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人類大遷徙(3)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氣候變遷是影響全球淡水供應的主因,其實不然,更重要的關鍵還是人口成長與工業化。
現在流行把水喻為「下一個石油」。如果21世紀有戰事,必然是為了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1年曾言︰「目前世界各國已為了爭奪淡水激烈競爭。未來,水很可能會成為衝突和戰爭的來源。」他的繼任者潘基文2007年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警告水資源匱乏將「使世界從和平競爭轉向暴力衝突」,而且洪水和乾旱將引發「人類大規模的遷徙,社會對立更加嚴重,削弱各國和平解決爭端的能力。」
國際關係教授克萊爾鐵口直斷︰未來世界上有四條大河將時常引發暴力衝突與緊張局勢,即尼羅河、約旦河、印度河與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的確,這四條大河因為使用者為宿敵,很可能成為世界動盪不安的禍源。到了2050年,這些河流所在地區人口增長的速率將從百分之70到百分之150不等。這意味從北非到近東和南亞,這一大片區域很快就會出現水供不應求的窘態。
地球上水用得最多的不是城市,而是農田。人類從河川、湖泊抽取的淡水共有百分之70用於農業。由於農作物需要水才能生長,因此農產品本身就「蘊含」水資源。食物和肉品的進出口等於是水的進出口。藉由這種「虛擬的水貿易」,也是解決全球水源分布不均的一個辦法。墨西哥每年從美國進口小麥、玉米和高梁,等於從美國進口70億立方公尺的虛擬水。英國光是靠農產品進口,全國靜水水位就可免於再下降3.8公分。
因為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使得太陽幅射易進難出;特別是二氧化碳將在大氣層滯留長達數百年,幾乎等於永遠存在。長遠看來,全球平均氣溫將只會上升,不可能下降。不管未來我們將採行何種能源科技,全球暖化已是無可阻擋的趨勢。
到了2050年全世界的物種將有百分之15至百分之37因氣候變遷而絕種。由於氣候暖化,海冰消融,格陵蘭人已經快捕不到海豹,居民於是轉而種植馬鈴薯、蘿蔔與青花菜。在地球最寒冷之地,海豹獵人搖身一變成為農夫,這簡直是2050年的世界最好的象徵。
2007年8月,俄國核子動力破冰船俄羅斯號航向北極,兩艘小型潛水艇跟隨著潛入4300公尺深的海底,伸出機械手臂從海床採集土壤樣本,並把一面鈦金屬製的俄國國旗插進地球最北端的黃土中。此次探險號稱是人類第一次踏入北極海底。俄國探險計畫的領導人向世人宣佈︰「北極是我們的了!」
俄國此次在北極插旗宣示主權,結果引起軒然大波,西方國家無不義憤填膺嚴詞譴責。加拿大外交部長對記者表示︰「現在可不是15世紀,不能跑到世界各地亂插國旗,大言不慚地說︰這塊土地是我們的。」媒體報導也指出,俄國這麼做還不是為了北極海底的自然資源︰地球尚未發現的油氣礦藏可能有四分之一都在北極海底。21世紀振興世界經濟急需的資源就在這裡,所以俄國才會急著宣示主權,想先下手為強。
俄國解釋說,插旗一事只有象徵意義,美國登月還不是在月球上插了一面美國國旗,難道這表示月球的主權屬於美國?俄國的最終目的當然不只是在北極海底插一面國旗,而是藉由樣本的採集,證明海底的羅蒙諾索夫洋脊與俄國陸棚相連。若查證屬實,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一大片海床,很可能包括北極,都屬於俄國。
沒有人知道北極海的生態日後將有何變化,但融冰時期變長,意謂海底下的光合作用將更活躍,因此北極海域有望成為有價值的新漁場。
北方冰凍的土壤蘊藏的有機碳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來得多。根據最新估計,凍土底下含有的純有機碳高達1萬6720億噸。雖然北極凍土區只佔全世界地表面積的百分之12,卻擁有全世界半數的土壤有機碳。
為什麼地底下會有這樣多的碳?那是因為此地過於嚴寒、潮濕,生物死亡之後,無法完全腐爛。一般而言,活的植物從大氣中吸收碳,儲存在自己的組織中,死亡之後,遭到微生物分解,碳於是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型態被送回大氣。但是在嚴寒地區的植物,即使在凍土層的最表層,因微生物本身的代謝作用和氣溫息息相關,在寒冷的氣候下無法將死亡的植物完全分解,許多植物就慢慢地在地底下累積,成為地球含有有機碳最多的地區。
1萬6720億噸的碳到底有多少?全世界石油蘊藏量中有1450億噸的碳。煤蘊藏量中則約有6320億噸的碳。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已開發國家減碳總目標則為每年2億噸的碳。
問題是,如果凍土層融化,這些碳會如何?微生物會因為解凍而活化,分解這幾千年累積下來、半腐爛的殘骸,把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到空氣當中?我並不是說這1萬6720億噸的碳會一下子回到大氣中,然而只要其中的百分之5或百分之10,後果就會相當可怕。從現在到2050年,即使凍土層的碳只有百分之2回到大氣中,就已超過京都議定書中明定的減碳總目標的4倍以上。
預計到了2050年,人口將突破92億大關,大都居住在現代化的都市,消耗資源多。即使那時節能與環保回收的技術已有長足的進步,我們還是難以想像全球人口對水、能源和礦物的需求會比今天來得少。因為溫室氣體的作用,無論如何,氣候變遷和海平面上升已是人類無可避免的共業。問題在於︰我們將讓溫室氣體累積到何種程度?氣候變遷對全球降雨型態和颶風會有什麼影響?氣候劇變的怪獸不是不來,只是還在沉睡。
今日低緯度地區的居民飽受缺水之苦,是否有一天北方國家可以把水賣到南方國家?這可不是瘋狂的點子。國際上早就出現大宗淡水買賣,如賴索托把水賣到南非,土耳其把水賣給以色列。
最野心勃勃的要算是中國。中國已展開長達數十年的「南水北調工程」。中國人做得到南水北調,難道西方人不能「北水南調」,把加拿大的水調到美國,或是把俄國的水調到中亞的乾旱草原?
在我看來,馬爾薩斯與馬克思之爭,錯失重點。問題不在這個世界人口有多少,問題也不在地球生態系統是否禁得起人類這樣消耗資源。問題是︰在最理想的情況,地球能容納多少人?是90億,還是900萬人?如果我們不養大型家畜,改住迷你複合屋,吃基因改造海藻,使用淡化海水來沖馬桶,這樣的地球或許能容納9千億人。要是我們希望居住在一個比較原始、自然的星球,這個地球或許能容納9億人。然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問題不是容量,而是欲望︰我們想在什麼樣的世界活下去?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2050人類大遷徙(2)
2050人類大遷徙(2)
化石燃料帶來的種種問題,雖然氫能燃料的發展緩不濟急,但生物燃料應可解決燃眉之急。生物燃料和汽油一樣是從碳氫化合物提煉出來的,可在內燃機內燃燒,可使用同樣的加油站,而且今天的汽車和卡車引擎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使用生物燃料。生物燃料和汽油唯一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使用當今的有機物質製造出來的而且比較乾淨,而後者則是使用遠古的有機物質。汽車如使用生物燃料,也會排放二氧化碳,但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會比較少。
今天最常見的生物燃料就是乙醇。美國利用玉米來生產乙醇,巴西則是用甘蔗,而歐盟則是以甜菜做為原料。
美國能源部宣示,到了2030年,百分之30的汽油將由生物燃料來取代,而乙醇將佔大宗。然而,到了2050年,由於人口將比今天多百分之50,糧食問題勢必成為一大隱憂。如果人都吃不飽了,哪能用作物來餵車子?
1979年3月,美國賓州發生三哩島核電廠核子反應爐損壞的事件,引起美國大眾一片反對核能政策的聲浪。1979年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核准另一座核電廠的建築執照。
接下來,大悲劇發生了。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車諾比電廠的核子反應爐發生爆炸,在幾天之內幅射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質,約有5百萬人暴露在不同程度的幅射線污染中。自從三哩島事件和車諾比災變之後,再也沒有人高聲支持核能發展。
但今天情況似乎有了轉變,核能電廠又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主要是因為這種能源不會產生二氧化碳,而且是世界電力的重要來源,對憂心氣候暖化的人來說,這種能源比化石燃料好得多,因而大力支持。
大眾的健康仍是核能電廠最大的隱憂。雖然核子反應器的安全性能已大幅提升,但依然無法完全排除意外事件和恐怖攻擊。再者,放射性廢料的處理也是一大問題︰要如何儲存、掩埋才能千萬年永保安康?最後,還有燃料供給問題,傳統鈾礦的蘊藏量預估頂多只能再使用100年,很有可能在50年內就用完了。
風力和太陽能已是今天發展最迅速的能源。風力發電成長迅速的原因很多,首先風是免費的資源。風力渦輪發電機造價便宜,而且不必消耗任何燃料或水,不會排放任何溫室氣體,而且可以很快裝設好。目前,風力發電是可再生能源當中最便宜的。
只要太陽照射地球一個小時,產生的能源就可讓地球上所有的人用上一年。因此,其他能源全部加起來,與太陽能一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但是,為什麼至今全球太陽能產生的電力只相當於一座以煤為燃料的大型發電廠?
陽光雖然取之不盡,但基本上有個問題,也就是能量密度太低。煤炭一小塊滿滿都是能量,而陽光含有的能量則很少。因此,要取得足夠的太陽能,需要一大塊區域,利用鏡子將光線聚集起來,或者用太陽能光電板直接把太陽光子變為電能。兩者都很昂貴(特別是太陽能光電板),而且效能很低。
太陽能光電板把陽光轉化為電力的效率最高只能達到百分之31,但一般轉化率都很低,約百分之10至百分之20。如果你覺得少得可憐,再看看植物光合作用,經過30億年的演化,轉化率只有百分之1。而以轉化率為百分之10的矽晶片太陽能光電板而言,1公尺見方就要300美元,1度電的成本是0.35美元,這樣的價格是煤發電的7倍至17倍。因此,儘管太陽是地球最大的能量來源,但也是最昂貴的。
目前要降低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唯一的挑戰就是要盡量廣泛的發揮太陽熱能的用途。大多數的太陽能光電板都是以可以透光的玻璃為基板,加上純度很高的矽晶薄片和電接點組成模組,不但笨重而且造價昂貴,如果矽的價格上漲,造價就變得更貴了。能源專家古德爾花了1萬2千英鎊在自家屋頂安裝大片太陽能光電板,4年下來所產生的太陽能電力轉換為市場價格約為300英鎊。因此不難想像政府會在早期補助太陽能投資案,但太陽能發電的科技最終必須使之在價格方面能與化石燃料競爭,甚至取而代之。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太陽能光電板的價格必須降到今天的五分之一。這可是一大挑戰,材料科學必須有相當大的突破。
放眼2050年,比較可行的是集光式太陽熱能科技的進展。集光式太陽熱能和太陽能光電不同,不是直接將陽光轉化為電能,而是像小孩在太陽底下用放大鏡烤焦螞蟻。集光式太陽熱能利用鏡子或透鏡將光線集中,然後在金屬管或金屬箱內把水、礦物油或熔鹽加熱,這些液體沸騰或膨脹後,推動渦輪或史特寧引擎,即可發動電力。集光式太陽熱能電廠在豔陽高照的日子運作起來最有效率,也就是家家戶戶都開冷氣,電費往上飆的時候,所以獲利也相當可觀。
有一個問題困擾著集光式太陽熱能發電,而其他形式的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也有這個問題,也就是如何儲存電能。我們只要打開手電筒開關就有亮光,真是方便。如果手電筒的電不是來自電池,而是一種手搖發電裝置,那就得不斷搖動手柄,才會有電。此外,就效率而言,手搖發電必須隨時配合需求。如果沒有電力儲存裝置,過多的電都是浪費,而電力不足則燈光黯淡。
更何況,社會對電力的需求每個星期、每小時、每一分鐘都在改變,如上下班不同,電視播放廣告的時間也有影響。因此,發電廠必須根據實際需求來調整產量,供應太多形同浪費,太少則必須限電,甚至會造成停電。
全球太陽能產業每年總值已達100億美元,每年將再成長百分之30至百分之40,成長的速率遠超過風力發電。到了2050年,太陽能發電可望再成長50倍到2000倍。不過雖然可再生的潔淨能源發展迅速,不管是風力發電、太陽能、地熱、潮汐,全部加起來到2050年還是無法取代不可再生的資源。
目前太陽能的生產力實在太小,即使在40年間成長了50倍,在世界電力市場所佔的比重依然幾近於零。在最積極發展的情況下,在2050年之前頂多也只能佔全世界電力需求量的百分之13。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話,還是可以買股票,但再過40年,人類需要的能源大抵從哪裡來?結論是和今天差不多。石油、煤和天然氣在世界能源一直扮演主角,未來40年也還是。
在石油、天然氣、煤這化石燃料三姊妹當中,天然氣是最乾淨的,要比石油和煤環保,因此在未來幾十年,天然氣將成為明星能源,價值相當高。但是,天然氣的儲藏比約只有60年,而煤至少可再開挖120年,甚至200年。
煤所含的碳是化石燃料中最高的,比石油還糟糕。煤燃燒之後會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還會排放有毒氣體,對希望能減少溫室氣體的人來說,煤就是頭號公敵。
除了禁止使用煤,在未來想要改善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一絲希望,我們只能寄望於二氧化碳封存技術,也稱「淨化煤」技術,就是以化學技術收集二氧化碳,加壓後成為高壓液體,再打入地底或海床深處。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化石燃料帶來的種種問題,雖然氫能燃料的發展緩不濟急,但生物燃料應可解決燃眉之急。生物燃料和汽油一樣是從碳氫化合物提煉出來的,可在內燃機內燃燒,可使用同樣的加油站,而且今天的汽車和卡車引擎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使用生物燃料。生物燃料和汽油唯一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使用當今的有機物質製造出來的而且比較乾淨,而後者則是使用遠古的有機物質。汽車如使用生物燃料,也會排放二氧化碳,但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會比較少。
今天最常見的生物燃料就是乙醇。美國利用玉米來生產乙醇,巴西則是用甘蔗,而歐盟則是以甜菜做為原料。
美國能源部宣示,到了2030年,百分之30的汽油將由生物燃料來取代,而乙醇將佔大宗。然而,到了2050年,由於人口將比今天多百分之50,糧食問題勢必成為一大隱憂。如果人都吃不飽了,哪能用作物來餵車子?
1979年3月,美國賓州發生三哩島核電廠核子反應爐損壞的事件,引起美國大眾一片反對核能政策的聲浪。1979年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核准另一座核電廠的建築執照。
接下來,大悲劇發生了。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車諾比電廠的核子反應爐發生爆炸,在幾天之內幅射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質,約有5百萬人暴露在不同程度的幅射線污染中。自從三哩島事件和車諾比災變之後,再也沒有人高聲支持核能發展。
但今天情況似乎有了轉變,核能電廠又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主要是因為這種能源不會產生二氧化碳,而且是世界電力的重要來源,對憂心氣候暖化的人來說,這種能源比化石燃料好得多,因而大力支持。
大眾的健康仍是核能電廠最大的隱憂。雖然核子反應器的安全性能已大幅提升,但依然無法完全排除意外事件和恐怖攻擊。再者,放射性廢料的處理也是一大問題︰要如何儲存、掩埋才能千萬年永保安康?最後,還有燃料供給問題,傳統鈾礦的蘊藏量預估頂多只能再使用100年,很有可能在50年內就用完了。
風力和太陽能已是今天發展最迅速的能源。風力發電成長迅速的原因很多,首先風是免費的資源。風力渦輪發電機造價便宜,而且不必消耗任何燃料或水,不會排放任何溫室氣體,而且可以很快裝設好。目前,風力發電是可再生能源當中最便宜的。
只要太陽照射地球一個小時,產生的能源就可讓地球上所有的人用上一年。因此,其他能源全部加起來,與太陽能一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但是,為什麼至今全球太陽能產生的電力只相當於一座以煤為燃料的大型發電廠?
陽光雖然取之不盡,但基本上有個問題,也就是能量密度太低。煤炭一小塊滿滿都是能量,而陽光含有的能量則很少。因此,要取得足夠的太陽能,需要一大塊區域,利用鏡子將光線聚集起來,或者用太陽能光電板直接把太陽光子變為電能。兩者都很昂貴(特別是太陽能光電板),而且效能很低。
太陽能光電板把陽光轉化為電力的效率最高只能達到百分之31,但一般轉化率都很低,約百分之10至百分之20。如果你覺得少得可憐,再看看植物光合作用,經過30億年的演化,轉化率只有百分之1。而以轉化率為百分之10的矽晶片太陽能光電板而言,1公尺見方就要300美元,1度電的成本是0.35美元,這樣的價格是煤發電的7倍至17倍。因此,儘管太陽是地球最大的能量來源,但也是最昂貴的。
目前要降低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唯一的挑戰就是要盡量廣泛的發揮太陽熱能的用途。大多數的太陽能光電板都是以可以透光的玻璃為基板,加上純度很高的矽晶薄片和電接點組成模組,不但笨重而且造價昂貴,如果矽的價格上漲,造價就變得更貴了。能源專家古德爾花了1萬2千英鎊在自家屋頂安裝大片太陽能光電板,4年下來所產生的太陽能電力轉換為市場價格約為300英鎊。因此不難想像政府會在早期補助太陽能投資案,但太陽能發電的科技最終必須使之在價格方面能與化石燃料競爭,甚至取而代之。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太陽能光電板的價格必須降到今天的五分之一。這可是一大挑戰,材料科學必須有相當大的突破。
放眼2050年,比較可行的是集光式太陽熱能科技的進展。集光式太陽熱能和太陽能光電不同,不是直接將陽光轉化為電能,而是像小孩在太陽底下用放大鏡烤焦螞蟻。集光式太陽熱能利用鏡子或透鏡將光線集中,然後在金屬管或金屬箱內把水、礦物油或熔鹽加熱,這些液體沸騰或膨脹後,推動渦輪或史特寧引擎,即可發動電力。集光式太陽熱能電廠在豔陽高照的日子運作起來最有效率,也就是家家戶戶都開冷氣,電費往上飆的時候,所以獲利也相當可觀。
有一個問題困擾著集光式太陽熱能發電,而其他形式的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也有這個問題,也就是如何儲存電能。我們只要打開手電筒開關就有亮光,真是方便。如果手電筒的電不是來自電池,而是一種手搖發電裝置,那就得不斷搖動手柄,才會有電。此外,就效率而言,手搖發電必須隨時配合需求。如果沒有電力儲存裝置,過多的電都是浪費,而電力不足則燈光黯淡。
更何況,社會對電力的需求每個星期、每小時、每一分鐘都在改變,如上下班不同,電視播放廣告的時間也有影響。因此,發電廠必須根據實際需求來調整產量,供應太多形同浪費,太少則必須限電,甚至會造成停電。
全球太陽能產業每年總值已達100億美元,每年將再成長百分之30至百分之40,成長的速率遠超過風力發電。到了2050年,太陽能發電可望再成長50倍到2000倍。不過雖然可再生的潔淨能源發展迅速,不管是風力發電、太陽能、地熱、潮汐,全部加起來到2050年還是無法取代不可再生的資源。
目前太陽能的生產力實在太小,即使在40年間成長了50倍,在世界電力市場所佔的比重依然幾近於零。在最積極發展的情況下,在2050年之前頂多也只能佔全世界電力需求量的百分之13。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話,還是可以買股票,但再過40年,人類需要的能源大抵從哪裡來?結論是和今天差不多。石油、煤和天然氣在世界能源一直扮演主角,未來40年也還是。
在石油、天然氣、煤這化石燃料三姊妹當中,天然氣是最乾淨的,要比石油和煤環保,因此在未來幾十年,天然氣將成為明星能源,價值相當高。但是,天然氣的儲藏比約只有60年,而煤至少可再開挖120年,甚至200年。
煤所含的碳是化石燃料中最高的,比石油還糟糕。煤燃燒之後會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還會排放有毒氣體,對希望能減少溫室氣體的人來說,煤就是頭號公敵。
除了禁止使用煤,在未來想要改善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一絲希望,我們只能寄望於二氧化碳封存技術,也稱「淨化煤」技術,就是以化學技術收集二氧化碳,加壓後成為高壓液體,再打入地底或海床深處。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7日 星期三
2050人類大遷徙(1)
2050人類大遷徙(1)
「2050人類大遷徙」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羅倫思‧史密斯(Laurence C.Smith)的著作。大致內容如下︰
四大全球性因素為1.人口變化。2.自然資源。3. 全球化。4.氣候變遷。
第一個全球性因素是人口變化。大約在一萬兩千年前,人類社會發展農業之前,整個地球約只有一百萬人。經過漫長的一萬兩千年,直到1800年,世界人口總數才膨脹到十億人。但從這時開始,人口數就一路飆升。只不過花了130年,到了1930年,人口總數已增為20億人。30年後,也就是1960年,世界人口總數變成30億人。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億大關。1987年,世界人口變成50億人。1999年,世界人口變成60億人。(理州注︰2012年現在的世界人口已經超過70億人)
1萬1千8百年、130年、30年、15年、12年,世界每增加10億人口所花費的時間,似乎短暫得恍如一瞬。
由於醫藥與食品的科技發展日益進步,死亡率下降速度很快,至於出生率的下降則仰賴教育水準的提高、女權意識抬頭、都市化生活、節育宣導、縮小家庭規模,以及其他文化觀念的改變,這些改變都需要較長的時間。
影響全球的第二個因素為自然資源。人類對地球上的自然資源、自然服務與基因庫的需求有增無減。所謂自然資源意指有限的地球資產,如石油、天然氣、礦物和地下水,以及可不斷再生的資產,如河流、耕地、野生生物、樹木。自然服務則是指大自然運行的本質,如植物光合作用、海洋吸收二氧化碳和蜜蜂授粉。至於基因庫,是指地球上所有現存生物體的多樣性基因。
如果你的消耗因數和一般人一樣是32,那表示你所消耗的自然資源要比消耗因數為1的肯亞人多32倍,製造出來的廢物也是他們的32倍。換個比喻,我們在兩年內消耗的東西可以讓一般肯亞人用一輩子。以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68億人而言,只有10億人(約百分之15)可以享受這種奢侈的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的大多數人消耗因數都小於32,趨近於1。消耗因數為1的人,大都是在地球上最貧窮、危險、悲慘的地區。
如果換你來當上帝,你可以讓開發中地區的物資生活提升到和今日的北美、西歐一樣,只要你彈一下手指就可以終結悲劇,你願意這麼做嗎?我可希望你別這麼做。如此一來,你創造出來的世界將非常可怕。全球的自然資源消耗量將一舉增為11倍。有如世界人口總數從現在的70億不到,突然變成720億。
影響全球的第三個因素為全球化。以最近的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嘯為例,這件事讓人們瞭解到全球經濟是多麼的緊密相扣,沒有一個區域市場可以置身事外。
世界人口數量急遽攀升與對自然資源需求漸增始於20世紀中葉,這個時間點也是全球化的起點。但不同於前兩者,全球化是經過策劃的。
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這30年,被譽為「控制經濟的黃金年代」,各國政府紛紛跳出來擔任經濟舵手。但是到了1980年代,「控制經濟」逐漸瓦解,「新自由主義」漸成氣候,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消除國際關稅和貿易的束縛,讓資金自由移動。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IMF、WTO與世界銀行在美國的大力提倡之下推動全球貿易市場的自由化,要求開發中國家進行經濟改革,以符合向IMF或世界銀行貸款的資格。在美國,兩大政黨的領導人都致力於消除國際貿易障礙。
關於全球化,最常見的一個迷思就是:全球化是自然發生的,是網際網路科技飛快進展加上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所促成的。其實,全球化的根源有長遠的歷史,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主導者為英、美兩國,全球化其實完全是經濟政策的產物。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思維已深植於政治人物和各大企業CEO的腦中。
影響全球的第四個因素為氣候變遷。簡單說,人類社會的工業發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產生過多的二氧化碳,致使大氣中的化學結構生變,平均溫度逐漸升高。溫室氣體使太陽幅射容易進來,但難以消散,因此地球就像車窗緊閉的車子,在太陽的照射下,車內就會變得很熱。
把全球資源蘊藏量除以開採的速率(即每年生產量)就可瞭解地底下的自然資源還能再用多久。這種簡單的計算就叫「儲產比」,或稱資源的「生命指數」。從下表可以看出幾種不可再生的重要自然資源的儲產比。
資源 儲產比(年)
煤 133
油 42
天然氣 60
鐵 72
鋁 148
鎂 4481
銅 35
鈦 90
鋅 24
鉛 22
鎳 21
鉻 171
錫 24
鋰 291
鈾 97
鎢 63
鎘 35
銀 14
白金 157
金 17
碲 123
銦 8
以世界目前的石油蘊藏量而言,雖然是第二大豐富的資源,但以目前的消耗率來看,再過42年即將耗盡。
這些資源雖然「不可再生」,也並非使用過後就會完全被破壞,不能再回收,像鉛和鋁都有很高的回收再利用率。此外,蘊藏量並非固定不變,只要發現新的礦藏、開採技術進步或商品價格上揚使得消耗變慢,總蘊藏量便會增加。
插電即充的電動車只使用電力,不用汽油。然而,使用電動車並不代表對環保有利,因為電動車需要電力,而電力還是來自燃燒煤炭和天然氣的發電廠。雖然電動車本身不會排放廢氣,但發電廠燃燒發電一樣會造成空氣污染。再者,製造數以百萬計的車用電池也需要大量的礦物,如鎳、鋰和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50人類大遷徙」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羅倫思‧史密斯(Laurence C.Smith)的著作。大致內容如下︰
四大全球性因素為1.人口變化。2.自然資源。3. 全球化。4.氣候變遷。
第一個全球性因素是人口變化。大約在一萬兩千年前,人類社會發展農業之前,整個地球約只有一百萬人。經過漫長的一萬兩千年,直到1800年,世界人口總數才膨脹到十億人。但從這時開始,人口數就一路飆升。只不過花了130年,到了1930年,人口總數已增為20億人。30年後,也就是1960年,世界人口總數變成30億人。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億大關。1987年,世界人口變成50億人。1999年,世界人口變成60億人。(理州注︰2012年現在的世界人口已經超過70億人)
1萬1千8百年、130年、30年、15年、12年,世界每增加10億人口所花費的時間,似乎短暫得恍如一瞬。
由於醫藥與食品的科技發展日益進步,死亡率下降速度很快,至於出生率的下降則仰賴教育水準的提高、女權意識抬頭、都市化生活、節育宣導、縮小家庭規模,以及其他文化觀念的改變,這些改變都需要較長的時間。
影響全球的第二個因素為自然資源。人類對地球上的自然資源、自然服務與基因庫的需求有增無減。所謂自然資源意指有限的地球資產,如石油、天然氣、礦物和地下水,以及可不斷再生的資產,如河流、耕地、野生生物、樹木。自然服務則是指大自然運行的本質,如植物光合作用、海洋吸收二氧化碳和蜜蜂授粉。至於基因庫,是指地球上所有現存生物體的多樣性基因。
如果你的消耗因數和一般人一樣是32,那表示你所消耗的自然資源要比消耗因數為1的肯亞人多32倍,製造出來的廢物也是他們的32倍。換個比喻,我們在兩年內消耗的東西可以讓一般肯亞人用一輩子。以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68億人而言,只有10億人(約百分之15)可以享受這種奢侈的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的大多數人消耗因數都小於32,趨近於1。消耗因數為1的人,大都是在地球上最貧窮、危險、悲慘的地區。
如果換你來當上帝,你可以讓開發中地區的物資生活提升到和今日的北美、西歐一樣,只要你彈一下手指就可以終結悲劇,你願意這麼做嗎?我可希望你別這麼做。如此一來,你創造出來的世界將非常可怕。全球的自然資源消耗量將一舉增為11倍。有如世界人口總數從現在的70億不到,突然變成720億。
影響全球的第三個因素為全球化。以最近的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嘯為例,這件事讓人們瞭解到全球經濟是多麼的緊密相扣,沒有一個區域市場可以置身事外。
世界人口數量急遽攀升與對自然資源需求漸增始於20世紀中葉,這個時間點也是全球化的起點。但不同於前兩者,全球化是經過策劃的。
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這30年,被譽為「控制經濟的黃金年代」,各國政府紛紛跳出來擔任經濟舵手。但是到了1980年代,「控制經濟」逐漸瓦解,「新自由主義」漸成氣候,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消除國際關稅和貿易的束縛,讓資金自由移動。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IMF、WTO與世界銀行在美國的大力提倡之下推動全球貿易市場的自由化,要求開發中國家進行經濟改革,以符合向IMF或世界銀行貸款的資格。在美國,兩大政黨的領導人都致力於消除國際貿易障礙。
關於全球化,最常見的一個迷思就是:全球化是自然發生的,是網際網路科技飛快進展加上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所促成的。其實,全球化的根源有長遠的歷史,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主導者為英、美兩國,全球化其實完全是經濟政策的產物。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思維已深植於政治人物和各大企業CEO的腦中。
影響全球的第四個因素為氣候變遷。簡單說,人類社會的工業發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產生過多的二氧化碳,致使大氣中的化學結構生變,平均溫度逐漸升高。溫室氣體使太陽幅射容易進來,但難以消散,因此地球就像車窗緊閉的車子,在太陽的照射下,車內就會變得很熱。
把全球資源蘊藏量除以開採的速率(即每年生產量)就可瞭解地底下的自然資源還能再用多久。這種簡單的計算就叫「儲產比」,或稱資源的「生命指數」。從下表可以看出幾種不可再生的重要自然資源的儲產比。
資源 儲產比(年)
煤 133
油 42
天然氣 60
鐵 72
鋁 148
鎂 4481
銅 35
鈦 90
鋅 24
鉛 22
鎳 21
鉻 171
錫 24
鋰 291
鈾 97
鎢 63
鎘 35
銀 14
白金 157
金 17
碲 123
銦 8
以世界目前的石油蘊藏量而言,雖然是第二大豐富的資源,但以目前的消耗率來看,再過42年即將耗盡。
這些資源雖然「不可再生」,也並非使用過後就會完全被破壞,不能再回收,像鉛和鋁都有很高的回收再利用率。此外,蘊藏量並非固定不變,只要發現新的礦藏、開採技術進步或商品價格上揚使得消耗變慢,總蘊藏量便會增加。
插電即充的電動車只使用電力,不用汽油。然而,使用電動車並不代表對環保有利,因為電動車需要電力,而電力還是來自燃燒煤炭和天然氣的發電廠。雖然電動車本身不會排放廢氣,但發電廠燃燒發電一樣會造成空氣污染。再者,製造數以百萬計的車用電池也需要大量的礦物,如鎳、鋰和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大江大海騙了你
大江大海騙了你
我曾經為文介紹龍應台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後來又在汐止圖書館發現李敖寫的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原以為內容都是在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料回家一讀,才發現李敖寫的這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批評龍應台以外的人士,如柏楊、錢穆、三毛等。內容和書名不太吻合。
李敖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處值得探討。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寫道:「長春圍城,應該從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10月19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50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80到120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17萬人。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人數。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50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難民,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相傳,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對此,李敖批評寫道:「事實這麼簡單嗎?龍應台提出笨問題,為什麼長春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被關注?為什麼長春不像列寧格勒那樣被重視?龍應台仍是老套,她只寫『現象』,不找『原因』。這是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問共產黨為什麼圍城,為什麼不問國民黨為什麼造成被圍城的局面?
