外,其他每一州至少少有一所卡內基圖書館存在。此外,卡內基圖書館還遍及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摩利塔斯、斐濟島等地,可以說太陽每天都會照射到地球上某一處的卡內基圖書館。
卡內基捐贈的只是興建圖書館的費用,購買圖書以及圖書館運作的人事費用則需要靠當地的政府或自治團體自己來負擔,這叫拋磚引玉,卡內基拋出磚塊,要當地政府也共襄盛舉,來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
新的卡內基圖書館落成時的剪綵儀式,他一定出席,目的是希望其他富豪也能和他一樣回饋社會。在英國,他每在一個城市捐贈圖書館,就會得到榮譽市民證。榮譽市民證成了卡內基收藏的嗜好,他一共獲得57個城市頒給的榮譽市民證,這個記錄到現在還無人能破。
慈善事業家卡內基的名聲傳遍全世界,他在紐約的辦公室每天有700封要求捐贈的信寄來,為了處理這些信件,卡內基還必須另外聘請一位專任秘書。
卡內基曾捐贈管風琴給教會的事傳開後,美國和英國的教會寄來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卡內基又必須聘請一位專任秘書來處理這些信件。他並不是有求必應,教會必須先回答幾個問題,再由專任秘書去調查教會的財政狀況,然後決定是否捐贈,即使決定捐贈,也只捐贈一半的錢,倒不是卡內基出不起全額,而是他希望教會自己也要出點力,不要完全靠別人,就跟他捐贈圖書館一樣。
卡內基不喜歡捐錢給宗教團體,但是他認為教會唯一的好處是音樂,因此無論哪個宗派,只要有請求,他都會捐贈管風琴。但是捐贈款只有一半,另一半教會自己必須想辦法,而且管風琴上不准刻「卡內基捐贈」之類的文字,他不想藉此到處留名。
卡內基總共捐贈了7689台管風琴,這跟宗教信仰無關。卡內基說︰「我獲得了超過我應得的人生幸福,所以,我對神已沒有任何祈求,我們活在宇宙的法則之中,所以我們應默默垂頭,接受內在良心的指引,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不管現在或死後,都不應該要求任何報酬。」
卡內基最關心的事是教育,他的慈善事業基金約有八成是用在教育上。
卡內基設立的大學只有於1900年投下1200萬美元設立的「卡內基工科大學」。全美國各大學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寄來,卡內基都一一到各大學調查,如果沒有確實的需要,他一毛錢也不會出。
卡內基曾經說︰「和賺錢比起來,花錢要難上十倍。」
的確,如何有效使用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是一件相當花神的一件事。
1910年卡內基還投下1000萬美元設立「國際和平卡內基基金」鼓吹世界和平。
此外,雖然沒有對外公佈,卡內基也默默地捐贈生活費給各式各樣需要的人,海倫.凱勒就是其中的一人。卡內基說:「當我發現有很多人只要一點點錢的援助,老後的生活就能由落魄變成幸福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就這樣,卡內基在最初的十年慈善事業,花了一億八千萬美元,可是還剩下差不多同樣的金額,而且還不段增加利息。卡內基在心中想︰在我有生之年,我能把這些錢花掉嗎?難道我終究要可恥地死去嗎?報紙每年都會刊登卡內基與洛克斐勒的「慈善事業比賽」,每次都是卡內基領先。
卡內基再怎麼絞盡腦汁也想不出甚麼新點子的慈善事業,75歲的時候,他決定把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委託給值得信賴的學者、知識份子,以「學問的普及與發展」為目的,在紐約設立卡內基財團。這個財團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慈善事業組織,直到1947年福特財團增加資本額為止。
就這樣,卡內基終於在死前幾乎花光他的財富,即便如此,1919年,卡內基在84歲去世時,仍舊留下三千萬美元的遺產,在此之前,他已經贈予他的妻子和一位獨生女足夠她們衣食無缺的金錢,這三千萬美元的遺產,三分之二給卡內基財團,剩下的三分之一贈送給故鄉丹發姆林的親戚和朋友。在此之前,卡內基已經多次捐錢給故鄉丹發姆林,丹發姆林人口不到三萬人,因此這個城市平均每個人可以說在全世界獲得卡內基最多的恩惠。
卡內基的一生雖然得到金錢之神的寵愛,可是他絕不會被巨額的金錢迷惑,他一直把握自己的人生原則,往自己決定的目標邁進,那個目標就是回饋社會、造福人群。
卡內基的人生真精采,不是嗎?祝你們也有個
精采的人生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九封信——談史懷哲與貢獻人類
親愛的樵樵、漁漁:
人類最偉大的情操就是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成全別人的幸福。史懷哲﹙Schweitzer﹐Albert 1875—1965﹚就是這樣的偉人。
史懷哲在自傳「我的生活與思想」裡有以下一段文章︰「我現在即將實行的計畫是長久以來就構想好的,事情的源起是在學生時代,我週遭有很多人掙扎在懊惱和苦難之中,而只有我卻活得幸福快樂,這一直令我難以釋懷,小學的時候,看見同班同學家裡遭遇不幸,可是我卻生在牧師之家,過著理想的家庭生活,兩相比照之下,讓我心裡很難過。在大學的時候,我可以享受因為研究科學與藝術而得到的充實感,可是我一直無法忘懷因為缺乏物質條件或健康狀態不佳而無法享受這種幸福的人。1896年,在一個有燦爛陽光的夏日早晨,我在學校宿舍睡醒,突然想到我不能把自己所享受的幸福視為理所當然,我必須有某種付出才行。這時候窗外的小鳥正在吱吱叫,我靜靜地陷入沉思,在起床之前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允許自己在三十歲之前,為了學問與藝術而活,但是過了三十歲,我就要把我的人生直接奉獻給人類。」
21歲的時候就懷抱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欽佩,年輕人懷抱理想,滿腔熱血,並不少見,但是一般人想歸想,做歸做。史懷哲難得的是,他真正做到他的理想。史懷哲說:「為你的理想而活,不要因為生活,而喪失你的理想!」
史懷哲自己也承認他在輕的時候就獲得別人奮鬥一生也難以得到的名聲。但是史懷哲卻毅然決然放棄一切成就,為了實踐他的理想,到非洲行醫。
史懷哲在30歲的時候,已經擁有神學博士與哲學博士的頭銜,他是大學神學部的講師,也是聖托瑪斯教會的主事,也是世界知名的管風琴演奏者,同時是巴哈的研究者,他更是世界最有名的管風琴製造者,後來他還新加入一個頭銜——醫學博士,一個人竟然有這麼多專長與頭銜,真是令人驚訝!
史懷哲小時候並非神童或天才,他出生於德國與法國的邊界地區——阿爾薩斯(Elsas)的一個小鎮凱撒堡(Kaysersberg),這是位於法國中部的東方,與德國相鄰界的萊茵河西側地方,所以當地人以德、法語作為通用的語言。史懷哲在孩童時期即能熟練自如地使用兩國語言。根據他的講述,家庭裡寫信時習慣用法文,著述和演講時用德文。當時阿爾薩斯正屬於德國,所以史懷哲的母語應該是德文。德法兩國常為了這塊地區打仗,所以阿爾薩斯有時候屬於德國,有時候屬於法國。
史懷哲是一個牧師的長男,史懷哲小時功課不好,中學時候因為成績太差,父親還被叫到學校談話,學校甚至建議讓這個學生退學。其後,他遇見一位優秀的老師,他的成績才變好。
史懷哲自少年的時候,就對音樂有敏銳的感受性,或許是受其祖先影響(阿爾薩斯祖先中有牧師、老師和管風琴師),史懷哲極賦有音樂方面的天份。
史懷哲從五歲起開始彈鋼琴,八歲起彈管風琴,他在六、七歲時,第一次聽到二部合唱,因為太感動而差一點暈倒,同時他第一次聽到金管樂器的吹奏樂,也是因為太感動而失神,由此可見他的音樂感受性非比尋常。九歲的時候,史懷哲在他父親的教會演奏管風琴。十六歲的時候因為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好幾天處於失神狀態。如果他一輩子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他大概會選擇音樂家吧!當三十八歲第一次向非洲出發時,巴黎的巴哈學會不忍心使這位音樂天才被埋沒於非洲叢林裡,便贈送史懷哲一項意想不到的禮物;這是一台特殊打造足足三噸重的鋼琴,它有大風琴(Great)一樣的鍵盤,並附有管風琴踏式板(Pedal)。為了對抗非洲經年潮濕的氣候和白蟻,鋼琴的表層全部用鋅細心鍍過。這部構造異常特殊的大樂器,後來陪伴史懷哲在非洲度過半個世紀的歲月。
大學的時候,史懷哲研究哲學和神學,他對耶穌的生涯產生共鳴。這對史懷哲的思想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換句話說,他想成為現代的耶穌。
當史懷哲決定三十歲之前為學問和藝術而活,三十歲之後要把自己奉獻給人類時,他並沒有具體的奉獻計畫。一開始他想幫助孤兒、流浪漢、剛釋放出來的囚犯等弱勢族群,可是實行沒多久,他就發覺這不是個人做得到的。三十歲生日後沒多久,一個秋日,他偶爾讀到巴黎傳教師協會的傳單,那份傳單是在描述非洲剛果地區的慘狀,並且援助人員極端不足。其中一篇題為「剛果區傳教工作的需要」。這篇文章這樣寫道:「在非洲大陸叢林中,生活著一大群不信主的土人,該地沒有傳教士,生病時沒有藥吃,他們不懂真理、知識低落……凡是那些能堅決回答上帝的呼召,勇敢地說:『主啊!我要跟隨您』……」。這時史懷哲口裡也跟著唸道:「當主耶穌點頭示意的時候,懂得說:『主啊!我要跟隨您』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人。……」史懷哲讀了這份傳單後,便下定決心到非洲去救人。
史懷哲要到非洲並不像一般傳教士到非洲向未開化的土著傳教,他認為「光向他們談愛和宗教是不夠的,應該化為實際的行動才行,剛果須要要的不是傳教士或老師,他們很明顯需要的是醫生。」
於是已經三十歲的史懷哲下定決心成為醫生,他開始努力研讀醫學方面的書。他的父母親和朋友知道了,以為史懷哲發瘋了。為甚麼他要放棄大好前途?即使要去非洲,他為甚麼不以傳教士的身分到那兒傳教?史懷哲週遭的人都反對他到非洲行醫。的確,一個擁有哲學博士和神學博士的男人,而且還是管風琴演奏大師的人,到了三十歲才改行學醫學,這種例子實在太少見了,甚至可說絕無僅有。為了到非洲行醫,把光輝燦爛的經歷與前程全部放棄,難怪他的父母親和朋友要反對。但是這正是史懷哲偉大的地方,一般人的想法是即使要行善,也是盡量發揮自己已經擁有的專長。偉大的人則是如果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要花精力和時間學習新能力也不以為意。
就這樣,史懷哲一方面擔任大學神學部講師,一方面在同一間大學的醫學部當學生。他讀了八年,他在讀醫學的同時,還要繼續教授神學,星期天也要上教堂說教,有時候還要開管風琴演奏會,並且還繼續製作管風琴,而且他在研究神學的同時,也研究巴哈,每天過著忙碌的生活。即使後來到了非洲,他依然過著忙碌的生活。
史懷哲在壯年時期,常在旅途中安排每天十六小時的時間來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清晨四點,朋友勸他說:「你不應該蠟燭兩頭都燒著。」而他則回答道:「如果蠟燭很長,為什麼不可以?」
1913年38歲的史懷哲帶著夫人和76箱行李從法國的波爾多港出發。一年前與史懷哲結婚的夫人很支持丈夫史懷哲的計畫,她擁有護士的資格,史懷哲在非洲為當地人手術時,她就負責麻醉工作。史懷哲在法國殖民地蘭巴蓮建設醫院。這裡是法國傳教士團的根據地,他們為史懷哲和他的夫人提供了一片空地,作為興建醫院和這對夫妻的住家所用,但是史懷哲和他的夫人必須自己設法興蓋醫院和住家。
他們一抵達蘭巴蓮,行李還沒解開,就有病患來報到,一開始不得不使用養雞屋作為診療室,不久就蓋好具有診療室、手術室和藥局的醫院。最初的九個月來了兩千位患者。病患的病名有象皮病、破傷風、赤痢、肺炎、心臟病、精神病、肺結核、疝氣、瘧疾等五花八門,這讓史懷哲感覺非洲人肉體上的悲慘比想像中還要嚴重得多。但是他感覺很高興,他來到一個需要他的地方。
但是病人越來越多,需要興建新的醫院才行。可是在當時的非洲,要招募足夠的工人來蓋醫院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使招募到足夠的工人,那些工人也懶懶散散,一點工作的意願也沒有,史懷哲只好自己也下去工作,從畫設計圖到集合建築材料再到拖木材到建築工地,史懷哲都必須親自下去做。他真是一位甚麼都行的全方位人物,學者、藝術家、醫生、設計師、木匠。其實他是來到蘭巴蓮才學會做設計師與木匠。這也是史懷哲了不起的地方,當環境需要他具備甚麼能力,他就會努力把它學會。
當小小的醫院完工,醫療工作也漸上軌道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德國籍的史懷哲成為法國軍的俘虜,結果他初次在非洲只待了四年。但是史懷哲並不因此而氣餒,他下決心有機會還要回非洲繼續他未完的工作。
史懷哲回到歐洲時,他身背著一屁股債,還生著病,如果他就這樣結束非洲的行醫,大概就沒有後來的偉人史懷哲。約三年的時間史懷哲在歐洲各地舉辦管風琴演奏會和演講,等蓄積了足夠的資金,史懷哲於1924年再度前往非洲蘭巴蓮。這個時候他已經49歲。
蘭巴蓮的醫院已經荒廢,但是史懷哲一抵達當地,就被許多等待醫療的病患包圍,他又開始一面行醫一面做木匠的忙碌生活。數年後一棟新醫院完成了,之後,不斷增蓋,最後完成了一棟容納四百張非洲人用病床與二十張歐洲人用病床的醫院。並且開墾了90公頃的農地,達到某種程度的糧食自給自足。醫生、護士和助手也慢慢增加,歐洲和美國也出現一些願意援助醫院營運的團體。
史懷哲對非洲人一些愚昧的習俗有時也感到無奈,例如他們只吃用自己的鍋煮的食物,不管禁止幾次他們還是不改在自己的床下用火,他們還認為施行手術的醫生是食人鬼,而且他們只認同同種族的人,其他種族的人即使在痛苦的呻吟,他們也不願幫忙抬擔架,還有病患偷走醫院的蚊帳連夜逃走,還有手術之後叫人偷偷地將切下來腫瘤拿到病床邉用木棒敲打以「報復」這個腫瘤帶給他的痛苦。
史懷哲認為維持發展生命是善的,否定生命是惡的。這裡的生命,指的不只是人的生命,還包括動物和植物。對史懷哲而言,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尊敬生命應該是文化的基本價值。
有一次有人送一束花給史懷哲,史懷哲對那個人說:「不要把花摘下,因為花和你一樣,也有生存的權利。」還有一次,一隻螞蟻在一位來客身上爬來爬去,那位來客正想把螞蟻捏死,史懷哲看了對來客說:「螞蟻是我的朋友耶!」但是人類為了救人不得不殺細菌,為了獲得糧食不得不殺動、植物。因此「尊敬生命」正確地說,就是避免無用的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懷哲基於尊重生命的信念,宣布他反對核子武器,並且向全世界呼籲和平。
1952年史懷哲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史懷哲去世的前一年1964年,史懷哲醫院的新病患數為5275人,手術數為944人,出產為352人。這所醫院被當地政府改名為史懷哲和平紀念醫院,現在還依舊存在。
史懷哲曾說:「我相信人的理想意欲比流露在外表的還要多得多,就像地下的流水遠比眼睛看到地上的流水還要多得多。人類內心密藏的理想主義,遠比流露在外,表現在世俗還要多得多。因此,我們要把地下的流水引到地面上,要把密藏在內心的理想主義解放出來,人類正在期盼著。」
史懷哲還說︰「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蘭巴蓮。」
史懷哲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燈塔。祝你們找到
自己的蘭巴蓮
爸爸留
人類最偉大的情操就是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成全別人的幸福。史懷哲﹙Schweitzer﹐Albert 1875—1965﹚就是這樣的偉人。
史懷哲在自傳「我的生活與思想」裡有以下一段文章︰「我現在即將實行的計畫是長久以來就構想好的,事情的源起是在學生時代,我週遭有很多人掙扎在懊惱和苦難之中,而只有我卻活得幸福快樂,這一直令我難以釋懷,小學的時候,看見同班同學家裡遭遇不幸,可是我卻生在牧師之家,過著理想的家庭生活,兩相比照之下,讓我心裡很難過。在大學的時候,我可以享受因為研究科學與藝術而得到的充實感,可是我一直無法忘懷因為缺乏物質條件或健康狀態不佳而無法享受這種幸福的人。1896年,在一個有燦爛陽光的夏日早晨,我在學校宿舍睡醒,突然想到我不能把自己所享受的幸福視為理所當然,我必須有某種付出才行。這時候窗外的小鳥正在吱吱叫,我靜靜地陷入沉思,在起床之前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允許自己在三十歲之前,為了學問與藝術而活,但是過了三十歲,我就要把我的人生直接奉獻給人類。」
21歲的時候就懷抱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欽佩,年輕人懷抱理想,滿腔熱血,並不少見,但是一般人想歸想,做歸做。史懷哲難得的是,他真正做到他的理想。史懷哲說:「為你的理想而活,不要因為生活,而喪失你的理想!」
史懷哲自己也承認他在輕的時候就獲得別人奮鬥一生也難以得到的名聲。但是史懷哲卻毅然決然放棄一切成就,為了實踐他的理想,到非洲行醫。
史懷哲在30歲的時候,已經擁有神學博士與哲學博士的頭銜,他是大學神學部的講師,也是聖托瑪斯教會的主事,也是世界知名的管風琴演奏者,同時是巴哈的研究者,他更是世界最有名的管風琴製造者,後來他還新加入一個頭銜——醫學博士,一個人竟然有這麼多專長與頭銜,真是令人驚訝!
史懷哲小時候並非神童或天才,他出生於德國與法國的邊界地區——阿爾薩斯(Elsas)的一個小鎮凱撒堡(Kaysersberg),這是位於法國中部的東方,與德國相鄰界的萊茵河西側地方,所以當地人以德、法語作為通用的語言。史懷哲在孩童時期即能熟練自如地使用兩國語言。根據他的講述,家庭裡寫信時習慣用法文,著述和演講時用德文。當時阿爾薩斯正屬於德國,所以史懷哲的母語應該是德文。德法兩國常為了這塊地區打仗,所以阿爾薩斯有時候屬於德國,有時候屬於法國。
史懷哲是一個牧師的長男,史懷哲小時功課不好,中學時候因為成績太差,父親還被叫到學校談話,學校甚至建議讓這個學生退學。其後,他遇見一位優秀的老師,他的成績才變好。
史懷哲自少年的時候,就對音樂有敏銳的感受性,或許是受其祖先影響(阿爾薩斯祖先中有牧師、老師和管風琴師),史懷哲極賦有音樂方面的天份。
史懷哲從五歲起開始彈鋼琴,八歲起彈管風琴,他在六、七歲時,第一次聽到二部合唱,因為太感動而差一點暈倒,同時他第一次聽到金管樂器的吹奏樂,也是因為太感動而失神,由此可見他的音樂感受性非比尋常。九歲的時候,史懷哲在他父親的教會演奏管風琴。十六歲的時候因為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好幾天處於失神狀態。如果他一輩子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他大概會選擇音樂家吧!當三十八歲第一次向非洲出發時,巴黎的巴哈學會不忍心使這位音樂天才被埋沒於非洲叢林裡,便贈送史懷哲一項意想不到的禮物;這是一台特殊打造足足三噸重的鋼琴,它有大風琴(Great)一樣的鍵盤,並附有管風琴踏式板(Pedal)。為了對抗非洲經年潮濕的氣候和白蟻,鋼琴的表層全部用鋅細心鍍過。這部構造異常特殊的大樂器,後來陪伴史懷哲在非洲度過半個世紀的歲月。
大學的時候,史懷哲研究哲學和神學,他對耶穌的生涯產生共鳴。這對史懷哲的思想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換句話說,他想成為現代的耶穌。
當史懷哲決定三十歲之前為學問和藝術而活,三十歲之後要把自己奉獻給人類時,他並沒有具體的奉獻計畫。一開始他想幫助孤兒、流浪漢、剛釋放出來的囚犯等弱勢族群,可是實行沒多久,他就發覺這不是個人做得到的。三十歲生日後沒多久,一個秋日,他偶爾讀到巴黎傳教師協會的傳單,那份傳單是在描述非洲剛果地區的慘狀,並且援助人員極端不足。其中一篇題為「剛果區傳教工作的需要」。這篇文章這樣寫道:「在非洲大陸叢林中,生活著一大群不信主的土人,該地沒有傳教士,生病時沒有藥吃,他們不懂真理、知識低落……凡是那些能堅決回答上帝的呼召,勇敢地說:『主啊!我要跟隨您』……」。這時史懷哲口裡也跟著唸道:「當主耶穌點頭示意的時候,懂得說:『主啊!我要跟隨您』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人。……」史懷哲讀了這份傳單後,便下定決心到非洲去救人。
史懷哲要到非洲並不像一般傳教士到非洲向未開化的土著傳教,他認為「光向他們談愛和宗教是不夠的,應該化為實際的行動才行,剛果須要要的不是傳教士或老師,他們很明顯需要的是醫生。」
於是已經三十歲的史懷哲下定決心成為醫生,他開始努力研讀醫學方面的書。他的父母親和朋友知道了,以為史懷哲發瘋了。為甚麼他要放棄大好前途?即使要去非洲,他為甚麼不以傳教士的身分到那兒傳教?史懷哲週遭的人都反對他到非洲行醫。的確,一個擁有哲學博士和神學博士的男人,而且還是管風琴演奏大師的人,到了三十歲才改行學醫學,這種例子實在太少見了,甚至可說絕無僅有。為了到非洲行醫,把光輝燦爛的經歷與前程全部放棄,難怪他的父母親和朋友要反對。但是這正是史懷哲偉大的地方,一般人的想法是即使要行善,也是盡量發揮自己已經擁有的專長。偉大的人則是如果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要花精力和時間學習新能力也不以為意。
就這樣,史懷哲一方面擔任大學神學部講師,一方面在同一間大學的醫學部當學生。他讀了八年,他在讀醫學的同時,還要繼續教授神學,星期天也要上教堂說教,有時候還要開管風琴演奏會,並且還繼續製作管風琴,而且他在研究神學的同時,也研究巴哈,每天過著忙碌的生活。即使後來到了非洲,他依然過著忙碌的生活。
史懷哲在壯年時期,常在旅途中安排每天十六小時的時間來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清晨四點,朋友勸他說:「你不應該蠟燭兩頭都燒著。」而他則回答道:「如果蠟燭很長,為什麼不可以?」
1913年38歲的史懷哲帶著夫人和76箱行李從法國的波爾多港出發。一年前與史懷哲結婚的夫人很支持丈夫史懷哲的計畫,她擁有護士的資格,史懷哲在非洲為當地人手術時,她就負責麻醉工作。史懷哲在法國殖民地蘭巴蓮建設醫院。這裡是法國傳教士團的根據地,他們為史懷哲和他的夫人提供了一片空地,作為興建醫院和這對夫妻的住家所用,但是史懷哲和他的夫人必須自己設法興蓋醫院和住家。
他們一抵達蘭巴蓮,行李還沒解開,就有病患來報到,一開始不得不使用養雞屋作為診療室,不久就蓋好具有診療室、手術室和藥局的醫院。最初的九個月來了兩千位患者。病患的病名有象皮病、破傷風、赤痢、肺炎、心臟病、精神病、肺結核、疝氣、瘧疾等五花八門,這讓史懷哲感覺非洲人肉體上的悲慘比想像中還要嚴重得多。但是他感覺很高興,他來到一個需要他的地方。
但是病人越來越多,需要興建新的醫院才行。可是在當時的非洲,要招募足夠的工人來蓋醫院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使招募到足夠的工人,那些工人也懶懶散散,一點工作的意願也沒有,史懷哲只好自己也下去工作,從畫設計圖到集合建築材料再到拖木材到建築工地,史懷哲都必須親自下去做。他真是一位甚麼都行的全方位人物,學者、藝術家、醫生、設計師、木匠。其實他是來到蘭巴蓮才學會做設計師與木匠。這也是史懷哲了不起的地方,當環境需要他具備甚麼能力,他就會努力把它學會。
當小小的醫院完工,醫療工作也漸上軌道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德國籍的史懷哲成為法國軍的俘虜,結果他初次在非洲只待了四年。但是史懷哲並不因此而氣餒,他下決心有機會還要回非洲繼續他未完的工作。
史懷哲回到歐洲時,他身背著一屁股債,還生著病,如果他就這樣結束非洲的行醫,大概就沒有後來的偉人史懷哲。約三年的時間史懷哲在歐洲各地舉辦管風琴演奏會和演講,等蓄積了足夠的資金,史懷哲於1924年再度前往非洲蘭巴蓮。這個時候他已經49歲。
蘭巴蓮的醫院已經荒廢,但是史懷哲一抵達當地,就被許多等待醫療的病患包圍,他又開始一面行醫一面做木匠的忙碌生活。數年後一棟新醫院完成了,之後,不斷增蓋,最後完成了一棟容納四百張非洲人用病床與二十張歐洲人用病床的醫院。並且開墾了90公頃的農地,達到某種程度的糧食自給自足。醫生、護士和助手也慢慢增加,歐洲和美國也出現一些願意援助醫院營運的團體。
史懷哲對非洲人一些愚昧的習俗有時也感到無奈,例如他們只吃用自己的鍋煮的食物,不管禁止幾次他們還是不改在自己的床下用火,他們還認為施行手術的醫生是食人鬼,而且他們只認同同種族的人,其他種族的人即使在痛苦的呻吟,他們也不願幫忙抬擔架,還有病患偷走醫院的蚊帳連夜逃走,還有手術之後叫人偷偷地將切下來腫瘤拿到病床邉用木棒敲打以「報復」這個腫瘤帶給他的痛苦。
史懷哲認為維持發展生命是善的,否定生命是惡的。這裡的生命,指的不只是人的生命,還包括動物和植物。對史懷哲而言,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尊敬生命應該是文化的基本價值。
有一次有人送一束花給史懷哲,史懷哲對那個人說:「不要把花摘下,因為花和你一樣,也有生存的權利。」還有一次,一隻螞蟻在一位來客身上爬來爬去,那位來客正想把螞蟻捏死,史懷哲看了對來客說:「螞蟻是我的朋友耶!」但是人類為了救人不得不殺細菌,為了獲得糧食不得不殺動、植物。因此「尊敬生命」正確地說,就是避免無用的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懷哲基於尊重生命的信念,宣布他反對核子武器,並且向全世界呼籲和平。
1952年史懷哲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史懷哲去世的前一年1964年,史懷哲醫院的新病患數為5275人,手術數為944人,出產為352人。這所醫院被當地政府改名為史懷哲和平紀念醫院,現在還依舊存在。
史懷哲曾說:「我相信人的理想意欲比流露在外表的還要多得多,就像地下的流水遠比眼睛看到地上的流水還要多得多。人類內心密藏的理想主義,遠比流露在外,表現在世俗還要多得多。因此,我們要把地下的流水引到地面上,要把密藏在內心的理想主義解放出來,人類正在期盼著。」
史懷哲還說︰「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蘭巴蓮。」
史懷哲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燈塔。祝你們找到
自己的蘭巴蓮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封信——談蘇格拉底與悍妻
親愛的樵樵、漁漁:
我覺得人要幸福,至少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自己喜歡的職業,另一 個是要跟自己喜歡的對象結婚,也就是要有自己喜歡的配偶。古人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其實在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應該說男女都怕娶(嫁)錯配偶,男女都怕入錯行。不過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討到惡妻,卻調適的不錯,並且自我嘲諷。最有名的是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 (469—399B.C.﹚。蘇格拉底曾說︰「我甚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無知。」這位知道自己無知的思想家娶了一位兇悍無比,整天嘮叨個不停的惡妻。旁人既同情又疑惑,蘇格拉底怎麼會娶這種女人?便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回答說:「想要精於馬術的人,都是挑悍馬騎,一旦悍馬騎順了,要騎其他馬就容易多了。如果我能忍受這個女人,那麼天底下就找不到難以相處的人。」
旁人覺得蘇格拉底沒有講真話,便繼續追問:「你怎麼能夠忍受你那個老婆整日喋喋不休呢?」蘇格拉底回答說︰「就像水車轉動時發出的聲音,聽習慣了,就不會覺得刺耳。」
有一次,蘇格拉底的惡妻又大發雷霆,對著蘇格拉底破口大罵。蘇格拉底一言不語,若無其事地坐著看書。惡妻看丈夫毫不理會,更加發火,便提了一桶水,往蘇格拉底的頭上潑下去。全身溼透的蘇格拉底抬起頭來,嘆了一口氣說:「我就知道打雷過後,會下傾盆大雨。」
希臘思想家泰勒斯以來的伊奧尼亞哲學被稱為「自然學」,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對於自然界提出尋問「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他們在不斷變化的自然之中,想要找出不變的東西,找出最原始的東西,也就是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
蘇格拉底並不尋找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他的關心不在自然,而是在人。他的興趣不在原因,而在目的。人往哪邊去?人生的目的是甚麼?他把哲學家的注意力由自然移往人。過去以宇宙論為中心的哲學變成以道德論為中心的哲學。
自從蘇格拉底以來,哲學家們開始思考「如何過這人生?」蘇格拉底的最主要問題是「人生的目的是甚麼?」商人為了賺錢,醫生為了治病,他們如果都能達到這些目的,他們就幸福了,但是幸福是甚麼?一般人大概會舉快樂、升官、名聲等例子作為幸福的象徵,但是蘇格拉底認為幸福不是這些外面的東西,幸福是提升我們的精神,這是人類的道德,他認為自然學沒有用處,是因為自然學對提升精神沒有用處之故。他所追求的知識是善,也是自我認識(自覺)。
蘇格拉底認為教育不應該是灌輸知識或記憶知識,而應該是打開心靈之窗,要擺脫既存的成見,注視自己的內心。這樣的知識就是道德。
蘇格拉底說:「人生重要的不是財富或名譽,而是精神。」
後來,70歲的老人蘇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世民控告,控告的理由是「讓青年墮落」、「無視國家的神」。蘇格拉底被抓去審判,被判死刑,最後飲毒酒死亡。這個判決太重,可能與蘇格拉底平常批評雅典的民主政治有關。他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但是蘇格拉底在牢獄中,有機會逃跑卻沒逃跑,寧願選擇死。蘇格拉底的死真是永遠的謎。
蘇格拉底認為追求知識首先要拋棄心中所有的成見,讓自己成為無知的狀態。第二步才是追求真正的知識。他常常到市場人群聚集的地方和年輕人講話,他讓對方發現自己話語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讓他們明白自己的無知,然後再幫助他們把自己內心的知識引導出來,這就是蘇格拉底的「助產術」,幫助孕婦順利生產。
蘇格拉底一本書也沒寫,也沒特定的教誨和哲學體系,他的哲學是破壞固定的觀念,破壞的結果是在無知的黑暗中不斷探索。
他有個學生是以居住在酒桶聞名的提奧奇尼斯(Diogenes 前404—323),提奧奇尼斯拒絕安逸,拋棄任何文化的生活,住在酒桶中,身邊的財產只有一根木杖和一個袋子。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少年用手掌取水喝,他嘆道:「我在儉樸上,不如這個少年。」說完話,從袋子裡取出一個杯子,把它丟棄。這派後來形成斯多亞學派(Stoic 也稱禁慾主義派)。與此相對的是昔勒尼派(也稱快樂主義學派),認為快樂是最高的善。這派的元祖是阿里斯德博思(Aristippos 前435—350),他從蘇格拉底學到的是無拘無束精神上的自由。他與任何人都能交往,在任何環境都能適應。後來這派產生伊比鳩魯學派。
蘇格拉底娶到悍妻卻能夠逆來順受,接受老天給他安排的惡作劇,並且偶爾嘲諷自己一番,他的修養真是非比尋常。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以後選擇配偶時,眼睛睜亮一點,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寬容大度。祝你們以蘇格拉底為戒,將來娶到
理想的配偶
爸爸留
我覺得人要幸福,至少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自己喜歡的職業,另一 個是要跟自己喜歡的對象結婚,也就是要有自己喜歡的配偶。古人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其實在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應該說男女都怕娶(嫁)錯配偶,男女都怕入錯行。不過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討到惡妻,卻調適的不錯,並且自我嘲諷。最有名的是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 (469—399B.C.﹚。蘇格拉底曾說︰「我甚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無知。」這位知道自己無知的思想家娶了一位兇悍無比,整天嘮叨個不停的惡妻。旁人既同情又疑惑,蘇格拉底怎麼會娶這種女人?便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回答說:「想要精於馬術的人,都是挑悍馬騎,一旦悍馬騎順了,要騎其他馬就容易多了。如果我能忍受這個女人,那麼天底下就找不到難以相處的人。」
旁人覺得蘇格拉底沒有講真話,便繼續追問:「你怎麼能夠忍受你那個老婆整日喋喋不休呢?」蘇格拉底回答說︰「就像水車轉動時發出的聲音,聽習慣了,就不會覺得刺耳。」
有一次,蘇格拉底的惡妻又大發雷霆,對著蘇格拉底破口大罵。蘇格拉底一言不語,若無其事地坐著看書。惡妻看丈夫毫不理會,更加發火,便提了一桶水,往蘇格拉底的頭上潑下去。全身溼透的蘇格拉底抬起頭來,嘆了一口氣說:「我就知道打雷過後,會下傾盆大雨。」
希臘思想家泰勒斯以來的伊奧尼亞哲學被稱為「自然學」,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對於自然界提出尋問「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他們在不斷變化的自然之中,想要找出不變的東西,找出最原始的東西,也就是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
蘇格拉底並不尋找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他的關心不在自然,而是在人。他的興趣不在原因,而在目的。人往哪邊去?人生的目的是甚麼?他把哲學家的注意力由自然移往人。過去以宇宙論為中心的哲學變成以道德論為中心的哲學。
自從蘇格拉底以來,哲學家們開始思考「如何過這人生?」蘇格拉底的最主要問題是「人生的目的是甚麼?」商人為了賺錢,醫生為了治病,他們如果都能達到這些目的,他們就幸福了,但是幸福是甚麼?一般人大概會舉快樂、升官、名聲等例子作為幸福的象徵,但是蘇格拉底認為幸福不是這些外面的東西,幸福是提升我們的精神,這是人類的道德,他認為自然學沒有用處,是因為自然學對提升精神沒有用處之故。他所追求的知識是善,也是自我認識(自覺)。
蘇格拉底認為教育不應該是灌輸知識或記憶知識,而應該是打開心靈之窗,要擺脫既存的成見,注視自己的內心。這樣的知識就是道德。
蘇格拉底說:「人生重要的不是財富或名譽,而是精神。」
後來,70歲的老人蘇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世民控告,控告的理由是「讓青年墮落」、「無視國家的神」。蘇格拉底被抓去審判,被判死刑,最後飲毒酒死亡。這個判決太重,可能與蘇格拉底平常批評雅典的民主政治有關。他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但是蘇格拉底在牢獄中,有機會逃跑卻沒逃跑,寧願選擇死。蘇格拉底的死真是永遠的謎。
蘇格拉底認為追求知識首先要拋棄心中所有的成見,讓自己成為無知的狀態。第二步才是追求真正的知識。他常常到市場人群聚集的地方和年輕人講話,他讓對方發現自己話語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讓他們明白自己的無知,然後再幫助他們把自己內心的知識引導出來,這就是蘇格拉底的「助產術」,幫助孕婦順利生產。
蘇格拉底一本書也沒寫,也沒特定的教誨和哲學體系,他的哲學是破壞固定的觀念,破壞的結果是在無知的黑暗中不斷探索。
他有個學生是以居住在酒桶聞名的提奧奇尼斯(Diogenes 前404—323),提奧奇尼斯拒絕安逸,拋棄任何文化的生活,住在酒桶中,身邊的財產只有一根木杖和一個袋子。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少年用手掌取水喝,他嘆道:「我在儉樸上,不如這個少年。」說完話,從袋子裡取出一個杯子,把它丟棄。這派後來形成斯多亞學派(Stoic 也稱禁慾主義派)。與此相對的是昔勒尼派(也稱快樂主義學派),認為快樂是最高的善。這派的元祖是阿里斯德博思(Aristippos 前435—350),他從蘇格拉底學到的是無拘無束精神上的自由。他與任何人都能交往,在任何環境都能適應。後來這派產生伊比鳩魯學派。
蘇格拉底娶到悍妻卻能夠逆來順受,接受老天給他安排的惡作劇,並且偶爾嘲諷自己一番,他的修養真是非比尋常。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以後選擇配偶時,眼睛睜亮一點,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寬容大度。祝你們以蘇格拉底為戒,將來娶到
理想的配偶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一封信——談石橋湛山與反侵略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日本情結。這也難怪,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是一部屈辱史,不斷戰敗,不斷割地賠款、不斷喪權辱國。西洋列強欺壓中國還不夠,後來連日本也來湊一腳,加入分割中國的行列。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的學徒,現在居然騎在師傅中國的頭上,耀武揚威,這對好面子的中國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真是奇恥大辱!
這種日本情結在不斷宣染、擴大之下,讓中國人無法用正常的視力看日本。例如,我現在要介紹你們認識的石橋湛山,他的生平其實很值得我們去認識和瞭解,可惜在日本情結的干擾下,一般的中國人對這位日本人一問三不知。在強調世界和平、國際親善的今日,這是很遺憾的。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向外擴張、對外侵略,首先是台灣,然後是朝鮮,再來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向外擴張、對外侵略,他們有幾個自圓其說的理由:
1.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說適者生存,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誰的力量強大,誰就能繼續活下去,力量弱的,只好遭受無情淘汰。日本要免於被淘汰,只好不斷向外擴張領土,強化自己的力量。
2.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糧食是以算數級數成長,人口是以幾何級數成長,糧食的成長永遠趕不上人口的成長。日本土地狹小,為了延續民族生命,必須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
3.地球上大多數的土地快被白種人占光,日本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
4.第四個理由最異想天開,那就是,世界最後將由美國領軍的白種人和由日本領軍的黃種人決一死戰。日本人為了打贏這場人種戰爭,必須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土地才行。
5.日本與歐美五國美英法荷俄簽有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關稅權無法自主)。日本認為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應該先學歐美列強,富國強兵,向外擴張,在國外奪取殖民地,成為列強俱樂部的一員。
在這種種理由之下,日本便向外擴張,首當其衝者,當然是日本的鄰居——中國與韓國。
日本向外擴張,最近的對象是只有一水之隔的韓國,可是韓國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想要染指韓國就必須先打敗中國才行。這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所以發生的主要背景。眾所週知,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慘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放棄對韓國宗主國資格,承認韓國獨立。並且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諸島給日本,還賠償日本二億兩銀。但是俄法德三國覺得日本所得太多,便要求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但是賠償金追加3000萬兩銀,這就是所謂的「三國干涉」。二億三千萬兩銀相當於當時的日圓三億五千萬日圓,為日本國家預算的三、四年份,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日本打贏昔日的師父中國,還得到出乎意料的戰利品。信心倍增。更加加緊侵略的腳步,他們以為在東亞可以為所欲為。
石橋湛山出生於1884年9月25日,他出生的時候,正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時期,日本人像中邪似的,瘋狂的向外擴張。石橋湛山是父親杉田湛誓和母親石橋錦的長男,為什麼石橋湛山跟著母姓石橋呢?而不是跟著父姓杉田呢?因為石橋湛山的父親杉田湛誓是日蓮宗的和尚,根據日本宗教界的規定,和尚雖可以結婚,也可以生子,可是兒子不能從父姓,須從母姓。
石橋湛山與一般小孩不同,當一般小孩在玩打仗遊戲時,石橋湛山從小在木魚聲中、與世無爭、清靜純潔的宗教環境中長大。這或許是石橋湛山比一般人愛好和平的原因吧。
中學的時候,石橋湛山唸山梨縣立尋常中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大島正健對石橋湛山影響很深,大島正健實施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他認為應該尊重每個學生的自主性,他甚至不訂校規,盡量讓學生自由發展。石橋湛山的中學生活就是在這種尊重個人自主性的美國式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環境中度過。他的個性基本上是不隨便侵犯別人,也不輕易向別人屈服。
1904年,9月,石橋湛山20歲時進入早稻田大學部文學科,認識終生的恩師田中正堂(1867—1932)。
田中正堂曾經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在杜威博士(John Dewey)身邊做研究,學到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回國之後,成為最初介紹實用主義的日本人,並且指出日本的福澤諭吉和二宮尊德也具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田中正堂的薰陶下,石橋湛山也懂得實用主義的好處。石橋湛山回憶說︰「由於先生的教導,我第一次展開眼睛看人生。……如果我今天思考事物,有什麼與眾不同,那都是正堂哲學的恩賜。」
後來,石橋湛山就用實用主義來分析問題,而能夠看出別人所看不出的盲點。例如,日本需要殖民地嗎?日本需要移民嗎?日本需要向外擴張嗎?這些問題對當時的大多數日本人而言,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石橋湛山以他的實用主義來分析,卻得出不一樣的答案。那些肯定的答案事後證明都是荒謬的。
1908年,經由大學時代老師的介紹,石橋湛山進入東京每日新聞社,開始他言論人的生活。但是不到一年,就因為社內內爭而離開新聞社。
1911年,26歲的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東洋經濟新報是一個月發行三次的經濟專門旬刊雜誌。當時,東洋經濟新報的主編是天野為之(1859—1938)
,天野為之是東大畢業,被稱為明治期三大經濟學者之一,對米勒(John S.Mill)有深入的研究,天野為之擔任東洋經濟新報主編的十年間,豎立了新報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反軍閥、反體制的優良傳統。例如,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東洋經濟新報便嚴力批評軍方的囂張跋扈與對政治的干涉,東洋經濟新報一方面提倡陸海軍大臣的文官制與削減軍備,一方面主張休養民力,以發展經濟。並且提倡以門戶開放和國際協調主義取代保護貿易主義。在此期間,東洋經濟新報的發行份數由三千增加到五千。在當時的專業雜誌而言,可說表現優良。
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的時候,天野為之已經退休,但是石橋湛山仍舊如魚得水地在東洋經濟新報社享受自由開放的氣氛。
1910年,東洋經濟新報社另外創立月刊雜誌〈東洋時論〉。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1歲,全日本陷入哀慟的氣氛中。明治天皇的一生功過難斷,可是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他是推翻幕府,創立新時代的天皇,在日本歷史上,地位特殊。因此有人建議為明治天皇設立神社以表彰他的偉大。
石橋湛山於同年9月號的〈東洋時論〉寫出「愚蠢的建設神宮建議」他說︰「真的要紀念先帝的話,我覺得與其在一塊固定的地,用石頭和木頭建造神社,倒不如用那些錢來設立《明治獎金》。如果諾貝爾將他的遺產用來建立紀念碑,會如何?恐怕他早就被世人遺忘了。可是他將他的資產為了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文明,做為獎金留給世人,他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科學家,卻永遠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在石橋湛山寫這篇文章的兩年前,日本才發生大逆事件,警方查獲少數左派份子想要暗殺天皇,展開逮捕行動,後來有多人被處死刑,一時風聲鶴唳,平常批評政府的人士都閉緊嘴巴,當時的氣氛可用噤若寒蟬來形容。在這情況下,尤其在明治天皇剛去世不久,石橋湛山敢發表文章,反對興建明治神宮,實在需要相當勇氣。但是他主張用興建神社的錢來設置類似諾貝爾獎金那樣的獎金,來紀念明治天皇,可說明智之舉,也有意義的多。這跟台灣在蔣中正去世後,用興建「中正紀念堂」來紀念蔣中正,日本政府與台灣政府兩者的思考邏輯一致,可是台灣卻無人為文反對,也無人建議用興建紀念堂的錢來設置〈中正獎金〉,其中高下,可見一斑。
後來,因為〈東洋時論〉的發行量一直無法增加,經營層便決定廢止,把它併入《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便直接成為《東洋經濟新報》的記者。
當時美國加州發生排斥日本移民問題,日本輿論和日本人都很憤慨,他們認為日本土地狹小,人口眾多,向外移民是必然,加州排斥日本移民根本是種族歧視。面對這種一面倒的輿論趨勢,石橋湛山在 1913年5月15日的《東洋經濟新報》發表社論《我們不需要移民》,駁斥「日本人口過剩,所以必須向外擴張領土或向外移民」的論調,並且勸日本人不要動不動就想用武力解決問題。他說︰
「……其根本的解決方法為何?只有一個,那就是相互理解。世上常常有人以為武力是解決事情的萬靈丹,人種問題也可以用武力解決。但是想想看,如果我們要靠戰爭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世界會一直戰爭,直到只剩下一個人種征服世界為止。
我國人現在陷入一個謬想當中——憂慮我國人口過剩,政治家、評論家就以此為根據,倡導向大陸發展,或者主張北守南進,當然他們的理由很多,但是最後的藉口通常是人口問題,提倡反帝國主義的人當中,一談到人口過剩,也往往啞口無言。美國通過「外國人不得持有加州土地」案之所以在我國人當中引起這麼大的關心,其理由完全在此。但是,冷靜想想看,我國真的人口過剩嗎?
近來,國內的米供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比例,人們就說這是糧食不足,接著又推論說這是人口過剩,諸不知國內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不只限於我國,大多數的文明國幾乎大部分的糧食或一部份的糧食都必須仰賴國外進口。在古代交通尚不發達的時候,如果國內糧食生產不足,不是要把過剩的人口移到國外,不然就是要減少人口的出生,此外,沒有其他辦法。但是今天完全不同,工業興起,能夠將糧食大量搬往國外。我國如果糧食不足,可以向美洲大陸、印度、中國購買,不會為6千萬、7千萬的人口過剩傷腦筋。我國民就是這樣被毫無根據的謬思所左右,毫無批判地奉行帝國主義,在白人的偏見上加油添火,甚至明明知道美國人不歡迎還硬是向美國移民,造成無謂的衝突,真是愚蠢至極。
最理想的狀況是各國國民彼此充分理解,想要移民到哪裡,便居住在哪裡,彼此沒有任何懷疑、猜忌或者感情上的摩擦,整個世界宛如一家人般和睦。但是現在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暫時各國民要互相警惕,盡量尊重對方的感情,追求和諧的生活,加州排斥我國移民,固然有可非議之處,但是我們也不應該以暴制暴。要根據條約,該主張的權益便主張,如果權益有損傷便要求賠償。何況加州的富源又不是藉移民才可以利用。我們絕對不要強迫對方接受我們的移民。重要的是不要在美日之間製造理解的障礙。我們提出這點警告我國人。」
石橋湛山認為「人口的成長勝過糧食的成長」這個問題可用「進口外國糧食」來解決,以前交通不發達,或許緩不濟急,但是現在交通如此發達,自然不成問題。這真是理智的思考模式。
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眼看歐洲列強忙著戰爭,無暇分心亞洲事務,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便向德國宣戰,打算接收德國在中國的權利。不久便佔領青島。但是對中國而言,只是自己被搶奪的財物,由一個強盜換到另一個強盜手中而已,換句話說,這根本只是黑吃黑,對被害者中國沒有絲毫的補償。但是日本由於增加新的領土,全國歡欣鼓舞。石橋湛山卻力排眾議,寫出 1914年11月15日號的社論《絕對不能領有青島》,他說︰
「青島之陷落比我們預料的還要早很多,同時戰爭的不幸也意外地少很多,這都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但是被我軍佔領的青島要怎麼處置較好呢?這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很明白。我們不應該對亞洲大陸擴展領土。滿州也應該早一點放棄。這都是我們一向的主張。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獲得中國山東省的一角,那是害上加害,險上加險,絕對要反對到底!
