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 星期四

李完用的評價

李完用的評價
李完用(1856-1926)於1883年科舉及格後,並於1886年進入李朝後期設立的第一所西洋學校「育英公院」,學會流利的英文後,到美國擔任了三年外交官,是朝鮮當時極少數的國際派。李完用後來擔任外交部長、教育部長。李完用本來親美,日俄戰爭後,轉為親日。1905年,因贊成簽訂第二次日韓條約,被人民視為韓奸。1907年,因韓國統監伊藤博文之推薦,擔任內閣總理。同年6月,朝鮮國王高宗派三位密使到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次萬國和平會義,訴說讓韓國喪失外交權的第二次日韓條約無效,要求恢復韓國的外交權,可是由於列強拒絕他們參加會議,因而失敗。
伊藤博文知道後,非常憤怒,要求高宗退位,這時李完用和日本站在一起,也要求高宗退位。高宗讓位給純宗後,李完用並且助日本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這個協約讓韓國連內政權也落入日本手中。
1909年,李完用被刺殺,但只受重傷,沒死。1910年,韓國統監寺內正毅決定併吞韓國時,李完用請求保留「韓國」的名稱,但被拒絕了。1920年李完用被日本授予侯爵,1926年,又被授予大勲位菊花大綬章。1926年,因肺炎去世,他被行刺後,一邊的肺失去機能,據說他後來罹患肺炎,與此有關。
一開始,李完用被韓國人視為韓奸,不過日韓合併後,由於日本在韓國建設得不錯,改善了韓國人的生活,所以韓國人對李完用的評價有了改變,他的葬夷雖然不是國葬,葬列卻長達數公里,就是證明。
但是二次大戰後,韓國政府為了去除韓國人的日本味,推動仇日意識,李完用又被視為韓國殖民地化的元兇,現在無論是南韓或北韓,都視李完用為韓奸。
2005年,南韓沒收9位親日反民族子孫的財產,其中就包括李完用的子孫。我覺得南韓政府很小心眼,我沒聽過中華民國政府沒收汪兆銘或哪位被視為漢奸的子孫的財產。這只能說韓國人的仇日情結似乎比中國人還嚴重。
雖然被視為韓奸,但是李完用卻一直在思考韓國的未來,摸索自主獨立的方法。他從不學日語。
歷史上有些人蓋棺後,還很難定論,中國的汪兆銘、台灣的辜顯榮、韓國的李完用都是如此。
理州上 2010年4月30日

2010年4月28日 星期三

莎喲哪拉!再會!

莎喲哪拉!再會!
1945年8月15日中午,在台灣的日本陸軍17萬5千人、海軍4萬6千人、一般民眾38萬人,台灣人640萬人都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第二天,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透過收音機廣播警告全島居民勿輕舉妄動。台北的市營公車停止三天後又開始行駛,到處洋溢著被解放後的歡喜氣氛,鞭炮聲四響,牌樓聳立,上面裝飾著美麗的花朵,雖然偶爾有台灣人警察被毆打,不過治安情況大致良好,和戰前差不多。
從這時候起,從都市到農村,北京語講習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當時會說北京話的台灣人少之又少,可是大家知道接下來的台灣統治者講的是北京話,因此北京話炙手可熱。
各市鎮成立「歡迎國民政府準備委員會」,可是中國的接收軍隊遲遲不見蹤影,倒是對岸的狡猾大陸人偽裝成接收人員,到台灣來,大搖大擺進入日本人家中,沒收財產。純樸的台灣人也以為他們是接收人員,而開歡迎會。
10月15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一行80人搭美國軍機抵達台灣,受到台灣民眾熱烈歡迎。他們來台灣的目的表面上是與台灣總督府有連絡事宜,其實是要調查台灣有哪些遺留下來的日產可以接收並且放進私人口袋。他們馬不停蹄走訪各處倉庫,倉庫中堆滿砂糖、樟腦、香菸,葛敬恩等人非常滿意。近代中國軍官的夢想就著攜捲鉅額公款,帶著全家老小,到到美國過奢侈的生活。接收台灣對他們來說,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非常高興總督府把土地台帳、納稅者名簿、一般犯罪紀錄……都整理得很清楚,尤其全台灣有百分之35的公有地,以及在公賣制度下,總督府掌握的鹽、砂糖、香菸、樟腦,這些都可以立即換成現金,這是他們在大陸時無法想像的,他們覺得彷彿是入了寶山。
愛國的台灣青年每天到基隆港附近的山丘觀看有沒有祖國國軍船隻的蹤影。10月17日,引頸期盼的船隻終於出現。可是國軍魚貫下船後,圍觀民眾目瞪口呆,國軍之中,有人獨眼、有人身上長滿皮膚病,有人穿著草鞋、有人穿著布鞋,有人扛著棉被,從老人到15歲左右的少年都有,這就是陳儀所率領打贏日軍的七十萬精銳國軍嗎?這哪裡是軍隊?簡直就是苦力的隊伍。不久中國軍隊找了一塊空地,坐下,拿出他們帶來的煮飯鍋、鏟,開始煮飯起來,一邊說台灣人聽不懂的話,一邊吃起飯來,這彷彿是乞丐的宴會!不久,這幕情景就傳遍整個台灣,而且還加添了一些神話,例如國軍背上之所以揹著一把雨傘,是要在必要時飛到空中,而他們走路時之所以顛顛簸簸,是因為鞋子中藏有鉛塊,以鍛鍊體力。有些中國軍人從來沒看過電燈和自來水,他們很不可思議地望著燈泡和水龍頭。
其實,當時國民黨中央不把接收台灣當成一件重要的事,而且國共正戰得激烈,正規軍都派去和共軍打仗,只能派雜牌軍來接收台灣。這些水準很差的軍隊以為自己是戰勝軍,到了台灣舊威風滿面,借了人家的東西也不還,強抓農家的雞,佔領寺廟,不買票就看電影,到小吃店白吃白喝。
中國接收大員沒收日本民間人士所有的財產,當初日本佔領台灣時,可沒收清朝民間人士的財產。這明顯違反了國際法。1952年,中華民國和日本要簽定華日和平協約時,蔣介石拼命要日本賠償,可是日本拒絕,認為日本在撤出台灣時,日本民眾被中國軍人沒收的財產就足以充當賠償,蔣介石也無言駁斥。當台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爭相搶奪日本人遺留的財產時,日本人悄悄離開台灣,他們離開時,將破裂的紙門糊好,該修理的地方修理好,把住過的家園整理乾淨交給下一位素未謀面不知名的住戶。
台灣的道德日漸低落,鐵軌被偷拆、電線被偷剪、學校教室的玻璃被偷拆,賣到資源回收場。日本人上船時,中國兵會檢查他們的行李,他們的貴金屬也常常因而消失。
1946年11月25日,停泊在基隆港的日本海軍驅逐艦「宵月號」在小雨中於下午6點緩緩出發,這是最後離開台灣的一艘日本船。岸邊站著4、5位台灣人,他們一邊用力揮著手,一邊用日語大聲喊:「大家保重身體,莎喲哪拉!」船上靠著甲板欄杆的日本人也用台灣話大聲喊:「在見!再會!台灣!」
理州上 2010年4月29日

2010年4月27日 星期二

正義的戰爭?

正義的戰爭?
★千瑤又幫我買了三件夏天穿的T恤,她對我真體貼。
★★台中中山醫院復健科的陳慧嘉老師要我跨大步幅走路,我式著來回走了幾趟,他看了,說:「簡直看不出你曾經摔傷!」聽得我心花怒放。
戰爭有沒有分正義(just)和不正義(unjust)嗎?一般人可能會同意侵略別人的戰爭是不正義的戰爭,被侵略不得已起而抵抗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南韓首都首爾市龍山區龍山洞有一座號稱「世界最大的戰爭紀念館」於1994年開館。裡面有一個迴廊,牆壁刻有16萬名戰死者的名字。
不過其中包括在越戰戰死的士兵的名字,這大有問題。由於美國的要求,南韓於1965年至1973年,派遣30萬士兵到越南打仗,其中約5千人戰死。這顯然不是因為外敵入侵不得已起而自衛的戰爭,換言之,不是正義的戰爭。
不過戰爭紀念館卻如此說明:「當越南於1960年代受到共產主義侵略的危機時,為了越南的自由與世界的和平,韓國派十字軍援助越南,到1973年3月撤軍為止,滿8年,韓國軍以北越為對手,立下彪炳輝煌的戰功,並且支援民眾,向全世界顯示韓國軍的威容與勇猛。」在美蘇冷戰期間,南韓一向標榜「反共」,因此對南韓而言,派兵越南自然是「十字軍」,也就是「正義之軍」,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
1990年代末期,一家南韓報紙刊出驚人內幕:
韓國軍在越南期間大約殺害4萬名越南人,其中包括許多民間人士。尤其是1965年12月22日的事件最為駭人,這天,韓國軍兩個大隊對越南某城市發射500發砲彈,之後,在「殺乾淨、燒乾淨、破壞乾淨」的方針下,展開掃蕩北越大作戰。韓國軍殺死了50名以上民間人士,其中包括22名孩童、22名女性、3名孕婦、6名老人。
此外,韓國軍於1966年1月23日至2月26日之間,在4個地區殺死約1200名住民,有8戶家庭一家全死,1535棟住家和850萬噸糧食被燒毀,約650頭水牛被殺。
這真是南韓一大醜聞,殺害越南平民的韓國軍竟然被當成「英靈」供奉在戰爭紀念館,如同日本的靖國神社祭祀A級戰犯一樣。
2001年8月23日,南韓總統金大中訪問越南時,對越南國家元首強德倫說:「我們參加了不幸的戰爭,違反本意,給越南國民帶來痛苦,對此,我深表道歉與遺憾。」南韓政府並且援助越南300萬美元,在越南蓋醫院和小學。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為了永遠的和平」論文中,主張應該完全廢除常備軍,理由是軍人是為了殺人和被殺而存在。
戰爭有分正義和不正義嗎?依我看,所有的戰爭都是不正義。軍人一拿起武器,就容易失去理智,他就變成一個殺人機器。我反對戰爭,不管是基於什麼神聖的理由,因為戰爭就是意味大量而合法的殺人!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理州上 2010年4月26日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決定中日韓三國命運的兩件事