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脅人民於先,又驅使人民於後,以『饑民戰』惡整敵人;第四,你最後還不是投降了,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要投降早投啊,為什麼餓死成千上萬的人民以後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他方面不是『光榮解放』嗎?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不是『兵不血刃』嗎?」
換言之,李敖反對「死守孤城」,因為這是兵家大忌。這令我想起「馬薩達」(Masada)的故事。「馬薩達」在亞拉姆語中是「堡壘」的意思。西元前40年 , 希律王為躲避帕提亞人扶植的國王Mattathias Antigonus,曾從耶路撒冷逃到馬薩達避難。 之後,從西元前37年到西元前31年 ,希律王在馬薩達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並把它作為緊急情況下的避難所。 ——希律王面臨的威脅一方面來自桀驁不遜的猶太人,一方面則來自南邊虎視眈眈的埃及艷後克里奧帕特拉七世 。 有記載表明,希律王死後,從西元6年到西元66年 ,曾有羅馬軍團在此駐紮。
西元66-70年爆發了猶太人反抗羅馬人的起義。 起義之初,Menahem Ben Jair率領「狂熱者」奪取了馬薩達。 70年 ,耶路撒冷包括第二聖殿被羅馬人摧毀,Menachem也已在耶路撒冷被殺。 他的外甥Eleazar僥倖逃出耶路撒冷,在馬薩達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此後,被羅馬追捕的猶太人陸續來到這裡,馬薩達成為起義的最後據點。 72年 ,羅馬總督Flavious Silva率領羅馬第十軍團包圍了馬薩達,並開始在西側修築高台。 在圍困2-3個月後,西元73年 ,羅馬軍隊完成築城,並用攻城槌攻破馬薩達的城牆,但他們看到的僅是約960具屍體、燒毀的建築和保存完好的糧倉。
在馬薩達即將被攻破之時,Eleazar對全體猶太人發表演講,強調絕不能屈從羅馬人的奴役,而寧可作為自由的人民死去。 他最終說服了大家選擇自殺。 據約瑟夫說,最後僅有兩個大人和五個小孩躲在一處蓄水池裡得以倖免,他也因此得知了羅馬破城前發生的故事。
換言之,堅守馬薩達的猶太人寧死不屈。這樣的精神感動了現代的以色列人,據說,以色列的新兵在結束訓練的最後一天,按照慣例,在馬薩達度過,讓他們不要遺忘「馬薩達精神」,也就是「寧死不屈」的精神。
因此按照李敖的看法,猶太人寧死不屈,堅守馬薩達,便是錯誤的行為,因為這是「死守孤城」,犯了兵家大忌。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早早投降,留得青山在好;還是寧死不屈,「死守孤城」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難有定論。前者識時務者為俊傑,能屈能伸,留下生命,等待再起之日,不失一個冷靜理智的判斷。後者可歌可泣,留取丹心照汗青,讓後世子孫永遠懷念,也令人感動。
總之,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就像我們很難判斷莫那魯道(賽德克語:Mona (Mouna) Rudo;1880年-1930年),發起霧社事件,殘殺日本老弱婦孺以洩恨,後來遭到日本人動用現代武器,甚至毒氣,對莫那魯道的族人進行無情報復,究竟值不值得?世事本來很多沒絕對的是非對錯可言,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因為很多是灰色。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我曾經為文介紹龍應台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後來又在汐止圖書館發現李敖寫的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原以為內容都是在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料回家一讀,才發現李敖寫的這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批評龍應台以外的人士,如柏楊、錢穆、三毛等。內容和書名不太吻合。
李敖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處值得探討。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寫道:「長春圍城,應該從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10月19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50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80到120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17萬人。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人數。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50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難民,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相傳,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對此,李敖批評寫道:「事實這麼簡單嗎?龍應台提出笨問題,為什麼長春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被關注?為什麼長春不像列寧格勒那樣被重視?龍應台仍是老套,她只寫『現象』,不找『原因』。這是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問共產黨為什麼圍城,為什麼不問國民黨為什麼造成被圍城的局面?
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脅人民於先,又驅使人民於後,以『饑民戰』惡整敵人;第四,你最後還不是投降了,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要投降早投啊,為什麼餓死成千上萬的人民以後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他方面不是『光榮解放』嗎?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不是『兵不血刃』嗎?」
換言之,李敖反對「死守孤城」,因為這是兵家大忌。這令我想起「馬薩達」(Masada)的故事。「馬薩達」在亞拉姆語中是「堡壘」的意思。西元前40年 , 希律王為躲避帕提亞人扶植的國王Mattathias Antigonus,曾從耶路撒冷逃到馬薩達避難。 之後,從西元前37年到西元前31年 ,希律王在馬薩達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並把它作為緊急情況下的避難所。 ——希律王面臨的威脅一方面來自桀驁不遜的猶太人,一方面則來自南邊虎視眈眈的埃及艷後克里奧帕特拉七世 。 有記載表明,希律王死後,從西元6年到西元66年 ,曾有羅馬軍團在此駐紮。
西元66-70年爆發了猶太人反抗羅馬人的起義。 起義之初,Menahem Ben Jair率領「狂熱者」奪取了馬薩達。 70年 ,耶路撒冷包括第二聖殿被羅馬人摧毀,Menachem也已在耶路撒冷被殺。 他的外甥Eleazar僥倖逃出耶路撒冷,在馬薩達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此後,被羅馬追捕的猶太人陸續來到這裡,馬薩達成為起義的最後據點。 72年 ,羅馬總督Flavious Silva率領羅馬第十軍團包圍了馬薩達,並開始在西側修築高台。 在圍困2-3個月後,西元73年 ,羅馬軍隊完成築城,並用攻城槌攻破馬薩達的城牆,但他們看到的僅是約960具屍體、燒毀的建築和保存完好的糧倉。
在馬薩達即將被攻破之時,Eleazar對全體猶太人發表演講,強調絕不能屈從羅馬人的奴役,而寧可作為自由的人民死去。 他最終說服了大家選擇自殺。 據約瑟夫說,最後僅有兩個大人和五個小孩躲在一處蓄水池裡得以倖免,他也因此得知了羅馬破城前發生的故事。
換言之,堅守馬薩達的猶太人寧死不屈。這樣的精神感動了現代的以色列人,據說,以色列的新兵在結束訓練的最後一天,按照慣例,在馬薩達度過,讓他們不要遺忘「馬薩達精神」,也就是「寧死不屈」的精神。
因此按照李敖的看法,猶太人寧死不屈,堅守馬薩達,便是錯誤的行為,因為這是「死守孤城」,犯了兵家大忌。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早早投降,留得青山在好;還是寧死不屈,「死守孤城」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難有定論。前者識時務者為俊傑,能屈能伸,留下生命,等待再起之日,不失一個冷靜理智的判斷。後者可歌可泣,留取丹心照汗青,讓後世子孫永遠懷念,也令人感動。
總之,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就像我們很難判斷莫那魯道(賽德克語:Mona (Mouna) Rudo;1880年-1930年),發起霧社事件,殘殺日本老弱婦孺以洩恨,後來遭到日本人動用現代武器,甚至毒氣,對莫那魯道的族人進行無情報復,究竟值不值得?世事本來很多沒絕對的是非對錯可言,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因為很多是灰色。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龍應台當官
龍應台當官
「龍應台當官」這本書,我在汐止圖書館看到的時候,以為是龍應台自己寫的,回家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一位新聞記者「蔡惠萍」寫的。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不過還是將它讀完。以下是我認為有趣的部分:
故事得從1999年夏天說起。
那年馬英九展開「三國六城」文化之旅。在結束佛羅倫斯的訪問後,幕僚告訴媒體,馬英九將到德國拜訪「老朋友」,純屬私人行程。於是他在避開所有媒體的耳目下,進行這次歐洲訪問行程中真正的「文化之旅」。馬英九這段飛越千山萬水終獲龍應台首肯出任文化局長的故事,曾被傳為浪漫的政壇佳話,整個過程就像現代版的「三顧毛盧」。
當時,龍應台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除了牽掛兩個幼子的家庭因素外,她也珍惜五家歐洲報紙請她寫定期專欄,為台灣「發聲」的機會,不能說走就走。後來,讓她點頭願意放下寫作與孩子,在無意中踢進臨門一腳的關鍵人物,卻是民運人士王丹。
文化局自治條例在1999年7月獲得議會通過。在各方推薦十餘名人選中,由於林懷民、蔣勳的力薦,「龍應台」這三個字便從最後的六位入圍者中被鎖定。
龍應台大概可說大陸知名度與銷售量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當時她以憤怒精神寫下的「野火集」,後來在高壓統治比台灣解嚴前猶勝一籌的對岸也產生一股狂潮,隨著其熱烈如火、犀利如鋒文字的登陸而馳名北京,進而擴展至整個大陸知識圈,成為大陸讀者眼中突破禁忌的「異議作家」,因此開啟她與大陸的淵源。
除了廣為周知的代表作「野火集」之外,她在1997年1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如今幾乎已成上海市民「教科書」的「啊,上海男人」一文,還有「龍應台評小說」一書也成為北京多所大學中文系指定的課外讀物,龍應台在大陸文壇影響力之巨著實驚人。
龍應台讓大陸人憶起魯迅,同樣是放火照亮黑暗大地的角色,大陸讀者對她產生高度期待和仰望,認為她不光只是作家、知識份子,更是「台灣的良知」因此,當1999年8月,以月旦時政而聞名的龍應台允諾出任文化局長一職,立即在大陸猶如投下一枚言論炸彈,引爆強烈震撼與高度異議,贊成與反對聲浪相持不下。
大陸知識份子的反應不外三種:一是「台灣民主竟然走到這一步,國民黨政府竟能容許批評國民黨的人進入政府工作,不得了」,這對中國政治是一種啟發和示範;二是認為「清流進入了濁流」,擔心龍應台是可讓濁流變清?或是也會混濁了,等著看這場「實驗」的結果;另外,有些知識份子認為這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官員的示範,期許她好好做。
不過,相對於北京知識份子的正面肯定,上海及廣州讀者即堅決反對龍應台走到體制內,並對她批判不已,對於政府機器懷抱悲觀態度的人,認為她也被體制所「收編」,最後不免走上為政治服務一途。
因著龍應台在大陸的高知名度,也由於大陸讀者對具有「作家」及「官員」雙重身分的人物好奇,2001年3月,龍應台原定應前「上海文匯報」之邀於前往上海訪問一周,由於這是龍應台出任公職後首次赴大陸,消息一出後,立即在大陸傳了好幾回,不僅香港、廣州多家媒體紛紛來電詢問詳細行程,甚至有外國媒體表示有意進一步隨行採訪。
長久以來,中共對於具有群眾鼓動力的作家向來採取壓抑政策,再加上敏感的官方色彩,龍應台這趟上海行幾乎只能「悶著頭做事」。但儘管如此,在她抵上海的首日就有十多家聞訊而來的媒體,在深夜時分前往她下榻的飯店與她會面,希望搶到她第一手的訪談內容。按照她的說法,「幾乎是上海以外重要的媒體都來了。」香港鳳凰衛視台更是以全程跟拍的方式紀錄她在上海的公開活動。
龍應台在大陸多次公開場合及演講中一再提及的「文化政策獨立於政治」的理念,一再衝撞長久處於知識剝削、對新觀念求知若渴的大陸社會。(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龍應台當官」這本書,我在汐止圖書館看到的時候,以為是龍應台自己寫的,回家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一位新聞記者「蔡惠萍」寫的。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不過還是將它讀完。以下是我認為有趣的部分:
故事得從1999年夏天說起。
那年馬英九展開「三國六城」文化之旅。在結束佛羅倫斯的訪問後,幕僚告訴媒體,馬英九將到德國拜訪「老朋友」,純屬私人行程。於是他在避開所有媒體的耳目下,進行這次歐洲訪問行程中真正的「文化之旅」。馬英九這段飛越千山萬水終獲龍應台首肯出任文化局長的故事,曾被傳為浪漫的政壇佳話,整個過程就像現代版的「三顧毛盧」。
當時,龍應台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除了牽掛兩個幼子的家庭因素外,她也珍惜五家歐洲報紙請她寫定期專欄,為台灣「發聲」的機會,不能說走就走。後來,讓她點頭願意放下寫作與孩子,在無意中踢進臨門一腳的關鍵人物,卻是民運人士王丹。
文化局自治條例在1999年7月獲得議會通過。在各方推薦十餘名人選中,由於林懷民、蔣勳的力薦,「龍應台」這三個字便從最後的六位入圍者中被鎖定。
龍應台大概可說大陸知名度與銷售量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當時她以憤怒精神寫下的「野火集」,後來在高壓統治比台灣解嚴前猶勝一籌的對岸也產生一股狂潮,隨著其熱烈如火、犀利如鋒文字的登陸而馳名北京,進而擴展至整個大陸知識圈,成為大陸讀者眼中突破禁忌的「異議作家」,因此開啟她與大陸的淵源。
除了廣為周知的代表作「野火集」之外,她在1997年1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如今幾乎已成上海市民「教科書」的「啊,上海男人」一文,還有「龍應台評小說」一書也成為北京多所大學中文系指定的課外讀物,龍應台在大陸文壇影響力之巨著實驚人。
龍應台讓大陸人憶起魯迅,同樣是放火照亮黑暗大地的角色,大陸讀者對她產生高度期待和仰望,認為她不光只是作家、知識份子,更是「台灣的良知」因此,當1999年8月,以月旦時政而聞名的龍應台允諾出任文化局長一職,立即在大陸猶如投下一枚言論炸彈,引爆強烈震撼與高度異議,贊成與反對聲浪相持不下。
大陸知識份子的反應不外三種:一是「台灣民主竟然走到這一步,國民黨政府竟能容許批評國民黨的人進入政府工作,不得了」,這對中國政治是一種啟發和示範;二是認為「清流進入了濁流」,擔心龍應台是可讓濁流變清?或是也會混濁了,等著看這場「實驗」的結果;另外,有些知識份子認為這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官員的示範,期許她好好做。
不過,相對於北京知識份子的正面肯定,上海及廣州讀者即堅決反對龍應台走到體制內,並對她批判不已,對於政府機器懷抱悲觀態度的人,認為她也被體制所「收編」,最後不免走上為政治服務一途。
因著龍應台在大陸的高知名度,也由於大陸讀者對具有「作家」及「官員」雙重身分的人物好奇,2001年3月,龍應台原定應前「上海文匯報」之邀於前往上海訪問一周,由於這是龍應台出任公職後首次赴大陸,消息一出後,立即在大陸傳了好幾回,不僅香港、廣州多家媒體紛紛來電詢問詳細行程,甚至有外國媒體表示有意進一步隨行採訪。
長久以來,中共對於具有群眾鼓動力的作家向來採取壓抑政策,再加上敏感的官方色彩,龍應台這趟上海行幾乎只能「悶著頭做事」。但儘管如此,在她抵上海的首日就有十多家聞訊而來的媒體,在深夜時分前往她下榻的飯店與她會面,希望搶到她第一手的訪談內容。按照她的說法,「幾乎是上海以外重要的媒體都來了。」香港鳳凰衛視台更是以全程跟拍的方式紀錄她在上海的公開活動。
龍應台在大陸多次公開場合及演講中一再提及的「文化政策獨立於政治」的理念,一再衝撞長久處於知識剝削、對新觀念求知若渴的大陸社會。(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4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14)
壯志未酬(14)
我一生不搞政治,並不是因為我缺乏政治細胞,而是因為我缺乏流氓細胞。我的政治細胞充分得很,但就是因為缺乏流氓細胞,使不出來。這就叫做知易行難。我,也是書生本色。大多數書生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我家,我以我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大多數流氓頭子(意指帶有一點流氓本質的領袖人物)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你家,我以你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所以多半的書生好自用,多半的流氓頭子善於用人。好自用者每以為天下的人才都不如我,都得聽從我的意見,聽我的差遣,於是真人才望望然而去,假人才滾滾而來。關鍵就在這裡。我一介書生壯志未酬,就是因為一生都沒遇見一位真正有點流氓頭子成分的國家領導人,老總統差乎近之,可是我遇見他時,他已是太上皇,不管事,其餘三位總統便差得太遠了。
於此我要就治術與權術,對四任總統作一比較。我所謂治術,係指了解國家形勢,確定立國方向,從而決定政策,建立制度。所謂權術,係指處理國政時,智巧機伶,通權達變,心口不必如一,言行不必一致,但求達成目的,不必堅守原則。
老總統略懂治術,但連年戰亂,無充分時間讓他施展。對於權術,則運用純熟。嚴家淦總統徹頭徹尾為一技術官僚,談不上治術,用不上權術。經國先生不懂治術,但懂統御術,而運用權術也頗內行。經國先生很少民主思想,但中外人士都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開端者,可見其高明。
李總統不重視治術,也不擅長運用權術。是否會運用權術,可以用一個標準來測量,那就是在運用權術的時候,會不會使人覺得其在運用權術。經國先生經常用權術,很少聽見有人攻擊他在運用權術,這就是很高明的權術。李總統還未開始運用權術,天下人都說他在運用權術而加以攻擊,引起強烈反彈,這算什麼權術?嚴格地說,李總統用的是普通謀略,好像舊小說中常說的「略施小計」,尚未成術,所以不是權術。
權術是將一件事、一個問題,轉變化解於無形,而人不自覺,終於達到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技術或手段。假如李總統在其掌權期間,默默地做到台人治台,而不使外省人有受歧視打壓的感覺,不發生明顯的反彈;默默地做到台灣實質上的獨立,為中共所容忍接受,而不加以封鎖打壓,那就是第一流的權術。
另一方面可從權衡的觀點來解釋。所謂權術,就是對一件事、一個問題,要採取行動與對策來謀求解決時,必須要權衡其利害得失,最後能夠求得其最大的利得的一種技術或手段。依照墨子功利主義的法則,假如能夠放棄現在的小利,以收取將來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能夠承受現在的小害,避免將來的大害,也是利得。以兩岸關係來說,假如我們能夠放棄一些在國內外的小動作,以及口舌上便宜的小利,不去刺激中共,以換取兩岸和平相處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我們能夠在兩岸談判上,作某些程度的讓步或放低姿態,承受一點小害,以避免將來在某種情形下中共兵臨城下,或以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大害,也是我們的利得。但現在實際的情形則不僅針鋒相對,口頭與行動上都寸步不讓,還時常有意無意地去刺傷中共,這是鬥嘴、鬥狠,不是辦兩岸關係。其所依恃的不過是萬里外的一個強國而已,這距離權術也未免太遠了一點。
我曾公開稱讚民進黨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先生,表示佩服之意。佩服施明德先生是因為他有真正為台灣民主政治前途奮鬥的精神;佩服許信良先生是因為他有前述墨子功利哲學的修養,兩人都有為台灣人民長期利益作犧牲的懷抱。但不幸都成了寂寞的英雄,自古英雄皆寂寞,令人慨然。
結語 往事雲煙
假如人有來生,我希望終生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讀盡古今中外這一方面的好書,也能寫出幾本好書,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不知什麼原因,我越到晚年,越發現好多要讀的書沒有讀。想要買的書,現在有能力買,卻又知道買了不能讀,也無地方放,只好黯然作罷。真是無奈,唯有寄望來生了。
附錄四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自1949年至現在,台灣經濟有長足的進步。造成這種進步是多方面的︰
一,日本人所奠定的基礎,特別是在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農田水利與農業發展制度,自然資源的規畫利用,教育衛生等方面。換句話說,一個落後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一些起步工作,日本人都做了。我們批評日本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口號,是不公平的。但日本人也為台灣留下了一個壞影響,那便是政治上與社會上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對台灣同胞在心理上有嚴重的打擊。
二,政府的領導和推動。
三,大陸遷來台灣的一批企業人才和少數資金。
四,本省同胞的刻苦耐勞。
五,政治及社會穩定。
六,美援。
附錄九 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刊於工商時報社論)
蔣故總統運作的政治是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這種政治運作形態有其時代背景與個人條件,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而且站在國家利益立場,我們也絕不希望再出現這種政治運作形態。無論對台灣而言,或對整個中國而言,將來我們寧願有一個平庸的民主政治,而不願有一個偉大的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李總統登輝先生晉位國家元首後,復接掌了執政黨主席職位,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運作下,實質上已具備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條件。再加上近日來久以習慣於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各種傳播媒體,不自覺地往這一方向推動,以從前對待蔣故總統者,轉而對待李總統。這實在是令人十分憂慮的現象。現在,跳出這一圈套,領導國家走上純淨民主政治之路,為全中國人開闢一長久的康莊大道,唯有仰賴李總統可以為而不為的偉大人格了。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期望李總統做一個偉大的總統,而不做有權力的總統。
那麼,如何才可以做一個偉大的總統呢?我們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度,一是用人。
先說制度。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奇特的憲法,它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而是遷就當時實際環境的一種折衷辦法,即是賦予總統若干權力的內閣制。換句話說,總統不是虛位元首,仍擁有若干權力。但由於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及總統命令須行政院長副署,是以在實質上仍為內閣制。我們可以說,這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這一民主制度的安排受到了相當的限制,實質上已成為總統制,而總統又不必向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結果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權責分離的一種特殊制度。
這個制度已經夠特殊了。但過去十多年的實際政治運作又不是完全依循這個制度。政治權力係隨著強人政治的「強人」與個人領導的「個人」而轉的,強人與個人在什麼地方,政治權力就在什麼地方,這已經不是一種制度,而是完全的人治了。
我們所希望於李總統者,是能在其任內,運用其權力,回歸憲法,將真正的憲政體制建立起來,進一步帶動全中國能在民主軌道上推進。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了。
現在再談到用人。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其最大的責任就是建立制度與培養人才。不僅「中興以人才為本」,維持今後國家的生存也還是人才為本。
★以上是王作榮自傳「壯志未酬」的部分精彩內容。讀完這本書後,我有幾點感想。第一,王作榮說他最適合的職位是經建會主委。我覺得他太謙虛了,我認為以他卓越的見識和睿智,他絕對可以擔任行政院長。
第二,王作榮與李登輝是老友,可是王作榮正直而厚道,李登輝卻表裡不一,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李登輝曾經說他在卸任總統後,要去當牧師傳道,可是他在卸任總統後,不但沒有去當牧師傳道,反而不甘寂寞,仍對台灣政治說三道四,並且指使部下於2001年成立台聯,企圖影響台灣政治,儼然是綠營精神領袖。王作榮與李登輝兩人的境界與人格有天壤之別。
第三,王作榮與李登輝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就我在台中與汐止對基督徒的觀察,基督徒其實和一般人一樣,有好有壞,有些基督徒讓人尊敬,有些基督徒則令人厭惡。我不相信基督徒就不會作姦犯科,我也不相信佛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或無神論者就沒好人。(事實上我認識許多心地善良的佛教徒。)王作榮顯然是讓人尊敬的基督徒,李登輝則是表裡不一的基督徒。李登輝當上總統,而王作榮卻只能當「蚊子院」監察院長,這是台灣的不幸。
第四,王作榮的生命現在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真是令人感傷。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我一生不搞政治,並不是因為我缺乏政治細胞,而是因為我缺乏流氓細胞。我的政治細胞充分得很,但就是因為缺乏流氓細胞,使不出來。這就叫做知易行難。我,也是書生本色。大多數書生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我家,我以我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大多數流氓頭子(意指帶有一點流氓本質的領袖人物)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你家,我以你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所以多半的書生好自用,多半的流氓頭子善於用人。好自用者每以為天下的人才都不如我,都得聽從我的意見,聽我的差遣,於是真人才望望然而去,假人才滾滾而來。關鍵就在這裡。我一介書生壯志未酬,就是因為一生都沒遇見一位真正有點流氓頭子成分的國家領導人,老總統差乎近之,可是我遇見他時,他已是太上皇,不管事,其餘三位總統便差得太遠了。
於此我要就治術與權術,對四任總統作一比較。我所謂治術,係指了解國家形勢,確定立國方向,從而決定政策,建立制度。所謂權術,係指處理國政時,智巧機伶,通權達變,心口不必如一,言行不必一致,但求達成目的,不必堅守原則。
老總統略懂治術,但連年戰亂,無充分時間讓他施展。對於權術,則運用純熟。嚴家淦總統徹頭徹尾為一技術官僚,談不上治術,用不上權術。經國先生不懂治術,但懂統御術,而運用權術也頗內行。經國先生很少民主思想,但中外人士都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開端者,可見其高明。
李總統不重視治術,也不擅長運用權術。是否會運用權術,可以用一個標準來測量,那就是在運用權術的時候,會不會使人覺得其在運用權術。經國先生經常用權術,很少聽見有人攻擊他在運用權術,這就是很高明的權術。李總統還未開始運用權術,天下人都說他在運用權術而加以攻擊,引起強烈反彈,這算什麼權術?嚴格地說,李總統用的是普通謀略,好像舊小說中常說的「略施小計」,尚未成術,所以不是權術。
權術是將一件事、一個問題,轉變化解於無形,而人不自覺,終於達到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技術或手段。假如李總統在其掌權期間,默默地做到台人治台,而不使外省人有受歧視打壓的感覺,不發生明顯的反彈;默默地做到台灣實質上的獨立,為中共所容忍接受,而不加以封鎖打壓,那就是第一流的權術。