青島本來就不是我們的領土。因此佔領青島,真的有增進極東和平的效果嗎?依照我們的看法,不僅沒有絲毫的效果,反而埋下一顆未爆彈。我們本來認為德國租借青島,經營山東,不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反而對中國富源的開發有增進的效果。可是假如像我政府當局和多數國人那樣認為,德國佔有青島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那麼為什麼日本將德國驅逐出中國大陸之一角,讓日本取而代之,這樣為什麼會增進東亞的和平?換言之,德國佔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有害,日本占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無害,其道理何在?如果中國以外的國家,佔領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開啟分割中國之端,或者打破各國在中國的機會均等主義,導致國際關係變得險惡,如果是那樣的話,德國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日本佔有青島也同樣會危害和平,不,不只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其他如,日本在南滿州,英國在威海衛,法國在廣州灣,都對東亞和平都有害。有人或許會認為德國人民族性及其政策特別危險,世人往往注意德國的帝國主義及其軍備,但是關於這一點,俄英美諸國絕對不遑多讓,除了八國聯軍之外,最近四十年間,德國一次也沒開戰過,像德國這麼愛好和平的民族很少見,所以,不管從哪一個點來看,我國取代德國,佔領青島,絲毫沒有增進東亞和平的理由。更進一步考慮,英法美各國割取中國領土的野心是天下所公認的。不,這三國為了怕其他國家也來分割,千方百計的阻止。對中國領土有野心的還有俄德日三國。這一點,我們日本被中國深深地恐懼,也蒙受排斥,更加上被美國視為危險國家,被盟邦英國大大猜疑,現在如果再把德國趕出中國的山東,日本割據中國的滿州已經很令世人側目了,現在再以青島為根據地,經營山東的話,結果會如何?我國侵略中國的行動會越來越明白,會更加刺激世界列強的觀感。我們即使辯解日本盤據滿州、山東,如果中國一旦有內亂,我們的陸海軍可以馬上出兵,迅速恢復和平。甚至可以防患於未然。即使我們如此辯解,站在中國國民,以及與中國有利益關係的歐美各國的立場來看,沒有比這更危險的狀況。
……即使是對我國懷有善意的英法兩國,也一定會很恐懼,把我國視為對極東和平的最大危險國。現在就可以想像,歐美各國的國民將來會互相結合,努力顛覆我國在中國的地位。因此我國割取青島,不僅和中國結下難解的深仇大恨,而且還被歐美列強視為危險國家,這絕不是在增進東亞和平,反而讓形勢更加危急。
這次的戰爭,不管德國贏或輸,我國向德國開戰,把德國從山東趕走,這是我國外交第一個失敗。如果我國取代德國,領有青島,這會是另一個失敗。其結果會讓我國民為了擴張軍備負擔更加沉重。」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沒空注意亞洲事務的時候,對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有兩項,一個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另一個是更加穩固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當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曝光後,日本的名評論家吉野作造(1878—1933)還為文贊成。吉野作造在學生時代就信基督教,東京大學畢業後,受袁世凱的聘請,赴中國擔任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回國後,又前往德英美留學,回日本後,主要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文章。他在1915年發表的〈帝國對支那的實際態度〉,就說︰「這次我國的要求,可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日本為了生存必需要的要求。因此,第五項的削除實在令人遺憾。」
連一向倡導民主主義不遺餘力的吉野作造都這麼主張,甚至連當時日本的意見領袖福澤諭吉都認為日本應「脫亞入歐」,「西方列強怎麼對待朝鮮、中國,我們就應該怎麼對待他們(指朝鮮、中國),不用客氣」。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真是一片倒的向外膨脹的聲浪。
然而二十一條要求立刻引起全中國人的憤怒,對日本更加懷恨在心。石橋湛山於1915年5月5日號社論寫《留下禍根的外交政策》,對政府和民意展開嚴厲批判。他說︰「我們看到我國政府當局及國民對外交所處的行動、態度,實在令人憂慮。其中之一是實行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其中之二是輕率的舉國一致論。這兩者讓全世界與我為敵,其結果是為日本留下百年的禍根。
這個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與輕率的舉國一致論,是自從歐洲戰爭爆發以來才變得很明顯。英國一向德國宣戰,我國民就不約而同地說,德國是我國的宿仇,德國佔據青島是東亞的禍源,日本應該與英國結盟,仗義直言,將德國趕出青島,並奪取南洋的德國領土,擴大日本的版圖。一旦喪失這個良機,將來要再等待相同的機會恐怕很難。當時,我們奮然而起,期期以為不可,可是朝野上下沒有人願意聽我們的話,最後很不幸地與德國開戰,並且果然如我們所預料的,花費了一億日圓的公帑,殺傷了數千人的人命。此外,為了維持這些領土,今後勢必擴張相當大的陸海軍,不止此,會引起美德的反感,或者日英同盟恐怕無法維持下去。根據傳言,陸軍內部有不少人認為近來對德國開戰是一大失策。這個失策是不深思熟慮便對外侵略,以及輕率的舉國一致論的產物。
更加失策的是對支交涉的始末。以中國為外交舞台時,擁有發言權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就是英美德俄法這五國,其中四國忙著打歐洲大戰,無暇管極東,只有一個美國有空,但威爾遜是和平主義的人,此外,美國不願單獨對極東行使強硬外交。我國朝野看到這個形勢,認為是天大的良機,我國對中國早就有所圖謀,為了貫徹這個目的,朝野上下都用言論來恫赫中國,而且還以交替守備兵為名,事實上增派好幾師團的兵,以高壓手段來威脅中國,可是一看到中國政府並不輕易地全部答應我們的提案,我國朝野一致責備中國沒有誠意,威脅說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世界上的大多數公平的旁觀者恐怕會認為沒有誠意的是日本。為什麼呢?中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遇,而日本是旁邊的軍事大國,因此上自袁政府始,中國人上上下下都覺得即使多少付出一點犧牲,都得討這個軍事大國日本的歡心,希望能藉此獲得安定。事實上,自從談判開始以來,中國就展現誠意,一再容忍,一再讓步……可是我國民和我政府當局卻罵中國頑迷無恥,對談判的遷延產生焦慮心態,最後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國接受提案,強迫中國同意日本的要求。如果真如國人異口同聲所說日本的要求,對日本有利,對中國也有利,而且是非常正當的要求,我政府和國民何必表現得這麼急切?表現得讓旁人覺得吃相難看而引起反感。有人批評我國的要求本來就無理,我國是想趁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在中國撈點油水。這樣子被批評也無可奈何。這是大隈內閣第二個失策的原因,也是領土侵略主義和輕薄的舉國一致論之產物。
日本和德國開戰而取得青島是我國外交大失策的根本。這次對中談判是其延續,中國在我威脅下,或許會屈服讓步,接受大部分的提案,世人或許會為此成功舉杯慶祝,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們恐怕留下的禍根越來越大。
我政府對中要求的內容,雖然當局還沒有明示,但是從內外各種報導,大概可以想像。……其主要目的大概有下列三項,1.確實佔領南滿州,以此為基礎,向蒙古和其他障礙較小的地方擴張。2.把日本的勢力延伸到台灣對岸的福建省。3.在中國獲取對我國經濟的、政治的地位有幫助的利益。就這三點而言,第一和第二點當然是我國對中國外交的主軸,第三點是這個主軸衍生出來的。怎麼說呢?在北方我國已經併吞朝鮮,如果在南方也能把福建省併入勢力範圍,這從北到南中間的大海就變成日本的湖泊。」
石橋湛山繼續說︰「自從1904、1905年的戰役,日本將俄國趕出旅順和南滿州,吞食朝鮮之後,我國軍閥(事實上是我國歷代內閣的外交指導者)就希望早日將這個理想實現。只是對他們而言,有幾個眼中釘,一個是德國還佔著青島,一個是遼東半島的租借期限快要到了,另一個是日本在福建省的勢力還不夠穩固。於是便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把德國趕出青島,再趁著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向中國提出要求,希望能穩固我在南滿和福建的勢力。」石橋湛山又說:「今天歐美列強雖然對日本的行動沉默不語,那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空,即使到了大戰結束後,由於剛戰完,國力虛空,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是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英國,會對日本的跋扈,一直保持沉默嗎?而且這次事件我國引起中國和德國怨恨,甚至引起美國的不愉快。過去世界利用日本的手,教訓跋扈的俄國,以後各列強會不會在英日同盟不穩的時候,聯合起來趁機教訓日本?到時候,恐怕日本得吐出從德國奪取來的領土,加上奉還這次對中交涉所獲得的利益,恐怕日俄戰爭以來所獲得的東西都要還回去。這樣真是連本帶利的還回去。這就是我們認為我國最近的外交會為我國留下百年禍根的理由之所在,這個大禍根的來源可說遠自中日甲午戰爭,尤其是自日俄戰爭開始,我國明顯發展出的領土侵略主義為罪魁禍首。但是之所以演變成上述的危險,實在是我國民的不經心,然而,其直接責任應該在於居於國民指導地位的內閣諸公,尤其是大隈首相和加藤外相的失策。」
日本向來以中國為師,對中國尊敬有加,可是自從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後,日本就不再尊敬中國,轉而瞧不起中國。〈東洋經濟新報〉於1910年3月5日號登出社論《要敬畏中國》。這篇社論強調中國人擁有優越的資質,並且預估當中國人覺醒的時候,中國有可能成為強國。同時主張日本對這個鄰國應該抱持更大的同情與理解來對待。
第二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東洋經濟新報〉認為這是與明治維新匹敵的革命,並要求日本與歐美列強對中國不要干涉,要尊重中國的民族自決主義。
192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
1916年袁世凱死去之後,中國分裂成南北兩個政府,同時,北方不斷發生軍閥間的戰爭。日本一開始時是援助段祺瑞,段祺瑞沒落後,改而援助掌控東三省的張作霖,想要確保日本在滿州的利益。
石橋湛山則是反對援助張作霖的政策。同時他認為中國內部紛擾不斷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是一種新時代出生前的陣痛。並且預估中國的紛擾會長期化,而呼籲列強對中國內政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例如,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政變發生的時候,石橋湛山為文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在安定之前也需要花十年,中國的面積比日本大將近三十倍,他們的革命大概不會那麼快結束吧!」他也提醒日本人︰「中國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中國。」要日本人不要有非分之想。
那麼,石橋湛山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排日傾向有何看法?石橋湛山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民自覺運動」,與明治維新前的尊王攘夷運動性質類似。又說︰「將來中國的統一可能要由代表這個運動的英雄來完成,在那位英雄還沒出現以前,我國人必須耐心等待。」暗指日本人介入中國內政過深。蔣中正統一中國是在五年後的1928年。
但是在紛擾不定的中國,石橋湛山也看出一線光明——才剛結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石橋湛山在1923年對中國共產黨出刊的「要解救今日時局的唯一辦法是不依靠外國,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與以善意性介紹,並且為文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甚麼樣的黨,我們不很清楚。可是他們的主張有很多值得傾聽的地方。……中國存在一個這樣主張的政黨,我們不能忽視。」
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是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事,石橋湛山對剛創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看出他的將來性,令人不得不佩服石橋湛山的遠見。
二次大戰後,石橋湛山辭去首相職位,不顧國內的激烈反對,訪問中國,與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北京會見,走在歷史浪潮的前端,這也可以看出石橋湛山的遠見。
在1921年7月23日號的社論《捨棄一切的覺悟》中,石橋湛山呼籲日本人要追求「大慾」放棄「小慾」他說︰
「……我國所有的禍根,就如同本雜誌常常說的,在於被小慾所囚,志氣太小。我們並不是要在當今世界,單單要求日本不要有慾望。也不是要求日本別人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轉過去讓對方打。不,大思想家所提倡的無慾常常被過去的膚淺者所誤解。大思想家是主張大慾,為了滿足大慾,要我們放棄小慾罷了。…但是我們國民沒有大慾,眼光只放在朝鮮、台灣、中國、滿州、西伯利亞、庫頁島等一點點的土地、財產,拼命地保護這些土地,不讓別人碰觸,以致於沒有閒暇策動全世界。就好比下象棋,很喜歡「車」,拼命保護「車」,結果最後反而連累「將」被吃掉。
……例如,放棄滿州,放棄山東,放棄一切我們對中國的壓迫,結果會怎樣?又例如讓朝鮮、台灣自由,結果會怎樣?不管英國也好,美國也罷,都會陷入很大的困境當中吧!他們看到只有日本採取如此高規格的自由主義,他們在世界上已經無法維持其道德地位。那個時候,從中國開始,世界上的弱小國家都信任我們。印度、埃及、波斯、海地、以及其他列強的殖民地都站起來要求自由,要求就像日本給予朝鮮、台灣自由一樣。這樣子,我國的地位會急速上升,好像從地底九層上升到天上九層。英美其他國家也無從反對起。」
石橋湛山又於1921年7月三十日、八月六日、八月十三日號發表《大日本主義的幻想》,用實際數字再度呼籲日本放棄殖民地。他說︰
「要有覺悟放棄朝鮮、台灣、庫頁島。當然也不要再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實在是對太平洋會議策略的根本。但是對我們這樣的主張,卻有人反對,反對的理由大概可分下列兩點:
1.我國如果不控制這些地方,在經濟上、在國防上,我國都無法自立,至少會被威脅。
2.列強在海外都擁有廣大的殖民地,而且像美國那樣自己的國家很廣大。他們擁有廣大且物產豐富的土地,而且設立障礙,不准其他國家的人民進來。面對這個事實,只有日本一國放棄海外領土及勢力範圍,是不公平的事。
對這兩點駁論,我們的回答是,第一點是幻想。第二點是被小慾所囚,不知如何追求大慾。
首先來論述第一點,領有朝鮮、台灣、庫頁島和滿州以及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難道真的會對我國帶來利益嗎?我們來看幾個1920年的貿易數字。
出口 進口 合計
朝鮮 169381 143112 312493
台灣 180816 112041 292857
關東州 196863 113686 310549
合計 547060 368839 915899
(單位:千日圓,關東州是指日俄戰爭後日本自俄國獲得的遼東半島租借地。)
這三地合起來,去年我國只不過有9億餘日圓的貿易量。同年,我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合計14億3千8百萬日圓,對印度有5億8千7百萬日圓,對英國甚至有3億3千萬日圓。拿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都比不上我國和英國的貿易,對美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的貿易還多5億2千餘萬日圓。換言之,光看貿易上的數字,對我而言,美國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還要有更大的經濟利益關係。我們對印度的貿易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我們對英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因此,從經濟自立的觀點來看,美國、英國、印度才是我國經濟自立不可缺少的國家。
當然有時貿易量雖小,但其土地的生產物卻對我工業或我國民生活上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如果有這層關係存在,那也符合我們的特殊經濟利益。可是,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朝鮮、台灣、關東州都沒有這些東西。我國工業最重要的原料是棉花,這完全是從印度與美國來的,我們的食物中最重要的米,是從印度、泰國而來。其他不管是煤炭也好,石油、鐵、羊毛也好,重要的東西沒有一樣來自朝鮮、台灣、關東州。以鐵來說,去年我國約從關東州輸入5千7百公斤,可是同年我國輸入鐵超過20億5千萬公斤。可見從關東州輸入的5千7百公斤是九牛之一毛。再來看米,朝鮮與台灣合計不過輸入我國只不過2、3百萬石,為了這一點點東西,為什麼我國民要如此對朝鮮、台灣、關東州執著?我國領有這些地,最明顯的經濟影響只不過是增加了砂糖的供給。以上是關於朝鮮、台灣、關東州。關於庫頁島,領有之後已經十多年,到現在還看不到任何經濟利益,這是眾人皆知的事。
對中國和西伯利亞干涉,從經濟上來看,毫無疑問地,對我國非常不利。引起中國和俄國的人民對我國極大反感,進而成為我國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障礙。除非我們停止干涉,這兩國人民對日本的反感不會停歇。干涉政策的結果,或許部份上獲得利益,例如,妨礙中國提高棉絲的進口稅,這樣或許我國的棉絲在出口到中國時有比較大的利潤,但是這種種干涉的結果,整體來說,給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過去十年間,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增加只是同年間我國對美國貿易增加的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1910年我國對中國輸出入合計為1億5千9百萬日圓,1920年為6億2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了約4億7千萬日圓。而我國對美輸出入合計1910年和中國差不多為1億9千8百萬日圓,可是1920年為14億3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約12億4千萬日圓。可見對中國干涉政策在經濟上是何等無力。事實上這期間對中國貿易的增加額甚至還趕不上對印度的貿易增加額。至於某些特殊的工業原料,干涉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中國獲得的幾乎微不足道。以中國的鐵和煤炭來說,全國人民為此而興奮不已。去年我國只不過從中國進口鐵2億5千3百萬公斤,進口煤炭55萬8千噸。為了這一點點利益,全國人民有什麼好興奮的?以普通的商業手法來做,去年我國自美國進口鐵12億5千5百萬公斤,自英國進口鐵3億3千2百萬公斤。我國對西伯利亞的干涉,在經濟上會帶來什麼結果還不可知,但是從以上中國的例子,便可知不會更好,只會更壞。
由此可知,領有台灣、朝鮮、庫頁島,租借關東州,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些對我國的經濟自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種說法是荒誕不可信的。我國與這些地方的經濟關係,無論在量或在質,都不如美國和英國密切。「控制這些地方會讓日本得到龐大的利益」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幻想罷了。
那麼,這些地方對我國的軍備而言,重要嗎?
關於軍備的目的,我們可以整理成︰
1.侵略其他國家,或者2.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二種情形。
如果沒有侵略其他國家的意圖,也沒有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就絕對不應該擁有警察以上的兵力。
那麼我國是預料哪一種情形而儲備軍事力量?從政者、軍人和新聞記者都異口同聲說我國的軍備絕不是用在侵略他國。當然,必須要如此才行。我們也相信我國的軍備並不是為侵略他國而存在。但是,我們的疑問是,既然沒有侵略他國的目的,如果沒有來自他國侵略的可能性,我國何必要儲存軍備?到底哪一個國家有可能侵略日本?俄國嗎?還是美國?我們要更進一步問:即使是俄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如果侵略我國的話,會來搶奪我國哪塊土地?大概不會有人回答「會來搶奪我國本土」吧!像日本本土那樣的土地免費送給人大概都沒人要吧!如果有國家來侵略我國,應該是搶奪我海外的土地。不,這些土地其實還不太成為問題。真正容易引發戰爭的是中國和西伯利亞。這些地方一旦發生戰爭,就會連累海外領土或本土,所以我們如果放棄對中國和西伯利亞的野心,放棄滿州、台灣、朝鮮、庫頁島的勢力,戰爭就絕對不會發生,因此我國絕不會被他國侵略。」
這兩篇論文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所有的殖民地。
石橋湛山這兩篇文章的結論是︰
1.擴大領土只會使四鄰變成自己的敵人,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利益。
2.列強的海外領土也逐漸邁向獨立的命運。
3.日本採取「讓列強放棄海外領土」政策是最賢明的政策。例如,日本如果讓朝鮮和臺灣自治或獨立,英國會繼續控制印度和埃及,美國會繼續控制菲律賓嗎?
4.海外領土的解放,需要道德的力量。
5.日本的當務之急在豐富資本。豐富資本之道完全有賴於和平主義,國民將全力放在學問技術的研究與產業的進步上,興建學校取代興建兵營,建造工廠取代建造軍艦。現在的陸海軍費約八億元,如果能將其中的一半每年用在和平的事業上,日本的產業不到幾年,必然脫胎換骨。
6.日本放棄大日本主義,放棄海外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讓全體東方,不,讓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成為日本道德上的支持者。這樣子,不曉得會給日本帶來多大的利益?
如果即使如此,美國繼續粗暴,英國繼續傲慢,那怎麼辦?
如果美英繼續凌虐亞洲諸民族以及世界的弱小民族,日本可以成為弱小民族的盟主,處罰英美,那個時候,軍備不是問題,戰法最高的境界在於人和,一、兩個傲慢的國家,即使擁有壯大的軍備,也敵不過自由世界的盟主,背後有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支持的日本。
1922年日本的政界元老山縣有朋(1838—1922)去世,山縣有朋是明治、大正期的軍人,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時期,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明治維新後,山縣有朋就被日本政府派往歐洲研究軍制,回國後,便負責豎立日本的軍制,並成立徵兵制。1873年山縣有朋成為陸軍部長。其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相繼去世,大隈重信等人也失權,剩下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成為明治政府的最高指導層。1888年他組織第一次內閣,中日甲午戰爭時 ,他是第一軍司令官,也是陸軍部長。日俄戰爭時,他是參謀部長。由以上經歷可知,山縣有朋不僅是明治維新的元勳,同時也是軍方呼風喚雨的人物,對這樣有權力人物的去世,石橋湛山竟然也冷酷批評,認為山縣有朋的去世是「日本一大轉機」,下筆毫不客氣。
石橋湛山在1922年2月11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發表評論《死也是一種社會貢獻》他說:
「山縣有朋公於1日去世,享年85歲。先前是大隈重信公去世,現在是山縣有朋公去世。明治維新的元勳先後去世,不免讓人有寂寞之感,可是要不斷新陳代謝,不停滯,社會才會健全發達。人在適當的時候去世,某一種意義來說,對社會也是一種貢獻。
……但是動機再怎麼出於至誠,思考再怎麼正確,如果讓一個人長久獨占絕大的權力,會產生弊害。表面上跳舞的人偶有在變化,但是若操縱的人不變,自然跳不出新花樣。我國的政治之所以在一定的範圍內打轉,跳不出框框,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毫無疑問的,山縣有朋公操縱人偶線的影響很大。操縱者本身即使沒有罪,但是人偶線卻會自然地產生弊害。
但是現在操縱者已經去世了,人偶獲得自由,今後,它們可以自由自在的跳舞了。由於老練的操縱師不在了,人偶有時候會跳得歪七扭八奇醜無比也說不定,但是同時人偶卻更有活力,也更能夠跳出新花樣,會因此而出現真正的技術競爭,並且出現勝敗榮枯。人偶雖然不行了,但是依靠操縱師的權威而跳上舞台的人從此絕跡。
在這個意義上,山縣有朋公的去世可說是我國政界的一大轉機。」
1924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主幹。 1925年 41歲,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長。
日本不斷派兵到國外侵略,當然會造成死傷。1928年5月19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發表〈為戰死者想想!〉評論。他寫道︰「對中國出兵終於引起重大結果。在濟南,雖然沒有宣戰,但實際上已是中日開戰的狀態,我國政府不斷派遣軍隊到中國,在中國的日本軍人數已多達二萬五千人,為了動員輸送,至少要花費一千萬日圓,此外,一個月的駐屯費至少也得五百萬日圓。今天的首相田中男擔任昔日的陸軍部長時,曾經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浪費了數億日圓的公帑。出兵中國可能不會像出兵西伯利亞那般延時耗日,但是恐怕結果會和出兵西伯利亞一樣。
這次出兵或許會讓幾千萬日圓的公帑雲消霧散,或許會讓政治腐敗事件失焦,但這些事都還可以忍耐,對我們有感情的人而言,很難忍受的是,我國的同胞常常因這樣的事件在國外流血。政府雖還沒有正式發表,但是從報紙報導可以得知,我國士兵在濟南死傷已達二百餘名,負傷者如果不是受到殘廢般的重傷,還可以回復到以前的狀況。可是戰死者的話,再怎麼哭、再怎麼叫,都無法挽回生命,那位死者的不幸當然不用說,他的週遭的父母妻子兄弟是何等悲哀。這次的戰死者當中,有些人是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他們的死相當於一家的死,記者一想到這裡,就想要否定所有的戰爭。可是稍微讓步一下,有時候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時,戰爭也是不得已的事。
但是這次出兵中國真的是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嗎?田中首相或許這麼想也說不定。然而表面的理由即使是保護日僑在中國的生命財產,那也只是警察的工作,記者懷疑這樣的工作需要透過強制徵兵來使用帝國軍隊。但是即使如此,如果全體國民非常熱心希望動用軍隊,那麼,多少也得給出征者一些安慰,然而事實上是相反,國民很冷淡地觀看這次的出兵,不,不只是很冷淡,幾乎是帶著滑稽可笑的眼光看這次的出兵。每天的報紙攤開來,就可看到證據,記者拿數日前某大報的短評為例,「濟南的動亂,接著是中日兩軍的交戰,令人鬆了一口氣,北方有張作霖,東方有田中首相」云云。記者不明白這篇短評到底要說甚麼,只知道它在嘲笑這次戰爭。但是想想看,被嘲笑的,在這場戰爭中死掉年輕人,他們死也不瞑目。
但是假如國人完全不希望出兵,現在既然已經死傷這麼多同胞,只是冷笑就可以略過這件事嗎?國內在和平氣氛中看戲的民眾心情很輕鬆,可是想想那些不得不上前線的人,或者那些人的家屬,應該不會採取那種冷笑嘲笑的態度。關於這方面,記者至少有三點不滿。
第一點不滿當然是田中首相與政府。他們興起這場國民不希望打的戰爭,浪費公帑而且白流同胞的血。他們好像為了國家在打這場戰爭,可是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可是記者敢斷然地說,在當今世界沒有一件事是又為國家好,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即使有這樣的事,在現代,連區區稅金的使用目的都得搞的一清二楚,何況是同胞的血?那只不過是田中首相和少數閣僚軍人的意思,就讓同胞在異國流血,這是現代的政治思想絕對不允許的。
第二個必須譴責的是議會。很不幸的,根據我們的憲法,議會不能自己開會,會期也非常短少。但是這次出兵中國好像在特別議會中決定的,而且出兵費的一部份有經過審議。可是,議會對這次的出兵一點兒也沒有深入研究,讓會期空費在無謂的問題上。尤其是民政黨,其所屬議員雖有發言警告,但是對出兵中國,民政黨究竟贊成還是不贊成?從發言警告來看,以及從該黨平常的主張來看,該黨應該是不贊成。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在議會斷然主張即時撤兵?內心雖然不贊成,已經開始的事就擺在一邊不管,民政黨這種態度等於承認同胞在異國被殺,換言之,是殺人幫助犯,民政黨犯的罪和政府一樣。……
第三點不滿是對我們新聞界的態度。如前所述,某大報的短評對這次的中日交戰給予冷笑。記者對這個冷笑並不認為是壞事,如果不考慮我們的士兵在異國身陷險境,滿身是血的景象,這次的出兵和上次西伯利亞的出兵,的確是會讓人冷笑的事。……之所以會採取冷笑的態度,是因為原本就不贊成出兵。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執筆主張撤兵,趕快解救出征者無意義的死傷?」
1931年,發生918事變,不僅中日關係徹底惡化,對日本與英美兩國的關係也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連俄國對日本都產生警戒,結果造成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化,1933年3月,日本終於脫離國際聯盟。
918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舉國一致支持軍方的行動,例如〈外交時報〉的編輯者半澤玉城在事變之前就為文說滿蒙是「我國民族生存的自然而且是必然的延長地域,兩者﹙日本與滿蒙﹚注定要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日本打兩次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也是受到神的啟示,要實現這個命運。」
半澤玉城對事變前的萬寶山事件與中村大尉事件也認為是「中國方面一部分的統治者所捏造的,想要煽動其民眾。」並且還明顯表達他對中國人的蔑視說︰「中國本來就沒有了解其他國家國情的能力。」
因此,918事變爆發之後,半澤玉城就說「這個衝突錯在中國」又說日本的守備隊與駐屯軍的行動是為了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的「自衛行動」,「世界上的任何人也沒有批評的餘地。」又說:「對最近中國的排日、反日,不,侮日的行動,全國民已經蓄積了極大的憤怒。……日本與日本國民一再忍讓,現在已經忍到極限了!」還說︰「這次的滿蒙事件是上天給中國軍閥的處罰。」
石橋湛山則認為要以918事變來解決滿蒙問題是行不通的。他說:「如果像以前那樣,限制中國在滿蒙的主權,保護日本所謂的特殊權益,這樣如何有希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中國人相信滿蒙是他們的領土,因此他們討厭日本在滿蒙擴張勢力,這不是理智問題,而是感情問題。」
接著,石橋湛山轉而批評日本政府和軍方,他認為關於這個事變,內閣和軍方很明顯有意見不同之處,根據日本的法制,要出動陸軍,必須先有參謀總長的帷幄上奏,並且看首相和內閣的意向如何,石橋湛山說︰「就國家的政治而言,這樣運作很粗暴,如果只是演習那就罷了,可是如果派兵到國外,也不管內閣的同意與否,國家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
接下來,石橋湛山批評日本人對待中國人的心態,他說:「就像日本國民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一樣,中國人也懷著同樣的感情,也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可是我國論述滿蒙問題的人,往往無視中國人也有同樣的感情,……這不是太缺乏自我反省的態度了嗎?」石橋湛山認為現在的中國人和往昔的清朝人不同,他們受過國民教育,有愛國心,希望國家統一,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們會有排日思想或排外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是甚麼?石橋湛山認為要正確認識中國對統一的要求,要正確認識,才能找出解決的方法。並且說,將來中國統一的時候,即使對日本不利,也必須接受,「不能只有在嘴巴說中日親善,也要在實際上援助他們,這樣我國才會得到真正的安全與繁榮。」
至於半澤玉城等人認為「失去滿蒙,我國會滅亡。」石橋湛山堅決反對,他從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國防問題三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第一,以領土狹小、人口膨脹為根據的滿蒙領有論是謬誤的,領土再擴張,人口問題也無法解決。第二,滿蒙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提供原料給日本。第三,如果喪失滿蒙,會危及日本國防這種說法,好像說英國為了維護其國防安全,必須領有對岸的歐洲大陸一樣荒謬。日本對亞洲大陸的國防線只要有日本海就夠了。萬一日本海守不住,有滿蒙恐怕也沒有用。又說「我國獲得滿蒙是要付出代價的,起碼在感情上要豎立中國這個敵人,甚至還要以世界列國為敵,這樣,日本還划得來嗎?」
但是,日本人對石橋湛山苦口婆心並不領情,關東軍在滿州一方面進行軍事行動,一方面進行政治行動——也就是滿州獨立運動。關東軍一開始就計畫好了,如果併吞滿州有困難,就改成建設「滿州獨立國」,並且抬出具有象徵意義的清朝廢帝溥儀。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獨斷行為,已經沒有約束力,只能袖手旁觀事態的進展。
1931年日本更換內閣,新內閣犬養毅政友會內閣於1932年承認滿洲國,偽滿洲國就這樣誕生了。半澤玉城在獨立前說︰「在滿蒙居住的三千萬餘民眾,以過去詐取型軍閥﹙張學良﹚的崩潰為機會,以民意建設新國家是當然的願望,我們對他們的努力表示無比的同情。」石橋湛山則對整個事態的發展提出批判,他認為︰第一,我國對滿蒙的資源評價過高,即使那些資源能順利開發,滿蒙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滿蒙,不是日本人的滿蒙。第二,事變的背景在於中國人的經濟勢力勝過日本人的經濟勢力,將日本人的經濟勢力逐出滿州,日本敵不過,只好出下策,使用武力,但這招恐怕也會無效。第三,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構想﹙以強國日本率領東亞各民族,並且以天皇為盟主,追求東亞政治上與經濟上一體化,然後與美國進行一個世界最後的決戰。﹚是空想。「在日本無法實現的構想,要在其他國家實現是不可能的。」
石橋湛山對「偽滿洲國」的成立,於2月27日為文「滿蒙新國家的成立與我國民的對策」,石橋湛山認為這個新國家是事變以來成立的國家,成立的經過非常不自然。一言以蔽之,就是仰我軍隊的鼻息,這根本是受日本軍隊的保護與干涉所誕生「急造的國家」。石橋湛山並且指出這樣的滿蒙將來會健全經營才怪!接著,石橋湛山又對日本政府與人民呼籲實施下列政策︰
第一,立刻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並撤回日本的軍隊。第二,但是不能用強迫的方式來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第三,要親切對待新國家。第四,要對滿蒙輸出「資本」不要輸出「人」。
在此期間,石橋湛山始終反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對追求國際和平的石橋湛山而言,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不僅意味日本在國際的徹底孤立化,也可能危急到國際聯盟,讓國際聯盟有瓦解的可能性。而且石橋湛山多年來一直呼籲各方要放棄殖民地,對他而言,918事變的「非」是在日本這邊。可是,關東軍於同年二月下旬開始攻擊熱河之故,讓局勢變得很急迫,石橋湛山也只能為文期待日本軍沒有侵略中國本土的企圖。
918事變之後,石橋湛山極力主張「世界開放主義」,所謂「世界開放主義」就是第一,各國在貿易上,應該將其殖民地視為獨立國,把這些地方平等地開放給所有的國家。第二,如果甲國對乙國持續出口順差,乙國也不應對甲國施以沒道理的進口限制。石橋湛山認為這兩種方法是維持國際和平的最低限度辦法。
換言之,石橋湛山要求的協調體制不只是918事變前華盛頓體制的復活,這個新體制要放棄「美日英三大國控制中國」,而是「美中日英四國對等協調」,石橋湛山呼籲的是這種新制度的建立。然而石橋湛山知道最麻煩的是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日本的輿論。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正處於「世界開放主義」與「東亞獨占主義」的交叉口。如果為了日本的利益,當然是要選擇前者。因為如果選擇「東亞獨占主義」,日本或許可以在東亞得到一些利益,可是東亞以外的世界卻會排斥日本。日本向來追隨歐美的腳步,而且只是啃食歐美吃過剩下肉骨頭,「東亞獨占主義」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應該捨棄「東亞獨占主義」這種心胸狹窄只見眼前小利的想法,現在應該是日本放寬心胸,指導世界的時候。
石橋湛山也努力想促成中日間的記者交流,可是日本的新聞界卻依然對中國採取冷漠態度,讓石橋湛山非常失望,批評日本的新聞界已經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淪落成政府的宣傳工具,並且對中國二十一份報紙於1936年10月3日聯合登出來的「告全國國民及日本朝野」,日本新聞界採取無視態度,表示遺憾。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加強對媒體的檢閱,「東洋經濟新報」經常受到處罰,有時不准發售,有時遭到塗改,有時減少分配的紙張(戰時一切物質都是分配制),但是,「東洋經濟新報」之所以一直沒有遭到廢刊的命運,一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是一份經濟專門雜誌,閱讀者不多,當局不太重視。二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的執筆者在為文批判時,都沒有直接了當的批判,而是曲折委婉的批判,這樣對當局的刺激較小,也多少保護了「東洋經濟新報」的壽命。
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廣東,但是國民政府不屈服,中日陷入長期持久戰。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說這個戰爭日本的最終目的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石橋湛山則對近衛內閣的聲明批評說是「美辭麗句的羅列」,缺乏具體內容。例如,「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是甚麼?「互助連環之關係」是甚麼樣的關係?認為大多數國民都會感覺失望。
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而且日本不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的根據為:
第一,中國的特殊性。中國與日本不同,地方分權制很發達,即使沒有中央政府也無所謂。機構暨精密又高級的東西就需要中央指揮所,但這也是弱點。例如人體的機構暨精密又高級,便需要中央好的中央指揮所——大腦,但這也是人體的弱點。然而像蚯蚓那樣,機構很簡單粗糙,即使切斷頭尾也能繼續活,生命力有時候反而較強。中國也是一樣,表面上看,機構很簡單粗糙,不是個現代國家,但是某種意義來看,卻很堅強。如果是一般現代國家,首都南京被佔領,中央政府被迫遷到漢口,大概很難持續抗戰,但是中國卻辦得到。
第二,對蔣介石政權有很高的評價。今日的蔣介石政權絕對不像昔日的中國軍閥政權那麼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甦醒,這群擁有民族意識的年輕人,上面站著就是蔣介石。石橋湛山對蔣介石政權給予高評價,藉此警告日本人不可輕視中國。
第三,全世界都不相信日本會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國和世界各國一開始就認為日本會贏得幾場戰役,但是最終因為經濟力撐不下去,而會垮台,現在也是持同樣的看法。日本雖然高喊「建設東亞新秩序」,但是日本根本沒有開發滿州甚至中國的經濟力。以上三點是這場戰爭之所以會長期化的原因。為今之計,日本的當務之急是盡一切努力去發展經濟。石橋湛山事實上已經宣佈日本戰輸了。日本政府的決策高層如果有石橋湛山一般的見識,就不會挑起戰爭,更不會挨兩顆原子彈。
石橋湛山還提出先建之明,提醒日本人,他說︰「從最近的世界情勢來看,歐洲與東方的問題漸漸合在一起。」果然不久,日德義三國聯盟成立,亞洲問題與歐洲問題合而為一,第二次大戰正式世界化了。
194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社長。
當日本努力對外侵略時,石橋湛山苦勸國人,不要再蠻幹下去,可是當日本於1945年慘敗,國土成為一片廢墟時,石橋湛山反而很樂觀地鼓勵國人勇敢站起來,並且期望日本勇於認錯,和平結束戰爭。
1945年,石橋湛山發表社論〈開始更生日本,前途一片光明〉,他說:「看到蘇聯於8月8日對日開戰宣言,第二天9日,東京就發表其宣言,記者﹙指自己﹚便相信戰爭快結束了。因為雖然政府仍然表現出其堅強意志,卻仍不得不發表這份文件。
以現在的狀況,我國已經無法再對英美繼續戰爭,雖然政府嘴巴說「本土決戰」,可是在最高指導層當中,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這樣可以扭轉局勢。這就是為甚麼政府早就在七月二十六日以前透過蘇聯向英美求和之故,更別說蘇聯成為新的敵人,加上可怕的原子彈的出現,如果再繼續戰爭下去的話,我國所受的損害恐怕要超過納粹德國,國土會徹底遭受破壞,政治也會喪失統一,如果事情演變到那個地步,以三千年光輝歷史自誇的國體將無法護持。因此主政者如果放眼國家長遠的大局,這時候,即使是一時的屈辱,也應該忍下來,勇敢地提出停戰的決斷。……
然而幸好記者以上的擔心是杞人憂天,我國與德國,在國體上根本不同,
即使有屈辱,由於上有天皇的聖斷,一切紛雜的議論立刻停止,戰爭終於結束,現在民心歸一,往更生日本的建設之路邁進。1945年8月14日,是日本國民應該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新日本開始往前走了!聖旨說『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之精華,期不落後世界之進運。』指出我日本更生的方向,很多國人沒有料想會有今天這個情況,面臨這個突然而來的急變,有人茫然自失,有人悲憤欲狂,也有人對前途感到悲觀。但是現在不是茫然自失,不知所措的時候,也不是慷慨悲憤,空度光陰的時候。如果我日本的前途真的那麼悲觀,那表示我國民的教養不夠,那也是無可奈何,但我們還是要可憐其無知。
的確,我國喪失了一部分過去所擁有的領土,軍需產業也必須受到限制,但是那對於積極求生存的日本國民而言,根本不造成妨礙。
以1945年8月14日為起跑線的新日本具體上應該採取甚麼方針,從下一期起記者會陳述自己的意見,現在只舉一個例子證明英美中三國提示的對日條件並不妨礙新日本的建設。
最近英美製作成功投擲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這是我國停戰主要原因之一。原子彈的出現讓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失去效用,這次大戰中,曾經大展神威的飛機,在原子彈之前也顯得無計可施,原子彈要投在甚麼地點,只要一架飛機就行,不需很多架。
那麼原子彈是甚麼東西呢?原子彈是科學的產物,是頭腦的產物。因此不管是英美中三國的條件,還是世上所有人為的限制,都能夠禁止或破壞現在與過去的產物,但是卻無法禁止人腦的活動,自然無法禁止人腦活動的生產物。今日的軍事產業即使將來還存在,那個時候已沒甚麼大功效了吧。我們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國實施軍備限制,可是一點都沒減少德國的戰力,無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知道。
當然,沒有一個日本國民希望將來會發生戰爭,不僅如此,今後的日本必須盡全力作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戰士,這是新生日本的使命,偉大的新生日本就是這樣才會被建設。以上舉出原子彈作為例子,指出日本不管採取甚麼方針,要注意其著眼點。老實說,我國以前很缺乏著眼點,瀰漫著非科學的精神,以為只要有精神,竹槍就夠了。這是這次戰爭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和平事業上也是如此,要貫徹科學精神,那麼條件再怎麼惡劣,新生日本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以此文來慶祝新生日本的啟航。」
石橋湛山的人生沒有太戲劇化。但是他在全國一片對外侵略膨脹聲中,卻中流砥柱,不為世俗的聲音所動,力排眾議,苦口婆心地反戰、反侵略、反擴張、反移民。真可謂「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人生故事實在感人,只可惜他「孤臣無力可回天」,他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擋不過全國大多數好戰的聲浪。日本政府應該為石橋湛山樹立銅像,把他的事蹟寫進教科書裏,或把他列為紙鈔上的人物,像福澤諭吉一樣,讓全日本人作為榜樣,作為全日本千秋萬世的指針。這樣應該會比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更能獲得亞洲人的掌聲。你們石橋湛山的故事動人嗎?希望你們和他一樣在關鍵時刻
堅持真理
爸爸留
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日本情結。這也難怪,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是一部屈辱史,不斷戰敗,不斷割地賠款、不斷喪權辱國。西洋列強欺壓中國還不夠,後來連日本也來湊一腳,加入分割中國的行列。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的學徒,現在居然騎在師傅中國的頭上,耀武揚威,這對好面子的中國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真是奇恥大辱!
這種日本情結在不斷宣染、擴大之下,讓中國人無法用正常的視力看日本。例如,我現在要介紹你們認識的石橋湛山,他的生平其實很值得我們去認識和瞭解,可惜在日本情結的干擾下,一般的中國人對這位日本人一問三不知。在強調世界和平、國際親善的今日,這是很遺憾的。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向外擴張、對外侵略,首先是台灣,然後是朝鮮,再來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向外擴張、對外侵略,他們有幾個自圓其說的理由:
1.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說適者生存,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誰的力量強大,誰就能繼續活下去,力量弱的,只好遭受無情淘汰。日本要免於被淘汰,只好不斷向外擴張領土,強化自己的力量。
2.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糧食是以算數級數成長,人口是以幾何級數成長,糧食的成長永遠趕不上人口的成長。日本土地狹小,為了延續民族生命,必須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
3.地球上大多數的土地快被白種人占光,日本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
4.第四個理由最異想天開,那就是,世界最後將由美國領軍的白種人和由日本領軍的黃種人決一死戰。日本人為了打贏這場人種戰爭,必須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土地才行。
5.日本與歐美五國美英法荷俄簽有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關稅權無法自主)。日本認為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應該先學歐美列強,富國強兵,向外擴張,在國外奪取殖民地,成為列強俱樂部的一員。
在這種種理由之下,日本便向外擴張,首當其衝者,當然是日本的鄰居——中國與韓國。
日本向外擴張,最近的對象是只有一水之隔的韓國,可是韓國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想要染指韓國就必須先打敗中國才行。這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所以發生的主要背景。眾所週知,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慘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放棄對韓國宗主國資格,承認韓國獨立。並且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諸島給日本,還賠償日本二億兩銀。但是俄法德三國覺得日本所得太多,便要求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但是賠償金追加3000萬兩銀,這就是所謂的「三國干涉」。二億三千萬兩銀相當於當時的日圓三億五千萬日圓,為日本國家預算的三、四年份,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日本打贏昔日的師父中國,還得到出乎意料的戰利品。信心倍增。更加加緊侵略的腳步,他們以為在東亞可以為所欲為。
石橋湛山出生於1884年9月25日,他出生的時候,正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時期,日本人像中邪似的,瘋狂的向外擴張。石橋湛山是父親杉田湛誓和母親石橋錦的長男,為什麼石橋湛山跟著母姓石橋呢?而不是跟著父姓杉田呢?因為石橋湛山的父親杉田湛誓是日蓮宗的和尚,根據日本宗教界的規定,和尚雖可以結婚,也可以生子,可是兒子不能從父姓,須從母姓。
石橋湛山與一般小孩不同,當一般小孩在玩打仗遊戲時,石橋湛山從小在木魚聲中、與世無爭、清靜純潔的宗教環境中長大。這或許是石橋湛山比一般人愛好和平的原因吧。
中學的時候,石橋湛山唸山梨縣立尋常中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大島正健對石橋湛山影響很深,大島正健實施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他認為應該尊重每個學生的自主性,他甚至不訂校規,盡量讓學生自由發展。石橋湛山的中學生活就是在這種尊重個人自主性的美國式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環境中度過。他的個性基本上是不隨便侵犯別人,也不輕易向別人屈服。
1904年,9月,石橋湛山20歲時進入早稻田大學部文學科,認識終生的恩師田中正堂(1867—1932)。
田中正堂曾經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在杜威博士(John Dewey)身邊做研究,學到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回國之後,成為最初介紹實用主義的日本人,並且指出日本的福澤諭吉和二宮尊德也具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田中正堂的薰陶下,石橋湛山也懂得實用主義的好處。石橋湛山回憶說︰「由於先生的教導,我第一次展開眼睛看人生。……如果我今天思考事物,有什麼與眾不同,那都是正堂哲學的恩賜。」
後來,石橋湛山就用實用主義來分析問題,而能夠看出別人所看不出的盲點。例如,日本需要殖民地嗎?日本需要移民嗎?日本需要向外擴張嗎?這些問題對當時的大多數日本人而言,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石橋湛山以他的實用主義來分析,卻得出不一樣的答案。那些肯定的答案事後證明都是荒謬的。
1908年,經由大學時代老師的介紹,石橋湛山進入東京每日新聞社,開始他言論人的生活。但是不到一年,就因為社內內爭而離開新聞社。
1911年,26歲的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東洋經濟新報是一個月發行三次的經濟專門旬刊雜誌。當時,東洋經濟新報的主編是天野為之(1859—1938)
,天野為之是東大畢業,被稱為明治期三大經濟學者之一,對米勒(John S.Mill)有深入的研究,天野為之擔任東洋經濟新報主編的十年間,豎立了新報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反軍閥、反體制的優良傳統。例如,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東洋經濟新報便嚴力批評軍方的囂張跋扈與對政治的干涉,東洋經濟新報一方面提倡陸海軍大臣的文官制與削減軍備,一方面主張休養民力,以發展經濟。並且提倡以門戶開放和國際協調主義取代保護貿易主義。在此期間,東洋經濟新報的發行份數由三千增加到五千。在當時的專業雜誌而言,可說表現優良。
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的時候,天野為之已經退休,但是石橋湛山仍舊如魚得水地在東洋經濟新報社享受自由開放的氣氛。
1910年,東洋經濟新報社另外創立月刊雜誌〈東洋時論〉。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1歲,全日本陷入哀慟的氣氛中。明治天皇的一生功過難斷,可是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他是推翻幕府,創立新時代的天皇,在日本歷史上,地位特殊。因此有人建議為明治天皇設立神社以表彰他的偉大。
石橋湛山於同年9月號的〈東洋時論〉寫出「愚蠢的建設神宮建議」他說︰「真的要紀念先帝的話,我覺得與其在一塊固定的地,用石頭和木頭建造神社,倒不如用那些錢來設立《明治獎金》。如果諾貝爾將他的遺產用來建立紀念碑,會如何?恐怕他早就被世人遺忘了。可是他將他的資產為了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文明,做為獎金留給世人,他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科學家,卻永遠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在石橋湛山寫這篇文章的兩年前,日本才發生大逆事件,警方查獲少數左派份子想要暗殺天皇,展開逮捕行動,後來有多人被處死刑,一時風聲鶴唳,平常批評政府的人士都閉緊嘴巴,當時的氣氛可用噤若寒蟬來形容。在這情況下,尤其在明治天皇剛去世不久,石橋湛山敢發表文章,反對興建明治神宮,實在需要相當勇氣。但是他主張用興建神社的錢來設置類似諾貝爾獎金那樣的獎金,來紀念明治天皇,可說明智之舉,也有意義的多。這跟台灣在蔣中正去世後,用興建「中正紀念堂」來紀念蔣中正,日本政府與台灣政府兩者的思考邏輯一致,可是台灣卻無人為文反對,也無人建議用興建紀念堂的錢來設置〈中正獎金〉,其中高下,可見一斑。
後來,因為〈東洋時論〉的發行量一直無法增加,經營層便決定廢止,把它併入《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便直接成為《東洋經濟新報》的記者。
當時美國加州發生排斥日本移民問題,日本輿論和日本人都很憤慨,他們認為日本土地狹小,人口眾多,向外移民是必然,加州排斥日本移民根本是種族歧視。面對這種一面倒的輿論趨勢,石橋湛山在 1913年5月15日的《東洋經濟新報》發表社論《我們不需要移民》,駁斥「日本人口過剩,所以必須向外擴張領土或向外移民」的論調,並且勸日本人不要動不動就想用武力解決問題。他說︰
「……其根本的解決方法為何?只有一個,那就是相互理解。世上常常有人以為武力是解決事情的萬靈丹,人種問題也可以用武力解決。但是想想看,如果我們要靠戰爭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世界會一直戰爭,直到只剩下一個人種征服世界為止。
我國人現在陷入一個謬想當中——憂慮我國人口過剩,政治家、評論家就以此為根據,倡導向大陸發展,或者主張北守南進,當然他們的理由很多,但是最後的藉口通常是人口問題,提倡反帝國主義的人當中,一談到人口過剩,也往往啞口無言。美國通過「外國人不得持有加州土地」案之所以在我國人當中引起這麼大的關心,其理由完全在此。但是,冷靜想想看,我國真的人口過剩嗎?
近來,國內的米供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比例,人們就說這是糧食不足,接著又推論說這是人口過剩,諸不知國內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不只限於我國,大多數的文明國幾乎大部分的糧食或一部份的糧食都必須仰賴國外進口。在古代交通尚不發達的時候,如果國內糧食生產不足,不是要把過剩的人口移到國外,不然就是要減少人口的出生,此外,沒有其他辦法。但是今天完全不同,工業興起,能夠將糧食大量搬往國外。我國如果糧食不足,可以向美洲大陸、印度、中國購買,不會為6千萬、7千萬的人口過剩傷腦筋。我國民就是這樣被毫無根據的謬思所左右,毫無批判地奉行帝國主義,在白人的偏見上加油添火,甚至明明知道美國人不歡迎還硬是向美國移民,造成無謂的衝突,真是愚蠢至極。
最理想的狀況是各國國民彼此充分理解,想要移民到哪裡,便居住在哪裡,彼此沒有任何懷疑、猜忌或者感情上的摩擦,整個世界宛如一家人般和睦。但是現在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暫時各國民要互相警惕,盡量尊重對方的感情,追求和諧的生活,加州排斥我國移民,固然有可非議之處,但是我們也不應該以暴制暴。要根據條約,該主張的權益便主張,如果權益有損傷便要求賠償。何況加州的富源又不是藉移民才可以利用。我們絕對不要強迫對方接受我們的移民。重要的是不要在美日之間製造理解的障礙。我們提出這點警告我國人。」
石橋湛山認為「人口的成長勝過糧食的成長」這個問題可用「進口外國糧食」來解決,以前交通不發達,或許緩不濟急,但是現在交通如此發達,自然不成問題。這真是理智的思考模式。
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眼看歐洲列強忙著戰爭,無暇分心亞洲事務,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便向德國宣戰,打算接收德國在中國的權利。不久便佔領青島。但是對中國而言,只是自己被搶奪的財物,由一個強盜換到另一個強盜手中而已,換句話說,這根本只是黑吃黑,對被害者中國沒有絲毫的補償。但是日本由於增加新的領土,全國歡欣鼓舞。石橋湛山卻力排眾議,寫出 1914年11月15日號的社論《絕對不能領有青島》,他說︰
「青島之陷落比我們預料的還要早很多,同時戰爭的不幸也意外地少很多,這都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但是被我軍佔領的青島要怎麼處置較好呢?這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很明白。我們不應該對亞洲大陸擴展領土。滿州也應該早一點放棄。這都是我們一向的主張。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獲得中國山東省的一角,那是害上加害,險上加險,絕對要反對到底!