決定中日韓三國命運的兩件事
17世紀初期朝鮮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是透過耶穌會(關於耶穌會與利瑪竇到中國傳教的前後經緯,請參考拙著『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u 1552-1610)。利瑪竇於1601年到達北京,他為了順利在中國傳教,採取很多權宜措施,例如他主張儒家古典理的「上帝」和天主教裡的「天主」是同樣的。為了吸引中國讀書人,利瑪竇還和徐光啟、李之藻合作翻譯許多西方的科學與神學書籍。而當時朝鮮每年都會派遣使節(所謂的燕行使)到中國北京,這些燕行使回朝鮮時,就會攜帶漢譯西方科學、神學書籍,將西方文明間接傳到朝鮮。受到這個影響,在北京受洗的李承勳便於1784年在朝鮮創立基督教會。
利瑪竇還介紹世界地圖給中國和朝鮮的知識份子,對朝鮮而言,在此之前,世界就是中國、女真、日本,頂多到天竺(印度),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讓他們知道世界原來比他們想的還大得多。而且讓他們知道「尊華卑夷」的思想是虛幻的。世界有五大洲,其中的亞洲便有100多個國家,而中國只是其中之一。
利瑪竇的漢譯西洋書大概有22種,其中由利瑪竇口述,徐光啟筆記的為:「幾何原本」六卷、「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由利瑪竇口述,李之藻筆記的為:「坤輿萬國全圖」、「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
1610年,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又繼續派一流的傳教士到中國,比較著名的有:
龍華民(1597年到中國)
龐迪我(1599年到中國)
熊三拔(1606年到中國)
陽瑪諾(1610年到中國)
艾儒略(1613年到中國)
畢方濟(1613年到中國)
鄧玉函(1621年到中國)
湯若望(1621年到中國)
羅雅谷(1621年到中國)
1610年中國人基督徒只有2500名,到了1650年大幅增加到15萬名。
朝鮮王朝並且於1653年決定採用西洋曆法「時憲曆」(由徐光啟主持編篡)。
李之藻於1629年出版合20種漢譯洋書而成的「天學初凾」,這本書收錄了瞭解西洋科學與宗教的基本文獻,分理編和器編,理編除了天主教理書之外,也有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的書,以及世界地理「職方外紀」。
器編網羅數學、天文、測量等貴重西洋科學書。「天學初凾」也傳到朝鮮。
1630年,朝鮮燕行使鄭斗源在山東半島的登州遇見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1634),陸若漢請鄭斗源帶給朝鮮國王禮物,那些禮物是西洋文物,無論就質或量來講,都非常貴重。
燕行使每年三或四次從漢城出發,經義州、瀋陽、山海關,到北京。不過1630年時,山海關外被後金,也就是後來的清佔領,鄭斗源一行人只好經山東半島的登州到北京。
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年出生於葡萄牙,1577年赴日本,精通日語,著有「日本文典」,是西方當時第一流的日本研究者。但是後來德川家康親近基督新教國家荷蘭與英國,排斥基督舊教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因此陸若漢於1610年,在日本住了33年後,被趕到澳門。
1636年,清軍入侵朝鮮,朝鮮國王仁祖不得不與清軍簽訂和約,答應讓仁祖的長子昭顯世子(1612-1645)到北京當人質。昭顯世子在北京與耶穌會教士湯若望交友,並且對天主教與西方科學表示興趣,希望將來引進朝鮮。湯若望還送昭顯世子天球儀、天文書與其他漢譯洋書。可是,1645年昭顯世子回朝鮮後,卻被人毒死。原來昭顯世子的父親仁祖懷疑清朝會逼迫他將王位讓給昭顯世子,便命令御醫李馨益毒死昭顯世子,並將王位繼承人讓給次子鳳林大君,也就是後來的孝宗。由於昭顯世子的去世,朝鮮失去引進西方科學文明的最好機會。
朝鮮王朝自從1392年創建以來,就徹底實施文治主義,所謂「文」,就是「儒」。儒者們認為實學是「雜學」,技術是「末技」,都瞧不起。他們眼中只有「中華」,他們不認為「南蠻」人帶來的西方文明有任何價值。
不過,李瀷(號星湖 1681-1763)主張朝鮮應該引進西洋學問,他批評朝鮮的儒學已經脫離實際生活,虛學化。他開啟了朝鮮的實學思想,並且形成了星湖學派。李瀷的父親李夏鎮於1678年被政府派遣到北京時,買了數千卷書籍,其中包括耶穌會教士的漢譯洋書。
李瀷認為儒家思想優於天主教,可是西方的科學想卻值得東方人學習。這是中國「中體西用」、日本「和魂洋才」、朝鮮「東道西器」的先驅。
星湖學派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由研究天主教進而信仰天主教,另一派則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場堅持與天主教對抗。
耶穌會為了在中國順利傳教,採取了一些配合中國民情風土的權宜措施,例如在中國的耶穌會就允許中國人信徒祭祖、拜孔子。可是後來在西班牙援助下,以菲律賓馬尼拉為據點的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於1633年到中國,他們向先來者耶穌會爭奪傳教機會。這表面上是天主教內部的傳教爭奪,其實暗藏著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東方貿易的爭奪戰。
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看到中國人信徒祭祖、祭天、拜孔,認為這是迷信,違反了天主教認為上帝是宇宙唯一神的教義,一狀告到羅馬教宗那兒。1704年,羅馬教宗下令中國人信徒不得參加儒家式祭典。本來對西方傳教士懷有善意而且對西方科學文明懷有濃烈好奇心的康熙皇帝(在位1662-1722)知道後,非常憤怒,於1706年下令實施給票制度,也就是只發給承認中國典禮的傳教士票(居住證明書),將沒有票的傳教士全部趕出中國。
本來是天主教修道會之間關於中國典禮問題的爭論,現在變成羅馬教宗與康熙皇帝之間的爭執。
1715年,教宗宣布中國的儒家式典禮是迷信。雙方的火藥味逐漸濃厚,1722年,雍正皇帝開始禁教與迫害。1773年,羅馬教宗下令解散耶穌會。170年來將西方科學文明介紹到東方來的耶穌會就這樣被解散,這對正開始要研究西方科學文明的中國和朝鮮來說,都是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1786年,朴齊家向朝鮮國王建議招聘西洋學者到朝鮮擔任觀象監,並且要年輕學者向西洋學者學習,不僅學天文,還要學農業、醫藥、建築、採礦、製造玻璃、製造火砲等。可是朴齊家不知道耶穌會早在13年前就被羅馬教宗下令解散,因此他的構想當然不可能實現。
近代朝鮮由李桓老(1792-1868)開啟了「衛正斥邪」思想,所謂「衛正」,就是保衛正學,而「正學」,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程、朱,一直到朝鮮的宋時烈,對這個道統而言,無論是楊墨、老莊或佛教,都是異端邪說,而19世紀的異端邪說主要是天主教。中國的道統為什麼會傳到朝鮮的宋時烈呢?因為明朝被清朝(夷)滅亡,而清朝又於1627年和1636年兩度侵略朝鮮,而且宋時烈又是徹底的朱子學者,強烈主張「崇明排清」,道統自然落在他身上。
朝鮮的儒者認為,自從滿州的清滅掉漢族的明之後,中國就從「中華」淪落為「夷」。那麼誰繼承「中華」的道統呢?當然是貫徹儒家思想的朝鮮。
近代史上日本和朝鮮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政府於1639年下鎖國令後,把西洋的宗教與貿易切割開來,驅逐基督舊教國西班牙與葡萄牙,而與基督新教國荷蘭貿易,並且自1641年開始,規定荷蘭人必須每年對德川幕府提出「風說書」(世界情勢報告),讓日本政府可以及時掌握西方資訊。而且讓荷蘭人住在長崎初島,長崎成為日本對外唯一窗口。然而朝鮮卻沒有「長崎」,也沒有「風說書」。日本將宗教與學術分開,拒絕宗教,卻歡迎西方學術(蘭學)。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就把西洋書中的科學與宗教分開,允許西洋科學書進口,開創了日本的蘭學。
就在日本將西洋的宗教與學術分開的同時,朝鮮卻開始鎮壓天主教,並且從反西方宗教擴大成反西方學術,朝鮮躲在「鎖國壤夷」的龜殼中,成了東亞最後一個「隱者之國」。到了1882年,朝鮮才被迫打開國門,這時日本與朝鮮的國力已經是雲泥之差。
1895年,朝鮮國王高宗宣布教育立國的方針,拋棄「虛名」的教育,轉變成注重「德、智、體」三位一體的「實用」教育,然而農村的教育主流依舊是儒家思想教育。
日本已經於1872年公佈「學制」,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一個大學區再分為32個中學區,每一個中學區再分為210個小學區,每一個小學區設立一間小學。1878年的就學率為百分之41.3,而當時朝鮮還在固守儒家思想的教育,並且清一色是朱子學,兩國之間相差太大。朝鮮直到1895年才由舊教育轉換成新教育,不過已經落後日本23年。1902年日本在朝鮮實施「統監政治」,朝鮮已成為日本的囊中物。
日本在1720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時,已經在中國、日本、朝鮮東亞三國的現代化賽跑中,取得領先地位,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從1601年利瑪竇進入北京以來,一直到1720年,中國都是東亞西方學術研究的先鋒,可惜在康熙時代先是為了「典禮之爭」,到了1722年,雍正皇帝禁教,耶穌會又於1733年解散,從此西學進入中國的管道中斷,連朝鮮也受池魚之殃,只有日本一直保有「長崎」這個窗口,讓西方文明源源不絕流入。
最糟糕的是中國和朝鮮都有科舉制度,而且考試內容都是儒家的四書五經,對讀書人而言,漢譯西洋書中,既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根本無助於他們的前途,因此不可能浪費時間去翻閱。相反的,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好聰明的日本人,什麼都向中國學,就是科舉制度不學!),因此日本的學術界呈多元化發展,有漢學、國學和蘭學(荷蘭人傳來的西方學問)。在西方人侵略亞洲之前,日本人已做好西化的暖身運動。
這就是日本何以現代化(明治維新)很順利,並且遙遙領先中朝兩國,而且還反過來侵略兩國的源由。
1720年(日本在這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進口)與1733年(耶穌會在這年解散)決定了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歷史命運。
理州上 2010年4月27日

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慰安婦

慰安婦
日本統治台灣與韓國的期間,做過最讓人詬病、讓日本人百口莫辯、也最讓日本人蒙羞的事是慰安婦。
所謂慰安婦,就是軍妓。台灣軍中有軍妓,二次大戰後,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軍所到之處,無論越南、韓國或菲律賓,也都有軍妓。據說韓戰時,被逮捕的北韓女性也有被強迫當軍妓。1990年代中期到2002年,有5千位俄國女性與菲律賓女性偷渡到南韓,被強迫與美軍性交易。
在2000年代的南韓,與南韓軍人性交易的女性有百分之90是俄國人、菲律賓人等外國人。1951年,南韓軍設立74個慰安所。
可見無論是哪一個國家,軍妓都是必要之惡,因為軍隊都是男人,而軍人都是正值血氣方剛、性慾旺盛的年輕小伙子,長久沒有女人,遲早會發生事情,尤其在戰爭期間,手上有了槍,隨時會性侵犯敵方的民間婦女,這種事情自古皆然,只要有戰爭,第一個受害的一定是老弱婦孺,而婦女絕大多數是被性侵害。
因此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要送軍妓到軍中,本來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誰叫人類要戰爭?)--讓敵國的民間婦女不致受日本軍人性侵。然而壞就壞在日本是讓台灣與韓國這些殖民地的婦女去當慰安婦,也就是軍妓。二次大戰後,這些昔日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開始算帳。
問題在於這些慰安婦是自願或被強迫,如果是自願,日本沒什麼過錯可言,因為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旁人無法置喙。但如果是強迫,日本人的罪過可就大了,因為這明顯侵犯人權。
按照常識來想,當初日本軍方要讓台灣與韓國的婦女去當慰安婦時,不可能自己動手做,因為日本人畢竟是外來者,對當地人不熟,所以應該是將這個工作外包給當地媒介者,每提供一位慰安婦,給一定酬勞。
當地媒介者一開始,一定是找職業娼妓,因為對方容易答應。等到職業娼妓找完了,便退而求其次,找一般婦女,這時,媒介者不可能找有錢人家的婦女,因為不可能成功,他一定找貧窮人家的婦女,誘之以利,連哄帶騙,比較容易成功。如果無法說動對方,可能會先以高率利借錢給對方,等對方還不起錢,再要對方擔任慰安婦抵債,甚至以暴力威脅,猶如現在的暴力討債。
1944年7月26日,朝鮮最大的報紙「京城日報」上刊出一篇「急徵慰安婦」的廣告。酬勞為月薪300日圓以上,當時京城帝國大學畢業的學生第一個月的薪水是75日圓,所以慰安婦的薪水是其4倍,待遇還算不錯。
至於由日本軍人拿槍逼迫良家婦女到前線擔任慰安婦,我想應該沒有這個情節。
慰安婦一共有多少人呢?由於日軍並沒有留下資料,因此只能用推估的方式,一般是推估8萬至20萬人。也有人推估40萬人。南韓的學校教科書甚至推估650萬人,實在誇張。
至於出身地,有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中國人、菲律賓人、印尼人、馬來西亞人、泰國人、緬甸人、香港人、澳門人、荷蘭人。其中最多的是朝鮮人(佔百分之20),第二多是中國人(佔百分之10)。
根據首爾大學教授李榮薰的調查,日本兵當時與慰安婦性交易要付1至2日圓,而士兵的月薪為7至10日圓。慰安婦得到的錢必須與仲介業者五五分帳,而且慰安婦常常欠仲介業者錢,因此實際進入口袋的錢極少。
至於慰安婦一晚要接幾個客人?一個晚上最多接30位客人,一個客人3至5分鐘。
根據戰後日本於1992年調查,日本軍方的確和徵募慰安婦有關,可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以強迫手段逼民間婦女擔任慰安婦。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李敖為救助臺灣慰安婦,拍賣自己收藏的字畫古董,包括胡適曾經送給他的書法作品等,總共捐出一百萬美金,約合三千三百多萬新臺幣,轟動一時。
雖然日軍不可能以強迫手段,逼使台灣與韓國等地的民間婦女充當慰安婦,可是慰安婦曾經存在是一個事實,這是日本永遠的恥辱。而世界上只要戰爭存在一天,只要軍隊存在一天,軍妓(慰安婦)這個必要之惡就存在一天。所以人類應該往消滅戰爭、消滅軍隊的方向努力,因為消滅戰爭和消滅軍隊也就等於消滅軍妓(慰安婦)。
理州上 2010年4月日26日