另一方面可從權衡的觀點來解釋。所謂權術,就是對一件事、一個問題,要採取行動與對策來謀求解決時,必須要權衡其利害得失,最後能夠求得其最大的利得的一種技術或手段。依照墨子功利主義的法則,假如能夠放棄現在的小利,以收取將來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能夠承受現在的小害,避免將來的大害,也是利得。以兩岸關係來說,假如我們能夠放棄一些在國內外的小動作,以及口舌上便宜的小利,不去刺激中共,以換取兩岸和平相處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我們能夠在兩岸談判上,作某些程度的讓步或放低姿態,承受一點小害,以避免將來在某種情形下中共兵臨城下,或以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大害,也是我們的利得。但現在實際的情形則不僅針鋒相對,口頭與行動上都寸步不讓,還時常有意無意地去刺傷中共,這是鬥嘴、鬥狠,不是辦兩岸關係。其所依恃的不過是萬里外的一個強國而已,這距離權術也未免太遠了一點。
我曾公開稱讚民進黨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先生,表示佩服之意。佩服施明德先生是因為他有真正為台灣民主政治前途奮鬥的精神;佩服許信良先生是因為他有前述墨子功利哲學的修養,兩人都有為台灣人民長期利益作犧牲的懷抱。但不幸都成了寂寞的英雄,自古英雄皆寂寞,令人慨然。
結語 往事雲煙
假如人有來生,我希望終生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讀盡古今中外這一方面的好書,也能寫出幾本好書,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不知什麼原因,我越到晚年,越發現好多要讀的書沒有讀。想要買的書,現在有能力買,卻又知道買了不能讀,也無地方放,只好黯然作罷。真是無奈,唯有寄望來生了。
附錄四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自1949年至現在,台灣經濟有長足的進步。造成這種進步是多方面的︰
一,日本人所奠定的基礎,特別是在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農田水利與農業發展制度,自然資源的規畫利用,教育衛生等方面。換句話說,一個落後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一些起步工作,日本人都做了。我們批評日本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口號,是不公平的。但日本人也為台灣留下了一個壞影響,那便是政治上與社會上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對台灣同胞在心理上有嚴重的打擊。
二,政府的領導和推動。
三,大陸遷來台灣的一批企業人才和少數資金。
四,本省同胞的刻苦耐勞。
五,政治及社會穩定。
六,美援。
附錄九 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刊於工商時報社論)
蔣故總統運作的政治是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這種政治運作形態有其時代背景與個人條件,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而且站在國家利益立場,我們也絕不希望再出現這種政治運作形態。無論對台灣而言,或對整個中國而言,將來我們寧願有一個平庸的民主政治,而不願有一個偉大的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李總統登輝先生晉位國家元首後,復接掌了執政黨主席職位,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運作下,實質上已具備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條件。再加上近日來久以習慣於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各種傳播媒體,不自覺地往這一方向推動,以從前對待蔣故總統者,轉而對待李總統。這實在是令人十分憂慮的現象。現在,跳出這一圈套,領導國家走上純淨民主政治之路,為全中國人開闢一長久的康莊大道,唯有仰賴李總統可以為而不為的偉大人格了。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期望李總統做一個偉大的總統,而不做有權力的總統。
那麼,如何才可以做一個偉大的總統呢?我們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度,一是用人。
先說制度。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奇特的憲法,它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而是遷就當時實際環境的一種折衷辦法,即是賦予總統若干權力的內閣制。換句話說,總統不是虛位元首,仍擁有若干權力。但由於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及總統命令須行政院長副署,是以在實質上仍為內閣制。我們可以說,這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這一民主制度的安排受到了相當的限制,實質上已成為總統制,而總統又不必向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結果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權責分離的一種特殊制度。
這個制度已經夠特殊了。但過去十多年的實際政治運作又不是完全依循這個制度。政治權力係隨著強人政治的「強人」與個人領導的「個人」而轉的,強人與個人在什麼地方,政治權力就在什麼地方,這已經不是一種制度,而是完全的人治了。
我們所希望於李總統者,是能在其任內,運用其權力,回歸憲法,將真正的憲政體制建立起來,進一步帶動全中國能在民主軌道上推進。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了。
現在再談到用人。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其最大的責任就是建立制度與培養人才。不僅「中興以人才為本」,維持今後國家的生存也還是人才為本。
★以上是王作榮自傳「壯志未酬」的部分精彩內容。讀完這本書後,我有幾點感想。第一,王作榮說他最適合的職位是經建會主委。我覺得他太謙虛了,我認為以他卓越的見識和睿智,他絕對可以擔任行政院長。
第二,王作榮與李登輝是老友,可是王作榮正直而厚道,李登輝卻表裡不一,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李登輝曾經說他在卸任總統後,要去當牧師傳道,可是他在卸任總統後,不但沒有去當牧師傳道,反而不甘寂寞,仍對台灣政治說三道四,並且指使部下於2001年成立台聯,企圖影響台灣政治,儼然是綠營精神領袖。王作榮與李登輝兩人的境界與人格有天壤之別。
第三,王作榮與李登輝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就我在台中與汐止對基督徒的觀察,基督徒其實和一般人一樣,有好有壞,有些基督徒讓人尊敬,有些基督徒則令人厭惡。我不相信基督徒就不會作姦犯科,我也不相信佛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或無神論者就沒好人。(事實上我認識許多心地善良的佛教徒。)王作榮顯然是讓人尊敬的基督徒,李登輝則是表裡不一的基督徒。李登輝當上總統,而王作榮卻只能當「蚊子院」監察院長,這是台灣的不幸。
第四,王作榮的生命現在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真是令人感傷。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壯志未酬(13)
壯志未酬(13)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和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
李總統因為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將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
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內,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這已是一條不歸路。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1997年11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一時間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以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為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結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而中共則沉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
美國在19世紀中葉,為了奴隸制度及其他經濟問題,爆發南北戰爭,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其結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為聯邦一份子為榮。我又設想假如在130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130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130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為最優先地位,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或一百年,屆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為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共同的趨勢,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如果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
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人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為中國人為榮。
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拼才會贏;要賭智慧、賭修養。
1997年柯江會談結束後,美國隨即宣佈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
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1998年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結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
第四十一章 事與願違
我常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水火同源,都是同一個模型(列寧式)拓出來的,不過一個向右轉,捧著孔夫子或民主政治當靈牌;一個向左轉,捧著馬克思、列寧當靈牌;實質上都是以人領黨,以黨領政,終結為一人獨裁。難兄難弟,血緣近得很。
李總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確有重大的貢獻。美中不足的是,李總統個人基於他的個性、日本時代的教育、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及以後長期受威權統治的耳濡目染,幾乎完全承襲了威權政治下的個人統治,並且照舊利用列寧政黨的方式,以人領黨,以黨領政。他不但未能在原有的憲法體制上向民主作進一步的建制工作,反而破壞了民主政治所必須要的制衡機能,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成為個人威權領導的民主政治。李總統所導引的這種民主政治,必然會對以後的民主政治運作有不良的影響。
李總統曾一再公開宣稱他不是台獨,也曾私下兩次對我誠懇地說他不是台獨,但在台灣意識與鄉土情節之下,其言其行卻不能不使人認為他在實質上進行台獨,而且要使台灣永久性地脫離大陸,形成一個有別於漢族的台灣民族國家。
我午夜靜思,李總統何以有這樣的劇烈轉變呢?必得找出一些理由來解釋。我推想在初期的作為,應該屬於他理性的反應。理性、智慧、知識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到了後期,則是他自幼年開始便蘊蓄累積的潛意識的反射,而在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反射得淋漓盡致。那麼便要進一步問,何以在早期理性,而在晚期出現潛意識呢?我也想出了三個理由:
一,人到晚年,節制自己的能力降低。李總統早年認為其本人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掌握政權時之不公平待遇,隱忍多年,到了晚年作出反彈。
二,掌握權力越久,理性便越衰退,潛意識便越顯現。
三,為外省人的反對與侮辱所激怒。加上他身邊所信任的人缺少智謀之士。
至於有人說李總統早期是虛偽假裝,晚期才是真面目,據我的長期接觸與觀察,應該不是如此,我們不能栽誣李總統。
關於李總統的個人人格,則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虔誠得近於迷信。他坦直、厚道、念舊、好學、有愛心,都是毋庸置疑的。
假如有人要我用最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李總統的特質,我的答案是「書生本色」。每當我看到李總統對重大問題關起門來對資料,作答案,及好強爭勝,比誰大誰小,誰輸誰贏時,我就會想到我做學生時班上的那些資優生。古今中外,書生很少是成功的國家領導人,而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邱吉爾、希特勒、史達林、老總統、毛澤東,他們處理人事與政務,所用的手法與策略,便都脫離不了幾分流氓氣。本質上,英雄與流氓本是一線之隔。同一粒種子,上帝放在這一邊,便是英雄、國家領袖;放在那一邊,便是流氓、黑社會頭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互換位置,我們稱之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和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
李總統因為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將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
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內,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這已是一條不歸路。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1997年11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一時間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以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為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結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而中共則沉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
美國在19世紀中葉,為了奴隸制度及其他經濟問題,爆發南北戰爭,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其結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為聯邦一份子為榮。我又設想假如在130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130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130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為最優先地位,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或一百年,屆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為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共同的趨勢,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如果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
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人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為中國人為榮。
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拼才會贏;要賭智慧、賭修養。
1997年柯江會談結束後,美國隨即宣佈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
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1998年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結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
第四十一章 事與願違
我常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水火同源,都是同一個模型(列寧式)拓出來的,不過一個向右轉,捧著孔夫子或民主政治當靈牌;一個向左轉,捧著馬克思、列寧當靈牌;實質上都是以人領黨,以黨領政,終結為一人獨裁。難兄難弟,血緣近得很。
李總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確有重大的貢獻。美中不足的是,李總統個人基於他的個性、日本時代的教育、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及以後長期受威權統治的耳濡目染,幾乎完全承襲了威權政治下的個人統治,並且照舊利用列寧政黨的方式,以人領黨,以黨領政。他不但未能在原有的憲法體制上向民主作進一步的建制工作,反而破壞了民主政治所必須要的制衡機能,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成為個人威權領導的民主政治。李總統所導引的這種民主政治,必然會對以後的民主政治運作有不良的影響。
李總統曾一再公開宣稱他不是台獨,也曾私下兩次對我誠懇地說他不是台獨,但在台灣意識與鄉土情節之下,其言其行卻不能不使人認為他在實質上進行台獨,而且要使台灣永久性地脫離大陸,形成一個有別於漢族的台灣民族國家。
我午夜靜思,李總統何以有這樣的劇烈轉變呢?必得找出一些理由來解釋。我推想在初期的作為,應該屬於他理性的反應。理性、智慧、知識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到了後期,則是他自幼年開始便蘊蓄累積的潛意識的反射,而在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反射得淋漓盡致。那麼便要進一步問,何以在早期理性,而在晚期出現潛意識呢?我也想出了三個理由:
一,人到晚年,節制自己的能力降低。李總統早年認為其本人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掌握政權時之不公平待遇,隱忍多年,到了晚年作出反彈。
二,掌握權力越久,理性便越衰退,潛意識便越顯現。
三,為外省人的反對與侮辱所激怒。加上他身邊所信任的人缺少智謀之士。
至於有人說李總統早期是虛偽假裝,晚期才是真面目,據我的長期接觸與觀察,應該不是如此,我們不能栽誣李總統。
關於李總統的個人人格,則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虔誠得近於迷信。他坦直、厚道、念舊、好學、有愛心,都是毋庸置疑的。
假如有人要我用最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李總統的特質,我的答案是「書生本色」。每當我看到李總統對重大問題關起門來對資料,作答案,及好強爭勝,比誰大誰小,誰輸誰贏時,我就會想到我做學生時班上的那些資優生。古今中外,書生很少是成功的國家領導人,而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邱吉爾、希特勒、史達林、老總統、毛澤東,他們處理人事與政務,所用的手法與策略,便都脫離不了幾分流氓氣。本質上,英雄與流氓本是一線之隔。同一粒種子,上帝放在這一邊,便是英雄、國家領袖;放在那一邊,便是流氓、黑社會頭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互換位置,我們稱之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2)
壯志未酬(12)
第四十章 台灣前途
在我的思想中,我從無什麼大中國主義、祖國統一、民族大義、同胞愛之類的概念,我認為這些都是政客的口號,在我這一生中,看得太多了。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為了奪取政權,什麼屠殺老百姓的手段都使出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都遭慘死,而這些劊子手卻天天喊救國救民,哪有什麼祖國、民族?
中共政權必須要統一台灣,不僅是中共領導人的意思,而是大陸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這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一個可怕的力量。
面對這種形勢,台灣領導階層所能做的事有兩件:一是儘量延緩中共統一台灣的實際行動,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一是埋頭建設內部,使台灣全面徹底現代化,讓中共及國際社會都不能小看台灣,尤其要使中共覺得以武力統一台灣無從著手,無正當理由下手。
所謂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就是不要搞台獨,甚至不要使中共覺得台灣在暗中搞台獨。
我在1990年為李總統所草擬的「建設現代台灣」,有如下兩段話︰
「台灣四十年來實質上已是獨立,現在再主張台獨,除了少數人要奪取政權外,已毫無意義。
公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嚴厲反對台獨,對台獨活動予以絕對壓制,此舉目的在應付中共。」
台灣真能走上現代化之路,則不僅大幅提升經濟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尤在於提供了阻止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一種堅強無比的無形力量。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台灣,中共無論如何是不敢輕言動武的。
如果照我的做法,則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
一,中國遲早會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因為中國太大了,過去那種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不可能持續下去。如走上聯邦制,則台灣省可為聯邦之一,地方事務,台人治台;中央事務,台人參與。台灣還可享有一個大國及廣大經濟市場的利益。
二,或者中國走上歐盟的方式。即在政治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各構成份子則放棄一部分政治與經濟主權,形成一個上層的聯盟或邦聯的組織。台灣如加入,同樣是得利者,由於血統、語言、文化、歷史等關係,中國未來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可能性最大,而台灣成為聯邦的一份子,也對台灣最有利。現在應該想盡辦法靜待這種演變的和平到來。
但是自1988年以來,李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完全與我的構想相反。內政改革與國家現代化是國力的基礎,也是治理國家最難推動成功,的一個工作,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維新起,到現在將近160年還是距離遙遠,可見其難度之高。台灣全力以赴猶恐不及,而我們卻將其忽視了,實在遺憾。
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卻以極高姿態與中共對抗,不僅台獨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實際行動亦頻頻出現,無人敢於出面說一句阻止的話。幾乎天天都在刺激中共,提醒中共,台灣要獨立了,台灣是另一種文化,是另一個民族。
在這種強烈的對抗姿態下,產生了兩種結果︰
一,在中共的施政優先次序表中,以前因為台灣太小了,本來是一個小問題,優先次序應該很後,中共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統一問題。現在是我方將問題炒熱了,迫使中共不得不提升其優先次序至最前面幾名。
二,堅定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無論當年的葉劍英、鄧小平及以後的江澤民,雖未明白申明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但都強調和平解決。尤其江澤民的八點以及他對台灣的實際行動,在在都表示了相當大的彈性與較和平理性的態度,締造了可以坐下來談的氣氛。由此看來中共並無動武的決心。
但在我方的不斷刺激與提醒之下,終於在1995年至1996年以軍事演習及飛彈發射,向台灣展現軍力。而1996年3月的發射飛彈,等於對台灣的海上封鎖,匯價、股市、房地產價格都下挫。最後得到美方的支援,還指派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域附近監控鎮壓,中共軍事威脅乃告停止。我們雖得到一時的安全保障,但卻種下了兩個我最不願見到的後果︰
一,刺激中共加速更新軍備。中共正在全力更新軍備,而其對手目標則至少是美國西太平洋軍力,甚或包括日本軍力。一旦他認為有一戰的能力時,便極可能對台動武,除非我們與中共關係在此期間有重大改善。
二,另一個我更不願見到的後果,是台灣勢必成為美日兩國藉「美日安保條約」聯手圍堵中共的一個據點,一顆棋子,一個工具。萬一有朝一日中共與美國或包括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則無論中共勝負如何,台灣必付出慘重的代價。
那麼「美日安保條約」真能保得住台灣的安全嗎?我的答案是未必。我們細查美國立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應是世界強國中出兵攻打別人國家次數最多的一個國家,也是半途而廢最多的一個國家。打古巴、打北韓、打北越,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對承諾的信守,我們更是有切膚之痛。
我們以一個不成比例的小國,面對近在咫尺的一個大國,不講求和平共存之道,卻托庇於萬里外的另一個強國,成為這一強國圍堵近鄰強國的工具,而這一強國的過去紀錄又並不可靠,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嗎?
自1997年7月1日起算,除非我方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做好上有重大的轉變與突破,我預計在十年左右,中共對台灣必將有使台灣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具體行動,迫使台灣在兩岸統一上有明確具體的回應,以解決對台灣的統一問題。我之所以以十年左右為期作此預測,基於四個理由:
一,維持現狀時間越久,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統一台灣便越難,阻力便越大。這一點我相信中共已經深切感覺到。
二,過去中共未採取行動,當然是國力不足。近年來,中共國力蒸蒸日上,再過十年左右,除非中共內部發生變亂,否則在經濟與軍事方面都應至少是區域性的強國,足以與外國勢力一拼。
三,一個國家如果在其保衛國家安全的常備軍之外,再大事擴軍,則必有其特殊軍事目標須要達成。現代的軍備耗費至巨,折舊率又非常大。如果擴軍到某個程度而不使用,不去實現目標,則必招致軍備陳舊,師老必疲的後果,雖然不一定使擴軍前功盡棄,但必然損失不小,非一國國力民心所能支持。是以擴軍機器一旦發動,除非其懸想之軍事目標已經消失,否則必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義、日、俄等國競相擴軍結果,終於爆發大戰,可以為證。中共現正在積極擴軍,十年左右,必有所成,亦必將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第四十章 台灣前途
在我的思想中,我從無什麼大中國主義、祖國統一、民族大義、同胞愛之類的概念,我認為這些都是政客的口號,在我這一生中,看得太多了。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為了奪取政權,什麼屠殺老百姓的手段都使出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都遭慘死,而這些劊子手卻天天喊救國救民,哪有什麼祖國、民族?
