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進步是什麼?
我的藏書中有一本「歷史的進步是什麼?」這本書是我於1980年,24歲時在日本買的,從書中有畫線的跡象來看,我應該讀過這本書。慚愧的是我毫無印象。現在重新閱讀。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認為人類的歷史,雖然多少經過迂迴曲折,但是幾乎呈直線進步的模式。但是之後的歷史卻出現西歐各國將全世界殖民地化,並發動無數殘忍的戰爭。最後還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因此,西歐的知識份子不得不開始懷疑「進步」的歷史觀。
事實上,「進步的歷史觀」是相當新的現象。古代的埃及、印度、中國、以色列和希臘都沒有這樣的歷史觀。即使基督教出現之後的羅馬與中世紀歐洲也是沒有這樣的歷史觀。
例如,古希臘人的歷史觀對未來並沒有充滿憧憬,反而期待回到傳說中的克羅諾斯王(Kronos)統治的時代。即使是否定神話的開明希臘人也認為歷史的進步只是偶然。柏拉圖甚至認為歷史是往衰退與惡化的方向變化。歷史學家赫西奧多(Hesiodos 約西元前8世紀的人)也持悲觀的歷史觀。中國人認為歷史像春夏秋冬一樣,是循環的。二世紀的羅馬哲學家皇帝奧雷利屋斯在其「省察錄」中寫道︰「就像我們的祖父無法看見超過我們所能見的,我們的子孫也不會見到新的東西吧!」
古代以色列,也就是猶太人的世界,情形也是一樣。都是憧憬過去的黃金時代。耶穌基督的出現,讓情形稍為有些改變。那就是開始有終末觀。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未來,現在是最壞時代的終末。愛爾蘭的歷史學家貝利(Bury 1861—1927)著有「進步的觀念」。他認為透過基督教,近代的進步史觀普及到全世界。
不過,貝利的想法中,潛藏一個危險的因素。那就是他認為既然所有的民族都是神創造的,就必須把這個唯一的正神的福音傳給其他民族。這個觀念如果加上熱情,就會訴諸力量,讓其他民族拋棄「異教的神」,改信基督教的神。甚至洛克的宗教寬容論中,其對象也只限於基督教各派,對伊斯蘭教,洛克仍舊持嚴厲的不寬容。西歐的一些知識份子並且認為即使訴諸武力,要是能夠「啟蒙」其他民族,也算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一旦確定自己擁有優勢,便失去謙虛。這種現象應該不限於西歐人。
歐洲思想史中,進步史觀最初的提倡者是法國的杜爾哥(Turgot 1727—1781)。杜爾哥認為在神的旨意下,人類的歷史在某種既定的法則下演進。那個種既定的法則就是「進步」。他認為「進步」可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人們相信不是人的行為所發生的一切現象都歸諸於神。
第二階段,人們認為上述的神話非常愚蠢。哲學家們嘗試用抽象的方式來解釋這些現象,但是什麼也無法解釋清楚。
第三階段,是最近發生的事。以數學式的方法實證這些現象。
埃及、印度與中國何以在古代就顯現進步,後來卻出現停滯現象?針對這個問題,杜爾哥認為人類的才能各地都沒什麼差異,不過若有某些社會條件發揮壓抑個人的才能,那個社會就會發生停滯現象。那些社會條件包括向權威的過度敬畏、制約自由的探索與政治性隸從狀態等。
在中國,由於太早出現理性與正義,結果窒息了中國文明。對某些人而言,杜爾哥的這個看法很難理解。難道人類的理性太早熟,反而無益?
十六世紀,清朝初期,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將中國的「論語」、「孟子」等書翻譯成拉丁文,送回西方出版。歐洲的知識份子閱讀之後,深感震撼。當時歐洲各國仍舊在專制王權的支配下,而中國在西 元前數世紀就倡導世襲身份制的愚蠢,並且認為應該用人唯才。歐洲的知識份子非常驚訝中國的先進。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多少都懷有這樣的驚訝。法國的伏爾泰(1694—1778)一輩子在自己的書房懸掛孔子的肖像。
即使如此,杜爾哥仍舊認為中國的理性太早熟,反而讓它出現停滯現象。
杜爾哥或康德認為人類的歷史必然往前進步的理論根據是全知全能神的意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根據。這種想法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逐漸失去說服力。必須要有更世俗、更科學、更人道主義的解釋來構築進步史觀才行。
(待續)
★華通(2313)昨天以漲停板收盤,我真是太幸運了,指數沒什麼大漲,我的持股卻一會兒這個漲停板,一會兒那個漲停板,好不熱鬧。
理州上 2011年12月31日(民國99年最後一天,祝大家民國100年天天平安快樂!)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教育思想史(5)
教育思想史(5)
1911年創設的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校長聘請小倉金之助(1885—1962)為該校教授。小倉金之助教的是古典微分幾何學。1924年,小倉金之助出版「數學教育的根本問題」。他在序文中,如此寫道︰
「我認為數學教育的本質在於開發科學精神。我認為它的典範不該求於歐幾里德,而該求於大自然。數學不該期待於函數觀念與幾何學式直觀,而應該與日常生活結合。」
小倉金之助批評當時日本的數學教育不實用、太艱難。他寫道︰「太艱難會導致精神的鈍化與倦怠。倦怠會讓教育破產。」
當時日本正處於軍國主義的驚濤駭浪中,小倉金之助以發揚科學精神,力抗偏狹固陋的國粹思想。1936年,他發表論文「自然科學者的任務」。他寫道︰「現在不只是外國遭受法西斯主義的侵襲,我們日本也也快速邁向反文化之路。處在這個危機,我們自然科學者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日本於1947年制定「教育基本法」。其中第一條如此寫道︰「教育在形成愛好和平、真理與正義的人。教育在培育發揮個人價值、重視勤勞與責任、擁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國民。」
日本在戰後深深反省發動戰爭的愚蠢行為,非常強調「和平」。1961年,歷史學者、國民教育研究所長上原專祿在全國教育研究集會的演講中說︰「確立世界和平的問題也好,民族獨立的問題也好,社會民主化的問題也好,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也好,我們必須先問︰人是什麼?人的尊嚴如何被保證?如果我們不能保障生存、提升生活水準,說什麼尊重生命、人格尊嚴,都是空談。如果不能保證世界和平、解決貧富差距、確保自由,生命的尊貴都是空談。」
(全文完)
★昨天華南金控(2880)以漲停板收盤,真令人高興。
理州上 2010年12月30日
1911年創設的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校長聘請小倉金之助(1885—1962)為該校教授。小倉金之助教的是古典微分幾何學。1924年,小倉金之助出版「數學教育的根本問題」。他在序文中,如此寫道︰
「我認為數學教育的本質在於開發科學精神。我認為它的典範不該求於歐幾里德,而該求於大自然。數學不該期待於函數觀念與幾何學式直觀,而應該與日常生活結合。」
小倉金之助批評當時日本的數學教育不實用、太艱難。他寫道︰「太艱難會導致精神的鈍化與倦怠。倦怠會讓教育破產。」
當時日本正處於軍國主義的驚濤駭浪中,小倉金之助以發揚科學精神,力抗偏狹固陋的國粹思想。1936年,他發表論文「自然科學者的任務」。他寫道︰「現在不只是外國遭受法西斯主義的侵襲,我們日本也也快速邁向反文化之路。處在這個危機,我們自然科學者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日本於1947年制定「教育基本法」。其中第一條如此寫道︰「教育在形成愛好和平、真理與正義的人。教育在培育發揮個人價值、重視勤勞與責任、擁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國民。」
日本在戰後深深反省發動戰爭的愚蠢行為,非常強調「和平」。1961年,歷史學者、國民教育研究所長上原專祿在全國教育研究集會的演講中說︰「確立世界和平的問題也好,民族獨立的問題也好,社會民主化的問題也好,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也好,我們必須先問︰人是什麼?人的尊嚴如何被保證?如果我們不能保障生存、提升生活水準,說什麼尊重生命、人格尊嚴,都是空談。如果不能保證世界和平、解決貧富差距、確保自由,生命的尊貴都是空談。」
(全文完)
★昨天華南金控(2880)以漲停板收盤,真令人高興。
理州上 2010年12月30日
2010年12月28日 星期二
教育思想史(4)
教育思想史(4)
1924年,野口援太郎、下中彌三郎、為藤五郎和志垣寬四人在東京池袋創設私立小學「池袋兒童村小學」。他們宣佈︰「吾等為了增進人類福祉,相信實施教育運動是引導社會到正當狀態的最有效手段。」除了池袋之外,「兒童村」也設立於兵庫縣戶屋和神奈川縣茅崎。
野口等人認為傳統的學校建築四面都圍起來,彷彿軍營,甚至像監獄。所以他們盡量讓學校的建築有自由開放的感覺。不僅學校的建築如此,教科書與教學法都力求自由開放。學校裡有勞動所、娛樂所、競技所和休息所。他們的辦校宗旨是徹底以兒童為中心。讓兒童從既成的秩序中解放出來。
野村芳兵衛是這所學校的教師之一。他寫道︰「可是孩子們都不讀書,他們整天玩官兵捉強盜、躲迷藏。像猴子一樣跳來跳去。到了中午,他們便去草原或爬到樹上吃便當。他們在草原天天玩打仗遊戲。我每日都在擔心,這樣下去好嗎?」
每日在煩惱中度過的野村芳兵衛,這時讀到俄國托爾斯泰(1828—1910)有關學校教育的著作。托爾斯泰認為讓孩童快樂最重要,他覺得遊戲也是一種教育。托爾斯泰的看法讓野村芳兵衛重拾信心。「是的,應該讓孩童到放縱的世界旅行!」1926年,野村芳兵衛在雜誌「教育的世紀」發表論文「埋葬舊教育的我」。野村芳兵衛以這篇論文清算了自己在師範學校所形的「指導意識」。他寫道︰
「引導人,這是多麼傲慢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輕薄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束縛人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貧乏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胸襟狹窄的口氣!只要我以引導別人的人自居,我就無法在這個大宇宙中,感受到愛。如今,我的舊教育死了,新教育誕生了!」
(待續)
★上回我說將來台灣與中國簽訂和平協約是我的美夢。我認為這個美夢很可能在10年內實現。因為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必然清楚此舉不只將使他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且將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跡而讓後人永遠歌頌。這個兼具「立德」與「立功」的「誘惑」,一定會讓海峽兩岸的領導人簽訂這個和平協約。這是我對台灣股市樂觀的最大理由。
理州上 2010年12月29日
1924年,野口援太郎、下中彌三郎、為藤五郎和志垣寬四人在東京池袋創設私立小學「池袋兒童村小學」。他們宣佈︰「吾等為了增進人類福祉,相信實施教育運動是引導社會到正當狀態的最有效手段。」除了池袋之外,「兒童村」也設立於兵庫縣戶屋和神奈川縣茅崎。
野口等人認為傳統的學校建築四面都圍起來,彷彿軍營,甚至像監獄。所以他們盡量讓學校的建築有自由開放的感覺。不僅學校的建築如此,教科書與教學法都力求自由開放。學校裡有勞動所、娛樂所、競技所和休息所。他們的辦校宗旨是徹底以兒童為中心。讓兒童從既成的秩序中解放出來。
野村芳兵衛是這所學校的教師之一。他寫道︰「可是孩子們都不讀書,他們整天玩官兵捉強盜、躲迷藏。像猴子一樣跳來跳去。到了中午,他們便去草原或爬到樹上吃便當。他們在草原天天玩打仗遊戲。我每日都在擔心,這樣下去好嗎?」
每日在煩惱中度過的野村芳兵衛,這時讀到俄國托爾斯泰(1828—1910)有關學校教育的著作。托爾斯泰認為讓孩童快樂最重要,他覺得遊戲也是一種教育。托爾斯泰的看法讓野村芳兵衛重拾信心。「是的,應該讓孩童到放縱的世界旅行!」1926年,野村芳兵衛在雜誌「教育的世紀」發表論文「埋葬舊教育的我」。野村芳兵衛以這篇論文清算了自己在師範學校所形的「指導意識」。他寫道︰
「引導人,這是多麼傲慢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輕薄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束縛人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貧乏的口氣!引導人,這是多麼胸襟狹窄的口氣!只要我以引導別人的人自居,我就無法在這個大宇宙中,感受到愛。如今,我的舊教育死了,新教育誕生了!」
(待續)
★上回我說將來台灣與中國簽訂和平協約是我的美夢。我認為這個美夢很可能在10年內實現。因為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必然清楚此舉不只將使他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且將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跡而讓後人永遠歌頌。這個兼具「立德」與「立功」的「誘惑」,一定會讓海峽兩岸的領導人簽訂這個和平協約。這是我對台灣股市樂觀的最大理由。
理州上 2010年12月29日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教育思想史(3)
教育思想史(3)
有「美國公立學校之父」之稱的曼納(Horace Mana 1796—1859)認為教育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教育不僅帶來個人的幸福,而且帶來社會的平衡。他也認為知性與道德教育不僅保證尊敬與幸福,而且產生金錢的報酬。教育提供個人的生存能力,也促進國富。曼納可說是一位樂觀的教育立國主義者。
曼納到歐洲考察教育,最引他注意的是德國的教育。十九世紀前半,德國的教育制度引起歐美各國知識份子的關心。他們認為德國的教育有助於確立社會秩序。尤其到了1870年代,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歐洲各國競相模仿德國的教育制度。