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日本在朝鮮的建設

日本在朝鮮的建設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時,南韓有日本平民70萬人、日本軍人18萬人,之後從北韓有29萬多日本人逃到南韓,所以總計在全韓國有將近120萬日本人。
準備回家的日本人開始在道路兩旁賣家當,收音機、蚊帳、桌椅、棉被、時鐘、衣服、照像機、錄音機、市界文學全集、鋼筆、字畫……應有盡有。買者是往昔被日本人(現在是賣方)雇用的韓國人。韓國到處洋溢歡樂、解放的氣氛。不過沒有日本人被韓國人毆打的事情發生,這和日本人從中國東北撤退時,發生多起被中國人毆打、搶奪的事件相比,一方面可說日本在韓國的教育相當成功,一方面也可看出當時韓國人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大的恨意。根據朝鮮總督府報告,從8月16日到25日,總共有6位日本人被殺害,不過幾乎都是起因於個人的恩怨。
許多韓國人對日本的戰敗感到遺憾,他們被日本人灌輸「神州不滅」、「鬼畜美英」的觀念。日本人要離開韓國時,到處可見他們的韓國人朋友與韓國雇用人依依不捨,淚含眼眶,和他們道別。
1994年11月20日,漢江上的聖水大橋倒塌,造成多人死傷。韓國在1970年後已經有8座橋倒塌。日本時代架設的漢江大橋,完成後經過70年以上,而且遭美國飛機轟炸,經過修理,現在仍在使用,聖水大橋才架設15年就發生意外。有些韓國人就說:「日帝時代建的橋到現在一座也沒倒塌。」聖水大橋倒塌事件後,韓國請日本的專家到韓國檢查,結果發現南韓有300多座橋必須重建。看來韓國人與台灣人一樣,施工都偷工減料,不如日本人紮實。據說,首爾的地下鐵現在有200多處缺陷,搭地下鐵的韓國市民都提心吊膽。
一天,在街頭一位老人和年輕人為日據時代日本人的功罪辯論,年輕人說:「日本侵略東亞,殺害數百萬人,是殺人魔!」
老人說:「你回家時看看人行道上鋪的磚塊,到處破爛,施工品質很差,日本時代不會這樣。日本官員也不會收賄賂,不像現在的韓國,各種領域都有黃牛,司法有司法黃牛,只要付錢給司法黃牛,罪刑可以輕判,罰款也會少繳。一般平民到銀行很難貸到錢,可是只要在桌下遞給銀行貸款部門的課長一些錢,就會順利貸到錢。到醫院看病也有醫院黃牛,向黃牛買順序票,就可以提早讓醫生看。當然買車票也是有黃牛。這些都是在日本時代沒有的事。」
二次大戰後,南韓第一任總統是李承晚,他不僅反日,而且還是強人、獨裁者。李承晚之後,強人政治就變成南韓的傳統。強人政治不允許政敵存在,1949年,李承晚的政敵金九在首爾被暗殺,兇手是李承晚的部下陸軍少尉安斗熙,他雖入獄,但是韓戰結束後,就被釋放。後來退役後,做軍方生意,賺了大錢,安享富裕餘年,並且能自由出入景武台李承晚總統官邸。
日據時代,韓國人很簡樸,可是戰後生活富裕後,大家開始學會奢侈浪費與投機。據說這樣的光景常發生,在富裕的家庭,早晨一起床,父親對孩子說:「今年不太下雨,辣椒(韓國每天吃的泡菜必用辣椒)一定會漲價,現在買起來,將來再賣出的話,大概會漲3倍。」
某日,一位10歲左右的孩童到首爾的一家百貨公司買東西,付給店員一張100萬韓圜的支票。店員嚇了一跳,說:「你怎麼拿著這麼大金額的支票?」孩童說:「我父親給我的,他叫我買喜歡的玩具。」店員馬上打電話給孩童的父親。結果,孩童的父親說:「我的孩子拿100萬韓圜,有什麼錯?犯了什麼罪?笨蛋!」
1938年,日本在朝鮮實施志願兵制度,1941年,要招募3千名志願兵,卻有48倍,14萬5千人報名。1942年招募時,依舊有多達25萬多人報名。現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裡供奉著2萬3千位為日本戰死的韓國人英靈。
在日據時代,韓國13道(縣)的首長大半是韓國人,218郡的郡守大部分也是韓國人,村長則全都是韓國人。可是日本統治台灣50年,卻沒有出現一位台灣人縣長和市長。在教育方面,韓國出現多位韓國人校長,台灣則中學校以上沒有一位台灣人校長,1千74所小學之中,只有5所小學是台灣人校長。在軍人方面,韓國有洪思翊陸軍中將等多位將官,台灣最高階級的只有上尉一人。在警察方面也是一樣,日據時代的韓國有2萬5千名警官,其中1萬名是韓國人。台灣人能當上警官的只有極少數人。由此可見,日本人對韓國人不但不苛薄,反而比對台灣人還寬大。
當日本要求韓國人與台灣人改日本姓名時,韓國人有八成改成日本姓名,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二改成日本姓名。雖然不改也不會被處罰。
韓國工業現在對日本的依存度很高,汽車零件的對日依存度為百分之59,電子產品零件的對日依存度為百分之45,造船為百分之40。因此阪神大地震時,韓國企業很擔心日本零件的供應會有問題。
韓國很多東西都模仿日本,像地下鐵的博愛座設計、公共電話的樣式、計程車,甚至電視節目,例如每次日本的搞笑電視節目「8點了,全員集合!」(由諧星志村健等人演出)播放,一個星期後,就有同樣內容的節目就在韓國電視台出現,只是節目名稱改成「8點了,全員出發!」台灣的諧星倪敏然、張菲、徐風、檢場等人主持的「黃金拍檔」也常模仿該節目的點子。韓國的報紙編排也是模仿日本的報紙。外語書報雜誌之中,最暢銷的就是日語書報雜誌,日本的流行服飾雜誌「濃濃」每個月在南韓銷售5萬本,韓國的流行歌經常和日本的演歌雷同。
自從1965年日本外交部長椎名訪問韓國時說:「深深反省。」以來,昭和天皇、中曾根首相、平成天皇、海部首相都向韓國道過歉。歷代的天皇、首相、外交部長都免不了要向韓國對曾經統治韓國一事道歉。
可是在今日的韓國,討厭日本的不是曾經被日本統治的老一輩韓國人,而是沒有被日本統治過的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韓國人,他們受仇日教育長大,認為日本人在韓國做盡壞事,如果沒有日本統治、剝削,韓國會比現在更進步。
可是持平而論,日本統制韓國之後,消除韓國封建階級社會的弊害,引進西方型的先進文化,發展工業,增加韓國的就業率。日本在韓國於1922年實現每三個村設一個小學的計畫,又於1936年實現每一個村一個小學的計畫。1942年,又擬定每一個村兩個小學的計畫。最後日本在全韓國設立了5千所小學。在李朝時代,韓國的教育機關是書堂和書院,書院只允許兩班和中人這兩種特權階級的子弟就讀。一般平民沒有教育機會。而且不可思議的是,無論在書堂或書院,韓國學童學的歷史不是韓國史,而是中國史。甚至學堂與學院不教自國語言諺文,而教所謂的「真文」,也就是漢文。只有漢文才是學問。諺文被認為是小孩與婦女學的文字,很幼稚,難登大雅之堂。在日據時代之前,韓國的公文、外交文書與祭祀時的文章都不用諺文,而用漢文。
如果請老師教諺文,老師會說:「回去叫你母親教你,幾個晚上就可以學會。」
現在所有的韓國人都會諺文,都是因為日據時代小學教諺文之故。
日本在韓國也建了許多道路和鐵路,在1920年代並且建了亞洲最大的肥料工廠。還建了發電廠和其他工廠。許多村莊都有電燈可用。
日據時代之前,農民一過了農忙期,就休息無事做,可是在日據時代,由於日本建築道路、鐵路、堤防、學校,需要建築工人,因此農民就有額外的工作機會與收入,生活水準自然日漸提高。尤其農民擺脫李朝時代身分制度的束縛,農村的氣氛變得開朗多了。
在日據時代,小學不僅教諺文,也教算數、地理、製圖、音樂、修身(公民與道德)和歷史。
有時候好心的日本人老師看到貧窮的韓國學生沒有帶便當來,還會把自己的便當讓給學生吃。
今天韓國之所以這麼進步,其基礎都是在日據時代打下的。如果日俄戰爭日本輸了,韓國成為俄國的殖民地,韓國會有今天的進步嗎?
韓國的中部大學教授崔吉城曾經訪問過許多在日據時代生活過的老一輩韓國人,結果發現很多人都認為日據時代是很好的時代。台灣淡江大學研究比較殖民地經營學的張炳楠教授也對日本統治台灣有高度評價。張教授認為如果當初日本統治的不是台灣,而是海南島,讓台灣留給中國統治,那麼海南島將是今天台灣的水準,而台灣將是今天海南島的樣子。
由以上幾篇文章可知:
一, 日本在韓國的統治並沒比在台灣苛刻,日本在韓國的建設也沒有特別不努力。
二, 然而韓國有嚴重的仇日情結,台灣卻反而有親日情結,那是因為一來韓國傳統上有嚴重的華夷思想,認為自己是「華」,而日本是「夷」,一向瞧不起日本,可是到了近代,韓國偏偏被這個瞧不起的「夷」所統治,這真是奇恥大辱,因此怨恨特別深。二次大戰後,為了擺脫日據時代染上的「日本味」,韓國便徹底實施仇日教育,結果造成老一輩韓國人親日,新一代韓國年輕人極端仇日的奇怪現象。加上戰後,經濟一直感不上戰敗國日本,事事要向日本學習,讓韓國政府很難堪,因此必須隨時宣傳仇日觀念,一有什麼事,就要重提日帝的罪行,要日本政府道歉。
三, 當然國民黨政府來台灣後,也實施仇日教育,可是因為先前發生二二八事件,因此仇日教育對台灣人的影響微乎其微,只影響了外省人第二代。
理州上 2010年4月23日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深信風水的韓國和台灣

深信風水的韓國和台灣
我們知道台灣人深信風水,某某人生官,便說他祖墳風水好,某某人選舉落選,便說他祖墳風水遭人破壞。新官員上任第一件事常常是請風水師來看辦公室,看看什麼地方的裝潢該改一改,辦公桌的方向對不對,哪個地方是否該擺個魚缸等等,非常迷信幼稚。
韓國也不遑多讓,韓國對西南部的全羅道地區的出身者有嚴重歧視,因為開創高麗王朝(918-1392)的王建曾留給子孫「十訓要」,其中第八條寫道:「車峴以男、公州江外的山形地勢皆背逆,人心也是如此。萬一當地的人有參與朝政,或與王侯、國戚結為親家,而掌握國政,會給國家帶來動亂。」因此朝鮮政府自此都不用全羅道出身的人當官員。
1998年全羅道出身的金大中執掌政權是全羅道地區一掃「千年之恨」的一件大事。
金泳三政權(在位1993-1998)時拆毀舊朝鮮總督府,在原地建景福宮。這時候韓國政府同時進行「拔除鐵杭運動」。韓國人認為日據時代(他們稱為日帝時代),日本人為了消滅大韓民族的精氣,在全韓國的各處名山打入鐵杭,以切斷地脈。1995年韓國內閣會議通過這項拔除鐵杭計畫。內政部下令各地機關全力配合,政府還出動軍隊以及地雷探測機尋找鐵杭,電視新聞節目並且經常報導。
結果在慶尚北道清道郡「走狗山」發現直徑四公分,長一公尺的鐵棒。1995年2月14日,在現場舉行安撫山神靈的「告田祭」後,花了一小時半,拔除鐵棒。根據風水師說:「當地的地形成渴龍飲水的形勢,日帝在龍鼻處打下鐵杭,讓當地無法出人才。」
慶尚北道浦項市的龍山也發現直徑1.5公分,長1.5公尺的鐵杭,被日帝打入地脈,切斷地氣。據風水師說:「從山勢來看,鐵杭打入的地方是龍的脊椎,目的是要切斷山的精氣。」
1995年,南韓在南北軍事境界線附近的梧鳳山,動員20位青年,花14小時,拔除打在大韓民族「腦天」的長180公分、直徑3公分的六角形鐵杭,鐵杭中心有小洞,據說是要讓地的氣運外洩。這地方是南漢江的水源區,據猜測可能是日帝要首爾市和春川市的市民喝腐爛的水,因為水源區被鐵杭打下之後,土地會腐爛。就這樣,在南韓各地拔除的鐵杭超過118隻。
其實這些鐵棒或鐵杭,是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山地為了防止登山客掉落,而埋設的扶手鐵欄杆或防止滑倒的鐵棒,或是日本人在測量土地時,為了設置三角點,而埋下的鐵棒。
1995年3月1日「京鄉報」登出一篇聳動的報導,首爾大學的教授兼風水師崔昌祚認為: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建築物遮斷了首爾的地氣,而且日本大使館位於景福宮附近,當年日本人就是在景福宮殘殺了許多朝鮮王室,所以應該將大使館移到別處。日本大使館看了報紙,大吃一驚。
可是這塊地當初是南韓政府推薦的,並不是日本大使館特意挑選。而且日本大使館附近有更高聳的美國大使館,如果日本大使館建築物遮斷了首爾的地氣,美國大使館是否也如此?將來南韓若引發反美風潮,說不定美國大使館的地理位置會被拿來作文章。
南韓有一家雜誌「朝鮮月刊」是唯一提出反對「日帝風水陰謀論」的刊物,1995年10月,「朝鮮月刊」登出金容三記者執筆的文章「金泳三政府是『風水政權』嗎?」文章內容大致是:經過本刊記者全國實地採訪,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日帝埋設鐵杭。這是風水的麥卡錫主義。國家機關以「恢復民族精氣」為口號,拆除舊朝鮮總督府、拔除日帝鐵杭,不可思議的事俯拾皆是。基督教長老的金泳三總統所率領的文民政府被鐵杭亡靈附身,邁向21世紀的韓國被迷信束縛。
反日派的首爾大學社會學科的慎鏞廈教授則認為日帝雖然不相信風水,可是知道韓國人相信風水,所以故意採取這樣的行為,讓韓國人有挫折感。
南韓全國各地拔除的鐵杭和鐵棒,後來集中到首爾的國立民俗博物館和獨立紀念館展示,顯示「日帝的暴行」。不過最近基於風評不佳,已經不再展示,收藏在倉庫裡了,不知是否受到「朝鮮月刊」報導的影響。
理州上 2010年4月22日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南韓拆毀舊總督府