中共政權必須要統一台灣,不僅是中共領導人的意思,而是大陸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這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一個可怕的力量。
面對這種形勢,台灣領導階層所能做的事有兩件:一是儘量延緩中共統一台灣的實際行動,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一是埋頭建設內部,使台灣全面徹底現代化,讓中共及國際社會都不能小看台灣,尤其要使中共覺得以武力統一台灣無從著手,無正當理由下手。
所謂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就是不要搞台獨,甚至不要使中共覺得台灣在暗中搞台獨。
我在1990年為李總統所草擬的「建設現代台灣」,有如下兩段話︰
「台灣四十年來實質上已是獨立,現在再主張台獨,除了少數人要奪取政權外,已毫無意義。
公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嚴厲反對台獨,對台獨活動予以絕對壓制,此舉目的在應付中共。」
台灣真能走上現代化之路,則不僅大幅提升經濟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尤在於提供了阻止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一種堅強無比的無形力量。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台灣,中共無論如何是不敢輕言動武的。
如果照我的做法,則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
一,中國遲早會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因為中國太大了,過去那種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不可能持續下去。如走上聯邦制,則台灣省可為聯邦之一,地方事務,台人治台;中央事務,台人參與。台灣還可享有一個大國及廣大經濟市場的利益。
二,或者中國走上歐盟的方式。即在政治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各構成份子則放棄一部分政治與經濟主權,形成一個上層的聯盟或邦聯的組織。台灣如加入,同樣是得利者,由於血統、語言、文化、歷史等關係,中國未來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可能性最大,而台灣成為聯邦的一份子,也對台灣最有利。現在應該想盡辦法靜待這種演變的和平到來。
但是自1988年以來,李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完全與我的構想相反。內政改革與國家現代化是國力的基礎,也是治理國家最難推動成功,的一個工作,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維新起,到現在將近160年還是距離遙遠,可見其難度之高。台灣全力以赴猶恐不及,而我們卻將其忽視了,實在遺憾。
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卻以極高姿態與中共對抗,不僅台獨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實際行動亦頻頻出現,無人敢於出面說一句阻止的話。幾乎天天都在刺激中共,提醒中共,台灣要獨立了,台灣是另一種文化,是另一個民族。
在這種強烈的對抗姿態下,產生了兩種結果︰
一,在中共的施政優先次序表中,以前因為台灣太小了,本來是一個小問題,優先次序應該很後,中共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統一問題。現在是我方將問題炒熱了,迫使中共不得不提升其優先次序至最前面幾名。
二,堅定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無論當年的葉劍英、鄧小平及以後的江澤民,雖未明白申明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但都強調和平解決。尤其江澤民的八點以及他對台灣的實際行動,在在都表示了相當大的彈性與較和平理性的態度,締造了可以坐下來談的氣氛。由此看來中共並無動武的決心。
但在我方的不斷刺激與提醒之下,終於在1995年至1996年以軍事演習及飛彈發射,向台灣展現軍力。而1996年3月的發射飛彈,等於對台灣的海上封鎖,匯價、股市、房地產價格都下挫。最後得到美方的支援,還指派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域附近監控鎮壓,中共軍事威脅乃告停止。我們雖得到一時的安全保障,但卻種下了兩個我最不願見到的後果︰
一,刺激中共加速更新軍備。中共正在全力更新軍備,而其對手目標則至少是美國西太平洋軍力,甚或包括日本軍力。一旦他認為有一戰的能力時,便極可能對台動武,除非我們與中共關係在此期間有重大改善。
二,另一個我更不願見到的後果,是台灣勢必成為美日兩國藉「美日安保條約」聯手圍堵中共的一個據點,一顆棋子,一個工具。萬一有朝一日中共與美國或包括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則無論中共勝負如何,台灣必付出慘重的代價。
那麼「美日安保條約」真能保得住台灣的安全嗎?我的答案是未必。我們細查美國立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應是世界強國中出兵攻打別人國家次數最多的一個國家,也是半途而廢最多的一個國家。打古巴、打北韓、打北越,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對承諾的信守,我們更是有切膚之痛。
我們以一個不成比例的小國,面對近在咫尺的一個大國,不講求和平共存之道,卻托庇於萬里外的另一個強國,成為這一強國圍堵近鄰強國的工具,而這一強國的過去紀錄又並不可靠,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嗎?
自1997年7月1日起算,除非我方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做好上有重大的轉變與突破,我預計在十年左右,中共對台灣必將有使台灣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具體行動,迫使台灣在兩岸統一上有明確具體的回應,以解決對台灣的統一問題。我之所以以十年左右為期作此預測,基於四個理由:
一,維持現狀時間越久,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統一台灣便越難,阻力便越大。這一點我相信中共已經深切感覺到。
二,過去中共未採取行動,當然是國力不足。近年來,中共國力蒸蒸日上,再過十年左右,除非中共內部發生變亂,否則在經濟與軍事方面都應至少是區域性的強國,足以與外國勢力一拼。
三,一個國家如果在其保衛國家安全的常備軍之外,再大事擴軍,則必有其特殊軍事目標須要達成。現代的軍備耗費至巨,折舊率又非常大。如果擴軍到某個程度而不使用,不去實現目標,則必招致軍備陳舊,師老必疲的後果,雖然不一定使擴軍前功盡棄,但必然損失不小,非一國國力民心所能支持。是以擴軍機器一旦發動,除非其懸想之軍事目標已經消失,否則必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義、日、俄等國競相擴軍結果,終於爆發大戰,可以為證。中共現正在積極擴軍,十年左右,必有所成,亦必將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呂理州的故事
我在電腦裡找到好友張孟起寫的一篇文章「呂理州的故事」,內容感人,可以明顯感覺到張孟起的義氣。我這輩子能結交到這樣的朋友,真是幸運!所以我將這篇文章放在部落格上與大家共享。
呂理州的故事 張孟起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命又是如此的堅強,在呂理州身上,我們同時看到這兩者。不能想像打起網球虎虎生風的他,只摔一跤就跌進了鬼門關邊緣。也不能想像被醫生建議放棄急救的他,能夠在昏迷一個月之後清醒過來,而且身體和心智都能夠恢復得令醫生稱為「奇蹟中的奇蹟」。
兩年前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劉千瑤的電話,告訴我理州摔了一跤,情況很不好。我立刻趕到汐止國泰醫院加護病房,當時的理州已經陷入重度昏迷,兩眼無法自然閉合,眼神呆滯,身上插了不少管子,幾乎就是植物人。面對悲傷無助的千瑤和理州的兩個兒子,真是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我對臚內出血或是中風多少有點認識,知道百分之百復原是不可能,復原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九十五皆有可能,正因為差異如此巨大,才更令人掙扎。救當然是要救,但是面對漫漫而不可知的復原路,家人能撐下來嗎,理州能撐下來嗎。好學深思溫文爾雅的理州竟然會遭此大難,實在令人感嘆天地不仁,天道寧論。
理州是無神論者,千瑤遇此大變自然是病急亂投醫,不論怪力亂神,只要有一線希望,只是不是要付出太過高昂的代價皆不輕易放棄。我則是認為,凡是確定無害而不確定有益的另類療法都不妨一試。
我透過朋友介紹先為理州求到一瓶來自密宗修道者的神水,將神水沾在不能吞嚥的嘴唇上,如此「喝」了一個星期。此位修道者很有意思,求神水救命者免費,治病則要收費,而理州的狀況在他看來屬於救命範圍所以免費。我又另帶千瑤前去找一位能消災解厄的奇人異士,這位高人曾為我一些親友算命卜卦,倒也都十分靈驗。此人一看理州八字,竟然說「這個人應該已經不在了,你拿他的八字來做什麼。」,千瑤一聽這話大驚失色,我則說「這個人現在的情況和不在也差不多,請你看看還有沒有救」,高人則不置可否的畫符一道燒掉,又在理州穿過的一件內衣上畫符一道,要千瑤當夜丟在河裡。
在理州昏迷的時間裡,試過的另類療法絕不止神水與畫符,可以說是「雞尾酒療法」,所以後來理州出現了被西醫稱為「奇蹟中的奇蹟」式的復原情況後,也很難斷定是何方神聖救了理州。只不過可以肯定千瑤絕對是救理州的神聖之一,如果不是她的堅持,送醫院急救時的理州,醫師是不主張施以救治的。如果不是千瑤堅持在理州昏迷時就進行復健,他後來恢復的程度不會這麼高。
更如果不是千瑤的堅持,她如何能同時面對丈夫的巨變、半大不小的兩個孩子,不可預期的漫漫復健長路,可預期將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清醒後的理州,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但卻清楚的知道這個家庭已經少了一個支柱,多了一個負擔。所幸,理州的智力完全沒受影響,已往所知所學都存在腦中,他還可以像往日一樣的閱讀、寫作,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陸續出爐,我則是搶鮮的讀者。
人生的境遇是如此難料,理州和千瑤攜手走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幽谷,真心為你們感到喜悅和祝福,也要說一聲「你們真的很偉大」。
呂理州的故事 張孟起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命又是如此的堅強,在呂理州身上,我們同時看到這兩者。不能想像打起網球虎虎生風的他,只摔一跤就跌進了鬼門關邊緣。也不能想像被醫生建議放棄急救的他,能夠在昏迷一個月之後清醒過來,而且身體和心智都能夠恢復得令醫生稱為「奇蹟中的奇蹟」。
兩年前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劉千瑤的電話,告訴我理州摔了一跤,情況很不好。我立刻趕到汐止國泰醫院加護病房,當時的理州已經陷入重度昏迷,兩眼無法自然閉合,眼神呆滯,身上插了不少管子,幾乎就是植物人。面對悲傷無助的千瑤和理州的兩個兒子,真是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我對臚內出血或是中風多少有點認識,知道百分之百復原是不可能,復原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九十五皆有可能,正因為差異如此巨大,才更令人掙扎。救當然是要救,但是面對漫漫而不可知的復原路,家人能撐下來嗎,理州能撐下來嗎。好學深思溫文爾雅的理州竟然會遭此大難,實在令人感嘆天地不仁,天道寧論。
理州是無神論者,千瑤遇此大變自然是病急亂投醫,不論怪力亂神,只要有一線希望,只是不是要付出太過高昂的代價皆不輕易放棄。我則是認為,凡是確定無害而不確定有益的另類療法都不妨一試。
我透過朋友介紹先為理州求到一瓶來自密宗修道者的神水,將神水沾在不能吞嚥的嘴唇上,如此「喝」了一個星期。此位修道者很有意思,求神水救命者免費,治病則要收費,而理州的狀況在他看來屬於救命範圍所以免費。我又另帶千瑤前去找一位能消災解厄的奇人異士,這位高人曾為我一些親友算命卜卦,倒也都十分靈驗。此人一看理州八字,竟然說「這個人應該已經不在了,你拿他的八字來做什麼。」,千瑤一聽這話大驚失色,我則說「這個人現在的情況和不在也差不多,請你看看還有沒有救」,高人則不置可否的畫符一道燒掉,又在理州穿過的一件內衣上畫符一道,要千瑤當夜丟在河裡。
在理州昏迷的時間裡,試過的另類療法絕不止神水與畫符,可以說是「雞尾酒療法」,所以後來理州出現了被西醫稱為「奇蹟中的奇蹟」式的復原情況後,也很難斷定是何方神聖救了理州。只不過可以肯定千瑤絕對是救理州的神聖之一,如果不是她的堅持,送醫院急救時的理州,醫師是不主張施以救治的。如果不是千瑤堅持在理州昏迷時就進行復健,他後來恢復的程度不會這麼高。
更如果不是千瑤的堅持,她如何能同時面對丈夫的巨變、半大不小的兩個孩子,不可預期的漫漫復健長路,可預期將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清醒後的理州,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但卻清楚的知道這個家庭已經少了一個支柱,多了一個負擔。所幸,理州的智力完全沒受影響,已往所知所學都存在腦中,他還可以像往日一樣的閱讀、寫作,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陸續出爐,我則是搶鮮的讀者。
人生的境遇是如此難料,理州和千瑤攜手走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幽谷,真心為你們感到喜悅和祝福,也要說一聲「你們真的很偉大」。
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壯志未酬(11)
壯志未酬(11)
1997年5月5日,負有修憲重任的國民大會開議,結果通過了兩條修憲條文︰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立法院同意。二,凍結省長、省議員選舉,省長及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對於這樣的結果,新黨以退席表示反對,國、民兩黨表示滿意,社會大眾則一片嘲罵聲。至於李總統,則認為這是一大成就。但從我的觀點看,則李總統贏得了眼前短暫的勝利,卻輸掉了長期的歷史地位,非常不值得。
第三十九章 外省族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勢而行。南非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白人統治南非之長,統治根基之深厚,統治手法之完備,而其所面對之黑人,則除人口佔優勢之外,無論就任何方面而言,都不如白人,然而一夕之間,政權即移轉至黑人手中。昨日還是階下囚的曼德拉,今日一變而為總統,統治全南非,南非白人只有接受統治。
在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和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了解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權所及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屬於本省人,那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是親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外省人應該有這種了解與心理準備。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好究竟高人一等。老總統遠在1950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沉,推動本土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政策。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而這種損害並未了結,還在繼續中,將來產生何種結果,尚難逆料。而李總統執政以來,可說以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處理內鬥,因而不能傾全力於內政建設。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
一,不要再爭論台獨問題,將台獨問題賦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執政,也都不敢容許台獨越雷池一步。像現在這樣,喊喊口號,主張主張,無關宏旨,所以我從不懼怕台獨問題。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題,將統一問題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夠強迫兩岸統一。所以我從不關心統一問題。
三,不要再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的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下,選民會用投票去解決這些問題。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的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為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會為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了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欲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內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群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1996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為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搥胸頓足,醜言惡罵,做個阿Q而已。
我也知道有些外省人嚥不下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口氣,寧可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被滅亡,違背兩代蔣總統的遺志,也不願見到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又是觀念上的一個大錯誤,這些外省人天天手捧國父遺教,視為聖經,卻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看清了世界潮流,而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而在地方自治之下,即使中共統一台灣,就地方政權來說,也一定是台人治台,正如將來一定是閩人治閩,粵人治粵,桂人治桂,魯人治魯一樣。那麼像過去幾十年的台灣,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將永不再來。
無論外省人是如何地不喜歡李總統,不合作,就是加速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
於此,我不能不嘆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不為己謀,能忍辱負重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只是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加上思想守舊,眼光淺短,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古老日子,所謂新黨除了那個「新」字以外,其他都是舊的,這樣的政黨前途實在有限。
這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1997年5月5日,負有修憲重任的國民大會開議,結果通過了兩條修憲條文︰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立法院同意。二,凍結省長、省議員選舉,省長及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對於這樣的結果,新黨以退席表示反對,國、民兩黨表示滿意,社會大眾則一片嘲罵聲。至於李總統,則認為這是一大成就。但從我的觀點看,則李總統贏得了眼前短暫的勝利,卻輸掉了長期的歷史地位,非常不值得。
第三十九章 外省族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勢而行。南非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白人統治南非之長,統治根基之深厚,統治手法之完備,而其所面對之黑人,則除人口佔優勢之外,無論就任何方面而言,都不如白人,然而一夕之間,政權即移轉至黑人手中。昨日還是階下囚的曼德拉,今日一變而為總統,統治全南非,南非白人只有接受統治。
在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和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了解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權所及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屬於本省人,那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是親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外省人應該有這種了解與心理準備。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好究竟高人一等。老總統遠在1950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沉,推動本土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政策。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而這種損害並未了結,還在繼續中,將來產生何種結果,尚難逆料。而李總統執政以來,可說以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處理內鬥,因而不能傾全力於內政建設。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
一,不要再爭論台獨問題,將台獨問題賦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執政,也都不敢容許台獨越雷池一步。像現在這樣,喊喊口號,主張主張,無關宏旨,所以我從不懼怕台獨問題。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題,將統一問題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夠強迫兩岸統一。所以我從不關心統一問題。
三,不要再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的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下,選民會用投票去解決這些問題。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的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為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會為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了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欲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內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群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1996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為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搥胸頓足,醜言惡罵,做個阿Q而已。
我也知道有些外省人嚥不下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口氣,寧可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被滅亡,違背兩代蔣總統的遺志,也不願見到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又是觀念上的一個大錯誤,這些外省人天天手捧國父遺教,視為聖經,卻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看清了世界潮流,而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而在地方自治之下,即使中共統一台灣,就地方政權來說,也一定是台人治台,正如將來一定是閩人治閩,粵人治粵,桂人治桂,魯人治魯一樣。那麼像過去幾十年的台灣,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將永不再來。
無論外省人是如何地不喜歡李總統,不合作,就是加速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
於此,我不能不嘆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不為己謀,能忍辱負重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只是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加上思想守舊,眼光淺短,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古老日子,所謂新黨除了那個「新」字以外,其他都是舊的,這樣的政黨前途實在有限。
這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壯志未酬(10)
壯志未酬(10)
如果上述內容一一入憲,成為憲法條文,那麼從權力的觀點看,中華民國所有的機關都不存在,只剩下一個總統,這就是「朕即國家」。這種制度被命名為改良的或混合的雙首長制,又是欺騙人民的一種說法,事實上到哪裡去找一個雙首長?這比中國君主專制的制度都更專制,因為中國君主專制仍然對「宮中」(君主)與「府中」(政府)有區別,兩者之間仍有制衡作用,雖然這種機制常被極端專制的君主破壞掉,但總還有點制衡作用,現在則什麼都沒有了。
此外,國發會的共識條文還有廢除鄉鎮長的選舉,與凍結省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精簡其編制。鄉鎮長的選舉為社會及行政組織最基層的選舉,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起步,現在因為選舉時黑金盛行,選出之人選品質不一,危害鄉里,而予以廢除,實在是因噎廢食,開民主的倒車。正如頭痛應該醫頭,而不是砍頭一樣。頭砍了,頭是不痛了,命也沒有了。而廢省的真正理由則是如省長宋楚瑜所說的:「衝著宋楚瑜個人而來的。」意即,一,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二,路線之爭。什麼是路線之爭,宋楚瑜並未明言,其實就是統獨之爭。中華民國之所以仍能稱為「中華」民國,就是因為還轄有一個「中華」的完整的省——台灣省,及一個不完整的省——福建省。沒有了省,就沒有了中華民國,以後就可以稱為台灣民國或台灣共和國,而沒有資格
與「中華」沾上邊了,這就是台灣獨立。許信良當然知道這一點,而李總統不能不知道這一點,中共則是絕對知道這一點。
至於將審計權、總統彈劾權、調查權從監察院移至立法院,其目的則在廢除監察院,連同前述之廢除國民大會,終結則是徹底廢除五權憲法,推翻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現台灣獨立,這可說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不過,我個人並不堅持所謂五權憲法這些教條。但我不能同意藉此搞台獨,推翻中華民國。
那麼,為什麼李總統要堅持修憲呢?我推測有下面的理由:
一,李總統自執政以來至1996年連任八年多的時間,可說全部用在內部的政治鬥爭、與大陸的強烈對抗,及務實外交上,完全疏忽了內政,使得內政日趨腐敗,尤其表現在治安、貪污、道德淪喪、社會秩序失控與生活環境惡化上。我曾公開寫文章及幾次向李總統建言,內政才是國力的基礎,建設內政應列為最優先,而建設內政的起點應為建立優良的文官制度與貫徹法治精神。
不料立法院演出過於失常,完全不尊重一個高票當選的民選總統。國民黨內少數不肖立法委員藉機勒索敲詐。在野黨立法委員則合縱連橫,務以打亂政局,混水摸魚為能事,完全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李總統就任一年以來,簡直一籌莫展,寸步難行。這對滿懷壯志的李總統而言,當然是嚴重的挫折,進而激怒了李總統,要不惜代價,使立法院癱瘓或廢除他的功力,於是才有國發會的共識產生。
而新黨的部分成員及其追隨者都以李總統為鬥爭對象,在言語文字上可說極盡侮辱栽誣之能事。我之所以有時會挺身而出為李總統辯護,就是我的個性看不慣這種栽誣行為,政爭可以,言辭攻擊也可以,但不可以侮辱栽誣對方。結果我也成了新黨侮辱栽誣的對象。
新黨只要有機可乘,絕不放棄倒李總統或給李總統難堪的機會,甚至不惜放棄原則。1996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國民黨佔脆弱多數,新黨見有機可乘,乃與民進黨喝咖啡,進行所謂的大和解,共謀推舉民進黨施明德當立法院長。新黨素以堅決反台獨為號召者,而民進黨則以台灣獨立為最高目標者,應是水火不容;今一個為了倒李,一個為了奪取政權而密切合作,毫無政治原則與理想可言,這給與李總統的刺激與屈辱感可以想見。
李總統有一個善鬥、不服輸、鬥到底的個性,所謂「愛拼才會贏」。對於新黨不擇手段要使他難堪、垮台,李總統的個性必然使他伺機予以沉重的反擊,實乃極其自然的事。
在這些背景下,乃想出不計任何代價與民進黨聯手的辦法,於是有國發會的召開,將與民進黨許信良主席達成的秘密協議,以國發會共識予以正當化。在李總統心目中,立法院既然不循政黨常規做事,予我以屈辱和挫折,我就廢掉你的武功。新黨可以與民進黨喝咖啡,搞大和解,我就可以使民進黨的元帥夜奔我這個敵營,進行全國、全世界都想不到的大和解,將新黨頃刻之間貶成一個泡沫黨。
為什麼許信良會接受這個大和解,而且其熱絡的程度遠超過李總統,唯恐國發會共識不能實現呢?我推想有兩個理由:
一,廢省與台獨。一般人民都知道廢省的真正原因是:1,以廢省作為廢中華民國的第一步,即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實現;2,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同時在立法院將連戰鬥臭鬥垮,使國民黨在第十屆總統競選中推不出強勢候選人。