青島本來就不是我們的領土。因此佔領青島,真的有增進極東和平的效果嗎?依照我們的看法,不僅沒有絲毫的效果,反而埋下一顆未爆彈。我們本來認為德國租借青島,經營山東,不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反而對中國富源的開發有增進的效果。可是假如像我政府當局和多數國人那樣認為,德國佔有青島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那麼為什麼日本將德國驅逐出中國大陸之一角,讓日本取而代之,這樣為什麼會增進東亞的和平?換言之,德國佔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有害,日本占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無害,其道理何在?如果中國以外的國家,佔領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開啟分割中國之端,或者打破各國在中國的機會均等主義,導致國際關係變得險惡,如果是那樣的話,德國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日本佔有青島也同樣會危害和平,不,不只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其他如,日本在南滿州,英國在威海衛,法國在廣州灣,都對東亞和平都有害。有人或許會認為德國人民族性及其政策特別危險,世人往往注意德國的帝國主義及其軍備,但是關於這一點,俄英美諸國絕對不遑多讓,除了八國聯軍之外,最近四十年間,德國一次也沒開戰過,像德國這麼愛好和平的民族很少見,所以,不管從哪一個點來看,我國取代德國,佔領青島,絲毫沒有增進東亞和平的理由。更進一步考慮,英法美各國割取中國領土的野心是天下所公認的。不,這三國為了怕其他國家也來分割,千方百計的阻止。對中國領土有野心的還有俄德日三國。這一點,我們日本被中國深深地恐懼,也蒙受排斥,更加上被美國視為危險國家,被盟邦英國大大猜疑,現在如果再把德國趕出中國的山東,日本割據中國的滿州已經很令世人側目了,現在再以青島為根據地,經營山東的話,結果會如何?我國侵略中國的行動會越來越明白,會更加刺激世界列強的觀感。我們即使辯解日本盤據滿州、山東,如果中國一旦有內亂,我們的陸海軍可以馬上出兵,迅速恢復和平。甚至可以防患於未然。即使我們如此辯解,站在中國國民,以及與中國有利益關係的歐美各國的立場來看,沒有比這更危險的狀況。
……即使是對我國懷有善意的英法兩國,也一定會很恐懼,把我國視為對極東和平的最大危險國。現在就可以想像,歐美各國的國民將來會互相結合,努力顛覆我國在中國的地位。因此我國割取青島,不僅和中國結下難解的深仇大恨,而且還被歐美列強視為危險國家,這絕不是在增進東亞和平,反而讓形勢更加危急。
這次的戰爭,不管德國贏或輸,我國向德國開戰,把德國從山東趕走,這是我國外交第一個失敗。如果我國取代德國,領有青島,這會是另一個失敗。其結果會讓我國民為了擴張軍備負擔更加沉重。」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沒空注意亞洲事務的時候,對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有兩項,一個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另一個是更加穩固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當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曝光後,日本的名評論家吉野作造(1878—1933)還為文贊成。吉野作造在學生時代就信基督教,東京大學畢業後,受袁世凱的聘請,赴中國擔任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回國後,又前往德英美留學,回日本後,主要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文章。他在1915年發表的〈帝國對支那的實際態度〉,就說︰「這次我國的要求,可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日本為了生存必需要的要求。因此,第五項的削除實在令人遺憾。」
連一向倡導民主主義不遺餘力的吉野作造都這麼主張,甚至連當時日本的意見領袖福澤諭吉都認為日本應「脫亞入歐」,「西方列強怎麼對待朝鮮、中國,我們就應該怎麼對待他們(指朝鮮、中國),不用客氣」。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真是一片倒的向外膨脹的聲浪。
然而二十一條要求立刻引起全中國人的憤怒,對日本更加懷恨在心。石橋湛山於1915年5月5日號社論寫《留下禍根的外交政策》,對政府和民意展開嚴厲批判。他說︰「我們看到我國政府當局及國民對外交所處的行動、態度,實在令人憂慮。其中之一是實行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其中之二是輕率的舉國一致論。這兩者讓全世界與我為敵,其結果是為日本留下百年的禍根。
這個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與輕率的舉國一致論,是自從歐洲戰爭爆發以來才變得很明顯。英國一向德國宣戰,我國民就不約而同地說,德國是我國的宿仇,德國佔據青島是東亞的禍源,日本應該與英國結盟,仗義直言,將德國趕出青島,並奪取南洋的德國領土,擴大日本的版圖。一旦喪失這個良機,將來要再等待相同的機會恐怕很難。當時,我們奮然而起,期期以為不可,可是朝野上下沒有人願意聽我們的話,最後很不幸地與德國開戰,並且果然如我們所預料的,花費了一億日圓的公帑,殺傷了數千人的人命。此外,為了維持這些領土,今後勢必擴張相當大的陸海軍,不止此,會引起美德的反感,或者日英同盟恐怕無法維持下去。根據傳言,陸軍內部有不少人認為近來對德國開戰是一大失策。這個失策是不深思熟慮便對外侵略,以及輕率的舉國一致論的產物。
更加失策的是對支交涉的始末。以中國為外交舞台時,擁有發言權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就是英美德俄法這五國,其中四國忙著打歐洲大戰,無暇管極東,只有一個美國有空,但威爾遜是和平主義的人,此外,美國不願單獨對極東行使強硬外交。我國朝野看到這個形勢,認為是天大的良機,我國對中國早就有所圖謀,為了貫徹這個目的,朝野上下都用言論來恫赫中國,而且還以交替守備兵為名,事實上增派好幾師團的兵,以高壓手段來威脅中國,可是一看到中國政府並不輕易地全部答應我們的提案,我國朝野一致責備中國沒有誠意,威脅說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世界上的大多數公平的旁觀者恐怕會認為沒有誠意的是日本。為什麼呢?中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遇,而日本是旁邊的軍事大國,因此上自袁政府始,中國人上上下下都覺得即使多少付出一點犧牲,都得討這個軍事大國日本的歡心,希望能藉此獲得安定。事實上,自從談判開始以來,中國就展現誠意,一再容忍,一再讓步……可是我國民和我政府當局卻罵中國頑迷無恥,對談判的遷延產生焦慮心態,最後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國接受提案,強迫中國同意日本的要求。如果真如國人異口同聲所說日本的要求,對日本有利,對中國也有利,而且是非常正當的要求,我政府和國民何必表現得這麼急切?表現得讓旁人覺得吃相難看而引起反感。有人批評我國的要求本來就無理,我國是想趁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在中國撈點油水。這樣子被批評也無可奈何。這是大隈內閣第二個失策的原因,也是領土侵略主義和輕薄的舉國一致論之產物。
日本和德國開戰而取得青島是我國外交大失策的根本。這次對中談判是其延續,中國在我威脅下,或許會屈服讓步,接受大部分的提案,世人或許會為此成功舉杯慶祝,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們恐怕留下的禍根越來越大。
我政府對中要求的內容,雖然當局還沒有明示,但是從內外各種報導,大概可以想像。……其主要目的大概有下列三項,1.確實佔領南滿州,以此為基礎,向蒙古和其他障礙較小的地方擴張。2.把日本的勢力延伸到台灣對岸的福建省。3.在中國獲取對我國經濟的、政治的地位有幫助的利益。就這三點而言,第一和第二點當然是我國對中國外交的主軸,第三點是這個主軸衍生出來的。怎麼說呢?在北方我國已經併吞朝鮮,如果在南方也能把福建省併入勢力範圍,這從北到南中間的大海就變成日本的湖泊。」
石橋湛山繼續說︰「自從1904、1905年的戰役,日本將俄國趕出旅順和南滿州,吞食朝鮮之後,我國軍閥(事實上是我國歷代內閣的外交指導者)就希望早日將這個理想實現。只是對他們而言,有幾個眼中釘,一個是德國還佔著青島,一個是遼東半島的租借期限快要到了,另一個是日本在福建省的勢力還不夠穩固。於是便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把德國趕出青島,再趁著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向中國提出要求,希望能穩固我在南滿和福建的勢力。」石橋湛山又說:「今天歐美列強雖然對日本的行動沉默不語,那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空,即使到了大戰結束後,由於剛戰完,國力虛空,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是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英國,會對日本的跋扈,一直保持沉默嗎?而且這次事件我國引起中國和德國怨恨,甚至引起美國的不愉快。過去世界利用日本的手,教訓跋扈的俄國,以後各列強會不會在英日同盟不穩的時候,聯合起來趁機教訓日本?到時候,恐怕日本得吐出從德國奪取來的領土,加上奉還這次對中交涉所獲得的利益,恐怕日俄戰爭以來所獲得的東西都要還回去。這樣真是連本帶利的還回去。這就是我們認為我國最近的外交會為我國留下百年禍根的理由之所在,這個大禍根的來源可說遠自中日甲午戰爭,尤其是自日俄戰爭開始,我國明顯發展出的領土侵略主義為罪魁禍首。但是之所以演變成上述的危險,實在是我國民的不經心,然而,其直接責任應該在於居於國民指導地位的內閣諸公,尤其是大隈首相和加藤外相的失策。」
日本向來以中國為師,對中國尊敬有加,可是自從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後,日本就不再尊敬中國,轉而瞧不起中國。〈東洋經濟新報〉於1910年3月5日號登出社論《要敬畏中國》。這篇社論強調中國人擁有優越的資質,並且預估當中國人覺醒的時候,中國有可能成為強國。同時主張日本對這個鄰國應該抱持更大的同情與理解來對待。
第二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東洋經濟新報〉認為這是與明治維新匹敵的革命,並要求日本與歐美列強對中國不要干涉,要尊重中國的民族自決主義。
192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
1916年袁世凱死去之後,中國分裂成南北兩個政府,同時,北方不斷發生軍閥間的戰爭。日本一開始時是援助段祺瑞,段祺瑞沒落後,改而援助掌控東三省的張作霖,想要確保日本在滿州的利益。
石橋湛山則是反對援助張作霖的政策。同時他認為中國內部紛擾不斷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是一種新時代出生前的陣痛。並且預估中國的紛擾會長期化,而呼籲列強對中國內政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例如,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政變發生的時候,石橋湛山為文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在安定之前也需要花十年,中國的面積比日本大將近三十倍,他們的革命大概不會那麼快結束吧!」他也提醒日本人︰「中國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中國。」要日本人不要有非分之想。
那麼,石橋湛山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排日傾向有何看法?石橋湛山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民自覺運動」,與明治維新前的尊王攘夷運動性質類似。又說︰「將來中國的統一可能要由代表這個運動的英雄來完成,在那位英雄還沒出現以前,我國人必須耐心等待。」暗指日本人介入中國內政過深。蔣中正統一中國是在五年後的1928年。
但是在紛擾不定的中國,石橋湛山也看出一線光明——才剛結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石橋湛山在1923年對中國共產黨出刊的「要解救今日時局的唯一辦法是不依靠外國,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與以善意性介紹,並且為文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甚麼樣的黨,我們不很清楚。可是他們的主張有很多值得傾聽的地方。……中國存在一個這樣主張的政黨,我們不能忽視。」
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是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事,石橋湛山對剛創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看出他的將來性,令人不得不佩服石橋湛山的遠見。
二次大戰後,石橋湛山辭去首相職位,不顧國內的激烈反對,訪問中國,與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北京會見,走在歷史浪潮的前端,這也可以看出石橋湛山的遠見。
在1921年7月23日號的社論《捨棄一切的覺悟》中,石橋湛山呼籲日本人要追求「大慾」放棄「小慾」他說︰
「……我國所有的禍根,就如同本雜誌常常說的,在於被小慾所囚,志氣太小。我們並不是要在當今世界,單單要求日本不要有慾望。也不是要求日本別人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轉過去讓對方打。不,大思想家所提倡的無慾常常被過去的膚淺者所誤解。大思想家是主張大慾,為了滿足大慾,要我們放棄小慾罷了。…但是我們國民沒有大慾,眼光只放在朝鮮、台灣、中國、滿州、西伯利亞、庫頁島等一點點的土地、財產,拼命地保護這些土地,不讓別人碰觸,以致於沒有閒暇策動全世界。就好比下象棋,很喜歡「車」,拼命保護「車」,結果最後反而連累「將」被吃掉。
……例如,放棄滿州,放棄山東,放棄一切我們對中國的壓迫,結果會怎樣?又例如讓朝鮮、台灣自由,結果會怎樣?不管英國也好,美國也罷,都會陷入很大的困境當中吧!他們看到只有日本採取如此高規格的自由主義,他們在世界上已經無法維持其道德地位。那個時候,從中國開始,世界上的弱小國家都信任我們。印度、埃及、波斯、海地、以及其他列強的殖民地都站起來要求自由,要求就像日本給予朝鮮、台灣自由一樣。這樣子,我國的地位會急速上升,好像從地底九層上升到天上九層。英美其他國家也無從反對起。」
石橋湛山又於1921年7月三十日、八月六日、八月十三日號發表《大日本主義的幻想》,用實際數字再度呼籲日本放棄殖民地。他說︰
「要有覺悟放棄朝鮮、台灣、庫頁島。當然也不要再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實在是對太平洋會議策略的根本。但是對我們這樣的主張,卻有人反對,反對的理由大概可分下列兩點:
1.我國如果不控制這些地方,在經濟上、在國防上,我國都無法自立,至少會被威脅。
2.列強在海外都擁有廣大的殖民地,而且像美國那樣自己的國家很廣大。他們擁有廣大且物產豐富的土地,而且設立障礙,不准其他國家的人民進來。面對這個事實,只有日本一國放棄海外領土及勢力範圍,是不公平的事。
對這兩點駁論,我們的回答是,第一點是幻想。第二點是被小慾所囚,不知如何追求大慾。
首先來論述第一點,領有朝鮮、台灣、庫頁島和滿州以及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難道真的會對我國帶來利益嗎?我們來看幾個1920年的貿易數字。
出口 進口 合計
朝鮮 169381 143112 312493
台灣 180816 112041 292857
關東州 196863 113686 310549
合計 547060 368839 915899
(單位:千日圓,關東州是指日俄戰爭後日本自俄國獲得的遼東半島租借地。)
這三地合起來,去年我國只不過有9億餘日圓的貿易量。同年,我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合計14億3千8百萬日圓,對印度有5億8千7百萬日圓,對英國甚至有3億3千萬日圓。拿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都比不上我國和英國的貿易,對美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的貿易還多5億2千餘萬日圓。換言之,光看貿易上的數字,對我而言,美國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還要有更大的經濟利益關係。我們對印度的貿易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我們對英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因此,從經濟自立的觀點來看,美國、英國、印度才是我國經濟自立不可缺少的國家。
當然有時貿易量雖小,但其土地的生產物卻對我工業或我國民生活上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如果有這層關係存在,那也符合我們的特殊經濟利益。可是,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朝鮮、台灣、關東州都沒有這些東西。我國工業最重要的原料是棉花,這完全是從印度與美國來的,我們的食物中最重要的米,是從印度、泰國而來。其他不管是煤炭也好,石油、鐵、羊毛也好,重要的東西沒有一樣來自朝鮮、台灣、關東州。以鐵來說,去年我國約從關東州輸入5千7百公斤,可是同年我國輸入鐵超過20億5千萬公斤。可見從關東州輸入的5千7百公斤是九牛之一毛。再來看米,朝鮮與台灣合計不過輸入我國只不過2、3百萬石,為了這一點點東西,為什麼我國民要如此對朝鮮、台灣、關東州執著?我國領有這些地,最明顯的經濟影響只不過是增加了砂糖的供給。以上是關於朝鮮、台灣、關東州。關於庫頁島,領有之後已經十多年,到現在還看不到任何經濟利益,這是眾人皆知的事。
對中國和西伯利亞干涉,從經濟上來看,毫無疑問地,對我國非常不利。引起中國和俄國的人民對我國極大反感,進而成為我國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障礙。除非我們停止干涉,這兩國人民對日本的反感不會停歇。干涉政策的結果,或許部份上獲得利益,例如,妨礙中國提高棉絲的進口稅,這樣或許我國的棉絲在出口到中國時有比較大的利潤,但是這種種干涉的結果,整體來說,給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過去十年間,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增加只是同年間我國對美國貿易增加的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1910年我國對中國輸出入合計為1億5千9百萬日圓,1920年為6億2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了約4億7千萬日圓。而我國對美輸出入合計1910年和中國差不多為1億9千8百萬日圓,可是1920年為14億3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約12億4千萬日圓。可見對中國干涉政策在經濟上是何等無力。事實上這期間對中國貿易的增加額甚至還趕不上對印度的貿易增加額。至於某些特殊的工業原料,干涉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中國獲得的幾乎微不足道。以中國的鐵和煤炭來說,全國人民為此而興奮不已。去年我國只不過從中國進口鐵2億5千3百萬公斤,進口煤炭55萬8千噸。為了這一點點利益,全國人民有什麼好興奮的?以普通的商業手法來做,去年我國自美國進口鐵12億5千5百萬公斤,自英國進口鐵3億3千2百萬公斤。我國對西伯利亞的干涉,在經濟上會帶來什麼結果還不可知,但是從以上中國的例子,便可知不會更好,只會更壞。
由此可知,領有台灣、朝鮮、庫頁島,租借關東州,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些對我國的經濟自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種說法是荒誕不可信的。我國與這些地方的經濟關係,無論在量或在質,都不如美國和英國密切。「控制這些地方會讓日本得到龐大的利益」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幻想罷了。
那麼,這些地方對我國的軍備而言,重要嗎?
關於軍備的目的,我們可以整理成︰
1.侵略其他國家,或者2.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二種情形。
如果沒有侵略其他國家的意圖,也沒有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就絕對不應該擁有警察以上的兵力。
那麼我國是預料哪一種情形而儲備軍事力量?從政者、軍人和新聞記者都異口同聲說我國的軍備絕不是用在侵略他國。當然,必須要如此才行。我們也相信我國的軍備並不是為侵略他國而存在。但是,我們的疑問是,既然沒有侵略他國的目的,如果沒有來自他國侵略的可能性,我國何必要儲存軍備?到底哪一個國家有可能侵略日本?俄國嗎?還是美國?我們要更進一步問:即使是俄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如果侵略我國的話,會來搶奪我國哪塊土地?大概不會有人回答「會來搶奪我國本土」吧!像日本本土那樣的土地免費送給人大概都沒人要吧!如果有國家來侵略我國,應該是搶奪我海外的土地。不,這些土地其實還不太成為問題。真正容易引發戰爭的是中國和西伯利亞。這些地方一旦發生戰爭,就會連累海外領土或本土,所以我們如果放棄對中國和西伯利亞的野心,放棄滿州、台灣、朝鮮、庫頁島的勢力,戰爭就絕對不會發生,因此我國絕不會被他國侵略。」
這兩篇論文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所有的殖民地。
石橋湛山這兩篇文章的結論是︰
1.擴大領土只會使四鄰變成自己的敵人,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利益。
2.列強的海外領土也逐漸邁向獨立的命運。
3.日本採取「讓列強放棄海外領土」政策是最賢明的政策。例如,日本如果讓朝鮮和臺灣自治或獨立,英國會繼續控制印度和埃及,美國會繼續控制菲律賓嗎?
4.海外領土的解放,需要道德的力量。
5.日本的當務之急在豐富資本。豐富資本之道完全有賴於和平主義,國民將全力放在學問技術的研究與產業的進步上,興建學校取代興建兵營,建造工廠取代建造軍艦。現在的陸海軍費約八億元,如果能將其中的一半每年用在和平的事業上,日本的產業不到幾年,必然脫胎換骨。
6.日本放棄大日本主義,放棄海外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讓全體東方,不,讓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成為日本道德上的支持者。這樣子,不曉得會給日本帶來多大的利益?
如果即使如此,美國繼續粗暴,英國繼續傲慢,那怎麼辦?
如果美英繼續凌虐亞洲諸民族以及世界的弱小民族,日本可以成為弱小民族的盟主,處罰英美,那個時候,軍備不是問題,戰法最高的境界在於人和,一、兩個傲慢的國家,即使擁有壯大的軍備,也敵不過自由世界的盟主,背後有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支持的日本。
1922年日本的政界元老山縣有朋(1838—1922)去世,山縣有朋是明治、大正期的軍人,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時期,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明治維新後,山縣有朋就被日本政府派往歐洲研究軍制,回國後,便負責豎立日本的軍制,並成立徵兵制。1873年山縣有朋成為陸軍部長。其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相繼去世,大隈重信等人也失權,剩下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成為明治政府的最高指導層。1888年他組織第一次內閣,中日甲午戰爭時 ,他是第一軍司令官,也是陸軍部長。日俄戰爭時,他是參謀部長。由以上經歷可知,山縣有朋不僅是明治維新的元勳,同時也是軍方呼風喚雨的人物,對這樣有權力人物的去世,石橋湛山竟然也冷酷批評,認為山縣有朋的去世是「日本一大轉機」,下筆毫不客氣。
石橋湛山在1922年2月11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發表評論《死也是一種社會貢獻》他說:
「山縣有朋公於1日去世,享年85歲。先前是大隈重信公去世,現在是山縣有朋公去世。明治維新的元勳先後去世,不免讓人有寂寞之感,可是要不斷新陳代謝,不停滯,社會才會健全發達。人在適當的時候去世,某一種意義來說,對社會也是一種貢獻。
……但是動機再怎麼出於至誠,思考再怎麼正確,如果讓一個人長久獨占絕大的權力,會產生弊害。表面上跳舞的人偶有在變化,但是若操縱的人不變,自然跳不出新花樣。我國的政治之所以在一定的範圍內打轉,跳不出框框,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毫無疑問的,山縣有朋公操縱人偶線的影響很大。操縱者本身即使沒有罪,但是人偶線卻會自然地產生弊害。
但是現在操縱者已經去世了,人偶獲得自由,今後,它們可以自由自在的跳舞了。由於老練的操縱師不在了,人偶有時候會跳得歪七扭八奇醜無比也說不定,但是同時人偶卻更有活力,也更能夠跳出新花樣,會因此而出現真正的技術競爭,並且出現勝敗榮枯。人偶雖然不行了,但是依靠操縱師的權威而跳上舞台的人從此絕跡。
在這個意義上,山縣有朋公的去世可說是我國政界的一大轉機。」
1924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主幹。 1925年 41歲,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長。
日本不斷派兵到國外侵略,當然會造成死傷。1928年5月19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發表〈為戰死者想想!〉評論。他寫道︰「對中國出兵終於引起重大結果。在濟南,雖然沒有宣戰,但實際上已是中日開戰的狀態,我國政府不斷派遣軍隊到中國,在中國的日本軍人數已多達二萬五千人,為了動員輸送,至少要花費一千萬日圓,此外,一個月的駐屯費至少也得五百萬日圓。今天的首相田中男擔任昔日的陸軍部長時,曾經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浪費了數億日圓的公帑。出兵中國可能不會像出兵西伯利亞那般延時耗日,但是恐怕結果會和出兵西伯利亞一樣。
這次出兵或許會讓幾千萬日圓的公帑雲消霧散,或許會讓政治腐敗事件失焦,但這些事都還可以忍耐,對我們有感情的人而言,很難忍受的是,我國的同胞常常因這樣的事件在國外流血。政府雖還沒有正式發表,但是從報紙報導可以得知,我國士兵在濟南死傷已達二百餘名,負傷者如果不是受到殘廢般的重傷,還可以回復到以前的狀況。可是戰死者的話,再怎麼哭、再怎麼叫,都無法挽回生命,那位死者的不幸當然不用說,他的週遭的父母妻子兄弟是何等悲哀。這次的戰死者當中,有些人是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他們的死相當於一家的死,記者一想到這裡,就想要否定所有的戰爭。可是稍微讓步一下,有時候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時,戰爭也是不得已的事。
但是這次出兵中國真的是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嗎?田中首相或許這麼想也說不定。然而表面的理由即使是保護日僑在中國的生命財產,那也只是警察的工作,記者懷疑這樣的工作需要透過強制徵兵來使用帝國軍隊。但是即使如此,如果全體國民非常熱心希望動用軍隊,那麼,多少也得給出征者一些安慰,然而事實上是相反,國民很冷淡地觀看這次的出兵,不,不只是很冷淡,幾乎是帶著滑稽可笑的眼光看這次的出兵。每天的報紙攤開來,就可看到證據,記者拿數日前某大報的短評為例,「濟南的動亂,接著是中日兩軍的交戰,令人鬆了一口氣,北方有張作霖,東方有田中首相」云云。記者不明白這篇短評到底要說甚麼,只知道它在嘲笑這次戰爭。但是想想看,被嘲笑的,在這場戰爭中死掉年輕人,他們死也不瞑目。
但是假如國人完全不希望出兵,現在既然已經死傷這麼多同胞,只是冷笑就可以略過這件事嗎?國內在和平氣氛中看戲的民眾心情很輕鬆,可是想想那些不得不上前線的人,或者那些人的家屬,應該不會採取那種冷笑嘲笑的態度。關於這方面,記者至少有三點不滿。
第一點不滿當然是田中首相與政府。他們興起這場國民不希望打的戰爭,浪費公帑而且白流同胞的血。他們好像為了國家在打這場戰爭,可是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可是記者敢斷然地說,在當今世界沒有一件事是又為國家好,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即使有這樣的事,在現代,連區區稅金的使用目的都得搞的一清二楚,何況是同胞的血?那只不過是田中首相和少數閣僚軍人的意思,就讓同胞在異國流血,這是現代的政治思想絕對不允許的。
第二個必須譴責的是議會。很不幸的,根據我們的憲法,議會不能自己開會,會期也非常短少。但是這次出兵中國好像在特別議會中決定的,而且出兵費的一部份有經過審議。可是,議會對這次的出兵一點兒也沒有深入研究,讓會期空費在無謂的問題上。尤其是民政黨,其所屬議員雖有發言警告,但是對出兵中國,民政黨究竟贊成還是不贊成?從發言警告來看,以及從該黨平常的主張來看,該黨應該是不贊成。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在議會斷然主張即時撤兵?內心雖然不贊成,已經開始的事就擺在一邊不管,民政黨這種態度等於承認同胞在異國被殺,換言之,是殺人幫助犯,民政黨犯的罪和政府一樣。……
第三點不滿是對我們新聞界的態度。如前所述,某大報的短評對這次的中日交戰給予冷笑。記者對這個冷笑並不認為是壞事,如果不考慮我們的士兵在異國身陷險境,滿身是血的景象,這次的出兵和上次西伯利亞的出兵,的確是會讓人冷笑的事。……之所以會採取冷笑的態度,是因為原本就不贊成出兵。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執筆主張撤兵,趕快解救出征者無意義的死傷?」
1931年,發生918事變,不僅中日關係徹底惡化,對日本與英美兩國的關係也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連俄國對日本都產生警戒,結果造成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化,1933年3月,日本終於脫離國際聯盟。
918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舉國一致支持軍方的行動,例如〈外交時報〉的編輯者半澤玉城在事變之前就為文說滿蒙是「我國民族生存的自然而且是必然的延長地域,兩者﹙日本與滿蒙﹚注定要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日本打兩次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也是受到神的啟示,要實現這個命運。」
半澤玉城對事變前的萬寶山事件與中村大尉事件也認為是「中國方面一部分的統治者所捏造的,想要煽動其民眾。」並且還明顯表達他對中國人的蔑視說︰「中國本來就沒有了解其他國家國情的能力。」
因此,918事變爆發之後,半澤玉城就說「這個衝突錯在中國」又說日本的守備隊與駐屯軍的行動是為了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的「自衛行動」,「世界上的任何人也沒有批評的餘地。」又說:「對最近中國的排日、反日,不,侮日的行動,全國民已經蓄積了極大的憤怒。……日本與日本國民一再忍讓,現在已經忍到極限了!」還說︰「這次的滿蒙事件是上天給中國軍閥的處罰。」
石橋湛山則認為要以918事變來解決滿蒙問題是行不通的。他說:「如果像以前那樣,限制中國在滿蒙的主權,保護日本所謂的特殊權益,這樣如何有希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中國人相信滿蒙是他們的領土,因此他們討厭日本在滿蒙擴張勢力,這不是理智問題,而是感情問題。」
接著,石橋湛山轉而批評日本政府和軍方,他認為關於這個事變,內閣和軍方很明顯有意見不同之處,根據日本的法制,要出動陸軍,必須先有參謀總長的帷幄上奏,並且看首相和內閣的意向如何,石橋湛山說︰「就國家的政治而言,這樣運作很粗暴,如果只是演習那就罷了,可是如果派兵到國外,也不管內閣的同意與否,國家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
接下來,石橋湛山批評日本人對待中國人的心態,他說:「就像日本國民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一樣,中國人也懷著同樣的感情,也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可是我國論述滿蒙問題的人,往往無視中國人也有同樣的感情,……這不是太缺乏自我反省的態度了嗎?」石橋湛山認為現在的中國人和往昔的清朝人不同,他們受過國民教育,有愛國心,希望國家統一,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們會有排日思想或排外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是甚麼?石橋湛山認為要正確認識中國對統一的要求,要正確認識,才能找出解決的方法。並且說,將來中國統一的時候,即使對日本不利,也必須接受,「不能只有在嘴巴說中日親善,也要在實際上援助他們,這樣我國才會得到真正的安全與繁榮。」
至於半澤玉城等人認為「失去滿蒙,我國會滅亡。」石橋湛山堅決反對,他從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國防問題三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第一,以領土狹小、人口膨脹為根據的滿蒙領有論是謬誤的,領土再擴張,人口問題也無法解決。第二,滿蒙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提供原料給日本。第三,如果喪失滿蒙,會危及日本國防這種說法,好像說英國為了維護其國防安全,必須領有對岸的歐洲大陸一樣荒謬。日本對亞洲大陸的國防線只要有日本海就夠了。萬一日本海守不住,有滿蒙恐怕也沒有用。又說「我國獲得滿蒙是要付出代價的,起碼在感情上要豎立中國這個敵人,甚至還要以世界列國為敵,這樣,日本還划得來嗎?」
但是,日本人對石橋湛山苦口婆心並不領情,關東軍在滿州一方面進行軍事行動,一方面進行政治行動——也就是滿州獨立運動。關東軍一開始就計畫好了,如果併吞滿州有困難,就改成建設「滿州獨立國」,並且抬出具有象徵意義的清朝廢帝溥儀。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獨斷行為,已經沒有約束力,只能袖手旁觀事態的進展。
1931年日本更換內閣,新內閣犬養毅政友會內閣於1932年承認滿洲國,偽滿洲國就這樣誕生了。半澤玉城在獨立前說︰「在滿蒙居住的三千萬餘民眾,以過去詐取型軍閥﹙張學良﹚的崩潰為機會,以民意建設新國家是當然的願望,我們對他們的努力表示無比的同情。」石橋湛山則對整個事態的發展提出批判,他認為︰第一,我國對滿蒙的資源評價過高,即使那些資源能順利開發,滿蒙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滿蒙,不是日本人的滿蒙。第二,事變的背景在於中國人的經濟勢力勝過日本人的經濟勢力,將日本人的經濟勢力逐出滿州,日本敵不過,只好出下策,使用武力,但這招恐怕也會無效。第三,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構想﹙以強國日本率領東亞各民族,並且以天皇為盟主,追求東亞政治上與經濟上一體化,然後與美國進行一個世界最後的決戰。﹚是空想。「在日本無法實現的構想,要在其他國家實現是不可能的。」
石橋湛山對「偽滿洲國」的成立,於2月27日為文「滿蒙新國家的成立與我國民的對策」,石橋湛山認為這個新國家是事變以來成立的國家,成立的經過非常不自然。一言以蔽之,就是仰我軍隊的鼻息,這根本是受日本軍隊的保護與干涉所誕生「急造的國家」。石橋湛山並且指出這樣的滿蒙將來會健全經營才怪!接著,石橋湛山又對日本政府與人民呼籲實施下列政策︰
第一,立刻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並撤回日本的軍隊。第二,但是不能用強迫的方式來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第三,要親切對待新國家。第四,要對滿蒙輸出「資本」不要輸出「人」。
在此期間,石橋湛山始終反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對追求國際和平的石橋湛山而言,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不僅意味日本在國際的徹底孤立化,也可能危急到國際聯盟,讓國際聯盟有瓦解的可能性。而且石橋湛山多年來一直呼籲各方要放棄殖民地,對他而言,918事變的「非」是在日本這邊。可是,關東軍於同年二月下旬開始攻擊熱河之故,讓局勢變得很急迫,石橋湛山也只能為文期待日本軍沒有侵略中國本土的企圖。
918事變之後,石橋湛山極力主張「世界開放主義」,所謂「世界開放主義」就是第一,各國在貿易上,應該將其殖民地視為獨立國,把這些地方平等地開放給所有的國家。第二,如果甲國對乙國持續出口順差,乙國也不應對甲國施以沒道理的進口限制。石橋湛山認為這兩種方法是維持國際和平的最低限度辦法。
換言之,石橋湛山要求的協調體制不只是918事變前華盛頓體制的復活,這個新體制要放棄「美日英三大國控制中國」,而是「美中日英四國對等協調」,石橋湛山呼籲的是這種新制度的建立。然而石橋湛山知道最麻煩的是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日本的輿論。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正處於「世界開放主義」與「東亞獨占主義」的交叉口。如果為了日本的利益,當然是要選擇前者。因為如果選擇「東亞獨占主義」,日本或許可以在東亞得到一些利益,可是東亞以外的世界卻會排斥日本。日本向來追隨歐美的腳步,而且只是啃食歐美吃過剩下肉骨頭,「東亞獨占主義」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應該捨棄「東亞獨占主義」這種心胸狹窄只見眼前小利的想法,現在應該是日本放寬心胸,指導世界的時候。
石橋湛山也努力想促成中日間的記者交流,可是日本的新聞界卻依然對中國採取冷漠態度,讓石橋湛山非常失望,批評日本的新聞界已經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淪落成政府的宣傳工具,並且對中國二十一份報紙於1936年10月3日聯合登出來的「告全國國民及日本朝野」,日本新聞界採取無視態度,表示遺憾。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加強對媒體的檢閱,「東洋經濟新報」經常受到處罰,有時不准發售,有時遭到塗改,有時減少分配的紙張(戰時一切物質都是分配制),但是,「東洋經濟新報」之所以一直沒有遭到廢刊的命運,一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是一份經濟專門雜誌,閱讀者不多,當局不太重視。二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的執筆者在為文批判時,都沒有直接了當的批判,而是曲折委婉的批判,這樣對當局的刺激較小,也多少保護了「東洋經濟新報」的壽命。
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廣東,但是國民政府不屈服,中日陷入長期持久戰。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說這個戰爭日本的最終目的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石橋湛山則對近衛內閣的聲明批評說是「美辭麗句的羅列」,缺乏具體內容。例如,「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是甚麼?「互助連環之關係」是甚麼樣的關係?認為大多數國民都會感覺失望。
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而且日本不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的根據為:
第一,中國的特殊性。中國與日本不同,地方分權制很發達,即使沒有中央政府也無所謂。機構暨精密又高級的東西就需要中央指揮所,但這也是弱點。例如人體的機構暨精密又高級,便需要中央好的中央指揮所——大腦,但這也是人體的弱點。然而像蚯蚓那樣,機構很簡單粗糙,即使切斷頭尾也能繼續活,生命力有時候反而較強。中國也是一樣,表面上看,機構很簡單粗糙,不是個現代國家,但是某種意義來看,卻很堅強。如果是一般現代國家,首都南京被佔領,中央政府被迫遷到漢口,大概很難持續抗戰,但是中國卻辦得到。
第二,對蔣介石政權有很高的評價。今日的蔣介石政權絕對不像昔日的中國軍閥政權那麼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甦醒,這群擁有民族意識的年輕人,上面站著就是蔣介石。石橋湛山對蔣介石政權給予高評價,藉此警告日本人不可輕視中國。
第三,全世界都不相信日本會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國和世界各國一開始就認為日本會贏得幾場戰役,但是最終因為經濟力撐不下去,而會垮台,現在也是持同樣的看法。日本雖然高喊「建設東亞新秩序」,但是日本根本沒有開發滿州甚至中國的經濟力。以上三點是這場戰爭之所以會長期化的原因。為今之計,日本的當務之急是盡一切努力去發展經濟。石橋湛山事實上已經宣佈日本戰輸了。日本政府的決策高層如果有石橋湛山一般的見識,就不會挑起戰爭,更不會挨兩顆原子彈。
石橋湛山還提出先建之明,提醒日本人,他說︰「從最近的世界情勢來看,歐洲與東方的問題漸漸合在一起。」果然不久,日德義三國聯盟成立,亞洲問題與歐洲問題合而為一,第二次大戰正式世界化了。
194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社長。
當日本努力對外侵略時,石橋湛山苦勸國人,不要再蠻幹下去,可是當日本於1945年慘敗,國土成為一片廢墟時,石橋湛山反而很樂觀地鼓勵國人勇敢站起來,並且期望日本勇於認錯,和平結束戰爭。
1945年,石橋湛山發表社論〈開始更生日本,前途一片光明〉,他說:「看到蘇聯於8月8日對日開戰宣言,第二天9日,東京就發表其宣言,記者﹙指自己﹚便相信戰爭快結束了。因為雖然政府仍然表現出其堅強意志,卻仍不得不發表這份文件。
以現在的狀況,我國已經無法再對英美繼續戰爭,雖然政府嘴巴說「本土決戰」,可是在最高指導層當中,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這樣可以扭轉局勢。這就是為甚麼政府早就在七月二十六日以前透過蘇聯向英美求和之故,更別說蘇聯成為新的敵人,加上可怕的原子彈的出現,如果再繼續戰爭下去的話,我國所受的損害恐怕要超過納粹德國,國土會徹底遭受破壞,政治也會喪失統一,如果事情演變到那個地步,以三千年光輝歷史自誇的國體將無法護持。因此主政者如果放眼國家長遠的大局,這時候,即使是一時的屈辱,也應該忍下來,勇敢地提出停戰的決斷。……
然而幸好記者以上的擔心是杞人憂天,我國與德國,在國體上根本不同,
即使有屈辱,由於上有天皇的聖斷,一切紛雜的議論立刻停止,戰爭終於結束,現在民心歸一,往更生日本的建設之路邁進。1945年8月14日,是日本國民應該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新日本開始往前走了!聖旨說『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之精華,期不落後世界之進運。』指出我日本更生的方向,很多國人沒有料想會有今天這個情況,面臨這個突然而來的急變,有人茫然自失,有人悲憤欲狂,也有人對前途感到悲觀。但是現在不是茫然自失,不知所措的時候,也不是慷慨悲憤,空度光陰的時候。如果我日本的前途真的那麼悲觀,那表示我國民的教養不夠,那也是無可奈何,但我們還是要可憐其無知。
的確,我國喪失了一部分過去所擁有的領土,軍需產業也必須受到限制,但是那對於積極求生存的日本國民而言,根本不造成妨礙。
以1945年8月14日為起跑線的新日本具體上應該採取甚麼方針,從下一期起記者會陳述自己的意見,現在只舉一個例子證明英美中三國提示的對日條件並不妨礙新日本的建設。
最近英美製作成功投擲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這是我國停戰主要原因之一。原子彈的出現讓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失去效用,這次大戰中,曾經大展神威的飛機,在原子彈之前也顯得無計可施,原子彈要投在甚麼地點,只要一架飛機就行,不需很多架。
那麼原子彈是甚麼東西呢?原子彈是科學的產物,是頭腦的產物。因此不管是英美中三國的條件,還是世上所有人為的限制,都能夠禁止或破壞現在與過去的產物,但是卻無法禁止人腦的活動,自然無法禁止人腦活動的生產物。今日的軍事產業即使將來還存在,那個時候已沒甚麼大功效了吧。我們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國實施軍備限制,可是一點都沒減少德國的戰力,無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知道。
當然,沒有一個日本國民希望將來會發生戰爭,不僅如此,今後的日本必須盡全力作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戰士,這是新生日本的使命,偉大的新生日本就是這樣才會被建設。以上舉出原子彈作為例子,指出日本不管採取甚麼方針,要注意其著眼點。老實說,我國以前很缺乏著眼點,瀰漫著非科學的精神,以為只要有精神,竹槍就夠了。這是這次戰爭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和平事業上也是如此,要貫徹科學精神,那麼條件再怎麼惡劣,新生日本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以此文來慶祝新生日本的啟航。」
石橋湛山的人生沒有太戲劇化。但是他在全國一片對外侵略膨脹聲中,卻中流砥柱,不為世俗的聲音所動,力排眾議,苦口婆心地反戰、反侵略、反擴張、反移民。真可謂「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人生故事實在感人,只可惜他「孤臣無力可回天」,他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擋不過全國大多數好戰的聲浪。日本政府應該為石橋湛山樹立銅像,把他的事蹟寫進教科書裏,或把他列為紙鈔上的人物,像福澤諭吉一樣,讓全日本人作為榜樣,作為全日本千秋萬世的指針。這樣應該會比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更能獲得亞洲人的掌聲。你們石橋湛山的故事動人嗎?希望你們和他一樣在關鍵時刻
堅持真理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二封信——談西鄉隆盛與無私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上次跟你們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石橋湛山,這次跟你們談精神上差不多,以無私聞名的西鄉隆盛(1827—1877)。與石橋湛山比起來,西鄉隆盛的人生要戲劇化的多。西鄉隆盛原本是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最後卻舉兵叛變,反抗中央政府,被冠上「叛賊」的罪名,結果兵變失敗,西鄉隆盛以切腹自殺了結他的一生。西鄉隆盛的人生為甚麼會有這麼戲劇化的轉折?請聽我細細道來。
推翻封建德川政權,成立明治新政府,西鄉隆盛是最大功臣。現在在東京的賞櫻勝地——東京上野公園內還有西鄉隆盛牽著小狗散步的銅像,靜靜地豎立在遊客如織的上野公園中。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積極推動西化(對明治新政府而言,西化就是『文明化』),企圖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日本人與日本社會,從封建野蠻的層次,提升到和西洋文明同水準的層次。因為日本需要解除西方列強綁在她身上的不平等條約,而與西方列強談判解除不平等條約的首要前提是,日本要成為和西方國家同樣文明水平的國家。七世紀時,日本發現中國的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以中國為師,努力引進中國文明。現在,日本人又發現西洋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要努力引進西洋文明。
比較這兩次向外國文明學習,有一點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第一次向外國(中國)文明學習時,沒有急迫性,可慢慢來,即使花上一個世紀來學都無所謂,因此可以慢慢消化,慢慢吸收,這對日本本土文化的衝擊性較小。可是第二次向外國文明學習就不同了。這一次有急迫性。日本如果不趕緊引進西方文明,將國家作徹底的改造,日本就可能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任西方列強宰割。換言之,這是一次事關民族存亡的學習,其重要性與急迫性,都遠遠超過第一次。不過,快速引進西方文明卻會對本土文化與本土的社會結構產生很大的衝擊。其衝擊性有多大,事前實在難以預估,也沒有時間去預估。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積極引進西洋文明的風潮,當時的日本人稱之為「文明開化」。「文明開化」遍及一切領域,從食、衣、住、行,到思想、價值觀。舉幾個例子來說。
以往,由於受到佛教不殺生觀念的影響,日本人是不吃肉的,尤其不吃牛肉,只吃魚和蔬菜。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學西方人吃肉、喝牛奶。明治初年,東京開始有商家賣起牛肉火鍋,沒多久,吃牛肉鍋成為東京時尚人土的最愛,他們一邊大啖牛肉,一邊嘆息:「日本人以前真笨,不懂得吃這麼好吃的食物!」
髮型的改變也是文明開化的一大特徵。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男人的髮型,就如日本古裝劇裡的武士一樣,把前額剔光,並將後面的頭髮梳成髮髻。這樣的髮型稱為「半髮」。明治維新之後,許多人將半髮理成西式髮。當時流行一句有趣的順口溜:
「敲敲留半髮的頭,會發出因循姑息的聲音;敲敲留西式髮的頭,會發出文明開化的聲音。」
日本皇室對這股西化風潮,也不落人後,一八六九年起,皇室在宮城內飼養數頭乳牛,明治天皇於一八七一年起,每天喝二次牛奶,並且在明治維新元勳大久保利通的熱心推薦下,開始吃起牛肉。一八七三年,明治天皇開始穿起西服,並且剔掉傳統髮型,改理西式髮型。以往,日本女人結婚之後,習慣將牙齒染黑。明治天皇的皇后美子於一八七三年除掉這個傳統陋習,恢復天然潔白牙齒。天皇與皇后如此以身作則西化,自然對整個西化風潮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
日本民眾對西方事物的好奇與嚮往與日俱增,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所著介紹西洋事物的入門書《西洋事情》賣了二十五萬冊,成為當時的超級暢銷書。他的《勸學》一至十七集總共賣了三百四十萬冊,也是超級暢銷書。在引進西洋文明上,也有激烈的主張,例如,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森有禮主張廢除漢字,改用英文字母來取代平假名,並且主張日本男人應該取西洋女人為妻,以改善人種。
不過,也有西化過頭而演變成棄舊物如敝屣的的現象。例如,九州熊本藩知事(縣長)於一八七○年上公文給東京中央政府,請示可否拆掉熊本城。他的理由是,熊本藩有很多封建陋習,如果能拆掉這座象徵封建傳統的城,必然有助於人民革除他們的陋習。現在熊本城已成當地觀光勝地,還好當時沒有真的拆。還有一些人認為神社、寺廟、石佛、漆器等是封建傳統的象徵,而加以破壞、捨棄。許多日本傳統的文化逐漸沒落,如歌舞伎、能、日本畫等。室町時代雪舟、狩野元信等名畫家的畫作被收藏者以極低亷的價格賣出。許多日本的古董、字畫就這樣流落到外國識貨者的手中。日本人必須等一段時間後,才會明白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當中,哪些該保留,哪些該捨棄。
當然,處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固然有人對西洋文明過渡崇拜,但另一方面,卻也有人對西洋文明抱持排斥的態度。尤其是武士階級中的一部份人。他們對明治維新後的新政府、新制度,以及鋪天蓋地而來的西洋文明,心懷怨恨與不滿。
舉個例子來說,有些武士從電線下面走過的時候,會趕緊拿出扇子遮住自己的頭,因為電線是洋夷的東西,從下面走過,感覺會招來惡運,會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因此用扇子擋一擋,不讓晦氣附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態?
明治維新之後,許多武士心中懷著不滿。他們的不滿,主要有下列三項。
首先,他們不滿新政府不但不攘夷,還採取西化政策。
當年,在推翻幕府的過程中,志士們的共同口號是「尊王攘夷」,也就是尊敬天皇,以天皇為中心,各藩團結起來,共同驅逐洋夷。為什麼要驅逐洋夷?因為洋夷欺人太甚,以巨艦和大砲強迫日本開國貿易,而且還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幕府豈不就是因為不顧天皇的反對,一意孤行地和洋夷簽訂貿易條約,後來才被推翻的?如今,幕府倒了,新政府成立了,這個當年帶頭喊「尊王攘夷」的新政府,現在不但不攘夷,還和洋人親密交往,甚至鼓吹皇室與人民西化,讓整個社會洋味愈來愈重。愈來愈不像日本。因此,他們感覺被新政府騙了,被利用了。心中自然一肚子氣。
其次,他們不滿新政府想要消滅武士階級。
在明治維新之前,武士名列「士農工商」之首,走起路來,虎虎生威,不可一世。他們享有許多一般平民所沒有的特權。武士可以隨身攜帶武器──武士刀,可以騎馬,可以擁有姓氏。平民則不准帶刀,不准騎馬,沒有姓氏。平民在路上見到武士,最好閃到一邊,擺出恭敬的模樣,若武士覺得平民對他有不恭敬的言語或行為,可以當場拔刀,將對方砍死,而不負刑責。當兵上戰場是武士的天職,既是義務,也是權利。
可是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執掌政權的人發現西方文明國家沒有武士這個特權階級,在西方各國,人民基本上是平等的,大家享同樣的權利,也盡相同的義務,沒有人可以隨便拔刀砍人,當兵人人有份,因為是採用徵兵制。因此對新政府而言,日本若要成為和西方各國一樣的文明國家,就必須要取消武士階級的所有特權,換言之,必須讓武士階級消失,讓國民一律平等。果然,明治維新之後,各種取消武士特權的政策陸續出籠。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新政府制定祿制,削減武士俸祿(減薪)。
一八七○年(明治三年),新政府宣佈「平民也可擁有姓氏」。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新政府宣佈「武士可從事農業和商業」(暗示武士快轉行)。接著宣佈「平民可騎馬,可穿羽織袴(武士的服裝)」。然後又宣佈「武士不可隨意動刀傷人」。同年九月,宣佈「武士可以剔掉髪髻,並且可以不用佩帶武士刀」。雖然新政府用委婉的字眼「可以」,但大家都知道新政府真正想說的是「武士們,趕快剔掉髪髻吧!趕快放下武器吧!」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新政府宣佈全國徵兵。當兵不再是武士的專利,而是全體國民的義務。
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三月,新政府宣佈「廢刀令」(武士不可佩帶武士刀)。同年八月,宣佈廢止武士的俸祿,並發給武士公債。
就這樣,以往武士所持有的特權被新政府一一取消。武士和一般平民沒甚麼兩樣,走在路上再也威風不起來,武士當然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還有一個不滿,那就是他們看到昔日的武士階級當中,只有一小部份人在新政府中擔任要職,吃香喝辣,其他大部份人卻被屏除在權力圈外,日漸貧窮。
下表為一八六八年明治新政府高官的月薪,當時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二萬日圓,因此一等官月薪七百兩,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四百萬日圓,換算成台幣,大約三百五十萬元。這是多麼高的收入!而且這些高官還按照他們的官等分配到豪華的官邸。他們可以過著和封建時代的大名﹙諸侯﹚一樣奢侈的生活。
官等 官職名 月薪
一等官 輔相、議定、行政官知事 700兩
二等官 參與、行政官副知事、府知事 600兩
三等官 行政官議長、行政官辦事、行政官判事、一等縣知事 500兩
四等官 權辦事、權判事、二等縣知事 300兩
五等官 吏官、三等縣知事 150兩
在推翻幕府統治的過程中,同樣是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大功告成之後,只有少部份人吃香喝辣,享盡榮華富貴,其他人卻無法分享戰果?