南韓拆毀舊總督府
眾所周知,現在位於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的總統府,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你能想像中華民國政府因為仇日情結,而將總統府拆毀嗎?如果中華民國政府這麼做,你一定會說:「這個政府是不是瘋了?是不是嫌國庫錢太多,沒地方用?好好一棟總統府,幹嘛拆了?」南韓政府就這樣做!而且還得到人民稱讚!
舊朝鮮總督府於1916年,日本人將景福宮一部分拆去而開始建造,建築物樣式採取文藝復興形式,1926年完工。當時是漢城最秀麗的現代建築,即使經過70年,到了1990年代,仍舊富麗堂皇、美輪美奐。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就是在這棟建築物辦公。1948年,大韓民國建國宣言與制憲會議以及第一任總統就職典禮都是在這棟建築物舉行。後來韓國政府花費鉅資,將內部重新改造,成為國立中央博物館,於1986年開館。可是,1993年,金泳三政權成立後,便宣布要拆毀這棟建築物。如果考慮拆毀的費用,以及重新建造總統府和中央博物館的費用,一般人會認為拆毀是不智之舉。然而金泳三政權卻認為這樣可以「恢復民族精氣」,而不管是否浪費。
1993年8月8日,韓國內閣發表宣言:「在深思熟慮之後,我們認為應該早日拆除朝鮮總督府的建築物,尤其將民族文化之精髓的文化財保存在舊朝鮮總督府是一項錯誤。」
1995年是韓國擺脫日本統治50年,韓國人稱為「光復50周年」,這年,在「重建歷史」的口號下,南韓開始動工拆除舊朝鮮總督府,首先,舉行盛大的「告田祭」(告訴天地之神即將拆舊朝鮮總督府),接著於8月15日「光復節」正式動工。這天,在光化門前,擺設座席,金泳三總統和各界要人、市民共5萬人參加,在各種遊行與歌舞之後,用大型怪手將石造五樓中央的尖塔部分開始拆毀,拆毀過程中,還施放五彩煙幕,帶動歡樂氣氛。
這天文化體育部長朱燉植朗讀「告田文」:「拆毀曾經抹殺我民族的語言和歷史,剝奪民族生存的殖民政策大本營--朝鮮總督府,是清算陰鬱的過去,豎立民族的精氣,邁向統一與光明的未來。今天在此嚴肅宣告,我們將建設嶄新的文化。」
擺脫異民族統治後,經過50年,然後以「民族自尊心」為理由,拆毀舊統治者的建築物,這在世界歷史上極為少見。那麼,還沒拆毀前的50年間,難道就沒有「民族自尊」和「民族精氣」了嗎?難道破壞一棟建築物,「民族自尊」和「民族精氣」就會恢復了嗎?
拆毀當時,也有韓國人反對,而且是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舊朝鮮總督府是日本統治的象徵,所以應該保留做為後世子孫的歷史教訓、民族教訓。他們認為不管是光榮的歷史或污辱的歷史,都是歷史,都應該保留,而且正因為是污辱的歷史,才更應該保留,好好記取教訓。可是反對拆毀的聲音還是比不上「不想看到污辱的歷史」的聲音大。也有人從建築史與保存古蹟的觀點反對拆除,可是完全無法對抗民族主義的感情。
台灣和中國東北都曾經淪為日本殖民地,都有總督府,可是二次大戰後,卻都沒有拆除,可見韓國人的仇日情結之重超過我們想像。
在拆除的過程中,韓國人發現建築物底下有四間秘密地下室,合計27坪,韓國媒體就大肆報導:「發現地下拷問室!」並且在牆壁邊有水溝,韓國媒體便說那是在拷打獨立運動者時,要讓血流出的水溝。可是這些推理完全沒有資料做證據,而且以常識看,若這是警察署的地下室,還有可能,日本人怎麼可能在總督府的地下室設立拷問室呢?
「秘密地下室」的門是厚達14公分的鐵門,韓國媒體說那是為了防止拷問犯人時犯人的哀嚎聲外洩的隔音裝置。其實那地下室很可能是用來擺放文件的倉庫,而厚門可能是一種防火裝置。總之對韓國人而言,舊朝鮮總督府是萬惡的根源,欲除之而後快,拆毀時,有人建議保存拆毀後的石片殘骸,做為紀念,可是金泳三總統下令完全粉粹石片殘骸。
理州上 2010年4月21日

2010年4月19日 星期一

日帝的殘渣

日帝的殘渣
★般來台中後,千瑤的大妹瓊雅和二妹倩蓉對我們一家非常照顧,常常拿好吃的食物給我們,我非常感謝這兩位妹妹,倩蓉在我出意外住院時,還不時提供白蘭氏雞精給我,讓我有體力做復健,我很感謝她。
★★千瑤拿一本書給我看,書名「最後的演講」,作者為蘭迪.鮑許(Randy Pausch)。裡面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人類所有的發明中,最浪費時間的是電視!」值得大家彼此警惕。不過我覺得除了電視,還要再加上作者活著時還不存在的「電玩」,值得現代年輕人警惕。
★★★冰島火山爆發情況嚴重,影響歐洲經濟多大?以及影響世界股市多大?值得注意。尤其華航和長榮航空,少碰為妙。
二次大戰後,韓國努力去除「日帝的殘渣」。日式地名的「町」改成韓式地名的「洞」,例如「明治町」改成「明洞」。韓國不僅去日本化,也去中國化,他們要做自己。公文書規定一律用韓文,不得使用漢字。媒體也都使用韓文,人民看了漢字也大都不曉得什麼意思。韓國的報紙讀者投書欄中最常出現的投書是「排除日語」,就像台灣有許多殘留日語,如「歐吉桑」、「歐巴桑」、「運將」、「便當」一樣,韓國也有很多殘留日語,這是受過日本人長期統治後,不可避免的現象。本來這種現象可以任其自由發展,何況新增加的語彙可以豐富文化內涵,然而韓國人不這麼想,他們是民族主義掛帥,非得徹底清除「日帝的殘渣」不可!可是如果真的這麼做,對韓國文化來說,可能是一大浩劫,就像毛澤東在建國時候採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結果發現「人民」、「共產黨」、「民主主義、「共和國」都是日製漢語。
韓國媒體每天在使用的「新聞」、「放送」、「寫真」、「記者」、「記事」、「編集」、「社會部」、「政治部」、「報導局」等也都是日製漢語。如果不使用這些語彙,韓國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且日本新的日製漢語還源源不斷進口,例如「公害」、「環境保護」、「住民運動」、「自動販賣機」,當韓國人努力清除過去留下來的「日帝殘渣」時,新的日製漢語卻悄悄進門。不過韓國人近年很難得的造了一句漢語「性戲弄」,這句話就是中文的「性騷擾」。不過日本最近創造漢語的能力也大幅下降,因為他們現在都用片假名來表示外來語。
當AFKN(在韓美軍電視台)出現地圖,上面有「日本海」的標示,觀眾馬上打電話抗議,質問為何不用韓國人慣用的「東海」?還有公營電視台製作的連續劇中出現的電視機居然是「SONY」,電視台立刻接到觀眾的抗議電話。還有漢堡速食店在兒童餐附送的米老鼠,穿著日本和服,也受到抗議。
儘管韓國如此努力清除日本的影子,但是韓國社會卻是世界上對日本產品的資訊最快知曉的國家,消費者也非常喜愛日本商品,只是日本商品的廣告不能公然出現,雖然喜歡日本,可是不能讓別的韓國人知道。有時候媒體展開批日運動時,計程車甚至拒載日本人。
1980年代,NHK衛星電視在韓國也收看得到時,韓國媒體批評這是「電波侵略」、「文化侵略」。韓國政府還透過日本政府請NHK解決問題,後來發現這是時代趨勢,擋也擋不住,才不了了之。另一方面,韓國的有線電視卻24小時播放NHK衛星電視,而且收視率非常好。韓國的有線電視有一台是專門播放卡通影片,節目幾乎都是日製卡通。日本的漫畫也在韓國市場大受歡迎,韓國書市上的漫畫有百分之70是日本漫畫。但是和台灣一樣,日本漫畫中常常出現「暴力與色情」也常常在韓國引起議論。韓國到現在還禁止日本電影和日本歌曲。
為什麼韓國那麼怕日本文化?原因是受了日本長久統治,韓國人幾乎被日本同化,所以在二次大戰後,韓國的首要任務是清除身上的「日本味」,否則就不是獨立國家。韓國各級學校的教室擺設、運動場、廁所、教員辦公室等都和日本的學校一模一樣,連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方式也是日式。在這樣硬體和軟體都是日式的教育環境下,培養出來的韓國人,其實非常像他們憎惡的日本人。
鐵路也是如此,從剪票入口處、月台的樣式、車掌的動作到車內的廣播,都是日式。韓國的男性中學生和高中生一直到1970年代為止,都和日本的學生一樣,穿黑色的制服戴黑色的帽子。不過,1980年代以後,學生的服裝自由化。
韓國社會雖然有嚴重的仇日情結,可是另一方面卻常常有「向日本學習」的聲音。一發生什麼意外事故,第一個先問:「日本在這方面是怎麼做的?」日本對韓國來講太親近了,他們擔心會因此喪失對韓國的文化認同,所以韓國人的仇日情結其實代表他們的心理不安。
1965年,日韓國交正常化之後,韓國最大的反日運動是1974年韓國示威隊衝進首爾日本大使館。起因是這年的8月15日「光復節紀念典禮」時,一位住日的韓國青年文世光開槍暗殺朴正熙總統,卻誤殺了總統夫人陸英修,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這事與日本無關。」可是事後得知兇手文世光來自於北韓,而且兇手所使用的手槍是偷自於日本的大阪派出所,而總統夫人陸英修又普遍獲得南韓民眾愛戴,因此,日本外務省的聲明激起南韓民眾強烈反感。
韓國一有新政權誕生,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日本「謝罪與反省」
不過韓國也有知識分子對盲目仇日開始反省,女作家鄭然喜在1982年8月19日的「朝鮮日報」如此寫道:「解放後經過數十年,我們卻還需要日本這個刺激來提振我們的精神,太過在意日本,反而遭日本束縛,與其談『克日』,倒不如從『克己』做起。」

理州上 2010年4月20日

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小中華思想

小中華思想
台灣和韓國同樣被日本長期統治,台灣人有親日情結,韓國人卻有嚴重的仇日情結,為什麼?難道日本人對台灣人特別仁慈,對韓國人特別殘酷?難道日本人在台灣努力建設,在韓國故意不建設?我想不可能,日本人沒這麼無聊、這麼厚此薄彼。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要探討這個問題。
李朝前期的世宗制定朝鮮獨自的文字朝鮮文(hangeul),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當時包括官員在內的知識份子群起反對,認為:「豈有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之理?」這個文字一直到李朝末期都被稱為「諺文」,被知識分子輕蔑,不被當成正規文字。朝鮮什麼都向中國學,連科舉制度也引進。
不過在古代中國眼中,朝鮮的文明程度遠低於日本,中國皇帝授倭金印,授琉球國王銀印,卻什麼印也沒授給朝鮮。
朝鮮半島的西北部與中國為鄰,高句麗、百濟、新羅都爭相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行臣下之禮,以獲得獨立的保障,並且在與朝鮮半島其他國家敵對時,獲得有力立場。
新羅曾經行使獨自的年號,受唐朝譴責,趕緊取消自己的年號,改採唐朝的年號。
當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混亂期時,高麗在中國出現安定政權時,用中國年號,當中國進入混亂期時,就用自己的年號。宋與僚並立時,兩者的年號並記,誰也不得罪。不過北宋與僚並立時,以及南宋與金並立時,宋的年號記在前面。
有一年高麗使節到宋,送給宋朝官員他寫的詩集,宋朝官員評價很高,取名「小華集」,朝鮮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已經達到中國一般的高水準,之後便自稱為「小中華」或「小華」。
甚至有朝鮮人認為無論就歷史的悠久或儒家思想的傳統,朝鮮都不輸於中國,兩國算是並駕齊驅。
不過朝鮮對中國還是相當尊重,例如在中國明朝時,若朝鮮官兵抓到中國的犯罪者,不能任意處刑,必須謹慎地送回中國,交給中國官方處置。因此當朝鮮官兵在與倭寇戰鬥時,若不小心把中國人當成倭寇(當時中國海盜與倭寇常分不清)殺死,就要接受上級處罰。
李朝認為周邊國家都是沒有文明的夷狄,包括日本在內。「李朝實錄」就寫道:「東邊有倭奴來通信者……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李朝在過新年時,國王首先要穿上明朝皇帝賜予的禮服,然後向明朝皇帝的皇宮方向遙拜,接著,換紅色的紗袍,接受夷狄的朝拜。
當明朝被清朝消滅時,朝鮮很難接受清朝這個夷狄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便有朝鮮人主張:「中原的中華文明已隨明朝的滅亡而滅亡,中華文明的優等生--朝鮮才是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李朝瞧不起中國的清朝和日本,拒絕與兩國交流,採取鎖國政策。到了18世紀後半,才改觀。當時北學和西學抬頭,北學就是指向清朝學習文物,西學就是指透過清朝學習西洋文明。但是知識份子仍然持續李朝的理念,認為歐美是「洋夷」,日本是「倭夷」。
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都直稱日本的天皇為「天皇」,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可是韓國人卻不這樣想,他們認為稱「天皇」太過抬舉日本天皇了,連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都只稱「皇帝」,中國周邊國家的統治者只能稱「王」,但是日本的天皇不但稱「皇」,還加上一個「天」,真是膽大包天,不要臉到極點。所以他們稱日本天皇為「日王」。韓國人的仇日情結超乎我們想像。
當昭和天皇於1989年1月7日去世時,韓國要派誰去日本參加天皇的葬儀成為一大問題。南韓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朝鮮日報」於1月10日的社論寫道:「韓國總統若參加日王裕仁的葬儀,意味我們忘記、原諒裕仁所犯的罪,我們還不能原諒,我們必須固守獨立國家與國民的原則,我們要固守對死者的信義與闡明日本的罪,代表韓國人的韓國總統絕對不能去參加葬儀,韓國代表能列席戰犯的葬儀嗎?」結果,盧泰愚總統並沒有參加葬儀,而是派姜英勲国務総理參加。
中國和朝鮮傳統上都瞧不起日本,認為日本文化較低,是「倭奴」,不料到了近代,卻被日本侵略,朝鮮還被日本併吞,成為日本殖民地,真是奇恥大辱。台灣就沒有這個情結,台灣沒什麼文化可言,因此被日本統治後,除了極少數受過漢文教育的知識份子反抗外,其他民眾大都乖乖接受日本這個新統治者,並且也享受日本人帶來的新文明與現代建設。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人與韓國人仇日情結很重,而台灣人反而有親日情結之故。
理州上 2010年4月19日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