二,預備奪取政權。在許信良及其同路線人士的看法,下一屆或最多再下一屆總統選舉,民進黨即可勝選,取得政權。現在支持國民黨籍總統擴權,等到民進黨取得總統職位後,台灣獨立即可在實質上完全實現,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牽制。
除了上述國、民兩黨各自的動機外,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應當是雙方迅速達成共識與堅持到底的因素。我發現李總統越到晚年,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便越濃厚。
在中央與省政爭最激烈時,我曾兩度寫信給宋楚瑜省長,支持他的主張。但力勸他要留在體制內抗爭,不可脫離體制,否則便使不上勁,我也告訴他,外省人能在權力核心的,只有他一人,假如脫離了,外省人連向權力核心傳達意見的人都沒有。
這次憲改一定會對李總統的歷史定位有不利的影響。這是因為:
一,所謂國發會的共識與國民黨的黨版修憲條文距離民主政治制度太遠了,完全暴露一個總統要獨自主宰國家政務的企圖,這就是專制與獨裁。對於李總統過去推行民主政治有重大抵消作用。
二,廢除五項選舉也絕對是反民主的。
三,這次修憲,特別是凍省,無論講什麼動人的理由,毫無疑問仍具有濃厚的省籍情節與台獨意識,這不僅刺激中共,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導致國家與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加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未來的危機。而李總統是總統兼黨主席,所負的責任何其重大。
其實,李總統大可以國家全民的總統,國民黨全黨的主席身分,放開格局視野,訂一個公平自由競爭的規則,放手讓中生代去競爭、去協調、去妥協,最後終於會得出一個眾人皆服的結果。至於在公平自由競爭之下,出線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則並不重要。在一個大格局之下,族群不是問題,一切由選民決定。事實上,由少數族群出身的人擔任國家元首或重要公職,反而能成其大,此類例證古今中外史不絕書。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如果上述內容一一入憲,成為憲法條文,那麼從權力的觀點看,中華民國所有的機關都不存在,只剩下一個總統,這就是「朕即國家」。這種制度被命名為改良的或混合的雙首長制,又是欺騙人民的一種說法,事實上到哪裡去找一個雙首長?這比中國君主專制的制度都更專制,因為中國君主專制仍然對「宮中」(君主)與「府中」(政府)有區別,兩者之間仍有制衡作用,雖然這種機制常被極端專制的君主破壞掉,但總還有點制衡作用,現在則什麼都沒有了。
此外,國發會的共識條文還有廢除鄉鎮長的選舉,與凍結省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精簡其編制。鄉鎮長的選舉為社會及行政組織最基層的選舉,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起步,現在因為選舉時黑金盛行,選出之人選品質不一,危害鄉里,而予以廢除,實在是因噎廢食,開民主的倒車。正如頭痛應該醫頭,而不是砍頭一樣。頭砍了,頭是不痛了,命也沒有了。而廢省的真正理由則是如省長宋楚瑜所說的:「衝著宋楚瑜個人而來的。」意即,一,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二,路線之爭。什麼是路線之爭,宋楚瑜並未明言,其實就是統獨之爭。中華民國之所以仍能稱為「中華」民國,就是因為還轄有一個「中華」的完整的省——台灣省,及一個不完整的省——福建省。沒有了省,就沒有了中華民國,以後就可以稱為台灣民國或台灣共和國,而沒有資格
與「中華」沾上邊了,這就是台灣獨立。許信良當然知道這一點,而李總統不能不知道這一點,中共則是絕對知道這一點。
至於將審計權、總統彈劾權、調查權從監察院移至立法院,其目的則在廢除監察院,連同前述之廢除國民大會,終結則是徹底廢除五權憲法,推翻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現台灣獨立,這可說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不過,我個人並不堅持所謂五權憲法這些教條。但我不能同意藉此搞台獨,推翻中華民國。
那麼,為什麼李總統要堅持修憲呢?我推測有下面的理由:
一,李總統自執政以來至1996年連任八年多的時間,可說全部用在內部的政治鬥爭、與大陸的強烈對抗,及務實外交上,完全疏忽了內政,使得內政日趨腐敗,尤其表現在治安、貪污、道德淪喪、社會秩序失控與生活環境惡化上。我曾公開寫文章及幾次向李總統建言,內政才是國力的基礎,建設內政應列為最優先,而建設內政的起點應為建立優良的文官制度與貫徹法治精神。
不料立法院演出過於失常,完全不尊重一個高票當選的民選總統。國民黨內少數不肖立法委員藉機勒索敲詐。在野黨立法委員則合縱連橫,務以打亂政局,混水摸魚為能事,完全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李總統就任一年以來,簡直一籌莫展,寸步難行。這對滿懷壯志的李總統而言,當然是嚴重的挫折,進而激怒了李總統,要不惜代價,使立法院癱瘓或廢除他的功力,於是才有國發會的共識產生。
而新黨的部分成員及其追隨者都以李總統為鬥爭對象,在言語文字上可說極盡侮辱栽誣之能事。我之所以有時會挺身而出為李總統辯護,就是我的個性看不慣這種栽誣行為,政爭可以,言辭攻擊也可以,但不可以侮辱栽誣對方。結果我也成了新黨侮辱栽誣的對象。
新黨只要有機可乘,絕不放棄倒李總統或給李總統難堪的機會,甚至不惜放棄原則。1996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國民黨佔脆弱多數,新黨見有機可乘,乃與民進黨喝咖啡,進行所謂的大和解,共謀推舉民進黨施明德當立法院長。新黨素以堅決反台獨為號召者,而民進黨則以台灣獨立為最高目標者,應是水火不容;今一個為了倒李,一個為了奪取政權而密切合作,毫無政治原則與理想可言,這給與李總統的刺激與屈辱感可以想見。
李總統有一個善鬥、不服輸、鬥到底的個性,所謂「愛拼才會贏」。對於新黨不擇手段要使他難堪、垮台,李總統的個性必然使他伺機予以沉重的反擊,實乃極其自然的事。
在這些背景下,乃想出不計任何代價與民進黨聯手的辦法,於是有國發會的召開,將與民進黨許信良主席達成的秘密協議,以國發會共識予以正當化。在李總統心目中,立法院既然不循政黨常規做事,予我以屈辱和挫折,我就廢掉你的武功。新黨可以與民進黨喝咖啡,搞大和解,我就可以使民進黨的元帥夜奔我這個敵營,進行全國、全世界都想不到的大和解,將新黨頃刻之間貶成一個泡沫黨。
為什麼許信良會接受這個大和解,而且其熱絡的程度遠超過李總統,唯恐國發會共識不能實現呢?我推想有兩個理由:
一,廢省與台獨。一般人民都知道廢省的真正原因是:1,以廢省作為廢中華民國的第一步,即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實現;2,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同時在立法院將連戰鬥臭鬥垮,使國民黨在第十屆總統競選中推不出強勢候選人。
二,預備奪取政權。在許信良及其同路線人士的看法,下一屆或最多再下一屆總統選舉,民進黨即可勝選,取得政權。現在支持國民黨籍總統擴權,等到民進黨取得總統職位後,台灣獨立即可在實質上完全實現,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牽制。
除了上述國、民兩黨各自的動機外,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應當是雙方迅速達成共識與堅持到底的因素。我發現李總統越到晚年,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便越濃厚。
在中央與省政爭最激烈時,我曾兩度寫信給宋楚瑜省長,支持他的主張。但力勸他要留在體制內抗爭,不可脫離體制,否則便使不上勁,我也告訴他,外省人能在權力核心的,只有他一人,假如脫離了,外省人連向權力核心傳達意見的人都沒有。
這次憲改一定會對李總統的歷史定位有不利的影響。這是因為:
一,所謂國發會的共識與國民黨的黨版修憲條文距離民主政治制度太遠了,完全暴露一個總統要獨自主宰國家政務的企圖,這就是專制與獨裁。對於李總統過去推行民主政治有重大抵消作用。
二,廢除五項選舉也絕對是反民主的。
三,這次修憲,特別是凍省,無論講什麼動人的理由,毫無疑問仍具有濃厚的省籍情節與台獨意識,這不僅刺激中共,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導致國家與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加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未來的危機。而李總統是總統兼黨主席,所負的責任何其重大。
其實,李總統大可以國家全民的總統,國民黨全黨的主席身分,放開格局視野,訂一個公平自由競爭的規則,放手讓中生代去競爭、去協調、去妥協,最後終於會得出一個眾人皆服的結果。至於在公平自由競爭之下,出線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則並不重要。在一個大格局之下,族群不是問題,一切由選民決定。事實上,由少數族群出身的人擔任國家元首或重要公職,反而能成其大,此類例證古今中外史不絕書。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壯志未酬(9)
壯志未酬(9)
試想李主席在當總統與國民黨主席12年之後,竟然把政權弄丟了,或者搖搖欲墜,歷史學家該如何下筆記載,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我實在不願見老友重蹈過去國民黨勇於內鬥而怯於外戰,以及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傳統覆轍,於是透過管道希望單獨與李總統做一小時的談話。我預備要談話的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點︰
一,請宋楚瑜搭擋連戰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在連戰當選總統時,將國民黨主席一職給宋楚瑜,並責成宋楚瑜徹底改革國民黨,擺脫目前列寧政黨的性質,走向民主政黨之路,為台灣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良規。
二,徹底檢討兩岸情勢,踏實地制定對大陸的基本政策。
三,假如選舉能順利完成,兩年以後李總統同時卸下總統與黨主席重擔,便分別交給連戰與宋楚瑜。
由於黨政雙方圍剿宋楚瑜的行動日趨激烈,我於是採取公開方式將我要向李總統表達的意見,於接受「中國時報」及各媒體的訪問,說出了一部分,希望藉此引起李總統的注意,出面阻止這種不必要的內鬥。不過,效果可能有限。
第三十六章 期望殷切
自中華民國肇建以來,除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以外,李總統為唯一接受西方教育,親身體驗民主社會生活而又握有實權的文人總統,因之我對他期望殷切。我勸李總統回歸憲法,勸他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就是希望他能以大總統而安於小權力。
過去政權在外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本省人;現在政權在本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外省人。總之,我是希望李總統做全民的總統,不要僅做本省人的總統。李總統雖然兩次向我表明他不是台獨,但省籍情節卻十分濃厚,不到十年,重要職位幾全換為本省人,外省菁英可說淘汰淨盡,無一外省人進入權力核心。
老總統能求才、識才、用才、宥才;經國先生也能求才、用才,但不識才,尤其不能宥才。兩代蔣總統都不知道如何養才。兩代蔣總統都不信才。以老總統來說,能進入權力核心的,多限於江浙同鄉、皇親國戚與學生,經國先生信任的範圍更是狹窄。李總統用人的路線越來越窄,最後陷於中生代的卡位戰難以自拔。我可以說,凡屬積極卡位的,絕非真人才,真人才絕不屑於卡位。
我逐漸發現李總統對我不能推心置腹地信任,我也因而謹慎自守,不想進入他的權力核心。但這是李總統與國家的損失。
第三十七章 崎嶇之路
李總統的個性為︰
一,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二,能忍而難容。三,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四,富智謀而欠周延,因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反而外樹強敵,內啟鬥爭。五,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六,熟知日本情形,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更少具中國文化傳統,亦不熟悉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中國國情。七,鄉土性格十分強烈。八,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九,有雄圖遠略之志,而器識不相稱。十,多拼鬥精神,而少沉潛功夫。
1994年,李總統接受日本的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刊載於「朝日週刊」,標題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紀錄中,李總統說他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喜歡讀日本書。說他自比為摩西來領導台灣人去拼。說國民黨是外來的政權,要將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說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
這一篇訪問稿刊出來之後,引起國內外中國人的強烈反應。特別是中共當局與台灣內部的外省籍人士,都根據這篇訪問稿斷定李總統是台獨,因而予以猛烈攻擊,甚至連李匪、李賊都罵出來了。
坦白說,我的反應也是李總統怎麼可以這樣說話?但是經過我反覆細讀其內容,思考李總統的出身與成長背景,他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一段時間所受到的待遇,及本省人在參政上的不公平,以及他對國民黨的改造意圖,推行民主政治的決心等等因素,再加上他個人的語意學及坦率不加修辭的作風,我認為外人對這篇訪問稿有些誤解的地方。
我於1995年3月寫了一篇文章「縱論國家大局」,發表於「自由時報」。在這篇文章中,我特別提到臺灣前途的問題。我說,如果臺灣不激怒中共,或使中共發現臺灣積極謀求獨立,或挾美、日之勢以逼中共,則臺灣在可預見的未來應安全無虞,可以放手從事內部建設,使臺灣完全現代化。如果在臺灣的族群能照目前的趨勢融合,不為政客所利用,不出20年,在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的高國際化、民主政治及自由社會繼續加強、公平競爭環境大幅改進之下,本省、外省區分將消失於無形。
1996年,總統選戰正式展開,共有李登輝、連戰;林洋港、郝柏村;彭明敏、謝長廷;陳履安、王清峰等四組人士參選。
當年11月,政府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達成五點共識︰
一,總統提名閣揆無需經立法院同意;二,總統有權解散國會;三,凍結省自治選舉;四,鄉鎮市長官派;五,立法院增倒閣及彈劾權,審計部改隸立法院。
這五點共識立即引起全國性的反對,而反對的焦點當然集中於李總統,稱這些修憲條款將製造出一位皇帝總統、超級總統。這一次我不但不能再為老友寫文章辯護,而且還三次向媒體公開談話,也表示不滿之意,以表達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
我之所以感到憤怒與失望,主要因為︰
在程序方面:
所謂共識,實際上不過是李登輝主席與許信良主席之間的共識,但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人士發言動輒說國發會共識,並暗示其代表全國人民的共識,不容許任何人有絲毫的反對,簡直成了聖經。如此做法,實是百分之百地假借黨意與民意的不誠實行為,與過去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做法完全一樣,這是我生最痛恨的一種行為,也是我對政治沒興趣,看不起搞政治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內容方面:
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經立法院同意,剝奪了立法制衡行政之權。二,總統府設國家安全會議,由總統擔任主席,其所作之重要決議,得直接交行政院執行,使必須向立法院負政策責任之行政院失去決策權,而卻仍要負政策責任。另一方面,透過國家安全會議有實際決策權之總統,卻不需向任何機關負責。立法院之質詢權、倒閣權都成了啞巴彈。三,總統可以主動解散立法院,而立法院雖有倒閣權,但所倒的不是有實際決策權的總統,而是總統幕僚長性質的行政院長,而且倒閣之後,總統可以再任命一個他認為適當的人選,立法院只能乾瞪眼。四,重大民生法案送立法院一年之內不予審議通過,即自動生效。依照上述四點修憲條文,總統便完全吃掉了立法院。
(待續)
★最近不幸生病,一開始是嚴重腹瀉,半夜必須起床上廁所5次之多,而且大出來的幾乎都是水,上大號好像在上小號;接著是喉嚨痛。我看這次病情來勢洶洶,不敢輕敵,像上次一樣靠體內免疫力克服,只好到診所看醫生拿藥。醫生說是罹患腸胃型感冒。但願以後不要再罹患這麼麻煩的病,一個夜晚竟然腹瀉5次!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試想李主席在當總統與國民黨主席12年之後,竟然把政權弄丟了,或者搖搖欲墜,歷史學家該如何下筆記載,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我實在不願見老友重蹈過去國民黨勇於內鬥而怯於外戰,以及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傳統覆轍,於是透過管道希望單獨與李總統做一小時的談話。我預備要談話的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點︰
一,請宋楚瑜搭擋連戰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在連戰當選總統時,將國民黨主席一職給宋楚瑜,並責成宋楚瑜徹底改革國民黨,擺脫目前列寧政黨的性質,走向民主政黨之路,為台灣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良規。
二,徹底檢討兩岸情勢,踏實地制定對大陸的基本政策。
三,假如選舉能順利完成,兩年以後李總統同時卸下總統與黨主席重擔,便分別交給連戰與宋楚瑜。
由於黨政雙方圍剿宋楚瑜的行動日趨激烈,我於是採取公開方式將我要向李總統表達的意見,於接受「中國時報」及各媒體的訪問,說出了一部分,希望藉此引起李總統的注意,出面阻止這種不必要的內鬥。不過,效果可能有限。
第三十六章 期望殷切
自中華民國肇建以來,除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以外,李總統為唯一接受西方教育,親身體驗民主社會生活而又握有實權的文人總統,因之我對他期望殷切。我勸李總統回歸憲法,勸他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就是希望他能以大總統而安於小權力。
過去政權在外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本省人;現在政權在本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外省人。總之,我是希望李總統做全民的總統,不要僅做本省人的總統。李總統雖然兩次向我表明他不是台獨,但省籍情節卻十分濃厚,不到十年,重要職位幾全換為本省人,外省菁英可說淘汰淨盡,無一外省人進入權力核心。
老總統能求才、識才、用才、宥才;經國先生也能求才、用才,但不識才,尤其不能宥才。兩代蔣總統都不知道如何養才。兩代蔣總統都不信才。以老總統來說,能進入權力核心的,多限於江浙同鄉、皇親國戚與學生,經國先生信任的範圍更是狹窄。李總統用人的路線越來越窄,最後陷於中生代的卡位戰難以自拔。我可以說,凡屬積極卡位的,絕非真人才,真人才絕不屑於卡位。
我逐漸發現李總統對我不能推心置腹地信任,我也因而謹慎自守,不想進入他的權力核心。但這是李總統與國家的損失。
第三十七章 崎嶇之路
李總統的個性為︰
一,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二,能忍而難容。三,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四,富智謀而欠周延,因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反而外樹強敵,內啟鬥爭。五,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六,熟知日本情形,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更少具中國文化傳統,亦不熟悉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中國國情。七,鄉土性格十分強烈。八,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九,有雄圖遠略之志,而器識不相稱。十,多拼鬥精神,而少沉潛功夫。
1994年,李總統接受日本的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刊載於「朝日週刊」,標題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紀錄中,李總統說他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喜歡讀日本書。說他自比為摩西來領導台灣人去拼。說國民黨是外來的政權,要將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說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
這一篇訪問稿刊出來之後,引起國內外中國人的強烈反應。特別是中共當局與台灣內部的外省籍人士,都根據這篇訪問稿斷定李總統是台獨,因而予以猛烈攻擊,甚至連李匪、李賊都罵出來了。
坦白說,我的反應也是李總統怎麼可以這樣說話?但是經過我反覆細讀其內容,思考李總統的出身與成長背景,他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一段時間所受到的待遇,及本省人在參政上的不公平,以及他對國民黨的改造意圖,推行民主政治的決心等等因素,再加上他個人的語意學及坦率不加修辭的作風,我認為外人對這篇訪問稿有些誤解的地方。
我於1995年3月寫了一篇文章「縱論國家大局」,發表於「自由時報」。在這篇文章中,我特別提到臺灣前途的問題。我說,如果臺灣不激怒中共,或使中共發現臺灣積極謀求獨立,或挾美、日之勢以逼中共,則臺灣在可預見的未來應安全無虞,可以放手從事內部建設,使臺灣完全現代化。如果在臺灣的族群能照目前的趨勢融合,不為政客所利用,不出20年,在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的高國際化、民主政治及自由社會繼續加強、公平競爭環境大幅改進之下,本省、外省區分將消失於無形。
1996年,總統選戰正式展開,共有李登輝、連戰;林洋港、郝柏村;彭明敏、謝長廷;陳履安、王清峰等四組人士參選。
當年11月,政府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達成五點共識︰
一,總統提名閣揆無需經立法院同意;二,總統有權解散國會;三,凍結省自治選舉;四,鄉鎮市長官派;五,立法院增倒閣及彈劾權,審計部改隸立法院。
這五點共識立即引起全國性的反對,而反對的焦點當然集中於李總統,稱這些修憲條款將製造出一位皇帝總統、超級總統。這一次我不但不能再為老友寫文章辯護,而且還三次向媒體公開談話,也表示不滿之意,以表達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
我之所以感到憤怒與失望,主要因為︰
在程序方面:
所謂共識,實際上不過是李登輝主席與許信良主席之間的共識,但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人士發言動輒說國發會共識,並暗示其代表全國人民的共識,不容許任何人有絲毫的反對,簡直成了聖經。如此做法,實是百分之百地假借黨意與民意的不誠實行為,與過去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做法完全一樣,這是我生最痛恨的一種行為,也是我對政治沒興趣,看不起搞政治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內容方面:
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經立法院同意,剝奪了立法制衡行政之權。二,總統府設國家安全會議,由總統擔任主席,其所作之重要決議,得直接交行政院執行,使必須向立法院負政策責任之行政院失去決策權,而卻仍要負政策責任。另一方面,透過國家安全會議有實際決策權之總統,卻不需向任何機關負責。立法院之質詢權、倒閣權都成了啞巴彈。三,總統可以主動解散立法院,而立法院雖有倒閣權,但所倒的不是有實際決策權的總統,而是總統幕僚長性質的行政院長,而且倒閣之後,總統可以再任命一個他認為適當的人選,立法院只能乾瞪眼。四,重大民生法案送立法院一年之內不予審議通過,即自動生效。依照上述四點修憲條文,總統便完全吃掉了立法院。
(待續)
★最近不幸生病,一開始是嚴重腹瀉,半夜必須起床上廁所5次之多,而且大出來的幾乎都是水,上大號好像在上小號;接著是喉嚨痛。我看這次病情來勢洶洶,不敢輕敵,像上次一樣靠體內免疫力克服,只好到診所看醫生拿藥。醫生說是罹患腸胃型感冒。但願以後不要再罹患這麼麻煩的病,一個夜晚竟然腹瀉5次!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7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8)
我與李登輝在國內外考察期間,朝夕相處。李登輝知道我毫無省籍觀念,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份子,不怕被我出賣,因此一路上無話不談。李登輝會時常說出他對當時政局的感受,對政府、對國民黨、對領導人都有相當強烈的批評與不滿。最後,我勸他加入國民黨,我勸說的大意是︰「無論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是好是壞,我們都得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仍得由這個黨與這個政府來統治,無力推翻它,而且推翻的代價也太大了,台灣承擔不起,那麼,便只有從內部改革了。而要從內部改革,就要靠我們這樣的好人多一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才有希望變好。如果我們這樣的好人都不加入,那麼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便會越來越壞了。」結果李登輝在東京同意加入國民黨,相約回台北就辦手續。李登輝在出任總統後,有一次還問我:「你記得我們在東京的談話嗎?」可見,李登輝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很念舊的人,就不會是壞人。
1970年,我擔任介紹人,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不料李登輝日後竟成了國民黨的主席。
順便要提到一件事。我們在東京考察期間,曾由李登輝提議,拜訪本省籍旅日農業經濟學家,後亦成為歷史學家的戴國煇(理州注:我在日本一橋大學讀書時,曾選修戴國煇老師的課,他的上課內容相當有趣。戴國煇老師出生於1931年,去世於2001年,享年只有70歲)。戴國煇時為我國情治人員列入不歡迎的黑名單,不能回國。事後事實證明戴國煇為一愛國者,長年旅居日本,但仍持中華民國護照,與台獨毫不相干。
一般人也許好奇,我與當時的李登輝非親非故,為何要對他如此示好。說得神秘一點,是緣,我相信緣份。說得通俗一點,是我愛才的個性使然,因愛才不免對當時的李登輝有惺惺相惜之意,希望他能出頭,為國所用,我是真心誠意地為國舉才,但絕沒想到他一飛沖天,做了總統。
李登輝之能走上總統之路,除了經國先生的特達之知,予以不次的拔擢及刻意的栽培,以及他個人的條件與努力外,尚得力於下列諸人的幫助:
一,王作榮。沒有我幾次強力的推薦,及向經國先生寫信抗議對李登輝的處置不公及不智,以當時李登輝的職位,經國先生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李登輝這個人。
二,嚴家淦、黃少谷、孫運璿。這三個人都是經國先生所最敬重與信任的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省主席和副總統時,一定會徵詢這三個人的意見,這三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對李登輝表示不同意見,經國先生就要慎重考慮。假如有兩個表示不同意見,李登輝就不可能被選中。這其中孫運璿尤處關鍵地位,據我的了解,他不僅是消極地被諮詢,而是積極推薦支持的人。
三,余紀忠、宋楚瑜。他們兩人臨門一腳,將李登輝送上中國國民黨主席寶座。
四,蔣彥士。在1990年政爭最激烈時,李登輝競選第八任總統受到嚴重威脅,幾於不保,賴所謂八大老出面調停,得以平安度過,而最得力的人物即為蔣彥士。
以上諸人都有下列兩個共同的特點:
一,他們都無求於李登輝,也不會希望李登輝將來有什麼回報。特別是前四個人,在他們幫助李登輝的當時,地位都比李登輝高。
二,都是外省人。
第三十五章 君子之交
我與李登輝總統之間的關係,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我們是長期的老友好友,但不是密友。1988年,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我曾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要做有權力的總統」。對老朋友期望甚高。這一篇社論顯然不為李總統所接受,他後來曾問我︰「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我未曾作答。
李總統應該知道我最適當的職務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結果發表了錢復,真是出人意料。我一生的職志並不是想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而只想政府給我一個職位,讓我將這一點知識充分發揮,為國家的現代化盡一點心力,而經建會主委正是這樣的一個職位。
在當前的台灣,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唯一能綜攬全局,率領一批人為台灣設計一全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並有能力及魄力監督執行的人。以後十年之內,台灣能否再出現我這樣背景的人,就很難說了。
1989年,李總統邀請我至台中惠蓀農場度假時,我曾建議︰「兩代蔣總統在台灣所未做的事為民主政治,而中國人與台灣目前最感缺乏的也是民主政治。所以總統如果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成功,則不僅開中華民族歷史上之另一新紀元,尤其台灣為總統之家鄉,總統有責任使台灣民主化,總統不做,還希望何人來做?因此建議回歸憲法,同時建立文官制度與法治,此為民主政治必不可少之條件。」
當然我不會狂妄自大說李總統推行民主政治是受我的影響。李總統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有好幾個因素促成︰
一,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已具備民主政治的基礎,形勢上已非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可。
二,民主政治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將是21世紀政治制度的主流,且不會回頭,台灣不能違逆這個趨勢。
三,台灣要想在國際上打開一道出路,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以確保生存,實施民主政治,符合國際社會的水準,是一條必走的路。