森有禮(1847—1889)擔任日本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時,追求的是如何讓日本獨立,擺脫西方的威脅與不平等條約。他的教育制度設計完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關於國民教育,森有禮與當時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之間意見不同。元田永孚認為教育方針應該強化以仁義忠孝為基礎的德育。森有禮則認為教育方針應該以西洋科學為重點。森有禮身為啟蒙主義者,堅持反對元田永孚之類的傳統保守主義者。
森有禮雖然是國家主義者,絕不是冥頑不靈的傳統保守主義者。他擔任近代日本有名的啟蒙社團「明六社」(福澤諭吉也是會員之一)的社長。森有禮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出良好的臣民」。他反對一味重視智育,認為讀書和算術只是教育的一部份。教育要薰陶兒童。他並且實施師範學校的學費以及生活費免費,一切由國家負擔。他說︰「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好像教育的僧侶,將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的奉獻給教育。」明治維新後日本快速成為強國,森有禮在教育領域的貢獻應該可算居功厥偉。
盧梭的「愛彌兒」自從在日本被三浦關造翻譯出來後,便非常暢銷。到1930年為止,出了20版。盧梭在「愛彌兒」中,認為獨立自主、自由剛健、自信、無所懼的人是最美的人。教育應該教出這樣的人。這個教育思想引起日本有識之士的共鳴。
1896年,芝加哥大學教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創設「實驗室學校」。他在那裡開始實施教育改革。他認為舊教育把教育重心擺在孩童之外。就像哥白尼把天體的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陽一樣,孩童應該是教育的中心,孩童應該是天體中的太陽。其他東西應該圍繞孩童旋轉。
西山哲治(1883—1939)有「日本的杜威」之稱。他於1912年創設私立「帝國小學」。西山哲治認為當時的日本教育太重視智育,而且以教師為中心。他便推動以孩童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比西山哲治更徹底以孩童為中心實施教育的是及川平治(1875—1939)。有人甚至認為及川平治才是「日本的杜威」。
開明的教育官員首推京都大學校長澤柳政太郎。他創設了成城小學。創設時,他揭櫫了四個理想︰
一, 尊重個性的教育。
二, 親近自然的教育。
三, 鑑賞的教育。
四, 奠基於科學性研究的教育。
澤柳政太郎又標榜「兒童中心主義」。他在成城小學,廢除修身科(相當於台灣的『公民與道德』)。他認為教育改革不該隨著特定的政治意圖或世間的輿論起舞。應該一切以兒童為中心。事實上,也有人稱澤柳政太郎為「日本的杜威」。這時期出現了太多「日本的杜威」,可見當時日本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
克魯普絲卡雅(1869—1939)是俄國革命領袖列寧的夫人,同時也是一位教育改革者。她主張教育應該與生活結合。1915年,她出版「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她在這本書的序文寫道︰
「國民學校的數目雖然增加了,可是實施的依舊是填鴨式教育,一切的肉體勞動被排除。這樣的教育是以培養順從而勤勉的勞工為目的。」她認為往昔中產階級學校的特徵是理論與實際的乖離和填鴨式教育。未來的學校應該克服這些缺點。她認為教育有三個意義。一個是展開活生生的學習活動。一個是讓手的勞動促進兒童智力的發達。一個是讓兒童有勤勞的精神,尊敬勞動者。1911年,克魯普絲卡雅發表論文對兒童的自殺表示她的看法。她寫道︰「學校沒有教學生不管處於什麼境地,必須保有有助於眾人的意志,並且培養這樣的能力。所以學生才會陷入孤獨感、無力感中。人不僅要讀書,而且必須讀生活。」(待續)
★千瑤有一次笑我錢都捨不得花,活像個「守財奴」。我承認我的確很小氣,因為我要努力存錢買股票,好讓我在70歲生日時能開始順利行善,達成我人生的目標之一「立德」。
我認為將來有一天台灣若能和中國簽訂「和平協約」,台灣保證不獨立,中國則答應徹除對台一切的飛彈,並且保證不武力犯台。那麼,台灣的股市將正式展開大多頭行情,突破歷史高點。三商銀、台泥等股票將進入「百元俱樂部」。這是我的美夢,我相信也是大多數台灣人的美夢。
理州上 2010年12月28日
有「美國公立學校之父」之稱的曼納(Horace Mana 1796—1859)認為教育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教育不僅帶來個人的幸福,而且帶來社會的平衡。他也認為知性與道德教育不僅保證尊敬與幸福,而且產生金錢的報酬。教育提供個人的生存能力,也促進國富。曼納可說是一位樂觀的教育立國主義者。
曼納到歐洲考察教育,最引他注意的是德國的教育。十九世紀前半,德國的教育制度引起歐美各國知識份子的關心。他們認為德國的教育有助於確立社會秩序。尤其到了1870年代,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歐洲各國競相模仿德國的教育制度。
森有禮(1847—1889)擔任日本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時,追求的是如何讓日本獨立,擺脫西方的威脅與不平等條約。他的教育制度設計完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關於國民教育,森有禮與當時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之間意見不同。元田永孚認為教育方針應該強化以仁義忠孝為基礎的德育。森有禮則認為教育方針應該以西洋科學為重點。森有禮身為啟蒙主義者,堅持反對元田永孚之類的傳統保守主義者。
森有禮雖然是國家主義者,絕不是冥頑不靈的傳統保守主義者。他擔任近代日本有名的啟蒙社團「明六社」(福澤諭吉也是會員之一)的社長。森有禮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出良好的臣民」。他反對一味重視智育,認為讀書和算術只是教育的一部份。教育要薰陶兒童。他並且實施師範學校的學費以及生活費免費,一切由國家負擔。他說︰「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好像教育的僧侶,將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的奉獻給教育。」明治維新後日本快速成為強國,森有禮在教育領域的貢獻應該可算居功厥偉。
盧梭的「愛彌兒」自從在日本被三浦關造翻譯出來後,便非常暢銷。到1930年為止,出了20版。盧梭在「愛彌兒」中,認為獨立自主、自由剛健、自信、無所懼的人是最美的人。教育應該教出這樣的人。這個教育思想引起日本有識之士的共鳴。
1896年,芝加哥大學教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創設「實驗室學校」。他在那裡開始實施教育改革。他認為舊教育把教育重心擺在孩童之外。就像哥白尼把天體的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陽一樣,孩童應該是教育的中心,孩童應該是天體中的太陽。其他東西應該圍繞孩童旋轉。
西山哲治(1883—1939)有「日本的杜威」之稱。他於1912年創設私立「帝國小學」。西山哲治認為當時的日本教育太重視智育,而且以教師為中心。他便推動以孩童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比西山哲治更徹底以孩童為中心實施教育的是及川平治(1875—1939)。有人甚至認為及川平治才是「日本的杜威」。
開明的教育官員首推京都大學校長澤柳政太郎。他創設了成城小學。創設時,他揭櫫了四個理想︰
一, 尊重個性的教育。
二, 親近自然的教育。
三, 鑑賞的教育。
四, 奠基於科學性研究的教育。
澤柳政太郎又標榜「兒童中心主義」。他在成城小學,廢除修身科(相當於台灣的『公民與道德』)。他認為教育改革不該隨著特定的政治意圖或世間的輿論起舞。應該一切以兒童為中心。事實上,也有人稱澤柳政太郎為「日本的杜威」。這時期出現了太多「日本的杜威」,可見當時日本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
克魯普絲卡雅(1869—1939)是俄國革命領袖列寧的夫人,同時也是一位教育改革者。她主張教育應該與生活結合。1915年,她出版「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她在這本書的序文寫道︰
「國民學校的數目雖然增加了,可是實施的依舊是填鴨式教育,一切的肉體勞動被排除。這樣的教育是以培養順從而勤勉的勞工為目的。」她認為往昔中產階級學校的特徵是理論與實際的乖離和填鴨式教育。未來的學校應該克服這些缺點。她認為教育有三個意義。一個是展開活生生的學習活動。一個是讓手的勞動促進兒童智力的發達。一個是讓兒童有勤勞的精神,尊敬勞動者。1911年,克魯普絲卡雅發表論文對兒童的自殺表示她的看法。她寫道︰「學校沒有教學生不管處於什麼境地,必須保有有助於眾人的意志,並且培養這樣的能力。所以學生才會陷入孤獨感、無力感中。人不僅要讀書,而且必須讀生活。」(待續)
★千瑤有一次笑我錢都捨不得花,活像個「守財奴」。我承認我的確很小氣,因為我要努力存錢買股票,好讓我在70歲生日時能開始順利行善,達成我人生的目標之一「立德」。
我認為將來有一天台灣若能和中國簽訂「和平協約」,台灣保證不獨立,中國則答應徹除對台一切的飛彈,並且保證不武力犯台。那麼,台灣的股市將正式展開大多頭行情,突破歷史高點。三商銀、台泥等股票將進入「百元俱樂部」。這是我的美夢,我相信也是大多數台灣人的美夢。
理州上 2010年12月28日
2010年12月26日 星期日
教育思想史(2)
教育思想史(2)
十七世紀末,法國文學史上發生一件有趣的論爭「古代派與近代派的論爭」。一邊認為人類的精神(或文化、社會)一直在進步。另一邊持反對意見。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相信人類一直在進步中時,自然必須考慮教育。因為他們認為人的本質在於理性。人類理性的啟蒙是「進步」的不可或缺條件。對他們而言,理性的啟蒙必須透過教育。
因此,教育的價值不僅在於每位個人的形成與提昇,也在於人類精神的進步,以及文化、社會的進步。
法國的孔多爾(Condorcet 1743—1794)認為社會存在的目的,在於個人與人類的幸福。他企圖用數學或物理學的方法運用於道德和政治科學,即所謂「社會數學」。對孔多爾而言,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精神的進步。孔多爾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打破、克服偏見、無知與迷信。用科學才能啟蒙人類的理性。教育的價值與任務在於使人類進步。為此,孔多爾認為應該善用公教育。
孔多爾認為任何公權力都不應該阻礙真理的發展。「對人類而言,認識新的真理是幸福與光榮的泉源,任何權力都不能阻礙。」公權力也不應該侵害人的各種權利。孔多爾認為讓教育臣服於權力,會帶來束縛精神、阻礙知識的進步、並且將謬誤神聖化。孔多爾舉印度、埃及、希臘、羅馬和中國為例。他主張為了只教授真理,公教育應該只限於智育。
然而,衡量「進步」的尺度是什麼?孔多爾認為是理性的、科學的認識能力。
孔多爾主張理性、知性與倫理性、道德性應該相結合。這點讓人感覺孔多爾似乎太樂觀了些。甚至讓人感覺他的思想只是幻影。他太相信智育的功效,以為智育可以包含德育。
孔多爾還主張公教育必須超越貧富、地區、性別、年齡的差異,公教育必須平等和普遍。因此,公教育必須免費,並且按照人口比例,設立學校。
孔多爾的時代是十八世紀末期。這時候,資本制急速成長,經濟繁榮。然而,在歐洲社會,人們似乎被資本操縱,陷入不幸的境地。由於英國率先於十八世紀末期發展出工廠制機械生產方式,因此這種不幸的現象特別明顯。
英國思想家歐文(Robert Owen,1771— 1858)20歲時,就成為曼徹斯特紡織工廠的負責人。1800年,就成為新拉那克紡織工廠的老闆。他面對的問題是廠中勞工的怠惰、竊盜、酗酒、不良行為、不健康。和孔多爾一樣,歐文也認為無知、迷信是人類不幸和悲慘的根源,知識、真理和理性是人類幸福和進步的根本契機。
歐文的中心思想是環境決定論。他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性格形成都是不由自主。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自己要形成什麼樣的性格。因此他認為,只要採用適當的方法,任何一個地域社會,甚至全世界,都可以讓人們培養出知性、善良的性格。所以,要改造人的性格,就必須先改造社會。
歐文呼籲兒童的勞動年齡應限制不得低於十歲,工人的工作時間一天應該限制不得超過12小時。
1816年,歐文在自己的工廠內,設立「性格形成學院」。這所學院是所有員工及其家人的學校。學院中有幼兒學校,一至三歲分為一班,四至五歲分為一班。六至十歲的孩童則分成上下兩級,每天實施五小時的授課。十一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則實施夜間教學。成人則有每星期三個晚上的夜間講話。
1824年,歐文到美國創設更理想的「新和諧村」,可是失敗了。他回到英國,透過演講與出書,推廣「歐文主義」。(待續)
★我喜歡在星期日時到豐富教會作禮拜。每次去時,看到台上唱歌的男女教友虔誠、善良、樂觀、喜樂的表情,自己也跟著愉快起來。我覺得基督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充滿樂觀、喜樂與音樂的宗教。像12月26日,豐富教會所唱的歌,歌名是「我是個快樂人」。我認為能夠帶給人樂觀、喜樂的宗教才是好的宗教。
我喜歡作禮拜的另一個原因是,豐富教會的講道牧師郭寬宗牧師講道很幽默、風趣。例如,他在12月26日的講道時,提到有一次他到醫院作檢查,醫生告訴他膽固醇太高。當時他心裡想︰「真討厭,被那位小姐趴上了!」他說的「那位小姐」是指電視廣告中的膽固醇小姐。郭寬宗牧師此話一出,全場教友立刻笑得人仰馬翻。
千瑤說,郭寬宗牧師即使到演藝界發展,也會成功。我相信。
郭寬宗牧師在禱告時,流下眼淚。我看在台上一旁唱歌的女教友,也是淚流滿面。聽說郭寬宗牧師連在開車時,也一邊開車,一邊禱告。甚至睡覺時,也一邊睡覺,一邊禱告。我很羨慕他們能夠那麼投入、那麼虔誠。我因為長期受了社會科學的訓練,把我塑造成客觀、理性的人,我這輩子大概很難像他們那麼投入、那麼虔誠吧!