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
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沒有參政權,也無法擔任政府官員,在社會上歧視情形嚴重,台灣人與日本人結婚,法律上沒效力,在心理面和精神面,台灣人都承受著嚴重的屈辱。不過這種異民族的歧視統治反而有助於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當台灣人知道武力抗爭無濟於事時,他們另外尋找方法來減輕統治者的壓迫,這時候,林獻堂出場了。
林獻堂(1881-1956)是台中霧峰大地主林家的中心人物,台灣總督府於1902年任命22歲的林獻堂為霧峰區長。
1913年,林獻堂前往中國北京會見梁啟超,歸途順便去日本見板垣退助。林獻堂向板垣退助抱怨總督府在台灣種種不合理的施政,板垣退助深表同情,並且認為台灣人可以扮演促進中日親善的友誼橋梁角色。1914年,在林獻堂的邀請下,78歲高齡的板垣退助到台灣訪問。
板垣退助後來向大隈重信首相建議應該設立「台灣同化會」,以便促進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大隈重信同意,台灣總督府也不得不贊成。
1914年,「台灣同化會」在台北成立。不過林獻堂的動機與板垣退助的動機稍有不同,板垣退助的動機是希望藉此讓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林獻堂則根本不在乎同化不同化,他的主要動機是要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同化」只是要避開總督府鎮壓的權宜之計。不過台灣總督府還是沒有輕易放過「台灣同化會」這個台灣人的合法組織,「台灣同化會」只成立二個月,就被強迫解散。
「台灣同化會」的目的之一是要廢除「六三法」,所謂「六三法」就是賦予台灣總督在台灣行使立法權,即使與日本國內的法律有衝突也無所謂。
1918年,林獻堂赴東京與台灣留學生成立以廢除「六三法」為主要目的的「啟發會」,林獻堂擔任會長。1920年,再成立「新民會」,同樣是林獻堂擔任會長。同時創辦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月刊),這是台灣人以政治為目的的第一份定期刊物,但是這份刊物的內容常常觸犯日本政府的紅線,因此時常遭受日本內政部禁止發行的處分,1922年,改成「台灣」月刊,1923年,再改成漢文半月刊「台灣民報」,1925年,變成周刊,1930年,改稱「台灣新民報」周刊,1932年,變成日報,這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唯一的報紙。
新民會的幹部除了與日本的有識之士保持連絡外,也與中華民國和朝鮮的民族主義者接觸。新民會成立時的會員除了林獻堂之外,還有連雅堂(連雅堂就是連橫,其子為連震東,其孫為連戰,其曾孫為那位含金湯匙出生看起來明顯營養過多的連勝文)、吳三連、郭國基、蔡培火等人,後來都活躍於社會。
他們要求設立台灣議會,他們要求台灣的立法權不應掌握在台灣總督的手裡,而應該掌握在由台灣人民公選出來的台灣議會手裡。加入「台灣同化會」的台灣人,有一部分是真心想同化日本,另一部分人知道「同化」只是個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爭取台灣民主,提高台灣人地位。從1921年到1934年,他們每年向日本意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請願書,由於1924年提出兩次,所以總計15次,署名的人總共有1萬8528人。
日本政府為了紓解台灣人的不滿情緒,於1921年,設立由總督府官選的「評議會」,在各州、市、街、庄也設立官選的「協議會」(1935年之後,「協議會」才民選)。總督自己擔任「評議會」的會長,總督府內的總務會長擔任「評議會」的副會長。「評議會」的會員則由總督在有學識的台灣人中挑選,而且總督若認為有必要,即使在任期中,也可以隨時解除會員資格。會員中,官員7人、在台日本人9人、台灣人9人。「評議會」完全沒有監督總督的功能,反而受總督左右,甚至到了1930年,「評議會」才有「建議權」。最初被任命為「評議會」會員的台灣人有林獻堂、辜顯榮等9人。
各級「議會」不僅對其對應的行政機關首長沒有行使不信任或罷免的權力,而且台灣總督府還有權力解散各級議會。這樣的「地方自治」實在有其名而無其實。
日本的中央政府一向不讓殖民地人士參與國政,可是到了1932年,日本政府任命朝鮮的朴泳孝為貴族院議員,又於1934年,任命台灣的辜顯榮為貴族院議員。辜顯榮是台灣人中唯一的例外,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沒有任何台灣人有此殊榮。
1923年,東京帝大政治科畢業的劉明朝被任命為總督府屬,這是第一位擔任總督府官員的台灣人。
宜蘭出身在台北當開業醫生的蔣渭水與林獻堂商量之後,於1921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啟蒙台灣人並推動台灣民主運動。創立時會員有1032人,總理為林獻堂,專務理事為蔣渭水,理事41名,都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台灣文化協會從1923年到1926年間在台灣各地舉辦了798次演講,引起很大回響,聽眾總共達到29萬5981人。但是日本政府以治安警察法為由,常常干涉演講會,有87次讓演講者中止演講,57次解散集會。
當時大家對社會主意很關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也受到影響。台灣文化協會分成主張共產主義的連溫卿派、受辛亥革命影響的蔣渭水派以及主張合法性台灣民主運動的蔡培火派。後來連溫卿派贏得主導權,蔣渭水派與蔡培火派則於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這個黨持續到1931年才被日本官方禁止,雖然只有短短4年,卻是台灣史上空前的合法政黨。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實施「黨禁」,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有第二個合法政黨。
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黨員有謝雪紅等7人,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人共產主義代表呂運亨兩人列席。
從1927年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左傾,並且成為台灣共產黨的溫床。
1930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和民眾黨分道揚鑣,決定走更穩健的路,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是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幹部們嗅到危險氣氛,便於1937年主動解散。
日據時代,教育逐步擴充,以下是1918年和1935年的各校數與學生數的比較。
教育的擴充
1918年 1935年
校數 學生數 校數 學生數
大學 0 0 1 114
專門學校 1 252 4 976
中學校 4 1843 24 12241
師範學校 2 908 4 1379
職業學校 3 393 46 5552
小、公學校 541 128436 917 407449
其他學校 19 1706 23 4457
理州上 2010年4月16日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清朝統治時代