四,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李總統個人有民主政治的體驗和知識,他兩度留學美國,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感受一定很深。
在單獨談話中,我還有另一個建議是︰「要做中華民國的總統,在中華民族史上留名,不要做台灣總統,做台灣總統沒什麼意思。」
1996年,李總統召見我,要我擔任監察院長。監察院在李總統心目中,是一個「捉蚊子」的院,是一個無事可做的閒職,目的在安置我,而不是要我做事。
自1998年初開始,有關方面一方面積極部署連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另一方面則對認為是連戰潛在競爭對手的宋楚瑜,發動黨政兩方面的猛烈攻擊,我對此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對中華民國的生存來說,最大的對手是中共;對政黨掌握執政權來說,最大的對手是民進黨。現在前者正在外交與軍事兩方面雙管齊下,力求在短期內夾殺中華民國;後者則已取得台灣的地方政權,只差一腳便可以取得整個台灣的執政權,而那一腳已經跨進總統之路一半了。李總統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執政黨主席,所應全力應付的是這兩種情勢,而不是宋楚瑜;所應該做的是團結宋楚瑜及所有國民黨的力量,防禦中共,內制民進黨,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及國民黨的執政權。否則,國家垮了,李總統便是亡國之君;國民黨執政權丟了,李主席便是辱黨之魁。兩者都會在歷史上留下洗不掉的惡名。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我與李登輝在國內外考察期間,朝夕相處。李登輝知道我毫無省籍觀念,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份子,不怕被我出賣,因此一路上無話不談。李登輝會時常說出他對當時政局的感受,對政府、對國民黨、對領導人都有相當強烈的批評與不滿。最後,我勸他加入國民黨,我勸說的大意是︰「無論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是好是壞,我們都得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仍得由這個黨與這個政府來統治,無力推翻它,而且推翻的代價也太大了,台灣承擔不起,那麼,便只有從內部改革了。而要從內部改革,就要靠我們這樣的好人多一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才有希望變好。如果我們這樣的好人都不加入,那麼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便會越來越壞了。」結果李登輝在東京同意加入國民黨,相約回台北就辦手續。李登輝在出任總統後,有一次還問我:「你記得我們在東京的談話嗎?」可見,李登輝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很念舊的人,就不會是壞人。
1970年,我擔任介紹人,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不料李登輝日後竟成了國民黨的主席。
順便要提到一件事。我們在東京考察期間,曾由李登輝提議,拜訪本省籍旅日農業經濟學家,後亦成為歷史學家的戴國煇(理州注:我在日本一橋大學讀書時,曾選修戴國煇老師的課,他的上課內容相當有趣。戴國煇老師出生於1931年,去世於2001年,享年只有70歲)。戴國煇時為我國情治人員列入不歡迎的黑名單,不能回國。事後事實證明戴國煇為一愛國者,長年旅居日本,但仍持中華民國護照,與台獨毫不相干。
一般人也許好奇,我與當時的李登輝非親非故,為何要對他如此示好。說得神秘一點,是緣,我相信緣份。說得通俗一點,是我愛才的個性使然,因愛才不免對當時的李登輝有惺惺相惜之意,希望他能出頭,為國所用,我是真心誠意地為國舉才,但絕沒想到他一飛沖天,做了總統。
李登輝之能走上總統之路,除了經國先生的特達之知,予以不次的拔擢及刻意的栽培,以及他個人的條件與努力外,尚得力於下列諸人的幫助:
一,王作榮。沒有我幾次強力的推薦,及向經國先生寫信抗議對李登輝的處置不公及不智,以當時李登輝的職位,經國先生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李登輝這個人。
二,嚴家淦、黃少谷、孫運璿。這三個人都是經國先生所最敬重與信任的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省主席和副總統時,一定會徵詢這三個人的意見,這三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對李登輝表示不同意見,經國先生就要慎重考慮。假如有兩個表示不同意見,李登輝就不可能被選中。這其中孫運璿尤處關鍵地位,據我的了解,他不僅是消極地被諮詢,而是積極推薦支持的人。
三,余紀忠、宋楚瑜。他們兩人臨門一腳,將李登輝送上中國國民黨主席寶座。
四,蔣彥士。在1990年政爭最激烈時,李登輝競選第八任總統受到嚴重威脅,幾於不保,賴所謂八大老出面調停,得以平安度過,而最得力的人物即為蔣彥士。
以上諸人都有下列兩個共同的特點:
一,他們都無求於李登輝,也不會希望李登輝將來有什麼回報。特別是前四個人,在他們幫助李登輝的當時,地位都比李登輝高。
二,都是外省人。
第三十五章 君子之交
我與李登輝總統之間的關係,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我們是長期的老友好友,但不是密友。1988年,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我曾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要做有權力的總統」。對老朋友期望甚高。這一篇社論顯然不為李總統所接受,他後來曾問我︰「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我未曾作答。
李總統應該知道我最適當的職務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結果發表了錢復,真是出人意料。我一生的職志並不是想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而只想政府給我一個職位,讓我將這一點知識充分發揮,為國家的現代化盡一點心力,而經建會主委正是這樣的一個職位。
在當前的台灣,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唯一能綜攬全局,率領一批人為台灣設計一全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並有能力及魄力監督執行的人。以後十年之內,台灣能否再出現我這樣背景的人,就很難說了。
1989年,李總統邀請我至台中惠蓀農場度假時,我曾建議︰「兩代蔣總統在台灣所未做的事為民主政治,而中國人與台灣目前最感缺乏的也是民主政治。所以總統如果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成功,則不僅開中華民族歷史上之另一新紀元,尤其台灣為總統之家鄉,總統有責任使台灣民主化,總統不做,還希望何人來做?因此建議回歸憲法,同時建立文官制度與法治,此為民主政治必不可少之條件。」
當然我不會狂妄自大說李總統推行民主政治是受我的影響。李總統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有好幾個因素促成︰
一,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已具備民主政治的基礎,形勢上已非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可。
二,民主政治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將是21世紀政治制度的主流,且不會回頭,台灣不能違逆這個趨勢。
三,台灣要想在國際上打開一道出路,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以確保生存,實施民主政治,符合國際社會的水準,是一條必走的路。
四,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李總統個人有民主政治的體驗和知識,他兩度留學美國,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感受一定很深。
在單獨談話中,我還有另一個建議是︰「要做中華民國的總統,在中華民族史上留名,不要做台灣總統,做台灣總統沒什麼意思。」
1996年,李總統召見我,要我擔任監察院長。監察院在李總統心目中,是一個「捉蚊子」的院,是一個無事可做的閒職,目的在安置我,而不是要我做事。
自1998年初開始,有關方面一方面積極部署連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另一方面則對認為是連戰潛在競爭對手的宋楚瑜,發動黨政兩方面的猛烈攻擊,我對此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對中華民國的生存來說,最大的對手是中共;對政黨掌握執政權來說,最大的對手是民進黨。現在前者正在外交與軍事兩方面雙管齊下,力求在短期內夾殺中華民國;後者則已取得台灣的地方政權,只差一腳便可以取得整個台灣的執政權,而那一腳已經跨進總統之路一半了。李總統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執政黨主席,所應全力應付的是這兩種情勢,而不是宋楚瑜;所應該做的是團結宋楚瑜及所有國民黨的力量,防禦中共,內制民進黨,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及國民黨的執政權。否則,國家垮了,李總統便是亡國之君;國民黨執政權丟了,李主席便是辱黨之魁。兩者都會在歷史上留下洗不掉的惡名。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壯志未酬(7)
壯志未酬(7)
第二十八章 蔣經國總統
我對經國先生印象不好,是因為他的俄國作風;但我佩服他的智慧與機敏。他幼年失教,未曾讀過什麼書,十餘歲正當人格與知識形成之年,又被送往俄國,棄置不問。他在俄國那段時間,正是史達林掌權,對內清算鬥爭激烈進行的期間,耳濡目染,很自然便學會了蘇俄共產黨專政的那一套觀念與手段。回國以後,又從中國文化與小說中學到了包青天、打抱不平等一類的想法,以及零星的儒家觀念,而對於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精神、人權觀念,可說一無所知。再加上他喜猜忌、神秘、虛假、陰狠而又聰明的個性,使得他的思想與行為十分複雜奇特,叫人難測。這本是梟雄之主所常有的特徵,不足為病。
老總統懍於大陸之變,昔日貼身親信,一夕之間都變成降臣叛將,驚怒之餘,更覺唯有兒子可靠,於是從遷台之日起,便加速培養經國先生。所有妨礙經國先生接掌權力的人物,如吳國楨、孫立人、周至柔等人都逐步清除或閒置。1964年陳誠逝世,最後一個障礙消失,經國先生接位之勢便水到渠成。
一直到1984年,經國先生還堅持不許開放黨禁,不肯取消戒嚴令。至於大陸政策,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仍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但是到了1986年,便容忍民進黨成立。1987年,宣佈解嚴。老總統與經國先生早知道反攻無望,及料到日後局勢之發展,外省籍人士不可能長期統治台灣,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想要在台灣生存下去,便必須本土化。1970年代以後,更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經國先生於1984年提名比他年輕甚多的李登輝為副總統,以他的健康與年齡,則接班之意至為明顯。晚年甚至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政權正在轉移中,本省人士不必急」等語。
經國先生一生之言行、思想轉折甚多。遷台早期,簡直是恐怖統治,以後雖稍放鬆,仍是絕對威權統治,毫無民主氣息。而且為求將來能繼承大位,不著痕跡地、無情地整肅對自己有妨礙者,甚至一再用冤獄羅織入罪,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不佳。其晚年採取較開明政策,並自稱台灣人,將政權逐漸轉移給本省人士,與早年作風幾乎完全相反。這顯示經國先生之智慧,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隨機應變。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經國先生足以當之,此所以我要欽佩他的智慧,他夠得上是一代人才,其他外省籍人士相差太遠了。
由於我的教育背景、個性,及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故不欣賞經國先生的作風,從未想到要去接近他,背後都隨著別人稱他蔣太子或小蔣。
1964年某日,忽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救國團主任經國先生要見我一談,地點就在救國團團址,我如期前往,談話約十餘分鐘,十分客氣,以後大概一年召見一兩次。我之所以被注意到,還是由於他看到了我的「台灣經濟發展之路」一書。
後來我奉經國先生之命,籌劃出國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於1871年派了一個為數46人由岩倉具視率領的考察團,赴美歐作為時一年九個月之考察,日本政府有一半人都在裡面,考察結果即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依據。我想仿傚日本人,不過提出十餘人,為時三個月之日本考察,以及歐洲考察,竟被擱置,遲不批下,這個政府實在沒出息,不,應該是中國人沒出息,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別人都像他們,只想做官,不想做事。經打聽的結果,原來有人向經國先生告密,說我好大喜功,從來沒有如此龐大的考察團與如此長的時間,顯然是在培植私人勢力,預備將來組閣。我當即再上書經國先生,請將考察團縮小為我與李登輝二人,時間為韓國一週,日本兩週。
孫運璿部長是當時所有財經首長中,唯一未排斥我,且處處為我設想,禮遇有加的人。
我離開經合會,過了將近半年,經國先生向左右問起︰「王作榮現在何處,怎麼沒聽到他的聲音?我們以為他會鬧事的。」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由他的這句話,我相信他們連假如我要鬧事會如何來對付我的一套手段都想好了。假如我鬧事,說不定會加上一個莫須有的通匪,或知匪不報的罪名,送往綠島。事實上,我在調查局的一位老友就曾經警告我,我對國外的通信已經受到檢查,要我不要亂寫,原來他們怕我真的通匪或與國外反政府人士勾結。
平情而論,經國先生並非無用我之心,實緣阻力大而多。他也透過楊家麟傳話,要我不要寫社論。其意當然是寫社論得罪太多人,他不好用我。
經國先生以經設會不設顧問為由,對我違法資遣,不免於蘇俄共產黨的清算作風。於此可見其器量之狹小,究非英雄豪傑之士,不能成大業,與老總統相比,便差得遠了。
兩代蔣總統雖口不離民主憲政,心中則毫無民主憲政的概念;雖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為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
第三十章 王永慶董事長
經國先生對台塑企業的限制,是不願台塑勢力過大,不願見到王永慶董事長的經濟力量太大。台塑在大陸海滄設廠未能成功,漳州電廠又受到阻礙而拖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以王董事長之聲望地位及投資規模,很可能對兩岸關係發生某種程度正面的影響。有一次他問我到大陸投資的意見,我的答覆是︰「假如我是你,我早就去了。」
王永慶董事長是一位天才。這並不是因為他企業經營有成,而是我與他多年的交往與談話中得來的。我與他談話從無溝通上的困難,一說就懂,其中還涉及一些比較複雜需要若干經濟學理知識的經濟問題,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對政治及許多社會問題也有精闢的見解。尤其他在精明中寓有厚道。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他可以當經濟部長,絕非過譽之辭。
經國先生受俄國思想影響,不喜歡龐大企業或大財團,對王董事長個人可能還有點成見,因而對其發揮經營才能,擴大事業範圍,無論性質如何,均屢次加以否決,就國家社會利益來說,實在很不幸。一個有才能的人,為什麼不讓他充分發揮才能呢?為什麼要讓人才浪費呢?
第三十三章 為國舉才
1960年,我在美援應用委員會主持經濟研究工作,四處尋覓懂計量經濟學人才,有人告訴我,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有一位李登輝,對計量經濟學頗有研究。我並不認識李登輝,便逕自到農復會造訪。當我說明來意,李登輝欣然同意。不過後來為該會農業經濟組組長所否決,事遂未成。這是我認識李總統的開始。
後來,我奉經國先生之命考察韓國、日本經濟。我簽請經國先生核准派李登輝一同考察。不料,李登輝的出境受到阻礙。原因是部分情治人員小題大作。我在得悉受阻後,立即寫了一封信給經國先生,大意是說︰「歷代處非常時期,當局者對待真正人才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重用;一個是殺掉。所以要殺掉,是因為避免其為敵人所用或他自己帶頭造反。現在政府對待本省籍稍有不同意見的人才,是既不敢重用,也不敢殺掉,只是限制其出境、入境,及在國內之活動範圍,這是自己製造敵人,實非良策。李登輝品學兼優,為國際知名農業經濟專家,為人亦誠實厚道,為一難得的本省籍人才,重用之不遑,如何又以限制出境這種手法,製造敵人?」上書不到一週,李登輝出境事即獲批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6)
壯志未酬(6)
老總統對台灣的具體貢獻如下:
一,老總統領導中國人與日本血戰八年,使得本省人由日本的三等國民、亡國奴的地位,變成了中華民國的一等國民,能自己當家作主,站在日本人面前可以抬頭挺胸,不再有自卑感。
我所謂三等國民,係指日本人為一等國民。日本政府特准皇民化的本省人為二等國民,人數並不是很多。
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三等國民不准與日本人同住一個地區,同上一所學校,同乘一節火車廂。日本警察更是任意打人耳光,開口就罵清國奴、支那人。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對本省人在人格上的羞辱。因此有志氣的本省世家子弟當然受不了,紛紛回歸大陸,如謝東閔、連震東諸位先生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會說,光復初期來台的外省人對待本省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誠然,政府在大陸時代,黨、政、軍、情四種公務人員品質參差不齊,尤以黨工與情治人員為最,軍隊亦復如此,視一般無知百姓如土芥,尤其在偏遠地區,對善良百姓更是生殺予奪,百姓只有逆來順受。但這是普遍性的,不分省區,沒有等級。這些人來到台灣固然如此,在大陸各地區更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是普遍地欺壓老百姓,不像日本人專門欺壓台灣的三等國民。
二,帶領一批技術官僚與技術人員從事台灣經濟建設,打開台灣經濟繁榮之路,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
當時追隨老總統來台的高級技術官僚,如葉公超、俞大維、尹仲容、蔣夢麟、嚴家淦、楊繼曾、徐柏園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屬,無一不是具備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知識,而又愛國守分,操守廉潔,現在的官員與他們相比差得太遠了。那時我追隨他們之後,只聽到他們如何憂國憂民,從未聽說有卡位之爭。
當時主持台灣經濟建設的,幾乎全為老總統帶來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參加,這當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當時缺乏這樣的人才。這是因為日本人長期壓制本省人,不培養本省籍人才。
三,帶來了一批民間企業家與大量資金,成為發展台灣經濟的主力。
全家來台者,很可能帶著全部的儲蓄。以我家為例,全家來台,便帶有約一千五百美元的儲蓄,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這些外省人帶來的儲蓄,很多都變成建設台灣經濟的大小投資。
我最欣賞與佩服本省籍同胞的冒險犯難的企業家精神。我常思索本省籍同胞如何會有這種企業家精神。我的答案是一半由於血統,一半由於台灣的自然環境。所謂血統,是指他們的祖先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這群移民如果沒有冒險犯難的企業家精神,就不會遠渡重洋到一座荒島上求生路,就會留在老家窮苦一輩子。
所謂自然環境,是指台灣的天然資源並不豐富,台灣是美麗而貧乏。走出大門,所見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要謀生,就得靠智力、靠努力、靠冒險、靠吃苦。總之,靠愛拼才會贏,也因此而養成了好鬥的特性。
1952年,即中央政府遷台三年後,就將農工生產與電力運輸等恢復到日據時代的最高產量。1976年,台灣經濟已經起飛了。
日本人佔據台灣五十年,確實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這些貢獻雖然在戰時及撤退時大部分被摧毀與帶走,但有一部分無形的、軟體的珍貴貢獻卻留下來了,這對台灣日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幫助至大。包括普及教育制度、全省交通運輸與電力網、治安制度、司法制度、農業組織、金融制度、全省水利灌溉制度等。
但有極少數偏激的政治人物、思想狹窄的學者,與少不更事的知識青年,竟然視老總統如寇讎,開口就罵,動手就侮辱他的銅像,以快個人恩仇。他們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老總統實施白色恐怖的統治。
白色恐怖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外省人,對於台獨人士,則多採取短期徒刑或放逐國外的辦法。所以所謂白色恐怖,犧牲最大者是外省人。
毋庸諱言,在執行這種政策時,執行人員不免有所偏差,而其中若干不肖之徒,亦常挾怨尋仇,致使許多無辜者蒙冤受屈,冤殺冤囚者頗多。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則得到相當的安定,得以集中力量於經濟建設及對抗中共,亦為不爭之事實。在兩代蔣總統治理期中,台灣很少民主,但人民卻享有政治以外的充分自由。而政治只要不涉及中共、台獨、組黨、污辱兩代蔣總統,其他則並無嚴苛限制,與中共毛澤東時代、蘇俄史達林時代及德國希特勒時代,甚至老總統在大陸時代,都要溫和很多,談不上是什麼白色恐怖。
有極少數的人想盡辦法要將老總統羅織到二二八事件中,我要指出幾點:
1,二二八是一個偶發事件逐漸演變成武裝對抗,許多無辜外省人被屠殺。任何當政者處在這種情形下,都要派兵鎮壓。
2,極少數本省籍政客及部分受害者家屬,這幾年可說年年都在二二八前後炒熱一陣子,唯恐族群之間不分裂。另一方面,對日據時代,日本人屠殺本省同胞則根本無人提及。
陳水扁就任台北市長伊始,便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其意謂老總統不如最早登陸宜蘭、最先進入台北盆地的凱達格蘭原始民族,藉以羞辱老總統。
國人中有兩個人應該站出來為這件事說話的,但都沒有。一位是李登輝總統,應以元首之尊為故元首的受辱說幾句話,更何況身受經國先生栽培提攜之恩,方有今日;另一位是郝柏村,更受兩代蔣總統的栽培提攜之恩,躋於高位。
我希望以後無論哪一任的市長,能將凱達格蘭大道路名改回來,須知介壽路是一個很典雅的名稱,有兩種含意:其一,當然是紀念老總統,因為他字介石,介壽正好祝其長壽;其二,介壽典出「詩經」:「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敬你一杯春酒,祝你活到眉毛長出白長毛來。所以介壽路者,是祝全國人都長壽的意思,並不限於老總統。
我是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的。一個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一旦逝世,便應讓其平靜地走入歷史,一生功過是非,百年之後,公正的歷史學家也許會給他一個定論,留名青史。所以我一向主張,除非是出自廣大人民的自動自發,千萬不要用公權力與公帑搞什麼銅像、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尤其不必在公共場所就要掛四幅像,國父、老總統、經國先生的遺像都應該取下,只掛現任元首的像,表示對國家的尊敬。我也不贊成放紀念假,搞什麼謁陵,以前皇帝都並未如此。我也主張國民黨或政府經由海基會透過海協會與中共高層密商,將兩代蔣總統的靈柩運回其故鄉奉化安葬。
1967年,老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曾向出席的黨政要員提到我。大意是說:「有一個叫王作榮的,寫了一本書叫作『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們下去找一本讀一讀。」
據他的秘書錢復告訴我,他曾吩咐左右人員,所有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意見、片紙隻字都要剪呈給他看。只是老總統越是看重我的文章,越是提到我這個人,我便會越被隔離中傷,越不能接近他,不能為他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壯志未酬(5)
壯志未酬(5)
我當然不會說經國先生作如此重大的政策改變,完全是受了我那篇社論的影響,但至少是重大的影響因素之一。也許他早就有此改革壓力與意圖,那篇社論堅定了他的決心。
同屬「中國時報」系統的「工商時報」於1978年12月發刊,我即自動要求擔任總主筆,至1988年8月卸職,差3個月即滿10年。
大約經過2、3年後,「工商時報」社論即廣泛受到社會的重視,自經國先生起,重要決策官員及工商企業界的領導人物,必看「工商時報」的社論。尤其經國先生,據說每晨讀報,第一個就是讀「工商時報」社論,並指出哪篇社論又是王作榮寫的。
1990年,我出任考選部長。我接事之日,未帶一人,原以為部內同仁應該各就各位工作,無須任用親信,殊不知至辦公室後,除工友一人外,即剩下我部長一人。有事請同仁相商,大都出之以輕視,甚至敵意,可說無人可用。至此方悟中國官場,新官上任必帶自己班底之說,頗有道理。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因無自己班底而吃虧不少。
1996年6月12日,李總統召見我,告訴我將提名我為監察院院長候選人,我雖然覺得監察院院長不能有太多作為,對我一向重視的台灣現代化工作更無多少關聯,但也別無選擇,當即表示接受。
1996年9月1日,我接任監察院院長。監察院在制度設計上是一個位高權弱,發生不了多少作用的機關,是以我對媒體發表的公開談話中,都說監察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李總統更公開說監察院是一個捉蚊子的院,表示無事可做,其所以要我來接任監察院院長,酬庸之意十分明顯,並非真期望我有什麼作為。而我亦明知情勢如此,仍欣然接任,則是不服輸,仍希望有番作為的個性。
為什麼我說監察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這是因為︰
一,監察院沒有懲戒權。
二,監察院經常受到被調查對象或相關機關或個人的不合作,而無法得到必須資料與證據。
三,監察院所辦理的案件,一是人民陳情,一是自動調查。所謂自動調查,也多半是根據媒體的報導。兩者都是事後的、被動的作為,即是在違法失職的案件已經形成,對國家及人民已經造成損害之後,監察院再來發揮監察權的功能,常被譏為跟著媒體走。
四,我國歷代對監察權的行使都很尊重,御史有言論及行動的免責權。但是我們在1992年的修憲中竟被修掉了,這更使得監察權的行使不得不瞻前顧後,受到限制。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特別是第一項原因,使得監察院的職權及地位不能受到應有的尊重。
我的監察院院長任期於1999年1月31日屆滿,兩袖一揮離去,一如在考選部的情形,我未留一個私人在監察院,我仍然在建立制度方面作了若干貢獻,雖然我自認為監察院院長是我一生最無成就感的一個職務與工作。其時距離我80歲生日只差6天,也是應該退下來的時候了。
第二十五章 尹仲容先生
遇見尹仲容先生是我事業的開始,對我日後的行事風格有很深的影響。1958年,美援運用委員會成立。陳誠為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為副主任委員。尹先生任命我為專門委員兼資料室主任。美援會內鬥激烈,而我卻成為內鬥的一個籌碼,在內鬥者之間拋來擲去,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很大的影響:
一,使我深覺在官場中無法獨善其身,必須拉黨結派,尋找靠山不可。否則即使循規蹈矩,埋頭工作,也會受到迫害。我的反應卻是更厭惡、更遠離拉黨結派,尋找靠山,因此我一生都是獨來獨往。
二,使我對於那些受民脂民膏奉養,不思盡心盡力為國家工作、為人民效力,卻將精力用在鬥爭同僚,壓制別人,以求自己出頭的官僚,不免輕視,因而不願與他們接近。而這些人也不斷地對我圍堵與打壓,我在美援會及以後的經合會便完全陷於孤立了。
尹仲容先生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如財政、金融、貿易、外匯、工業、農業、水利、教育、人口、行政等等,總是寫一張紙條,或電話,或當面要我提出意見。我無論知與不知,總是一口應允,於研究後撰寫研究報告,內容必須簡單扼要,要他看得懂。他常說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百字,超過一千字,首長便無興趣看了。
因為這樣的磨練,使我的知識廣博,對於與台灣經濟發展有關的問題,我都有所了解,出口能言,下筆能寫。在任何場所,只要是有關經濟發展的問題,我都能不假思索,立即發言。而下筆快捷,言簡意賅,便成為我文章的特色。我離開公職,得以鬻文維生,薄有時譽,即得力於此一時期的鍛鍊。
明朝亡國時,崇禎皇帝於上吊之前,嘆曰:「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可謂至死不悟,他不知道那些亡國之臣,正是他這個亡國之君任用的。所以亡國時,臣不一定是亡國之臣,君一定是亡國之君。大陸之失,亦復如此。
第二十六章 嚴家淦總統
嚴家淦總統是我生平所遇見的兩個最聰明的人之一(另一人為王永慶)。我對「最聰明」所下的定義是,我與他溝通,不管意見是否相同,都毫無困難,一說就懂,而且在我聽來很有道理。嚴先生也是最欣賞我的才能,很想栽培提攜我,而終於成為我前途最大障礙的人,然而卻也是我最感念的人之一。這看似矛盾,但實情卻是如此。
嚴家淦先生的本行是化學,但對財經問題了解甚深。
兩代蔣總統與陳誠關係微妙,總統大位繼承之爭更是勢如水火,嚴先生同時為兩代蔣總統與陳誠所信任,其處理人際關係之圓融可想而知。蔣中正總統尤其喜歡嚴先生,因為許多經濟問題都常要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解釋,老總統不十分懂,只有嚴先生能用老總統所能聽得懂的話,三言兩語老總統就懂了。他沒有固定班底,隨處量才用人,而且兼容並蓄,各種人才都有。
可惜嚴家淦先生器量不大,寬厚不足,容易記恨。曾有人向我提出警告,說我在尹仲容先生時代得罪了他,別想翻身。
第二十七章 蔣中正總統
無論各方面對老總統的評價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有許多缺點,但老總統在我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終受到我最高的崇敬。
當然,我也知道老總統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國文化與傳統,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脫離不了舊式軍人的專權作風,缺少對民主政治的了解,深受宗族家庭觀念的束縛,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與國家;以致專制獨裁,喜用同鄉、親戚及學生幹部,造成軍政兩方面的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製造派系互鬥,以便於控制。在大陸時期,因此種種而失去人心,為共產黨所乘,失去了自己親手打下的江山,自己得之,自己失之。