理州上 2010年12月27日
十七世紀末,法國文學史上發生一件有趣的論爭「古代派與近代派的論爭」。一邊認為人類的精神(或文化、社會)一直在進步。另一邊持反對意見。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相信人類一直在進步中時,自然必須考慮教育。因為他們認為人的本質在於理性。人類理性的啟蒙是「進步」的不可或缺條件。對他們而言,理性的啟蒙必須透過教育。
因此,教育的價值不僅在於每位個人的形成與提昇,也在於人類精神的進步,以及文化、社會的進步。
法國的孔多爾(Condorcet 1743—1794)認為社會存在的目的,在於個人與人類的幸福。他企圖用數學或物理學的方法運用於道德和政治科學,即所謂「社會數學」。對孔多爾而言,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精神的進步。孔多爾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打破、克服偏見、無知與迷信。用科學才能啟蒙人類的理性。教育的價值與任務在於使人類進步。為此,孔多爾認為應該善用公教育。
孔多爾認為任何公權力都不應該阻礙真理的發展。「對人類而言,認識新的真理是幸福與光榮的泉源,任何權力都不能阻礙。」公權力也不應該侵害人的各種權利。孔多爾認為讓教育臣服於權力,會帶來束縛精神、阻礙知識的進步、並且將謬誤神聖化。孔多爾舉印度、埃及、希臘、羅馬和中國為例。他主張為了只教授真理,公教育應該只限於智育。
然而,衡量「進步」的尺度是什麼?孔多爾認為是理性的、科學的認識能力。
孔多爾主張理性、知性與倫理性、道德性應該相結合。這點讓人感覺孔多爾似乎太樂觀了些。甚至讓人感覺他的思想只是幻影。他太相信智育的功效,以為智育可以包含德育。
孔多爾還主張公教育必須超越貧富、地區、性別、年齡的差異,公教育必須平等和普遍。因此,公教育必須免費,並且按照人口比例,設立學校。
孔多爾的時代是十八世紀末期。這時候,資本制急速成長,經濟繁榮。然而,在歐洲社會,人們似乎被資本操縱,陷入不幸的境地。由於英國率先於十八世紀末期發展出工廠制機械生產方式,因此這種不幸的現象特別明顯。
英國思想家歐文(Robert Owen,1771— 1858)20歲時,就成為曼徹斯特紡織工廠的負責人。1800年,就成為新拉那克紡織工廠的老闆。他面對的問題是廠中勞工的怠惰、竊盜、酗酒、不良行為、不健康。和孔多爾一樣,歐文也認為無知、迷信是人類不幸和悲慘的根源,知識、真理和理性是人類幸福和進步的根本契機。
歐文的中心思想是環境決定論。他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性格形成都是不由自主。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自己要形成什麼樣的性格。因此他認為,只要採用適當的方法,任何一個地域社會,甚至全世界,都可以讓人們培養出知性、善良的性格。所以,要改造人的性格,就必須先改造社會。
歐文呼籲兒童的勞動年齡應限制不得低於十歲,工人的工作時間一天應該限制不得超過12小時。
1816年,歐文在自己的工廠內,設立「性格形成學院」。這所學院是所有員工及其家人的學校。學院中有幼兒學校,一至三歲分為一班,四至五歲分為一班。六至十歲的孩童則分成上下兩級,每天實施五小時的授課。十一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則實施夜間教學。成人則有每星期三個晚上的夜間講話。
1824年,歐文到美國創設更理想的「新和諧村」,可是失敗了。他回到英國,透過演講與出書,推廣「歐文主義」。(待續)
★我喜歡在星期日時到豐富教會作禮拜。每次去時,看到台上唱歌的男女教友虔誠、善良、樂觀、喜樂的表情,自己也跟著愉快起來。我覺得基督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充滿樂觀、喜樂與音樂的宗教。像12月26日,豐富教會所唱的歌,歌名是「我是個快樂人」。我認為能夠帶給人樂觀、喜樂的宗教才是好的宗教。
我喜歡作禮拜的另一個原因是,豐富教會的講道牧師郭寬宗牧師講道很幽默、風趣。例如,他在12月26日的講道時,提到有一次他到醫院作檢查,醫生告訴他膽固醇太高。當時他心裡想︰「真討厭,被那位小姐趴上了!」他說的「那位小姐」是指電視廣告中的膽固醇小姐。郭寬宗牧師此話一出,全場教友立刻笑得人仰馬翻。
千瑤說,郭寬宗牧師即使到演藝界發展,也會成功。我相信。
郭寬宗牧師在禱告時,流下眼淚。我看在台上一旁唱歌的女教友,也是淚流滿面。聽說郭寬宗牧師連在開車時,也一邊開車,一邊禱告。甚至睡覺時,也一邊睡覺,一邊禱告。我很羨慕他們能夠那麼投入、那麼虔誠。我因為長期受了社會科學的訓練,把我塑造成客觀、理性的人,我這輩子大概很難像他們那麼投入、那麼虔誠吧!
理州上 2010年12月27日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教育思想史(1)
教育思想史(1)
荷蘭的人主義者伊拉茲馬斯(Erasmus 1466—1536)對教育也相當關心,曾著有「幼兒教育論」等書。他認為人間之所以會有許多戰爭、墮落等瘋狂、不幸的事情,都是因為人的無知之故。他的書「幼兒教育論」正式書名很長,叫做「論幼兒誕生後就應該立即施以道德和學問的教育」。他認為父母親常犯的教育兒女的錯誤是不把教育兒女的事鄭重看待,以至於常常延誤時機。他認為孩子在還沒學會說話前,父母親就應該教他正確的禮儀。父母親並且應該教孩子,人不是僅為自己而活,而是為國家、為神而活。
他認為教育應該配合孩子的年齡,盡量在教育內容加入遊戲成份,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伊拉茲馬斯可說是近代教育的偉大先驅者。
捷克人約翰阿摩司誇美紐斯(J.A.Comenius 1592—1670)被認為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的主要教育思想是和平教育。他的願望是全人類和平相處。他在去世之前,如此寫道︰「我辛苦一路走來,都是為了和平。但是我的辛苦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如今基督耶穌引導我到天上的故鄉。」
在英國,克倫威爾領導清教徒革命,以處死查理一世(1649年)和宣佈共和制作為終結。但是1660年,王政復古,查理二世即位。結果1688年,又發生名譽革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就是生在這個時代。洛克同時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認為惡的根源是私有欲、放縱與權力欲,因此應該及早教育孩子抑制這些欲望,並且培養他們寬大和慷慨。他並且認為「正確的禮儀」是社會道德中最重要的東西。因此「正確的禮儀」要優先於學業成績。
英國的洛克思想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發展成「啟蒙思想」。對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教會的教義正是阻礙人類理性,以迷信、傳統的權威、習慣來讓人類陷入悲慘境遇的元兇。因此,在這個以明亮的理性之光,照耀黑暗無知的啟蒙時代,結出打倒專制極權與教會的法國大革命果實。
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自然認為在學童的教育上,最重要的是培養出他們的理性。洛克的教育論便是認為要培養出學童的推理能力與判斷能力。洛克的教育論可說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但是,只要遵照啟蒙思想們主張的教育論和社會論而行,真的就能夠讓人類幸福嗎?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三人提出質疑。盧梭對教育的主要著作是1762年的「愛彌兒」,他認為孩子是和成人不一樣的存在。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讓孩子充分發揮出他的潛力。不該填鴨式地教孩子文字與知識,而限制了他們發揮潛力的自由。應該設立牆壁來保護孩子,讓他們免於受到這種成人文化的壓迫。盧梭的這種教育思想否定了孩童早期博識教育。他認為孩子在幼年時,與其灌輸他們通過文字的教育,不如在遊戲中,告訴他們知識。
1749年,盧梭應徵了某學會出的懸賞論文。論文題目是「學問和藝術的進步有助於純化人類的習俗嗎?」盧梭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斷言啟蒙時代學問和藝術的進步,只是王侯寶座旁的擺飾用花瓶,無法增加人類的幸福。盧梭並且認為本來要增進人類能力的理性,現在反而成為人類不幸的最大原因。因為隨著理性的增加,人類的利己心也不斷擴大。而貧富不均和不平等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因此盧梭的課題是如何形成一方面能夠增加理性,一方面又能抑制利己心的人。
這個問題能夠解決嗎?起碼盧梭認為「人性本善」。那麼以「人性本善」為前途,應該如何教育孩子呢?
孩子應該從已經非自然化(被灌輸既成體系的文化、宗教、道德觀念)的人隔離,讓孩子自然成長。換句話說,要讓孩子從一切義務與服從等觀念中解放,讓他們只需遵守自然的秩序。
但是這絕不是要寵壞孩子,讓他們任性。一方面要讓孩子自由,一方面也要培養他們成為能夠完全控制自己、遵守秩序的堅強人類。
和盧梭一樣出生於瑞士的裴斯泰洛齊(J.H.Pestalozzi 1746 - 1827)一生奉獻給貧民教育。他深受盧梭的影響。他認為受過優良教育的上流人士,比生活在困窮中的人,還陷入自我空虛當中。他們不但自己空虛,還會傷害民眾。
盧梭是提供理論的人,裴斯泰洛齊則是實踐者。他在大學時代開始接觸盧梭的思想,畢業後,拒絕擔任官員或律師,而成為農業經營者。他一面讓極貧的農民及其子在他的農場工作,一面教育他們。雖然他很努力,可是最後失敗了。
1798年,法國大革命後,瑞士新政府請他經營孤兒院。這個時期的經驗讓他形成他的教育思想。他的主要教育思想是「只要將簡樸、愛與安心感深植於人心,必能培養出追求善行、真理與正義的人。」
德國的福祿貝爾(Frobel 1782—1852)一般被稱為「幼稚園之父」。1805年,他在一個偶然機會下,成為臨時教師。他就職的學校經營者和教師們熱烈信奉裴斯泰洛齊主義。福祿貝爾自然對裴斯泰洛齊這個人產生好奇。他便到瑞士訪問裴斯泰洛齊。1808年,福祿貝爾辭掉教職,到裴斯泰洛齊處專心學習。他認為近代知識、技術的發達,促進了個人自我主義的形成。人們喪失了生存的充實感。這是現代不幸的根源。因此必須回復往昔「生活在無限與永遠的安心中」的情境。
1826年,裴斯泰洛齊著「人的教育」。
盧梭和裴斯泰洛齊都批評現實人類社會的不自然性,及主張回歸自然。
盧梭、福祿貝爾和裴斯泰洛齊這三位思想家都一致認為現在的人多多少少都脫離「一個永遠的法則」(可說是自然的秩序或神的法),因而陷入不幸。盧梭認為其中尤其以上流階級的「非人化」最為嚴重。這些人是教育的急迫對象。裴斯泰洛齊則將教育的急迫對象擺在貧民身上。
盧梭和裴斯泰洛齊都認為「人性本善」,主張教育的本質在幫助這種善性的成長,但絕不是放任。
1840年,世上第一所幼稚園開設。
(待續)
★祝大家聖誕節全家快樂、平安。
理州上 2010年12月24日
荷蘭的人主義者伊拉茲馬斯(Erasmus 1466—1536)對教育也相當關心,曾著有「幼兒教育論」等書。他認為人間之所以會有許多戰爭、墮落等瘋狂、不幸的事情,都是因為人的無知之故。他的書「幼兒教育論」正式書名很長,叫做「論幼兒誕生後就應該立即施以道德和學問的教育」。他認為父母親常犯的教育兒女的錯誤是不把教育兒女的事鄭重看待,以至於常常延誤時機。他認為孩子在還沒學會說話前,父母親就應該教他正確的禮儀。父母親並且應該教孩子,人不是僅為自己而活,而是為國家、為神而活。
他認為教育應該配合孩子的年齡,盡量在教育內容加入遊戲成份,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伊拉茲馬斯可說是近代教育的偉大先驅者。
捷克人約翰阿摩司誇美紐斯(J.A.Comenius 1592—1670)被認為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的主要教育思想是和平教育。他的願望是全人類和平相處。他在去世之前,如此寫道︰「我辛苦一路走來,都是為了和平。但是我的辛苦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如今基督耶穌引導我到天上的故鄉。」
在英國,克倫威爾領導清教徒革命,以處死查理一世(1649年)和宣佈共和制作為終結。但是1660年,王政復古,查理二世即位。結果1688年,又發生名譽革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就是生在這個時代。洛克同時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認為惡的根源是私有欲、放縱與權力欲,因此應該及早教育孩子抑制這些欲望,並且培養他們寬大和慷慨。他並且認為「正確的禮儀」是社會道德中最重要的東西。因此「正確的禮儀」要優先於學業成績。
英國的洛克思想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發展成「啟蒙思想」。對啟蒙思想家們而言,教會的教義正是阻礙人類理性,以迷信、傳統的權威、習慣來讓人類陷入悲慘境遇的元兇。因此,在這個以明亮的理性之光,照耀黑暗無知的啟蒙時代,結出打倒專制極權與教會的法國大革命果實。
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自然認為在學童的教育上,最重要的是培養出他們的理性。洛克的教育論便是認為要培養出學童的推理能力與判斷能力。洛克的教育論可說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但是,只要遵照啟蒙思想們主張的教育論和社會論而行,真的就能夠讓人類幸福嗎?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三人提出質疑。盧梭對教育的主要著作是1762年的「愛彌兒」,他認為孩子是和成人不一樣的存在。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讓孩子充分發揮出他的潛力。不該填鴨式地教孩子文字與知識,而限制了他們發揮潛力的自由。應該設立牆壁來保護孩子,讓他們免於受到這種成人文化的壓迫。盧梭的這種教育思想否定了孩童早期博識教育。他認為孩子在幼年時,與其灌輸他們通過文字的教育,不如在遊戲中,告訴他們知識。
1749年,盧梭應徵了某學會出的懸賞論文。論文題目是「學問和藝術的進步有助於純化人類的習俗嗎?」盧梭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斷言啟蒙時代學問和藝術的進步,只是王侯寶座旁的擺飾用花瓶,無法增加人類的幸福。盧梭並且認為本來要增進人類能力的理性,現在反而成為人類不幸的最大原因。因為隨著理性的增加,人類的利己心也不斷擴大。而貧富不均和不平等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因此盧梭的課題是如何形成一方面能夠增加理性,一方面又能抑制利己心的人。
這個問題能夠解決嗎?起碼盧梭認為「人性本善」。那麼以「人性本善」為前途,應該如何教育孩子呢?