明治維新後,武士階級當中,大約只有十分之一成為官吏。其他十分之九無法成為官吏的武士,因為喪失「武士」這個職業,只好轉行,從事農業或商業。可是隔行如隔山,多數人都不幸失敗了,許多人還賠盡家產,成為新時代的新貧民。這些淪落為新貧民的武士,看到一部份昔日的尊王攘夷同志,現在居然大富大貴,再對照自己的處境,難免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感覺,自然也是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昔日威風八面,滿身傲氣,動不動就拔刀嚇人,現在他們既然有上述三項不滿,要他們不生事,也不可能。
一八六九年一月五日,政府高官橫井小楠回家途中被暗殺。因為橫井小楠曾經讚美美國總統華盛頓是理想的君主,主張日本應廢除天皇,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暗殺者認為橫井小楠無恥媚外,罪無可赦,因此動刀行刺。
同年九月四日,推動徵兵制不遺餘力的大村益次郎被守舊派武士暗殺。
一八七一年,政府高官廣澤真臣在家中被暗殺。犯人不明,行兇動機也不明。
明治新政府的眾多高官雖然遭受武士階級的怨埋,但有一位高官卻受到武士階層的景仰與愛戴,他就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另外二傑是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也是推翻幕府最大功臣的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之所以受到武士們的愛戴,主要來自於他的人格魅力。
在幕府末年,土佐藩志士中岡慎太郎(一八三八~~一八六七)為了尊攘運動,奔走四方,建立廣泛人脈。他寫的一篇《時勢論》,在開頭部份,對當時的反幕志士作了一些評論。其中,對西鄉隆盛,中岡慎太郎有很貼切的評述:
「薩摩之西鄉隆盛,身材肥壯,不比相撲力士遜色。此人有學識、有膽略,平常沈默寡言,思慮深遠,長於果斷。偶爾說話一句,便貫人肺腑,而且其道德崇高,令人信服……實在為知行合一之人物,也是洛西(京都以西)第一英雄也。」
西鄉隆盛生平最喜歡的座右銘是「敬天愛人」。他對部下真心相待,部下自然也心甘情願為他赴湯蹈火
西鄉隆盛個性儉僕,不太重視金錢與物質享受。他的薪水大都用來救濟貧窮的武士或捐給學校。當他擔任新政府要職「參議」時,在東京居住的房子是租來的,月租只有三圓,那棟房子只有兩間房間,一間六個榻榻米大,另一間八個榻榻米大。有一回新政府的高官右大臣岩倉具視有事情去西鄉隆盛的住處,看到西鄉隆盛簡陋的住屋,不禁皺著眉頭說:「你是參議,蓋一棟與參議身份相符合的房子如何?」
西鄉隆盛平常只穿簡便的衣服,腳上則穿一雙普通的木屐。他到哪兒都是同樣的裝扮,即使出席官方的宴會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參加皇室的宴會,依舊穿平常的衣服。當他告退後出來時,發現木屐不見了,他也不想麻煩別人為他找木屐,便乾脆赤著腳走路,很不巧,下起雨來。當他走到皇宮的城門時,城門的警衛把他叫住,問他的姓名、身份等,因為眼前這個人穿著平常衣服,又赤著腳在雨中走路,實在令人起疑。西鄉隆盛說:「我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警衛沒親眼見過西鄉隆盛,哪會相信他的話,因而不讓他出城門。西鄉隆盛只好站著等待認識他的人經過為他解圍。不久,右大臣岩倉具視坐著馬車而來。岩倉具視向警衛證明「這個人的確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後,西鄉隆盛坐岩倉具視的便車揚長而去,留下一臉驚慌的警衛。
由於個性不好奢華,西鄉隆盛對新政府的許多官員在革命成功之後,便領高薪、住豪宅、穿華服,覺得很不以為然。
西鄉隆盛唯一的嗜好是狗,他喜歡養狗,也喜歡收集一切和狗有關的東西,例如狗的雕刻,狗的繪畫等。別人送他東西,他一概婉拒,只有和狗有關的東西,他會欣然接受。當他離開煩人的東京政壇,回到故鄉鹿兒島時,他最喜歡帶著狗去野外散步或登山。現在在東京上野公園就有一尊西鄉隆盛牽著一隻狗的銅像。
後世的歷史學者,不管是讚揚西鄉隆盛的,或批評西鄉隆盛的,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西鄉隆盛的大公無私。西鄉隆盛一生奔走奮鬥,從來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寫的一首動人漢詩「偶成」很可以反映出他這種「大公無私」的性格特徵。
偶成 西鄉隆盛
幾歷辛酸志始堅
丈夫玉碎恥瓦全
一家遺事人知否
不為兒孫買美田
(註:一家遺事意為我家的家訓)
一般人,即使自己不重視物質享受,總也會為後代著想,盡量留給兒孫豐厚的遺產。西鄉隆盛卻無私到不但不為自已的利益打算,連兒孫的利益,也不為他們打算。他沒有這個能力嗎?他做不到嗎?不!他是推翻幕府的最大功臣,怎會沒這個能力?怎會做不到?但他卻恥於追求私利,並且對那些革命成功後,便汲汲於追求私利的官員,很瞧不起。這是西鄉隆盛的不凡處,也是他最令人尊敬的地方。
同樣是薩摩藩出身的志士,也同樣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在性格上卻有極大的不同。大久保利通較冷靜,為了達成目的,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冷血、冷酷。西鄉隆盛則以真誠待人,像太陽一樣,讓周遭的人感覺溫暖,但有時卻對人過於溫情。
西鄉隆盛的溫情性格讓他在明治維新後陷於矛盾的處境。他身處新政府的決策層,很清楚日本要脫胎換骨成西方式的文明國家,勢必得消除武士階級不可。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受到全日本武士階級的愛戴,那些武士正在期待西鄉隆盛能夠發揮他的影響力,扭轉政府高層的決策,讓武士階級繼續留存在日本社會,繼續享受昔日的尊嚴與光采。
一個角色要他消滅武士,另一個角色要他保存武士,這兩個角色互相衝突,他怎麼想,都找不到兩全其美的方法。如果是大久保利通,事情就容易解決──既然時代的潮流是要消滅武士階級,那就消滅吧!可是西鄉隆盛不是大久保利通,他無法那麼冷酷地和武士階級切割。
就像一家虧損連連的公司,為了重新振作起來,必須先裁徹多餘、不適任的員工。大久保利通這樣的老闆,說裁員就裁員,不管員工再怎麼哀求,再怎麼抗議,完全不為所動。西鄉隆盛這樣的老闆,則會顧念以往大家一起打拼的情懷,以及考慮這些中年員工被裁員後的生活問題等等,而很難下定決心。
西鄉隆盛陷於兩種角色的矛盾而深覺苦惱。他想退隱山林,擺脫這些惱人的世事,因而一度回到故鄉鹿兒島,可是沒多久,又被新政府請回東京任職。但是夾在政府與武士之間的矛盾問題依舊無解。在無奈之餘,他開始尋找死亡的機會。
在此之前,他至少有兩次興起死亡的念頭。兩次都是在一八五八年,三十一歲的時候。
那年八月,他正在京都為尊攘運動奔走,突然接到惡耗──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去世!
島津齊彬是幕末全日本二百多個藩主中最開明、最有智慧的一人。下級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因為受到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提拔,才被賦予重任,才能在尊攘志士間展露頭角。不,島津齊彬對西鄉隆盛的恩情,絕不止於賞識、提拔而已。西鄉隆盛自從跟在島津齊彬身邊,無論在見識上,或在人格上,都受到島津齊彬極大的薰陶。對西鄉隆盛而言,島津齊彬不只是他的主人,還是他的啟蒙恩師、人生導師。因此,聽到島津齊彬去世的消息,西鄉隆盛悲痛地大哭一場。他的心情墜入谷底,興起為島津齊彬殉死的念頭。好在周遭的志士安慰他、鼓勵他,要他完成島津齊彬未完的志業,以報答島津齊彬的恩情,西鄉隆盛才打消殉死的念頭。
島津齊彬去世兩個月後,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發動安政大獄,大肆逮捕尊攘志士。尊攘志士活動的主要地點京都,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西鄉隆盛只好回故鄉薩摩藩暫避風頭。當時,他的革命同志京都的月照和尚被幕府列入黑名單內卻無地方躲避,西鄉隆盛便安排月照和尚和他一起回薩摩藩。不料回到薩摩藩後,薩摩藩當局卻表示不願庇護月照和尚。因為這様會為薩摩藩惹來麻煩。西鄉隆盛覺得千里迢迢將月照帶來故鄉,卻無力保護他,實在對不起他,絕望之餘,便抱著月照躍入錦江灣中。這是他第二次尋死。想不到命運之神惡作劇,月照淹死了,他卻被人救活。
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權之後,西鄉隆盛來到月照的墓前,邊流淚邊告訴月照,他已經率兵打倒幕府,為月照報了仇。當時,西鄉隆盛做了一首漢詩,如下:
月照墓前作 西鄉南洲
相約投淵無後先
豈圖波上再生緣
回頭十有餘年夢
空隔幽明哭墓前
(註:西鄉隆盛號南洲)
對西鄉隆盛而言,他各欠島津齊彬與月照一條命。他之所以沒有為島津齊彬殉死,是因為他還有未完的使命──他必須完成島津齊彬尚未達成的志業。至於和月照一起赴死那一次,他之所以被救活後,沒有繼續尋死,是因為他要為月照報仇。
如今,十多年過去,幕府終於被推翻,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建立了,西鄉隆盛總算達成島津齊彬的志業,也為月照報了仇。兩件心願已了,他隨時死而無憾。何況他不愛名,不愛利,凡俗的功名富貴絕對不是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再加上,現在他夾在政府與武士階級之間,找不到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無論怎麼做都會得罪另外一邊,都會污損他的另一個角色。他身為政府決策層,知道要讓日本這個大我盡速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犧牲武士階級這個小我的利益,可是他又是全國武士階級仰慕的領袖,他怎麼忍心割捨他的崇拜者?這個無解的矛盾更加強了他的尋死動機。問題只是何時死,如何死罷了。
就在這時候,傳來日本和朝鮮發生外交衝突的消息。
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是透過對馬藩(對馬藩位於日本與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進行的。朝鮮在釜山的草梁項設置倭館,作為日本在朝鮮的外交、貿易辦事處。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任命對馬藩的家老為大使,於一八六八年,攜帶國書,從對馬出發,前往朝鮮釜山,通知朝鮮政府日本已王政復古,也就是說,德川幕府已被推翻,現在改由天皇統治日本。可是朝鮮政府卻拒絕接受日方所提出的國書。為什麼呢?因為這份國書裡有「皇」、「詔」等用語。對朝鮮來說,長久以來,朝鮮便奉中國為宗主國,中國的統治者是「皇帝」,朝鮮的統治者是中國統治者的「臣」,所以只能稱「王」,不能稱「皇」,中國皇帝所下的命令是「詔」,現在日本的國書中有「皇」,又有「詔」,如果朝鮮接受了,豈不承認日本的統治者(天皇)和中國的皇帝同等地位?豈不承認日本也是朝鮮的宗主國﹙起碼同位階﹚?
但是就日本來說,以往日本的統治者是幕府將軍,所以不用「皇」這個字,現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統治者是「天皇」,既是「天皇」,用「皇」,用「詔」有何不對?何況,朝鮮認中國為宗主國,那是朝鮮的事,日本可沒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認為日本與中國為同一等級,若朝鮮自認自己比中國低一等,那麼朝鮮比日本低一等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兩國對「皇」、「詔」的認知有這樣的差距,外交衝突自然無法避免。
朝鮮想和日本保持距離還有另一個原因。當時,朝鮮正受到西洋列強的武力威脅。一八六六年八月,美國的一艘武裝商船沿著大同江而上直逼平壤附近。兩個月後,法國艦隊佔領江華島。一八七一年,美國艦隊又佔領江華島砲台。當時掌握朝鮮實際政權的大院君(朝鮮國王的父親)面對接二連三西洋列強的侵犯,採取鎖國攘夷政策,而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與西方交流密切,看在大院君眼裡,日本已經和西洋夷狄沆瀣一氣,日本根本已經是個半洋人,因此對日本心懷警戒。
朝鮮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自然讓日方不滿,政府內部出現「征討朝鮮」的聲音。
關於「征討朝鮮」(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是『征討』,從朝鮮的角度來看當然是『侵略』),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曾有三次征討朝鮮。第一次是傳說中的征討。傳說第十四任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曾經率兵征討朝鮮半島的新羅,並且讓新羅王臣服。但這畢竟只是傳說,是否真有其事,歷史學家大都持懷疑態度。第二次與第三次征討朝鮮都是豐臣秀吉所發動。一次是在一五九二年,一次是在一五九七年。這兩次征討讓朝鮮蒙受很大的損失,若非中國的明朝應朝鮮請求,派兵援朝,以及後來豐臣秀吉突然去世,朝鮮恐怕便成為日本的領土。
到了幕末,當歐美列強以砲艦強迫日本開國貿易,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時,有人主張征服朝鮮,以因應這個變局。例如吉田松陰就認為日本應該派兵取得滿州與朝鮮的土地,以彌補和西洋通商所帶來的損失。換言之,日本與強者(西洋列強)貿易所流失的財富,必須從比日本弱的滿州、朝鮮奪取。橋本左内也認為日本必須併吞滿州與朝鮮,才能免於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勝海舟則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和朝鮮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洋列強,不過,如果俄國侵佔朝鮮,便會對日本產生極大的威脅,因此若有這樣的情勢發生,日本應該先下手佔領朝鮮。
吉田松陰、橋本左内和勝海舟這三人對幕末志士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的征韓想法,無論動機為何,必然影響了許多志士。也就是說,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征韓的想法已經悄悄地在志士圈醞釀。因此,當朝鮮因為用語問題而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時,日本政府內部立刻出現征韓的意見,並不令人意外。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日本政府派佐田白茅、森山茂赴朝鮮釜山,針對十三個項目進行調查。這十三個項目當中包括朝鮮的軍備如何,朝鮮的內政如何,以及有無可供軍艦停泊的港口等。很明顯,日本政府已經在收集朝鮮的情報,作為將來是否侵略朝鮮的參考。
一八七○年二月,佐田白茅與森山茂帶著外務省(外交部)官員齋藤榮抵達釜山草梁,調查了兩個星期後,返回日本。
佐田白茅回國後向日本政府提出報告,報告裡這麼寫:
「朝鮮不收國書,對日本是一大侮辱,日本應興師問罪,不出五十天,可擄獲其國王,清國若派援兵,也一起討伐,則呂宋(菲律賓)、台灣唾手可得,……一旦取得朝鮮,該國如同金礦,米麥豐富,可為日本奠下富強之基礎。現在日本兵員過多,各藩兵士極思造反,若能將這些兵士用於外征,則可解除內亂隱憂,可說一舉兩得。」
這個報告有三個重點,頗能代表當時一部份日本政府人士的想法。
第一,朝鮮的國力與日本相差懸殊,很容易征服。
第二,取得朝鮮可讓日本富強。
第三,國內武士階級對政府不滿氣氛高漲,正好藉著對朝鮮動武,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紓解他們的怨氣。所以征討朝鮮是一石二鳥之計。
佐田白茅的報告雖然極力主張日本對朝鮮動武,可是日本政府決策層認為新政權才成立沒多久,中央政府還沒十足掌握權力,許多封建障礙還有待一一清除,現在還不是對外動武的時機,因此決定暫時擱置這個議題。不料二年後,風波再起。
一八七三年四月,有東京商人向對馬商人借用名義在釜山的倭館做貿易。對朝鮮而言,這種沒有朝鮮官方許可的貿易就是走私。因此朝鮮的負責機關東萊府聽到這個傳言後,便命令倭館的監視員加強取締日本商人的走私貿易,並將命令書貼在倭館門前。命令書中有這麼一段引發日本人憤怒的文字:
「日本受制於人(指西洋),而不覺羞恥,他們改變自己的外形(指穿西服、理西式髮型等),變更自己的風俗,他們已不是往昔的日本人,不應允許他們來我國。」
日本政府認為這段話嚴重侮辱了日本,立即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因應之道。會議中,參議板垣退助主張應立即派兵前往釜山,以保護釜山倭館的日本居留民。西鄉隆盛則提議派自己為遣韓大使,前往朝鮮,說明日本的立場,責備對方的不是,如果朝鮮仍然沒有善意回應,再出兵也不遲。
西鄉隆盛為什麽要自己擔任遣韓大使呢?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前往朝鮮,向朝鮮提出責難,責難朝鮮為何於一八六八年不接受日本的國書,輕侮日本,這次為何又在釜山倭館的大門貼上侮辱日本的命令書。面對西鄉隆盛的責難,堅持鎖國政策的朝鮮政府一定不會認錯,甚至惱羞成怒,將西鄉隆盛處死。劇情若是如此發展,那麼,一來,日本全國上下必然群情激憤,同仇敵愾,一致同意征討朝鮮,為西鄉隆盛報仇,國內武士階級的不滿情緒可以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發洩。二來,由於遣韓大使被殺,日本出兵朝鮮在國際上獲得正當性,列強沒理由干涉。三來,更重要的是,西鄉隆盛自己可以達到尋死的目的,贖償多年來心中對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歉疚,而獲得解脫。如果是尋常的自殺,可說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對活著的親友,甚至九泉之下的島津齊彬與月照都無法交待,但若是為國而死,那就坦蕩蕩,沒有什麼瑕疵可讓人非議。
當時,岩倉遣歐使節團(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出國)還在國外,只有大久保利通提早返國。大久保利通回國後不久,發現以西鄉隆盛為首的留守政府瀰漫著征討朝鮮的論調,嚇了一跳。大久保利通這趟隨著遣歐使節團出國,在歐美看到西方國家的種種先進面貌,深深明白日本落後西方列強太多,回國之後的當務之急自然是以西方為範本,努力建設,急起直追。建設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征討朝鮮?就算真要征討,也要等到國力充實之後。但是他知道眼前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扭轉大局,必須等到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他才有足夠的援兵。因此一時之間他只能靜觀事情的發展。
西鄉隆盛也知道等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後,他的計畫恐怕會遭到阻力,因此他決定在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之前,把事情搞定。他一再催促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一八三七~~一八九一)同意他擔任遣韓大使。三條實美雖然在名義上擔任新政府的最高職位,卻是個不太有主見的人。他告訴西鄉隆盛,等右大臣岩倉具視回來再說吧。但西鄉隆盛不放棄,繼續糾纏,三條實美最後只好讓步,於八月十七日的內閣會議,同意派遣西鄉為遣韓大使。會後,三條實美立刻向明治天皇報告,並獲得天皇的裁可。
西鄉隆盛以為事情就此搞定,沒想到他的尋死之路並不是那麼順暢。
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右大臣岩倉具視返國。大久保利通終於等到他的援兵。
十月十四日,內閣會議召開,征韓派出席者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內治優先派出席者為右大臣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另一位內治優先派成員木戶孝允因病沒出席,三條實美則對征韓與否沒什麼特別的堅持。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雙方展開激辯。
大久保等人反對征韓的理由是,出兵要增稅,農民現在已對稅負不滿,再增稅,日本內部恐引發內亂。日本現在當務之急,必須先振興產業,發展經濟,充實國力。征韓問題應暫時擱置。雙方自然沒有交集。
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激烈爭辯,三條實美夾在中間,不知要聽誰的。他身為太政大臣,卻沒有自己的意見,左右為難,靠這邊也不是,靠那邊也覺得不妥,內心天人交戰,幾天後,竟然不支病倒,也不知是真病還是假病。如果是假病,那麼要三條實美裝病的,很可能是大久保與岩倉。因為他們要舉棋不定的三條實美退出戰局,由岩倉具視取代三條實美的位置。
果然,十月二十日,明治天皇到三條實美住處探病,之後,順便到岩倉具視住處,任命岩倉具視為代理太政大臣。內治優先派拿到太政大臣這個位置後,已經處於優勢。
十月二十三日,岩倉具視上奏明治天皇,強烈建議現在不宜派遣大使赴韓。明治天皇接受岩倉具視的意見,下令朝鮮遣使無限期延期。征韓派終告挫敗。
西鄉隆盛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慨,已經在內閣會議決定的事,並獲得天皇的裁可,怎麼大久保與岩倉耍個計謀就遭到翻盤?西鄉立刻辭去官職,西鄉的子弟兵,同時也是薩摩藩(鹿兒島縣)出身者的兩位陸軍少將桐野利秋和篠原國幹也跟著辭職。第二天,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等征韓派也辭去官職。征韓派高官相繼辭職在政府內部引發震撼。接著幾天,薩摩藩出身的文官、武官陸陸續續辭職,總計多達六百餘人。他們都跟著西鄉隆盛回到故鄉九州鹿兒島縣。
征韓派的挫敗與相繼辭職,讓全國仰慕西鄉隆盛的武士為西鄉抱不平,尤其西鄉隆盛的故鄉位於九州,因此九州的武士反應更為激烈。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六日,九州佐賀縣的武士造反。征韓派的前參議,同時也是佐賀出身的江藤新平,聽到這個消息後,回到故鄉佐賀,結果被造反武士擁立為首領。
江藤新平率領三千名武士佔占領縣廳(縣政府),但因為沒得到期待中的西鄉隆盛與及其他地方武士的響應,不久便被政府軍打敗。大久保利通親自赴九州指揮政府軍,抓到江藤新平,將他斬首示眾,並且事後還將江藤新平的首級照片分送到全國各縣廳展示,以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
「佐賀之亂」兩年後,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新政府發佈「廢刀令」。除了軍人與警察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准佩帶武士刀。日本的武士向來視武士刀為武士的靈魂,一八七一年新政府下令「允許」武士不必佩帶武士刀,也就是所謂的「脫刀令」時,已經引起武士的不滿,現在聽到政府禁止武士佩帶武士刀,更是憤慨不已。
八月,日本政府下令廢止武士一切的俸祿,並發行金祿公債。這等於正式宣佈全國武士失業。許多武士聽到這個消息已經忍無可忍。
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州熊本縣爆發「神風連之亂」。舊熊本藩二百多名武士因不滿廢刀令而造反,但沒多久就被鎮壓。不料,才事隔三天,十月二十七日,九州福岡縣又爆發「秋月之亂」。舊秋月藩二百數十名武士因主張征韓論,反對廢刀令,起而造反,不過也是沒多久就被政府的軍隊彌平。
「秋月之亂」之後,許多帶頭叛亂的人被逮捕,其中之一是今村百八郎。當今村百八郎被押赴刑場時,路旁有許多圍觀的群眾,其中有一個小孩叫內田良平﹙1874—1937﹚。根據內田良平後來的回憶,當時今村百八郎一副「好漢做事,好漢擔」泰然自若的霸氣表情,令他終生難忘,這是內田良平人生最初的記憶,對他影響極深。內田良平後來與孫文發生密切的關係。
「秋月之亂」爆發的翌日,十月二十八日,與九州只隔著關門海峽的山口縣(也就是昔日的長州藩)爆發「萩之亂」。前原一誠率領五百名武士造反。前原一誠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因推翻幕府有功,曾經擔任新政府的兵部大輔(相當於國防部次官)和參議等要職。結果這場叛亂仍舊很快地被新政府鎮壓,前原一誠被捕斬首。
西鄉隆盛辭官回到故鄉鹿兒島之後,因為有許多仰慕他的武士跟著他一起辭職回鹿兒島,為了安置這些人,西鄉隆盛在鹿兒島縣令(縣長)大山綱良的全力協助下,設立了所謂的「私校」,包括由篠原國幹負責的步槍學校和由村田新八負責的大砲學校,以及遍佈鹿兒島縣的一百三十六所分校。
大山綱良是西鄉隆盛的崇拜者,他將鹿兒島縣收到的稅金一毛錢也不上繳給中央政府,一部份的稅金還提供給西鄉的私校。所謂私校,就是對鹿兒島的青年和青少年武士施以軍事、思想教育的學校。私校畢業的人,被任用為鹿兒島縣的官員,在鹿兒島縣政府內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左右縣政。鹿兒島縣內的警官也全由私校的人擔任。
鹿兒島縣無視政府的命令。政府下「廢刀令」,鹿兒島的武士仍舊帶著武士刀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來走去。政府下令全國改用陽曆,這兒卻仍用陰曆。廢藩置縣之際,幾乎所有的縣都是由其他藩出身的人擔任縣令,只有鹿兒島縣不同,由薩摩藩出身的大山綱良擔任縣令。換言之,鹿兒島此時已成為獨立國的狀態。而且不管西鄉隆盛願不願意,他就是這個獨立國的總帥。
可是西鄉本人並沒有強烈反抗中央政府的心意。秋月之亂、萩之亂等爆發的時候,西鄉身邊有許多人都勸他順勢起兵,與其他反抗勢力聯手打倒中央政府,但他都不為所動。
然而,就算西鄉沒有叛亂的意圖,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一直讓鹿兒島維持獨立狀態。這有損中央政府的威信,其他縣若起而效尤,如何是好?因此,除非西鄉王國放下武器,中央政府絕不會坐視太久。
在「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與「萩之亂」一一鎮壓成功之後,新政府最後的標的就只剩西鄉王國──鹿兒島。但西鄉沒有叛亂的明確證據,新政府也不好主動出兵。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大久保利通派遣中原尚雄等十多位鹿兒島縣出身的警官,以返鄉探親為名,回鹿兒島縣,一方面查探鹿兒島縣的情勢,一方面勸說自己的親朋好友不要加入私校黨。
一個月後,一八七七年一月,新政府下令將存放在鹿兒島的一部份彈藥搬往大坂。這些彈藥原本屬於舊薩摩藩,明治維新後,成為國有物。但新政府此舉激怒了私校黨。
一月二十九日,私校黨攻擊火藥局和海軍省所管轄的造船廠,奪取武器和彈藥。因為私校黨認為這是鹿兒島的火藥,不能讓中央政府帶走。但對中央政府而言,這個舉動已經可以和「叛亂」畫上等號。
二月三日,私校黨逮捕中原尚雄等二十多位政府警官,經過一番嚴刑拷打之後,他們供出大久保利通派他們來鹿兒島縣的目的是要暗殺西鄉隆盛和瓦解私校。這個供述當然引起私校黨極大的憤怒。
私校黨懇求西鄉隆盛率領他們起兵造反。西鄉隆盛知道無論就士兵的數量來說或就武器的優劣來說,鹿兒島縣的兵力都遠遠不是中央政府的對手,因此若政府不先動手,他也不想讓他的子弟兵去打一場幾乎沒有勝算的戰爭。可是現在政府已經先出手挑釁,他的子弟兵們一個個血脈賁張,慷慨激昂,西鄉隆盛即使冷靜地想將他們的怒火壓下來,恐怕也無能為力。西鄉隆盛看情勢發展到這個地步,勸阻也沒用,便乾脆答應了子弟兵的要求,說:「好吧,我們起兵!」
由於九州位於日本的西南,因此後人便把這場明治維新之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稱為「西南戰爭」。
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五日,西鄉隆盛率領一萬五千名薩摩藩武士從鹿兒島出發,北上,打算攻擊熊本城。一路上,九州各地的武士聽到西鄉隆盛終於帶頭造反,便相繼加入。沒有多久,西鄉軍的人數增加到三萬多名。此外有些地方的武士雖沒有直接加入,但在各地造反,與西鄉軍遙相呼應,可算是西鄉的友軍。西鄉軍與西鄉的友軍合計約有四萬二千人。
西鄉軍選擇熊本城作為第一個攻擊目標似乎不是個明智的決定。熊本城是戰國名將加藤清正所建,加藤清正深謀遠慮,建城的時候便設想有一天熊本城被敵軍包圍時,如何守得長久,因此不但將熊本城建得高聳堅固,連城內的塌塌米都是用芋莖編織而成,因為萬一城內糧食吃盡,還可將芋莖煮來果腹。果然,西鄉軍攻打熊本城,從二月打到四月,還攻不下來。
另一方面,東京的新政府聽到西鄉隆盛舉兵造反的消息,立刻下令討伐,以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為征討參軍,於二月二十日,率陸軍從東京出發,二十六日抵達九州福岡。新政府動員的兵力為陸軍五萬八千五百人,海軍二千二百人,軍艦十九艘。
西鄉軍久久打不下熊本城,已經有些心浮氣躁,現在又得面臨政府軍的攻擊,西鄉軍等於腹背受敵。西鄉的親弟弟西鄉小兵衛已於二月戰死。三月三日,西鄉的得力助手篠原國幹也戰死。
主戰場在熊本北方十八公里處的田原坂展開。新政府軍使用的是新式的施奈德槍,火藥和子彈一體,裝填速度較快,西鄉軍使用的是舊式槍,火藥和子彈是分開的,必須分別裝填,速度較慢。兩軍在田原坂激戰了十七天,政府軍獲得最後的勝利,西鄉軍只好敗逃。
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兩軍在長井決戰,西鄉軍大敗,投降者一萬多人。西鄉隆盛、桐野利秋、別府晉介帶著最精銳部隊數百人,乘著黑夜,突破重重包圍,於九月一日,逃回鹿兒島,並躲到城山裡。這時只剩下三百七十人。
不久,政府征討軍包圍城山,並於九月二十四日發動總攻擊。西鄉隆盛大腿中了一彈,行動困難,一手搭在別府晉介的肩上,勉強逃了一陣子,兩人已筋疲力盡。西鄉隆盛對別府晉介說:
「阿晉,就這裡好了!」
別府晉介點點頭,讓西鄉隆盛坐下。他們早已商量好,當最後一刻來臨時,西鄉隆盛會切腹自殺,並由別府晉介執行「介錯」。「介錯」就是站在切腹者的身旁,在切腹者完成切腹動作時,將切腹者的頭砍下。
為什麼切腹自殺還須要「介錯」呢?因為切腹自殺時,切腹者並不會馬上死亡,有時會因為過於痛苦,而大叫或翻滾。這樣的場面破壞切腹時應有的悲壯氣氛,甚至破壞切腹的美感。因此「介錯」的功用,一方面固然是在於縮短切腹者的痛苦時間,二方面也是在於維持切腹時的莊嚴與美感。
西鄉隆盛解開衣服,眼睛注視著遠方,心中有無限感慨。他原本打算死在異國朝鮮,不料卻死在自己的故鄉,他原本想為國犧牲,不料現在死時還得背負「叛亂」的罪名。為什麼命運之神如此作弄人呢?他嘆了一口氣,抜刀,用力刺向腹部。別府晉介等西鄉完成切腹後,銀光一閃,揮刀砍下西鄉的首級。
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西鄉隆盛就此去世,享年五十歲。明治、大正期的思想家內村鑑三在他的著作《日本的代表性人物》中對西鄉隆盛的死如此評述:
最偉大的武士,以及日本最後一位武士,就這樣去世了!
西鄉自殺之後,桐野利秋、別府晉介等人也一一戰死,西南戰爭結束。
事後,政府軍在檢查西鄉隆盛的遺體時,發現他的衣服內袋裡有一個皮夾,皮夾裡有一封橋本左內寫給西鄉的一封信。橋本左內是西鄉隆盛一生最敬佩的好友,卻不幸於一八五九年被幕府處死。橋本左內、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死,都是西鄉隆盛一生當中無法彌補的傷痛。這麼說來,西鄉隆盛將這封信放在身邊,已經放了至少十八年,他隨時隨地把橋本左內的信放在身邊,放了十八年。由此可見,西鄉真是性情中人。他的溫情,讓他獲得武士們的景仰,但也正是他的溫情,讓他的人生以悲劇結束。
西鄉隆盛去世前四個月,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南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木戶孝允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四歲。
西鄉隆盛去世後不到八個月,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大久保利通在上班途中遇刺,被六名武士亂刀砍死,死狀頗慘,享年四十八歲。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當中,明治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相繼死亡。英雄命短,時代的巨輪雖然無情地繼續往前轉動,但他們的故事應該會長久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吧。
西鄉隆盛的故事好聽嗎?希望你們也可以和他一樣,做個無私的人,但不是把自己現給某個階級或政黨,而是獻給全人類。這樣你們的境界會高過西鄉隆盛。
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上次跟你們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石橋湛山,這次跟你們談精神上差不多,以無私聞名的西鄉隆盛(1827—1877)。與石橋湛山比起來,西鄉隆盛的人生要戲劇化的多。西鄉隆盛原本是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最後卻舉兵叛變,反抗中央政府,被冠上「叛賊」的罪名,結果兵變失敗,西鄉隆盛以切腹自殺了結他的一生。西鄉隆盛的人生為甚麼會有這麼戲劇化的轉折?請聽我細細道來。
推翻封建德川政權,成立明治新政府,西鄉隆盛是最大功臣。現在在東京的賞櫻勝地——東京上野公園內還有西鄉隆盛牽著小狗散步的銅像,靜靜地豎立在遊客如織的上野公園中。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積極推動西化(對明治新政府而言,西化就是『文明化』),企圖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日本人與日本社會,從封建野蠻的層次,提升到和西洋文明同水準的層次。因為日本需要解除西方列強綁在她身上的不平等條約,而與西方列強談判解除不平等條約的首要前提是,日本要成為和西方國家同樣文明水平的國家。七世紀時,日本發現中國的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以中國為師,努力引進中國文明。現在,日本人又發現西洋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要努力引進西洋文明。
比較這兩次向外國文明學習,有一點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第一次向外國(中國)文明學習時,沒有急迫性,可慢慢來,即使花上一個世紀來學都無所謂,因此可以慢慢消化,慢慢吸收,這對日本本土文化的衝擊性較小。可是第二次向外國文明學習就不同了。這一次有急迫性。日本如果不趕緊引進西方文明,將國家作徹底的改造,日本就可能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任西方列強宰割。換言之,這是一次事關民族存亡的學習,其重要性與急迫性,都遠遠超過第一次。不過,快速引進西方文明卻會對本土文化與本土的社會結構產生很大的衝擊。其衝擊性有多大,事前實在難以預估,也沒有時間去預估。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積極引進西洋文明的風潮,當時的日本人稱之為「文明開化」。「文明開化」遍及一切領域,從食、衣、住、行,到思想、價值觀。舉幾個例子來說。
以往,由於受到佛教不殺生觀念的影響,日本人是不吃肉的,尤其不吃牛肉,只吃魚和蔬菜。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學西方人吃肉、喝牛奶。明治初年,東京開始有商家賣起牛肉火鍋,沒多久,吃牛肉鍋成為東京時尚人土的最愛,他們一邊大啖牛肉,一邊嘆息:「日本人以前真笨,不懂得吃這麼好吃的食物!」
髮型的改變也是文明開化的一大特徵。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男人的髮型,就如日本古裝劇裡的武士一樣,把前額剔光,並將後面的頭髮梳成髮髻。這樣的髮型稱為「半髮」。明治維新之後,許多人將半髮理成西式髮。當時流行一句有趣的順口溜:
「敲敲留半髮的頭,會發出因循姑息的聲音;敲敲留西式髮的頭,會發出文明開化的聲音。」
日本皇室對這股西化風潮,也不落人後,一八六九年起,皇室在宮城內飼養數頭乳牛,明治天皇於一八七一年起,每天喝二次牛奶,並且在明治維新元勳大久保利通的熱心推薦下,開始吃起牛肉。一八七三年,明治天皇開始穿起西服,並且剔掉傳統髮型,改理西式髮型。以往,日本女人結婚之後,習慣將牙齒染黑。明治天皇的皇后美子於一八七三年除掉這個傳統陋習,恢復天然潔白牙齒。天皇與皇后如此以身作則西化,自然對整個西化風潮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
日本民眾對西方事物的好奇與嚮往與日俱增,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所著介紹西洋事物的入門書《西洋事情》賣了二十五萬冊,成為當時的超級暢銷書。他的《勸學》一至十七集總共賣了三百四十萬冊,也是超級暢銷書。在引進西洋文明上,也有激烈的主張,例如,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森有禮主張廢除漢字,改用英文字母來取代平假名,並且主張日本男人應該取西洋女人為妻,以改善人種。
不過,也有西化過頭而演變成棄舊物如敝屣的的現象。例如,九州熊本藩知事(縣長)於一八七○年上公文給東京中央政府,請示可否拆掉熊本城。他的理由是,熊本藩有很多封建陋習,如果能拆掉這座象徵封建傳統的城,必然有助於人民革除他們的陋習。現在熊本城已成當地觀光勝地,還好當時沒有真的拆。還有一些人認為神社、寺廟、石佛、漆器等是封建傳統的象徵,而加以破壞、捨棄。許多日本傳統的文化逐漸沒落,如歌舞伎、能、日本畫等。室町時代雪舟、狩野元信等名畫家的畫作被收藏者以極低亷的價格賣出。許多日本的古董、字畫就這樣流落到外國識貨者的手中。日本人必須等一段時間後,才會明白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當中,哪些該保留,哪些該捨棄。
當然,處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固然有人對西洋文明過渡崇拜,但另一方面,卻也有人對西洋文明抱持排斥的態度。尤其是武士階級中的一部份人。他們對明治維新後的新政府、新制度,以及鋪天蓋地而來的西洋文明,心懷怨恨與不滿。
舉個例子來說,有些武士從電線下面走過的時候,會趕緊拿出扇子遮住自己的頭,因為電線是洋夷的東西,從下面走過,感覺會招來惡運,會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因此用扇子擋一擋,不讓晦氣附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態?
明治維新之後,許多武士心中懷著不滿。他們的不滿,主要有下列三項。
首先,他們不滿新政府不但不攘夷,還採取西化政策。
當年,在推翻幕府的過程中,志士們的共同口號是「尊王攘夷」,也就是尊敬天皇,以天皇為中心,各藩團結起來,共同驅逐洋夷。為什麼要驅逐洋夷?因為洋夷欺人太甚,以巨艦和大砲強迫日本開國貿易,而且還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幕府豈不就是因為不顧天皇的反對,一意孤行地和洋夷簽訂貿易條約,後來才被推翻的?如今,幕府倒了,新政府成立了,這個當年帶頭喊「尊王攘夷」的新政府,現在不但不攘夷,還和洋人親密交往,甚至鼓吹皇室與人民西化,讓整個社會洋味愈來愈重。愈來愈不像日本。因此,他們感覺被新政府騙了,被利用了。心中自然一肚子氣。
其次,他們不滿新政府想要消滅武士階級。
在明治維新之前,武士名列「士農工商」之首,走起路來,虎虎生威,不可一世。他們享有許多一般平民所沒有的特權。武士可以隨身攜帶武器──武士刀,可以騎馬,可以擁有姓氏。平民則不准帶刀,不准騎馬,沒有姓氏。平民在路上見到武士,最好閃到一邊,擺出恭敬的模樣,若武士覺得平民對他有不恭敬的言語或行為,可以當場拔刀,將對方砍死,而不負刑責。當兵上戰場是武士的天職,既是義務,也是權利。
可是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執掌政權的人發現西方文明國家沒有武士這個特權階級,在西方各國,人民基本上是平等的,大家享同樣的權利,也盡相同的義務,沒有人可以隨便拔刀砍人,當兵人人有份,因為是採用徵兵制。因此對新政府而言,日本若要成為和西方各國一樣的文明國家,就必須要取消武士階級的所有特權,換言之,必須讓武士階級消失,讓國民一律平等。果然,明治維新之後,各種取消武士特權的政策陸續出籠。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新政府制定祿制,削減武士俸祿(減薪)。
一八七○年(明治三年),新政府宣佈「平民也可擁有姓氏」。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新政府宣佈「武士可從事農業和商業」(暗示武士快轉行)。接著宣佈「平民可騎馬,可穿羽織袴(武士的服裝)」。然後又宣佈「武士不可隨意動刀傷人」。同年九月,宣佈「武士可以剔掉髪髻,並且可以不用佩帶武士刀」。雖然新政府用委婉的字眼「可以」,但大家都知道新政府真正想說的是「武士們,趕快剔掉髪髻吧!趕快放下武器吧!」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新政府宣佈全國徵兵。當兵不再是武士的專利,而是全體國民的義務。
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三月,新政府宣佈「廢刀令」(武士不可佩帶武士刀)。同年八月,宣佈廢止武士的俸祿,並發給武士公債。
就這樣,以往武士所持有的特權被新政府一一取消。武士和一般平民沒甚麼兩樣,走在路上再也威風不起來,武士當然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還有一個不滿,那就是他們看到昔日的武士階級當中,只有一小部份人在新政府中擔任要職,吃香喝辣,其他大部份人卻被屏除在權力圈外,日漸貧窮。
下表為一八六八年明治新政府高官的月薪,當時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二萬日圓,因此一等官月薪七百兩,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四百萬日圓,換算成台幣,大約三百五十萬元。這是多麼高的收入!而且這些高官還按照他們的官等分配到豪華的官邸。他們可以過著和封建時代的大名﹙諸侯﹚一樣奢侈的生活。
官等 官職名 月薪
一等官 輔相、議定、行政官知事 700兩
二等官 參與、行政官副知事、府知事 600兩
三等官 行政官議長、行政官辦事、行政官判事、一等縣知事 500兩
四等官 權辦事、權判事、二等縣知事 300兩
五等官 吏官、三等縣知事 150兩
在推翻幕府統治的過程中,同樣是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大功告成之後,只有少部份人吃香喝辣,享盡榮華富貴,其他人卻無法分享戰果?
明治維新後,武士階級當中,大約只有十分之一成為官吏。其他十分之九無法成為官吏的武士,因為喪失「武士」這個職業,只好轉行,從事農業或商業。可是隔行如隔山,多數人都不幸失敗了,許多人還賠盡家產,成為新時代的新貧民。這些淪落為新貧民的武士,看到一部份昔日的尊王攘夷同志,現在居然大富大貴,再對照自己的處境,難免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感覺,自然也是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昔日威風八面,滿身傲氣,動不動就拔刀嚇人,現在他們既然有上述三項不滿,要他們不生事,也不可能。
一八六九年一月五日,政府高官橫井小楠回家途中被暗殺。因為橫井小楠曾經讚美美國總統華盛頓是理想的君主,主張日本應廢除天皇,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暗殺者認為橫井小楠無恥媚外,罪無可赦,因此動刀行刺。
同年九月四日,推動徵兵制不遺餘力的大村益次郎被守舊派武士暗殺。
一八七一年,政府高官廣澤真臣在家中被暗殺。犯人不明,行兇動機也不明。
明治新政府的眾多高官雖然遭受武士階級的怨埋,但有一位高官卻受到武士階層的景仰與愛戴,他就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另外二傑是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也是推翻幕府最大功臣的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之所以受到武士們的愛戴,主要來自於他的人格魅力。
在幕府末年,土佐藩志士中岡慎太郎(一八三八~~一八六七)為了尊攘運動,奔走四方,建立廣泛人脈。他寫的一篇《時勢論》,在開頭部份,對當時的反幕志士作了一些評論。其中,對西鄉隆盛,中岡慎太郎有很貼切的評述:
「薩摩之西鄉隆盛,身材肥壯,不比相撲力士遜色。此人有學識、有膽略,平常沈默寡言,思慮深遠,長於果斷。偶爾說話一句,便貫人肺腑,而且其道德崇高,令人信服……實在為知行合一之人物,也是洛西(京都以西)第一英雄也。」
西鄉隆盛生平最喜歡的座右銘是「敬天愛人」。他對部下真心相待,部下自然也心甘情願為他赴湯蹈火
西鄉隆盛個性儉僕,不太重視金錢與物質享受。他的薪水大都用來救濟貧窮的武士或捐給學校。當他擔任新政府要職「參議」時,在東京居住的房子是租來的,月租只有三圓,那棟房子只有兩間房間,一間六個榻榻米大,另一間八個榻榻米大。有一回新政府的高官右大臣岩倉具視有事情去西鄉隆盛的住處,看到西鄉隆盛簡陋的住屋,不禁皺著眉頭說:「你是參議,蓋一棟與參議身份相符合的房子如何?」
西鄉隆盛平常只穿簡便的衣服,腳上則穿一雙普通的木屐。他到哪兒都是同樣的裝扮,即使出席官方的宴會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參加皇室的宴會,依舊穿平常的衣服。當他告退後出來時,發現木屐不見了,他也不想麻煩別人為他找木屐,便乾脆赤著腳走路,很不巧,下起雨來。當他走到皇宮的城門時,城門的警衛把他叫住,問他的姓名、身份等,因為眼前這個人穿著平常衣服,又赤著腳在雨中走路,實在令人起疑。西鄉隆盛說:「我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警衛沒親眼見過西鄉隆盛,哪會相信他的話,因而不讓他出城門。西鄉隆盛只好站著等待認識他的人經過為他解圍。不久,右大臣岩倉具視坐著馬車而來。岩倉具視向警衛證明「這個人的確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後,西鄉隆盛坐岩倉具視的便車揚長而去,留下一臉驚慌的警衛。
由於個性不好奢華,西鄉隆盛對新政府的許多官員在革命成功之後,便領高薪、住豪宅、穿華服,覺得很不以為然。
西鄉隆盛唯一的嗜好是狗,他喜歡養狗,也喜歡收集一切和狗有關的東西,例如狗的雕刻,狗的繪畫等。別人送他東西,他一概婉拒,只有和狗有關的東西,他會欣然接受。當他離開煩人的東京政壇,回到故鄉鹿兒島時,他最喜歡帶著狗去野外散步或登山。現在在東京上野公園就有一尊西鄉隆盛牽著一隻狗的銅像。
後世的歷史學者,不管是讚揚西鄉隆盛的,或批評西鄉隆盛的,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西鄉隆盛的大公無私。西鄉隆盛一生奔走奮鬥,從來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寫的一首動人漢詩「偶成」很可以反映出他這種「大公無私」的性格特徵。
偶成 西鄉隆盛
幾歷辛酸志始堅
丈夫玉碎恥瓦全
一家遺事人知否
不為兒孫買美田
(註:一家遺事意為我家的家訓)
一般人,即使自己不重視物質享受,總也會為後代著想,盡量留給兒孫豐厚的遺產。西鄉隆盛卻無私到不但不為自已的利益打算,連兒孫的利益,也不為他們打算。他沒有這個能力嗎?他做不到嗎?不!他是推翻幕府的最大功臣,怎會沒這個能力?怎會做不到?但他卻恥於追求私利,並且對那些革命成功後,便汲汲於追求私利的官員,很瞧不起。這是西鄉隆盛的不凡處,也是他最令人尊敬的地方。
同樣是薩摩藩出身的志士,也同樣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在性格上卻有極大的不同。大久保利通較冷靜,為了達成目的,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冷血、冷酷。西鄉隆盛則以真誠待人,像太陽一樣,讓周遭的人感覺溫暖,但有時卻對人過於溫情。
西鄉隆盛的溫情性格讓他在明治維新後陷於矛盾的處境。他身處新政府的決策層,很清楚日本要脫胎換骨成西方式的文明國家,勢必得消除武士階級不可。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受到全日本武士階級的愛戴,那些武士正在期待西鄉隆盛能夠發揮他的影響力,扭轉政府高層的決策,讓武士階級繼續留存在日本社會,繼續享受昔日的尊嚴與光采。
一個角色要他消滅武士,另一個角色要他保存武士,這兩個角色互相衝突,他怎麼想,都找不到兩全其美的方法。如果是大久保利通,事情就容易解決──既然時代的潮流是要消滅武士階級,那就消滅吧!可是西鄉隆盛不是大久保利通,他無法那麼冷酷地和武士階級切割。
就像一家虧損連連的公司,為了重新振作起來,必須先裁徹多餘、不適任的員工。大久保利通這樣的老闆,說裁員就裁員,不管員工再怎麼哀求,再怎麼抗議,完全不為所動。西鄉隆盛這樣的老闆,則會顧念以往大家一起打拼的情懷,以及考慮這些中年員工被裁員後的生活問題等等,而很難下定決心。
西鄉隆盛陷於兩種角色的矛盾而深覺苦惱。他想退隱山林,擺脫這些惱人的世事,因而一度回到故鄉鹿兒島,可是沒多久,又被新政府請回東京任職。但是夾在政府與武士之間的矛盾問題依舊無解。在無奈之餘,他開始尋找死亡的機會。
在此之前,他至少有兩次興起死亡的念頭。兩次都是在一八五八年,三十一歲的時候。
那年八月,他正在京都為尊攘運動奔走,突然接到惡耗──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去世!