清朝統治時代
鄭氏政權崩潰,對清朝而言,能夠確保台灣海峽,就很滿足,並沒有積極佔領台灣的意願,他們把島內的移民大多送回大陸,接下來打算要完全放棄台灣。考慮台灣在東亞所佔有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得不說清朝近乎無知。但是滿人興起於中國北方,能夠南下征服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100分了,對小小台灣自然不放在眼裡,這種心態也可以理解。
曾經視察過台灣全島的施琅對清朝的政策很驚訝,他向清朝建言:「台灣土地肥沃,要防守澎湖,台灣不可或缺。」在施琅積極勸阻下,清朝撤回放棄台灣的政策,於1684年,設立台灣府(現在的台南),做為統治台灣的行政機關,「台灣」這個名稱從此確定。不過台灣府沒有獨自的行政權與軍權,只是隸屬於福建省。
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方針是把移民當不穩分子,想辦法監視、管理他們。他們一發現單身的無業移民,就強迫送回大陸原籍地。對新移民有「三禁」政策,第一禁是嚴格禁止偷渡,一抓到就嚴厲處分。第二禁是移民者不准攜帶家眷,這樣一來,移民者無法在台灣生根,而來移民者若有叛亂情形,他們在大陸的家眷可當成人質。第三禁是由於廣東是海盜巢窟,當地住民嚴格禁止渡台。盡管有這三禁,可是由於大陸沿岸的福建和廣東耕地不足、人口快速增加,無業之徒輩出,而謠傳對岸的台灣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因此來台移民的人自然絡繹不絕。而且福建沿岸曲折,偷渡容易,即使被官兵發現,稍微賄賂一下,也容易打發。甚至按著正規的程序,花許多時間,湊齊所需文件、證明,到廈門辦理移民許可,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的行為。當時的黑話,偷渡業者叫「客頭」,如果航行途中,移民者與客頭因為船資而起爭執,移民者被客頭推下海叫「灌水」,客頭以其他島嶼騙移民說那是台灣,而讓移民上岸叫「放生」,離岸還遠,就要移民下船,以至移民全身陷入泥沙,這叫「種芋」,不幸遇到滿潮而溺死時叫「飼魚」。
即使偷渡有這麼多風險,但是當時福建、廣東一帶盛傳「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對這些地區生活困苦的民眾仍就是夢幻樂園。福建省後來發現「三禁」沒有意義,便於1760年廢除。
受命到台灣的文官和軍隊任期都是三年,文官都認為被派到偏僻之地台灣是抽到壞籤,因此都希望任期趕快屆滿,回大陸。
由於清朝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引起移民者不滿,時常有叛亂發生,當時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有1696年的吳球之亂、1701年的劉却之亂、1721年的朱一貴之亂、1786年的天地會之亂。
移民者之間也會因為爭奪土地或水源,而發生族群間的械鬥,一開始是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械鬥,後來比較晚移民的客家人也加入械鬥。而且三者合眾連橫、分分合合,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有時候客家人與漳州人或泉州人聯合起來對付泉州人或漳州人,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先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把客家人趕出土地後,漳州人和泉州人再做最後決鬥。
有時候泉州人對清朝叛亂,請漳州人幫忙,漳州人不理不睬,相反的,當漳州人和清朝有衝突,泉州人也隔岸觀火。這就是台灣的叛亂始終不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到現在,台灣還是善於內鬥,也比較有興趣內鬥。
由於族群長期械鬥之故,移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台灣」共同體的意識。
由於漢人移民的增加自然逼迫原住民,有時候原住民的部落甚至被漢人移民佔據。原住民開始反抗,他們在部落四周用削尖的竹竿圍起來。美國西部開拓史中,白人與印地安人的戰鬥在台灣也上演過。1722年清朝下令漢人移民不准進入深山,可是漢人移民仍我行我素。清朝看這道命令根本無人遵守,只好於1874年廢除。
當時台灣有「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府」就是指台南,「鹿」就是指鹿港,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艋舺位於淡水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當地原住民稱為「Bank」意思是「圓木舟」或「圓木舟的集散地」之意。
台灣最早的媽祖廟是1694年建於笨港,也就是現在的北港朝天宮,現在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時,全島的媽祖進香團就到這兒朝聖。
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翌年,1841年,一艘英國軍艦駛近基隆附近,基隆砲台發射砲彈,英國軍艦一時驚慌,便觸礁。台灣守備隊的大小船隻便駛去攻擊,經過一番戰鬥,英國軍艦上的10名英國兵和23名印度兵被殺,印度兵133人被俘擄,十多門砲也被扣押,由於鴉片戰爭屢戰屢敗,道光皇帝對台灣的表現非常激賞,賜台灣兵備道(守備隊總司令)姚瑩勳章。不久發生第二次戰鬥,台灣守備隊再度擊敗英軍,道光帝高興極了,授姚瑩相當於將軍的雲騎尉,並且允許世襲。
鴉片戰爭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美國的培里司令官向日本德川幕府恫嚇後回國,向美國政府建議應該佔領台灣。英國政府知道美國的動向後,有些焦慮。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船事件,引爆英法聯軍。1858年,清朝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英國於1862年在淡水開設領事館,各國也相繼跟進。這意味台灣的經濟中心已轉往北部。並且在英國壓力下,開安平港、打狗(高雄)港、雞籠(基隆)港與淡水港。雞籠就是在這時改稱基隆。就這樣,台灣擁有四個國際港。這時候台灣的主要出口商品為砂糖、樟腦和茶,主要進口商品居然是稱為「洋藥」的鴉片。
1867年,美國商船在台灣南部蘭嶼島附近觸礁,包括船長在內的13人漂流到恆春。這13位美國人立刻被排灣族原住民「出草」(割下頭)。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里善德魯聽到這件消息,立刻向北京與台灣府抗議並要求調查,但是清朝說排灣族是化外之地,不歸清朝管轄。里善德魯只好親自到恆春與當地原住民大頭目談判,1869年雙方簽訂條約,原住民還答應救助美國的遇難船隻,美國不需派兵而獲得該水域的航行安全,排灣族則免去美國的報復,可說是雙贏的結果。
1871年日本一艘糧食運輸船中途在台灣南部海域觸礁,船員66人漂流到南台灣上岸,向牡丹社原住民求救,54人反而被「出草」,剩下12人逃跑。這就是「牡丹社事件」。12人在附近受漢人保護,1個月後經福州送回日本家鄉。日本政府知道此事,緊急開會,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主張出兵討伐,井上馨、澀澤榮一主張與清朝談判。1873年,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前往北京與清朝全權吏部尚書毛承熙談判,毛承熙說:「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做的事,我國無法負責。」日本因而決定出兵。1874年征台軍長官大隈重信率領5艦13船,士兵3千6百人攻擊牡丹社,造成原住民12人死亡。結果在英國駐北京公使調停下,清朝答應付78萬日圓賠償金,日本撤兵。
鴉片戰爭以來,圍繞著台灣出現許多事件,讓清朝不得不重視台灣。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建議:「台灣是我國沿海七省的防波堤,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果經營錯誤,遲早會被列強拿走。」
沈葆楨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為「中興名臣」,他的妻子還是林則徐的女兒。李鴻章強力支持沈葆楨的意見。而這位李鴻章後來居然成為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定者,歷史真是諷刺。皇帝採納沈葆楨的意見,任命他為辦理台灣海防事務,1875年,沈葆楨抵達台灣。沈葆楨的開發台灣政策先從獎勵移民做起,他除了讓移民免船資之外,還給移民每人一公頃農地、一公頃荒地,每10個人一頭牛和4種農具、若干種子。由於這個積極鼓勵移民之故,鄭氏政權時代,漢人只有20萬人,到了光緒年間,大幅增加到3百萬人。這個時候清朝對台灣政策的轉變,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台灣再也不是「化外之地」,清朝還在台灣北部另外設立一府,稱為「台北府」。「台北」的名稱從此開始正式使用。
沈葆楨為了充實防備力量,在台南建築億載金城,「億載」是億萬年的意思,「金城」是銅牆鐵壁的意思,現在這座城位於台南市安平區,沈葆楨並且在打狗(高雄)築砲台,這砲台現在在高雄壽山公園。沈葆楨也在台灣最南端建立恆春城。
但是由於沈葆楨太能幹了,朝廷需要他,他只待在台灣七個月,就被調到大陸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這真是台灣的損失,而沈葆楨也於4年後去世。
沈葆楨雖然離開台灣,但是仍很關心台灣的建設,他雖然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但仍催促清廷建設台北城。但是由於缺乏資金,台北府知府陳星聚開始動工興建是在沈葆楨去世之後的1880年,1882年完成。台北城城壁北側是今日的忠孝西路,東側是中山南路,南側是愛國西路,西側是中華路。1899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為了興建道路,便把城壁拆毀。面對西城門一帶被稱為「西門町」,日本人也把艋舺改成與日本音相同的「萬華」。這些地名都沿用至今。
中法戰爭爆發時,法國佔領台灣,李鴻章則派劉銘傳(1836-1896)率領1400位士兵赴台,劉銘傳到台灣後,立即召幕義勇兵,將軍隊增加到3千多人。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命劉銘傳擔任福建巡撫,管轄台灣府。劉銘傳想要充實台灣的防備力量與開發台灣,為此,必須先提高台灣的行政位階。劉銘傳於是主張將台灣府提升為台灣省,並且向朝廷上奏:「我願意到台灣擔任官職」。李鴻章也同意劉銘傳的意見。於是1886年,台灣成為清朝第22個「省」。第一代巡撫當然是劉銘傳。劉銘傳擬訂行政、防衛、財政、理蕃四大政策,他宣言:「舉一隅之策,成全國之範,以一島成全國之基。」劉銘傳要把台灣建設成洋務運動的模範省。劉銘傳把台灣府設在台中,「台中」的名稱自此誕生。台中南部的舊行政中心則稱為台南,「台南」的名稱自此誕生。
在理蕃政策,是武威和招撫並用,禁止移民私墾土地,並嚴禁官員對原住民態度傲慢,在各地設撫墾局,獎勵原住民種植茶和樟腦,並且在台北城內設立蕃學堂,教原住民學習漢文和算術。
但是理蕃事業並不是一直很順利,原住民還是偶爾會反叛。1888年,台東卑南發生的叛亂,不久就波及到花蓮,光是台灣常備軍無法對付,只好從大陸請來北洋艦隊以及從澎湖調來駐屯軍,花3個月,犧牲2百多士兵,才鎮壓叛亂。
劉銘傳四大政策中的財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稅收,他首先調查隱田與盜墾,1886年耕地稅收只有18萬兩,到了1889年,只不過3年,居然大幅增加到67萬兩。再繼續清查鴉片進口、樟腦和鹽等買賣的逃漏稅,每年稅收從90萬兩增加到440萬兩。
在茶的生產方面,劉銘傳將生產與販賣組織化,改良品質。1865年,台灣茶出口13萬6千斤,到了1893年,竟然大幅增加到1639萬4千斤,才28年,增加100倍以上!茶的集散地大稻埕林立著製茶廠、內外商館和銀行,繁榮程度還超過艋舺。劉銘傳也推動樟腦、硫黃、煤炭的增產。
但是劉銘傳最大的功績是鋪設鐵路。由大稻埕為起點,1887年動工,花了四年,鋪設到基隆長20公里的鐵路。在大陸,以上海為起點的吳淞鐵路雖然較早動工,可是由於中途放棄之故,台北和基隆間的鐵路成為中國第一條鐵路。
接下來,由台北向南鋪設,鋪到新竹約80公里,於1893年完工,可是工程就到此為止,接下來的鐵路必須等日本人來完成。
充實防衛體制也是劉銘傳四大政策之一。他花了80萬兩向英國購買大砲31門,安置在澎湖島、打狗(高雄)、安平、淡水與基隆,並且在台灣設立武器彈藥製造廠與修理廠。
不過由於劉銘傳太能幹了,和沈葆楨一樣,也被清廷調回中央,擔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這也是台灣的一大損失。劉銘傳最後在台灣的工作是於1891年把中部的台灣府遷到台北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首府。
這時候,慈禧太后掌握政權,將北洋艦隊的費用挪為建設頤和園的花費等,所有的洋務運動都停擺,劉銘傳根本無用武之地。把能幹的官員晾在一旁,不讓他發揮才能,這是台灣的遺憾,也是中國的遺憾!
接任劉銘傳的台灣巡撫是邵有濂。邵有濂上任後,把劉銘傳所有的改革都停止,理由是:「要讓人民休養。」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不久演變成中日甲午戰爭。邵有濂不僅沒有加強台灣的防備,反而辭職回大陸。接任的是邵有濂的部下唐景崧,唐景崧是科舉出身,卻不適任戰爭期的巡撫。
清廷為了加強台灣防衛,派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與廣東南澳總兵劉永福率兵到台灣協助唐景崧。劉永福曾經在越南與法國作戰,相當善戰,他的軍旗將「劉」塗成黑色,人稱「黑旗軍」。
台灣在甲午戰爭中,雖然沒有成為戰場,可是甲午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定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群島的馬關條約。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台灣,台灣人非常驚訝。第二天,4月18日,林朝棟、邱逢甲等居住在北部的有力人士見唐景崧,要求與日軍一戰,以保全台灣的現狀。數天後,他們率領民眾,敲鑼打鼓,從艋舺走到大稻埕,呼喊:「反對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且軟禁唐景崧。台灣的治安此時已逐漸惡化,唐景崧打電報給情廷:「日日以淚洗面!」
這時候,台灣接到一個好消息,俄國、德國、法國出面干涉馬關條約,認為日本獲得太多,要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台灣人想:三國既然可以強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當然也可以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因而歡欣鼓舞。唐景崧並且奏請清廷向三國策動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可是三國干涉只限於遼東半島,對台灣並無興趣,何況俄國的目的在遼東半島,如果讓日本取得台灣,讓日本向南發展,反而樂見其成。德國與法國也很滿意日本的讓步,而不願節外生枝。因此台灣割讓日本成為定局。
日本政府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並且命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軍隊接收台灣。
這時,台灣住民代表邱逢甲和林朝棟等人要求唐景崧召開會議,以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名,向國際表明「台灣獨自抗戰的意志」,同時要求列強防衛台灣,酬勞是台灣的金礦與碳礦,而且台灣還願意租借港灣給出手干涉的列強。
清廷害怕再度與日本開戰,便命令唐景崧等大小官員立刻回大陸。聽到這個命令,最先離開台灣的是水師提督楊歧珍及其海軍部隊,其他文武百官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而且離開台灣的還包括台灣人富豪。地方住民和殘留士兵搶奪這些富豪的行李車,讓他們留下「逃跑稅」。另一方面劉永福率領黑旗兵固守台南,宣布「與台灣共存亡!」
北部的地方有力人士認為,只要台灣能硬撐幾個月,或許會有列強出面干涉,他們擁戴唐景崧擔任總統,邱逢甲擔任副總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並且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台灣人民寧可死也不投降!」並設計出藍地黃虎旗做國旗,國名為「台灣民主國」。軍隊沒有海軍,陸軍為正規軍3萬5千人,以及各地義勇兵10萬人。當時的台灣總人口為254萬6千人。
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北部海岸澳底灣登陸,幾乎沒有遇到抵抗。6月3日,日軍將民主國守備隊趕出基隆。當天,唐景崧的心腹部下廣東人黃義德率兵援助基隆,到達基隆時,戰鬥已經開始,黃義德一看,調頭就撤回台北,這就是英勇的台灣民主國正規軍。
唐景崧原本就是被人扛出當總統,壓根兒就沒意思要和日本打仗,也無意搞獨立。基隆陷落的第二天傍晚,唐景崧與數名親信逃出官邸,搭上停泊在淡水港的德國商船,逃往大陸。許多官員和台灣有力人士聽到這個消息,也紛紛逃亡,當中也包括副總統丘逢甲。當初逼迫唐景崧搞獨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邱逢甲,可見邱逢甲比唐景崧還無恥一萬倍。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比這些人高明多了,因為莫那魯道最後自殺身亡,以示負責。我不知道台中的「逢甲大學」是否紀念邱逢甲而設立,如果是,那就太遺憾,邱逢甲根本不值得紀念。台北的「明傳商專」,我比較能認同,因為劉銘傳的確對台灣貢獻很大。如果台灣有一所「莫那魯道大學」我也不反對。
結果證明,成立台灣民主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維持現狀,以保全台北財政高層階級的財產,而不是要保全台灣。
台北的治安愈來愈糟,士兵和流氓到處放火、搶劫、殺人,台北城內成了地獄。城內的商人再也無法忍耐,便聚會選出辜顯榮為代表,請日軍早日進台北城維持治安。辜顯榮抵達基隆日軍大本營後,對日軍負責人說:「台北裡的清朝文武百官都逃走了,現在治安混亂,土匪燒殺搶奪,希望日軍趕快進駐。」6月7日早上,在辜顯榮帶領下,日軍進台北城,開始討伐作亂的士兵與暴徒,之後,將3千多位廣東兵送返大陸。1895年6月17日,日本人舉行台灣總督府開廳典禮,台灣從此進入日治時代。
由於辜顯榮對日軍佔領台灣有功,日本人就讓他專賣食鹽,並且辜顯榮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
後來台灣人認為辜顯榮是漢奸,可是對辜顯榮而言,台灣既然已經經過正式外交程序割讓給日本,祖國也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人當然要務實地接受這個事實,接受日本統治台灣。辜顯榮這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柔軟姿態,與原住民莫那魯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姿態,誰對誰錯,很難斷言。歷史上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不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樣,老是問父母:「那是好人還是壞人?」歷史人物有時難分好壞,有時從某個角度看是好人,有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成為壞人。辜顯榮就是一個好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理州上 2010年4月15日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鄭氏政權時代

鄭氏政權時代
★投資股票最好將資金分三次進場,以及選三種企業(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且仔細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算算每年的配息配股,假定被套牢而長期投資的話,是否比銀行定存划算,還沒勝先想敗。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取而代之。這時福松20歲。明朝遺臣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另立弘光帝,可是第二年,清軍就攻陷金凌,俘虜弘光帝。遺臣又逃到福建福州,另立隆武帝,這裡是鄭芝龍的地盤,鄭芝龍當然出力很大。隆武帝在即位之後,便召見鄭芝龍的長子福松,賜他朱姓(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以下都姓朱,所以朱是國姓),並給他改名為「成功」,但由於他是鄭家長子,一般都稱呼為國姓爺鄭成功。不久,清朝向鄭芝龍招撫,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反對,答應了。可是清朝將鄭芝龍護送到北京後,就將他處死。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深以丈夫的行為為恥,上吊自殺,隆武帝也對鄭芝龍失望,絕食而死。鄭成功聽到母親和隆武帝死亡的消息,悲痛地到孔子廟前發誓「滅清復明」。
鄭成功率領3千艘船,上溯長江到金陵,想要奪回金陵。可是還沒攻城,清援軍就趕到,結果失敗。不過清軍雖然在陸上勝鄭成功,在海上卻無法突破鄭成功的封鎖。
對荷蘭人而言,佔領台灣的好處是能夠和大陸貿易,現在鄭軍封鎖海上,就無法和大陸貿易。荷蘭的行政長官柯以愛特便派使節何斌去見鄭成功。何斌曾經是鄭成功的部下,郭懷一襲擊荷蘭軍時,何斌並沒有參加,因而獲得荷蘭人的信任,而且何斌通曉大陸與台灣原住民的多種語言,荷蘭人便用何斌做翻譯員。何斌抵達廈門見到鄭成功,告訴鄭成功台灣土地肥沃,可以作為反攻清朝的基地,力勸鄭成功拿下台灣,並獻上偷偷帶來的海域圖。
鄭成功認為廈門與金門的確狹小,而且容易受到清軍攻擊,便與陳永華等親信商量。1661年,鄭氏艦隊4百艘,將兵2萬5千人先到澎湖,再攻擊台灣的荷蘭人,這時候,許多漢人移民協助鄭家軍登陸。經過一番激戰,荷蘭人終於投降。鄭成功給荷蘭人最後的榮譽,1661年,荷蘭人打開城門,扛著國旗,演奏國歌,搭上四艘船回國,離開統治了38年的台灣。從此,鄭成功開始統治台灣。
陳永華為鄭成功擬訂「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與大陸相抗衡」的長期計畫。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人口為10萬,後來加上鄭家軍2萬5千人,以及後來從大陸來的5千家人,再加上討厭清朝統治而從大陸來的移民,人口一下子增加很多,糧食的增加為當務之急。於是鄭成功採取屯田制,只要新開墾的農地都承認為私有地。由於這個方策,在鄭氏政權下,台灣的開發大有展進。可是鄭成功不幸於1662年,才39歲就去世,台灣的鄭氏政權開始還不到半年。
鄭成功去世後,陳永華繼續實施屯田制,鄭氏政權下的開拓遠超過荷蘭時代,鄭成功後來被稱為「開山王」或「開台聖王」,台灣各地都有他的廟,其實開墾政策幾乎都是陳永華在推動。
陳永華知道光是開墾,頂多能增加糧食,解決人口增加問題,但是還無法達到富國強兵,他必須另闢財源,他想到的方法是貿易。鄭氏的商船隊到日本、琉球、呂宋(現在的菲律賓)、暹羅(現在的泰國)、麻六甲貿易,並且歡迎外國船到台灣做生意。因此英國甚至在台灣設立商館。鄭氏政權允許英國人在台灣自由購買台灣的砂糖、鹽、鹿皮、曬乾肉等台灣物產,允許自由雇用台灣住民,允許在島內自由行動,進口稅十分之三,出口免稅。英國船帶給台灣大量火藥、武器、紡織品等。清朝雖然在福建沿岸下達遷界令,禁止居民與鄭氏政權貿易,但是鄭氏水軍公然進入沿岸各港貿易,與日本貿易也非常繁盛。在鄭氏時代,每年進入長崎的台灣商船有50艘,對日出口砂糖與鹿皮等,進口刀劍與銅,日本對鄭氏政權懷善意,鄭芝龍時代,曾經好幾次派遣使者到長崎和江戶向德川幕府求援,可是保守的日本政府沒有同意。
鄭成功去世後,長子鄭經與鄭成功的弟弟鄭襲之間為了誰繼位問題產生內鬨,也就是叔姪之爭,最後陳永華出面說:「應該由長子繼承才合理。」而拍板定案。不過陳永華於1680年去世,不久鄭經也去世。接著,鄭經的兩位妾所生的兒子為了繼承問題,又起內鬨。雙方部下攻擊對方,口出惡言:「你出身卑賤!」「你是分來的孩子!」這是一場不入流的繼承權爭奪戰。
這時大陸有一位人物正在冷眼旁觀這場繼承權爭奪戰,他就是施琅。在廈門時,施琅和陳永華並列為鄭成功的左右手。何彬勸鄭成功奪取台灣時,施琅大力反對,引起鄭成功憤怒,判施琅死罪,施琅逃亡,請求清朝保護。鄭成功非常生氣,就處死施琅所有的親族,施琅知道後,非常悲憤,誓言報仇。
施琅向清朝進言,現在台灣領導層內鬨,正是攻擊台灣的良機,清朝便命他擔任福建水師提督。
此時台灣天候不良,農作歉收,物價高漲,民心思變。1683年,施琅率2百多艘船艦與2萬士兵,佔領澎湖。台灣鄭氏政權已無戰意,便派使者到澎湖投降,31年的鄭氏政權到此宣告落幕。
理州上 2010年4月14日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今天早上我出門運動搭電梯時,到了11樓,電梯門打開,一位背著書包的國中女生進來,我向她說:「早安!」她沒回應,我不以為意,這個年紀的女生本來對陌生男子就心懷戒心。到了7樓,電梯門又打開,這回人還沒進來,我就說:「早安!」可是沒有任何人進來,等電梯門關上,我對那位國中女生說:「剛才有一位隱形人進來!」結果她「哈!哈!」笑出聲音,我對我的幽默很滿意,可以逗心懷戒心的國中女生笑出聲音。
廣東省報紙「南方週末」於2008年5月22日刊出一篇關於四川大地震的報導說:「我們把國民的生命危機視為國家最高的危機,把國民生命的尊嚴視為國家最高的尊嚴。對人民和世界顯示出與全世界共同擁有普遍性價值觀。……讓我們和全世界一起邁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大道!」對此,北京的「北京晚報」於2008年6月6日批判說:「難道說在救援震災最前線奮鬥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以及許多共產黨員是因為被『世界的普遍性價值』所驅使?」
事實上,溫家寶首相於2007年7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已經發表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性任務與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就說:「科學、民主、法制、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物,而是人類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追求的價值觀,與創造的文明成果。」
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於2008年訪問日本時,也在「中日共同聲明」中說:「中日雙方將會努力追求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價值,並緊密協助。」
即使如此,對普遍性價值的攻擊並不停歇,人民日報於2008年9月10日登出以馮虞章為名的論文說:「不可能有超歷史與超階級的『普遍性價值』……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以及民主社會與『普遍性價值』本質一樣。」並說:「信奉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具有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意圖!」
黨機關刊物「求是」(半月刊)也於2008年11月16日說:「『普遍性價值』的實質就是霸權主義的價值,他們想要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並且說:「大量的事實證明霸權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地做思想和政治的滲透,和他們的心意與利益違背的政府,就企圖用武力打倒。」
顯然共產黨內有一股勢力想要以批判「普遍性價值」來攻擊溫家寶等人。
天安門事件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趙紫陽去探望學生,當時陪著趙紫陽去的就是溫家寶,所以溫家寶被視為趙紫陽集團的一員。
200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儀式上,胡耀邦說:「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胡耀邦並且於200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堅定地說:「我們不會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將四分五裂。」、「中國絕對不會模仿西方,絕對不會實施多黨制、三權分立、二院制。」
看來,中國要在「普遍性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和平)上與國際接軌,恐怕還要一段「折騰」。
我想哪一天,中國徹底接受了普遍性價值,並且付諸實行,例如讓有特殊意識形態的「自由時報」以及以銷售量為最高考量的「頻果日報」在全中國發行,台灣人民就會考慮與中國統一。
理州上 2010年4月13日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2010年4月11日 星期日