孩子應該從已經非自然化(被灌輸既成體系的文化、宗教、道德觀念)的人隔離,讓孩子自然成長。換句話說,要讓孩子從一切義務與服從等觀念中解放,讓他們只需遵守自然的秩序。
但是這絕不是要寵壞孩子,讓他們任性。一方面要讓孩子自由,一方面也要培養他們成為能夠完全控制自己、遵守秩序的堅強人類。
和盧梭一樣出生於瑞士的裴斯泰洛齊(J.H.Pestalozzi 1746 - 1827)一生奉獻給貧民教育。他深受盧梭的影響。他認為受過優良教育的上流人士,比生活在困窮中的人,還陷入自我空虛當中。他們不但自己空虛,還會傷害民眾。
盧梭是提供理論的人,裴斯泰洛齊則是實踐者。他在大學時代開始接觸盧梭的思想,畢業後,拒絕擔任官員或律師,而成為農業經營者。他一面讓極貧的農民及其子在他的農場工作,一面教育他們。雖然他很努力,可是最後失敗了。
1798年,法國大革命後,瑞士新政府請他經營孤兒院。這個時期的經驗讓他形成他的教育思想。他的主要教育思想是「只要將簡樸、愛與安心感深植於人心,必能培養出追求善行、真理與正義的人。」
德國的福祿貝爾(Frobel 1782—1852)一般被稱為「幼稚園之父」。1805年,他在一個偶然機會下,成為臨時教師。他就職的學校經營者和教師們熱烈信奉裴斯泰洛齊主義。福祿貝爾自然對裴斯泰洛齊這個人產生好奇。他便到瑞士訪問裴斯泰洛齊。1808年,福祿貝爾辭掉教職,到裴斯泰洛齊處專心學習。他認為近代知識、技術的發達,促進了個人自我主義的形成。人們喪失了生存的充實感。這是現代不幸的根源。因此必須回復往昔「生活在無限與永遠的安心中」的情境。
1826年,裴斯泰洛齊著「人的教育」。
盧梭和裴斯泰洛齊都批評現實人類社會的不自然性,及主張回歸自然。
盧梭、福祿貝爾和裴斯泰洛齊這三位思想家都一致認為現在的人多多少少都脫離「一個永遠的法則」(可說是自然的秩序或神的法),因而陷入不幸。盧梭認為其中尤其以上流階級的「非人化」最為嚴重。這些人是教育的急迫對象。裴斯泰洛齊則將教育的急迫對象擺在貧民身上。
盧梭和裴斯泰洛齊都認為「人性本善」,主張教育的本質在幫助這種善性的成長,但絕不是放任。
1840年,世上第一所幼稚園開設。
(待續)
★祝大家聖誕節全家快樂、平安。
理州上 2010年12月24日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西洋事情與思想
西洋事情與思想
我曾經在讀者報告上介紹「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1862-1933)。他是日本紙鈔5千日圓上的人物。他除了「武士道」之外,還寫了一本書「西洋事情與思想」。「西洋事情與思想」的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我認為西洋文化有四個要素。希臘思想、希伯來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思想、拉丁思想。現在的希臘人,是否有一半原來希臘人的血統是一大疑問。他們與土耳其人的血統混雜,已經不是原來的希臘人。羅馬人也是一樣,原來的、純粹的羅馬人已經不存在了。英國人、德國人也是如此。只有閃族(阿拉伯人、猶太人、埃及人),最純粹。因為他們最沒有和其他人種通婚。
猶太人被其他國家排斥,他們也排斥其他國家。彼此排斥。所以他們才能維持最純粹的人種。為什麼排斥?主要是因為宗教。猶太人很早就發展出一神教。他們的教義有「愛你的鄰人」,這裡的「鄰人」,只限於猶太人。對窮人慈善時,也是對猶太人施捨多一些,對其他的人種施捨少一些。
希臘思想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喝什麼就喝什麼,想跳舞就跳舞。希伯來思想就完全不同,例如十戒,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都有嚴格規定。一個是向心力,一個是遠心力。這兩個力量讓人圓滿地成長。
拉丁民族原來是在泰伯河畔牧羊的小民族。他們平定了義大利的各民族,統一義大利。因此我們現在一提到「拉丁」,就認為是指義大利。在今日歐洲,所謂拉丁文學,都受到希臘的影響。如同日本文學,都受到佛教或儒家的影響一樣。甚至連「萬葉集」也受到佛教或儒家的影響。
羅馬影響歐洲文明的有三樣,一個是法律,一個是宗教,一個是語言。羅馬人不怎麼深入理解文學或美術,他們是講究實用的民族。借了錢,一定要還。對不還錢的人,要怎麼辦。羅馬人就是如此講究實用的民族。首先是有簡單的法律,後來逐漸發展成比較完備的法律。法國的拿破崙法典、德國的法律,都受到羅馬法律的影響。
拉丁語在歐洲普及是因為羅馬帝國時,羅馬人在歐洲各地設有兵營,因而歐洲各國逐漸採用他們的語言。
日本的議會比法國或義大利的議會還墮落,十萬日圓就可以買一位議員,最近行情雖然有些上漲,變成十五萬日圓。
培根說︰「要燒的話,以舊木材為佳。要喝的話,以舊葡萄酒為佳。要信任的話,以舊朋友為佳。要閱讀的話,以舊書為佳。」這真是金玉良言。
在國際聯盟有一句話︰「一個英國人,愚蠢。二個英國人,聊運動。三個英國人,成為大帝國。」二個英國人湊在一起,便說︰「天氣真好,去打高爾夫球吧!」或說︰「天氣真差,去打高爾夫球吧!」
大隈重信當財政部長時,聘雇各種外國人。他說︰「法、義、西人很會講好聽的話,但是工作起來,卻沒什麼成果。英、美人則說真話,他們得到武士道的真髓。得到武士道真髓的英、美人比日本人還多。」
據我所知,外國人有很多真正孝順的人,甚至超過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認為外國人是個人主義,只想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慮別人,真是不應該。其實個人主義不是這樣的意思。如果個人主義這麼解釋,那麼,日本人比外國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件事,到日本的鄉下看看就知道。吃飯時,只有一家之主的父親能夠吃魚。太太和孩子在旁邊看,只能吃剩下的魚尾。酒也是如此。父親只追求一個人的快樂。
我認為沒有比日本還徹底發揮個人主義的民族。
西洋人重視人格。在日本,「人格」這句話非常新。我讀書的時候,還沒有這句話。日本人不太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認識一個有新思想的人,他到鄉下,想改善鄉村。周遭的鄉下人告訴他︰「你是大學畢業生,如果能在東京當官,一定可以獲得充分的人格。」
這不是笑話,是實際發生的事。
在西洋的基督教,有三位一體(three persons in one)的教義。
培根(1561—1626)說,沒有比基督徒更驕傲(pride)同時又更謙虛的人。
自由是從尊重別人的自由時產生。用十萬日圓就可以買到人的地方無法明白自由的真髓。
日本人在評價一個人時,常用身份、學位、金錢或物質來衡量。一聽到某某人是銀行董事長,就馬上彎腰鞠躬。中國人更是如此。這讓那個人心靈卑屈。
日本有一本古書「和惚兵衛物語」,裡面提到有一個不死國,和惚兵衛騎在龜背上,到那裡去。他以為那裡既然沒有死亡,必定是至高無上的樂園。不料到那兒一看,那裡的人都是老人,沒有一個年輕人。所以,是一個很無趣的地方。在那裡,不管做什麼,都不會死。有些住民已經活了好幾千年。有些人對這樣的人生已感覺厭膩,想要脫離這樣的國度。有人從高處往海裡跳,希望淹死,可是都會浮上水面,死不了。接著喝毒藥,還是死不了。用刀子傷自己,傷口馬上痊癒。大家都嘆著氣悲傷地說︰「我們來到了可怕的國度!」在那個地方,死亡是大家的願望。
和惚兵衛覺得這樣的國度不是久留之地,便到下一個「自在國」去。那裡做什麼都自由自在,物質非常豐富。河中流的是酒,山珍海味和精美的衣服掛在樹梢,任人取用。因此,那兒的住民不需努力工作。但是也變得墮落。和他們談話,都言不及義,沒有內涵。因此,他們完全喪失生存的意義,只是一天過一天。最後他們受不了,寧願變得貧窮,寧願物資稀少。
人們對自己沒擁有的東西很嚮往,對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則毫不珍惜。但是這樣不見得不好,有時候這是促進進步的原動力。如果認為只有自己擁有的東西才是好的,反而麻煩。不滿足的心思往往可以產生進步或改良。
最近常聽到「昭和維新」、「第二維新」之類的話。如果現在要實施「第二維新」,那麼「第一維新」當然是明治維新。不過,縱觀日本的歷史,在明治維新之前,還有一個更大的維新。那個維新在大化、大寶時代。這樣看來,「第一維新」應該是在大化、大寶時代。「第二維新」在明治時代。第三維新什麼時候會來,不得而知。
「第一維新」和「第二維新」有三個共通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王政復古,也就是天皇的權威提高。第二個特徵是引進外國的思想與文物。在奈良時代是引進朝鮮、中國與印度的文學、藝術等精彩的東西。明治時代則是從歐美和世界各地引進先進思想。第三個特徵是人民得到自由。在奈良時代,奴隸制度變得鬆弛,許多奴隸成為公民。
★ 暢銷作家九把刀在台南女中演講時,當著眾多女學生面前,脫下長褲,露出裡面的短褲,引起社會注意。我覺得這不是單一個案。這是整個台灣社會幼稚化、膚淺化、裝可愛的普遍現象的表徵。這種現象最常出現在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為了吸引年輕人的選票,常常搞變裝秀。我記得以前陳水扁化裝過內褲外穿的超人,胡志強也男扮女裝過杜蘭朵公主及智利礦工。這完全是在裝可愛。為的是向年輕人表示︰「你們看!我和你們一樣幼稚、膚淺耶!我不是LKK,我和你們一樣年輕,投我一票吧!」
九把刀何嘗不是想藉「當眾脫褲」這種LKK做不出來的驚世駭俗舉動,來取得年輕學子的認同。果然他獲得了如雷的掌聲,與「好酷」、「好炫」的學生評價。
這種幼稚化、膚淺化、裝可愛的普遍現象,不是台灣的專利品,應該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可悲趨勢。當我在日本留學時,看到電車裡的大學生低頭沉迷於漫畫書當中時,我就感覺到這種趨勢。當我發現台灣的國中生與高中生也喜歡看卡通影片「海綿寶寶」時,我更加確定這種趨勢。我是趕不上時代的LKK嗎?
理州上 2010年12月23日
我曾經在讀者報告上介紹「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1862-1933)。他是日本紙鈔5千日圓上的人物。他除了「武士道」之外,還寫了一本書「西洋事情與思想」。「西洋事情與思想」的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我認為西洋文化有四個要素。希臘思想、希伯來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思想、拉丁思想。現在的希臘人,是否有一半原來希臘人的血統是一大疑問。他們與土耳其人的血統混雜,已經不是原來的希臘人。羅馬人也是一樣,原來的、純粹的羅馬人已經不存在了。英國人、德國人也是如此。只有閃族(阿拉伯人、猶太人、埃及人),最純粹。因為他們最沒有和其他人種通婚。
猶太人被其他國家排斥,他們也排斥其他國家。彼此排斥。所以他們才能維持最純粹的人種。為什麼排斥?主要是因為宗教。猶太人很早就發展出一神教。他們的教義有「愛你的鄰人」,這裡的「鄰人」,只限於猶太人。對窮人慈善時,也是對猶太人施捨多一些,對其他的人種施捨少一些。
希臘思想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喝什麼就喝什麼,想跳舞就跳舞。希伯來思想就完全不同,例如十戒,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都有嚴格規定。一個是向心力,一個是遠心力。這兩個力量讓人圓滿地成長。
拉丁民族原來是在泰伯河畔牧羊的小民族。他們平定了義大利的各民族,統一義大利。因此我們現在一提到「拉丁」,就認為是指義大利。在今日歐洲,所謂拉丁文學,都受到希臘的影響。如同日本文學,都受到佛教或儒家的影響一樣。甚至連「萬葉集」也受到佛教或儒家的影響。
羅馬影響歐洲文明的有三樣,一個是法律,一個是宗教,一個是語言。羅馬人不怎麼深入理解文學或美術,他們是講究實用的民族。借了錢,一定要還。對不還錢的人,要怎麼辦。羅馬人就是如此講究實用的民族。首先是有簡單的法律,後來逐漸發展成比較完備的法律。法國的拿破崙法典、德國的法律,都受到羅馬法律的影響。
拉丁語在歐洲普及是因為羅馬帝國時,羅馬人在歐洲各地設有兵營,因而歐洲各國逐漸採用他們的語言。
日本的議會比法國或義大利的議會還墮落,十萬日圓就可以買一位議員,最近行情雖然有些上漲,變成十五萬日圓。
培根說︰「要燒的話,以舊木材為佳。要喝的話,以舊葡萄酒為佳。要信任的話,以舊朋友為佳。要閱讀的話,以舊書為佳。」這真是金玉良言。
在國際聯盟有一句話︰「一個英國人,愚蠢。二個英國人,聊運動。三個英國人,成為大帝國。」二個英國人湊在一起,便說︰「天氣真好,去打高爾夫球吧!」或說︰「天氣真差,去打高爾夫球吧!」
大隈重信當財政部長時,聘雇各種外國人。他說︰「法、義、西人很會講好聽的話,但是工作起來,卻沒什麼成果。英、美人則說真話,他們得到武士道的真髓。得到武士道真髓的英、美人比日本人還多。」
據我所知,外國人有很多真正孝順的人,甚至超過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認為外國人是個人主義,只想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慮別人,真是不應該。其實個人主義不是這樣的意思。如果個人主義這麼解釋,那麼,日本人比外國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件事,到日本的鄉下看看就知道。吃飯時,只有一家之主的父親能夠吃魚。太太和孩子在旁邊看,只能吃剩下的魚尾。酒也是如此。父親只追求一個人的快樂。
我認為沒有比日本還徹底發揮個人主義的民族。
西洋人重視人格。在日本,「人格」這句話非常新。我讀書的時候,還沒有這句話。日本人不太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認識一個有新思想的人,他到鄉下,想改善鄉村。周遭的鄉下人告訴他︰「你是大學畢業生,如果能在東京當官,一定可以獲得充分的人格。」
這不是笑話,是實際發生的事。
在西洋的基督教,有三位一體(three persons in one)的教義。
培根(1561—1626)說,沒有比基督徒更驕傲(pride)同時又更謙虛的人。
自由是從尊重別人的自由時產生。用十萬日圓就可以買到人的地方無法明白自由的真髓。
日本人在評價一個人時,常用身份、學位、金錢或物質來衡量。一聽到某某人是銀行董事長,就馬上彎腰鞠躬。中國人更是如此。這讓那個人心靈卑屈。
日本有一本古書「和惚兵衛物語」,裡面提到有一個不死國,和惚兵衛騎在龜背上,到那裡去。他以為那裡既然沒有死亡,必定是至高無上的樂園。不料到那兒一看,那裡的人都是老人,沒有一個年輕人。所以,是一個很無趣的地方。在那裡,不管做什麼,都不會死。有些住民已經活了好幾千年。有些人對這樣的人生已感覺厭膩,想要脫離這樣的國度。有人從高處往海裡跳,希望淹死,可是都會浮上水面,死不了。接著喝毒藥,還是死不了。用刀子傷自己,傷口馬上痊癒。大家都嘆著氣悲傷地說︰「我們來到了可怕的國度!」在那個地方,死亡是大家的願望。
和惚兵衛覺得這樣的國度不是久留之地,便到下一個「自在國」去。那裡做什麼都自由自在,物質非常豐富。河中流的是酒,山珍海味和精美的衣服掛在樹梢,任人取用。因此,那兒的住民不需努力工作。但是也變得墮落。和他們談話,都言不及義,沒有內涵。因此,他們完全喪失生存的意義,只是一天過一天。最後他們受不了,寧願變得貧窮,寧願物資稀少。
人們對自己沒擁有的東西很嚮往,對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則毫不珍惜。但是這樣不見得不好,有時候這是促進進步的原動力。如果認為只有自己擁有的東西才是好的,反而麻煩。不滿足的心思往往可以產生進步或改良。
最近常聽到「昭和維新」、「第二維新」之類的話。如果現在要實施「第二維新」,那麼「第一維新」當然是明治維新。不過,縱觀日本的歷史,在明治維新之前,還有一個更大的維新。那個維新在大化、大寶時代。這樣看來,「第一維新」應該是在大化、大寶時代。「第二維新」在明治時代。第三維新什麼時候會來,不得而知。
「第一維新」和「第二維新」有三個共通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王政復古,也就是天皇的權威提高。第二個特徵是引進外國的思想與文物。在奈良時代是引進朝鮮、中國與印度的文學、藝術等精彩的東西。明治時代則是從歐美和世界各地引進先進思想。第三個特徵是人民得到自由。在奈良時代,奴隸制度變得鬆弛,許多奴隸成為公民。
★ 暢銷作家九把刀在台南女中演講時,當著眾多女學生面前,脫下長褲,露出裡面的短褲,引起社會注意。我覺得這不是單一個案。這是整個台灣社會幼稚化、膚淺化、裝可愛的普遍現象的表徵。這種現象最常出現在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為了吸引年輕人的選票,常常搞變裝秀。我記得以前陳水扁化裝過內褲外穿的超人,胡志強也男扮女裝過杜蘭朵公主及智利礦工。這完全是在裝可愛。為的是向年輕人表示︰「你們看!我和你們一樣幼稚、膚淺耶!我不是LKK,我和你們一樣年輕,投我一票吧!」
九把刀何嘗不是想藉「當眾脫褲」這種LKK做不出來的驚世駭俗舉動,來取得年輕學子的認同。果然他獲得了如雷的掌聲,與「好酷」、「好炫」的學生評價。
這種幼稚化、膚淺化、裝可愛的普遍現象,不是台灣的專利品,應該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可悲趨勢。當我在日本留學時,看到電車裡的大學生低頭沉迷於漫畫書當中時,我就感覺到這種趨勢。當我發現台灣的國中生與高中生也喜歡看卡通影片「海綿寶寶」時,我更加確定這種趨勢。我是趕不上時代的LKK嗎?