島津齊彬是幕末全日本二百多個藩主中最開明、最有智慧的一人。下級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因為受到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提拔,才被賦予重任,才能在尊攘志士間展露頭角。不,島津齊彬對西鄉隆盛的恩情,絕不止於賞識、提拔而已。西鄉隆盛自從跟在島津齊彬身邊,無論在見識上,或在人格上,都受到島津齊彬極大的薰陶。對西鄉隆盛而言,島津齊彬不只是他的主人,還是他的啟蒙恩師、人生導師。因此,聽到島津齊彬去世的消息,西鄉隆盛悲痛地大哭一場。他的心情墜入谷底,興起為島津齊彬殉死的念頭。好在周遭的志士安慰他、鼓勵他,要他完成島津齊彬未完的志業,以報答島津齊彬的恩情,西鄉隆盛才打消殉死的念頭。
島津齊彬去世兩個月後,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發動安政大獄,大肆逮捕尊攘志士。尊攘志士活動的主要地點京都,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西鄉隆盛只好回故鄉薩摩藩暫避風頭。當時,他的革命同志京都的月照和尚被幕府列入黑名單內卻無地方躲避,西鄉隆盛便安排月照和尚和他一起回薩摩藩。不料回到薩摩藩後,薩摩藩當局卻表示不願庇護月照和尚。因為這様會為薩摩藩惹來麻煩。西鄉隆盛覺得千里迢迢將月照帶來故鄉,卻無力保護他,實在對不起他,絕望之餘,便抱著月照躍入錦江灣中。這是他第二次尋死。想不到命運之神惡作劇,月照淹死了,他卻被人救活。
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權之後,西鄉隆盛來到月照的墓前,邊流淚邊告訴月照,他已經率兵打倒幕府,為月照報了仇。當時,西鄉隆盛做了一首漢詩,如下:
月照墓前作 西鄉南洲
相約投淵無後先
豈圖波上再生緣
回頭十有餘年夢
空隔幽明哭墓前
(註:西鄉隆盛號南洲)
對西鄉隆盛而言,他各欠島津齊彬與月照一條命。他之所以沒有為島津齊彬殉死,是因為他還有未完的使命──他必須完成島津齊彬尚未達成的志業。至於和月照一起赴死那一次,他之所以被救活後,沒有繼續尋死,是因為他要為月照報仇。
如今,十多年過去,幕府終於被推翻,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建立了,西鄉隆盛總算達成島津齊彬的志業,也為月照報了仇。兩件心願已了,他隨時死而無憾。何況他不愛名,不愛利,凡俗的功名富貴絕對不是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再加上,現在他夾在政府與武士階級之間,找不到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無論怎麼做都會得罪另外一邊,都會污損他的另一個角色。他身為政府決策層,知道要讓日本這個大我盡速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犧牲武士階級這個小我的利益,可是他又是全國武士階級仰慕的領袖,他怎麼忍心割捨他的崇拜者?這個無解的矛盾更加強了他的尋死動機。問題只是何時死,如何死罷了。
就在這時候,傳來日本和朝鮮發生外交衝突的消息。
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是透過對馬藩(對馬藩位於日本與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進行的。朝鮮在釜山的草梁項設置倭館,作為日本在朝鮮的外交、貿易辦事處。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任命對馬藩的家老為大使,於一八六八年,攜帶國書,從對馬出發,前往朝鮮釜山,通知朝鮮政府日本已王政復古,也就是說,德川幕府已被推翻,現在改由天皇統治日本。可是朝鮮政府卻拒絕接受日方所提出的國書。為什麼呢?因為這份國書裡有「皇」、「詔」等用語。對朝鮮來說,長久以來,朝鮮便奉中國為宗主國,中國的統治者是「皇帝」,朝鮮的統治者是中國統治者的「臣」,所以只能稱「王」,不能稱「皇」,中國皇帝所下的命令是「詔」,現在日本的國書中有「皇」,又有「詔」,如果朝鮮接受了,豈不承認日本的統治者(天皇)和中國的皇帝同等地位?豈不承認日本也是朝鮮的宗主國﹙起碼同位階﹚?
但是就日本來說,以往日本的統治者是幕府將軍,所以不用「皇」這個字,現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統治者是「天皇」,既是「天皇」,用「皇」,用「詔」有何不對?何況,朝鮮認中國為宗主國,那是朝鮮的事,日本可沒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認為日本與中國為同一等級,若朝鮮自認自己比中國低一等,那麼朝鮮比日本低一等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兩國對「皇」、「詔」的認知有這樣的差距,外交衝突自然無法避免。
朝鮮想和日本保持距離還有另一個原因。當時,朝鮮正受到西洋列強的武力威脅。一八六六年八月,美國的一艘武裝商船沿著大同江而上直逼平壤附近。兩個月後,法國艦隊佔領江華島。一八七一年,美國艦隊又佔領江華島砲台。當時掌握朝鮮實際政權的大院君(朝鮮國王的父親)面對接二連三西洋列強的侵犯,採取鎖國攘夷政策,而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與西方交流密切,看在大院君眼裡,日本已經和西洋夷狄沆瀣一氣,日本根本已經是個半洋人,因此對日本心懷警戒。
朝鮮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自然讓日方不滿,政府內部出現「征討朝鮮」的聲音。
關於「征討朝鮮」(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是『征討』,從朝鮮的角度來看當然是『侵略』),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曾有三次征討朝鮮。第一次是傳說中的征討。傳說第十四任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曾經率兵征討朝鮮半島的新羅,並且讓新羅王臣服。但這畢竟只是傳說,是否真有其事,歷史學家大都持懷疑態度。第二次與第三次征討朝鮮都是豐臣秀吉所發動。一次是在一五九二年,一次是在一五九七年。這兩次征討讓朝鮮蒙受很大的損失,若非中國的明朝應朝鮮請求,派兵援朝,以及後來豐臣秀吉突然去世,朝鮮恐怕便成為日本的領土。
到了幕末,當歐美列強以砲艦強迫日本開國貿易,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時,有人主張征服朝鮮,以因應這個變局。例如吉田松陰就認為日本應該派兵取得滿州與朝鮮的土地,以彌補和西洋通商所帶來的損失。換言之,日本與強者(西洋列強)貿易所流失的財富,必須從比日本弱的滿州、朝鮮奪取。橋本左内也認為日本必須併吞滿州與朝鮮,才能免於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勝海舟則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和朝鮮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洋列強,不過,如果俄國侵佔朝鮮,便會對日本產生極大的威脅,因此若有這樣的情勢發生,日本應該先下手佔領朝鮮。
吉田松陰、橋本左内和勝海舟這三人對幕末志士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的征韓想法,無論動機為何,必然影響了許多志士。也就是說,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征韓的想法已經悄悄地在志士圈醞釀。因此,當朝鮮因為用語問題而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時,日本政府內部立刻出現征韓的意見,並不令人意外。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日本政府派佐田白茅、森山茂赴朝鮮釜山,針對十三個項目進行調查。這十三個項目當中包括朝鮮的軍備如何,朝鮮的內政如何,以及有無可供軍艦停泊的港口等。很明顯,日本政府已經在收集朝鮮的情報,作為將來是否侵略朝鮮的參考。
一八七○年二月,佐田白茅與森山茂帶著外務省(外交部)官員齋藤榮抵達釜山草梁,調查了兩個星期後,返回日本。
佐田白茅回國後向日本政府提出報告,報告裡這麼寫:
「朝鮮不收國書,對日本是一大侮辱,日本應興師問罪,不出五十天,可擄獲其國王,清國若派援兵,也一起討伐,則呂宋(菲律賓)、台灣唾手可得,……一旦取得朝鮮,該國如同金礦,米麥豐富,可為日本奠下富強之基礎。現在日本兵員過多,各藩兵士極思造反,若能將這些兵士用於外征,則可解除內亂隱憂,可說一舉兩得。」
這個報告有三個重點,頗能代表當時一部份日本政府人士的想法。
第一,朝鮮的國力與日本相差懸殊,很容易征服。
第二,取得朝鮮可讓日本富強。
第三,國內武士階級對政府不滿氣氛高漲,正好藉著對朝鮮動武,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紓解他們的怨氣。所以征討朝鮮是一石二鳥之計。
佐田白茅的報告雖然極力主張日本對朝鮮動武,可是日本政府決策層認為新政權才成立沒多久,中央政府還沒十足掌握權力,許多封建障礙還有待一一清除,現在還不是對外動武的時機,因此決定暫時擱置這個議題。不料二年後,風波再起。
一八七三年四月,有東京商人向對馬商人借用名義在釜山的倭館做貿易。對朝鮮而言,這種沒有朝鮮官方許可的貿易就是走私。因此朝鮮的負責機關東萊府聽到這個傳言後,便命令倭館的監視員加強取締日本商人的走私貿易,並將命令書貼在倭館門前。命令書中有這麼一段引發日本人憤怒的文字:
「日本受制於人(指西洋),而不覺羞恥,他們改變自己的外形(指穿西服、理西式髮型等),變更自己的風俗,他們已不是往昔的日本人,不應允許他們來我國。」
日本政府認為這段話嚴重侮辱了日本,立即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因應之道。會議中,參議板垣退助主張應立即派兵前往釜山,以保護釜山倭館的日本居留民。西鄉隆盛則提議派自己為遣韓大使,前往朝鮮,說明日本的立場,責備對方的不是,如果朝鮮仍然沒有善意回應,再出兵也不遲。
西鄉隆盛為什麽要自己擔任遣韓大使呢?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前往朝鮮,向朝鮮提出責難,責難朝鮮為何於一八六八年不接受日本的國書,輕侮日本,這次為何又在釜山倭館的大門貼上侮辱日本的命令書。面對西鄉隆盛的責難,堅持鎖國政策的朝鮮政府一定不會認錯,甚至惱羞成怒,將西鄉隆盛處死。劇情若是如此發展,那麼,一來,日本全國上下必然群情激憤,同仇敵愾,一致同意征討朝鮮,為西鄉隆盛報仇,國內武士階級的不滿情緒可以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發洩。二來,由於遣韓大使被殺,日本出兵朝鮮在國際上獲得正當性,列強沒理由干涉。三來,更重要的是,西鄉隆盛自己可以達到尋死的目的,贖償多年來心中對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歉疚,而獲得解脫。如果是尋常的自殺,可說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對活著的親友,甚至九泉之下的島津齊彬與月照都無法交待,但若是為國而死,那就坦蕩蕩,沒有什麼瑕疵可讓人非議。
當時,岩倉遣歐使節團(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出國)還在國外,只有大久保利通提早返國。大久保利通回國後不久,發現以西鄉隆盛為首的留守政府瀰漫著征討朝鮮的論調,嚇了一跳。大久保利通這趟隨著遣歐使節團出國,在歐美看到西方國家的種種先進面貌,深深明白日本落後西方列強太多,回國之後的當務之急自然是以西方為範本,努力建設,急起直追。建設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征討朝鮮?就算真要征討,也要等到國力充實之後。但是他知道眼前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扭轉大局,必須等到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他才有足夠的援兵。因此一時之間他只能靜觀事情的發展。
西鄉隆盛也知道等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後,他的計畫恐怕會遭到阻力,因此他決定在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之前,把事情搞定。他一再催促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一八三七~~一八九一)同意他擔任遣韓大使。三條實美雖然在名義上擔任新政府的最高職位,卻是個不太有主見的人。他告訴西鄉隆盛,等右大臣岩倉具視回來再說吧。但西鄉隆盛不放棄,繼續糾纏,三條實美最後只好讓步,於八月十七日的內閣會議,同意派遣西鄉為遣韓大使。會後,三條實美立刻向明治天皇報告,並獲得天皇的裁可。
西鄉隆盛以為事情就此搞定,沒想到他的尋死之路並不是那麼順暢。
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右大臣岩倉具視返國。大久保利通終於等到他的援兵。
十月十四日,內閣會議召開,征韓派出席者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內治優先派出席者為右大臣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另一位內治優先派成員木戶孝允因病沒出席,三條實美則對征韓與否沒什麼特別的堅持。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雙方展開激辯。
大久保等人反對征韓的理由是,出兵要增稅,農民現在已對稅負不滿,再增稅,日本內部恐引發內亂。日本現在當務之急,必須先振興產業,發展經濟,充實國力。征韓問題應暫時擱置。雙方自然沒有交集。
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激烈爭辯,三條實美夾在中間,不知要聽誰的。他身為太政大臣,卻沒有自己的意見,左右為難,靠這邊也不是,靠那邊也覺得不妥,內心天人交戰,幾天後,竟然不支病倒,也不知是真病還是假病。如果是假病,那麼要三條實美裝病的,很可能是大久保與岩倉。因為他們要舉棋不定的三條實美退出戰局,由岩倉具視取代三條實美的位置。
果然,十月二十日,明治天皇到三條實美住處探病,之後,順便到岩倉具視住處,任命岩倉具視為代理太政大臣。內治優先派拿到太政大臣這個位置後,已經處於優勢。
十月二十三日,岩倉具視上奏明治天皇,強烈建議現在不宜派遣大使赴韓。明治天皇接受岩倉具視的意見,下令朝鮮遣使無限期延期。征韓派終告挫敗。
西鄉隆盛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慨,已經在內閣會議決定的事,並獲得天皇的裁可,怎麼大久保與岩倉耍個計謀就遭到翻盤?西鄉立刻辭去官職,西鄉的子弟兵,同時也是薩摩藩(鹿兒島縣)出身者的兩位陸軍少將桐野利秋和篠原國幹也跟著辭職。第二天,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等征韓派也辭去官職。征韓派高官相繼辭職在政府內部引發震撼。接著幾天,薩摩藩出身的文官、武官陸陸續續辭職,總計多達六百餘人。他們都跟著西鄉隆盛回到故鄉九州鹿兒島縣。
征韓派的挫敗與相繼辭職,讓全國仰慕西鄉隆盛的武士為西鄉抱不平,尤其西鄉隆盛的故鄉位於九州,因此九州的武士反應更為激烈。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六日,九州佐賀縣的武士造反。征韓派的前參議,同時也是佐賀出身的江藤新平,聽到這個消息後,回到故鄉佐賀,結果被造反武士擁立為首領。
江藤新平率領三千名武士佔占領縣廳(縣政府),但因為沒得到期待中的西鄉隆盛與及其他地方武士的響應,不久便被政府軍打敗。大久保利通親自赴九州指揮政府軍,抓到江藤新平,將他斬首示眾,並且事後還將江藤新平的首級照片分送到全國各縣廳展示,以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
「佐賀之亂」兩年後,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新政府發佈「廢刀令」。除了軍人與警察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准佩帶武士刀。日本的武士向來視武士刀為武士的靈魂,一八七一年新政府下令「允許」武士不必佩帶武士刀,也就是所謂的「脫刀令」時,已經引起武士的不滿,現在聽到政府禁止武士佩帶武士刀,更是憤慨不已。
八月,日本政府下令廢止武士一切的俸祿,並發行金祿公債。這等於正式宣佈全國武士失業。許多武士聽到這個消息已經忍無可忍。
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州熊本縣爆發「神風連之亂」。舊熊本藩二百多名武士因不滿廢刀令而造反,但沒多久就被鎮壓。不料,才事隔三天,十月二十七日,九州福岡縣又爆發「秋月之亂」。舊秋月藩二百數十名武士因主張征韓論,反對廢刀令,起而造反,不過也是沒多久就被政府的軍隊彌平。
「秋月之亂」之後,許多帶頭叛亂的人被逮捕,其中之一是今村百八郎。當今村百八郎被押赴刑場時,路旁有許多圍觀的群眾,其中有一個小孩叫內田良平﹙1874—1937﹚。根據內田良平後來的回憶,當時今村百八郎一副「好漢做事,好漢擔」泰然自若的霸氣表情,令他終生難忘,這是內田良平人生最初的記憶,對他影響極深。內田良平後來與孫文發生密切的關係。
「秋月之亂」爆發的翌日,十月二十八日,與九州只隔著關門海峽的山口縣(也就是昔日的長州藩)爆發「萩之亂」。前原一誠率領五百名武士造反。前原一誠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因推翻幕府有功,曾經擔任新政府的兵部大輔(相當於國防部次官)和參議等要職。結果這場叛亂仍舊很快地被新政府鎮壓,前原一誠被捕斬首。
西鄉隆盛辭官回到故鄉鹿兒島之後,因為有許多仰慕他的武士跟著他一起辭職回鹿兒島,為了安置這些人,西鄉隆盛在鹿兒島縣令(縣長)大山綱良的全力協助下,設立了所謂的「私校」,包括由篠原國幹負責的步槍學校和由村田新八負責的大砲學校,以及遍佈鹿兒島縣的一百三十六所分校。
大山綱良是西鄉隆盛的崇拜者,他將鹿兒島縣收到的稅金一毛錢也不上繳給中央政府,一部份的稅金還提供給西鄉的私校。所謂私校,就是對鹿兒島的青年和青少年武士施以軍事、思想教育的學校。私校畢業的人,被任用為鹿兒島縣的官員,在鹿兒島縣政府內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左右縣政。鹿兒島縣內的警官也全由私校的人擔任。
鹿兒島縣無視政府的命令。政府下「廢刀令」,鹿兒島的武士仍舊帶著武士刀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來走去。政府下令全國改用陽曆,這兒卻仍用陰曆。廢藩置縣之際,幾乎所有的縣都是由其他藩出身的人擔任縣令,只有鹿兒島縣不同,由薩摩藩出身的大山綱良擔任縣令。換言之,鹿兒島此時已成為獨立國的狀態。而且不管西鄉隆盛願不願意,他就是這個獨立國的總帥。
可是西鄉本人並沒有強烈反抗中央政府的心意。秋月之亂、萩之亂等爆發的時候,西鄉身邊有許多人都勸他順勢起兵,與其他反抗勢力聯手打倒中央政府,但他都不為所動。
然而,就算西鄉沒有叛亂的意圖,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一直讓鹿兒島維持獨立狀態。這有損中央政府的威信,其他縣若起而效尤,如何是好?因此,除非西鄉王國放下武器,中央政府絕不會坐視太久。
在「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與「萩之亂」一一鎮壓成功之後,新政府最後的標的就只剩西鄉王國──鹿兒島。但西鄉沒有叛亂的明確證據,新政府也不好主動出兵。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大久保利通派遣中原尚雄等十多位鹿兒島縣出身的警官,以返鄉探親為名,回鹿兒島縣,一方面查探鹿兒島縣的情勢,一方面勸說自己的親朋好友不要加入私校黨。
一個月後,一八七七年一月,新政府下令將存放在鹿兒島的一部份彈藥搬往大坂。這些彈藥原本屬於舊薩摩藩,明治維新後,成為國有物。但新政府此舉激怒了私校黨。
一月二十九日,私校黨攻擊火藥局和海軍省所管轄的造船廠,奪取武器和彈藥。因為私校黨認為這是鹿兒島的火藥,不能讓中央政府帶走。但對中央政府而言,這個舉動已經可以和「叛亂」畫上等號。
二月三日,私校黨逮捕中原尚雄等二十多位政府警官,經過一番嚴刑拷打之後,他們供出大久保利通派他們來鹿兒島縣的目的是要暗殺西鄉隆盛和瓦解私校。這個供述當然引起私校黨極大的憤怒。
私校黨懇求西鄉隆盛率領他們起兵造反。西鄉隆盛知道無論就士兵的數量來說或就武器的優劣來說,鹿兒島縣的兵力都遠遠不是中央政府的對手,因此若政府不先動手,他也不想讓他的子弟兵去打一場幾乎沒有勝算的戰爭。可是現在政府已經先出手挑釁,他的子弟兵們一個個血脈賁張,慷慨激昂,西鄉隆盛即使冷靜地想將他們的怒火壓下來,恐怕也無能為力。西鄉隆盛看情勢發展到這個地步,勸阻也沒用,便乾脆答應了子弟兵的要求,說:「好吧,我們起兵!」
由於九州位於日本的西南,因此後人便把這場明治維新之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稱為「西南戰爭」。
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五日,西鄉隆盛率領一萬五千名薩摩藩武士從鹿兒島出發,北上,打算攻擊熊本城。一路上,九州各地的武士聽到西鄉隆盛終於帶頭造反,便相繼加入。沒有多久,西鄉軍的人數增加到三萬多名。此外有些地方的武士雖沒有直接加入,但在各地造反,與西鄉軍遙相呼應,可算是西鄉的友軍。西鄉軍與西鄉的友軍合計約有四萬二千人。
西鄉軍選擇熊本城作為第一個攻擊目標似乎不是個明智的決定。熊本城是戰國名將加藤清正所建,加藤清正深謀遠慮,建城的時候便設想有一天熊本城被敵軍包圍時,如何守得長久,因此不但將熊本城建得高聳堅固,連城內的塌塌米都是用芋莖編織而成,因為萬一城內糧食吃盡,還可將芋莖煮來果腹。果然,西鄉軍攻打熊本城,從二月打到四月,還攻不下來。
另一方面,東京的新政府聽到西鄉隆盛舉兵造反的消息,立刻下令討伐,以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為征討參軍,於二月二十日,率陸軍從東京出發,二十六日抵達九州福岡。新政府動員的兵力為陸軍五萬八千五百人,海軍二千二百人,軍艦十九艘。
西鄉軍久久打不下熊本城,已經有些心浮氣躁,現在又得面臨政府軍的攻擊,西鄉軍等於腹背受敵。西鄉的親弟弟西鄉小兵衛已於二月戰死。三月三日,西鄉的得力助手篠原國幹也戰死。
主戰場在熊本北方十八公里處的田原坂展開。新政府軍使用的是新式的施奈德槍,火藥和子彈一體,裝填速度較快,西鄉軍使用的是舊式槍,火藥和子彈是分開的,必須分別裝填,速度較慢。兩軍在田原坂激戰了十七天,政府軍獲得最後的勝利,西鄉軍只好敗逃。
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兩軍在長井決戰,西鄉軍大敗,投降者一萬多人。西鄉隆盛、桐野利秋、別府晉介帶著最精銳部隊數百人,乘著黑夜,突破重重包圍,於九月一日,逃回鹿兒島,並躲到城山裡。這時只剩下三百七十人。
不久,政府征討軍包圍城山,並於九月二十四日發動總攻擊。西鄉隆盛大腿中了一彈,行動困難,一手搭在別府晉介的肩上,勉強逃了一陣子,兩人已筋疲力盡。西鄉隆盛對別府晉介說:
「阿晉,就這裡好了!」
別府晉介點點頭,讓西鄉隆盛坐下。他們早已商量好,當最後一刻來臨時,西鄉隆盛會切腹自殺,並由別府晉介執行「介錯」。「介錯」就是站在切腹者的身旁,在切腹者完成切腹動作時,將切腹者的頭砍下。
為什麼切腹自殺還須要「介錯」呢?因為切腹自殺時,切腹者並不會馬上死亡,有時會因為過於痛苦,而大叫或翻滾。這樣的場面破壞切腹時應有的悲壯氣氛,甚至破壞切腹的美感。因此「介錯」的功用,一方面固然是在於縮短切腹者的痛苦時間,二方面也是在於維持切腹時的莊嚴與美感。
西鄉隆盛解開衣服,眼睛注視著遠方,心中有無限感慨。他原本打算死在異國朝鮮,不料卻死在自己的故鄉,他原本想為國犧牲,不料現在死時還得背負「叛亂」的罪名。為什麼命運之神如此作弄人呢?他嘆了一口氣,抜刀,用力刺向腹部。別府晉介等西鄉完成切腹後,銀光一閃,揮刀砍下西鄉的首級。
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西鄉隆盛就此去世,享年五十歲。明治、大正期的思想家內村鑑三在他的著作《日本的代表性人物》中對西鄉隆盛的死如此評述:
最偉大的武士,以及日本最後一位武士,就這樣去世了!
西鄉自殺之後,桐野利秋、別府晉介等人也一一戰死,西南戰爭結束。
事後,政府軍在檢查西鄉隆盛的遺體時,發現他的衣服內袋裡有一個皮夾,皮夾裡有一封橋本左內寫給西鄉的一封信。橋本左內是西鄉隆盛一生最敬佩的好友,卻不幸於一八五九年被幕府處死。橋本左內、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死,都是西鄉隆盛一生當中無法彌補的傷痛。這麼說來,西鄉隆盛將這封信放在身邊,已經放了至少十八年,他隨時隨地把橋本左內的信放在身邊,放了十八年。由此可見,西鄉真是性情中人。他的溫情,讓他獲得武士們的景仰,但也正是他的溫情,讓他的人生以悲劇結束。
西鄉隆盛去世前四個月,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南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木戶孝允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四歲。
西鄉隆盛去世後不到八個月,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大久保利通在上班途中遇刺,被六名武士亂刀砍死,死狀頗慘,享年四十八歲。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當中,明治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相繼死亡。英雄命短,時代的巨輪雖然無情地繼續往前轉動,但他們的故事應該會長久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吧。
西鄉隆盛的故事好聽嗎?希望你們也可以和他一樣,做個無私的人,但不是把自己現給某個階級或政黨,而是獻給全人類。這樣你們的境界會高過西鄉隆盛。
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五封信——談蒙太尼
親愛的樵樵、漁漁:
萬物有生就有死,人一出生,就開始邁向死亡。悲觀的人認為人生一開始就是個悲劇,樂觀的人就會想辦法克服這個註定的命運,甚至珍惜這個短暫的人生。蒙太尼〈1533—1592 M.E.Montaigne〉就是個克服死亡的人。
蒙太尼在59年的生涯當中約20年,也就是將近三分之ㄧ的人生,隱身在法國鄉下的一個古城。他38歲就退休,其後的人生用在寫他的有名著作「隨想錄」上。
蒙太尼的人生提供我們一個參考︰一個人如果擁有很多的自由時間時,要如何利用?
蒙太尼出生於法國西南部名門之家,他是貴族的長男。他的父親對孩子的教育非常熱心,首先蒙太尼出生沒多久,就被父親送往附近的村莊一戶貧窮的樵夫家當養子。為的是要讓孩子養成質樸堅強的個性以及強健的體魄。蒙太尼覺得這個方法受益良多,後來當他自己成為父親時,也陸續把他的孩子送到鄉下寄養。
蒙太尼的父親認為希臘羅馬時代的聖賢是孩子的最佳模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學習這些古代聖賢的教養和知識,可是那必須先學會希臘語和拉丁語,父親認為一般人之所以無法在知識和教養上達到古代聖賢的境界,是因為花了太多的時間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之故。所以孩子應該提早學習這些古代語言。
尤其當時歐洲的知識人之間,拉丁語是共同的語言,法國政府的公文書是用拉丁文寫的,大學是用拉丁文上課,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拉丁文不可或缺,當時從初等教育階段開始,拉丁文就是必修科目。當時的初等教育是從6、7歲開始,父親覺得這個時候才開始學拉丁文太晚了。
因此2、3歲起父親就幫蒙太尼請一位完全不懂法文的德國籍拉丁文家教以及二名助教,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蒙太尼在家裡和父母親講話時用拉丁語,和佣人講話也用拉丁語,當然佣人也必須接受拉丁語的訓練。父親用遊戲的方式,而不是強制的方式,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
蒙太尼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學拉丁文,沒有方法,沒有教科書,沒有文法和規則,也沒有鞭子和眼淚。」對蒙太尼來說,拉丁文就是他的母語,他在自然而然中就學會拉丁文,沒有任何困難。蒙太尼大約接受了四年這樣的教育,後來他與普通的孩童一樣上學校學拉丁文,由於蒙太尼的拉丁文太強了,連當時一位法國有名的拉丁文教授都不敢靠近他,怕班門弄斧,出洋相。父親的教育計畫可說獲得大成功。
除了拉丁文之外,蒙太尼也接受自由的人文教育。蒙太尼後來說他父親是「從未有過的好父親。」每天早上父親怕突然叫醒孩子會嚇著了孩子,對孩子的心智發育不好,便請小提琴手和長笛手在蒙太尼的床邊演奏著優美的音樂叫醒蒙太尼。
不久,父親去世,蒙太尼獲得龐大的遺產,讓他不愁吃穿。他沒甚麼特別的野心,也不願與人爭鬥,唯一的希望是閱讀用拉丁語寫的古代聖賢的書。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把他的地位——最高法院評定官,賣給一位友人。1571年,滿38歲的蒙太尼宣布退休隱居在一座城堡的塔裡。他在塔裡書齋的牆上用拉丁文寫下他退休的決意︰「我雖然還很健康,但是我已經很疲倦過像奴隸般服仕宮廷的生活,從今以後,我想要在這個安靜的家中裡埋頭於學問,了卻我的餘生。」
蒙太尼35歲時父親去世,蒙太尼和妻子、母親感情都不太融洽,他還有一個女兒,蒙太尼並沒有享受到家庭的幸福,他所能做的事是用拉丁文讀古典書,然後記下感想。
蒙太尼認為無知有兩種,一種是沒知識的無知,一種是博學的無知。蒙太尼說︰「我們所知道的一百倍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
蒙太尼退休後投入大量的時間埋首苦讀,結果卻發現自己無知。
蒙太尼讀那麼多書,最後得到的結論是「要寬容」。蒙太尼認為法國要恢復和平,就必須尊重理性,並且要有寬容的精神。
蒙太尼對他人幾乎不關心,他在「隨想錄」中對母親、妻子、孩子隻字未提,對他而言,古代千年前的聖賢比週遭的親人還要親密。他覺得最親密的、最感興趣的人是他自己。「隨想錄」可說是在尋找「我在尋找甚麼?」的解答。
蒙太尼終生是天主教徒。他喜歡旅行但是患有腎結石。
蒙太尼的「隨想錄」可說是人生的教師。「隨想錄」第二十章的標題是「學哲學是在學習死亡。」對蒙太尼來說,死亡是最大的問題,人類應該如何面對死亡這個逃也逃不掉註定的命運呢?這也是「隨想錄」最大的主題。蒙太尼認為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做好準備離開這個人丗。蒙太尼認為要打倒死亡這個敵人,就要覺悟死亡,片刻也不要忘記,和死亡親密,隨時隨地準備死,這是克服死亡的方法。
蒙太尼罹患當時被認為不治之症的腎結石,加上他的五個孩子中有四個先後悲慘的夭折,以及當時宗教戰爭的殺戮,讓他特別關心死亡。
蒙太尼認為所有的學問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塑造優秀的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擁有廣博的知識,而是為了讓人擁有判斷力以及讓人形成好的品格,沒有判斷力只靠記憶力形成的填鴨式知識,雖然能夠算數,但是除此之外甚麼也沒用。蒙太尼說:「世界才是真正的書本。」蒙太尼的教育論影響了洛克和盧騷。17世紀中葉「隨想錄」被天主教指定為禁書。可是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卻很愛讀「隨想錄」。
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說學哲學是在為死亡作準備。這世界的所有智慧與說教都是在教我們不要怕死。蒙太尼認為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快樂。死亡的陰影不斷在我們頭上排迴,揮之不去,我們生涯的目標就是死亡。人類對「死」這個字很忌諱。羅馬人不說「他死了」而是說「他不活了」,其實根本是ㄧ樣的意思。
35歲以前死的人比35歲以後死的人還多,耶穌和亞歷山大大帝都是33歲就死了。
蒙太尼認為我們不知道死亡在甚麼地方等我們,死亡可能在任何地方等我們。看開死亡,我們就從ㄧ切的隸屬與拘束中解放出來。能夠覺悟生命的喪失並不是不幸的人,他的人生不會有甚麼不幸。
有人告訴蘇格拉底:「三十位僭主宣告你死刑。」蘇格拉底回答說:「大自然宣告他們死刑。」
蒙太尼認為當死亡來臨時,我們從所有的痛苦解放出來,而我們卻為死者感覺悲傷,這是何等愚蠢的事!我們悲嘆ㄧ百年後沒有活著,和悲嘆ㄧ百年前沒有活著,是同樣愚蠢的事。人只要死了,長壽和短壽有甚麼區別呢?為甚麼呢?已經不存在了,長短有何差別呢?亞里士多德曾經在河邊發現只能生存一天的小動物,早上八點就死的,算是早死,傍晚五點才死的,是衰老而死,可說是長壽。想想這麼短暫的生命還分長壽、短壽,究竟是幸還是不幸?真令人發笑。我們的死是宇宙的秩序。從你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開始邁向生存,同時也邁向死亡。
蒙太尼認為你的生命愈增加,你剩下的生命變愈減少。你在活著的時候,已經是臨死之人。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就可以放心的去世。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覺毫無意義,那麼失去這樣的人生又何足惜?又何必想盡辦法延長自己的受命呢?
蒙太尼認為活著是否有益不是看活著的期間的長短,而是看怎麼利用活著的期間。有人很長壽,可是他的人生幾乎和没活過一樣。很多人死了卻反而免掉很多不幸。如此看來,那個人的死是幸還是不幸?
希望你們和蒙太尼一樣克服死亡,視死如歸,把死亡當作是回家一樣,這樣你們就會活得輕鬆自在,並且把握活著的每一天。像我出嚴重意外,跌倒腦部出大量血,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又活過來,我很感謝上天讓我繼續活著,並且非常珍惜這個失而復得的人生。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萬物有生就有死,人一出生,就開始邁向死亡。悲觀的人認為人生一開始就是個悲劇,樂觀的人就會想辦法克服這個註定的命運,甚至珍惜這個短暫的人生。蒙太尼〈1533—1592 M.E.Montaigne〉就是個克服死亡的人。
蒙太尼在59年的生涯當中約20年,也就是將近三分之ㄧ的人生,隱身在法國鄉下的一個古城。他38歲就退休,其後的人生用在寫他的有名著作「隨想錄」上。
蒙太尼的人生提供我們一個參考︰一個人如果擁有很多的自由時間時,要如何利用?
蒙太尼出生於法國西南部名門之家,他是貴族的長男。他的父親對孩子的教育非常熱心,首先蒙太尼出生沒多久,就被父親送往附近的村莊一戶貧窮的樵夫家當養子。為的是要讓孩子養成質樸堅強的個性以及強健的體魄。蒙太尼覺得這個方法受益良多,後來當他自己成為父親時,也陸續把他的孩子送到鄉下寄養。
蒙太尼的父親認為希臘羅馬時代的聖賢是孩子的最佳模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學習這些古代聖賢的教養和知識,可是那必須先學會希臘語和拉丁語,父親認為一般人之所以無法在知識和教養上達到古代聖賢的境界,是因為花了太多的時間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之故。所以孩子應該提早學習這些古代語言。
尤其當時歐洲的知識人之間,拉丁語是共同的語言,法國政府的公文書是用拉丁文寫的,大學是用拉丁文上課,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拉丁文不可或缺,當時從初等教育階段開始,拉丁文就是必修科目。當時的初等教育是從6、7歲開始,父親覺得這個時候才開始學拉丁文太晚了。
因此2、3歲起父親就幫蒙太尼請一位完全不懂法文的德國籍拉丁文家教以及二名助教,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蒙太尼在家裡和父母親講話時用拉丁語,和佣人講話也用拉丁語,當然佣人也必須接受拉丁語的訓練。父親用遊戲的方式,而不是強制的方式,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
蒙太尼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學拉丁文,沒有方法,沒有教科書,沒有文法和規則,也沒有鞭子和眼淚。」對蒙太尼來說,拉丁文就是他的母語,他在自然而然中就學會拉丁文,沒有任何困難。蒙太尼大約接受了四年這樣的教育,後來他與普通的孩童一樣上學校學拉丁文,由於蒙太尼的拉丁文太強了,連當時一位法國有名的拉丁文教授都不敢靠近他,怕班門弄斧,出洋相。父親的教育計畫可說獲得大成功。
除了拉丁文之外,蒙太尼也接受自由的人文教育。蒙太尼後來說他父親是「從未有過的好父親。」每天早上父親怕突然叫醒孩子會嚇著了孩子,對孩子的心智發育不好,便請小提琴手和長笛手在蒙太尼的床邊演奏著優美的音樂叫醒蒙太尼。
不久,父親去世,蒙太尼獲得龐大的遺產,讓他不愁吃穿。他沒甚麼特別的野心,也不願與人爭鬥,唯一的希望是閱讀用拉丁語寫的古代聖賢的書。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把他的地位——最高法院評定官,賣給一位友人。1571年,滿38歲的蒙太尼宣布退休隱居在一座城堡的塔裡。他在塔裡書齋的牆上用拉丁文寫下他退休的決意︰「我雖然還很健康,但是我已經很疲倦過像奴隸般服仕宮廷的生活,從今以後,我想要在這個安靜的家中裡埋頭於學問,了卻我的餘生。」
蒙太尼35歲時父親去世,蒙太尼和妻子、母親感情都不太融洽,他還有一個女兒,蒙太尼並沒有享受到家庭的幸福,他所能做的事是用拉丁文讀古典書,然後記下感想。
蒙太尼認為無知有兩種,一種是沒知識的無知,一種是博學的無知。蒙太尼說︰「我們所知道的一百倍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
蒙太尼退休後投入大量的時間埋首苦讀,結果卻發現自己無知。
蒙太尼讀那麼多書,最後得到的結論是「要寬容」。蒙太尼認為法國要恢復和平,就必須尊重理性,並且要有寬容的精神。
蒙太尼對他人幾乎不關心,他在「隨想錄」中對母親、妻子、孩子隻字未提,對他而言,古代千年前的聖賢比週遭的親人還要親密。他覺得最親密的、最感興趣的人是他自己。「隨想錄」可說是在尋找「我在尋找甚麼?」的解答。
蒙太尼終生是天主教徒。他喜歡旅行但是患有腎結石。
蒙太尼的「隨想錄」可說是人生的教師。「隨想錄」第二十章的標題是「學哲學是在學習死亡。」對蒙太尼來說,死亡是最大的問題,人類應該如何面對死亡這個逃也逃不掉註定的命運呢?這也是「隨想錄」最大的主題。蒙太尼認為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做好準備離開這個人丗。蒙太尼認為要打倒死亡這個敵人,就要覺悟死亡,片刻也不要忘記,和死亡親密,隨時隨地準備死,這是克服死亡的方法。
蒙太尼罹患當時被認為不治之症的腎結石,加上他的五個孩子中有四個先後悲慘的夭折,以及當時宗教戰爭的殺戮,讓他特別關心死亡。
蒙太尼認為所有的學問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塑造優秀的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擁有廣博的知識,而是為了讓人擁有判斷力以及讓人形成好的品格,沒有判斷力只靠記憶力形成的填鴨式知識,雖然能夠算數,但是除此之外甚麼也沒用。蒙太尼說:「世界才是真正的書本。」蒙太尼的教育論影響了洛克和盧騷。17世紀中葉「隨想錄」被天主教指定為禁書。可是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卻很愛讀「隨想錄」。
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說學哲學是在為死亡作準備。這世界的所有智慧與說教都是在教我們不要怕死。蒙太尼認為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快樂。死亡的陰影不斷在我們頭上排迴,揮之不去,我們生涯的目標就是死亡。人類對「死」這個字很忌諱。羅馬人不說「他死了」而是說「他不活了」,其實根本是ㄧ樣的意思。
35歲以前死的人比35歲以後死的人還多,耶穌和亞歷山大大帝都是33歲就死了。
蒙太尼認為我們不知道死亡在甚麼地方等我們,死亡可能在任何地方等我們。看開死亡,我們就從ㄧ切的隸屬與拘束中解放出來。能夠覺悟生命的喪失並不是不幸的人,他的人生不會有甚麼不幸。
有人告訴蘇格拉底:「三十位僭主宣告你死刑。」蘇格拉底回答說:「大自然宣告他們死刑。」
蒙太尼認為當死亡來臨時,我們從所有的痛苦解放出來,而我們卻為死者感覺悲傷,這是何等愚蠢的事!我們悲嘆ㄧ百年後沒有活著,和悲嘆ㄧ百年前沒有活著,是同樣愚蠢的事。人只要死了,長壽和短壽有甚麼區別呢?為甚麼呢?已經不存在了,長短有何差別呢?亞里士多德曾經在河邊發現只能生存一天的小動物,早上八點就死的,算是早死,傍晚五點才死的,是衰老而死,可說是長壽。想想這麼短暫的生命還分長壽、短壽,究竟是幸還是不幸?真令人發笑。我們的死是宇宙的秩序。從你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開始邁向生存,同時也邁向死亡。
蒙太尼認為你的生命愈增加,你剩下的生命變愈減少。你在活著的時候,已經是臨死之人。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就可以放心的去世。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覺毫無意義,那麼失去這樣的人生又何足惜?又何必想盡辦法延長自己的受命呢?
蒙太尼認為活著是否有益不是看活著的期間的長短,而是看怎麼利用活著的期間。有人很長壽,可是他的人生幾乎和没活過一樣。很多人死了卻反而免掉很多不幸。如此看來,那個人的死是幸還是不幸?
希望你們和蒙太尼一樣克服死亡,視死如歸,把死亡當作是回家一樣,這樣你們就會活得輕鬆自在,並且把握活著的每一天。像我出嚴重意外,跌倒腦部出大量血,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又活過來,我很感謝上天讓我繼續活著,並且非常珍惜這個失而復得的人生。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四封信——談居禮夫人
親愛的樵樵、漁漁:
歷史上很多人都熱愛求知,居禮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 活六十七歲)無疑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居禮夫人生於波蘭的華沙。祖父是高中校長,父親是數學、物理教師,母親是女子學校校長。換言之,居禮夫人出生在一個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庭。而且,母親讓學齡期的兒童在家裡住宿並教授課業,這個家簡直和學校無異。居禮夫人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么子,她小的時候,每天睡在飯廳裡的床椅上,早上一起床,飯廳就變成教室,因此她可以說是從小就生長在學校中。
居禮夫人的父親不僅在外是個教育者,在家庭內也是個教育者,他努力地讓自己的孩子學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每個星期六的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鑑賞文學,父親朗讀各種詩、小說、戲曲,有時將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翻譯成波蘭文,讀給孩子們聽。
父親帶孩子們出去郊遊時,會事先查好沿路的名勝古蹟,然後到現場時詳加說明。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對居禮夫人而言,她的人生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學習。不只居禮夫人如此,她的兄姊也是如此。除了大姊九歲就去世外,哥哥與二姊成為醫生,三姊成為小學校長,居禮夫人則成為大學教授。
居禮夫人讀書讀累了,就解數學題目。因為對她來說,解數學題目是一種休閒、一種娛樂、一種疏解壓力的方法。
後來,父親投機失敗,喪失財產,無法幫孩子出學費,居禮夫人只好一邊打工一邊唸書。
她前往巴黎讀書。她後來回憶在唸索爾博內大學的時期,「每學到一樣從前不知的知識,心中就充滿了喜悅。」像居禮夫人這般熱愛求知的人,實在少見。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上課、做實驗、到圖書館K書,圖書館關門後,回家繼續K書,直到三更半夜。
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冷得睡不著,只好從衣櫃裡拿出所有能穿的衣服,儘可能地穿在身上,再鑽進被窩裡,可是還是冷,她便把剩餘的衣服蓋在棉被上面,然後把椅子壓在最上面。
居禮夫人在二十八歲結婚,對象是三十六歲的居禮先生。
她說:「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最棒的丈夫。」又說:「我們倆人完全合為一體,我們所關心的事完全一樣。」
這兩人的個性、喜好都如此相像,好像與鏡中的對方結婚一般。
居禮先生的祖父、父親都是醫生,舅舅是發明家。居禮先生在入大學前,沒唸過學校,因為居禮先生的父親認為這個孩子太具獨創性,不適合接受學校教育,因而讓他在家學習。首先是由母親教他,然後是父親教,後來是長他三歲的哥哥教他,直到十四歲,才由一位知名的學者作他的家教。對他而言,家庭就是學校。和居禮夫人一樣,他的人生方向就只有「學習」兩字。
居禮先生進索爾博內大學讀書,十八歲時(比一般人快三、四年)就獲得理學士學位。
對居禮先生和居禮夫人而言,學校教育都不是很重要。他們的女兒伊蕾娜(伊蕾娜和她的丈夫於一九三五年共獲諾貝爾化學獎)也是從小不接受學校教育,直到大學入學資格考試的二年前,才接受學校教育。
居禮先生沒有虛榮心、鬥爭心。因為他沒有在學校與別人競爭成績的經驗。
這對夫妻的新居只有書櫃、一張桌子與二隻椅子。任何客人來過一次之後,不會再想來第二次。居禮夫妻也不會去拜訪別人,不會去看戲或聽音樂會。新婚之後,
兩人騎著單車去蜜月旅行。
結婚後,居禮夫人在學習料理上也充份發揮了實驗精神。
1896年,貝克勒(Henri Becquerel 1852~~1908)發現鈾有放射能。
居禮夫人發現釷也有放射能。
不久貝克勒加入居禮夫妻的研究團隊。
他們從瀝青鈾礦中發現新元素釙(polonium),五個月後又發現另一種新元素鐳(radium)。
在一噸的瀝青鈾礦中,只含有一公克的的鐳。
居禮夫人拿著長長的鐵棒攪拌溶化的瀝青鈾礦,然後過濾,沈澱,再純化。這個提煉的工作持續了四年。
一九○三年,居禮夫妻和貝克勒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居禮夫人拿了鉅額的諾貝爾獎金,一部份捐給姊姊經營的醫院,只花了一些錢將家中的壁紙換新,她沒有花一分一毫買衣物、首飾裝扮自己。
很不幸地,居禮夫人在實驗中接受了太多放射線的照射而不自知。居禮夫人所留下的筆記本現在仍可測得微量的放射線反應。
結果,居禮夫人因為放射線照射過多而罹患白血症,於一九三四年去世。她的女兒伊蕾娜後來也因同樣的病而去世。
希望你們和居禮夫人一樣熱愛求知,並且終生不逾。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歷史上很多人都熱愛求知,居禮夫人(Marie Curie 1867~~1934 活六十七歲)無疑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居禮夫人生於波蘭的華沙。祖父是高中校長,父親是數學、物理教師,母親是女子學校校長。換言之,居禮夫人出生在一個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庭。而且,母親讓學齡期的兒童在家裡住宿並教授課業,這個家簡直和學校無異。居禮夫人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么子,她小的時候,每天睡在飯廳裡的床椅上,早上一起床,飯廳就變成教室,因此她可以說是從小就生長在學校中。
居禮夫人的父親不僅在外是個教育者,在家庭內也是個教育者,他努力地讓自己的孩子學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每個星期六的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鑑賞文學,父親朗讀各種詩、小說、戲曲,有時將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翻譯成波蘭文,讀給孩子們聽。
父親帶孩子們出去郊遊時,會事先查好沿路的名勝古蹟,然後到現場時詳加說明。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對居禮夫人而言,她的人生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學習。不只居禮夫人如此,她的兄姊也是如此。除了大姊九歲就去世外,哥哥與二姊成為醫生,三姊成為小學校長,居禮夫人則成為大學教授。
居禮夫人讀書讀累了,就解數學題目。因為對她來說,解數學題目是一種休閒、一種娛樂、一種疏解壓力的方法。
後來,父親投機失敗,喪失財產,無法幫孩子出學費,居禮夫人只好一邊打工一邊唸書。
她前往巴黎讀書。她後來回憶在唸索爾博內大學的時期,「每學到一樣從前不知的知識,心中就充滿了喜悅。」像居禮夫人這般熱愛求知的人,實在少見。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上課、做實驗、到圖書館K書,圖書館關門後,回家繼續K書,直到三更半夜。
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冷得睡不著,只好從衣櫃裡拿出所有能穿的衣服,儘可能地穿在身上,再鑽進被窩裡,可是還是冷,她便把剩餘的衣服蓋在棉被上面,然後把椅子壓在最上面。
居禮夫人在二十八歲結婚,對象是三十六歲的居禮先生。
她說:「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最棒的丈夫。」又說:「我們倆人完全合為一體,我們所關心的事完全一樣。」
這兩人的個性、喜好都如此相像,好像與鏡中的對方結婚一般。
居禮先生的祖父、父親都是醫生,舅舅是發明家。居禮先生在入大學前,沒唸過學校,因為居禮先生的父親認為這個孩子太具獨創性,不適合接受學校教育,因而讓他在家學習。首先是由母親教他,然後是父親教,後來是長他三歲的哥哥教他,直到十四歲,才由一位知名的學者作他的家教。對他而言,家庭就是學校。和居禮夫人一樣,他的人生方向就只有「學習」兩字。
居禮先生進索爾博內大學讀書,十八歲時(比一般人快三、四年)就獲得理學士學位。
對居禮先生和居禮夫人而言,學校教育都不是很重要。他們的女兒伊蕾娜(伊蕾娜和她的丈夫於一九三五年共獲諾貝爾化學獎)也是從小不接受學校教育,直到大學入學資格考試的二年前,才接受學校教育。
居禮先生沒有虛榮心、鬥爭心。因為他沒有在學校與別人競爭成績的經驗。
這對夫妻的新居只有書櫃、一張桌子與二隻椅子。任何客人來過一次之後,不會再想來第二次。居禮夫妻也不會去拜訪別人,不會去看戲或聽音樂會。新婚之後,
兩人騎著單車去蜜月旅行。
結婚後,居禮夫人在學習料理上也充份發揮了實驗精神。
1896年,貝克勒(Henri Becquerel 1852~~1908)發現鈾有放射能。
居禮夫人發現釷也有放射能。
不久貝克勒加入居禮夫妻的研究團隊。
他們從瀝青鈾礦中發現新元素釙(polonium),五個月後又發現另一種新元素鐳(radium)。
在一噸的瀝青鈾礦中,只含有一公克的的鐳。
居禮夫人拿著長長的鐵棒攪拌溶化的瀝青鈾礦,然後過濾,沈澱,再純化。這個提煉的工作持續了四年。
一九○三年,居禮夫妻和貝克勒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居禮夫人拿了鉅額的諾貝爾獎金,一部份捐給姊姊經營的醫院,只花了一些錢將家中的壁紙換新,她沒有花一分一毫買衣物、首飾裝扮自己。
很不幸地,居禮夫人在實驗中接受了太多放射線的照射而不自知。居禮夫人所留下的筆記本現在仍可測得微量的放射線反應。
結果,居禮夫人因為放射線照射過多而罹患白血症,於一九三四年去世。她的女兒伊蕾娜後來也因同樣的病而去世。
希望你們和居禮夫人一樣熱愛求知,並且終生不逾。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吾兒樵樵、漁漁的第十三封信——談愛迪生
親愛的樵樵、漁漁:
相信你們都聽過愛迪生的大名。每個人都知道他是發明大王,可是你們知道嗎?他也是個努力大王,可以說沒有努力大王的愛迪生,就沒有發明大王的愛迪生。他的那些風光發明,背後都有滋滋不倦的努力與汗水,他的成功絕不是來自於天份或幸運。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愛迪生的故事證明了這句話。
義大利無線電報發明者馬可尼說:「世上沒有天才,只有努力工作而已。」
有人問汽車的發明者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 1834~~1900):
「我想讓兒子成為發明家,要怎麼做才能達成?」
戴姆勒回答說:
「沒什麼秘訣,要想成為發明家,就像我這樣,每天早上五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八點,中午只休息三十分鐘。」
有人問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
「大家都說你是天才,像你這樣的天才是如何產生的?」
愛迪生回答說:
「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一的靈感。」
愛迪生還說過一句名言:
「休息讓人生銹。」(To rest is to rust)
愛迪生從小有實驗精神。有一次為了想搞清楚火的性質,他不小心將家裡的倉庫燒掉。他還曾經親自孵雞蛋,試試看不靠母雞,用人的體溫可不可以孵出小雞。
愛迪生後來回憶說:
「父親認為我是笨蛋,我也認為自己是笨蛋。」
愛迪生八歲時,入小學。讀了三個月。某日,校長說:「那個小孩頭腦有問題。」愛迪生聽了,再也不願上學。母親帶愛迪生到學校,和校長大吵一架,然後辦退學手續,決定自己教。
只有母親相信愛迪生是個良才。愛迪生說:
「當我知道我在母親的心目中是個有價值的人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證明母親對我的這種信賴是正確的。」
母親看出愛迪生的性向,喜歡實驗,便買了很多科學實驗的書給他看。
愛迪生說:「母親造就了我,她了解我,知道我的性向,引導我往那個方向前進。」
愛迪生家境貧困。十一歲賣菜。十二歲在火車裡賣報紙。只受過三個月學校教育。十二歲時,愛迪生一邊在鐵路局賣報,一邊在火車裡作化學實驗。
十五歲,愛迪生救了一個差點被火車碾過的小孩。小孩的父親是站長。那位站長感激之餘便教愛迪生打電報。
愛迪生每天早上六點出門,十、十一點才回到家。下班後到圖書館看書,把圖書館的書幾乎全都看遍。
某日,愛迪生在火車內做實驗,不慎引發火災,被憤怒的車掌狠狠打了一巴掌,結果耳朵幾乎全聾。
但是愛迪生卻認為這樣反而能更專心。
他真是個樂觀主義者。
長大後,有一次他的工廠發生火災,火燒的最旺的時候,愛迪生卻在一旁記工廠再建的計畫。而且他在觀看火災時,發現夜間發生的火災,煙霧阻擋了消防員的視線,立刻發明了消防用的強力探照燈。他在失敗中,也不忘尋找下次成功的契機。
十九歲時,愛迪生認清自己的性向,下定決心成為發明家。
一八七六年,愛迪生設立研究所,目標是「十天一個小發明,半年一個大發明」。
一八七七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
一八七九年,愛迪生發明電燈泡。
在發明電燈泡的過程中,為了找到理想(壽命長)的燈絲材料,愛迪生試用過身邊所有的東西,樹皮、雜草、玉蜀黍的莖、馬蹄,甚至助手的鬍子。他把試用的結果一一記錄在筆記本裡。他一生所記錄的筆記本多達三千四百冊。如果以他記錄五十年來算,平均一年約七十冊,每五天就記錄一冊。
他還派遣探險隊到西印度群島、南美與亞洲等地尋找理想的燈絲材料。他試了六千種植物,結果最後採用了日本的竹。
一八九五年德國物理學家倫琴(Roentgen)發明X光線。
愛迪生得知這個訊息,為了知道X光線的功能,拿了八千種物質來用X光線照射,發現其中有數百種會產生螢光。
愛迪生一生得到的發明專利有一千三百多種。
此外,為了開發電動汽車的蓄電池,做了九千次的實驗。
八十歲時,這位老發明家為了讓美國在橡膠上自給自足,設立了愛迪生植物研究所,從全世界收集各種植物,看能否從這些植物中發現橡膠乳液。在這研究的過程中,愛迪生拿了一萬四千種植物作實驗。
愛迪生說:「我之所以發明,是為了要獲得資金,以便可以繼續發明。」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工作是享受人生最佳的方法。」
愛迪生充分實踐了這句話。
希望你們能夠學習愛迪生的努力,也學習他樂在工作的人生態度。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相信你們都聽過愛迪生的大名。每個人都知道他是發明大王,可是你們知道嗎?他也是個努力大王,可以說沒有努力大王的愛迪生,就沒有發明大王的愛迪生。他的那些風光發明,背後都有滋滋不倦的努力與汗水,他的成功絕不是來自於天份或幸運。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愛迪生的故事證明了這句話。
義大利無線電報發明者馬可尼說:「世上沒有天才,只有努力工作而已。」
有人問汽車的發明者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 1834~~1900):
「我想讓兒子成為發明家,要怎麼做才能達成?」
戴姆勒回答說:
「沒什麼秘訣,要想成為發明家,就像我這樣,每天早上五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八點,中午只休息三十分鐘。」
有人問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
「大家都說你是天才,像你這樣的天才是如何產生的?」
愛迪生回答說:
「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一的靈感。」
愛迪生還說過一句名言:
「休息讓人生銹。」(To rest is to rust)
愛迪生從小有實驗精神。有一次為了想搞清楚火的性質,他不小心將家裡的倉庫燒掉。他還曾經親自孵雞蛋,試試看不靠母雞,用人的體溫可不可以孵出小雞。
愛迪生後來回憶說:
「父親認為我是笨蛋,我也認為自己是笨蛋。」
愛迪生八歲時,入小學。讀了三個月。某日,校長說:「那個小孩頭腦有問題。」愛迪生聽了,再也不願上學。母親帶愛迪生到學校,和校長大吵一架,然後辦退學手續,決定自己教。
只有母親相信愛迪生是個良才。愛迪生說:
「當我知道我在母親的心目中是個有價值的人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證明母親對我的這種信賴是正確的。」
母親看出愛迪生的性向,喜歡實驗,便買了很多科學實驗的書給他看。
愛迪生說:「母親造就了我,她了解我,知道我的性向,引導我往那個方向前進。」
愛迪生家境貧困。十一歲賣菜。十二歲在火車裡賣報紙。只受過三個月學校教育。十二歲時,愛迪生一邊在鐵路局賣報,一邊在火車裡作化學實驗。
十五歲,愛迪生救了一個差點被火車碾過的小孩。小孩的父親是站長。那位站長感激之餘便教愛迪生打電報。
愛迪生每天早上六點出門,十、十一點才回到家。下班後到圖書館看書,把圖書館的書幾乎全都看遍。
某日,愛迪生在火車內做實驗,不慎引發火災,被憤怒的車掌狠狠打了一巴掌,結果耳朵幾乎全聾。
但是愛迪生卻認為這樣反而能更專心。
他真是個樂觀主義者。
長大後,有一次他的工廠發生火災,火燒的最旺的時候,愛迪生卻在一旁記工廠再建的計畫。而且他在觀看火災時,發現夜間發生的火災,煙霧阻擋了消防員的視線,立刻發明了消防用的強力探照燈。他在失敗中,也不忘尋找下次成功的契機。
十九歲時,愛迪生認清自己的性向,下定決心成為發明家。
一八七六年,愛迪生設立研究所,目標是「十天一個小發明,半年一個大發明」。
一八七七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
一八七九年,愛迪生發明電燈泡。
在發明電燈泡的過程中,為了找到理想(壽命長)的燈絲材料,愛迪生試用過身邊所有的東西,樹皮、雜草、玉蜀黍的莖、馬蹄,甚至助手的鬍子。他把試用的結果一一記錄在筆記本裡。他一生所記錄的筆記本多達三千四百冊。如果以他記錄五十年來算,平均一年約七十冊,每五天就記錄一冊。
他還派遣探險隊到西印度群島、南美與亞洲等地尋找理想的燈絲材料。他試了六千種植物,結果最後採用了日本的竹。
一八九五年德國物理學家倫琴(Roentgen)發明X光線。
愛迪生得知這個訊息,為了知道X光線的功能,拿了八千種物質來用X光線照射,發現其中有數百種會產生螢光。
愛迪生一生得到的發明專利有一千三百多種。
此外,為了開發電動汽車的蓄電池,做了九千次的實驗。
八十歲時,這位老發明家為了讓美國在橡膠上自給自足,設立了愛迪生植物研究所,從全世界收集各種植物,看能否從這些植物中發現橡膠乳液。在這研究的過程中,愛迪生拿了一萬四千種植物作實驗。
愛迪生說:「我之所以發明,是為了要獲得資金,以便可以繼續發明。」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工作是享受人生最佳的方法。」
愛迪生充分實踐了這句話。
希望你們能夠學習愛迪生的努力,也學習他樂在工作的人生態度。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吾兒樵樵、漁漁的第十六封信——談西方的陶淵明——梭羅
親愛的樵樵、漁漁:
你們一定聽過陶淵明這個人,對了,就是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為五斗米折腰」,那個熱愛自然遠勝過繁囂世俗的人。西方也有一位人物和陶淵明很像,那就是美國人梭羅。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於1846年因不繳稅而被逮捕,被拘留一晚,為甚麼不繳稅?因為梭羅無法認同美國容任奴隸制以及美國侵略墨西哥,他不願繳稅給這樣的政府。他的朋友埃莫生去監獄看望他時,問他:「你在這裡做甚麼?」意思是說你幹麻跟政府作對,故意不繳稅,甘願坐牢?梭羅反問:「你才在外面做甚麼?」意思是說你幹麻繳稅給這個爛政府?