但另一方面,他不愛錢,自奉儉樸,努力吸收新知,尊重專家意見,在歷史上也不失為一賢明之主。可惜殘照餘暉,為時已晚。但無論如何,他對台灣的貢獻是巨大而永久的。他應是自鄭成功開疆闢土以來,第二位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壯志未酬(4)
壯志未酬(4)
第十四章 政治思想與兩岸關係
世界全人類社會的總朝流有三個方向:
一,人類社會長期的、主要的總朝流,永遠歸向民主、自由、平等,雖間或發生逆流,但勢不可挽回。
二,人類社會的政治單位,將以歷史、地理、種族、文化等等因素為依據,形成許多獨立自主的小政治實體,可以稱之為國、州、省、區,隨便怎樣稱呼都可以。
三,人類社會的經濟單位將因為生產技術、組織規模、市場需要,形成遠超過政治單位的經濟單位,而小的政治單位必須讓出一部分主權或自治權,給這個大的經濟單位,我們可以稱之為共同市場、共同體、聯盟、聯邦、聯省。這個大的經濟單位當然也構成一個國家的形式,有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要做到真正民主,必須要有長期的民主修養,或者說是深厚的民主文化。例如西歐的民主文化要比美國深厚,美國的民主文化又比日本深厚。至於台灣的民主文化,則尚停留在打架、金權、暴力的起步階段,十分幼稚。我們的純真民主恐怕還要再培養個三、五十年。
台灣政治目前的情形是總統有權無責,內閣有責無權,立法不能制衡行政,行政亦不能制衡立法,喪失了民主政治精義。
一切團體組合都以實際利益需要為準則。因此,我從不相信中共所說的民族大義,祖國統一。我也從不在乎台灣在一、兩百年後是否獨立。但是我堅決反對現在實際推動台灣獨立,這必將為台灣帶來立即的毀滅。
因為:
一,大陸是相當保守與封閉的一群人民,而中共的領導階層也很守舊,他們號稱思想前進,實際上則最受中國舊思想的束縛。他們所想的都是大中國,大統一,絕不會允許台灣從中國割裂。
二,假如中共政權能允許台灣獨立,則這個政權在大陸將完全喪失民心,因而滅亡。假如中共政權中有任何人主張容許台灣獨立,這個人便會被指為漢奸而遭全黨全民唾棄。
三,在國防上,台灣是大陸東南半壁江山的屏障,當年割讓給日本,是為勢所逼,而無日不思收復。現在國勢強盛,自然絕不容許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萬一落入他國之手,或與他國結盟,將使中國安全受到威脅。
四,中國本是由多民族構成的一個國家,一旦台灣獨立而引發其他地區民族的效應,則中共將窮於應付。
基於這些理由,如果台灣有實際的獨立行動,中共必將傾全國之力來攻打台灣,不會在乎國際干涉。
中共意圖吞併台灣,未曾一日或忘。其吞併手段不外兩種:一是鯨吞,即是以武力一次攻佔;一是蠶食,即是將台灣包圍在一定範圍之內,慢慢消化掉。中共政權權衡利弊得失,係採取後者,這對中共絕對有利。所謂一國兩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強迫三通,和平談判等等,都是蠶食政策下的戰略運用。在這些了解之下,我於1989年提出我對兩岸關係的構想:
一,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後中國必歸統一。在此一政策之下,我們對大陸事務應採下列立場:
1,中共內部的事務,我們原則上不干預,不介入,保持距離。
2,大陸民間的事務,求合作,求互助,積極參與。
二,堅持中國的統一必須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與法治社會之下完成。因為這是世界潮流,我們深信中國不會例外,遲早會走上這條路,也就是遲早必會遲早。
三,在未來競爭激烈的世界中,任何小的競爭單位都難生存,必須放棄一部分主權,組織一個大的共同體,如歐洲聯盟。另一方面,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舊式組織,也不會為人類所接受。因此中國將來必然會採聯邦制。
在中國回歸民主、自由、平等的人類社會的大潮流中,各省、各自治區,政治上,至少內政上真正獨立自主終不可免,而一個大中國經濟體也必然出現。這時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便必然會形成,正如現在的美國。
經過1996年對峙之後,相信兩岸當局都會了解,台灣絕不可能走上台獨之路,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將付出重大代價,那麼唯一一條可走的路便是和解。和解對雙方都有利,僵持則雙方都受害。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時機,以什麼方式,什麼名義來進行和解,在什麼條件之下達成和解。
從台灣較長期的利益觀點看,在現階段組成邦聯,等大陸民主化到某種程度後,再組成聯邦,對台灣最為有利。因為在聯邦之下,台灣有充分的自治權。而屬於全國性的事務及職位,台灣省人還可以聯邦一份子參與,也有可能選出一位台籍人士當中國總統。
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納入大中國經濟體系中,對台灣所需原料、市場等,都可得到適當解決。
以上預測情形,至少在一百年即下一世紀很可能實現。
第十九章 文章報國
我自1964年起,應當時「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負責人余紀忠之邀,擔任該報主筆,每月撰寫財經方面社論四篇,是為我以「文章報國」的開始。我常私下自我期許,我一定要做到台灣發生什麼重大財經問題,社會各方面必須要看「中國時報」社論或我的專欄怎麼說。我被迫離開了公職,不能參與財經決策,但我一定要以我的文章來公開地影響及引導政府的財經決策,甚至造成社會輿論壓力,迫使政府走我所指的路線。這些我都做到了。財經當局當然不服氣,對於某一政策,我越寫,他們便越不採行,我也便越寫。最後情勢逼人,他們非採行不可,因此對我銜恨越深,對我的封殺也就越嚴密。
自1980年以後,國內施政重心逐漸轉移到政治方面,余紀忠便要求我嘗試撰寫此一方面社論。嗣後遇有重大政治問題,涉及制度及決策者,亦有很大一部分由我執筆。對於經國先生晚年開放黨禁,取消戒嚴令,逐步使政權本土化等民主措施,皆有一定的影響力。
其中最著名,對經國先生影響最大的一篇社論,發表於1986年3月29日,題目叫做「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治權力結構」。我提出建議,認為應多起用年輕有為之士,而且多用本省人,預備和平轉移政權或交棒。
台灣的威權體制已開始瓦解,政治民主化已在進行。1986年,政府默許民進黨組黨,1987年,宣佈取消戒嚴令,並開放外省籍人士赴大陸探親,1988年,解除報禁。經國先生並說了一句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壯志未酬(3)
壯志未酬(3)
1932年,13歲時,進入漢口市立第一中學讀書。1935年,16歲時,考取湖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1938年,19歲時,高中畢業。我有幾個讀書的特點,值得敘述一下。
我喜歡自修。通常一自修就能了解,用不著老師再講,於是養成凡事自修,不聽老師講課的壞習慣。我這一生所得到的一點知識,大部分是自修來的,很少部分是老師教的,上課只不過是形式而已。
在國文和作文方面,根據我的看法,真正的傳世之作要靠文章的內容,而不是靠華麗的辭藻,所謂「文以載道」,「道」就是指文章的內容。
我在高中參加軍事訓練時,我就開始背誦古文。將「古文觀止」拆散放在口袋裡,軍中無事或擔任哨兵時,就拿出來背誦,以打發時間,及減少站在亂葬堆中四周都是白骨嶙嶙的恐懼。此外,我還讀完「史記」,及一些「孟子」。我最得力於「孟子」與「左傳」,前者使我的文筆雄放有感情,後者使我的文筆簡練有力。
我對英文也下過苦工夫。我在初中就讀「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軼事」等英文小說。讀高中時,更讀過「天方夜譚」、「少年維特的煩惱」、「魯賓遜漂流記」等英文小說。
我於1938年考入中央大學。1943年,抗戰勝利已在望,我也自中央大學畢業。1947年,我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研究所,於1949年取得碩士學位。
在留美期間,擴大了我的視線與胸襟,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美好的國家,還有人類普遍過這樣富足的生活,還有這樣平等、講禮、有秩序、守法的社會,也還有這樣有尊嚴、有自信、無所恐懼的人民。與我生長的地方和國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我所親眼見到的我的鄉間同胞,其生活、其地位、其遭遇,遠不如他們的一隻狗。這就不免使我在在感慨之餘,興起殷切希望中國能趕上去的念頭,這就是我在台灣天天喊現代化的根源。
假如時光能夠倒流,讓我重新來一遍,我一定會做到下面幾件事:
一,我現在說的話是帶有湖北腔的官話,發音很難聽(理州注:我在工商時報副刊組工作時,有一次好友劉素玉建議我去採訪王作榮,我沒有答應,因為我聽不懂王作榮的湖北腔,採訪王作榮的任務對我而言,太過艱鉅!),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聽到自己的錄音帶。所以我一定要學會注音符號及正宗國語,這樣我就可以與國內外十幾億中國人溝通而不怕難為情。
二,不管我讀什麼系,除了國文要寫得順之外,必須要精通一或兩種外國語。
三,必須要有一點才藝。包括樂器、聲樂、舞蹈、美術及體育等。選擇一兩種作為嗜好,其餘要有一點欣賞能力。
第四章 個性
我從不過問或談論別人的私事,但卻愛管國家社會與政府的事。我認為國家社會與政府不應該有的現象,不應該發生的問題,不應該用的人,就私下氣憤不已,更寫成文章發表。大家都說我文章氣勢壯,實在是氣出來的,有氣才能壯。也因如此,當朝顯要都讓我得罪光了。屈指算來,沒有得罪的好像沒有,這當然妨礙我的前途,不過我從不後悔。
假如要用兩個字來概括我的個性,我想「憨厚」二字頗適當。
第二部 一得之見
前言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究竟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我的答案是: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這三項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西方進步的民主國家大致都做到了這三項。我對這些國家嚮往不已,見賢思齊,總是希望我們中國也能達到這種境界。
第五章 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的角色
我極力擁護自由市場經濟,但不主張自由放任到政府完全不加干預的程度。我認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這有幾點理由:
一,在一個經濟遭遇到某種巨大的危機,例如巨大的天災或戰爭,或嚴重的經濟波動時,就必須要政府的介入。
二,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平均,及保障社會每一個人的起碼生活,迫使所有已發展的民主國家都必須採取某種程度的社會福利措施,而一旦採取這種措施,便是政府的介入自由市場,不讓自由市場機能分配財富。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一方面大聲疾呼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指責政府不應干預太多,應該防阻壟斷,公營事業應移轉民營,維護自由競爭;但另一方面,我又積極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某些經濟活動,採取某些經濟措施,以改正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不良結果。
我並不完全否定那隻看不見的手。不僅如此,我還讚美及主張運用那隻看不見的手。我只要強調一點,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已經是一隻殘廢的手、被污染的手、不能自由活動的手。這就需要政府以它那隻看得見的手,去幫助、維護、補充那隻看不見的手,兩者共同操作,互相補充,互相加強。
是以我尊重自由市場機能,但從不迷信它。
第十二章 教育、科技與文化
中國文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影響,從我當學生知道閱讀當時流行讀物起,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而且是兩極化。保守派將中國文化形容得完美無缺,激進派則攻擊得體無完膚。我直到在台灣從事經濟發展工作,才逐漸體會到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
到了1980年代,所謂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上有了卓越成就,由於這四小龍中,有三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都直接具有儒家思想的傳統;另外一小龍——韓國則感染儒家思想甚深,於是一些中西學者便對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究竟有什麼影響,發生了興趣,幾乎一致肯定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有利。
不過,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亦有若干因素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中國以家為中心,在處理人際關係及物質生活方面,便偏重倫理、血緣、親情、人情,而忽略了法律、制度、契約、公平。而後者正是一個以個人為主的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由於以家為中心,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生產效率低,物質生活經常貧乏,於是便消極地鼓勵節儉、刻苦、安貧與忍讓,而鄙視對財富的追求與物質的享受。這在長期間妨礙了經濟及技術的進步,造成了經濟的停滯。
部分中西學者以兩極說法,不是將中國的落後歸之於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便是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完全歸因於儒家文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2)
壯志未酬(2)
我妻范馨亦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法律系。1944年,我們在重慶結婚。我妻個性堅強,美麗而不溫柔。來台後,她擔任全國女性簡任法官之第一人。後來又成為女性任最高法院庭長之第一人。1987年,她以肝硬化逝世,葬在舊金山。至於我死後,希望火葬,骨灰撒台灣海峽或是基隆外海,回歸自然,不佔人間一寸地。
我妻在司法界地位崇高,遇有送禮者必收下,然後再還以價值相等之禮,當時成為我們沉重的負擔。如果禮太重,還不起,則退回。不熟悉之人送禮則一律退回。
我一生從未享受過妻子的照應與溫柔,不知溫柔為何物。我們常說母親慈愛,我的母親愛而不慈,我們又說妻子柔情,我的妻子情而不柔,都是女強人型。我真命苦。
但我對妻卻恰好相反,她的衣料及服裝設計,她的化妝品,她的皮包與鞋子,很大一部分都經我手,而且都是高價名牌。從前出國很困難,我常出國,每次回來她的用品要裝滿一箱。我妻自己買的衣物用品,價廉物不美,俗不可耐,常使我生氣她的品味不高,而她卻嫌我管她太多。所以對女人的事,不關愛不行,關愛太多也不行,孔夫子嘆女人「難養」,不是沒有道理,孔老先生一定也吃過這種苦頭,才能成為聖人。
第二章 時代
套用狄更生在「雙城記」中的語調,我生的這個時代,是最亂的時代,也是最偉大的時代;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有希望的時代。
我出生於1919年,這一年也是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欺凌我國,縱容日本侵奪我國權益,激起五四運動的一年。
1927年左右,我不到10歲,土共橫行。所謂土共,就是本地無業無產人民所組成的共產黨。一般而言,共產黨正規軍比較有紀律,雖然徵糧、徵夫,但不亂殺人。土共就不然。他們熟知地方情形,知道哪家是土豪劣紳。每趁半夜至那些家,殺盡全家,然後拿走可以拿的財物。我本有左傾思想,極端同情窮人,痛恨那些官與兵欺壓無知的老百姓,但是就因為這些土共的惡行,使我不接受共產黨。
無論是哪一種兵,到了鄉下,他們就是老百姓的主宰,生殺予奪,因此鄉民怕兵更甚於怕土匪與土共。我一直到很大的年齡,見到穿軍服的人仍怕怕的,因為警察穿制服,所以見到警察也怕。
中日之戰,雖然半壁江山為日軍所佔領,雖然人民所受的痛苦煎熬難以描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由於戰爭的需要,政府在大後方的西南與西北廣大地區,從事了很多比較現代化的建設;更由於人口與軍隊的大量移動,使得中國進步與落後地區的文化與知識有了交流。這對中國的平衡發展,及西南與西北的發展,都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值得歷史學家作深入的研究與評估。通常我們只見到戰爭破壞的一面,但像中日這種大規模的戰爭,必然也對物質建設和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對日戰爭結束後,繼之而來的是驚天動地的國共內戰,與國民政府戰敗。國民政府崩潰,大陸撤守,原因當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下面幾點:
一,經濟與財政的崩潰。八年血戰,可說是民窮財盡,民不聊生,不僅中國如此,所有受戰爭破壞的國家都是如此,而這種情形正好是培養共產黨的溫床,是以西歐大陸國家如無馬歇爾計畫的援助,都有淪為共產國家的可能,事實上,這也應該是馬歇爾計畫的主要動機之一。中國土地最大,人口最多,原本就最窮,受戰爭的破壞最大、最久,是最好培養共產黨的環境,而中國共產黨原就有很大的勢力,加以鄰近蘇俄,東北三省尤其如此,得到蘇俄的援助,十分方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化的環境,較世界其他國家都要優越。
二,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我要在這裡坦白指出,當年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的程度,要比現在的台灣好得多,無論就貪官的人數比例、貪污的手法、貪污的金錢數量及貪污的普遍性,都遠不如今日的台灣。這只要看當年追隨政府撤退來台,領導台灣復興的上中下層官員的情形,便可知道我所言不虛。這些官員十之八、九都清廉自守,生活刻苦節儉,做事勤奮努力。但是貪污腐敗仍是國民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具備了幾個特色:
1,孔宋兩外戚家族利用特權,明目張膽地壟斷資源搞錢,可說達到人神共憤的程度。再加以中共的宣傳,使朝野上下及一般老百姓都移恨於政府及老總統。
2,軍人貪污。大小軍頭,除極少數清廉者外,大都因此腰纏萬貫。
3,特情人員、黨工及部分行政人員。來台接收的人員中,就有很多這類人物。
以上這三種貪污情形,都特別顯眼,特別叫人痛恨,也特別容易失去人心。尤其軍人貪污,還涉及軍紀與作戰能力及意願,問題更嚴重。為什麼土崩瓦解,一瀉千里,這就是關鍵因素。岳飛說:「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
在大陸撤退當時,實際情形則是:文官貪財又怕死,武官怕死更貪財,天下安得不失。
三,內鬥。國民黨內派系分歧,內鬥激烈,以致中共譏笑國民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老總統似乎頗欣賞這種派系鬥爭,而且樂此不疲。
四,輕敵。
日本投降時,老總統只派少量軍隊去接收東北,當時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魏德邁中將見所派軍隊太少,曾建議加派若干人,但未為老總統所接受。而後來國軍之敗,是從東北開始的,這就是輕敵。
1947年,國共已正式破裂,以兵戎相見。我親眼見到各報紙都刊載一則新聞,引述參謀總長陳誠談話:「三月之內可消滅共匪」我當時即感覺到參謀總長怎可說這樣的話。當時駐軍西北,防堵中共的胡宗南也有類似的說法。從這些話可知當時中央政府輕敵的心態之濃厚。但據我所知,當時許多高級文官及知識份子都憂心忡忡,不作如是想,亦可見高層決策階層與實際情形之脫節。
五,用人不當。老總統喜歡用並且信任外戚、蘇浙同鄉故舊、學生幹部,再用這些人主控財經、特務、軍隊、黨務,形成他的統治網。而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用人,即使不亡其身,也必禍延後代。老總統的天下,可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客觀因素固然很多,老總統的主觀因素亦應負責任。
第三章 求學
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四歲不到便將我送入私塾讀書。我用的在當時是新教科書,很新派。後來我也自修了「三字經」——傳統教科書,稱得上是學貫新舊。我斷斷續續讀了八年私塾。背過整套「四書」、「左傳」、「書經」等古籍,讀了一些歷史書籍與詩詞,奠定了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1931年,我12歲時,進入漢口市立第五十二初級小學。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自傳。前幾天,我在榮民總醫院看到王作榮時,發現他已經失智,不能說話,兩眼無神,面貌憔悴而蒼老,猶如風中殘燭,很可能不久將去世,心中甚是感傷。後來在汐止的圖書館發現這本「壯志未酬」,便如獲至寶地借回家閱讀。以下是這本書的部分精彩內容︰
在「自序」部分︰
我的個性是「忠厚有餘,機變不足」。我最大的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國家與社會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我都會一個人坐在那裡想,找中外資料去分析。
環顧當今之世,像我這樣與4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卻始終沉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老總統是我中央大學的校長,對我的文章一再公開讚揚,要那些達官顯貴閱讀。嚴家淦是我的頭頂上司,不僅賞識我,也想要拔擢我。蔣經國總統曾經主動召見我,到寒舍拜訪我。李登輝總統更是自壯年開始,便往來密切,關係非比尋常。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理州注︰這是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句子。馮唐和李廣都是時運不濟的人),壯志未展,只能歸之於數了。前三任總統都確實賞識我,確實想重用我,而始終未能重用我,絕大部分的責任在我,所以我對他們也始終抱有知遇的感恩心情。而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李總統,則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重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這又只能歸之於數了。不錯,李總統曾經發表我為監察院長,但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這對個人有益,對國家無益。
我對國計民生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如何從落後與威權的社會轉變為進步與民主的社會,徵諸史乘,面對現實,從理論、實際方面,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想法與路線,與李總統的完全不同。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
在我這一生當中,除了與四任總統有緣之外,也遇到一些人,我對他們有些共同的觀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我的上一代都深受儒家思想的洗禮,我這一代流風餘韻仍存,下一代及再下一代,便越來越遠了。也許有人要問,那麼西方人從未感染儒家思想,為什麼那麼有水準呢?我的答覆是基督精神,與由此而產生的民主、自由、博愛、寬容、平等、誠實等美德。
簡單地說,我的「壯志」就是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使我的同胞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能過著像西歐、中歐、北歐、北美那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這正是我這一生致力的目標。
大陸現在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頗類似台灣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情形,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其所遭遇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在台灣都可找到案例。因此,這本書如果能流傳到大陸,而有心人又能仔細地對比評估,則對大陸解決若干現有的問題,防患未然,及如何展開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工作,也許可有些微的參考價值與幫助,在某些方面,也可避免重蹈台灣的覆轍,減少一些亂象。
富強之國立國的支柱不外三點︰
一,嚴格的法治及普遍的守法精神。
二,健全的文官制度及廉能的政府。
三,完善的教育及高品質的人民。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不曾用心地去做,也就未曾做好,而若干亂象都是從這裡開始。現在已是積重難返,欲振乏力了。大陸的轉變正開始不久,積習也許不深,政府的公權力尚強而有力,集中力量將這三個支柱堅固地豎起來,則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便可順利展開。不然,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前途。因此,我很希望這本書能為中共高層決策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社會領袖人物看到,並能產生一些影響力。
第一部 成長過程
前言
我的遺傳性格屬於隔代遺傳,多半來自我的祖父︰剛直、誠實、熱心助人、愛管閒事,這是一個好人的性格,但不是一個可愛、甚至是可憎的性格。兒時生活在純樸的農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管教過嚴,等於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長大,是以樸實、天真、內向、怕羞、缺少心機,不能隨機應變,始終長不大,直到老年都是如此。這樣的成長過程注定我一生事業的失敗。
第一章 家世
我於1919年出生於中國湖北省一個富裕的家庭。在我有記憶之年起,便天災兵禍不斷,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
我的曾祖父名王遠材,祖父名王璉,父親名王功清,母親陶慈,我為長子。
我祖父靠他的刻苦勤勞,後來又做點小生意,竟然成了富農。我的個性、身材和外貌都很像他。他很高興有長孫,我,讀洋學堂。
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他毫無顧忌地罵革命黨,罵蔣介石,罵北洋軍閥,罵共產黨,罵日本鬼子,認為都是他們把天下搞亂的,結論總是大清皇帝好,因為他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
我祖父的葬地是好風水,可惜後來被中共剷掉了。我家所有的祖墳都被剷,一個不剩。所以我常說,我這一輩子之所以沒出息,就是因為沒有祖墳風水。我的父母親智商都高,精明能幹。我常想,假如他們受過適當的教育,處在今日台灣,一定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女強人。
在我讀中學時,我家已經是富甲一鄉的首富。
我是家裡的長子長孫,所以我是家裡的寶貝。根據算命先生的建議,若要我長命百歲,不能叫我父母為爸媽,因而我叫父親為伯伯,叫母親為嬸娘,真是不倫不類;又說我必須男扮女裝,因而我尚在嬰兒時,便已穿雙耳洞。我現在偶爾在台北街頭看到男人戴耳環,我便暗中說有什麼神氣,我70幾年前就開風氣之先了。
別人家都是嚴父慈母,有點調和空間,我們家是父嚴母更嚴,我母理智勝過感情,對我的管教從不因為我是寶貝兒子而放鬆。不准跑跳太多,說不像斯文學生;不准與別人家小孩吵架或打架,否則回家先挨一頓打。因此我雖身高體壯,力氣很大,但不會打架,每打必輸,因為沒有實際打架的經驗。我也不會罵髒話,一直到老,最粗的話是「放屁」與「混蛋」,也是因為沒有相罵的經驗。同時一吵起架便興奮起來,忘了怎麼罵下去。總而言之,我的童年就在這數不清的「不准」中度過。
1938年,我參加聯考。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政治系,後轉經濟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愛彌兒
愛彌兒
「愛彌兒」是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1712-1778)的有名作品。據說盧梭花了20年時間思索,然後再花3年時間寫成。
不過有趣的是,盧梭自己沒受什麼正規的教育。他嘲笑學校為「滑稽的設施」。
有學者認為就是因為盧梭欠缺正規的教育,所以他才會探索教育是什麼,自己沒能夠接受的理想教育是什麼。換言之,這是一種補償心理。此外,盧梭寫「愛彌兒」還有另一個動機,那就是贖罪心理。從1746年開始的5、6年間,盧梭將他和女友Vasseur(1721-1801)之間生下的嬰兒,前後5個,全部丟棄給養育院,讓國家扶養。盧梭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怕養孩子會阻礙他的事業。他認為他的事業比養孩子重要得多。這無疑是極端自私的想法。不過,棄嬰對當時的貧窮人家來說,是很常見的事。從1745年到1772年,巴黎的新生兒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三被送往養育院。由此看來,盧梭的棄嬰似乎情有可原,因為當時的風俗就是如此。
「愛彌兒」的部分內容如下:
現在假定我收養一個名叫「愛彌兒」的孤兒。愛彌兒從出生之後,就一直在我的教育下成長。他只能聽我的話。
人的教育從出生之後,就已經開始。當愛彌兒哭泣時,我不會到他身邊,當他停止哭泣時,我才會到他身邊。他不久就會知道哭泣不一定有用。當愛彌兒跌倒時、頭撞到東西時、流鼻血時、手指割傷時,我也不會驚慌失措地跑到他身邊,安慰他。小孩受傷時,讓他痛苦的往往不是受傷本身,而是恐懼的心理。因此如果我大驚小怪地跑到他身邊,他會以為事態嚴重,反而覺得更痛苦。如果他看到我很冷靜,他也會跟著冷靜下來。
我不但不擔心愛彌兒受傷,反而擔心他從未受傷,從未嘗到痛苦而長大,將來怎麼辦?痛苦是他必須學習的人生第一門課。孩子還小,力量還弱,因此別過度擔心他會有什麼危險。即使跌倒,也不至於跌斷腳;即使握刀刃,只要不用力握,也不至於受重傷。讓孩子自由玩耍,沒聽過孩子因而死亡或殘廢的事。過度保護孩子的話,孩子長大後,稍微被針刺一下,就以為自己快死了;看到自己流出一點血,就嚇得昏倒。
人的能力與欲望的差距若小,就容易獲得幸福。不幸的原因通常不在欠缺物資,而在感覺自己欠缺物資。現實的世界有限,想像的世界卻無限,我們既然無法擴大前者,何不縮小後者?這兩個世界的大小差距,就是我們不幸的根源。我們所有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而來。人的一切幸福之中,排第一的不是權力,而是自由。
孩子不是動物,也不是成人。孩子就是孩子。孩子必須依賴別人,但卻不能服從別人。任何人,即使是父親,也不應該命令孩子做對他毫無益處的事。
想要讓孩子不幸,最好的辦法就是,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什麼,滿足他的一切欲望。他一開始會想要你的拐杖,接著會想要你的手錶,之後,會想要在空中飛的鳥,想要天上閃爍的星星。你不是神,如何能滿足他無止境的欲望呢?