理州上 2010年12月23日
2010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戴季陶的「日本論」(5)
戴季陶的「日本論」(5)
除了信仰生活之外,人類最重要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美」是人類文化最大的特質。
日本的佛教和中國的佛教截然不同。以禪宗為例,中國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不是沉迷於晉人的清談,就是專注於宋儒的性理,甚至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參微妙、不借修為為藉口,亂發禪機,欺騙大眾。當然,日本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也有很多缺點與虛偽。但是,日本在武家時代的鬥爭社會中,坐禪和劍術、柔道是鬥爭精神訓練的要義。禪定變成統率軍隊的最高原則、劍術最高的奧義。任何自稱高明的禪師,都必須先通過「戰鬥」與「死」的試煉。
日本的藝術生活有兩個特質。一個是戰鬥性生活,亦即超越生死的力量。另一個是優美靜寂的心境以及精巧細緻的形式。和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的審美程度較為高尚、較為普遍。
日本的審美趣味中,「幽雅」和「精緻」很豐富,缺乏的是「偉大」和「崇高」。尤其是「偉大」。古代中國人談到美,就是日月星辰、碧霞蒼穹。這是大平原國民審美的特性。像中國這種大陸國,富有自然美,這是島國所難以望其項背的。日本人美的極致頂多是富士山。在「偉大」和「崇高」方面,無法和中國的各名山相比。島國當然也有島國的美。高低起伏,富於變化,到處有溪谷與丘陵,這些風景的確「幽雅」和「精緻」。但是格局卻太小。缺乏萬里無雲廣大的平原、一瀉千里的長江大河。中國人和日本人交往,感覺最不愉快的是他們這種性格。
中國文化傳到日本2千年,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完全模仿唐代制度的公家時代,平安朝的文化是其最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代,一般人民接受的中國文化只有宗教。典章制度、玄學式宗教信仰,以及以這兩個深奧的文化為基礎而產生的藝術,都是貴族的專有物。
德川中期以後,民間文學和民間美術勃興,呈現日本史上空前的偉觀。
日本民族深愛美的風習與審美能力的養成,可說是德川時代最大的成果。
中山先生認為人生重要的生活條件為食、衣、住、行、印刷五項。我覺得應該加上「美」。
我認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功,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具有熱烈的「信仰力」。有這「信仰力」,使他們做任何事,都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忍受一切困難,為了主義,願意犧牲一切,整個民族凝聚成一體。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具有深愛美的特性。這和信仰一樣,是民族具有的最基本力量。擁有這兩種力量的民族一定會強盛,如果沒有喪失這兩種力量,民族就不會滅亡。
小民族要能進步、發展,必須具備尚武的習性。日本人的尚武是天下周知的事。然而,日本社會也充滿平和和互助的習性。尚武的習性若沒有與平和和互助的習性調和、互補,就不能真正發揮效果。
「為了生存而競爭,為了競爭而互助」這是生物的本能。
日本人將平和的習性社會風俗化,造成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的普及發展。當然,平和的宗教佛教傳到日本之後,染上殺伐之氣。訴說仁愛與中庸正道的孔子學說傳到日本之後,產生了日本古學派山鹿素行的神權說。
日本如果沒有接受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不可能在短短二千年內,靠自己產生高尚的文化。今天說不定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日本社會中平和的風習都是來自於佛教種種的教義和儀禮,也來自於中國文化的「禮教」。直接來自於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武的性格。直接來自於中國與印度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文的性格。信仰的生活產生尚武的風習,藝術的生活產生平和的風習。
「茶道」和「插花」這兩個特殊的藝術,讓武家的殺伐習性變得柔和,化干戈為玉帛。
日本民族的歷史雖然還很短,但是社會文化卻比中國進步得多。例如,日本幾乎已經看不到野蠻的械鬥,但是中國在北方有寨子,在南方有堡,都是同族的部落。
中國禮教的優點在日本社會發揚光大,禮教的腐敗部份、沒用的惰力卻留在中國。
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民眾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動搖。從安定到不安定,從平和到不平和。並且不可思議的是,隨著社會人心往「不平和」的方向惡化,尚武的精神也逐漸消失。信仰心也比以前更淡薄,另一方面,迷信愈來愈普遍。與迷信的流行成正比例,發生反宗教運動與無政府的傾向。日本人好不容易花了一千數百年的時間,消化了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融合在日本人的血液中,讓日本人創造出獨特的趣味。然而,這個日本趣味卻一天天被破壞、一天天減少。這次我經過六年重訪日本,所見所聞,恍如隔世。我的印象如下︰
一, 日本人的自信力減少。由於信仰逐漸淡薄,迷信增加的很嚴重。無論哪個階級都瀰漫算計式的商業心理。
二, 民族信仰心的減少,同時破壞了民族的美術性,也造成尚武精神與平和精神的低落。隨著對過去感激、對未來懷抱希望的崩潰,人們對現在鑑賞的精神也喪失了。所謂「日本趣味」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幾乎已經消失。
三, 平和的、愛美的精神,被不停的鬥爭生活破壞。社會生活喪失平和性,人生的內容變得愈來愈乾燥無味。整個社會瀰漫著害怕革命的氣氛。
日本與中國的男女關係有很大差異。
一, 中國的男尊女卑是一種畸形的制,尤其在上流階級更是明顯。男性極端壓抑女性,另一方面,女性也極端壓抑男性。男性為了面子,通常會一再忍耐,隱瞞不說。日本的社會沒有這種現象。日本的女性雖然絕對服從男性,男性也絕對保護女性。日本的社會極少看到女性對男性「河東獅吼」的情形,男性也極少虐待女性。愛護弱者是武士的道德。日本絕對沒有妻妾同居的情形。因此,日本人的家庭遠比中國人的家庭還圓滿。
二, 日本的社會絕對沒有中國那種蓄婢制度。因此不可能有虐待家婢的情形。在日本人的家庭,佣人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主人對佣人的態度,常常可以感覺到一種溫情。
三, 許多中國人以為日本女子的貞操觀念非常薄,這是錯誤的想法。日本人對妓女的看法,與其是輕蔑,不如同情的心理較強一些。男人娶妓女為正妻是常見的事。尤其明治維新志士的夫人幾乎都是青樓出身。從這件事就可以證明日本的社會對妓女不像中國的社會對妓女那麼殘酷。據我所知,日本婦女非常重視貞操。一般而言,日本的社會風紀和中國的蘇州或上海等城市比較起來,有更好而沒更壞。而且由於他們的貞操觀念不是根基於古代的禮教,而是根基於現代的人情,因此比中國還自由、健全。
(全文完)
★日本的知名研究中國學者竹內好,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戴季陶的「日本論」。竹內好如此寫道︰「戴季陶在寫這本書之前,到日本作最後一次訪問。他覺得和二十年前相比,日本人的『尚武』風氣明顯衰弱。我讀到這裡時,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日本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徹底傾向軍國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化和『尚武』風氣明顯衰弱同時出現。這不是很奇怪嗎?但是仔細一想,一點也不奇怪。本來就應該同時出現。政治的軍國主義化讓國民的道義頹廢、讓國民喪失勇氣。結果,更加助長了軍國主義。戴季陶認為日本的美德——尚武,正與以暴力欺負弱小相反。戰爭結束後,日本民族的道義依舊頹廢。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日本人忘記歷史,忘記何以會發生戰爭的歷史。」
理州上 2010年12月22日
除了信仰生活之外,人類最重要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美」是人類文化最大的特質。
日本的佛教和中國的佛教截然不同。以禪宗為例,中國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不是沉迷於晉人的清談,就是專注於宋儒的性理,甚至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參微妙、不借修為為藉口,亂發禪機,欺騙大眾。當然,日本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也有很多缺點與虛偽。但是,日本在武家時代的鬥爭社會中,坐禪和劍術、柔道是鬥爭精神訓練的要義。禪定變成統率軍隊的最高原則、劍術最高的奧義。任何自稱高明的禪師,都必須先通過「戰鬥」與「死」的試煉。
日本的藝術生活有兩個特質。一個是戰鬥性生活,亦即超越生死的力量。另一個是優美靜寂的心境以及精巧細緻的形式。和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的審美程度較為高尚、較為普遍。
日本的審美趣味中,「幽雅」和「精緻」很豐富,缺乏的是「偉大」和「崇高」。尤其是「偉大」。古代中國人談到美,就是日月星辰、碧霞蒼穹。這是大平原國民審美的特性。像中國這種大陸國,富有自然美,這是島國所難以望其項背的。日本人美的極致頂多是富士山。在「偉大」和「崇高」方面,無法和中國的各名山相比。島國當然也有島國的美。高低起伏,富於變化,到處有溪谷與丘陵,這些風景的確「幽雅」和「精緻」。但是格局卻太小。缺乏萬里無雲廣大的平原、一瀉千里的長江大河。中國人和日本人交往,感覺最不愉快的是他們這種性格。
中國文化傳到日本2千年,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完全模仿唐代制度的公家時代,平安朝的文化是其最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代,一般人民接受的中國文化只有宗教。典章制度、玄學式宗教信仰,以及以這兩個深奧的文化為基礎而產生的藝術,都是貴族的專有物。
德川中期以後,民間文學和民間美術勃興,呈現日本史上空前的偉觀。
日本民族深愛美的風習與審美能力的養成,可說是德川時代最大的成果。
中山先生認為人生重要的生活條件為食、衣、住、行、印刷五項。我覺得應該加上「美」。
我認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功,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具有熱烈的「信仰力」。有這「信仰力」,使他們做任何事,都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忍受一切困難,為了主義,願意犧牲一切,整個民族凝聚成一體。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具有深愛美的特性。這和信仰一樣,是民族具有的最基本力量。擁有這兩種力量的民族一定會強盛,如果沒有喪失這兩種力量,民族就不會滅亡。
小民族要能進步、發展,必須具備尚武的習性。日本人的尚武是天下周知的事。然而,日本社會也充滿平和和互助的習性。尚武的習性若沒有與平和和互助的習性調和、互補,就不能真正發揮效果。
「為了生存而競爭,為了競爭而互助」這是生物的本能。
日本人將平和的習性社會風俗化,造成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的普及發展。當然,平和的宗教佛教傳到日本之後,染上殺伐之氣。訴說仁愛與中庸正道的孔子學說傳到日本之後,產生了日本古學派山鹿素行的神權說。
日本如果沒有接受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不可能在短短二千年內,靠自己產生高尚的文化。今天說不定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日本社會中平和的風習都是來自於佛教種種的教義和儀禮,也來自於中國文化的「禮教」。直接來自於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武的性格。直接來自於中國與印度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文的性格。信仰的生活產生尚武的風習,藝術的生活產生平和的風習。
「茶道」和「插花」這兩個特殊的藝術,讓武家的殺伐習性變得柔和,化干戈為玉帛。
日本民族的歷史雖然還很短,但是社會文化卻比中國進步得多。例如,日本幾乎已經看不到野蠻的械鬥,但是中國在北方有寨子,在南方有堡,都是同族的部落。
中國禮教的優點在日本社會發揚光大,禮教的腐敗部份、沒用的惰力卻留在中國。
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民眾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動搖。從安定到不安定,從平和到不平和。並且不可思議的是,隨著社會人心往「不平和」的方向惡化,尚武的精神也逐漸消失。信仰心也比以前更淡薄,另一方面,迷信愈來愈普遍。與迷信的流行成正比例,發生反宗教運動與無政府的傾向。日本人好不容易花了一千數百年的時間,消化了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融合在日本人的血液中,讓日本人創造出獨特的趣味。然而,這個日本趣味卻一天天被破壞、一天天減少。這次我經過六年重訪日本,所見所聞,恍如隔世。我的印象如下︰
一, 日本人的自信力減少。由於信仰逐漸淡薄,迷信增加的很嚴重。無論哪個階級都瀰漫算計式的商業心理。
二, 民族信仰心的減少,同時破壞了民族的美術性,也造成尚武精神與平和精神的低落。隨著對過去感激、對未來懷抱希望的崩潰,人們對現在鑑賞的精神也喪失了。所謂「日本趣味」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幾乎已經消失。
三, 平和的、愛美的精神,被不停的鬥爭生活破壞。社會生活喪失平和性,人生的內容變得愈來愈乾燥無味。整個社會瀰漫著害怕革命的氣氛。
日本與中國的男女關係有很大差異。
一, 中國的男尊女卑是一種畸形的制,尤其在上流階級更是明顯。男性極端壓抑女性,另一方面,女性也極端壓抑男性。男性為了面子,通常會一再忍耐,隱瞞不說。日本的社會沒有這種現象。日本的女性雖然絕對服從男性,男性也絕對保護女性。日本的社會極少看到女性對男性「河東獅吼」的情形,男性也極少虐待女性。愛護弱者是武士的道德。日本絕對沒有妻妾同居的情形。因此,日本人的家庭遠比中國人的家庭還圓滿。
二, 日本的社會絕對沒有中國那種蓄婢制度。因此不可能有虐待家婢的情形。在日本人的家庭,佣人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主人對佣人的態度,常常可以感覺到一種溫情。
三, 許多中國人以為日本女子的貞操觀念非常薄,這是錯誤的想法。日本人對妓女的看法,與其是輕蔑,不如同情的心理較強一些。男人娶妓女為正妻是常見的事。尤其明治維新志士的夫人幾乎都是青樓出身。從這件事就可以證明日本的社會對妓女不像中國的社會對妓女那麼殘酷。據我所知,日本婦女非常重視貞操。一般而言,日本的社會風紀和中國的蘇州或上海等城市比較起來,有更好而沒更壞。而且由於他們的貞操觀念不是根基於古代的禮教,而是根基於現代的人情,因此比中國還自由、健全。
(全文完)
★日本的知名研究中國學者竹內好,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戴季陶的「日本論」。竹內好如此寫道︰「戴季陶在寫這本書之前,到日本作最後一次訪問。他覺得和二十年前相比,日本人的『尚武』風氣明顯衰弱。我讀到這裡時,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日本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徹底傾向軍國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化和『尚武』風氣明顯衰弱同時出現。這不是很奇怪嗎?但是仔細一想,一點也不奇怪。本來就應該同時出現。政治的軍國主義化讓國民的道義頹廢、讓國民喪失勇氣。結果,更加助長了軍國主義。戴季陶認為日本的美德——尚武,正與以暴力欺負弱小相反。戰爭結束後,日本民族的道義依舊頹廢。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日本人忘記歷史,忘記何以會發生戰爭的歷史。」