對美國人而言,梭羅是自由和民主主義的象徵。
梭羅認為不支配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市民的人權應該優先於政府的權利。
印度的聖雄甘地承認他受梭羅的影響最深。他隨身攜帶梭羅的著作「身為市民的反抗」。
梭羅在森林裡的湖旁過了二年多自給自足的生活。順著自己的意生活。梭羅說:「與其在獲得麵包的過程中,喪失自己的潔白,不如餓死還好一些。」梭羅曾經在家鄉的公立學校擔任教師,但是只做了兩個星期就辭職了,因為有一天學校的理事看了梭羅上課的情形後,告訴梭羅:「為甚麼不用鞭子呢?」當時美國沿襲歐洲的傳統教育觀念,認為孩子「不打不成器。」、「鞭子是去除無知的道具。」1837年是美國最初經濟恐慌的一年,接下來的幾年,持續不景氣和失業,能夠有個工作就要謝天謝地了。梭羅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辭去教職。從此以後,梭羅一直沒有找到固定的工作,終其一生。他做過家教、測量士、園丁、農夫、油漆工、木匠、石匠、臨時工人、鉛筆製造業、作家、窮詩人,他曾經與哥哥一起創辦學校,學生只有四人,三年後就辦不下去了。
梭羅說:「我們口口聲聲說工作、工作,可是我們沒有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我們罹患跳舞病,所以腦子靜不下來。」又說:「如果我和一般人一樣,上午和下午都賣給公司,對我而言,人生還有甚麼意義?」對梭羅來說,生活要有足夠的餘白,如果賺取超過生活需要以上的錢,只會去過更需要花費金錢的生活,結果會害怕失去現在的生活型態。梭羅認為金錢少一點比較好,他說:「金錢愈多,品德便愈少。」
梭羅又說︰「獲得金錢的手段幾乎毫無例外的會讓人向下墮落。」又說:「只是要獲得金錢的工作不是工作,是一種怠惰。如果勞工除了雇主給的工資之外,沒有其他收穫,那麼他們就是被欺騙,自己被自己欺騙。」
梭羅生前幾乎無名。雜誌社的總編輯拒絕登他的文章,他詢問了很多家出版社,沒有人要買他的作品,他已過了30歲,印了一千本著作,只賣出219本,送人75本,剩下706本全部寄還給作者。梭羅自我解嘲的說︰「現在我的藏書有一千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寫的。」梭羅一生幾乎沒有靠寫作獲得收入。
梭羅一星期只工作三、四天,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優閒,是因為單身之故,一人飽一家飽。23歲時他曾經向一位女性求婚,被拒絕後,他就終生沒有興起結婚生子的念頭。他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是散步,他一天至少花四小時散步,如果不花這麼多時間散步,他覺得無法維持身心的健康。對梭羅而言,散步是工作,他的很多散文都是在散步的時候思索出來的。鎮上的人很瞧不起梭羅,認為他是「鎮上最閑的人」、「無責任感的懶惰者」、「家庭的連累者」、「鎮上的無用者」。其實梭羅每天很忙,他每天散步的時候,要仔細觀察週遭的一草一木,要思索文章的內容,回到家要把當天的所見所思寫在日記本中,然後是讀書,一邊讀書還要一邊寫心得和摘要。
梭羅認為生活要盡量單純,生活如果單純,宇宙的法則會漸漸喪失複雜性,孤獨不再是孤獨,貧困不再是貧困,柔弱不再是柔弱。
我把你們兄弟倆分別取名「樵」和「漁」,就是希望你們崇尚自然,過著「樵夫」和「漁夫」般的生活,就算你們將來不是真的成為「樵夫」和「漁夫」(我想也不可能),也希望你們的人生態度有那樣的灑脫和與世無爭。陶淵明和梭羅是我們很好的人生榜樣。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你們一定聽過陶淵明這個人,對了,就是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為五斗米折腰」,那個熱愛自然遠勝過繁囂世俗的人。西方也有一位人物和陶淵明很像,那就是美國人梭羅。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於1846年因不繳稅而被逮捕,被拘留一晚,為甚麼不繳稅?因為梭羅無法認同美國容任奴隸制以及美國侵略墨西哥,他不願繳稅給這樣的政府。他的朋友埃莫生去監獄看望他時,問他:「你在這裡做甚麼?」意思是說你幹麻跟政府作對,故意不繳稅,甘願坐牢?梭羅反問:「你才在外面做甚麼?」意思是說你幹麻繳稅給這個爛政府?
對美國人而言,梭羅是自由和民主主義的象徵。
梭羅認為不支配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市民的人權應該優先於政府的權利。
印度的聖雄甘地承認他受梭羅的影響最深。他隨身攜帶梭羅的著作「身為市民的反抗」。
梭羅在森林裡的湖旁過了二年多自給自足的生活。順著自己的意生活。梭羅說:「與其在獲得麵包的過程中,喪失自己的潔白,不如餓死還好一些。」梭羅曾經在家鄉的公立學校擔任教師,但是只做了兩個星期就辭職了,因為有一天學校的理事看了梭羅上課的情形後,告訴梭羅:「為甚麼不用鞭子呢?」當時美國沿襲歐洲的傳統教育觀念,認為孩子「不打不成器。」、「鞭子是去除無知的道具。」1837年是美國最初經濟恐慌的一年,接下來的幾年,持續不景氣和失業,能夠有個工作就要謝天謝地了。梭羅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辭去教職。從此以後,梭羅一直沒有找到固定的工作,終其一生。他做過家教、測量士、園丁、農夫、油漆工、木匠、石匠、臨時工人、鉛筆製造業、作家、窮詩人,他曾經與哥哥一起創辦學校,學生只有四人,三年後就辦不下去了。
梭羅說:「我們口口聲聲說工作、工作,可是我們沒有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我們罹患跳舞病,所以腦子靜不下來。」又說:「如果我和一般人一樣,上午和下午都賣給公司,對我而言,人生還有甚麼意義?」對梭羅來說,生活要有足夠的餘白,如果賺取超過生活需要以上的錢,只會去過更需要花費金錢的生活,結果會害怕失去現在的生活型態。梭羅認為金錢少一點比較好,他說:「金錢愈多,品德便愈少。」
梭羅又說︰「獲得金錢的手段幾乎毫無例外的會讓人向下墮落。」又說:「只是要獲得金錢的工作不是工作,是一種怠惰。如果勞工除了雇主給的工資之外,沒有其他收穫,那麼他們就是被欺騙,自己被自己欺騙。」
梭羅生前幾乎無名。雜誌社的總編輯拒絕登他的文章,他詢問了很多家出版社,沒有人要買他的作品,他已過了30歲,印了一千本著作,只賣出219本,送人75本,剩下706本全部寄還給作者。梭羅自我解嘲的說︰「現在我的藏書有一千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寫的。」梭羅一生幾乎沒有靠寫作獲得收入。
梭羅一星期只工作三、四天,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優閒,是因為單身之故,一人飽一家飽。23歲時他曾經向一位女性求婚,被拒絕後,他就終生沒有興起結婚生子的念頭。他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是散步,他一天至少花四小時散步,如果不花這麼多時間散步,他覺得無法維持身心的健康。對梭羅而言,散步是工作,他的很多散文都是在散步的時候思索出來的。鎮上的人很瞧不起梭羅,認為他是「鎮上最閑的人」、「無責任感的懶惰者」、「家庭的連累者」、「鎮上的無用者」。其實梭羅每天很忙,他每天散步的時候,要仔細觀察週遭的一草一木,要思索文章的內容,回到家要把當天的所見所思寫在日記本中,然後是讀書,一邊讀書還要一邊寫心得和摘要。
梭羅認為生活要盡量單純,生活如果單純,宇宙的法則會漸漸喪失複雜性,孤獨不再是孤獨,貧困不再是貧困,柔弱不再是柔弱。
我把你們兄弟倆分別取名「樵」和「漁」,就是希望你們崇尚自然,過著「樵夫」和「漁夫」般的生活,就算你們將來不是真的成為「樵夫」和「漁夫」(我想也不可能),也希望你們的人生態度有那樣的灑脫和與世無爭。陶淵明和梭羅是我們很好的人生榜樣。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吾兒樵樵、漁漁的第十七封信——談巴基斯坦與巴勒斯坦
親愛的樵樵、漁漁:
最近國際上一個大新聞是印度的孟買遭到恐怖份子的攻擊,包括一些外國觀光客在內,有上百人死亡。印度政府宣稱掌握證據,孟買恐怖攻擊裡,有巴基斯坦軍方的黑手。
根據印度時報引述印度情報單位以及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的資料,指控巴基斯坦軍方的情報單位,涉及孟買恐怖行動。
巴基斯坦與巴勒斯坦這兩個名詞常常出現在報紙,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巴基斯坦(Pakistan)與巴勒斯坦(Palestine)到底誰是誰。這也難怪,四個中文字裡頭有三個字一模一樣,的確容易搞混。
還是攤開世界地圖看一看,比較容易分清楚。先來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印度的西北方,與印度是鄰居。巴基斯坦與印度常常打來打去,二次大戰以來,已經發生了三次印巴戰爭,未來隨時都可能發生第四次戰爭。更可怕的是這兩國都擁有核子彈,而且不是一顆、二顆,而是二十顆、三十顆。一旦發生核子戰爭,將是一場浩劫,不只印巴兩國蒙難,連周遭的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這兩個鄰居會如此交惡呢?一個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巴基斯坦人大都信仰伊斯蘭教(回教),印度人則大都信仰印度教。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喀什米爾。喀什米爾位於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喀什米爾現在分成兩半,靠近巴基斯坦那一半歸巴基斯坦統治,靠近印度的那一半歸印度統治。問題是大多數的喀什米爾人信仰回教,因此印屬喀什米爾的住民就吵著要脫離印度的統治,而巴基斯坦則或明或暗的援助印屬喀什米爾的回教同胞,希望他們早日獨立成功。這當然引起印度的不悅。巴基斯坦與印度就是這樣為了喀什米爾而爭鬥個不停。
搞清楚巴基斯坦後,再來談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的東岸。翻開世界地圖就知道,地中海的東岸有一個國家叫以色列。以色列現在所處的這個地區大致就是「巴勒斯坦」。在舊約聖經裡,巴勒斯坦又稱為「迦南」或「流著奶與蜜之地」或「上帝應許之地」(上帝答應要送給猶太人的地)。
剛才提到巴基斯坦與印度為了宗教與領土問題爭鬥不休,巴勒斯坦這邊也是為了同樣的問題而烽火連連。事情的經緯,簡單地述敘,是這樣。
西元前1006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但是這個猶太人的國家經過一千多年後,在西元一世紀時被羅馬帝國消滅了。本來住在一起的猶太人,國家滅亡後,就作鳥獸散,移居到世界各地,只有少數人還留在巴勒斯坦。這些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沒有自己國家的保謢,寄人籬下,受到種種排擠與迫害。經過一千八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紀,受盡欺凌的猶太人終於醒悟必須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才行。
猶太人要建國,首先必須找到一塊地。他門找來找去,最後看中了巴勒斯坦。為什麼看中巴勒斯坦呢?因為他們的祖先曾在這兒建國,曾在這兒生活,而且根據猶太教聖典,也就是基督教的舊約聖經的記載,巴勒斯坦是上帝答應要送給猶太人的。例如,在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七章第八節,上帝對猶太人的袓先亞伯拉罕說:
「我要將你們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上帝。」
因此,對流散到全世界的猶太人而言,若要重建家園,最理想的地點當然非巴勒斯坦莫屬了。
可是,問題來了。巴勒斯坦這個地方,自從西元一世紀猶太人亡國、離散後,人去地空,成了無主之地,於是其他民族的人就陸續搬來居住。經過一千八百多年,巴勒斯坦早已換了主人。當猶太人想要回去父祖之地巴勒斯坦重建家園時,發現那兒的住民之中,只有少數是猶太人,大多數住民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因此,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國家,自然引起當地多數阿拉伯住民的強力反對,也引起周圍回教國家,如敘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的不滿。
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與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就這樣槓上了。雙方誰也不讓誰,誰也覺得自己有理。結果是訴諸戰爭、暴力,直到現在。
今天給你們上了一堂歷史課,以後你們再看到這兩個名詞就不會搞迷糊了。祝你
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最近國際上一個大新聞是印度的孟買遭到恐怖份子的攻擊,包括一些外國觀光客在內,有上百人死亡。印度政府宣稱掌握證據,孟買恐怖攻擊裡,有巴基斯坦軍方的黑手。
根據印度時報引述印度情報單位以及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的資料,指控巴基斯坦軍方的情報單位,涉及孟買恐怖行動。
巴基斯坦與巴勒斯坦這兩個名詞常常出現在報紙,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巴基斯坦(Pakistan)與巴勒斯坦(Palestine)到底誰是誰。這也難怪,四個中文字裡頭有三個字一模一樣,的確容易搞混。
還是攤開世界地圖看一看,比較容易分清楚。先來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印度的西北方,與印度是鄰居。巴基斯坦與印度常常打來打去,二次大戰以來,已經發生了三次印巴戰爭,未來隨時都可能發生第四次戰爭。更可怕的是這兩國都擁有核子彈,而且不是一顆、二顆,而是二十顆、三十顆。一旦發生核子戰爭,將是一場浩劫,不只印巴兩國蒙難,連周遭的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這兩個鄰居會如此交惡呢?一個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巴基斯坦人大都信仰伊斯蘭教(回教),印度人則大都信仰印度教。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喀什米爾。喀什米爾位於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喀什米爾現在分成兩半,靠近巴基斯坦那一半歸巴基斯坦統治,靠近印度的那一半歸印度統治。問題是大多數的喀什米爾人信仰回教,因此印屬喀什米爾的住民就吵著要脫離印度的統治,而巴基斯坦則或明或暗的援助印屬喀什米爾的回教同胞,希望他們早日獨立成功。這當然引起印度的不悅。巴基斯坦與印度就是這樣為了喀什米爾而爭鬥個不停。
搞清楚巴基斯坦後,再來談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的東岸。翻開世界地圖就知道,地中海的東岸有一個國家叫以色列。以色列現在所處的這個地區大致就是「巴勒斯坦」。在舊約聖經裡,巴勒斯坦又稱為「迦南」或「流著奶與蜜之地」或「上帝應許之地」(上帝答應要送給猶太人的地)。
剛才提到巴基斯坦與印度為了宗教與領土問題爭鬥不休,巴勒斯坦這邊也是為了同樣的問題而烽火連連。事情的經緯,簡單地述敘,是這樣。
西元前1006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但是這個猶太人的國家經過一千多年後,在西元一世紀時被羅馬帝國消滅了。本來住在一起的猶太人,國家滅亡後,就作鳥獸散,移居到世界各地,只有少數人還留在巴勒斯坦。這些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沒有自己國家的保謢,寄人籬下,受到種種排擠與迫害。經過一千八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紀,受盡欺凌的猶太人終於醒悟必須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才行。
猶太人要建國,首先必須找到一塊地。他門找來找去,最後看中了巴勒斯坦。為什麼看中巴勒斯坦呢?因為他們的祖先曾在這兒建國,曾在這兒生活,而且根據猶太教聖典,也就是基督教的舊約聖經的記載,巴勒斯坦是上帝答應要送給猶太人的。例如,在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七章第八節,上帝對猶太人的袓先亞伯拉罕說:
「我要將你們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上帝。」
因此,對流散到全世界的猶太人而言,若要重建家園,最理想的地點當然非巴勒斯坦莫屬了。
可是,問題來了。巴勒斯坦這個地方,自從西元一世紀猶太人亡國、離散後,人去地空,成了無主之地,於是其他民族的人就陸續搬來居住。經過一千八百多年,巴勒斯坦早已換了主人。當猶太人想要回去父祖之地巴勒斯坦重建家園時,發現那兒的住民之中,只有少數是猶太人,大多數住民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因此,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國家,自然引起當地多數阿拉伯住民的強力反對,也引起周圍回教國家,如敘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的不滿。
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與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就這樣槓上了。雙方誰也不讓誰,誰也覺得自己有理。結果是訴諸戰爭、暴力,直到現在。
今天給你們上了一堂歷史課,以後你們再看到這兩個名詞就不會搞迷糊了。祝你
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吾兒樵樵、漁漁的第十八封信——談甘地與非暴力
親愛的樵樵、漁漁︰
最近幾個月,台灣島內和國際上都發生了幾起重大的暴力事件。以台灣島內來說︰
由於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兩岸緊張關係轉好,2008年10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以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身份,接受台南藝術大學邀請到台灣參加學術研討會。張銘清訪台期間一路遭遇台灣獨派民眾抗議,民進黨籍市議員王定宇在張銘清抵台後,揚言:「張每天都要等著被攻擊」21日,王定宇透過快樂廣播電台呼籲群眾跟蹤張銘清行動,隨時通報集結。
張銘清參觀完台南天后宮,在返回飯店的途中前往孔廟參觀,正要離開時王定宇率領群眾上前包圍,高喊台灣獨立,結果場面失控,抗議群眾將張用力推翻在地,王定宇則自背後抓住張銘清兩腋向後拖行,造成張的右側髖與右側肩部挫傷。王定宇的服務處人員以宣傳車擋住去路,並跳上張銘清座車的車頂猛踹數分鐘,造成車頂凹陷,還有人以柺杖敲擊車子的後車窗。
事後,王定宇還狡辯說,張是自己被樹根絆倒。民進黨立委葉宜津也說:張銘清不是(訪台)作客的客人,「對敵人不用客氣」。
一個月後,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於2008年11月3日至7日訪問台灣,還是遭到民進黨群眾的暴力抗議。
11月4日至5日抗議群眾包圍晶華酒店發生衝突。中央電視台記者柴璐與鳳凰衛視記者陳琳還遭抗議群眾包圍拉扯。11月6日抗議群眾發動所謂「圍城行動」,其中抗議群眾投擲石塊、糞便、汽油彈,警方亦毆打記者及群眾。
台灣人的性格本來是溫柔敦厚,有禮好客,現在卻因意識形態作祟,以及受政客的扇動,變成這副窮凶惡極的模樣,用暴力對待客人,真令人痛心。
再來看看最近國際上發生的兩起暴力事件:
首先是11月26日深夜,印度第一大城兼金融中心孟買,遭到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好戰份子發動連串恐怖攻擊,至少十處地標或景點被鎖定,並刻意以英美與以色列遊客為攻擊對象,估計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人死亡、三百二十七人受傷。
其次是 12月27日 以色列對迦薩走廊哈馬斯組織連日空襲,死亡人數已經達345人,另外有超過1550人受傷。而且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還說:「27日開始的行動有可能會長時間持續下去。」哈馬斯組織領導人也誓言報復,1月3日晚間,以色列還以地面部隊入侵迦薩走廊,可見這場戰爭正剛開始,死傷人數會繼續攀高。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在中東建國(以色列)以來,猶太人與伊斯蘭教徒人之間就衝突不斷,彼此暴力相向,以仇恨回報仇恨,今後這種暴力衝突勢將持續下去。
這些台灣和國際上的暴力事件讓我想起了一生以反暴力為主張,最後卻死於暴力的印度偉人甘地。
甘地(英語: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享年78歲),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爾本德爾的印度教家庭,他的父親是當時的土邦(封建諸侯國家)首相。他的母親是他父親的第四任妻子。當時印度的習俗是早婚,甘地13歲時,就娶10歲的卡司杜巴(Kasturba)為妻。甘地有4個孩子,全是男孩。
甘地後來回憶道︰「像我這樣荒唐的早婚,我看不出有什麼道德的論據說得過去。我們的家長決定叫比我大兩三歲的二哥,還有一個大概比我大一歲的堂哥和我自己三人同時結婚。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我們的幸福著想,更不是出於我們的願望,而純粹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方便和節省。」
印度教徒結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為了一場婚姻,男女雙方的父母常常為之傾家蕩產。。他們浪費金錢,浪費時間。為了購置衣飾、備辦酒席,往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光。。酒席還要互相競爭,看看誰家的樣數多而出色。
甘地的家長知道這些事情的麻煩,所以想要一氣呵成,既省又好。因為一次花錢,就算弄得舖張一些,總比三次開銷合算。甘地的父親和叔叔年紀都很大了,甘地他們又是最小的孩子,大概甘地的長輩希望在未死以前,能夠得到這最後一次婚事的安慰。由於這一切考慮,他們就作了這個三個婚禮同時舉行的決定。
甘地的人格有幾個特色,首先,他和平常人一樣會犯錯,但是他會反省,並且立即糾正錯誤。例如甘地對父母很孝順,但是婚後甘地耽溺於肉慾的程度並不亞於對自己父母的孝敬。這使甘地成為一個嫉妒的丈夫。非經甘地許可,妻子不得隨意動彈。這就撒下了他們夫妻之間經常吵架的種子,甘地越是限制得緊,妻子就越想自由行動,從而使甘地更加苦惱。彼此冷戰不講話就這樣成為他們這一對童婚者當時常常出現的狀況。
每天晚上,甘地的雙手雖然在忙著為父親的雙腿按摩,他的心卻在臥室徘徊著,而且那個時候,無論是從宗教、醫學和常識來說,都是不應當有性行為的。甘地按摩完父親後,總是滿心歡喜,向父親道了晚安,便直奔寢室了。有一天,人家告訴他︰“你的父親去世了。”
甘地悔恨交加,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道︰「一切都完了!我只有緊搓雙手。我覺得愧痛交加。我跑到父親的房裡。我知道如果我當時不為獸慾所蒙蔽,我就能夠在他的最後一刻分擔其痛苦。我還能夠為他按摩,那他就會在我懷中死去。」
後來甘地知道自己這個缺點,便開始禁慾,不和妻子行房。
甘地的母親是一個深深信奉宗教的人,如果一日未作禱告,她就不想進食。有一次在“查土摩”禁食期間,甘地的母親竟每隔兩日絕食一天。還有一次,也是在四個月的禁食期間,每日只吃一頓,而且她還許願不見太陽不進食。在雨季頂峰期間,太陽是不輕易露面的。有一天,甘地發現太陽突然出現了,立即跑去告訴母親。母親說︰「不要緊,上帝叫我今天不要吃飯。」
甘地小時後頭腦並不很靈光,他經過好些困難才學會了九九乘法。他後來回憶道︰「這件事實充分說明,我的智力一定是遲鈍的,記憶力也不好。」
有一次甘地看見父親買來的一本書,是有關斯羅梵納孝順雙親的一個劇本。他讀得津津有味。這時甘地家裡來了幾個巡回演皮影戲的人。他們所演的影戲當中,有一個場面是斯羅梵納用帶子背著雙目失明的父母去朝聖的情景。這本書和這種景像在甘地的心裡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這就是你應當效法的榜樣”,甘地這樣告誡自己。
甘地的叔叔有抽煙的嗜好,甘地看見他抽煙,便想學他。可是甘地沒有錢買煙,所以甘地便把叔叔拋棄的煙屁股偷偷地揀起來抽。
不過,煙屁股並不是常常有的,而且也沒有剩下多少煙好抽。所以甘地便開始偷竊佣人的零用錢,拿去買印度土煙卷。
然而比這種偷竊更嚴重的卻是甘地在不久以後所犯的一次。甘地偷零用錢在十二、三歲——可能更小的時候。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又犯過一次偷竊。這一次他是從哥哥的手鐲上偷了一小點金子。
甘地犯了偷竊過錯之後,受不了良心苛責。最後,他決定寫一張悔過書交給他父親,然後懇求他的饒恕。甘地親自交給了父親。甘地在這張字條上不僅承認了他的罪狀,而且請求給予適當的處分,末了甘地還要求父親不要因為他的過錯而自責。甘地還發誓以後永遠不再偷竊。
甘地雙手顫抖地把悔過書遞給父親。當時甘地父親正患病,躺在病床。他的床只是一塊光木板。甘地把字條交給父親以後,便坐在父親對面。
父親讀完以後,晶瑩的淚珠流滿了他的雙頰,連那張紙都弄濕了。父親閉上雙眼沉思了一會兒,把紙條撕毀了。他看著悔過書的時候是坐著的,後來他又躺下了。甘地看見父親內心痛苦的樣子,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甘地後來回憶道︰「如果我是一個畫家,今天我還能把當時的整個情景畫下來。它在我的記憶中仍然非常生動。那些出於慈愛的珍珠般的眼淚,滌淨了我的心靈,並且洗掉了我的罪惡。只有經歷過這種愛的人,才能體會什麼叫做愛。」
在甘地十六歲的時候。父親生病,一直臥床不起。母親、家裡一個老僕人和甘地自己是父親的主要看護人。甘地擔負護士的責任,主要是給父親包扎傷口,給父親吃藥,並且把需要在家裡配好藥給他服用。每天晚上甘地按摩父親的腿,只有父親吩咐甘地去睡或者等父親自己入睡以後,甘地才離去。甘地喜歡這樣侍候父親。甘地所有的時間,除了盥洗等事外,都用在上課和服侍父親這兩件事情上。
印度教徒是不殺生、不吃肉的,可是甘地在讀中學時,一位同學告訴他︰「我們是一個孱弱的民族,因為我們不吃肉。英國人之所以能夠統治我們,就因為他們吃肉。你知道我的身體很強壯,我也跑得很快,這也是因為我是一個肉食者。吃葷的人不會長血瘤,有時即使偶然長了,也好得快。」甘地心想︰我為什麼不應當像他那麼強壯呢?而且我是一個膽怯的人:我怕賊,怕鬼,怕蛇;這種恐懼常在我的心中縈繞著。夜裡我不敢到室外走動。黑暗對於我是一種恐怖。我幾乎不能在黑暗裡睡眠,因為我恐怕這一邊來鬼,那一邊來賊,另一邊又來蛇。
這時候甘地漸漸相信吃肉是好的,以為吃肉能使自己身強力壯,膽識過人;以為如果印度全國一致肉食,便可將英國人打倒。
於是他們便選定了一天,開始吃肉的體驗。古遮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濕奴信徒反對和厭惡肉食的情況,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地方所沒有的。甘地就是在這種傳統中生長的,而且甘地極端孝順他的父母。甘地知道他們一旦獲悉他破戒吃肉,就會嚇壞。然而當時他的心思卻傾向於“革新”事業。他並不是想要順從口腹之欲,他並沒有想到肉食有什麼特殊的好滋味。他只是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同胞得以強壯勇敢,這樣就可以打倒英國人,使印度獲得自由。
這一天終於到了。甘地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他一方面抱著“革新”的熱望和好奇的心理,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像竊賊一樣地做著這不可告人的勾當而感到羞愧。這兩種心情那一種占優勢,連他自己都分辨不了。他們到河邊去找一個偏僻的地方,在那裡甘地生平第一次看見了肉,是山羊肉。
那天的山羊肉粗糙得像牛皮一樣,簡直無法下嚥。甘地實在受不了,吃了幾口,不得不拋下走開了。
那天晚上甘地很難過,作了一夜的惡夢。每一次快要睡著的時候,總覺得好像有一隻活山羊在他的肚子裡苦苦哀叫,使他懊悔地驚跳起來。然而他又安慰自己說,肉食是一種責任,於是又覺得泰然心安了。那位甘地的同學有時候也帶甘地去餐廳吃葷菜。這樣繼續了大約一年之久。但是總共也不過吃了五、六次葷菜席。甘地沒有錢來支付這種“革新”,所以每次都是他的朋友出錢。至於他的錢是哪兒來的,甘地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漸漸的,甘地受不了良心的苛責,開始後悔,甘地對自己說:「吃肉雖然是必要的,在國內進行飲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騙父母、向父母撒謊比不吃肉更壞。所以當他們還活著的時候,決不能再吃肉了。等到他們去世以後,我就可以自由了,那時我便可以公開吃肉,但是在這以前,我應當克制自己。」 他把這個決定通知了他的朋友,從此他沒有再吃肉。他的父母一直不知道他有個兒子一度成為肉食者。
甘地的同學有一次把甘地帶到一個妓院去。他把應有的知識都告訴了甘地。一切都已預先安排停當了,連賬都已經付清了。但是甘地最後還是懸崖勒馬。
還有一次,甘地和他同學覺得沒有長輩的許可就不能做任何事,這使他們無法忍受。最後,他們覺得非常厭煩,便決定去自殺!
然而怎樣才能自殺呢?從哪裡可以得到毒藥呢?甘地聽說鬧陽花子是一種有效的毒藥。甘地和他同學便到叢林中去尋找,果然找到了這個花子。他們以為晚上行事最適宜。便晚上到克達濟神廟裡去,把酥油放在神燈上,到神壇參拜一下,便要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去自殺。然而他們沒勇氣自殺。他們想如果一下子死不了,怎麼辦?自殺究竟有什麼好處?缺少一點自由,為什麼就忍耐不了?雖然,他們還是吞下了兩三粒花子。卻不敢多吃,他們倆都有點怕死,於是決定到羅摩吉神廟去鎮靜一番,擯除自殺之念。
甘地反對暴力,所以他當然也反對體罰學生,當他在擔任教師的時候,碰到一個粗野難管、好撒謊、愛打架的孩子。有一次那孩子大發脾氣。甘地氣極了。甘地從來沒有處罰過孩子,可是這一回他實在忍不住了。甘地設法同那個孩子講道理,但那個孩子卻非常固執,甚至還想哄騙甘地。最後甘地拿起旁邊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甘地打他的時候,手裡發抖,那孩子哭起來,求甘地寬恕。那個孩子之所以哭,並不是因為手被打痛了;如果那個孩子他存心報復,盡可以回敬甘地一拳,因為那個孩子是一個十七歲體格結實的青年。那個孩子之所以哭,是因為他知道甘地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從此以後,那個孩子再也沒有違抗過甘地。可是甘地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甘地害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現的,不是甘地的精神,而是甘地的粗暴。
甘地後來說︰「我一直反對體罰。我記得後來只有一次我對自己的一個兒子使用過體罰。但我再也沒有使用過體罰。」
印度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妻子必須無條件順從丈夫。而且性慾一直糾纏著甘地,這使得甘地成為一個善妒的丈夫。後來甘地讀了很多書之後,才懂得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隸,而是他的伴侶、助手,是他的一切憂愁和歡樂的共享者。她可以選擇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如同她的丈夫一樣。後來甘地回憶道:「現在每當我想起那些充滿疑惑和猜忌的黑暗日子,我便痛恨自己的愚昧、荒淫和殘忍。」
1888年,18歲的甘地畢業於阿汗達巴(Ahmedabad)大學,甘地說服叔叔和保守虔誠的母親,留下他的幼子哈力賴,搭船赴英國念法律學位,行前再三向母親保證不吃肉、不喝酒、不近女色。甘地到了英國,格守母親的諾言,日日茹素,滴酒不沾。
甘地雖然是印度教徒,可是他在留學英國時,也學習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教義,有一次甘地和朋友相聚時,把耶穌和佛陀的生平作了比較。他說︰「看看佛陀是多麼慈悲呀!他的慈悲並不限於對人類,而是推廣到一切生物身上。我們一想到那快樂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裡能不洋溢著憐愛之情嗎?可是人們在耶穌的生平之中,卻看不出有這種對於一切生物的愛。」
甘地喜歡基督教聖經的《新約》勝過於《舊約》。《新約》裡的《登山寶訓》,簡直打入他的心坎。裡面說的「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內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甘地讀了之後欣賞不已。
雖然週遭的基督徒朋友一直向甘地推薦基督教,可是甘地覺得他雖然可以理解並欣賞那些虔誠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需要改變他的信仰。要他相信只有成為基督教徒才能進天堂或得到解脫,這是不可能的。當他直率地這樣告訴幾個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時,他們都很吃驚。
甘地可以承認耶穌是個殉道者,是犧牲的體現者,是個神聖的大師,但不能認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對人世來說,是個偉大的示範,但是如果這件事本身有什麼玄妙或奇異的好處,甘地是無法接受的。甘地認為就哲學上說,基督教的原理並沒有什麼高超的地方。倘若從犧牲精神而論,他覺得印度教徒遠遠勝過基督教徒。所以甘地不認為基督救是一種完美無瑕的宗教,更不認為它是一種最偉大的宗教。
甘地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這樣一種完美無瑕的宗教。印度教徒的缺點是他所深切感覺的。如果“不可接觸者制度”(印度的不可接觸者階級,通常被譯為『賤民』,被認為是不吉的,有罪的人,他們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不能進寺廟,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人們也避免同他們接觸,以免受到『玷污』)可以成為印度教的一部分,這只能是腐朽的部分。甘地不能理解印度教為什麼存在無數的宗派和種姓。印度教說《吠陀》是上帝所啟示的,這是什麼意思?如果它們真是由上帝的啟示,為什麼《聖經》和《可蘭經》就不是?
甘地認為只要有各種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種宗教都需要某種特殊的外表的象徵。但是如果把象徵當作聖物來崇拜,或者把它當作比別的宗教更加優越的標誌,那就應當把它放棄。總之,甘地認為應該以寬容的精神來對待任何宗教,任何教徒都不應該自認為只有自己的宗教是最優越的,其他宗教是邪惡的,是應該消滅的。
甘地的宗教信仰堅定,有時幾近固執。他是素食者,有一次妻子生重病,醫生勸他讓妻子吃肉或牛肉茶,以增強身體抵抗力,他告訴醫生︰「大夫,我決不讓我妻子吃肉,即使她會因此致命。當然,如果她自己願意吃,我也沒有話說。」
甘地的妻子給了一個堅決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這個世界上,生為人類是一件難得的事情,我寧肯死在你的懷裡,也不願叫我的身體被這種可憎的東西玷污。”她已經幾天沒有吃有營養的東西了,顯得瘦骨嶙嶙,還支持丈夫甘地的信念。
又有一次,甘地的二兒子患了嚴重的傷寒病,還夾帶著肺炎和夜間昏迷的症狀,在前幾年他還患過一次嚴重的天花。
甘地把醫生請來了。醫生說吃藥的作用不大,但是給他吃雞蛋喝雞湯卻有好處。
二兒子只有十歲。徵求他的意見是不可能的。作為他的監護人,甘地得作出決定。甘地告訴醫生︰「我們會都吃素,我不可能給兒子吃這兩樣東西。」
醫生說︰「我想你對待自己的兒子最好別那麼固執。」
甘地相信人不能吃肉、雞蛋和類似的東西,這是他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維持生命的手段,也應該有個限度。就是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也是斷然不該做。
但是甘地又想︰「做父母的有什麼權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強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呢?」他的心為這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折磨著。
不過甘地還是堅持他的信念,不讓兒子吃葷。兒子就這樣靠摻水的牛奶和果汁過了四十天,總算恢復健康。
後來甘地連鹽也不吃了,而且這條禁規他一直執行了十年。他讀過一些論素食的書,據說食鹽並不是人類飲食的必需品,而且沒有鹽味的食物,更有益於健康。甘地因此推論,一個實行“節慾”的人,以不吃鹽為宜。
甘地禁慾的思想一直到1900年,31歲時才開始實驗性質的禁慾,到1906年,37歲時,才確定下來,由於性慾的要求逐漸消逝了,他的家庭生活便變得越來越平靜、甜美和幸福了。
甘地認為,不實行“禁慾”的生活,和禽獸一樣。野獸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他有自制的能力。
甘地長久以來一直有害羞怯場的毛病,有一次他在英國上法庭辯論時,覺得自己的頭在旋轉,覺得整個法庭似乎也在旋轉,他竟想不出問題來詰問。他感覺法官一定覺得好笑,律師無疑地都在那裡看洋相。可是他甚麼也看不見。他坐下,告訴代理人說他不能受理這件案子,他自感慚愧,決定從此除非有足夠的勇氣,不再受理案子。果然,他去南非以前,再也沒有去過法庭。
甘地在英國留學時,總是想辦法在生活上能夠獨立,不依賴任何人,他回憶道:「當我從對洗衣匠的依賴中解放了自己的時候,我還以同樣的方法拋棄了對理髮師的依賴。凡是到過英國的人,至少都學會了刮鬍子的本事,但是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學會自己理髮。這種本事,我也得學。我在比勒托裡亞的時候,有一次到一個英國理髮店去理髮。理髮師輕蔑地拒絕為我理髮。我當然覺得傷心,但是回到家立即拿了一把剪刀,對著鏡子剪自己的頭髮。額前的頭髮我總算剪得還不錯,腦後的卻剪糟了。法院裡的朋友們看見了,簡直笑壞了。
“你的頭髮怎麼啦,甘地?老鼠啃了嗎?”