他會以為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奴隸。有一天,當你必須拒絕他的要求時,他就會認為你「背叛」了他。
我曾經看過這種孩子。他們看到教堂屋頂上的雞形風標,便吵著要;為了想多聽一些打鼓的聲音,他們要求正在遊行中的隊伍停止前進。如果你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大聲叫嚷,讓四周的人不知所措。
人的所有能力中,理性是一切能力的總合。好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出理性的人。
最初的教育必須消極。最初的教育不必教孩子美德或真實,而是讓孩子免於惡德與誤謬的污染。
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天性,教育者教育先了解孩子的天性是什麼,然後因材施教。聰明的醫生不會輕易開藥方給病患,他會先了解病患的體質,然後才治療。急躁的醫生有時反而會讓病患送命。
教育者首先必須告訴孩子「義務」的觀念,而不是「權利」的觀念。
許多孩子花兩年學習天球儀和宇宙的運動,他們也清楚北京在哪裡,可是卻沒有一個孩子親自從巴黎走到巴黎北方9公里處的聖德尼。
我不贊成把大量知識灌輸給孩子。我看到這樣的孩子,就好像看到他在海邊撿拾貝殼,他首先撿拾了一些喜歡的貝殼,後來發現有更喜歡的貝殼,便將越撿越多,最後拿不動滿手的貝殼,而且也不知道選哪些好,就乾脆全部拋棄。
教育者不應該灌輸給孩子大量知識,而應該設法讓孩子喜愛知識。等到他們喜愛知識,就教他們如何獲得知識。這是一切好教育的基本原則。
有一本關於自然教育最優良的書,這也是愛彌兒最先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魯賓遜漂流記」。魯賓遜在孤島上,沒有任何人的幫忙,也沒有任何道具,卻活了下來,而且活得久而快樂。他的故事非常有啟發性。
許多人都認為人生短暫,可是據我看,他們一直在努力將自己的人生弄得更短暫。他們不知道如何珍惜人生,卻只會嘆息時間過得很快。他們的腦子裡想的都是如何達成目的。有人認為明天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下個月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再10年就可達成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好好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現在滿足。大家都覺得「現在」過得太慢。當他們在嘆息時間過得很快時,他們在說謊。他們甚至寧願花錢,讓時間過得更快。有人花自己人生一半的時間,從都市移動到鄉下,又從鄉下移動到都市;也有人為了找工作,故意辭去現在的工作。他們不這麼做,就不知如何消耗太多的時間。
我認為徒步旅行比騎馬旅行還快活得多。在你覺得適當的時機出發,在你覺得喜歡的地方停留。你高興多走,就多走,高興少走,就少走。走到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停下盡情欣賞。看到有趣的東西,就仔細觀察。看到小溪,就溯溪而行。看到茂密的叢林或洞穴,就前往一探究竟。走到喜歡的地方,就多待一些,若感覺厭倦,就立刻出發。你的行程不需配合馬或馬車夫的精神狀況。你不必選擇順暢、安穩的路,只要人能夠走的路,就可以走。如果天氣惡劣,才雇用馬。希臘的哲學家如泰勒斯(前640-前546)、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前582-前497)也都是徒步旅行。
坐著舒適馬車旅行的人,在馬車裡恍恍惚惚,面色死氣沈沈,身體會變糟。徒步旅行的人,則心情愉快,腳步輕盈,對任何事都心滿意足。當他抵達住宿處,心中何等高興!再怎麼簡單的食物,他都覺得很美味。晚上即使睡在硬床上,他也覺得很舒服。如果只想抵達目的地的人,大可坐馬車,但是若想旅行的人,則必須徒步。
愛彌兒的陳列室比國王的陳列室還豐富,因為愛彌兒的陳列室是一整個地球。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5日 星期二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是德國(精確地說,是普魯士)的狂人哲學家尼采(1844-1900)於1888年,44歲時,寫成的作品。這本書完成之後,尼采便陷入瘋狂狀態,12年後,1900年,尼采便去世。
尼采認為蘇格拉底是一位頹廢哲學家。他認為蘇格拉底出現以後,希臘文化中的生命力便消失了,後來,再加上基督教神學的摧殘,西方文化完全是貧血的弱者文化。正當尼采嘆息西方文化之墮落的時候,他偶然發現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尼采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廢寢忘食地把它讀完。從此,叔本華的思想深深影響他。
尼采厭惡基督教的一切道德觀念。他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不但是頹廢的道德觀念,而且是一切新價值的障礙。不掃蕩這些頹廢價值,便無由建立新價值。所以,他大肆破壞基督教。
尼采輕視那些自甘為「群眾」的人,因為自甘為「群眾」的人,把一切價值都平面化,不容許有任何獨立特行和差異性的存在,這種人都是沒有個性的人,都是心理上的弱者,他們都缺乏創造力。不過,尼采雖然輕視這種人,但是,他認為一位偉大的人物,應該善待這種賤民,這是偉大人物的責任。
尼采的狂妄自大,從「瞧!這個人」這本書的各節標題即可看出。例如第一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智慧」,第二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聰明」,第三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
「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如下:
我是哲學家戴奧尼修斯(Dionysus)的門徒。我現在還是非常崇拜拿破崙。為什麼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我是這樣的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驗過任何宗教方面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那種感情。我沒有測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東西。「上帝」、「靈魂的不朽」、「拯救」、「來世」,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對我而言,無神論是本能。上帝只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思想!」
我只相信法國文化,而認為歐洲其他自稱為文化的東西,只是純粹的誤解。更不必說德國的東西了。在德國,我所遇到少數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於法國。我永遠不會承認德國人會懂得音樂是什麼。那些被稱為德國人最偉大的音樂家們,都是外國人。
有一次,斯泰因博士(Stein)坦白的埋怨說,他對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一個字也不了解,我對他說,這正是應有的現象: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會把一個人提升到一個比「現代」人在人類中所達到更高境界。有了這種距離感,我怎麼能希望我的著作讓我所了解的「現代人」去讀呢?
一個與我一樣具有偉大意志的人,會體驗到我書中真正悟性的狂喜;因為我是從高處下來的,而這個高處高到連飛鳥也飛不上去;我認識那些人類足跡從未到過的深處。有人告訴我,一旦開始讀我的書,就沒有辦法放手,甚至會擾亂人們夜間的寂靜。
我的著作顯示出我是一個無可匹敵的心理學家。
道德,這人類的巫婆,把一切屬於心理上東西徹頭徹尾的虛偽化;它破壞了一切東西,甚至達到一種可怕的無聊,以致把愛當作「利他的」。一個人必須堅定,必須用他的兩條腿安全的站起來,否則,他根本就不能愛。
女人遠比男人邪惡,也遠比男人聰明。你們聽過我對於一個女人怎能被救治,怎能被「救贖」這個問題的答案嗎?讓她生一個孩子吧!女人需要孩子,男人往往只是工具。
我的著作「悲劇的誕生」全書的特色是對基督教表現出一種諱莫如深的敵意的緘默。基督教否定一切審美的標準,而審美的標準是「悲劇的誕生」一書所唯一承認的價值。在這本書中,只有一個地方提到基督教,那是說基督教的教士是「惡毒的侏儒」,是「卑下的人」。
我的畢生工作是為人類準備一個偉大自覺的時機,為人類帶來一個「偉大的巔峰」。一直到現在,人類一直處在最壞的情況中,被那些狡猾和充滿仇恨心理的人所支配,也就是被那所謂「聖者」所支配——那些謀害世界和詆毀人類的人。利他主義被視為絕對價值,而「自利」主義則遭到敵視。教士所希望的,正是整個人類的墮落。當一個人不再重視自我保存時,當一個人不再重視生命時當貧血被當作理想而對肉體的輕視則被認作「靈魂的拯救」時,這不是頹廢,還能是什麼?
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面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復了教會,更且恢復了基督教。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為一種宗教,馬丁路德真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修士。
在我26歲時,我早就表示過我對德國人性格的懷疑。德國人都是賤民!因為他們都太溫順了。我不能忍受這個民族。這個民族不喜歡與眾不同的人(但是,天哪,我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我很怕有一天我會被別人稱為「神聖的」。我不希望做一個聖者,因為從來沒有比聖者更虛偽的人。我是真理之聲。我的命運注定了我將是第一個可敬的人,我是第一個發現真理的人。我是一個在歷史上無與倫比充滿著喜悅的先驅者。
我是所有人類中最可怕的人,也將是最有益的人。我是第一個反道德者,因此,我是根本的破壞者。
在反道德這個名詞中,含有兩種否定。第一,否定以往被稱為最高者那種型態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寬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認所謂道德本身的那種道德——即頹廢的道德,或者基督教的道德。我認為第二種否定更具有決定性,因為,高估善良和仁慈的價值是頹廢的結果,是柔弱的象徵,是不適於一種高揚而肯定的生命。
基督教的道德,是所有思想家的巫婆。在我之前,有什麼人曾經走進過那些發出這種理想之毒氣的洞穴呢?在我之前,有什麼人甚至敢於懷疑它們是洞穴呢?
能夠使我與其他人類不同的東西,就是我撕下了基督教道德的面具。基督教道德是一種最有害的虛偽意志,是使人類腐化的真正巫婆。
寄生者教士打著道德的幌子來說謊,以使自己變為價值的決定者,並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找到他們獲得權力的道路。人類的導師,包括神學家都是頹廢者。道德是所有頹廢者心理上的特質。
基督教完全而徹底是對生命的昏眩,它只是偽裝、隱藏在「另一個」或「更好」生命的信念之下。對「現世」的怨恨,對美和逸樂的恐懼,來世觀念,用以根本誹謗這個世界而根本上對空無、終局、靜寂、「安息的安息」的祈求。以我看來,所有這些基督教堅持的道德價值,乃是「毀滅意志」一種最危險的方式。至少也是一種最致命疾病的徵象。道德不是一種否定生命的意志嗎?道德不是危險中的危險嗎?
以上就是「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尼采對基督教的攻擊可說不遺餘力。有趣的是尼采的幾代祖先和父親都是基督教路德教派的牧師。他的外祖父也是牧師。可見尼采的叛逆性非比平常。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對未來的獨裁者而言,他們已經證實了希特勒所謂「群眾集會在夜間舉行要比在白天舉行收效更大」的論調絕對正確。希特勒寫道︰「在白天,人類對別人的意志及別人的意見所加之壓力,往往具有較高的意志及能力來反抗它。而在夜間,他們往往較易於屈服更強大意志的主宰力。」
疲憊往往會增強暗示感應性(這正是一般電視廣告客戶寧願花大把錢,把廣告節目安排在夜間的緣故吧。)
疾病在加強暗示感應性方面,甚至比在疲憊還具有更高的效力。在過去,病房往往是無數宗教變節者的棲息處。而未來受過特殊科學訓練的獨裁者,將會設立許多具有枕頭傳音器的病院。特殊的說服術將作全天24小時的播放,而一些較重要的病患將由政治救魂者及心靈改造者作種種救贖訪問,正如他們過去的祖先,經常有教士、修女及虔誠的教徒趨前來訪一樣。
沙根特博士(Sargant)在其傑作「心靈之戰」一書中指出,威斯勒(Wesley)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作為一個傳道士,是因為他對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具有一種直觀的洞察力。他往往在傳道中,開門見山地對聽眾說沒有入教經驗的人所受的折磨以及在地獄裡所陷入的永劫不復之地。在恐懼及罪惡感的雙管襲擊之下,他的聽眾往往陷入一種中樞神經崩潰的境地。在這時候,他才說那些懺悔而堅信上帝的人,將會獲得救贖。藉著這種傳道方式,威斯勒使幾千個男女老幼改信基督教。
1957年,加州杜拉地區的一個刑罰機構「林地路營」曾舉行一個奇特而有趣的實驗。一組自願接受實驗的囚犯,其枕頭下皆安裝了小型的擴音器。每一個枕頭擴音器皆連接到華爾騰辦公室裡的一個留聲機裡。在這枕頭下,夜間每隔一個小時傳來一股具有啟發性的細語,重複一些簡短的「道德生活原則」。當囚犯在午夜醒來時,他們往往能聽到這種細微的聲音,頌揚著至高的美德或輕喚著個人的良知:「我內心充滿著對眾生的摯愛與同情,上帝,請你祐助我。」
在閱讀了「林地路營」的報導之後,我想起了「美麗新世界」的第二章中的「催眠教育術」。透過語言暗示作用而達到的行為制約方式,必須在心理抗拒力最低的時候執行。
在美麗新世界裡,下層階級的人從來不會惹麻煩。因為當他們開始會說話及聽得懂別人的話時,他們夜夜在其昏睡的時候,便得不停地接受一再重複的暗示。
「林地路營」的催眠暗示法果真能奏效嗎?難道我們在睡眠中被灌輸了摯愛與同情之後,我們所有的人便果真能以慈悲為懷嗎?情形要真是如此寫意的話,那真是要謝天謝地了!實際上,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啟發性細語所帶來的訊息;我們真正反對的是,政府機構運用催眠教學的原則。難道在民主社會裡被委任執行權威任務的官吏,可以隨意運用催眠教育術嗎?在前面那個例子,接受實驗的人都是自願的,而執行實驗的人也都是出於一片好意。但是,這不能保證,在其他場合裡,執行此事皆能出於一片好意,或一切灌輸方法皆能出於自願性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幾家商業公司,皆大量地推出枕頭擴音器、鐘錶控制的留聲機,以及錄音機等。這些東西可供演員迅速地記憶他們的台詞,可供政治家及演說者記誦講稿,可供學生準備考試,最後,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供無數不滿意自己的現況,而想改造自己的人,作暗示學習或自動暗示。
巴伯(Barber)在「睡眠與催眠」的文章裡提到:淺睡往往比深睡更接近催眠狀態。當一個人處於淺睡狀態時,倘若催眠師告訴他說,他過了一會兒後會自動醒過來,醒來時會覺得十分口渴。不久之後,他醒過來,果然覺得十分口渴,很想喝水。
對一個未來的獨裁者而言,此種方法所含的意義不容忽視。催眠後的命令可以深入大腦,舉凡一切口號及機械性的言語都可以根深柢固地刻印在記憶裡。一般小孩要比成人更易於接受催眠教育,未來的獨裁者當然會全力去利用這個事實。到了上幼稚園年紀的小孩,在他們午睡的時候,一定會被灌輸催眠教育的暗示。
特別是黨員的兒子——這些小孩長大成人之後,都要當領導人、行政官員以及教師等——這些小孩都必須住在寄宿學校裡,他們除了白天要接受優良的教育之外,夜間還要補習催眠教學。而在一般成人裡,臥病在床的人將獲得特別的照顧。正如巴芙洛夫所指出的一樣,意志堅強及抗拒性強的狗,在經過手術或身受某種疾病的折磨之後,將會完全接受一切暗示。
我們的獨裁者有鑑於此,將會在每一個病床上,安裝特別的「音響設備」。以此,在手術或分娩期間,還要補充一些忠誠及純真信仰的加強課程。
此外,我們在牢獄、勞改營、軍營、海上的船、夜火車或在夜間飛機裡,也都可以看到一些被吸引的忠實聽眾。即使這種催眠的暗示,只能從這些聽眾裡收到百分之10以下的效果,它的影響力仍是十分可觀,而對一個獨裁者來講,這種不費力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事實上,正如佛家所強調的,世上大部分人終其一生皆處於半睡眠狀態中,他們像夢遊般地服從別人的暗示,渡其一生。而頓悟乃是全然的覺醒。
由各方面的種種證據都顯示出,在個人及社會的生活裡,遺傳並不比文化的培養較不重要。羅素認為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有三種:經濟的變動、政治理論以及重要人物。
因此,倘若俾斯麥及列寧在孩提時代即夭折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的情況,將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凡是進化層次越高的動物,其個體間的生物歧異性越大。在一切動物裡,人類的生物歧異性最高。
目前一般西方世界所採信的社會倫理建基於錯誤的觀點上。他們盲目地相信,人類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人類自出生之後就一直是劃一性的,而個人亦不過是集體環境下的制約產物而已。
倘若這種觀點果真正確,倘若人果真是社會的動物,倘若個人的差異微不足道,並可藉著適當的制約完全予以「燙平」的話,那麼很明顯的,我們便毋須講求自由,而國家亦可合法地迫害要求自由的異端了。因為對個別的白蟻來說,盡心盡力地獻身於白蟻窩乃是牠最大的自由。但事實上,人類並不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他們只是適度的合群而已。人類的社會並不像蜂房或蟻巢一樣的是一種純粹的有機體;人類的社會是一種組織,是供集體生活之用的一種特別機器。
龐大的政府機構及龐大的企業組織目前業已擁有,或即將擁有我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所提到的一切心靈控制技術。
倘若我們明日人口過剩及過度組織化世界的領導人,還沒有能力將遺傳劃一性加之於胚胎的話,那麼他們很可能會想盡辦法,將社會及文化的劃一性加之於成人及小孩身上。倘若我們要避免這種暴政的話,那麼我們便應該即時開始為自由及自主政府起來教育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承認個人多樣性及遺傳獨特性的事實,必須建立自由、容忍以及互愛的價值。
「宣傳分析研究所」成立於1937年。許多研究員從事於非理性宣傳的研究。但是有許多人反對這種研究。軍事當局恐怕許多入伍的青年將會開始分析他們教育班長的是非曲直。教士認為宣傳的分析,可能會破壞信仰,而降低上教堂的人數。廣告業者反對是基於它會破壞商標的信譽,並可能降低銷售量。
這些人的恐懼並不是沒有原因。倘若一般教士的話被探索得太厲害的話,那麼他們的根基將會動搖。
個人必須具有宣傳分析能力,以避免自身不經判斷即盲目相信那些無稽之談。
不管人類心理及生理的多樣性如何,人類之需要愛決不亞於他們之需要食物及房屋。最後我要強調智識的價值,倘若沒有智識的話,那麼愛將徒然變成無能,而自由的目標將永遠無法達到。
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教育。但是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這些威脅包括人口方面的威脅、社會方面的威脅、政治方面的威脅、心理方面的威脅等。由於目前我們的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因此,為自由而教育乃是當今刻不容緩的急務。
我們可以制定法規,以防止不肖商人作有害的宣傳。我們可以立法限制官員,不准他們任意對屬下施行催眠教學。我們可以立法禁止「潛意識投射」,在公共場所或電視銀幕上使用。同時,我們可以立法限制政治候選人,在競選運動上的費用,禁止他們訴諸反理性的宣傳。
此種防止性的立法的確具有某些效力,但是倘若目前破壞自由的巨大力量繼續增強的話,那麼它們的效力也無法持續太久。人口不斷增加、技術不斷進步所造成的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的壓力,若不設法予以減緩的話,那麼我們即使擁有最佳的憲法及防止性立法,也無濟於事。倘若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不予適當遏止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看到反民主的逆流在一些民主國家橫行。在人口壓力及過度組織化的衝擊下,再加上心靈控制術的盛行,民主制度將徹底改變其本質。此種變相的本質將會是一種新的非暴力極權主義。
人口急速的增加,目前業已嚴重地壓迫著自然資源了。我們必須儘快地降低生育率,使其不超過人類的死亡率。同時,我們必須儘快地增加食物的生產。此外,我們必須儘快地發展實際的代替品以逐漸取代我們目前所使用的燃料。
否則,將來在具有充足科學頭腦的獨裁者統治之下,教育將會發揮真正的效力,大多數男女將會深深地滿足於他們的奴隸狀態,他們連做夢都不會想到「革命」。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獨裁統治實在沒有被推翻的理由。(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再訪美麗新世界(4)
再訪美麗新世界(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希特勒的軍備部長史皮爾(Speer)曾發表一篇頗具慧眼的演說,他描繪納粹的暴政,並分析其方法。他指出︰「希特勒的獨裁制度跟過去歷史上的獨裁制度有一根本不同之處。它是現代技術發展中的首次獨裁制度,它運用了一切技術手段來統治自己的國家。透過收音機及擴音器之類的技術工具,它剝奪了8千萬人的獨立思想。以此,它使所有的人屈服於一個人的意志之下。」
在我的「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技術的進步已遠超過希特勒的時代。史皮爾指出︰「許多人恐懼有一天許多國家將完全為技術工具所統治。而這種夢魘已幾乎在希特勒的極權系統裡實現了。」但是,這種夢魘究竟還是沒有實現。納粹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智力及必要的知識——對其較低級的領導階級進行洗腦及制約方式的控制。而這一點或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之一吧。
未來的獨裁者在控制的技術已進步許多。那時的宣傳專家除了運用收音機及擴音器之外,還可以應用電視,將他雇主的影像及聲音播送出來。感謝技術的進步,現在的獨裁者已經能像上帝般地無所不在了。而且,未來獨裁者的魔掌也不只伸到技術發展的前端而已。希特勒時代以後,許多驚人的偉業都先後在應用心理學及神經病學的範圍內獲得實現,而這些工作都是宣傳專家、思想灌輸專家,以及洗腦專家份內的工作。今天,心靈控制術正在形成一門新的科學。當年希特勒即將實現的極權系統夢魘,終於要全部實現了!
描寫希特勒的傳記作家布洛克(Bullock)指出︰「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煽動家。」勞希尼(Rauschning)則寫道:「希特勒對天主教教會及基督教秩序,具有很深的敬意;他之所以敬佩它們,不是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因為它們苦心經營成功及控制得十分得法的『機械體』,因為它們的階級制度,它們極為狡猾的策略,它們對人性本質的洞察力,以及它們運用人性弱點而統治其信徒的高明手法。」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權主義、墨守成規的教俗,將教會世俗化,使一般人對上帝或個人救贖的信心轉移到國家、世俗榮譽,或領導者身上,乃是過去領導者,處心積慮所要達到的目標。
希特勒認為群眾是不足輕重的,他們既不能抽象思考,而對他們切身經驗以外的任何事實,也缺乏興趣。他們不是根據知識及理智來決定行為,而是根據感情及無意識的驅力來決定行動。一個宣傳專家要獲得成功,必須學會如何去駕馭這些本能及情感。希特勒為了使聽眾顯得更群體化、更同質化,他把他們全部聚在大廳及廣場裡,在這種地方,個人往往較易於喪失他們的個己性,或甚至他們最基本的人性,而消沒於群眾之中。個人聚集於群眾之中,便喪失他們的思想及道德選擇的能力。當他們的暗示感應性提高到他們喪失自身的意志及判斷力時,他們便變得十分衝動,喪失了個人及集體的一切責任感,在此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受制於一個突發的憤怒、狂熱以及驚愕。簡言之,一個處於群眾中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正像服下一劑強烈麻醉藥的人一樣。這種人乃是我所謂的「群眾毒害」的犧牲者。遭到群眾麻醉的個人,往往會逃避一切責任、智力及道德,而進入一種動物性的狂熱失神狀態。
希特勒早已系統性地在探索並開拓德國群眾的隱密恐懼及期望、德國群眾的渴求、憂慮以及挫折等。
事實上,廣告專家便是藉這種「隱密力量」的操縱,來誘使我們購買他們的宣傳品。
煽動宣傳家必須經常保持其武斷性。他的世界圖畫裡決沒有所謂灰色的色彩;每一件東西,不是窮凶極惡的黑,便是白璧無疵的白。他永遠都不能承認:他或許錯了,或持著不同觀點的人也許有他對的地方。他絕對不能跟對手辯論,他必須盡最大的力量把對手擊倒,把他壓制下來,他甚至必須採取種種手段把他們清算掉。一般具有道德潔癖的知識份子,對這種事情或許會感到震驚。但一般群眾卻永遠相信:「真理永遠站在主動的侵略者這邊」。
一般人處於群眾之中,煽動家的興風作浪往往使他們陷於次人性的智昏狀態,而喪失一切道德意識。智昏與道德白痴狀態是群眾毒害的徵狀。
在納粹的統治之下,不可勝數的人被迫花了很久的時間,從甲點行進到乙點,然後又從乙點行進返回甲點。勞尼希指出:「行進能分散群體的思想力。行進能夠抹殺思想。行進能使個人的個己性消失殆盡。行進乃是使人們習慣於機械的,準儀式的活動。」
希特勒的演講辭中,經常出現「仇恨」、「強權」、「殘酷」、「消滅」以及「擊破」之類的字眼,而且,他也經常用一些強烈的手勢來加強他的暴力語言。他聲嘶力竭地呼叫著、尖嚷著,他的筋暴出來,他的臉脹得滿面通紅。強烈的情感往往具有最高度的感染力。當聽眾受了演說者的惡毒狂熱所傳染時,他們往往會陷於無可壓抑的激情狂熱之中,不停地呻吟、不停地嘶喊、不停地尖叫。這種激情的狂熱狀態,很容易使人忘身其間不由自主,因此大部分嚐過這種經驗的人,都渴望著再一嚐這種失魂的經驗。
感謝義務教育與輪轉印刷機,過去幾年來,一般宣傳專家已能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文明國家的每一個成人身上。而在今天,更由於收音機與電視機之助,一般宣傳專家更得身處要津,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沒受教育的成人以及尚未識字的孩子身上。
一般來講,小孩子們對宣傳往往具有極高的感應力。他們不了解世事的詭詐,因此他們完全不懂得懷疑。
記得小時候,我們學了很多動聽的童謠及聖歌。而今日小輩們唱的卻是商業歌曲。「用高露潔牌牙膏刷牙,你的黃牙便變成白牙」之類的商業歌曲。一位電視節目製作人說︰「在廣告的誘惑之下,每一個小孩都會強迫他們的父母去購買他們在電視宣傳上所看到的產品。小孩子們幾乎是我們節目的義務宣傳員。倘若你能控制1百萬或1千萬以上的小孩,而當這些小孩在你的訓練下長大成人,他們必定會自動地來購買你的產品。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你獲得的利益,將會多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獨裁者或未來的獨裁者也可以如法炮製,如此,成千上萬的小孩在獨裁者的特殊訓練下,將來長大後一定會去購買獨裁者的意識形態產品。到那時,他們的一切行為將完全遵照宣傳專家在他們幼小心靈內所刻下的宣傳行事。
選民越多,選票的價值便越小。倘若選民只是幾百萬人中的一員,那麼個別選民便會感覺到自身的無關重要。他所選出的當選人,高高在上,離他很遠。從理論上來說,他們是人民的公僕,但事實上,這些公僕卻大權在握,而一般號稱主人的老百姓卻始終被壓在最底層。人口數目的增加以及科技的進步導致組織數目的增加及其複雜性的加重,並間接觸使大權集中在少數官員手中,在此種情況下,選民所控制的權力便逐漸喪失。
今天,在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裡,一般政客及其宣傳專家將無知和非理性灌輸予大眾。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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