理州上 2010年12月22日
2010年12月20日 星期一
戴季陶的「日本論」(4)
戴季陶的「日本論」(4)
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是英國,可是太平天國之後,中國人的精神完全被英國吸引。中國人甚至喪失了被壓迫的感覺。在長江以南一帶,充滿崇拜英國的氣氛。經過總理二十年的抗英努力,國民終於展開排英的風潮。現在除了英國以外,正在增加壓迫力和吸引力的有兩大勢力。那就是莫斯科與東京。日俄戰爭後,中國的年輕學子爭相前往日本留學,不管是阿貓還是阿狗,大家都去東京。最盛期,光是東京,就有三萬名留學生。他們讀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什麼都「速成」。這才是出入頭地的捷徑。只要能到東京,將來就有富貴等著自己。
但是歐洲大戰後,情況大變。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性進化、克魯泡特金的相互扶持論等思想,陸續傳到中國,真是百花繚亂,但是卻完全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時候,俄羅斯突然爆發勞農革命,而且成功。中國的年輕學子轉而注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來瞧不起俄羅斯野蠻專制的心理轉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這回變成「到莫斯科!到莫斯科!」他們回到國內時,正好國內左傾,於是他們成為速成革命政治家、速成革命理論家、速成革命軍人。
這個一窩蜂的流行病,15年前的東京熱就出現過。喪失自信心的中國青年真是可悲。
從莫斯科歸來的青年異口同聲地說,莫斯科擁有虔誠的信仰。星期日教會擠滿了虔誠的信徒。
中國如何呢?在香煙繚繞的城隍廟裡,有許多善男信女跪在神像前。他們的信仰是什麼?一位小偷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我不會被抓到。十五日那天,我會供奉祢一隻雞。」這位小偷的身旁正好有一位被這名小偷偷走財物的受害者,他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那位小偷被抓住,我被偷的東西能夠找回來。我會供奉祢一個豬頭。」
這種充滿算計的國民,哪裡有信仰?根本是滿腦子迷信的愚夫愚婦。信仰不能有算計,只要有絲毫的算計,信仰就無法成立。
現在的中國人心裡想著共產主義,嘴巴喊著國民革命,實際上一生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這種充滿矛盾的虛偽生活,便是算計帶來的錯誤。再優越的理論、再卓越的制度,一傳到中國,便完全走樣。
觀察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會發現他們比中國人純粹多了。他們的信仰生活很明顯比中國人純粹、非算計、積極。他們對宇宙與人生抱著「永久」與「一切」的觀念。這些觀念在戀愛與戰爭中可以清楚發現。
男女生活中,若有虛偽與算計,那就失掉生存的意義。一個民族若把男女關係視為遊戲,這個民族的生存意義便完全消滅。
沒有比自殺更懦弱、自私的行為。在佛家看來,罪惡最深的是自殺。在自殺人數世界最多的日本,自殺的觀念很獨特,與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日本人的自殺可分成兩種。一種和其他民族一樣,因為懦弱的結果,無法活下去。另外一種是日本民族獨特的,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具有一種積極的意義。關於自殺的方法,其他民族一般是選擇最沒痛苦、最簡便的方式。比較多的方式是跳水或上吊,中國人比較常吞鴉片。他們服毒時,期待能夠被救,並且因而獲得眾人的同情。他們其實不想死。與此成對照的是日本的切腹。這種自殺方式最痛苦,最積極、最需要努力。自殺者在死前,還保有清晰的生存意識,並且持續努力自殺,直到死亡。在切腹的時候,必須維持端正的姿勢,在腹部割十字。切腹者完全沒有自殺中途會受到救助的算計與期待。從思想產生的信仰,從信仰產生的力量,他們持續到最後的瞬間。
不只是切腹,日本的「心中」(殉情)也值得注意。
由於男女兩人的世界太小了,為了他們的世界,他們寧願捨棄全世界。「心中」最多是花柳界,然後是因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戀愛。他們拋棄一切算計。在墮落、懦弱的社會,在將男女關係視為貪淫的社會,無法想像有這種「超世間的男女關係」。
中國的香豔史上,從南到北,從古到今,沒有留下這麼感動的、讓人深刻感受到人生意義的紀錄。自殺這個死的事實,能夠賦予如此豐富生的意義,表現了日本民族信仰的真實性。
士兵只為了稍許的金錢,軍官為了升官發財、享受奢侈,這樣充滿算計的戰爭,簡直是輕視生命之極。司馬遷說︰「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換句話說,在物質性無常之上,建築精神性恆常。或說,在「小我」之中,展現出「宇宙我」的力量。更具體地說,就是擺脫個體的生死觀,重視大眾的生死。如果戰鬥觀念不貫徹這樣的主義,民族的戰鬥力不會增加。過去一千數百年,中國之所以打不過周圍的野蠻小民族,原因全是在此。
(待續)
★加碼買進2880華南金,買進價格22.8元。買進理由︰三商銀昔日是「百元俱樂部」成員,如今只有22.8元,值得買進長期持有。
理州上 2010年12月21日
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是英國,可是太平天國之後,中國人的精神完全被英國吸引。中國人甚至喪失了被壓迫的感覺。在長江以南一帶,充滿崇拜英國的氣氛。經過總理二十年的抗英努力,國民終於展開排英的風潮。現在除了英國以外,正在增加壓迫力和吸引力的有兩大勢力。那就是莫斯科與東京。日俄戰爭後,中國的年輕學子爭相前往日本留學,不管是阿貓還是阿狗,大家都去東京。最盛期,光是東京,就有三萬名留學生。他們讀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什麼都「速成」。這才是出入頭地的捷徑。只要能到東京,將來就有富貴等著自己。
但是歐洲大戰後,情況大變。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性進化、克魯泡特金的相互扶持論等思想,陸續傳到中國,真是百花繚亂,但是卻完全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時候,俄羅斯突然爆發勞農革命,而且成功。中國的年輕學子轉而注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來瞧不起俄羅斯野蠻專制的心理轉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這回變成「到莫斯科!到莫斯科!」他們回到國內時,正好國內左傾,於是他們成為速成革命政治家、速成革命理論家、速成革命軍人。
這個一窩蜂的流行病,15年前的東京熱就出現過。喪失自信心的中國青年真是可悲。
從莫斯科歸來的青年異口同聲地說,莫斯科擁有虔誠的信仰。星期日教會擠滿了虔誠的信徒。
中國如何呢?在香煙繚繞的城隍廟裡,有許多善男信女跪在神像前。他們的信仰是什麼?一位小偷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我不會被抓到。十五日那天,我會供奉祢一隻雞。」這位小偷的身旁正好有一位被這名小偷偷走財物的受害者,他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那位小偷被抓住,我被偷的東西能夠找回來。我會供奉祢一個豬頭。」
這種充滿算計的國民,哪裡有信仰?根本是滿腦子迷信的愚夫愚婦。信仰不能有算計,只要有絲毫的算計,信仰就無法成立。
現在的中國人心裡想著共產主義,嘴巴喊著國民革命,實際上一生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這種充滿矛盾的虛偽生活,便是算計帶來的錯誤。再優越的理論、再卓越的制度,一傳到中國,便完全走樣。
觀察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會發現他們比中國人純粹多了。他們的信仰生活很明顯比中國人純粹、非算計、積極。他們對宇宙與人生抱著「永久」與「一切」的觀念。這些觀念在戀愛與戰爭中可以清楚發現。
男女生活中,若有虛偽與算計,那就失掉生存的意義。一個民族若把男女關係視為遊戲,這個民族的生存意義便完全消滅。
沒有比自殺更懦弱、自私的行為。在佛家看來,罪惡最深的是自殺。在自殺人數世界最多的日本,自殺的觀念很獨特,與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日本人的自殺可分成兩種。一種和其他民族一樣,因為懦弱的結果,無法活下去。另外一種是日本民族獨特的,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具有一種積極的意義。關於自殺的方法,其他民族一般是選擇最沒痛苦、最簡便的方式。比較多的方式是跳水或上吊,中國人比較常吞鴉片。他們服毒時,期待能夠被救,並且因而獲得眾人的同情。他們其實不想死。與此成對照的是日本的切腹。這種自殺方式最痛苦,最積極、最需要努力。自殺者在死前,還保有清晰的生存意識,並且持續努力自殺,直到死亡。在切腹的時候,必須維持端正的姿勢,在腹部割十字。切腹者完全沒有自殺中途會受到救助的算計與期待。從思想產生的信仰,從信仰產生的力量,他們持續到最後的瞬間。
不只是切腹,日本的「心中」(殉情)也值得注意。
由於男女兩人的世界太小了,為了他們的世界,他們寧願捨棄全世界。「心中」最多是花柳界,然後是因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戀愛。他們拋棄一切算計。在墮落、懦弱的社會,在將男女關係視為貪淫的社會,無法想像有這種「超世間的男女關係」。
中國的香豔史上,從南到北,從古到今,沒有留下這麼感動的、讓人深刻感受到人生意義的紀錄。自殺這個死的事實,能夠賦予如此豐富生的意義,表現了日本民族信仰的真實性。
士兵只為了稍許的金錢,軍官為了升官發財、享受奢侈,這樣充滿算計的戰爭,簡直是輕視生命之極。司馬遷說︰「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換句話說,在物質性無常之上,建築精神性恆常。或說,在「小我」之中,展現出「宇宙我」的力量。更具體地說,就是擺脫個體的生死觀,重視大眾的生死。如果戰鬥觀念不貫徹這樣的主義,民族的戰鬥力不會增加。過去一千數百年,中國之所以打不過周圍的野蠻小民族,原因全是在此。
(待續)
★加碼買進2880華南金,買進價格22.8元。買進理由︰三商銀昔日是「百元俱樂部」成員,如今只有22.8元,值得買進長期持有。
理州上 2010年12月21日
2010年12月19日 星期日
戴季陶的「日本論」(3)
戴季陶的「日本論」(3)
田中義一中將對將來要做什麼,沒有一貫的思想、計畫和方法。他眼裡只有維持政權,完全沒有政治理想。他擔心的是中國的革命會影響日本民眾,他也擔心世界的潮流會影響日本的地位與支配。他戀棧過去,恐懼未來。
政治家可分成成功的英雄與失敗的英雄,而田中義一中將未來大概會成為失敗的非英雄吧!
我在1927年受命訪問田中義一中將時,他精神依舊不錯,野心仍然不減。中山先生在日本時,對田中義一中將評價很高。中山先生無論對誰,都當成自己的同志看待。對中山先生而言,這世上沒有壞人,而且沒有絕對不變的人。他認為人類之所以犯錯,都是因為「不知」之故。只要能夠達到「知」,必然能夠「行」。
中山先生對田中義一中將的期待有兩點︰一是放棄日本的傳統政策。二是修正自己錯誤的想法。因為田中義一的地位和中國的命運關係密切。然而,中山先生的期待落空了。
辛亥革命時,擔任日本內閣總理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是日本近代的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思想上受到法國自由思想的洗禮。中國的辛亥革命對日本的政壇與宮廷衝擊很大。當時有兩種對立的主張。一種是為了援助清朝,鎮壓革命軍,日本應該派兵到中國。一種是日本應該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的政局。長州閥的元老山縣有朋當時擔任樞密院議長。他在御前會議主張出兵。這時候,西園寺公望說︰「革命不是令人高興的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希望發生革命。可是革命一旦發生了,一定要成功才行。革命如果不成功,政治便會持續不穩定。這是歷史的法則。因此,我們不應該鎮壓他國的革命。而且也鎮壓 不了。」
結果,西園寺公望意見得到採納。
日本的軍閥反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理由為︰第一,對革命的恐懼,深怕中國革命會波及日本。我認為這種恐懼有相當的根據。
的確日本一度經歷了民權革命,推翻幕府,統一全國,開設議會,發佈憲法。但是經過幾十年後,前時代的維新染上惰性。新的社會出現新的缺陷,引發新的要求。民眾勢力與藩閥勢力產生對立現象,「打倒軍閥」的聲浪逐漸增大。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便會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產生很大的打擊。
當中國發生倒袁運動時,田中義一扶植南方岑春煊、唐繼堯的勢力,抑制中山先生指導的中華革命黨的勢力。他一心一意想阻撓中國統一,尤其不願讓中山先生統一中國。
之後數年,中國陷入長期紛亂,與田中義一採取的對中國方針有直接、間接的關係。
一個民族要擁有統一性與獨立性,必須先擁有民族自信心。日本民族之所以強,中國民族之所以弱,原因完全在這裡。總理努力四十年的目標便是在喚起中國民族的自信心。三民主義就是民族自信心的保障。
日本人在思想上受到西方很大的感化。法國的自由民權說觸發了日本的維新。德國軍國主義的思想與制度讓日本完成維新。但是日本的重心自始至終都在日本。巴黎和柏林都沒有指揮過日本。
當然,日本的維新建設沒有只靠日本的知識份子,還依賴外國人顧問。軍隊由德國人訓練,軍制也由德國人制定,法律制度由法國人顧問完成。但是這些都由日本人自己指揮、統率、選擇、運用。總理也很熱心借用外國人顧問之力,但是從來沒有被外國人顧問利用。這是和北京段祺瑞政權不同之處。北京政府有兩種外國人顧問。一種是條約規定的顧問。這種人與其說是外國人顧問,倒不如說是外國派遣來的管理者來的貼切些。另一種是政府基於自由意志聘請來的外國人顧問。這種只是擺好看的花瓶而已,「顧」而不「問」。前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衰弱,後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腐敗。
可以斷言的是,今後隨著革命的進展,絕對需要外國人顧問。但是必須是我們使用外國人顧問,如果相反的,我們被外國人顧問使用,那就無異於自殺。
1927年,日本出現田中義一內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英國的勞工黨內閣倒台,保守黨內閣取而代之。在德國,共產黨衰退,興登堡成為總統。在義大利,墨索里尼取得政權。在西班牙,右派里貝拉將軍取得政權。在美國,共和黨取得政權。歐洲充斥著「對文明國家而言,獨裁政治才是最有效的制度」的論調。往昔被議會主義者視為蛇蠍的獨裁者現在大家習以為常。這個世界風潮,日本也被感染,不令人意外。
日本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已經失敗。為什麼失敗?因為中國無法統一之故。日本只能操縱首都的政治,無法支配這個難以統一的全中國,反而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二十一條的失敗,就是好例。假如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絕不會像現在這麼低落。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20日
田中義一中將對將來要做什麼,沒有一貫的思想、計畫和方法。他眼裡只有維持政權,完全沒有政治理想。他擔心的是中國的革命會影響日本民眾,他也擔心世界的潮流會影響日本的地位與支配。他戀棧過去,恐懼未來。
政治家可分成成功的英雄與失敗的英雄,而田中義一中將未來大概會成為失敗的非英雄吧!