“不是的,白種人理髮師不屑碰我的黑髮。”我說道:“因此我寧肯自己剪”。」
1891年,甘地回印度,當他回到印度,發現母親已經去世了,他後來回憶道︰「我一直渴望見到我母親。我還不知道她已與世長辭,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懷抱了。現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來了,我照規矩守了齋戒。我在英國的時候,母親便去世了,我哥哥卻一直瞞著我,免得我在異國經受這麼嚴重的打擊。然而這個消息對於我仍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也不想在這裡多提了。我的悲痛實在更甚於父親的逝世。」
不久,他受聘某律師事務所,但是表現平平。1893年4月,甘地 24歲時,一家印度公司派甘地到南非工作。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很嚴重,有一次,他在南非買了一張一等車廂的車票,車廂裡的白人乘客不喜歡和有色人種同處同一車廂,便向車掌抗議,車掌便要求甘地換到三等車廂,可是甘地認為他明明買的是一等車廂的車票,當然有權坐在一等車廂,因此拒絕換到三等車廂,結果他被車掌叫來的警察從火車扔到月台,甘地並且在候車室中度過寒冷的一夜。這是甘地第一次親身體驗種族歧視的痛苦。
根據南非的]法律,有色人種、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沒有許可證,不得在夜間九時以後出門。
有一次有一個警察看見不知情的甘地走在人行道上,沒有任何警告,甚至並不叫甘地離開人行道,便把甘地推開,並且把甘地打到街上去。甘地再度嘗到種族歧視的痛苦滋味。
甘地擔任律師的工作時總是設法讓兩照和解,他回憶道︰「我懂得了律師的真正職責是使有嫌隙的雙方言歸於好。這個教訓是這樣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裡,以至在我執行律師業務的二十年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協。
」
甘地崇尚儉樸的生活,有一次甘地和好友克倫巴赤搭船航行。克倫巴赤很喜歡望遠鏡,他有一個很值錢的望遠鏡。他們每天總有一次談論這個問題。甘地竭力使好友明白,帶望遠鏡是和他們想要達到的簡樸生活的理想不相符。有一次他們站在船艙裡靠窗的地方,發生了熱烈的討論︰
“與其讓這些東西成為我們之間引起爭論的題目,為什麼不把它們丟下海去呢?” 甘地說道。
“倒霉的東西當然可以丟掉,”克倫巴赤先生說道。
“我指的是這個,” 甘地說。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於是甘地便把好友的望遠鏡丟下海。甘地後來說︰「這個望遠鏡價值七個英鎊,但是它的價值比起克倫巴赤先生對它的喜愛少得多了。然而克倫巴赤自從捨棄了它,從來沒有後悔過。」
甘地不喜歡民眾送他贈品,有一次民眾為了表示對甘地的感謝,送了一些禮品給甘地,其中有一樣禮品是一條金項鏈,相當高價,是送給甘地的妻子。甘地決定不接受這些東西。他寫了一封信,把這些禮品轉送給南非的印度僑團,但是甘地和妻子之間的爭辯就這樣洶湧澎湃地展開了,因為她實在喜歡這條項鍊,想把它收下來,然而在甘地的堅持下,最後甘地的妻子流下眼淚讓步。甘地總算取得了妻子勉強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禮品全部退還。
甘地後來回憶說:「我斷然認定,一個公眾工作者不應當接受貴重的禮品。」
甘地認為做人應該寬以待人、嚴以待己。他說:「只有我們用放大鏡來看自己的錯誤,而用相反的方法(凹透鏡)來對待別人的錯誤,才能對於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
在南非的這些年裡,甘地從《薄伽梵歌》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汲取靈感。甘地還受到美國作家梭羅作品《論公民的不服從》的啟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參與了印度國大黨的獨立運動。他以他的公民不服從、不合作,和絕食抗議等的政治主張,獲得了世界的關注。但他被英國當局多次逮捕。
甘地常用絕食來表示他的抗議或懺悔,甘地一生公開絕食18次,在南非2次,回到印度後16次,短則1天,長則21天,合計日數145天。絕食的目的,有時候是為表達對英國的抗議,有時候是為印度人的道德墮落而贖罪,有時候是憂心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對立,有時是因為印度仍存在著不可觸賤民制度而感覺羞恥。這些絕食都是當所有的非暴力手段都用盡,仍無效果,才以自己的生命做最後通牒,希望喚起對方的良知。
甘地第一次絕食是在1913年,期間7天,因為學生犯了錯,甘地不是處罰學生,而是處罰自己,因為他認為學生犯了錯,一定是自己有甚麼錯。所以在除去學生的罪之前,必須先除去自己的罪。
甘地並不認為因為他的絕食,就會讓印度人放棄持續了數千年的惡習——歧視不可觸賤民。因此他把不可觸賤民稱為「神之子」,把他辦的報紙「年輕印度」報改名成「神之子」報。1933年8月出獄後,甘地便花了九個月到印度各地勸說人們拋棄愚蠢的偏見,述說在神之前人人平等的道理,並且收養一位失去父母的「神之子」為養女。印度教極右派對甘地這種想要消滅不可觸賤民制度的行為很不以為然,他們稱甘地為異教徒,妨礙甘地演講,甚至丟擲炸彈。獨立運動者對甘地不專心從事獨立運動,卻節外生枝地從事社會運動,也不太贊成。但是對甘地來說,印度要獲得獨立不是一件難事,困難的是在獨立後,如何保持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合諧、團結,維持印度的統一與獨立,並且如何剷除一切封建惡習,讓印度成為公平正義的國家。
甘地認為無論多麼崇高的目的都無法正當化壞的手段,不,目的愈是崇高,手段就愈是要正當才行。甘地認為正當的手段是甚麼?那是他從印度教中學來的愛與非暴力。像現在民進黨人士認為「維護台灣主權」是崇高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崇高的目的,即使聚集群眾上街頭使用暴力也是理所當然。如果甘地還活著,他一定反對這種做法。可見台灣的民進黨連半個世紀前去世的人都還不「進步」。
甘地認為人類不應該增加需要、增加供給,而是要削減慾望。
甘地喜歡過寧靜的生活,從他37歲開始的3年半,甘地拒絕讀報紙。他認為塵世的喧囂比他的內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甘地別的成功的獨立運動的戰略還有抵制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與此相關的還有他的關於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的宣傳,反對用英國的織布。甘地宣傳說印度婦女,不論貧富,應該每天花一定的時間織布,來支持獨立運動。除了抵制英國產品外,甘地還極力鼓勵人們抵制英國學校,法律機構,辭退政府工作, 拒絕繳稅, 拋棄英國給的稱號和榮譽。
1920年4月,甘地當選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1921年12月,他又被授予國大黨在同盟內的執行代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重組,制定了新的章程。 新黨章規定他們的目標是爭取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殖民政府對印度民眾抽取鹽稅,甘地於1930年3月21日到4月6日,領導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運動—─率領群眾從德里到海邊遊行達400公里, 這次遊行被稱為德里遊行(或稱「鹽隊」)。 數以千計的人們跟著甘地徒步到海邊自己取鹽而不是交稅給政府。
甘地開始穿了一道纏腰布在印度鄉下四處演講,鼓勵使用手紡車來解除印度對蘭開夏(Lancashire)紡織廠的依賴。
他曾先後在1922年,1930年,1933年和1942年四次入獄,在獄中通過絕食展開他的不合作運動。
到1942年,他相信獨立是印度唯一可能的出路。
當時,有人認為印度人多數信仰印度教,尊敬牛,可是一部份印度的伊斯蘭教徒,也就是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吃牛肉不吃豬肉。他們建議乾脆兩者分開,一邊一國,各信仰各的宗教,各過各的生活。可是甘地強烈反對任何把印度分成兩個國家的提議。他主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應該團結合作。
1940年3月穆斯林(伊斯蘭教徒)聯盟通過「巴基斯坦決議」,主張「印度的西北部以及東部,穆斯林在人數上居多數的地區,應該結合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印度伊斯蘭教徒與印度教徒分裂的宣言。他們把這個新的獨立國家命名為「巴勒斯坦」(Pakistan),這是旁遮普(Punjab)省、阿富汗(Afghan)省、喀什米爾(Kashmir)省、信德(Sind)省四省的頭一個字母PAKS與Stan(省、國之意)結合的國名。
甘地眼看印度就要分裂成兩個國家,趕緊和穆斯林聯盟的領導者真納(M.A.Jinnah 1876—1948)見面,答應對方14條優惠條件,包括議會中保留穆斯林一定的議席,保證穆斯林一定的官吏數目,保護伊斯蘭的文化、教育和語言等。可是真納堅持己見,雙方沒有交集,另一方面,英國巴不得兩邊分裂,以方便控制,因此極盡挑撥之能事。
1946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爆發嚴重衝突,加爾各答街上到處可見殺人放火、搶劫、強暴婦女,死亡者4700人,受傷者1萬5000人,難民15萬人,暴動延燒到印度各地。
77歲的甘地聽到這個消息,在沒有警察的護衛下,只帶著2、3位孟加拉語的翻譯,拿著一隻竹竿當拐杖,赤著腳(根據印度教規定,贖罪的朝聖者必須赤著腳)走訪印度各地。他每天早上4點起床,在天色還黑暗的時候,行走3、4英里,一個村落接著一個村落,挨家挨戶拜訪,祈願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能互相愛對方,攜手建設新印度。甘地每天花20小時行走、拜訪、勸說,不久他的週遭自動自發跟著一群民眾。就這樣,從1946年11月7日到1947年3月2日,甘地走訪了49個村落。
但最後,為了印度順利獨立,甘地不得不接受讓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的方案,巴基斯坦成為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
當分離獨立愈來愈確定時,印度出現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宗教性住民大移動,東旁遮普(印度領土)的大群伊斯蘭教徒難民搬遷到西旁遮普(巴基斯坦領土),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則由西旁遮普搬遷到東旁遮普,這個住民大移動中的人口總數為1200萬人至1500萬人左右,有人搭火車、巴士、卡車、牛車、馬車,但是大多數人是用徒步走路,難民的隊伍綿延長達八十公里,途中雙方遇見了,就一陣搶奪、毆打與對婦女強暴。由於路途長達數百英里,大家又餓又累,很多走不動的老人與病人就被半途丟棄,成為禿鷹的食物,而且難民之中還發生霍亂等傳染病,這個住民大移動的畫面簡直成了一幅地獄圖。甘地只能對天嘆息。
1947年8月15日上午零時,印度與巴基斯坦各自獨立。在那瞬間,整個印度響起「印度萬歲」的歡呼聲,可是印度的「國父」甘地卻一點也不高興,獨自在加爾各答為分裂而憂傷。他自始至終都反對印度與巴基斯坦分裂,可是事與願違,最後還是分裂了。他雖是印度教徒,但是他說︰「與其分裂,不如印度教徒讓伊斯蘭教徒統治。」又說︰「要割裂印度,不如割裂我的軀體。」
印度獨立之後,衝突就開始爆發。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開始爆發衝突,甘地開始了他的第14次絕食,告示大家直到停戰之後他才會進食。他成功使局勢一度穩定。但在1948年1月30日,剛結束絕食的甘地在前往一個祈禱會的途中被一個印度教狂熱分子南度藍姆•高德西槍擊,中彈的瞬間,甘地還以手勢表示寬容凶手,並為他祝福。終生反對暴力的甘地,就這樣死於暴力。
1946年2月10日,甘地在印度週刊雜誌發表標題為「原子力戰爭」的文章,他寫道︰「真理和非暴力這兩個雙胞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原子弹在他們面前都顯得衰弱無力。」這是日本被投下原子弹6個月後的事。甘地認為真理和非暴力這兩個精神力量可以勝過原子弹這個人類發明出來前所未有力量最強大的物質力量。
甘地又說︰「美國友人告訴我,由於原子弹的發明,世人會因為原子弹的驚人破壞力,而遠離暴力與戰爭吧!但是,這就好像吃山珍海味吃到快吐的人,雖然會暫時遠離餐桌,但是等到他不再想吐時,就會重返餐桌,並且吃得比以前更多一樣。……不管日本人多麼卑鄙,誰也沒有權利對日本某一特定地區的男女老幼作無情的屠殺。……就像暴力無法消滅暴力一樣,原子弹也無法消滅原子弹,人類必須以非暴力來脫離暴力,必須以愛來克服憎惡。用憎惡來對抗憎惡只是加深憎惡而已。」
甘地的主要信念是「精神的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他經常說他的價值觀很簡單,那就是從傳統的印度教信仰演化來的: 真理、非暴力。
儘管甘地在1937年到1948年之間獲得過五次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他始終沒有獲得。多年以後,諾貝爾委員會對此公開表達過他們的遺憾。1948年甘地被暗殺去世那年,諾貝爾和平獎並未頒發,原因是沒有適合的、活著的候選人;在1989年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委員會主席說「此獎之一部分紀念莫罕達斯•甘地。」
甘地死後,他的事蹟,一直受到廣泛的評論。愛因斯坦這樣評論甘地:「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歷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們應該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過暴力達到我們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認為邪惡的勢力結盟。」1999年《時代》雜誌將其評選為20世紀風雲人物第一名是愛因斯坦,第二位世紀風雲人物是羅斯福總統,印度的甘地列第三位。
甘地不僅是印度人的靈魂,也是人類的良知。然而人類雖然歷經兩次犧牲慘重的世界大戰,暴力並沒有在地球絕跡。
在甘地去世後將近半個世紀,2001年 9月11日,伊斯蘭教恐怖份子劫持多架民航飛機衝撞摩天高樓,共有2998人死亡,包括美國紐約地標性建築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在內的6座建築被完全摧毀,其它23座高層建築遭到破壞, 美國國防部總部所在地五角大樓也受到襲擊。這個「911」事件我們記憶猶新。最近還發生印度孟買遭恐怖份子的攻擊,以及以色列攻擊迦薩走廊,此外,中國的官員來訪問台灣必須擔心住宿的飯店被包圍或人身遭到攻擊的危險。更諷刺的是,甘地曾經強烈指責的原子弹,印度和巴基斯坦現在都擁有,而且互相瞄準對方。
凡此種種,都讓我們想起甘地反暴力思想的可貴。不知何時暴力才會在地球絕跡?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暴力在台灣絕跡,海峽兩岸保持合諧友好關係,希望在你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暴力在地球絕跡,各個宗教彼此尊重對方,大家都認為彼此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都能像兄弟姐妹般友愛相處。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最近幾個月,台灣島內和國際上都發生了幾起重大的暴力事件。以台灣島內來說︰
由於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兩岸緊張關係轉好,2008年10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以廈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身份,接受台南藝術大學邀請到台灣參加學術研討會。張銘清訪台期間一路遭遇台灣獨派民眾抗議,民進黨籍市議員王定宇在張銘清抵台後,揚言:「張每天都要等著被攻擊」21日,王定宇透過快樂廣播電台呼籲群眾跟蹤張銘清行動,隨時通報集結。
張銘清參觀完台南天后宮,在返回飯店的途中前往孔廟參觀,正要離開時王定宇率領群眾上前包圍,高喊台灣獨立,結果場面失控,抗議群眾將張用力推翻在地,王定宇則自背後抓住張銘清兩腋向後拖行,造成張的右側髖與右側肩部挫傷。王定宇的服務處人員以宣傳車擋住去路,並跳上張銘清座車的車頂猛踹數分鐘,造成車頂凹陷,還有人以柺杖敲擊車子的後車窗。
事後,王定宇還狡辯說,張是自己被樹根絆倒。民進黨立委葉宜津也說:張銘清不是(訪台)作客的客人,「對敵人不用客氣」。
一個月後,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於2008年11月3日至7日訪問台灣,還是遭到民進黨群眾的暴力抗議。
11月4日至5日抗議群眾包圍晶華酒店發生衝突。中央電視台記者柴璐與鳳凰衛視記者陳琳還遭抗議群眾包圍拉扯。11月6日抗議群眾發動所謂「圍城行動」,其中抗議群眾投擲石塊、糞便、汽油彈,警方亦毆打記者及群眾。
台灣人的性格本來是溫柔敦厚,有禮好客,現在卻因意識形態作祟,以及受政客的扇動,變成這副窮凶惡極的模樣,用暴力對待客人,真令人痛心。
再來看看最近國際上發生的兩起暴力事件:
首先是11月26日深夜,印度第一大城兼金融中心孟買,遭到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好戰份子發動連串恐怖攻擊,至少十處地標或景點被鎖定,並刻意以英美與以色列遊客為攻擊對象,估計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人死亡、三百二十七人受傷。
其次是 12月27日 以色列對迦薩走廊哈馬斯組織連日空襲,死亡人數已經達345人,另外有超過1550人受傷。而且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還說:「27日開始的行動有可能會長時間持續下去。」哈馬斯組織領導人也誓言報復,1月3日晚間,以色列還以地面部隊入侵迦薩走廊,可見這場戰爭正剛開始,死傷人數會繼續攀高。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在中東建國(以色列)以來,猶太人與伊斯蘭教徒人之間就衝突不斷,彼此暴力相向,以仇恨回報仇恨,今後這種暴力衝突勢將持續下去。
這些台灣和國際上的暴力事件讓我想起了一生以反暴力為主張,最後卻死於暴力的印度偉人甘地。
甘地(英語: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享年78歲),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爾本德爾的印度教家庭,他的父親是當時的土邦(封建諸侯國家)首相。他的母親是他父親的第四任妻子。當時印度的習俗是早婚,甘地13歲時,就娶10歲的卡司杜巴(Kasturba)為妻。甘地有4個孩子,全是男孩。
甘地後來回憶道︰「像我這樣荒唐的早婚,我看不出有什麼道德的論據說得過去。我們的家長決定叫比我大兩三歲的二哥,還有一個大概比我大一歲的堂哥和我自己三人同時結婚。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我們的幸福著想,更不是出於我們的願望,而純粹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方便和節省。」
印度教徒結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為了一場婚姻,男女雙方的父母常常為之傾家蕩產。。他們浪費金錢,浪費時間。為了購置衣飾、備辦酒席,往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光。。酒席還要互相競爭,看看誰家的樣數多而出色。
甘地的家長知道這些事情的麻煩,所以想要一氣呵成,既省又好。因為一次花錢,就算弄得舖張一些,總比三次開銷合算。甘地的父親和叔叔年紀都很大了,甘地他們又是最小的孩子,大概甘地的長輩希望在未死以前,能夠得到這最後一次婚事的安慰。由於這一切考慮,他們就作了這個三個婚禮同時舉行的決定。
甘地的人格有幾個特色,首先,他和平常人一樣會犯錯,但是他會反省,並且立即糾正錯誤。例如甘地對父母很孝順,但是婚後甘地耽溺於肉慾的程度並不亞於對自己父母的孝敬。這使甘地成為一個嫉妒的丈夫。非經甘地許可,妻子不得隨意動彈。這就撒下了他們夫妻之間經常吵架的種子,甘地越是限制得緊,妻子就越想自由行動,從而使甘地更加苦惱。彼此冷戰不講話就這樣成為他們這一對童婚者當時常常出現的狀況。
每天晚上,甘地的雙手雖然在忙著為父親的雙腿按摩,他的心卻在臥室徘徊著,而且那個時候,無論是從宗教、醫學和常識來說,都是不應當有性行為的。甘地按摩完父親後,總是滿心歡喜,向父親道了晚安,便直奔寢室了。有一天,人家告訴他︰“你的父親去世了。”
甘地悔恨交加,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道︰「一切都完了!我只有緊搓雙手。我覺得愧痛交加。我跑到父親的房裡。我知道如果我當時不為獸慾所蒙蔽,我就能夠在他的最後一刻分擔其痛苦。我還能夠為他按摩,那他就會在我懷中死去。」
後來甘地知道自己這個缺點,便開始禁慾,不和妻子行房。
甘地的母親是一個深深信奉宗教的人,如果一日未作禱告,她就不想進食。有一次在“查土摩”禁食期間,甘地的母親竟每隔兩日絕食一天。還有一次,也是在四個月的禁食期間,每日只吃一頓,而且她還許願不見太陽不進食。在雨季頂峰期間,太陽是不輕易露面的。有一天,甘地發現太陽突然出現了,立即跑去告訴母親。母親說︰「不要緊,上帝叫我今天不要吃飯。」
甘地小時後頭腦並不很靈光,他經過好些困難才學會了九九乘法。他後來回憶道︰「這件事實充分說明,我的智力一定是遲鈍的,記憶力也不好。」
有一次甘地看見父親買來的一本書,是有關斯羅梵納孝順雙親的一個劇本。他讀得津津有味。這時甘地家裡來了幾個巡回演皮影戲的人。他們所演的影戲當中,有一個場面是斯羅梵納用帶子背著雙目失明的父母去朝聖的情景。這本書和這種景像在甘地的心裡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這就是你應當效法的榜樣”,甘地這樣告誡自己。
甘地的叔叔有抽煙的嗜好,甘地看見他抽煙,便想學他。可是甘地沒有錢買煙,所以甘地便把叔叔拋棄的煙屁股偷偷地揀起來抽。
不過,煙屁股並不是常常有的,而且也沒有剩下多少煙好抽。所以甘地便開始偷竊佣人的零用錢,拿去買印度土煙卷。
然而比這種偷竊更嚴重的卻是甘地在不久以後所犯的一次。甘地偷零用錢在十二、三歲——可能更小的時候。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又犯過一次偷竊。這一次他是從哥哥的手鐲上偷了一小點金子。
甘地犯了偷竊過錯之後,受不了良心苛責。最後,他決定寫一張悔過書交給他父親,然後懇求他的饒恕。甘地親自交給了父親。甘地在這張字條上不僅承認了他的罪狀,而且請求給予適當的處分,末了甘地還要求父親不要因為他的過錯而自責。甘地還發誓以後永遠不再偷竊。
甘地雙手顫抖地把悔過書遞給父親。當時甘地父親正患病,躺在病床。他的床只是一塊光木板。甘地把字條交給父親以後,便坐在父親對面。
父親讀完以後,晶瑩的淚珠流滿了他的雙頰,連那張紙都弄濕了。父親閉上雙眼沉思了一會兒,把紙條撕毀了。他看著悔過書的時候是坐著的,後來他又躺下了。甘地看見父親內心痛苦的樣子,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甘地後來回憶道︰「如果我是一個畫家,今天我還能把當時的整個情景畫下來。它在我的記憶中仍然非常生動。那些出於慈愛的珍珠般的眼淚,滌淨了我的心靈,並且洗掉了我的罪惡。只有經歷過這種愛的人,才能體會什麼叫做愛。」
在甘地十六歲的時候。父親生病,一直臥床不起。母親、家裡一個老僕人和甘地自己是父親的主要看護人。甘地擔負護士的責任,主要是給父親包扎傷口,給父親吃藥,並且把需要在家裡配好藥給他服用。每天晚上甘地按摩父親的腿,只有父親吩咐甘地去睡或者等父親自己入睡以後,甘地才離去。甘地喜歡這樣侍候父親。甘地所有的時間,除了盥洗等事外,都用在上課和服侍父親這兩件事情上。
印度教徒是不殺生、不吃肉的,可是甘地在讀中學時,一位同學告訴他︰「我們是一個孱弱的民族,因為我們不吃肉。英國人之所以能夠統治我們,就因為他們吃肉。你知道我的身體很強壯,我也跑得很快,這也是因為我是一個肉食者。吃葷的人不會長血瘤,有時即使偶然長了,也好得快。」甘地心想︰我為什麼不應當像他那麼強壯呢?而且我是一個膽怯的人:我怕賊,怕鬼,怕蛇;這種恐懼常在我的心中縈繞著。夜裡我不敢到室外走動。黑暗對於我是一種恐怖。我幾乎不能在黑暗裡睡眠,因為我恐怕這一邊來鬼,那一邊來賊,另一邊又來蛇。
這時候甘地漸漸相信吃肉是好的,以為吃肉能使自己身強力壯,膽識過人;以為如果印度全國一致肉食,便可將英國人打倒。
於是他們便選定了一天,開始吃肉的體驗。古遮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濕奴信徒反對和厭惡肉食的情況,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地方所沒有的。甘地就是在這種傳統中生長的,而且甘地極端孝順他的父母。甘地知道他們一旦獲悉他破戒吃肉,就會嚇壞。然而當時他的心思卻傾向於“革新”事業。他並不是想要順從口腹之欲,他並沒有想到肉食有什麼特殊的好滋味。他只是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同胞得以強壯勇敢,這樣就可以打倒英國人,使印度獲得自由。
這一天終於到了。甘地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他一方面抱著“革新”的熱望和好奇的心理,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像竊賊一樣地做著這不可告人的勾當而感到羞愧。這兩種心情那一種占優勢,連他自己都分辨不了。他們到河邊去找一個偏僻的地方,在那裡甘地生平第一次看見了肉,是山羊肉。
那天的山羊肉粗糙得像牛皮一樣,簡直無法下嚥。甘地實在受不了,吃了幾口,不得不拋下走開了。
那天晚上甘地很難過,作了一夜的惡夢。每一次快要睡著的時候,總覺得好像有一隻活山羊在他的肚子裡苦苦哀叫,使他懊悔地驚跳起來。然而他又安慰自己說,肉食是一種責任,於是又覺得泰然心安了。那位甘地的同學有時候也帶甘地去餐廳吃葷菜。這樣繼續了大約一年之久。但是總共也不過吃了五、六次葷菜席。甘地沒有錢來支付這種“革新”,所以每次都是他的朋友出錢。至於他的錢是哪兒來的,甘地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漸漸的,甘地受不了良心的苛責,開始後悔,甘地對自己說:「吃肉雖然是必要的,在國內進行飲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騙父母、向父母撒謊比不吃肉更壞。所以當他們還活著的時候,決不能再吃肉了。等到他們去世以後,我就可以自由了,那時我便可以公開吃肉,但是在這以前,我應當克制自己。」 他把這個決定通知了他的朋友,從此他沒有再吃肉。他的父母一直不知道他有個兒子一度成為肉食者。
甘地的同學有一次把甘地帶到一個妓院去。他把應有的知識都告訴了甘地。一切都已預先安排停當了,連賬都已經付清了。但是甘地最後還是懸崖勒馬。
還有一次,甘地和他同學覺得沒有長輩的許可就不能做任何事,這使他們無法忍受。最後,他們覺得非常厭煩,便決定去自殺!
然而怎樣才能自殺呢?從哪裡可以得到毒藥呢?甘地聽說鬧陽花子是一種有效的毒藥。甘地和他同學便到叢林中去尋找,果然找到了這個花子。他們以為晚上行事最適宜。便晚上到克達濟神廟裡去,把酥油放在神燈上,到神壇參拜一下,便要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去自殺。然而他們沒勇氣自殺。他們想如果一下子死不了,怎麼辦?自殺究竟有什麼好處?缺少一點自由,為什麼就忍耐不了?雖然,他們還是吞下了兩三粒花子。卻不敢多吃,他們倆都有點怕死,於是決定到羅摩吉神廟去鎮靜一番,擯除自殺之念。
甘地反對暴力,所以他當然也反對體罰學生,當他在擔任教師的時候,碰到一個粗野難管、好撒謊、愛打架的孩子。有一次那孩子大發脾氣。甘地氣極了。甘地從來沒有處罰過孩子,可是這一回他實在忍不住了。甘地設法同那個孩子講道理,但那個孩子卻非常固執,甚至還想哄騙甘地。最後甘地拿起旁邊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甘地打他的時候,手裡發抖,那孩子哭起來,求甘地寬恕。那個孩子之所以哭,並不是因為手被打痛了;如果那個孩子他存心報復,盡可以回敬甘地一拳,因為那個孩子是一個十七歲體格結實的青年。那個孩子之所以哭,是因為他知道甘地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從此以後,那個孩子再也沒有違抗過甘地。可是甘地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甘地害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現的,不是甘地的精神,而是甘地的粗暴。
甘地後來說︰「我一直反對體罰。我記得後來只有一次我對自己的一個兒子使用過體罰。但我再也沒有使用過體罰。」
印度是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妻子必須無條件順從丈夫。而且性慾一直糾纏著甘地,這使得甘地成為一個善妒的丈夫。後來甘地讀了很多書之後,才懂得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隸,而是他的伴侶、助手,是他的一切憂愁和歡樂的共享者。她可以選擇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如同她的丈夫一樣。後來甘地回憶道:「現在每當我想起那些充滿疑惑和猜忌的黑暗日子,我便痛恨自己的愚昧、荒淫和殘忍。」
1888年,18歲的甘地畢業於阿汗達巴(Ahmedabad)大學,甘地說服叔叔和保守虔誠的母親,留下他的幼子哈力賴,搭船赴英國念法律學位,行前再三向母親保證不吃肉、不喝酒、不近女色。甘地到了英國,格守母親的諾言,日日茹素,滴酒不沾。
甘地雖然是印度教徒,可是他在留學英國時,也學習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教義,有一次甘地和朋友相聚時,把耶穌和佛陀的生平作了比較。他說︰「看看佛陀是多麼慈悲呀!他的慈悲並不限於對人類,而是推廣到一切生物身上。我們一想到那快樂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裡能不洋溢著憐愛之情嗎?可是人們在耶穌的生平之中,卻看不出有這種對於一切生物的愛。」
甘地喜歡基督教聖經的《新約》勝過於《舊約》。《新約》裡的《登山寶訓》,簡直打入他的心坎。裡面說的「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內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甘地讀了之後欣賞不已。
雖然週遭的基督徒朋友一直向甘地推薦基督教,可是甘地覺得他雖然可以理解並欣賞那些虔誠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需要改變他的信仰。要他相信只有成為基督教徒才能進天堂或得到解脫,這是不可能的。當他直率地這樣告訴幾個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時,他們都很吃驚。
甘地可以承認耶穌是個殉道者,是犧牲的體現者,是個神聖的大師,但不能認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對人世來說,是個偉大的示範,但是如果這件事本身有什麼玄妙或奇異的好處,甘地是無法接受的。甘地認為就哲學上說,基督教的原理並沒有什麼高超的地方。倘若從犧牲精神而論,他覺得印度教徒遠遠勝過基督教徒。所以甘地不認為基督救是一種完美無瑕的宗教,更不認為它是一種最偉大的宗教。
甘地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這樣一種完美無瑕的宗教。印度教徒的缺點是他所深切感覺的。如果“不可接觸者制度”(印度的不可接觸者階級,通常被譯為『賤民』,被認為是不吉的,有罪的人,他們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不能進寺廟,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人們也避免同他們接觸,以免受到『玷污』)可以成為印度教的一部分,這只能是腐朽的部分。甘地不能理解印度教為什麼存在無數的宗派和種姓。印度教說《吠陀》是上帝所啟示的,這是什麼意思?如果它們真是由上帝的啟示,為什麼《聖經》和《可蘭經》就不是?
甘地認為只要有各種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種宗教都需要某種特殊的外表的象徵。但是如果把象徵當作聖物來崇拜,或者把它當作比別的宗教更加優越的標誌,那就應當把它放棄。總之,甘地認為應該以寬容的精神來對待任何宗教,任何教徒都不應該自認為只有自己的宗教是最優越的,其他宗教是邪惡的,是應該消滅的。
甘地的宗教信仰堅定,有時幾近固執。他是素食者,有一次妻子生重病,醫生勸他讓妻子吃肉或牛肉茶,以增強身體抵抗力,他告訴醫生︰「大夫,我決不讓我妻子吃肉,即使她會因此致命。當然,如果她自己願意吃,我也沒有話說。」
甘地的妻子給了一個堅決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這個世界上,生為人類是一件難得的事情,我寧肯死在你的懷裡,也不願叫我的身體被這種可憎的東西玷污。”她已經幾天沒有吃有營養的東西了,顯得瘦骨嶙嶙,還支持丈夫甘地的信念。
又有一次,甘地的二兒子患了嚴重的傷寒病,還夾帶著肺炎和夜間昏迷的症狀,在前幾年他還患過一次嚴重的天花。
甘地把醫生請來了。醫生說吃藥的作用不大,但是給他吃雞蛋喝雞湯卻有好處。
二兒子只有十歲。徵求他的意見是不可能的。作為他的監護人,甘地得作出決定。甘地告訴醫生︰「我們會都吃素,我不可能給兒子吃這兩樣東西。」
醫生說︰「我想你對待自己的兒子最好別那麼固執。」
甘地相信人不能吃肉、雞蛋和類似的東西,這是他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維持生命的手段,也應該有個限度。就是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也是斷然不該做。
但是甘地又想︰「做父母的有什麼權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強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呢?」他的心為這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折磨著。
不過甘地還是堅持他的信念,不讓兒子吃葷。兒子就這樣靠摻水的牛奶和果汁過了四十天,總算恢復健康。
後來甘地連鹽也不吃了,而且這條禁規他一直執行了十年。他讀過一些論素食的書,據說食鹽並不是人類飲食的必需品,而且沒有鹽味的食物,更有益於健康。甘地因此推論,一個實行“節慾”的人,以不吃鹽為宜。
甘地禁慾的思想一直到1900年,31歲時才開始實驗性質的禁慾,到1906年,37歲時,才確定下來,由於性慾的要求逐漸消逝了,他的家庭生活便變得越來越平靜、甜美和幸福了。
甘地認為,不實行“禁慾”的生活,和禽獸一樣。野獸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他有自制的能力。
甘地長久以來一直有害羞怯場的毛病,有一次他在英國上法庭辯論時,覺得自己的頭在旋轉,覺得整個法庭似乎也在旋轉,他竟想不出問題來詰問。他感覺法官一定覺得好笑,律師無疑地都在那裡看洋相。可是他甚麼也看不見。他坐下,告訴代理人說他不能受理這件案子,他自感慚愧,決定從此除非有足夠的勇氣,不再受理案子。果然,他去南非以前,再也沒有去過法庭。
甘地在英國留學時,總是想辦法在生活上能夠獨立,不依賴任何人,他回憶道:「當我從對洗衣匠的依賴中解放了自己的時候,我還以同樣的方法拋棄了對理髮師的依賴。凡是到過英國的人,至少都學會了刮鬍子的本事,但是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學會自己理髮。這種本事,我也得學。我在比勒托裡亞的時候,有一次到一個英國理髮店去理髮。理髮師輕蔑地拒絕為我理髮。我當然覺得傷心,但是回到家立即拿了一把剪刀,對著鏡子剪自己的頭髮。額前的頭髮我總算剪得還不錯,腦後的卻剪糟了。法院裡的朋友們看見了,簡直笑壞了。
“你的頭髮怎麼啦,甘地?老鼠啃了嗎?”
“不是的,白種人理髮師不屑碰我的黑髮。”我說道:“因此我寧肯自己剪”。」
1891年,甘地回印度,當他回到印度,發現母親已經去世了,他後來回憶道︰「我一直渴望見到我母親。我還不知道她已與世長辭,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懷抱了。現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來了,我照規矩守了齋戒。我在英國的時候,母親便去世了,我哥哥卻一直瞞著我,免得我在異國經受這麼嚴重的打擊。然而這個消息對於我仍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也不想在這裡多提了。我的悲痛實在更甚於父親的逝世。」
不久,他受聘某律師事務所,但是表現平平。1893年4月,甘地 24歲時,一家印度公司派甘地到南非工作。當時的南非種族歧視很嚴重,有一次,他在南非買了一張一等車廂的車票,車廂裡的白人乘客不喜歡和有色人種同處同一車廂,便向車掌抗議,車掌便要求甘地換到三等車廂,可是甘地認為他明明買的是一等車廂的車票,當然有權坐在一等車廂,因此拒絕換到三等車廂,結果他被車掌叫來的警察從火車扔到月台,甘地並且在候車室中度過寒冷的一夜。這是甘地第一次親身體驗種族歧視的痛苦。
根據南非的]法律,有色人種、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沒有許可證,不得在夜間九時以後出門。
有一次有一個警察看見不知情的甘地走在人行道上,沒有任何警告,甚至並不叫甘地離開人行道,便把甘地推開,並且把甘地打到街上去。甘地再度嘗到種族歧視的痛苦滋味。
甘地擔任律師的工作時總是設法讓兩照和解,他回憶道︰「我懂得了律師的真正職責是使有嫌隙的雙方言歸於好。這個教訓是這樣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裡,以至在我執行律師業務的二十年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協。
」
甘地崇尚儉樸的生活,有一次甘地和好友克倫巴赤搭船航行。克倫巴赤很喜歡望遠鏡,他有一個很值錢的望遠鏡。他們每天總有一次談論這個問題。甘地竭力使好友明白,帶望遠鏡是和他們想要達到的簡樸生活的理想不相符。有一次他們站在船艙裡靠窗的地方,發生了熱烈的討論︰
“與其讓這些東西成為我們之間引起爭論的題目,為什麼不把它們丟下海去呢?” 甘地說道。
“倒霉的東西當然可以丟掉,”克倫巴赤先生說道。
“我指的是這個,” 甘地說。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於是甘地便把好友的望遠鏡丟下海。甘地後來說︰「這個望遠鏡價值七個英鎊,但是它的價值比起克倫巴赤先生對它的喜愛少得多了。然而克倫巴赤自從捨棄了它,從來沒有後悔過。」
甘地不喜歡民眾送他贈品,有一次民眾為了表示對甘地的感謝,送了一些禮品給甘地,其中有一樣禮品是一條金項鏈,相當高價,是送給甘地的妻子。甘地決定不接受這些東西。他寫了一封信,把這些禮品轉送給南非的印度僑團,但是甘地和妻子之間的爭辯就這樣洶湧澎湃地展開了,因為她實在喜歡這條項鍊,想把它收下來,然而在甘地的堅持下,最後甘地的妻子流下眼淚讓步。甘地總算取得了妻子勉強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禮品全部退還。
甘地後來回憶說:「我斷然認定,一個公眾工作者不應當接受貴重的禮品。」
甘地認為做人應該寬以待人、嚴以待己。他說:「只有我們用放大鏡來看自己的錯誤,而用相反的方法(凹透鏡)來對待別人的錯誤,才能對於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
在南非的這些年裡,甘地從《薄伽梵歌》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汲取靈感。甘地還受到美國作家梭羅作品《論公民的不服從》的啟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參與了印度國大黨的獨立運動。他以他的公民不服從、不合作,和絕食抗議等的政治主張,獲得了世界的關注。但他被英國當局多次逮捕。
甘地常用絕食來表示他的抗議或懺悔,甘地一生公開絕食18次,在南非2次,回到印度後16次,短則1天,長則21天,合計日數145天。絕食的目的,有時候是為表達對英國的抗議,有時候是為印度人的道德墮落而贖罪,有時候是憂心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對立,有時是因為印度仍存在著不可觸賤民制度而感覺羞恥。這些絕食都是當所有的非暴力手段都用盡,仍無效果,才以自己的生命做最後通牒,希望喚起對方的良知。
甘地第一次絕食是在1913年,期間7天,因為學生犯了錯,甘地不是處罰學生,而是處罰自己,因為他認為學生犯了錯,一定是自己有甚麼錯。所以在除去學生的罪之前,必須先除去自己的罪。
甘地並不認為因為他的絕食,就會讓印度人放棄持續了數千年的惡習——歧視不可觸賤民。因此他把不可觸賤民稱為「神之子」,把他辦的報紙「年輕印度」報改名成「神之子」報。1933年8月出獄後,甘地便花了九個月到印度各地勸說人們拋棄愚蠢的偏見,述說在神之前人人平等的道理,並且收養一位失去父母的「神之子」為養女。印度教極右派對甘地這種想要消滅不可觸賤民制度的行為很不以為然,他們稱甘地為異教徒,妨礙甘地演講,甚至丟擲炸彈。獨立運動者對甘地不專心從事獨立運動,卻節外生枝地從事社會運動,也不太贊成。但是對甘地來說,印度要獲得獨立不是一件難事,困難的是在獨立後,如何保持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合諧、團結,維持印度的統一與獨立,並且如何剷除一切封建惡習,讓印度成為公平正義的國家。
甘地認為無論多麼崇高的目的都無法正當化壞的手段,不,目的愈是崇高,手段就愈是要正當才行。甘地認為正當的手段是甚麼?那是他從印度教中學來的愛與非暴力。像現在民進黨人士認為「維護台灣主權」是崇高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崇高的目的,即使聚集群眾上街頭使用暴力也是理所當然。如果甘地還活著,他一定反對這種做法。可見台灣的民進黨連半個世紀前去世的人都還不「進步」。
甘地認為人類不應該增加需要、增加供給,而是要削減慾望。
甘地喜歡過寧靜的生活,從他37歲開始的3年半,甘地拒絕讀報紙。他認為塵世的喧囂比他的內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甘地別的成功的獨立運動的戰略還有抵制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與此相關的還有他的關於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的宣傳,反對用英國的織布。甘地宣傳說印度婦女,不論貧富,應該每天花一定的時間織布,來支持獨立運動。除了抵制英國產品外,甘地還極力鼓勵人們抵制英國學校,法律機構,辭退政府工作, 拒絕繳稅, 拋棄英國給的稱號和榮譽。
1920年4月,甘地當選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1921年12月,他又被授予國大黨在同盟內的執行代表。在他的領導下,國大黨重組,制定了新的章程。 新黨章規定他們的目標是爭取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殖民政府對印度民眾抽取鹽稅,甘地於1930年3月21日到4月6日,領導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運動—─率領群眾從德里到海邊遊行達400公里, 這次遊行被稱為德里遊行(或稱「鹽隊」)。 數以千計的人們跟著甘地徒步到海邊自己取鹽而不是交稅給政府。
甘地開始穿了一道纏腰布在印度鄉下四處演講,鼓勵使用手紡車來解除印度對蘭開夏(Lancashire)紡織廠的依賴。
他曾先後在1922年,1930年,1933年和1942年四次入獄,在獄中通過絕食展開他的不合作運動。
到1942年,他相信獨立是印度唯一可能的出路。
當時,有人認為印度人多數信仰印度教,尊敬牛,可是一部份印度的伊斯蘭教徒,也就是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吃牛肉不吃豬肉。他們建議乾脆兩者分開,一邊一國,各信仰各的宗教,各過各的生活。可是甘地強烈反對任何把印度分成兩個國家的提議。他主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應該團結合作。
1940年3月穆斯林(伊斯蘭教徒)聯盟通過「巴基斯坦決議」,主張「印度的西北部以及東部,穆斯林在人數上居多數的地區,應該結合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印度伊斯蘭教徒與印度教徒分裂的宣言。他們把這個新的獨立國家命名為「巴勒斯坦」(Pakistan),這是旁遮普(Punjab)省、阿富汗(Afghan)省、喀什米爾(Kashmir)省、信德(Sind)省四省的頭一個字母PAKS與Stan(省、國之意)結合的國名。
甘地眼看印度就要分裂成兩個國家,趕緊和穆斯林聯盟的領導者真納(M.A.Jinnah 1876—1948)見面,答應對方14條優惠條件,包括議會中保留穆斯林一定的議席,保證穆斯林一定的官吏數目,保護伊斯蘭的文化、教育和語言等。可是真納堅持己見,雙方沒有交集,另一方面,英國巴不得兩邊分裂,以方便控制,因此極盡挑撥之能事。
1946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爆發嚴重衝突,加爾各答街上到處可見殺人放火、搶劫、強暴婦女,死亡者4700人,受傷者1萬5000人,難民15萬人,暴動延燒到印度各地。
77歲的甘地聽到這個消息,在沒有警察的護衛下,只帶著2、3位孟加拉語的翻譯,拿著一隻竹竿當拐杖,赤著腳(根據印度教規定,贖罪的朝聖者必須赤著腳)走訪印度各地。他每天早上4點起床,在天色還黑暗的時候,行走3、4英里,一個村落接著一個村落,挨家挨戶拜訪,祈願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能互相愛對方,攜手建設新印度。甘地每天花20小時行走、拜訪、勸說,不久他的週遭自動自發跟著一群民眾。就這樣,從1946年11月7日到1947年3月2日,甘地走訪了49個村落。
但最後,為了印度順利獨立,甘地不得不接受讓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的方案,巴基斯坦成為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
當分離獨立愈來愈確定時,印度出現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宗教性住民大移動,東旁遮普(印度領土)的大群伊斯蘭教徒難民搬遷到西旁遮普(巴基斯坦領土),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則由西旁遮普搬遷到東旁遮普,這個住民大移動中的人口總數為1200萬人至1500萬人左右,有人搭火車、巴士、卡車、牛車、馬車,但是大多數人是用徒步走路,難民的隊伍綿延長達八十公里,途中雙方遇見了,就一陣搶奪、毆打與對婦女強暴。由於路途長達數百英里,大家又餓又累,很多走不動的老人與病人就被半途丟棄,成為禿鷹的食物,而且難民之中還發生霍亂等傳染病,這個住民大移動的畫面簡直成了一幅地獄圖。甘地只能對天嘆息。
1947年8月15日上午零時,印度與巴基斯坦各自獨立。在那瞬間,整個印度響起「印度萬歲」的歡呼聲,可是印度的「國父」甘地卻一點也不高興,獨自在加爾各答為分裂而憂傷。他自始至終都反對印度與巴基斯坦分裂,可是事與願違,最後還是分裂了。他雖是印度教徒,但是他說︰「與其分裂,不如印度教徒讓伊斯蘭教徒統治。」又說︰「要割裂印度,不如割裂我的軀體。」
印度獨立之後,衝突就開始爆發。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開始爆發衝突,甘地開始了他的第14次絕食,告示大家直到停戰之後他才會進食。他成功使局勢一度穩定。但在1948年1月30日,剛結束絕食的甘地在前往一個祈禱會的途中被一個印度教狂熱分子南度藍姆•高德西槍擊,中彈的瞬間,甘地還以手勢表示寬容凶手,並為他祝福。終生反對暴力的甘地,就這樣死於暴力。
1946年2月10日,甘地在印度週刊雜誌發表標題為「原子力戰爭」的文章,他寫道︰「真理和非暴力這兩個雙胞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原子弹在他們面前都顯得衰弱無力。」這是日本被投下原子弹6個月後的事。甘地認為真理和非暴力這兩個精神力量可以勝過原子弹這個人類發明出來前所未有力量最強大的物質力量。
甘地又說︰「美國友人告訴我,由於原子弹的發明,世人會因為原子弹的驚人破壞力,而遠離暴力與戰爭吧!但是,這就好像吃山珍海味吃到快吐的人,雖然會暫時遠離餐桌,但是等到他不再想吐時,就會重返餐桌,並且吃得比以前更多一樣。……不管日本人多麼卑鄙,誰也沒有權利對日本某一特定地區的男女老幼作無情的屠殺。……就像暴力無法消滅暴力一樣,原子弹也無法消滅原子弹,人類必須以非暴力來脫離暴力,必須以愛來克服憎惡。用憎惡來對抗憎惡只是加深憎惡而已。」
甘地的主要信念是「精神的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他經常說他的價值觀很簡單,那就是從傳統的印度教信仰演化來的: 真理、非暴力。
儘管甘地在1937年到1948年之間獲得過五次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他始終沒有獲得。多年以後,諾貝爾委員會對此公開表達過他們的遺憾。1948年甘地被暗殺去世那年,諾貝爾和平獎並未頒發,原因是沒有適合的、活著的候選人;在1989年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委員會主席說「此獎之一部分紀念莫罕達斯•甘地。」
甘地死後,他的事蹟,一直受到廣泛的評論。愛因斯坦這樣評論甘地:「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歷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們應該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過暴力達到我們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認為邪惡的勢力結盟。」1999年《時代》雜誌將其評選為20世紀風雲人物第一名是愛因斯坦,第二位世紀風雲人物是羅斯福總統,印度的甘地列第三位。
甘地不僅是印度人的靈魂,也是人類的良知。然而人類雖然歷經兩次犧牲慘重的世界大戰,暴力並沒有在地球絕跡。
在甘地去世後將近半個世紀,2001年 9月11日,伊斯蘭教恐怖份子劫持多架民航飛機衝撞摩天高樓,共有2998人死亡,包括美國紐約地標性建築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在內的6座建築被完全摧毀,其它23座高層建築遭到破壞, 美國國防部總部所在地五角大樓也受到襲擊。這個「911」事件我們記憶猶新。最近還發生印度孟買遭恐怖份子的攻擊,以及以色列攻擊迦薩走廊,此外,中國的官員來訪問台灣必須擔心住宿的飯店被包圍或人身遭到攻擊的危險。更諷刺的是,甘地曾經強烈指責的原子弹,印度和巴基斯坦現在都擁有,而且互相瞄準對方。
凡此種種,都讓我們想起甘地反暴力思想的可貴。不知何時暴力才會在地球絕跡?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暴力在台灣絕跡,海峽兩岸保持合諧友好關係,希望在你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暴力在地球絕跡,各個宗教彼此尊重對方,大家都認為彼此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都能像兄弟姐妹般友愛相處。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吾兒樵樵、漁漁的第十九封信——談林肯
親愛的樵樵、漁漁︰
最近非洲裔黑白混血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1961年-)代表民主黨當選美國第44任總統,這真是令人高興的事。這不僅是美國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黑人終於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總統。換言之,自從1619年黑人奴隸首次被運到美國維吉尼亞以來,數百年來飽受歧視、欺壓的黑人終於出頭天,爬到世界權力的頂端,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簡直可以比美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最底層的人爬到最高層,好像古羅馬帝國的奴隸成為全羅馬帝國的皇帝一樣,這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多麼令人感動啊!由此可見美國的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民主——一向被歧視的少數弱勢族群可以爬到權力的頂尖。真希望有一天台灣能出現原住民出身的總統,把敗漢人沙文主義,那時候我們也可以驕傲而大聲地說「台灣的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台灣的原住民,加油!
歐巴馬的當選讓我想起宣佈解放黑奴的林肯。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享年56歲)是第16任美國總統,也是首位共和黨籍總統。林肯於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美國的肯塔基州,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屬於一個反對奴隸制度的教會,在他年幼時即受到了這種氣氛的影響。1815年全家移居印地安那州,林肯九歲時喪母,1830年舉家遷入伊利諾州。林肯僅受過十八個月的非正規教育,通過勤奮的自學,在1836年成為律師。
林肯身材很高,有190公分,有一次人家問他腳有多長,他幽默地回答:「到地面那麼長。」林肯也說過︰「人過了四十歲,就要為自己的容貌負責。」但是他自己四十歲後的容貌卻顯得不快樂。他有人看了他的照片,說:「沒看過這麼悲哀的臉。」也有人說︰「我從未看過這麼這麼陰沉憂鬱的表情。」
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林肯憂鬱悲哀的面貌呢?原因有兩個,都是和女性有關。第一個女性名叫安.拉德蕾吉,林肯26歲時和她訂婚,林肯很愛她,可是拉德蕾吉不久就生病去世,林肯悲傷了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次企圖自殺,他的朋友偷偷地從他的口袋中拿出小刀藏起來,並且不時注意他,防止他跳河尋短。林肯每天走五英里路,到她的墳墓,整天坐在那裡沉思,他曾經說:「我的心也埋在那裡。」可見林肯愛她有多深,林肯臉上憂鬱的表情起碼有一半是來自於未婚妻的去世。
另外一半的憂鬱應該是來自於七年後結婚的對象瑪麗。從林肯與瑪麗結婚的過程,就可以知道林肯是個多麼優柔寡斷得男人。林肯和她訂婚後,兩人不斷吵架、和解、吵架、和解。而且好不容易拖到結婚當日,在結婚典禮上,新郎居然缺席,一般來說,這樣的姻緣應該已經劃下句點,可是離奇的是,二年後,林肯竟然與同樣的對象結婚!而且要出席結婚典禮時,別人問他:「你要去哪裡?」林肯回答:「要去地獄,大概吧!」
林肯果然去了地獄,瑪麗夫人可說是「惡妻」的典型。平常,她怒罵丈夫的聲音在大老遠就聽得到,鄰居常常見到她拿著掃把追打丈夫。林肯因為不喜歡回家,常常在辦公室待到很晚,有時還在朋友家過夜。即使後來進入白宮,瑪麗仍然沒有改變惡妻的粗暴作風。有人說林肯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他被暗殺,而是他的婚姻。但是也有人認為林肯若不是與惡妻結婚,他可能當不了總統。
瑪麗夫人很久以前就懷有野心,她想嫁給一個能夠成為美國總統的男人,她本來想嫁給一位被認為很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議員,可是沒有成功,便退而求其次,嫁給那位議員的對手林肯。結婚之後,她就不斷激勵丈夫林肯往總統寶座邁進。蘇格拉底曾說,擁有一位惡妻,就可以成為哲學家,林肯則似乎注定要擁有惡妻,才會成為美國總統。人生遭遇的事禍福難定,有時看是禍,其實是福也說不定,有些人可以把明明是禍的事轉為福,或許這就是林肯之所以成為偉人的一大關鍵——化禍為福。
林肯當過雜貨店店員、郵局局長、酒館的共同經營者、測量技師和律師,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只是個「三流的鄉下律師」(當時的新聞記者如此評價他)。1860年11月6日,林肯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斯蒂芬•道格拉斯,當選為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在1860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隨着林肯當選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南部的分離主義者開始謀求脫離聯邦,因為他們知道林肯反對奴隸制度。1860年冬,南部七個產棉州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路易斯安娜、密西西比和德克薩斯宣布成立美利堅聯盟國(或稱「邦聯」)。林肯反對奴隸制度,認為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與《獨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相矛盾。
林肯說︰「就像我不想成為奴隸,我也不想成為奴隸主人。這是我的民主主義。」他認為奴隸制度是惡害,反對南部諸州的奴隸制度擴大。當時爭論奴隸制度的焦點,不是在於廢除這個制度,而是在於阻止這個制度的擴大。
林肯最初的總統就職演講就明講沒有要干涉南部奴隸制度的意圖。他的唯一政策就是維持美國的統一。南北戰爭爆發之後,林肯還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統一或分裂的戰爭。1862年9月22日,林肯頒布《解放黑奴宣言》,他後來說:「在一生中,我確信,我未做過比簽署此宣言更加正確的決定。」
林肯當選總統後,打破前例,敞開白宮大門,接見任何想要見他的人,這可以說是一種直接民主主義政治。
雖然未曾接受高深的教育,林肯具有卓越的口才和文采,直接的體現就是著名的蓋茲堡演說。其中的最後一句話成為現代民主政府的定義之一:
要使我們這個國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永生,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有一次,一位在負責站哨的衛兵打瞌睡,被長官發現,按照軍中規定,要處死刑,林肯知道了,便下令特赦。林肯說︰「負責站哨的衛兵整夜服勤,打打瞌睡,是很自然的事。」又有一次,一位士兵在背後說長官壞話,在軍法審判中被判死刑,林肯知道了,也特赦這位士兵。
林肯雖然很忙,可是一有請願,他也會花好幾個鐘頭研讀軍法會議紀錄,設法援助被判處重刑的士兵。
林肯的溫情還遍及南軍。他有時會釋放南軍俘虜,或下令不要追殺戰敗而逃的南軍,或者反對大量處死難軍的領導者。
南北戰爭時兩邊總共死了大約62萬人,這場戰爭失去的不僅是人的性命,還失去人的理智,但是起碼有一個人沒有失去理智,那就是林肯。或許他跟經常失去理智的惡妻相處,培養了免疫力也說不定。
林肯之所以在千秋萬世之後還享有高人氣,或許跟他悲劇性的死亡有關。假如他沒有被暗殺,平安無事地做完第二任總統,然後回鄉下過完餘生,後世是否會有那麼多人寫他的傳記?這是一大疑問。他打贏南北戰爭,讓國家免於分裂,並且宣佈解放奴隸,這都足以在歷史留名,但是若沒有「暗殺」,他是否會成為「偉人」,就很難說了。耶穌和蘇格拉底都被莫須有的罪名處死,林肯和他們一樣都是悲劇性的結束生命,或許要這樣才更讓後人懷念吧!