大甲聖人志賀哲太郎

大甲聖人志賀哲太郎
★我在「宗教的效益?」一文中提到的高中好友C先生,據千瑤告訴我,我出意外昏迷不醒住院時,他幾乎天天來醫院看我,希望我早日甦醒,他還硬塞給千瑤錢,說:「妳用得著這個。」我對他的真誠友誼非常感激,也希望他能克服心魔。以他的智慧,應該辦得到。
★★好友封德育來電問我最近是否在股市賺了不少錢?其實我哪有錢投資股市?不過我看好現在的台灣股市倒是真的,市界經濟和台灣經濟剛從谷底翻轉沒多久,紐約股市已連漲好幾天。如果我有錢,我會注意兩個趨勢,一個是兩岸經濟會愈來愈密切,ECFA一定簽,我會買三通概念股和台灣企業在大陸投資有成股及地產股(想想看,將來若允許大陸資金到台灣買房地產,房地產要漲到天花板了!)還有觀光股,另外一個趨勢是節能減碳,這個趨勢是世界性,應該不會改變,我會投資自行車製造業和太陽能熱水器製造企業。祝大家賺錢!
台中縣大甲鎮郊外有一座高236公尺的鐵砧山,鐵砧山南側山腹有一個日本人教師志賀哲太郎(1866-1924)的墓與紀念碑,大甲鎮當地人都稱他為「大甲聖人」。
志賀哲太郎於1896年,30歲時赴台灣,三年後,成為大甲鎮公學校(專門教台灣人學童的小學)的代用教師。當時的大甲公學校使用祭祀孔子和朱子的文昌廟做教室。
志賀哲太郎外貌嚴肅,學生第一次看到他,都心懷畏懼,可是相處久了,就知道他是一位心地慈善像慈父一樣的好人,例如,他會買文具送給貧窮家庭的學生,學生生病了,他會帶繪本和糖果去探病,學生若繳不起學費,他會補助。不過,在教室他卻很嚴格,學生若偷懶,他會敲學生的頭。
由於當時的台灣,居民還普遍貧困,對孩子的教育不太熱心,志賀哲太郎在星期天腰繫便當,前往遠地的村落拜訪就學年齡孩童的家庭,拜託家長讓孩子上學。他的誠意有了效果,大甲公學校的出席率與升學率是台中縣第一名,而且他的學生很多後來都成為各界重要人物。
志賀哲太郎以重視禮節聞名大甲,他在路上碰到人,一定鞠躬行禮,讓沒有這個習慣的台灣人手足失措,大家都說:「志賀仔有禮儀。」志賀哲太郎也重視時間觀念,學生如果遲到,他會處罰,他自己在任職期間從沒有遲到早退或請假。志賀哲太郎告訴學生要「慈悲、節儉、不出風頭」。
當時大甲人沒人知道他的過去,直到有一天,一位居民看到日本寄來的報紙,上面有「志賀哲太郎」的字樣,溫厚的老師居然是政治家,學生們派了三位代表去問志賀哲太郎此事,志賀哲太郎點頭說:「沒錯。」
志賀哲太郎生於1866年九州熊本縣,幼年時就讀四書五經和陽明學,22歲時進入東京法律學院,之後,回鄉投入政壇,加入熊本國權黨,並擔任「九州日日新聞」記者,但是後來發現政界的醜陋,便脫黨,離開政治,轉入教育。
志賀哲太郎到大甲之後,之所以隱藏自己的過去的經歷,是因為怕被升任為正式教員,調離心愛的大甲之故。這種不求升任而寧願一直擔任代用教員的姿態,讓大甲居民非常感動。
1924年,志賀哲太郎去世,享年59歲。在大甲公學校運動場舉行的葬儀非常盛大,參加者的隊伍超過1公里,棺木通過的兩側住家門前桌上都擺著各種供品,家家戶戶都在哀悼這位日本人教師的去世。
志賀哲太郎的墓誌銘寫著他是「過勞病死」,可是實際上他是投水自殺死亡。因為死的時候,他身上的衣帶綁著15公斤左右的大石。為什麼他會自殺?因為志賀哲太郎常常為大甲居民受到日本人官員欺負而奔走,日本人官員知道他在日本和總督府都有朋友,也拿他沒辦法,但是卻視他為眼中釘。學校也不喜歡他常常「惹麻煩」,勸他調職。
後來台灣人民主運動愈來愈昌盛,大甲也受到影響,志賀哲太郎想幫助台灣人爭取民主,可是他又是總督府底下所聘的代用教員,領總督府的薪水,在道義上,不能違抗上級。他夾在台灣民眾與日本總督府之間,無法兩全,最後只好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1958年,在日本大使館的要求下,中華民國政府將全台灣日本人的墳墓集中在一地(新北投),志賀哲太郎的墓也要被撤除,這時候志賀哲太郎往昔的學生們出面強烈反對。1966年,他們在志賀哲太郎的墓前舉行「志賀老師誕辰百年祭」,並且在墓旁建立高4公尺的紀念碑,上面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孫中山之子)題字「志賀先生之碑」。後來由於山土崩塌,志賀哲太郎的墳墓被掩蓋,他的一位學生就把自己的墓蓋在志賀哲太郎墓的後上方,做為防沙堤。
從大甲搭巴士到鐵砧山約需20分鐘。
理州上 2010年4月12日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1864-1919)是日本第七代台灣總督,他出生於九州福岡縣武士之家,畢業於陸軍大學。明石元二郎在台灣的任期雖然短暫,但也做了不少事,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月潭的水力發電。他推動成立台灣電力公司,剛開始公開募股時,大家都想購買股票,明石元二郎告訴台灣電力公司的社長高木友:「我的親戚朋友或許有人想要股票,你一概不必理會他們,一切按制度辦理。」
1898年以來,台灣的司法制度是二審制,也就是地方法院和覆審法院,然而日本和朝鮮都是三審制,明石元二郎認為台灣也不能例外,便再增加高等法院,成為三審制。明石元二郎也改革教育制度,縮小台灣人和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區別,台灣人只要學力優秀,照樣可以讀日本的帝國大學。
明石元二郎並且鋪設從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道路,而且新建海岸線道路。
明石元二郎於1919年病死,享年56歲。根據他的遺言,他埋葬在台北(現在的林森北路167巷36號一帶),由此可見他算是一位愛台灣的日本人台灣總督。
理州上 2010年4月9日

2010年4月7日 星期三

宜蘭平原的恩人西鄉菊次郎

宜蘭平原的恩人西鄉菊次郎
日本明治維新最大功臣西鄉隆盛被放逐到沖繩時,與島上姑娘愛加那之間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西鄉菊次郎(1860-1928)。這位西鄉菊次郎在父親西鄉隆盛對抗日本中央政府時所發起的西南戰爭中(1877年),與父親一起作戰,不幸被子彈打中右腳,右腳自膝蓋以下完全切除。1884年,24歲的西鄉菊次郎到外交部工作,之後到美國留學。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他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參事官,與樺山資紀總督一起到台灣。1897,西鄉菊次郎擔任宜蘭廳長,在職5年半。西鄉菊次郎擔任宜蘭廳長時,對宜蘭最大的貢獻是花費3萬9千日圓巨資(當時這樣一筆錢可以蓋一座學校)整治宜蘭河,當時宜蘭河年年氾濫,民眾深為所苦,西鄉菊次郎建了3740公尺長的工程加強河床。
就像八田與一建造嘉南大圳嘉惠嘉南平原的民眾一樣,西鄉菊次郎整治宜蘭河也嘉惠了台灣第二大平原宜蘭平原的民眾。之後宜蘭地區民眾主動建了一個「西鄉廳憲德政碑」紀念西鄉菊次郎的功績。這個紀念碑現在在宜蘭河畔堤防上(從宜蘭火車站走路要25分鐘)。
理州上 2010年4月8日

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

「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1862-1933)是日本紙鈔5000千日圓上的人物。他是岩手縣武士之子,畢業於北海道札幌農校,1884年,23
歲時,到美國留學,1887年,又到德國留學。1899年新渡戶稻造在美國以英文出版有名的著作「武士道」。由於有羅斯福總統的推薦,成了暢銷書,第二年,有日文、法文、德文、俄文、波蘭文、挪威文、匈牙利文和中文七國翻譯。
新渡戶稻造除了「武士道」之外,還寫有「農業本論」、「農業發達史」農業方面的書。他是東京帝大第一位獲得農業博士的人。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很欣賞新渡戶稻造,推薦給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極力勸說下,新渡戶稻造答應赴台灣效命。1901年,39歲的新渡戶稻造到台灣擔任總督府技師。他首先花半年視察台灣,他發現台灣的本土甘蔗莖細而且產量少,便寫改良品種、栽培法、加工法等計畫書交給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全力支持下,新渡戶稻造推動他的台灣甘蔗改良計畫。
新渡戶稻造在台灣三年就回日本,擔任京都帝大教授,不過在總督府囑託下,他每年一次回台指導。在新渡戶稻造的推動下,台灣的製糖產業有驚人發展。新渡戶稻造就任前,台灣的砂糖產量只有數千斤,1921年,達到4億5千萬斤,1932年,更高達16億5千萬斤。砂糖成為台灣的主要物產。說新渡戶稻造是「台灣的砂糖之父」應該不為過。
理州上 2010年4月7日