我在1927年受命訪問田中義一中將時,他精神依舊不錯,野心仍然不減。中山先生在日本時,對田中義一中將評價很高。中山先生無論對誰,都當成自己的同志看待。對中山先生而言,這世上沒有壞人,而且沒有絕對不變的人。他認為人類之所以犯錯,都是因為「不知」之故。只要能夠達到「知」,必然能夠「行」。
中山先生對田中義一中將的期待有兩點︰一是放棄日本的傳統政策。二是修正自己錯誤的想法。因為田中義一的地位和中國的命運關係密切。然而,中山先生的期待落空了。
辛亥革命時,擔任日本內閣總理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是日本近代的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思想上受到法國自由思想的洗禮。中國的辛亥革命對日本的政壇與宮廷衝擊很大。當時有兩種對立的主張。一種是為了援助清朝,鎮壓革命軍,日本應該派兵到中國。一種是日本應該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的政局。長州閥的元老山縣有朋當時擔任樞密院議長。他在御前會議主張出兵。這時候,西園寺公望說︰「革命不是令人高興的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希望發生革命。可是革命一旦發生了,一定要成功才行。革命如果不成功,政治便會持續不穩定。這是歷史的法則。因此,我們不應該鎮壓他國的革命。而且也鎮壓 不了。」
結果,西園寺公望意見得到採納。
日本的軍閥反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理由為︰第一,對革命的恐懼,深怕中國革命會波及日本。我認為這種恐懼有相當的根據。
的確日本一度經歷了民權革命,推翻幕府,統一全國,開設議會,發佈憲法。但是經過幾十年後,前時代的維新染上惰性。新的社會出現新的缺陷,引發新的要求。民眾勢力與藩閥勢力產生對立現象,「打倒軍閥」的聲浪逐漸增大。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便會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產生很大的打擊。
當中國發生倒袁運動時,田中義一扶植南方岑春煊、唐繼堯的勢力,抑制中山先生指導的中華革命黨的勢力。他一心一意想阻撓中國統一,尤其不願讓中山先生統一中國。
之後數年,中國陷入長期紛亂,與田中義一採取的對中國方針有直接、間接的關係。
一個民族要擁有統一性與獨立性,必須先擁有民族自信心。日本民族之所以強,中國民族之所以弱,原因完全在這裡。總理努力四十年的目標便是在喚起中國民族的自信心。三民主義就是民族自信心的保障。
日本人在思想上受到西方很大的感化。法國的自由民權說觸發了日本的維新。德國軍國主義的思想與制度讓日本完成維新。但是日本的重心自始至終都在日本。巴黎和柏林都沒有指揮過日本。
當然,日本的維新建設沒有只靠日本的知識份子,還依賴外國人顧問。軍隊由德國人訓練,軍制也由德國人制定,法律制度由法國人顧問完成。但是這些都由日本人自己指揮、統率、選擇、運用。總理也很熱心借用外國人顧問之力,但是從來沒有被外國人顧問利用。這是和北京段祺瑞政權不同之處。北京政府有兩種外國人顧問。一種是條約規定的顧問。這種人與其說是外國人顧問,倒不如說是外國派遣來的管理者來的貼切些。另一種是政府基於自由意志聘請來的外國人顧問。這種只是擺好看的花瓶而已,「顧」而不「問」。前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衰弱,後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腐敗。
可以斷言的是,今後隨著革命的進展,絕對需要外國人顧問。但是必須是我們使用外國人顧問,如果相反的,我們被外國人顧問使用,那就無異於自殺。
1927年,日本出現田中義一內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英國的勞工黨內閣倒台,保守黨內閣取而代之。在德國,共產黨衰退,興登堡成為總統。在義大利,墨索里尼取得政權。在西班牙,右派里貝拉將軍取得政權。在美國,共和黨取得政權。歐洲充斥著「對文明國家而言,獨裁政治才是最有效的制度」的論調。往昔被議會主義者視為蛇蠍的獨裁者現在大家習以為常。這個世界風潮,日本也被感染,不令人意外。
日本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已經失敗。為什麼失敗?因為中國無法統一之故。日本只能操縱首都的政治,無法支配這個難以統一的全中國,反而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二十一條的失敗,就是好例。假如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絕不會像現在這麼低落。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20日
2010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戴季陶的「日本論」(2)
戴季陶的「日本論」(2)
明治新政府五位參議中,思想最進步,倡導四民平等的是板垣退助(1837—1919)。他和後藤、副島、江藤聯手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並成立愛國公黨。在板垣退助的民權論影響下,全國各地成立無數政治結社。
板垣退助是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始祖。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大都思想單純,只是要排外,因此無法開闢新的道路。但是板垣退助就不同了。他不只是尊王攘夷論者,他認為創造新的生命,才能繼承舊的生命。還認為攝取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在新世界中生存。在內政方面,板垣退助認為革命必須徹底根基於民眾的幸福、解放民眾,這樣才能創造新的國家。他拿著中江兆民翻譯的「民約論」(盧梭原著),高倡自由民權。這個運動正是日本所有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最大的原動力。他不僅主張解放農民,還主張解放更悲慘的階級「穢多」與「非人」。大江卓(1847—1921)便奉行他的思想,展開水平運動(解放『穢多』與『非人』的運動)。
日本的立憲制度是板垣退助的功績。沒有板垣退助的奮鬥,日本是否會成為今日的文明國、先進國,大有疑問。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當他聽到日本政府對台灣採取高壓政策,台灣人遭受不平等待遇時,他很痛心,認為這樣違反人道,便設立台灣同化會,主張廢除統治台灣特別法,應該給予台灣人憲法上的平等權利。他超過八十歲,仍然托著老邁的身軀,親自到炎熱的台灣進行宣傳活動。但是日本的台灣總督一等到板垣退助離開台灣,便封閉同化會,逮捕同化會的職員。
我站在「文明」和「人道」的立場,非常尊敬板垣退助先生,每次到日本時,一定去拜訪他。板垣退助先生不追求安逸,也不期望出人頭地,也不蓄財。結果落得一身窮困。然而對這樣的結果,正是他追求的。
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之祖,這樣的人物現在不僅是「門前冷落車馬稀」,而且是「門前冷落車馬無」。他在生活上,付不起稅金和房租,真令人鼻酸。
所謂軍國主義,就是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從屬於軍事勢力,所有的政治組織都從屬於軍事組織。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無論擁有多龐大的軍隊,都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例如帝國主義的大國英國與美國,就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如何呢?日本政權的重心完全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軍人。議會只是調整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在分配國家預算時,以軍事費為最優先。外交、財政、教育的方針都以國防計畫為前提。
觀察日本的近代史,可以發現在民族統一的運動中,同時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也就是從民族主義發展成國家主義,再從國家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在發生之初,就已經有帝國主義在裡面萌芽。
到現在為止,我的社會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國還長。田中義一大將(1863—1929)是和我有親密關係的日本人之一。1913年,總理孫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當時,我擔任總理的秘書隨行,60天在日期間,我參與所有的演講、宴會、交涉,所有的翻譯都由我擔任。其中記憶最深刻的是中山先生與桂太郎公爵(1848—1913)的會見。桂太郎是日本的軍人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人。他也是握有政權最長期的人物。日本自從內閣制誕生以來,他是擔任總理最長的人物。和伊藤博文比較看看,伊藤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6年10個月,桂太郎同樣是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7年10個月。
日俄戰爭後的重建由他計畫。他的高瞻遠矚、敏銳洞察力和臨機應變的才能不是日本最近的為政者可以望其項背的。
辛亥革命成功時,桂太郎特地派使者到中山先生處致意。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的時候,桂太郎擔任內閣總理,兩人密談了兩次。當中山先生接到桂太郎的訃報,中山先生嘆口氣說︰「日本已經沒有可以談論天下事的政治家!今後無法期待日本可以轉換東亞的政局。」
如果桂太郎還活著,東亞的局面一定與現在不同。現在的日本,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或是政黨的領袖,所有的為政者都是沒擔當、沒意志、沒計畫的平庸政客。他們在意的是如何獲得政權、保持政權。腦中完全沒有日本民族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那麼中國呢?中國的為政者連書也不讀,真是可悲!
秋山真之(1866—1918)可說是中山先生最親密的日本友人。秋山真之去世的時候還是海軍中將。西園寺公望和桂太郎等即使夾雜在人群之中,也可以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人。因為他們在容貌和體格上都有特徵。然而秋山真之在外表上卻無特殊之處。不過,他的學問在日本海軍裡卻無人能及。
日俄戰爭時,他是日本艦隊的參謀長,統籌一切作戰,粉碎了俄國艦隊。他的睡眠時間很短,醒著時,可說「手不釋卷」。除了讀書與測圖之外,就是靜坐默想。他是誠摯的神道信者,他認為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他是熱烈的南進論者,也是排斥英美論者。他的南進論與排斥英美論完全站在復興有色人種的觀點。他主張人類平等,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有的道具,因此,世界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專有,文化也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壟斷。
他認為日本人的命運在於美洲大陸與澳洲。日本應該幫助土耳其、印度與中國這三大民族獨立,打倒英美霸權,實現海上的完全自由。他認為印度革命的成功與否是亞洲民族復興的關鍵。他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對總理的革命事業都給予極大的援助。而且他的援助動機非常純粹,完全不求回報,絲毫沒有虛榮心。
1917年,張勳復辟時,總理派我到日本調查是否有日本人在背後援助張勳。我訪問了陸軍的田中義一中將與海軍的秋山真一中將。秋山真一中將是日本海軍的最高領袖,可是他的住處非常簡樸,他正在滿都是書的書房中瞑目默想。我一進去,他嚇了一跳,指著我的臉說︰「什麼時候來的,咦!你的臉色不好呦!」
然後他又再度閉眼,合掌,默想一、二分鐘後,說︰「這不是你自己惹的災禍,而是你住的地方不好。那裡不久就會發生天災,我勸你趕緊移到比較高的地方,不要待在低的地方。」
秋山真一又說︰「不出10天,中國會發生國家制度的變動。場所是北京。但是三天之內會失敗。」
我離開東京一、兩天後,東京灣有高潮來襲,海水淹沒了我原先住的地方。那一帶變成水鄉澤國,民眾甚至在街上划船。秋山真一所說的「天災」,應該是指這件事。
我回到上海,張勳已經發動復辟。但是僅僅三天,段祺瑞一出兵,溥儀的復辟夢就煙消雲散。秋山真一的預言又應驗了。
可是,秋山真一,這位天才,在我和他會面時,他已經罹患不治的癌症。不到半年,他就去世。先是陸軍的桂太郎去世,接著是海軍的秋山真一去世。日本的陸海軍今後不會再出現這麼優秀的人物吧!