1864年的總統大選中,他成功連任。1865年4月9日,南方邦聯軍隊總司令羅伯特•李投降,內戰結束。
林肯當選總統之後,就接到南部寄來的威脅信,威脅要組織暗殺團,不讓他活著進白宮。因此就職典禮時,還動員軍隊,實施戒嚴。
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華盛頓的福特劇場,被暗殺者從背後近距離開槍。暗殺者名叫約翰‧魏克斯‧布思。他的犯案動機很單純,他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演莎士比亞劇的演員的弟弟,他自己也是演員,但是一直無法成名,他想刺殺了這個南部人恨之入骨的林肯,一定可以獲得如雷的掌聲而一舉成名。
當林肯嚥下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時,斯坦登陸軍長官在旁邊說:「這下子,他名垂不朽了。」
林肯去世後,民眾想起的都是他生前做過的好事。在紐約百老匯大街的一道披著黑紗、綴著白花的拱門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個偉大的人物是歷史的奇跡。」
在宗教信仰上,林肯與歷屆美國總統相比,是個罕見的無神論者,他曾說︰
「《聖經》不是我的書,基督教不是我的信仰。我從來不可能同意基督教教條冗
長繁雜的陳述。」
為了怕你們誤解,我要強調的是林肯並非被暗殺才成為偉人,他本來就做了很多值得被稱為「偉人」的事蹟,暗殺只不過讓他的永垂不朽更加分而已。
美國的歷史學家稱華盛頓為國父,林肯為國家的拯救者。在美國,每年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是「總統節」,紀念這兩位偉大的領導人。希望你們在人生旅途當中,萬一碰上禍事,也能像林肯一樣化禍為福、化凶成吉。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最近非洲裔黑白混血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1961年-)代表民主黨當選美國第44任總統,這真是令人高興的事。這不僅是美國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黑人終於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總統。換言之,自從1619年黑人奴隸首次被運到美國維吉尼亞以來,數百年來飽受歧視、欺壓的黑人終於出頭天,爬到世界權力的頂端,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簡直可以比美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最底層的人爬到最高層,好像古羅馬帝國的奴隸成為全羅馬帝國的皇帝一樣,這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多麼令人感動啊!由此可見美國的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民主——一向被歧視的少數弱勢族群可以爬到權力的頂尖。真希望有一天台灣能出現原住民出身的總統,把敗漢人沙文主義,那時候我們也可以驕傲而大聲地說「台灣的民主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台灣的原住民,加油!
歐巴馬的當選讓我想起宣佈解放黑奴的林肯。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享年56歲)是第16任美國總統,也是首位共和黨籍總統。林肯於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美國的肯塔基州,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屬於一個反對奴隸制度的教會,在他年幼時即受到了這種氣氛的影響。1815年全家移居印地安那州,林肯九歲時喪母,1830年舉家遷入伊利諾州。林肯僅受過十八個月的非正規教育,通過勤奮的自學,在1836年成為律師。
林肯身材很高,有190公分,有一次人家問他腳有多長,他幽默地回答:「到地面那麼長。」林肯也說過︰「人過了四十歲,就要為自己的容貌負責。」但是他自己四十歲後的容貌卻顯得不快樂。他有人看了他的照片,說:「沒看過這麼悲哀的臉。」也有人說︰「我從未看過這麼這麼陰沉憂鬱的表情。」
到底是甚麼原因造成林肯憂鬱悲哀的面貌呢?原因有兩個,都是和女性有關。第一個女性名叫安.拉德蕾吉,林肯26歲時和她訂婚,林肯很愛她,可是拉德蕾吉不久就生病去世,林肯悲傷了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次企圖自殺,他的朋友偷偷地從他的口袋中拿出小刀藏起來,並且不時注意他,防止他跳河尋短。林肯每天走五英里路,到她的墳墓,整天坐在那裡沉思,他曾經說:「我的心也埋在那裡。」可見林肯愛她有多深,林肯臉上憂鬱的表情起碼有一半是來自於未婚妻的去世。
另外一半的憂鬱應該是來自於七年後結婚的對象瑪麗。從林肯與瑪麗結婚的過程,就可以知道林肯是個多麼優柔寡斷得男人。林肯和她訂婚後,兩人不斷吵架、和解、吵架、和解。而且好不容易拖到結婚當日,在結婚典禮上,新郎居然缺席,一般來說,這樣的姻緣應該已經劃下句點,可是離奇的是,二年後,林肯竟然與同樣的對象結婚!而且要出席結婚典禮時,別人問他:「你要去哪裡?」林肯回答:「要去地獄,大概吧!」
林肯果然去了地獄,瑪麗夫人可說是「惡妻」的典型。平常,她怒罵丈夫的聲音在大老遠就聽得到,鄰居常常見到她拿著掃把追打丈夫。林肯因為不喜歡回家,常常在辦公室待到很晚,有時還在朋友家過夜。即使後來進入白宮,瑪麗仍然沒有改變惡妻的粗暴作風。有人說林肯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他被暗殺,而是他的婚姻。但是也有人認為林肯若不是與惡妻結婚,他可能當不了總統。
瑪麗夫人很久以前就懷有野心,她想嫁給一個能夠成為美國總統的男人,她本來想嫁給一位被認為很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議員,可是沒有成功,便退而求其次,嫁給那位議員的對手林肯。結婚之後,她就不斷激勵丈夫林肯往總統寶座邁進。蘇格拉底曾說,擁有一位惡妻,就可以成為哲學家,林肯則似乎注定要擁有惡妻,才會成為美國總統。人生遭遇的事禍福難定,有時看是禍,其實是福也說不定,有些人可以把明明是禍的事轉為福,或許這就是林肯之所以成為偉人的一大關鍵——化禍為福。
林肯當過雜貨店店員、郵局局長、酒館的共同經營者、測量技師和律師,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只是個「三流的鄉下律師」(當時的新聞記者如此評價他)。1860年11月6日,林肯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斯蒂芬•道格拉斯,當選為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在1860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隨着林肯當選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南部的分離主義者開始謀求脫離聯邦,因為他們知道林肯反對奴隸制度。1860年冬,南部七個產棉州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路易斯安娜、密西西比和德克薩斯宣布成立美利堅聯盟國(或稱「邦聯」)。林肯反對奴隸制度,認為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與《獨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相矛盾。
林肯說︰「就像我不想成為奴隸,我也不想成為奴隸主人。這是我的民主主義。」他認為奴隸制度是惡害,反對南部諸州的奴隸制度擴大。當時爭論奴隸制度的焦點,不是在於廢除這個制度,而是在於阻止這個制度的擴大。
林肯最初的總統就職演講就明講沒有要干涉南部奴隸制度的意圖。他的唯一政策就是維持美國的統一。南北戰爭爆發之後,林肯還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統一或分裂的戰爭。1862年9月22日,林肯頒布《解放黑奴宣言》,他後來說:「在一生中,我確信,我未做過比簽署此宣言更加正確的決定。」
林肯當選總統後,打破前例,敞開白宮大門,接見任何想要見他的人,這可以說是一種直接民主主義政治。
雖然未曾接受高深的教育,林肯具有卓越的口才和文采,直接的體現就是著名的蓋茲堡演說。其中的最後一句話成為現代民主政府的定義之一:
要使我們這個國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永生,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有一次,一位在負責站哨的衛兵打瞌睡,被長官發現,按照軍中規定,要處死刑,林肯知道了,便下令特赦。林肯說︰「負責站哨的衛兵整夜服勤,打打瞌睡,是很自然的事。」又有一次,一位士兵在背後說長官壞話,在軍法審判中被判死刑,林肯知道了,也特赦這位士兵。
林肯雖然很忙,可是一有請願,他也會花好幾個鐘頭研讀軍法會議紀錄,設法援助被判處重刑的士兵。
林肯的溫情還遍及南軍。他有時會釋放南軍俘虜,或下令不要追殺戰敗而逃的南軍,或者反對大量處死難軍的領導者。
南北戰爭時兩邊總共死了大約62萬人,這場戰爭失去的不僅是人的性命,還失去人的理智,但是起碼有一個人沒有失去理智,那就是林肯。或許他跟經常失去理智的惡妻相處,培養了免疫力也說不定。
林肯之所以在千秋萬世之後還享有高人氣,或許跟他悲劇性的死亡有關。假如他沒有被暗殺,平安無事地做完第二任總統,然後回鄉下過完餘生,後世是否會有那麼多人寫他的傳記?這是一大疑問。他打贏南北戰爭,讓國家免於分裂,並且宣佈解放奴隸,這都足以在歷史留名,但是若沒有「暗殺」,他是否會成為「偉人」,就很難說了。耶穌和蘇格拉底都被莫須有的罪名處死,林肯和他們一樣都是悲劇性的結束生命,或許要這樣才更讓後人懷念吧!
1864年的總統大選中,他成功連任。1865年4月9日,南方邦聯軍隊總司令羅伯特•李投降,內戰結束。
林肯當選總統之後,就接到南部寄來的威脅信,威脅要組織暗殺團,不讓他活著進白宮。因此就職典禮時,還動員軍隊,實施戒嚴。
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華盛頓的福特劇場,被暗殺者從背後近距離開槍。暗殺者名叫約翰‧魏克斯‧布思。他的犯案動機很單純,他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演莎士比亞劇的演員的弟弟,他自己也是演員,但是一直無法成名,他想刺殺了這個南部人恨之入骨的林肯,一定可以獲得如雷的掌聲而一舉成名。
當林肯嚥下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時,斯坦登陸軍長官在旁邊說:「這下子,他名垂不朽了。」
林肯去世後,民眾想起的都是他生前做過的好事。在紐約百老匯大街的一道披著黑紗、綴著白花的拱門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個偉大的人物是歷史的奇跡。」
在宗教信仰上,林肯與歷屆美國總統相比,是個罕見的無神論者,他曾說︰
「《聖經》不是我的書,基督教不是我的信仰。我從來不可能同意基督教教條冗
長繁雜的陳述。」
為了怕你們誤解,我要強調的是林肯並非被暗殺才成為偉人,他本來就做了很多值得被稱為「偉人」的事蹟,暗殺只不過讓他的永垂不朽更加分而已。
美國的歷史學家稱華盛頓為國父,林肯為國家的拯救者。在美國,每年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是「總統節」,紀念這兩位偉大的領導人。希望你們在人生旅途當中,萬一碰上禍事,也能像林肯一樣化禍為福、化凶成吉。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2009年1月10日 星期六
耶穌會與中國
耶穌會與中國
葡萄牙國王向羅馬教宗請求派遣傳教士到極東。
一五三二年在果亞(Goa)設教區。
耶穌會創立者西班牙人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生於騎士家庭,三十歲之前過著軍人生活。一五二一年在一場戰役中負重傷,腳骨碎裂。在長期療養的期間,他讀了二本與基督教有關的書而頓悟。這二本書,一本是「基督的生活」,一本是「聖者傳」。他的人生從此有了巨大的改變。康復後,羅耀拉與家人訣別,進入一家修道院,脫去騎士服,改穿朝聖者服,到附近的小鎮過八個月的贖罪生活。一五二三年,一個人到耶路撒冷朝聖。一五二六年至二七年在大學學拉丁文與教養學科。一五二八年赴巴黎。
一五三四年,與六位同志發誓,一五三六年,再加入三位。一五三七年赴羅馬。一五三九年提出修道會設立請願書。一五四○年,教宗認可耶穌會。為了宣揚基督教,絕對服從教宗的命令,即使是土耳其或印度也願前往。入會非常嚴格,必須通過三個修練。第一修練,二年在醫院奉獻服務、朝聖、托缽。第二修練,研究學問,以八年的時間研究人文、哲學、神學。第三修練,一年靈的修練。通過這三個修練且成績特別優秀的人才可派出國外傳教。
一五四一年羅耀拉當選會長。
葡萄牙船於一五一七年在中國沿岸出沒以來,在廣東、福建、浙江沿岸海港從事貿易,一五五七年,因葡萄牙人討伐海賊有功,廣東當局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此後,澳門成為葡萄牙人在極東貿易的根據地。耶穌會早已得到葡萄牙王的援助,搭葡萄牙的船來到澳門,並以澳門為傳教的基地。
耶穌會總會長派遣范禮安(Valignano 1538~~1606)到亞洲巡視。一五七八年,范禮安抵達澳門,他對當地的傳教方式不甚滿意,因此從印度喚來羅明堅(Ruggieri 1543~~1607)、巴範濟(Pasio 1551~~1607)、利瑪竇。
一五八二年,新任兩廣總督陳瑞,貪財,認為與澳門貿易有厚利可圖,便允許澳門派使節到他的任地肇慶。
一五八二年,年底,羅明堅與巴範濟到肇慶,送總督每十五分鐘響一次的自鳴鐘,總督非常高興,便允許他們在肇慶居住、傳教。羅明堅與巴範濟以為這下子……,沒想到總督不久就被免職,並調回北京。陳瑞在出發前,要求兩人離開肇慶,羅明堅與巴範濟只好收拾行李回澳門。巴範濟失望地轉赴日本。
新任兩廣總督郭應聘聽說讓西方傳教士來肇慶居住的話,可以獲得西方的珍奇寶物,便託人帶信到澳門……。
一五八三年九月,羅明堅與利瑪竇抵達肇慶。在東郊獲得土地,蓋房子。
羅明堅於一五八九年回里斯本。一六○六年病死故鄉。
利瑪竇發現中國的讀書人對民眾有影響力,也發現讀書人對西方的自然科學有濃厚的好奇心。
因此利瑪竇確立了二項戰略,一、先抓住讀書人,再透過讀書人影響民眾。二、用西方的科學來吸引讀書人。
利瑪竇從澳門的葡萄牙人那兒拿到時鐘、三稜鏡,自己也製造了天體儀、砂漏等儀器。當有中國人到利瑪竇的住處拜訪時,他就把這些西方科學的產物拿出來,在客人面前操作,說明它們的功能,讓客人產生欽佩的心理。
一五八九年,新任兩廣總督為了霸佔耶穌會在肇慶的漂亮教會,命令利瑪竇等人離開肇慶,前往韶州住。
一五九五年,北京某高官的兒子科舉失敗,要從老家廣西經韶州前往北京,那高官就請利瑪竇陪他兒子北上。利瑪竇喜出望外。一五九五年六月,利瑪竇暫住南昌。他以西方科學和西方機器類獲得江西巡撫陸方垓的友誼,陸方垓還允許利瑪竇在南昌購地蓋屋。
一五九八年利瑪竇在韶州結交的朋友王忠銘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邀請利瑪竇赴南京,同年六月,利瑪竇赴南京。但王忠銘人尚在北京,同年九月,利瑪竇抵北京。住在王忠銘的住處。王忠銘赴南京。一五九九年二月利瑪竇抵南京。訪王忠銘,購屋。此屋成為江南傳教的根據地,直到一六一六年。利瑪竇在這裡教中國友人數學、物理學、地理學。這裡的官員與讀書人比肇慶、韶州、南昌的還優秀還有好奇心。
一六○○年利瑪竇與龐迪我(Pantoja 1571~~1618)上北京,但中途被天津稅監馬堂扣留,軟禁於天津。
中國皇帝神宗萬曆(在位1572~~1620)
神宗命令馬堂將利瑪竇等人護送至北京。一六○一年,利瑪竇入北京。送給皇帝天主畫像、聖母畫像、鑲有寶石的十字架、三稜鏡、自鳴鐘(二個)、西洋琴、玻璃鏡、砂漏、世界地圖、基督教經典。禮部對西洋人不經由禮部卻經由宦官獻禮物給皇帝很不以為然,主張將洋人趕回國。由於禮部的反對,神宗沒有召見利瑪竇等人。但神宗很喜歡自鳴鐘,常帶在身邊,並派宦官去傳教士那兒學習西洋琴的彈法。並允許傳教士在北京購屋。甚至每月支付米與銀給利瑪竇等人。
一六○五年,教堂落成。經常有知名的讀書人來拜問。在南京受洗的徐光啟(1562~~1633)來到北京,出入教會。利瑪竇在徐光啟與李之藻(~~1631)的協助下,翻譯西洋的宗教書與科學書。
耶穌會因其積極性,常豎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逐一被解散,一七七三年,教宗正式下令解散,但於一八一四年復活。
耶穌會傳教士以西洋的科學文明為誘餌,親近中國的讀書人、官員,以及皇帝,讓他們佩服西洋科學文明的巧妙,然後再逐漸貫輸他們基督教義。
耶穌會傳教士進獻西洋曆書、天文器械,並常準確預言日蝕、月蝕,故明朝皇帝優遇這些耶穌會傳教士,並起用他們進行改曆的工作。
不過引起儒、佛人士的忌惡。一六一六年,南京禮部侍郎上疏力陳異教淫浸人心的弊害。發生第一次迫害,各省傳教士逃往澳門。但明朝對滿人的侵略束手無策,採納基督高官李之藻、徐光啟之提議,委託耶穌會傳教士製造大砲。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義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耶穌會在中國傳道之祖,立志到亞洲傳教,1578年抵印度,1582年從印度出發,抵澳門,1583年,在廣東省肇慶設根據地,製作世界地圖,讓地方人士見識科學知識,並獲得他們的敬佩,使用中國名,穿儒服。1589年,入韶州,與尚書瞿大素交往,並教授其西方科學,赴南京,教授當地要官天文學、地理學、數學。一六○一年(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入北京,送自鳴鐘給萬曆帝。一六○二年著「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學習時,克拉比維斯(Clavius 1537~~1612德國數學家,耶穌會教士)教他數學與其他自然科學。克拉比維斯著有一本初等算術的教科書以及一本與歐幾里得幾何學有關的教科書,利瑪竇到中國後,就拿他的老師的教科書來教中國的讀書人,教著教著,一些數學上的術語大致翻譯完成後,他自然想乾脆把整本書翻譯。他得到徐光啟的協助,把後一本教科書翻譯完成,以「幾何原本」為書名(六卷)於一六○七年在北京出版。這本書很受歡迎。利瑪竇去世後,其他傳教士向皇帝請求賜予葬地,宦官認為無此前例而反對,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葉向高說:「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一書,光是憑這件事,就應該賜他葬地了。」由此可見這本書受到當時有識之士何等重視。這本書於一六二九年被利瑪竇的弟子李之藻收在他所編的「天學初函」之中。也於一七二一年被收在方中通所編的「數度衍」之中。並於一八六五年被曾國藩於南京出版。
至於另一本克拉比維斯的初等算術教科書,則被李之藻於一六一四年以「同文算指」(十一卷)為書名,在北京出版。其第一部為闡述加減乘除的法則與分數的理論,第二部則闡述比例與開根方。這本書也收在李之藻所編的「天學初函」之中。利瑪竇還寫了一本關於實用幾何學的書「測量法義」(一卷),以及一本闡述圓的內接圓與外接圓理論的書「圜容較義」(一卷)。此外,羅雅各與徐光啟合著「測量全義」(十卷)闡述平面三角術、球面三角術、圓周率的計算、圓柱、圓球的理論。
「佛郎機」出自於「法蘭克」。日耳曼民族所建的法蘭克王國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伊斯蘭教徒於七三二年被法蘭克王國打敗,此後,伊斯蘭教徒一律稱歐洲人為「法蘭克」。包括十六世紀來到東亞的葡萄牙人也被伊斯蘭教徒稱為「法蘭克」。中國人通過伊斯蘭教徒的翻譯,稱這新來的外國人(先來的葡萄牙人與後來的西班牙人)為「佛郎機」,對這些外國人所持有的強力武器槍、砲也稱為「佛郎機」。
根據「明史」卷三二五的佛郎機傳,佛郎機(國)於一五二三年,入侵廣東省新會縣的西草灣,被明官軍擊退,此時明官軍虜獲對方大砲,稱為「佛郎機」。海道副使汪鋐上獻皇帝。這是中國政府首度認識西洋大砲。
明朝採用西洋槍砲對付倭寇與豐臣秀吉的侵朝鮮軍。對付完豐臣秀吉之後,明朝接著面臨的可怕對手是滿洲人。
一六一八年,清陷撫順,明大驚,命徐光啟練兵,
一六二一年,澳門市贈四門大砲給明皇帝,並派二名砲手赴北京示範操作,讓北京官員嘆為觀止。大砲送到國境對付滿人。
徐光啟建議請傳教士上北京造大砲,一六二二年,耶穌會教士羅如望、李瑪諾、龍華民自澳門來北京,一六二三年,艾儒略、畢方濟也入北京造砲。
一六三六年在宮殿附近建設鑄砲工廠,湯若望在這兒造了二十門射程可達二十公里的大砲。他還造了五百門可由兩人扛在肩上的小型砲。由湯若望口述,焦勖筆錄的「則克錄」,又名「火攻挈要」,述說各種火器的製造法。徐光啟的弟子登萊巡撫孫元化著有「西洋神機」,述說大砲的鑄造法。當時的中國人感覺大砲威力驚人,故在為這武器取名時常冠以「神」字。如趙士楨著有「神器譜」,在清朝,南懷仁製造的大砲被稱之為神威砲。他所著的武器製造書被稱為「神威圖說」。
明朝向葡萄牙人購買的大砲以及湯若望鑄造的大砲,運到遼西各城,以對抗清軍。袁崇煥防守寧遠城時,使用此大砲,戰果輝煌,據說清太祖努爾哈赤在攻擊寧遠城時負傷而死。後來明軍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向清投降,清人得以獲得這些明軍所持有的大砲與大砲的鑄造技術,並開始鑄造大砲,攻擊明軍。
德國人耶穌會教士湯若望(Schall von Bell 又名Adam Schall 1591~~1666)本來在西安傳教,被叫到北京,翻譯西洋天文學書與製造天文儀器。崇禎皇帝決定製造青銅大砲,於一六四二年派遣兵部尚書陳新甲到湯若望處要求他製造,明朝提供銅、錫、鐵等一切資材料與所須工人,還派宦官到製造現場學習。
湯若望製造的大砲延緩了滿人入關,但無法改變明朝滅亡的命運。因為滿人從投降明軍手中獲得令他們頭疼的西洋大砲,並用來對付明軍。
一六六七年,康熙親政
康熙為平三藩之亂,於一六七四年命比利時人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est 1623~~1688)製造大砲。於是南懷仁便將往昔湯若望使用過的鑄砲工廠修復,一六七五年,製成大砲一門,於蘆溝橋試射,試射成功,開始量產,二年內製造一百二十門,一六八一年,又製造新式大砲三百二十門,皇帝率王公大臣赴現場觀覽試射,康熙見試射都能命中目標,很高興,將身上貂皮大衣脫下,賜給南懷仁,說:「你先前製造的大砲在陝西、湖廣、江西等地已顯現效果,這次製造的大砲更好。」
康熙向南懷仁學數學,南懷仁將「幾何原本」翻成滿洲語作教材。
一六八七年,五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乘船至定海。康熙問南懷仁,得知這些法國傳教士與南懷仁同屬耶穌會且富科學造詣,便下旨要這些傳教士上北京,一六八八年抵北京。康熙召見。讓五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中的張誠(Gerbillon)與白進(或名白晉 Bouvet)留在北京,其他傳教士則允許到各省傳教。
康熙曾向湯若望、南懷仁學數學,想繼續向張誠與白進學數學。康熙先派人教張誠與白進滿洲話,九個月後,這兩人的滿洲話學到一個程度後,再開始教康熙。他們先把歐幾里得與阿基米德的初等幾何學與應用幾何學翻成滿文,再以此為教科書。他們每天教康熙幾何學,康熙很好學,四、五個月,就把歐幾里得幾何學的主要定理熟記在心。他一看到圖形,就能立即想出相關的定理與證明。康熙還現買現賣,把學到的幾何學教給皇子。康熙不僅埋首紙上的理論,而且還常常實際測量印證,他拿球體,實際測量球體的重量與直徑的比例。同樣地,也測量圓筒形、圓錐形、多錐形、楔形的比例與容積。
之後,康熙還向法國傳教士學靜力學、天文學。
接著,康熙想學西洋醫學。張誠與白進就把當時歐洲首席醫學者(du Vernez 1648~~1730)的著作為講義向康熙講解解剖學。白進將du Vernez的這本著作「解部論」翻譯成滿洲文,獻給康熙,但康熙覺得此書對社會風俗有負面影響,而禁止出版。康熙覺得收穫很多,想學更多的西洋科學,便派白進為「欽差」,於一六九七年,攜帶漢籍四十九冊,回法國獻給路易十四世,並招聘十名傳教士,於一六九九年回到中國。新來的蘇會傳教士中,有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Parennin)。康熙繼續向巴多明學醫學。巴多明採用Dionisd的著作為教材進講。巴多明並且花了五年的時間翻譯這本書。康熙不讓這本書公開刊行,只抄命人抄寫三部,分別秘藏於北京的文淵閣、暢春園、熱河的避暑山莊,禁止拿出及抄寫。
康熙命令傳教士製作中國各省圖與韃靼圖,一七一八年完成「皇輿全覽圖」
康熙晚年命梅榖成、陳厚耀等學者編數學、曆學、音樂的集大成「律曆淵源」,其中與數學有關的是編在第二部的「數理精蘊」。於一七二三年出版。「數理精蘊」將網羅中國自古以來的數學,以及明末以來西洋傳教士引進中國的幾何學、代數學、三角法等西洋數學。
康熙對數學教育很熱心,於一七一三年,在暢春園的蒙養齋設立算學館,挑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數學,並且命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傳教士到算學館兼任教師。
從清初到清中葉,許多學者學西洋數學,寫西洋數學的解說書,如王錫闡、梅文鼎、梅榖成
地圖
利瑪竇在肇慶住院的牆壁上掛著聖畫像,以便來訪者詢問時,加以說明,趁機傳教,他也在客廳懸掛了一幅以西洋文字標明地名的世界地圖,但是來訪的中國人都不知那是什麼。利瑪竇寫道:「以往,中國人雖然印了很多名為天下總圖的世界地圖,但是那些地圖都把中國的十五省畫成唯一的大陸,中國的四周是海,海上是一些他們所知道名稱的島,這些島全部加起來也沒有中國一個小省大。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大,世界的其餘部份很小。這樣的空想強化了中國人的自負心,並且讓他們以為與中國相比,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野蠻而沒有文化。」
利瑪竇決定將他懸掛在客廳的世界地圖譯成漢文。利瑪竇於一五八四年開始著手翻譯,當年十一月就交由王泮印刷。這地圖的名稱據說是「山海輿地全圖」。據說一些中國讀書人看見地圖裡的中國只佔世界一部份,相當不以為然。但是也有一些中國人相信這個有經緯度的世界地圖,並修正了他們的世界觀。
一六○○年,利瑪竇在南京時,由於他的中文已大有進步,便將王泮版地圖修訂後,交由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出版。這修訂過的「山海輿地全圖」據說印了數千幅,可惜和王泮版的「山海輿地全圖」一樣,現在一幅都找不到。
一六○二年,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以利瑪竇的原稿為本,刊行「坤輿萬國全圖」。此圖現在在梵諦岡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此世界地圖連日本都擁有二幅,可見當初印刷之多。
地球是球形的觀念首度由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引進中國。
艾儒略著「職方外紀」(六卷)之世界地理誌。六卷之中,前五卷的內容為判介紹亞洲、歐洲、利比亞、非洲、美洲、墨瓦蠟泥加洲,各卷附有地圖,第六卷介紹四大洋、島嶼、魚類、各種產物、船舶與航海。介紹歐洲的部份不只是地誌,還對產物、風俗、飲食、建築物、工業、車馬、教育、圖書館、宗教、慈善事業、租稅、訴訟、兵制等作了詳細的說明。
南懷仁也製作世界地圖「坤輿全圖」,他寫的地理書「坤輿圖說」(一六七二年出版)是「坤輿全圖」的解說書。
傳教士巴多明等人鑒於現有的中國地圖太過粗糙,便向康熙建議以西洋式測量法製作中國全圖,康熙許可,自一七○八年開始派遣傳教士。
傳教士從塞外測量到關內,一七一六年測量完畢,西藏與朝鮮以其他資料補齊,一七一七年獻給皇帝,皇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此圖被當成秘圖,沒有公開。
鐘
利瑪竇曾獻自鳴鐘給明萬曆帝,萬曆帝愛不釋手,清康熙也喜愛自鳴鐘,乾隆時代的權臣和珅的家中有大小自鳴鐘三十八個,懷錶百餘個。士大夫爭相購買,乾隆覺得不妥,禁止進口,但他自己卻在圓明園中設立「鐘房」,陳列鐘錶,並常常要傳教士在這兒製作新的時鐘。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著「高厚蒙求」,於一八○九年出版,其中的第三集述說時鐘的原理與製作方法。隨著西洋時鐘的流入,中國也開始自己製造時鐘,在廣東製造的稱為「廣鐘」,在蘇州製造的稱為「蘇鐘」,但是這些時鐘的發條必須由西洋進口。
陝西人王徵在一位傳教士的家中見到一本有關西洋機械學的書,要求翻譯,便由傳教士口述,成「奇器圖說」(三卷,一六二七年北京出版)。此書述說重心、比重的原理、槓桿、滑輪、齒輪、發條,並有五十四種機械的圖示與說明,這些機械包括起重機、牽引機、引水機、磨臼機、鋸木機、碎石機、耕作機、滅火唧筒等。王徵還著有「新製諸器圖說」
李之藻(~~1631)一五九八年進士,一六一○年受洗。
徐光啟(1562~~1633)上海人。一五九六年,認識耶穌會教士而知道基督教。一五九九年認識利瑪竇,一六○三年受洗,一六○四年進士,一六○七年,「幾何原本」。
葡萄牙國王向羅馬教宗請求派遣傳教士到極東。
一五三二年在果亞(Goa)設教區。
耶穌會創立者西班牙人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生於騎士家庭,三十歲之前過著軍人生活。一五二一年在一場戰役中負重傷,腳骨碎裂。在長期療養的期間,他讀了二本與基督教有關的書而頓悟。這二本書,一本是「基督的生活」,一本是「聖者傳」。他的人生從此有了巨大的改變。康復後,羅耀拉與家人訣別,進入一家修道院,脫去騎士服,改穿朝聖者服,到附近的小鎮過八個月的贖罪生活。一五二三年,一個人到耶路撒冷朝聖。一五二六年至二七年在大學學拉丁文與教養學科。一五二八年赴巴黎。
一五三四年,與六位同志發誓,一五三六年,再加入三位。一五三七年赴羅馬。一五三九年提出修道會設立請願書。一五四○年,教宗認可耶穌會。為了宣揚基督教,絕對服從教宗的命令,即使是土耳其或印度也願前往。入會非常嚴格,必須通過三個修練。第一修練,二年在醫院奉獻服務、朝聖、托缽。第二修練,研究學問,以八年的時間研究人文、哲學、神學。第三修練,一年靈的修練。通過這三個修練且成績特別優秀的人才可派出國外傳教。
一五四一年羅耀拉當選會長。
葡萄牙船於一五一七年在中國沿岸出沒以來,在廣東、福建、浙江沿岸海港從事貿易,一五五七年,因葡萄牙人討伐海賊有功,廣東當局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此後,澳門成為葡萄牙人在極東貿易的根據地。耶穌會早已得到葡萄牙王的援助,搭葡萄牙的船來到澳門,並以澳門為傳教的基地。
耶穌會總會長派遣范禮安(Valignano 1538~~1606)到亞洲巡視。一五七八年,范禮安抵達澳門,他對當地的傳教方式不甚滿意,因此從印度喚來羅明堅(Ruggieri 1543~~1607)、巴範濟(Pasio 1551~~1607)、利瑪竇。
一五八二年,新任兩廣總督陳瑞,貪財,認為與澳門貿易有厚利可圖,便允許澳門派使節到他的任地肇慶。
一五八二年,年底,羅明堅與巴範濟到肇慶,送總督每十五分鐘響一次的自鳴鐘,總督非常高興,便允許他們在肇慶居住、傳教。羅明堅與巴範濟以為這下子……,沒想到總督不久就被免職,並調回北京。陳瑞在出發前,要求兩人離開肇慶,羅明堅與巴範濟只好收拾行李回澳門。巴範濟失望地轉赴日本。
新任兩廣總督郭應聘聽說讓西方傳教士來肇慶居住的話,可以獲得西方的珍奇寶物,便託人帶信到澳門……。
一五八三年九月,羅明堅與利瑪竇抵達肇慶。在東郊獲得土地,蓋房子。
羅明堅於一五八九年回里斯本。一六○六年病死故鄉。
利瑪竇發現中國的讀書人對民眾有影響力,也發現讀書人對西方的自然科學有濃厚的好奇心。
因此利瑪竇確立了二項戰略,一、先抓住讀書人,再透過讀書人影響民眾。二、用西方的科學來吸引讀書人。
利瑪竇從澳門的葡萄牙人那兒拿到時鐘、三稜鏡,自己也製造了天體儀、砂漏等儀器。當有中國人到利瑪竇的住處拜訪時,他就把這些西方科學的產物拿出來,在客人面前操作,說明它們的功能,讓客人產生欽佩的心理。
一五八九年,新任兩廣總督為了霸佔耶穌會在肇慶的漂亮教會,命令利瑪竇等人離開肇慶,前往韶州住。
一五九五年,北京某高官的兒子科舉失敗,要從老家廣西經韶州前往北京,那高官就請利瑪竇陪他兒子北上。利瑪竇喜出望外。一五九五年六月,利瑪竇暫住南昌。他以西方科學和西方機器類獲得江西巡撫陸方垓的友誼,陸方垓還允許利瑪竇在南昌購地蓋屋。
一五九八年利瑪竇在韶州結交的朋友王忠銘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邀請利瑪竇赴南京,同年六月,利瑪竇赴南京。但王忠銘人尚在北京,同年九月,利瑪竇抵北京。住在王忠銘的住處。王忠銘赴南京。一五九九年二月利瑪竇抵南京。訪王忠銘,購屋。此屋成為江南傳教的根據地,直到一六一六年。利瑪竇在這裡教中國友人數學、物理學、地理學。這裡的官員與讀書人比肇慶、韶州、南昌的還優秀還有好奇心。
一六○○年利瑪竇與龐迪我(Pantoja 1571~~1618)上北京,但中途被天津稅監馬堂扣留,軟禁於天津。
中國皇帝神宗萬曆(在位1572~~1620)
神宗命令馬堂將利瑪竇等人護送至北京。一六○一年,利瑪竇入北京。送給皇帝天主畫像、聖母畫像、鑲有寶石的十字架、三稜鏡、自鳴鐘(二個)、西洋琴、玻璃鏡、砂漏、世界地圖、基督教經典。禮部對西洋人不經由禮部卻經由宦官獻禮物給皇帝很不以為然,主張將洋人趕回國。由於禮部的反對,神宗沒有召見利瑪竇等人。但神宗很喜歡自鳴鐘,常帶在身邊,並派宦官去傳教士那兒學習西洋琴的彈法。並允許傳教士在北京購屋。甚至每月支付米與銀給利瑪竇等人。
一六○五年,教堂落成。經常有知名的讀書人來拜問。在南京受洗的徐光啟(1562~~1633)來到北京,出入教會。利瑪竇在徐光啟與李之藻(~~1631)的協助下,翻譯西洋的宗教書與科學書。
耶穌會因其積極性,常豎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逐一被解散,一七七三年,教宗正式下令解散,但於一八一四年復活。
耶穌會傳教士以西洋的科學文明為誘餌,親近中國的讀書人、官員,以及皇帝,讓他們佩服西洋科學文明的巧妙,然後再逐漸貫輸他們基督教義。
耶穌會傳教士進獻西洋曆書、天文器械,並常準確預言日蝕、月蝕,故明朝皇帝優遇這些耶穌會傳教士,並起用他們進行改曆的工作。
不過引起儒、佛人士的忌惡。一六一六年,南京禮部侍郎上疏力陳異教淫浸人心的弊害。發生第一次迫害,各省傳教士逃往澳門。但明朝對滿人的侵略束手無策,採納基督高官李之藻、徐光啟之提議,委託耶穌會傳教士製造大砲。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義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耶穌會在中國傳道之祖,立志到亞洲傳教,1578年抵印度,1582年從印度出發,抵澳門,1583年,在廣東省肇慶設根據地,製作世界地圖,讓地方人士見識科學知識,並獲得他們的敬佩,使用中國名,穿儒服。1589年,入韶州,與尚書瞿大素交往,並教授其西方科學,赴南京,教授當地要官天文學、地理學、數學。一六○一年(萬曆二十九年),利瑪竇入北京,送自鳴鐘給萬曆帝。一六○二年著「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學習時,克拉比維斯(Clavius 1537~~1612德國數學家,耶穌會教士)教他數學與其他自然科學。克拉比維斯著有一本初等算術的教科書以及一本與歐幾里得幾何學有關的教科書,利瑪竇到中國後,就拿他的老師的教科書來教中國的讀書人,教著教著,一些數學上的術語大致翻譯完成後,他自然想乾脆把整本書翻譯。他得到徐光啟的協助,把後一本教科書翻譯完成,以「幾何原本」為書名(六卷)於一六○七年在北京出版。這本書很受歡迎。利瑪竇去世後,其他傳教士向皇帝請求賜予葬地,宦官認為無此前例而反對,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葉向高說:「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一書,光是憑這件事,就應該賜他葬地了。」由此可見這本書受到當時有識之士何等重視。這本書於一六二九年被利瑪竇的弟子李之藻收在他所編的「天學初函」之中。也於一七二一年被收在方中通所編的「數度衍」之中。並於一八六五年被曾國藩於南京出版。
至於另一本克拉比維斯的初等算術教科書,則被李之藻於一六一四年以「同文算指」(十一卷)為書名,在北京出版。其第一部為闡述加減乘除的法則與分數的理論,第二部則闡述比例與開根方。這本書也收在李之藻所編的「天學初函」之中。利瑪竇還寫了一本關於實用幾何學的書「測量法義」(一卷),以及一本闡述圓的內接圓與外接圓理論的書「圜容較義」(一卷)。此外,羅雅各與徐光啟合著「測量全義」(十卷)闡述平面三角術、球面三角術、圓周率的計算、圓柱、圓球的理論。
「佛郎機」出自於「法蘭克」。日耳曼民族所建的法蘭克王國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伊斯蘭教徒於七三二年被法蘭克王國打敗,此後,伊斯蘭教徒一律稱歐洲人為「法蘭克」。包括十六世紀來到東亞的葡萄牙人也被伊斯蘭教徒稱為「法蘭克」。中國人通過伊斯蘭教徒的翻譯,稱這新來的外國人(先來的葡萄牙人與後來的西班牙人)為「佛郎機」,對這些外國人所持有的強力武器槍、砲也稱為「佛郎機」。
根據「明史」卷三二五的佛郎機傳,佛郎機(國)於一五二三年,入侵廣東省新會縣的西草灣,被明官軍擊退,此時明官軍虜獲對方大砲,稱為「佛郎機」。海道副使汪鋐上獻皇帝。這是中國政府首度認識西洋大砲。
明朝採用西洋槍砲對付倭寇與豐臣秀吉的侵朝鮮軍。對付完豐臣秀吉之後,明朝接著面臨的可怕對手是滿洲人。
一六一八年,清陷撫順,明大驚,命徐光啟練兵,
一六二一年,澳門市贈四門大砲給明皇帝,並派二名砲手赴北京示範操作,讓北京官員嘆為觀止。大砲送到國境對付滿人。
徐光啟建議請傳教士上北京造大砲,一六二二年,耶穌會教士羅如望、李瑪諾、龍華民自澳門來北京,一六二三年,艾儒略、畢方濟也入北京造砲。
一六三六年在宮殿附近建設鑄砲工廠,湯若望在這兒造了二十門射程可達二十公里的大砲。他還造了五百門可由兩人扛在肩上的小型砲。由湯若望口述,焦勖筆錄的「則克錄」,又名「火攻挈要」,述說各種火器的製造法。徐光啟的弟子登萊巡撫孫元化著有「西洋神機」,述說大砲的鑄造法。當時的中國人感覺大砲威力驚人,故在為這武器取名時常冠以「神」字。如趙士楨著有「神器譜」,在清朝,南懷仁製造的大砲被稱之為神威砲。他所著的武器製造書被稱為「神威圖說」。
明朝向葡萄牙人購買的大砲以及湯若望鑄造的大砲,運到遼西各城,以對抗清軍。袁崇煥防守寧遠城時,使用此大砲,戰果輝煌,據說清太祖努爾哈赤在攻擊寧遠城時負傷而死。後來明軍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向清投降,清人得以獲得這些明軍所持有的大砲與大砲的鑄造技術,並開始鑄造大砲,攻擊明軍。
德國人耶穌會教士湯若望(Schall von Bell 又名Adam Schall 1591~~1666)本來在西安傳教,被叫到北京,翻譯西洋天文學書與製造天文儀器。崇禎皇帝決定製造青銅大砲,於一六四二年派遣兵部尚書陳新甲到湯若望處要求他製造,明朝提供銅、錫、鐵等一切資材料與所須工人,還派宦官到製造現場學習。
湯若望製造的大砲延緩了滿人入關,但無法改變明朝滅亡的命運。因為滿人從投降明軍手中獲得令他們頭疼的西洋大砲,並用來對付明軍。
一六六七年,康熙親政
康熙為平三藩之亂,於一六七四年命比利時人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est 1623~~1688)製造大砲。於是南懷仁便將往昔湯若望使用過的鑄砲工廠修復,一六七五年,製成大砲一門,於蘆溝橋試射,試射成功,開始量產,二年內製造一百二十門,一六八一年,又製造新式大砲三百二十門,皇帝率王公大臣赴現場觀覽試射,康熙見試射都能命中目標,很高興,將身上貂皮大衣脫下,賜給南懷仁,說:「你先前製造的大砲在陝西、湖廣、江西等地已顯現效果,這次製造的大砲更好。」
康熙向南懷仁學數學,南懷仁將「幾何原本」翻成滿洲語作教材。
一六八七年,五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乘船至定海。康熙問南懷仁,得知這些法國傳教士與南懷仁同屬耶穌會且富科學造詣,便下旨要這些傳教士上北京,一六八八年抵北京。康熙召見。讓五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中的張誠(Gerbillon)與白進(或名白晉 Bouvet)留在北京,其他傳教士則允許到各省傳教。
康熙曾向湯若望、南懷仁學數學,想繼續向張誠與白進學數學。康熙先派人教張誠與白進滿洲話,九個月後,這兩人的滿洲話學到一個程度後,再開始教康熙。他們先把歐幾里得與阿基米德的初等幾何學與應用幾何學翻成滿文,再以此為教科書。他們每天教康熙幾何學,康熙很好學,四、五個月,就把歐幾里得幾何學的主要定理熟記在心。他一看到圖形,就能立即想出相關的定理與證明。康熙還現買現賣,把學到的幾何學教給皇子。康熙不僅埋首紙上的理論,而且還常常實際測量印證,他拿球體,實際測量球體的重量與直徑的比例。同樣地,也測量圓筒形、圓錐形、多錐形、楔形的比例與容積。
之後,康熙還向法國傳教士學靜力學、天文學。
接著,康熙想學西洋醫學。張誠與白進就把當時歐洲首席醫學者(du Vernez 1648~~1730)的著作為講義向康熙講解解剖學。白進將du Vernez的這本著作「解部論」翻譯成滿洲文,獻給康熙,但康熙覺得此書對社會風俗有負面影響,而禁止出版。康熙覺得收穫很多,想學更多的西洋科學,便派白進為「欽差」,於一六九七年,攜帶漢籍四十九冊,回法國獻給路易十四世,並招聘十名傳教士,於一六九九年回到中國。新來的蘇會傳教士中,有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Parennin)。康熙繼續向巴多明學醫學。巴多明採用Dionisd的著作為教材進講。巴多明並且花了五年的時間翻譯這本書。康熙不讓這本書公開刊行,只抄命人抄寫三部,分別秘藏於北京的文淵閣、暢春園、熱河的避暑山莊,禁止拿出及抄寫。
康熙命令傳教士製作中國各省圖與韃靼圖,一七一八年完成「皇輿全覽圖」
康熙晚年命梅榖成、陳厚耀等學者編數學、曆學、音樂的集大成「律曆淵源」,其中與數學有關的是編在第二部的「數理精蘊」。於一七二三年出版。「數理精蘊」將網羅中國自古以來的數學,以及明末以來西洋傳教士引進中國的幾何學、代數學、三角法等西洋數學。
康熙對數學教育很熱心,於一七一三年,在暢春園的蒙養齋設立算學館,挑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數學,並且命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傳教士到算學館兼任教師。
從清初到清中葉,許多學者學西洋數學,寫西洋數學的解說書,如王錫闡、梅文鼎、梅榖成
地圖
利瑪竇在肇慶住院的牆壁上掛著聖畫像,以便來訪者詢問時,加以說明,趁機傳教,他也在客廳懸掛了一幅以西洋文字標明地名的世界地圖,但是來訪的中國人都不知那是什麼。利瑪竇寫道:「以往,中國人雖然印了很多名為天下總圖的世界地圖,但是那些地圖都把中國的十五省畫成唯一的大陸,中國的四周是海,海上是一些他們所知道名稱的島,這些島全部加起來也沒有中國一個小省大。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大,世界的其餘部份很小。這樣的空想強化了中國人的自負心,並且讓他們以為與中國相比,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是野蠻而沒有文化。」
利瑪竇決定將他懸掛在客廳的世界地圖譯成漢文。利瑪竇於一五八四年開始著手翻譯,當年十一月就交由王泮印刷。這地圖的名稱據說是「山海輿地全圖」。據說一些中國讀書人看見地圖裡的中國只佔世界一部份,相當不以為然。但是也有一些中國人相信這個有經緯度的世界地圖,並修正了他們的世界觀。
一六○○年,利瑪竇在南京時,由於他的中文已大有進步,便將王泮版地圖修訂後,交由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出版。這修訂過的「山海輿地全圖」據說印了數千幅,可惜和王泮版的「山海輿地全圖」一樣,現在一幅都找不到。
一六○二年,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以利瑪竇的原稿為本,刊行「坤輿萬國全圖」。此圖現在在梵諦岡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日本宮城縣立圖書館。此世界地圖連日本都擁有二幅,可見當初印刷之多。
地球是球形的觀念首度由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引進中國。
艾儒略著「職方外紀」(六卷)之世界地理誌。六卷之中,前五卷的內容為判介紹亞洲、歐洲、利比亞、非洲、美洲、墨瓦蠟泥加洲,各卷附有地圖,第六卷介紹四大洋、島嶼、魚類、各種產物、船舶與航海。介紹歐洲的部份不只是地誌,還對產物、風俗、飲食、建築物、工業、車馬、教育、圖書館、宗教、慈善事業、租稅、訴訟、兵制等作了詳細的說明。
南懷仁也製作世界地圖「坤輿全圖」,他寫的地理書「坤輿圖說」(一六七二年出版)是「坤輿全圖」的解說書。
傳教士巴多明等人鑒於現有的中國地圖太過粗糙,便向康熙建議以西洋式測量法製作中國全圖,康熙許可,自一七○八年開始派遣傳教士。
傳教士從塞外測量到關內,一七一六年測量完畢,西藏與朝鮮以其他資料補齊,一七一七年獻給皇帝,皇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此圖被當成秘圖,沒有公開。
鐘
利瑪竇曾獻自鳴鐘給明萬曆帝,萬曆帝愛不釋手,清康熙也喜愛自鳴鐘,乾隆時代的權臣和珅的家中有大小自鳴鐘三十八個,懷錶百餘個。士大夫爭相購買,乾隆覺得不妥,禁止進口,但他自己卻在圓明園中設立「鐘房」,陳列鐘錶,並常常要傳教士在這兒製作新的時鐘。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著「高厚蒙求」,於一八○九年出版,其中的第三集述說時鐘的原理與製作方法。隨著西洋時鐘的流入,中國也開始自己製造時鐘,在廣東製造的稱為「廣鐘」,在蘇州製造的稱為「蘇鐘」,但是這些時鐘的發條必須由西洋進口。
陝西人王徵在一位傳教士的家中見到一本有關西洋機械學的書,要求翻譯,便由傳教士口述,成「奇器圖說」(三卷,一六二七年北京出版)。此書述說重心、比重的原理、槓桿、滑輪、齒輪、發條,並有五十四種機械的圖示與說明,這些機械包括起重機、牽引機、引水機、磨臼機、鋸木機、碎石機、耕作機、滅火唧筒等。王徵還著有「新製諸器圖說」
李之藻(~~1631)一五九八年進士,一六一○年受洗。
徐光啟(1562~~1633)上海人。一五九六年,認識耶穌會教士而知道基督教。一五九九年認識利瑪竇,一六○三年受洗,一六○四年進士,一六○七年,「幾何原本」。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