2010年4月5日 星期一

蓬萊米之父與母

蓬萊米之父與母
★昨天是清明節,台灣人習慣在這天掃墓燒紙錢給祖先,他們認為陰間也通用錢,怕祖先沒錢難過日子,卻不知這樣做促進了陽間地球溫暖化的速度,還有人在死者去世時,燒房子、汽車,前一陣子,還有人燒二奶(姨太太)給祖先,他們不怕祖先和祖先的元配吵架嗎?今天報紙登出有人請電子花車女郎在公墓大跳豔舞給祖先看。他們根本在破壞祖先夫婦的感情。台灣人的迷信真讓人啼笑皆非。我覺得為了男女平等,也應該在公墓跳猛男秀才對。
台灣米原本是印地卡種,顆粒小、硬、品質不良,不合日本人口味,在日本的價格只是三等米的一半。台灣總督府想將日本米移植台灣,可是由於氣候不同,嘗試多次都失敗。1910年,一位24歲出身於九州福岡縣的農業技術者末永仁到台灣來,他立志改良台灣的稻米。他在嘉義廳實驗農場擔任技手,改良日本米的品種。二年後,末永仁認識北海道大學農學系出身的磯永吉,二人一起到他們認為最適合栽培日本米的台中任職。
末永仁非常投入,天才剛亮,就離開宿舍,到離1.5公里遠的實驗田工作,午餐的便當請妻子送來,吃完稍微午睡,然後繼續工作到天黑。回家吃完晚餐,又在書桌前研究到夜深,或者騎腳踏車到離3公里遠的磯永吉宿舍告知進度,回家後再繼續研究。
經過鍥而不捨的努力,1921年,終於栽培出品質優良的日本米品種,暫時取名「台中65號」,後來正式命名為「蓬萊米」。末永仁的研究資料很多,從榻榻米可以堆到天花板。結果,磯永吉獲得博士學位,成為台北帝大農學系教授。至於末永仁,農民彷彿把他當神看,非常崇拜。
末永仁個性溫和,從來沒罵過人,他非常熱愛棒球,常常和職員們在農業實驗場組隊打棒球,甚至採用新職員時,除了參考他們的學業成績外,也參考他們會不會打棒球。1937年,末永仁受婆羅洲薩拉哇庫王國聘請,到當地指導二年稻作,但是可能工作太認真,罹患肺結核,1939年去世,享年53歲。1941年,台灣農民為他在農業實驗場豎立胸像並附碑文,碑文刻著:「對本島農家經濟貢獻良多!」這個紀念碑現在在彰化縣大村鄉田洋村茄苳路1-361-200。
由於蓬萊米的生產,台灣稻米不僅品質改良,產量也增加為以前的2倍以上。由於出口到日本,台灣農家的收入也增加。台灣總督府經營台灣也由赤字轉為黑字。
台灣人戰後的親日感情應該與末永仁成功栽培出蓬萊米大有關係。
另一方面,磯永吉在戰後,被中華民國政府留下,擔任農業廳顧問。如果末永仁是「蓬萊米之母」,磯永吉就是「蓬萊米之父」。
理州上 2010年4月6日

2010年4月4日 星期日

開發阿里山之父

開發阿里山之父
★好友陳瑞行和鄭絢霙夫婦於4月4日晚來台中請我在日本料理店「甲片」(應該是取Japan的漢字發音)吃大餐,分手時還給我一袋好吃的麵包。因為瑞行一家人過幾天就要去加拿大溫哥華,而且可能2、3年後才會回台,所以臨行前特地來台中見我,好在我寫的讀書報告,他們在加拿大也看得到。他們的兒子很清秀,女兒聽說有慧根,很懂事。祝福他們一家人一切順利。
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年,1900年,日本人發現了雄偉、森林茂盛的阿里山。台灣總督府接報後,想要開發這座山,恰好日本人正在建築縱貫鐵路,需要資材,便派人前往阿里山調查。但是阿里山山高險峻,很難將砍伐後的樹木般運到平地,即使要靠曾文溪般運,曾文溪途中有一些巨大的岩石擋住,也行不通。
河合鈰太郎(1866-1931)生於名古屋,畢業於東京帝大農學系,並且到德國留學,研究西方先進國經營森林的制度。剛好此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到歐洲視察,兩人碰面,河合鈰太郎便向後藤新平獻策,如何開發台灣森林資源。1903年後藤新平聘請河合鈰太郎參與台灣林業行政,首先請他調查阿里山。
河合鈰太郎抵達阿里山,開始調查,一天晚上,
河合鈰太郎睡在一塊巨石上,星空皎潔地幾乎讓他無法入眠,月光照在幽靜的森林,讓他陶醉,他便把當地取名為「眠月」,這個地方就在現在的眠月火車站附近。
經過調查後,河合鈰太郎決定引進歐美先進技術,也就是高度機械化,他也決定用火車搬運砍伐的樹木到平地。經過測量與設計,於1906年開始動工,6年後,1912年,完成全長72公里、高度差2160公尺的阿里山登山鐵路,這也是日本第一條登山鐵路。沿途有許多橋梁與隧道,可以看出當時興建的困難,各位有空,不妨坐坐看阿里山登山火車,體驗一下河合鈰太郎的辛勞,並且到眠月車站一遊,感染這個詩情畫意的車站名。阿里山因而成為檜木的一大生產地。
1931年,河合鈰太郎在東京自家去世,死因可能是在台灣時感染瘧疾的後遺症。享年66歲。當這個訃報傳到嘉義市,嘉義市的官民舉行盛大的遙弔儀式。1933年,在現在的慈雲寺豎立「琴山河合博士」紀念碑,琴山是河合鈰太郎的號。現在的高山博物館也展示河合鈰太郎的木像。
河合鈰太郎在鐵路完成後,曾經再度造訪眠月,那時,他寫了一首詩,如下:
斧斤遠人翠微岑
伐盡千年古木林
枕石席苔散無跡
鳴泉當作舊時音
由於汽車道路完成,而且人人都有汽車,現在的阿里山登山火車,經營陷入不振,河合鈰太郎自然也逐漸遭人遺忘。
理州上 2010年4月5日

2010年4月1日 星期四

荷蘭人佔領時代

荷蘭人佔領時代
西洋人中最先「發現」台灣的是葡萄牙人。時間大概在1544年左右,他們看到台灣時,不禁說「美麗之島!」(Formosa),葡萄牙人在航海時,一發現美麗的島嶼,都會說Formosa,Formosa的名稱在非洲、南美、亞洲各地有10個以上,不過今日Formosa卻成為台灣的專有代名詞,在歐美各國,他們不僅稱呼台灣為Taiwan,也稱呼為Formosa。葡萄牙人「發現」台灣時,島上只有少數漢人,其他都是原住民。由於原住民分許多族,一直沒有統一。豐臣秀吉曾於1593年派遣使者要求台灣的「高山國」入貢。為什麼稱呼台灣為「高山國」呢?或許台灣有三分之一是山地,而且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有60座以上。可是豐臣秀吉的使者沒有達成使命,因為台灣原住民太多族,使者不知該把豐臣秀吉的國書交給誰才好。
「Taiwan」這個發音原來是住在台南附近的原住民對外來者或是客人的稱呼,他們稱為「Taian」或「Tayan」,後來演變成「Taiwan」,漢人聽了以漢字表示為「台員」或「大灣」,到了明朝萬曆年間,才固定為「台灣」。由「Taiwan」這個音的演變可以知道對原住民而言,移民者和外來者都只是「客人」,沒想到後來鳩佔鵲巢,客人變成主人,而主人則變成蕃(野蠻人)。這和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的命運一樣。
西方人中,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亞洲,接著就是荷蘭人。荷蘭於1596年抵達印尼的雅加達,並且於1603年登陸澎湖。明朝一聽到荷蘭人登陸澎湖,立刻派兵驅趕,荷蘭本來想轉而求澳門,但是澳門已經被葡萄牙捷足先登,1622年荷蘭的17艘大艦隊再度登陸澎湖,這回成功,他們擄獲270位男子當做奴隸帶回雅加達,但是在航海中,有將近一半死掉,抵達目的地的只有137人。荷蘭人在馬公建築城堡,連結雅加達-馬公-中國-日本這條貿易航線。明朝於1623年對中國東南沿岸下令海禁(禁止船隻進出)。
明朝政府當然無法坐視荷蘭人在澎湖亂來,便命令福建巡撫南居易討伐,南居易在福建招兵買船,於1624年出兵到澎湖,明軍船40艘,士兵1萬人,荷蘭軍船13艘,士兵850人,雙方勢力相差懸殊。荷蘭軍馬上投降。這時,南居易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居然與荷蘭達成停戰協議,荷蘭撤出澎湖,台灣則允許荷蘭佔領,明朝並且同意與荷蘭貿易。對這麼優渥的條件,荷蘭當然馬上同意。荷蘭等於放掉一隻羊,卻獲得一條牛。明朝之所以同意讓荷蘭佔領台灣,或許是原本就不認為台灣是自己的領土,只希望荷蘭離中國本土愈遠愈好。
1624年,荷蘭的先遣部隊2艘軍艦抵達台灣,開始統治台灣。
荷蘭人上岸後,才發覺島上已經有數千漢人居住,他們不僅開墾農地,也與日本和大陸貿易,漢人不喜歡這些荷蘭人,煽動原住民反對荷蘭人統制鹿皮、鹿肉、魚類。台灣當時每年出產20萬張鹿皮、曬乾的鹿肉和乾魚,大陸每年都有約100艘船來將這些物產帶回大陸,荷蘭人需要有站在自己這邊的友軍,他們看中原住民。
荷蘭佔領台灣後,對原住民是軟硬兼施,一方面用武力鎮壓,一方面給他們基督教化,大概花了十年才完全掌握原住民。
台灣不僅第一次接觸基督教,也第一次接觸西方文化。荷蘭人為了傳教,為了讓原住民讀懂聖經,首先將原住民的語言羅馬拼音化,這是原住民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文字,意義非凡。
明朝時,倭寇猖獗,倭寇不僅是日本人,也包含朝鮮人與中國人,他們可以說是「東亞海域聯合武裝勢力」,台灣是她們的巢穴之一。
在明朝眼中,台灣是個蔓延傳染病的化外之地,能不靠近,就不靠近。

1624年,荷蘭登陸台南附近的安平。一上岸,荷蘭人就建築城堡,花了八年,建成安平古堡。1625年,又著手興建赤崁樓。荷蘭與中國明朝不同,充分認識台灣的價值,它不但是中繼貿易的據點,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因此一開始,荷蘭人對台灣的經營就很積極。
荷蘭人在台灣採取王田制,所謂王田制,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國王的,農民向國王租土地,但是要付租金(繳稅)。在台灣,所有的土地都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農民要向東印度公司繳稅。荷蘭人的稅繁多,每位移民要繳人頭稅,打獵、捕魚要繳稅,在深山設陷阱要繳陷阱稅,捕魚漁獲量的一成要繳出來,繳不起稅的移民,可以用還沒捕獲的鹿皮做抵押,向荷蘭人借錢。
既然向移民徵稅,移民當然愈多愈好,荷蘭人就積極向大陸徵募移民,而且荷蘭人築城堡、倉庫、教會、學校,需要很多石匠和木匠,這些人增加後,也需要小商人到台灣開店賣糧食和日用品。傳教士還從印度引進121頭牛,以獸力取代人力,從此台灣農業進入一個新局面。荷蘭人也在農作物上引進新品種或改良品種,例如番茄與芒果,還有捕獲烏魚,將烏魚子加工後賣到大陸,烏魚子此後一直是台灣南部的名產。
在貿易方面,漢人移民與原住民本來就將砂糖、鹿肉、鹿皮輸出到日本與大陸,將大陸的生絲、絹布、陶器轉輸到日本與波斯,荷蘭人來了後,再加上將南洋的香料、胡椒、錫、鉛、麻布、木綿、鴉片輸送到大陸,台灣成了中繼貿易地,對荷蘭人而言,台灣真是個寶島。
荷蘭人在台灣吃香喝辣,也讓西班牙人食指大動,1626年,西班牙人登陸北部的三貂角,並前進基隆。1629年,西班牙人到淡水築城堡,和荷蘭人一樣,西班牙人也鼓勵漢人移民。西班牙的勢力逐漸威脅到荷蘭人,這使荷蘭人無法容忍,1642年,雙方開戰,結果西班牙人戰敗,豎白旗投降,撤退到馬尼拉。
由於豐臣秀吉的討伐,倭寇已經絕跡,只剩下漢人海盜,其中一名海盜是顏思齊,1624年,36歲的顏思齊在福建漳州殺了權貴的僕人,為了逃避官兵追捕,逃到日本長崎,並成為長崎中國人黑社會老大,後來顏思齊被日本官兵追捕,只好又率領13艘船亡命海上。
顏思齊的部下之中,有一位是鄭芝龍,鄭芝龍出身於福建泉州,18歲時,鄭芝龍坐貿易船到日本平戶,與當地的17歲日本姑娘田川氏結婚,並且住在平戶。兩人之間生下一位男孩福松,就是後來的鄭成功。鄭芝龍留下妻子在平戶,一個人出外打拼。
顏思齊率領的船團到台灣的笨港(今日的雲林縣北港市),顏思齊一行人便在這兒開發,並且從故鄉泉州與漳州接來3千多位移民。這是漢人首次組織性移民。台灣以前被稱為「台員」或「大灣」,海盜顏思齊首次稱「台灣」,這就是「台灣」名稱之由來。1625年,顏思齊病死。鄭芝龍接替他的位置。由於大陸發生饑荒,因此有數萬移民被鄭芝龍的船團運到台灣。荷蘭人當初到台灣時,島上只有數千位漢人移民,到了荷蘭統治末期,也就是30數年後,漢人移民的數目增加到10萬人。
清朝眼看無法征服鄭芝龍,便使出招撫之策,派人到台灣笨港向鄭芝龍提議:「要不要擔任福建水師(海軍司令)?」鄭芝龍一想,擔任清朝官員,以後就可以在自己的船前插上「官」字旗,非常方便,就一口答應,清朝實際給鄭芝龍的官職是「海防游擊」,是事實上的福建水師。
就這樣,海盜鄭芝龍成了官軍。1628年,鄭芝龍從台灣笨港遷移到泉州南方的安平鎮,並且把妻子田川氏和6歲的兒子福松接來安平鎮。
鄭芝龍的部下郭懷一和何斌不滿鄭芝龍江據點由台灣遷到大陸,便留在台灣。1652年,郭懷一襲擊荷蘭巡查隊,搶奪武器,可是被荷蘭軍殺死。這場戰鬥以及後來被追殺的漢人移民有6千人,讓漢人移民更加仇恨荷蘭人。
理州上 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