(待續)
★ 好友劉素玉給我一個寶貴的建議,她說慈濟基金會的捐款已經太多,不如捐給幫助殘障人士且真正有在做事的鄭豐喜文教基金會。我會採納她的意見。
古人說立德、立言、立功是三不朽。我若能徹底實行我的行善計畫,便做到「立德」。我出了幾本好書(容我老王賣瓜),又努力在部落格上發表讀書報告,算是「立言」。我沒有當官,沒什麼功好立,但是我將終生宣揚基督耶穌「以德報怨」的精神,也可以勉強算是功勞一件。我若做到這三件事,雖然談不上「不朽」,但是可以說沒有白活這一趟了!這是我的人生觀。
理州上 2010年12月17日
明治新政府五位參議中,思想最進步,倡導四民平等的是板垣退助(1837—1919)。他和後藤、副島、江藤聯手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並成立愛國公黨。在板垣退助的民權論影響下,全國各地成立無數政治結社。
板垣退助是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始祖。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大都思想單純,只是要排外,因此無法開闢新的道路。但是板垣退助就不同了。他不只是尊王攘夷論者,他認為創造新的生命,才能繼承舊的生命。還認為攝取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在新世界中生存。在內政方面,板垣退助認為革命必須徹底根基於民眾的幸福、解放民眾,這樣才能創造新的國家。他拿著中江兆民翻譯的「民約論」(盧梭原著),高倡自由民權。這個運動正是日本所有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最大的原動力。他不僅主張解放農民,還主張解放更悲慘的階級「穢多」與「非人」。大江卓(1847—1921)便奉行他的思想,展開水平運動(解放『穢多』與『非人』的運動)。
日本的立憲制度是板垣退助的功績。沒有板垣退助的奮鬥,日本是否會成為今日的文明國、先進國,大有疑問。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當他聽到日本政府對台灣採取高壓政策,台灣人遭受不平等待遇時,他很痛心,認為這樣違反人道,便設立台灣同化會,主張廢除統治台灣特別法,應該給予台灣人憲法上的平等權利。他超過八十歲,仍然托著老邁的身軀,親自到炎熱的台灣進行宣傳活動。但是日本的台灣總督一等到板垣退助離開台灣,便封閉同化會,逮捕同化會的職員。
我站在「文明」和「人道」的立場,非常尊敬板垣退助先生,每次到日本時,一定去拜訪他。板垣退助先生不追求安逸,也不期望出人頭地,也不蓄財。結果落得一身窮困。然而對這樣的結果,正是他追求的。
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之祖,這樣的人物現在不僅是「門前冷落車馬稀」,而且是「門前冷落車馬無」。他在生活上,付不起稅金和房租,真令人鼻酸。
所謂軍國主義,就是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從屬於軍事勢力,所有的政治組織都從屬於軍事組織。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無論擁有多龐大的軍隊,都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例如帝國主義的大國英國與美國,就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如何呢?日本政權的重心完全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軍人。議會只是調整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在分配國家預算時,以軍事費為最優先。外交、財政、教育的方針都以國防計畫為前提。
觀察日本的近代史,可以發現在民族統一的運動中,同時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也就是從民族主義發展成國家主義,再從國家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在發生之初,就已經有帝國主義在裡面萌芽。
到現在為止,我的社會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國還長。田中義一大將(1863—1929)是和我有親密關係的日本人之一。1913年,總理孫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當時,我擔任總理的秘書隨行,60天在日期間,我參與所有的演講、宴會、交涉,所有的翻譯都由我擔任。其中記憶最深刻的是中山先生與桂太郎公爵(1848—1913)的會見。桂太郎是日本的軍人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人。他也是握有政權最長期的人物。日本自從內閣制誕生以來,他是擔任總理最長的人物。和伊藤博文比較看看,伊藤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6年10個月,桂太郎同樣是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7年10個月。
日俄戰爭後的重建由他計畫。他的高瞻遠矚、敏銳洞察力和臨機應變的才能不是日本最近的為政者可以望其項背的。
辛亥革命成功時,桂太郎特地派使者到中山先生處致意。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的時候,桂太郎擔任內閣總理,兩人密談了兩次。當中山先生接到桂太郎的訃報,中山先生嘆口氣說︰「日本已經沒有可以談論天下事的政治家!今後無法期待日本可以轉換東亞的政局。」
如果桂太郎還活著,東亞的局面一定與現在不同。現在的日本,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或是政黨的領袖,所有的為政者都是沒擔當、沒意志、沒計畫的平庸政客。他們在意的是如何獲得政權、保持政權。腦中完全沒有日本民族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那麼中國呢?中國的為政者連書也不讀,真是可悲!
秋山真之(1866—1918)可說是中山先生最親密的日本友人。秋山真之去世的時候還是海軍中將。西園寺公望和桂太郎等即使夾雜在人群之中,也可以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人。因為他們在容貌和體格上都有特徵。然而秋山真之在外表上卻無特殊之處。不過,他的學問在日本海軍裡卻無人能及。
日俄戰爭時,他是日本艦隊的參謀長,統籌一切作戰,粉碎了俄國艦隊。他的睡眠時間很短,醒著時,可說「手不釋卷」。除了讀書與測圖之外,就是靜坐默想。他是誠摯的神道信者,他認為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他是熱烈的南進論者,也是排斥英美論者。他的南進論與排斥英美論完全站在復興有色人種的觀點。他主張人類平等,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有的道具,因此,世界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專有,文化也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壟斷。
他認為日本人的命運在於美洲大陸與澳洲。日本應該幫助土耳其、印度與中國這三大民族獨立,打倒英美霸權,實現海上的完全自由。他認為印度革命的成功與否是亞洲民族復興的關鍵。他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對總理的革命事業都給予極大的援助。而且他的援助動機非常純粹,完全不求回報,絲毫沒有虛榮心。
1917年,張勳復辟時,總理派我到日本調查是否有日本人在背後援助張勳。我訪問了陸軍的田中義一中將與海軍的秋山真一中將。秋山真一中將是日本海軍的最高領袖,可是他的住處非常簡樸,他正在滿都是書的書房中瞑目默想。我一進去,他嚇了一跳,指著我的臉說︰「什麼時候來的,咦!你的臉色不好呦!」
然後他又再度閉眼,合掌,默想一、二分鐘後,說︰「這不是你自己惹的災禍,而是你住的地方不好。那裡不久就會發生天災,我勸你趕緊移到比較高的地方,不要待在低的地方。」
秋山真一又說︰「不出10天,中國會發生國家制度的變動。場所是北京。但是三天之內會失敗。」
我離開東京一、兩天後,東京灣有高潮來襲,海水淹沒了我原先住的地方。那一帶變成水鄉澤國,民眾甚至在街上划船。秋山真一所說的「天災」,應該是指這件事。
我回到上海,張勳已經發動復辟。但是僅僅三天,段祺瑞一出兵,溥儀的復辟夢就煙消雲散。秋山真一的預言又應驗了。
可是,秋山真一,這位天才,在我和他會面時,他已經罹患不治的癌症。不到半年,他就去世。先是陸軍的桂太郎去世,接著是海軍的秋山真一去世。日本的陸海軍今後不會再出現這麼優秀的人物吧!
(待續)
★ 好友劉素玉給我一個寶貴的建議,她說慈濟基金會的捐款已經太多,不如捐給幫助殘障人士且真正有在做事的鄭豐喜文教基金會。我會採納她的意見。
古人說立德、立言、立功是三不朽。我若能徹底實行我的行善計畫,便做到「立德」。我出了幾本好書(容我老王賣瓜),又努力在部落格上發表讀書報告,算是「立言」。我沒有當官,沒什麼功好立,但是我將終生宣揚基督耶穌「以德報怨」的精神,也可以勉強算是功勞一件。我若做到這三件事,雖然談不上「不朽」,但是可以說沒有白活這一趟了!這是我的人生觀。
理州上 2010年12月17日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戴季陶的「日本論」(1)
戴季陶的「日本論」(1)
戴季陶(1891—1949 又叫戴傳賢、戴天仇)日本大學法律系畢業。於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屢於報章批評滿清政府。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擔任孫中山的秘書。1913年逃亡日本、與當時同樣留學日本的蔣介石為同室好友,關係密切。1916年始返中國,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周刊。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1925年11月,參加反共的「西山會議」。他是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1928年著《日本論》。1949年2月11日於廣州省政府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自殺原因大都推測與大陸局勢迅速崩潰瓦解而絕望有關。
戴季陶有一女二子——戴安國與蔣緯國。蔣緯國為戴留學日本時,與日本護士重松金子所生。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論」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我們中國人只會排斥、反對日本人,不僅不研究日本,連日本字也不願看到,日語也不願聽到,日本人也不願見到,這豈不是「思想鎖國」、「知識上的義和團」嗎?
日本古學派的內容都是中國的學問,它尊崇孔子之道,它鼓吹的「神造國家」、「君主神權」以及「中朝事實」(關於『中朝事實』,請參考拙作『解剖日本軍國主義』)都來自於中國。
中國在孔子時代已經打破大多數迷信,丟棄君主神權思想,平民思想與平天下思想取而代之。可是,日本現在仍舊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如果去除從歐洲傳來的科學文明與從中國、印度輸入的哲學宗教思想,日本固有的思想非常幼稚。日本的神權思想,亦即認為皇帝的大權與寶位是天神傳下來的。這與德國的皇帝認為自己是天使,以及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之主張,同樣荒誕不經。
以前只有在日本列島主張的神權,到了山鹿素行的時代,變成向世界主張日本的神權。
「武士道」開始時,只是「奴道」。
日本人固有的信仰是神教。神教是什麼?是宗法社會必然產生的祖先崇拜。因此是非常幼稚的東西。
日本除了士農工商四階級外,還有「穢多」與「非人」最下層人民。武士拿到新刀時,為了試試看刀鋒是否銳利,常常試殺「非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特殊階級制的稱呼是從佛典借用的。
日本有很多自大的學者。他們的腦子裡,被刻上「日本式」三字,什麼東西都是來自於日本獨自的文明。
如果從日本的歷史文獻當中,完全拿掉中國、印度與歐美文化,會是什麼情景?赤裸裸日本的固有本質和南洋的土蕃一樣。所謂文明,是人類的公有物,如果不承認世界一體,不站在世界人類的普遍性上,自然會陷入神權的迷信。
日本的神話中有「劍」、「鏡」、「玉」三種神器,可是這三種神器實際存在嗎?
不過,日本這個民族的自負心與向上心還是值得我們尊敬。
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不是來自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而是日本宗法社會神權迷信的產物。日本人的氣質和中國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人沒有中國晉朝那種沉迷於清談,不負一切責任,以及六朝人那樣軟弱、頹廢的歪風。連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和藝術,都嗅得到殺伐之氣。
幕府被推翻,王室復興的原因是︰
一, 德川幕府自己腐敗。
二, 幕府與諸藩財政困難與幕藩武士生活困難。
三, 外國勢力壓迫變強,引起國民攘夷倒幕的情緒。
四, 以薩摩藩、長州藩為主的雄藩本來對幕府就懷著不滿,大家都在等機會反叛。
五, 德川執政以後古學派神權思想的普及。
當時倒幕原動力的浪人和義和團非常相像。
荷蘭的兵學很早就傳到日本,所以日本人知道外國的學問與實力。因此當時日本人嘴巴喊「攘夷」,內心其實歡迎歐洲的學問。所以,一旦推翻幕府,「尊王攘夷」就變成「開國進取」。攘夷與開國雖然是互相矛盾的方向,但是,這兩個矛盾的方向卻建築了日本今日的富強。我們要學習的是,沒有義和團的精神,就無法產生獨立的文化。
倒幕的主角是誰?是受到神權思想感化的武士們。
根據明治四年(1871年)的統計,光是東京,就有11所英語和法語的語言學校,若再加上荷蘭語學校,總共有19所。學生人數超過2千名,由此可見明治初期輸入外國文化的盛況。
現在推動日本政局的不是少部份的軍閥領袖或惡劣的官僚,而是如日中天的富豪及其支配下的商工業組織。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16日
戴季陶(1891—1949 又叫戴傳賢、戴天仇)日本大學法律系畢業。於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屢於報章批評滿清政府。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擔任孫中山的秘書。1913年逃亡日本、與當時同樣留學日本的蔣介石為同室好友,關係密切。1916年始返中國,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周刊。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1925年11月,參加反共的「西山會議」。他是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1928年著《日本論》。1949年2月11日於廣州省政府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自殺原因大都推測與大陸局勢迅速崩潰瓦解而絕望有關。
戴季陶有一女二子——戴安國與蔣緯國。蔣緯國為戴留學日本時,與日本護士重松金子所生。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論」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我們中國人只會排斥、反對日本人,不僅不研究日本,連日本字也不願看到,日語也不願聽到,日本人也不願見到,這豈不是「思想鎖國」、「知識上的義和團」嗎?
日本古學派的內容都是中國的學問,它尊崇孔子之道,它鼓吹的「神造國家」、「君主神權」以及「中朝事實」(關於『中朝事實』,請參考拙作『解剖日本軍國主義』)都來自於中國。
中國在孔子時代已經打破大多數迷信,丟棄君主神權思想,平民思想與平天下思想取而代之。可是,日本現在仍舊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如果去除從歐洲傳來的科學文明與從中國、印度輸入的哲學宗教思想,日本固有的思想非常幼稚。日本的神權思想,亦即認為皇帝的大權與寶位是天神傳下來的。這與德國的皇帝認為自己是天使,以及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之主張,同樣荒誕不經。
以前只有在日本列島主張的神權,到了山鹿素行的時代,變成向世界主張日本的神權。
「武士道」開始時,只是「奴道」。
日本人固有的信仰是神教。神教是什麼?是宗法社會必然產生的祖先崇拜。因此是非常幼稚的東西。
日本除了士農工商四階級外,還有「穢多」與「非人」最下層人民。武士拿到新刀時,為了試試看刀鋒是否銳利,常常試殺「非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特殊階級制的稱呼是從佛典借用的。
日本有很多自大的學者。他們的腦子裡,被刻上「日本式」三字,什麼東西都是來自於日本獨自的文明。
如果從日本的歷史文獻當中,完全拿掉中國、印度與歐美文化,會是什麼情景?赤裸裸日本的固有本質和南洋的土蕃一樣。所謂文明,是人類的公有物,如果不承認世界一體,不站在世界人類的普遍性上,自然會陷入神權的迷信。
日本的神話中有「劍」、「鏡」、「玉」三種神器,可是這三種神器實際存在嗎?
不過,日本這個民族的自負心與向上心還是值得我們尊敬。
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不是來自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而是日本宗法社會神權迷信的產物。日本人的氣質和中國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人沒有中國晉朝那種沉迷於清談,不負一切責任,以及六朝人那樣軟弱、頹廢的歪風。連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和藝術,都嗅得到殺伐之氣。
幕府被推翻,王室復興的原因是︰
一, 德川幕府自己腐敗。
二, 幕府與諸藩財政困難與幕藩武士生活困難。
三, 外國勢力壓迫變強,引起國民攘夷倒幕的情緒。
四, 以薩摩藩、長州藩為主的雄藩本來對幕府就懷著不滿,大家都在等機會反叛。
五, 德川執政以後古學派神權思想的普及。
當時倒幕原動力的浪人和義和團非常相像。
荷蘭的兵學很早就傳到日本,所以日本人知道外國的學問與實力。因此當時日本人嘴巴喊「攘夷」,內心其實歡迎歐洲的學問。所以,一旦推翻幕府,「尊王攘夷」就變成「開國進取」。攘夷與開國雖然是互相矛盾的方向,但是,這兩個矛盾的方向卻建築了日本今日的富強。我們要學習的是,沒有義和團的精神,就無法產生獨立的文化。
倒幕的主角是誰?是受到神權思想感化的武士們。
根據明治四年(1871年)的統計,光是東京,就有11所英語和法語的語言學校,若再加上荷蘭語學校,總共有19所。學生人數超過2千名,由此可見明治初期輸入外國文化的盛況。
現在推動日本政局的不是少部份的軍閥領袖或惡劣的官僚,而是如日中天的富豪及其支配下的商工業組織。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16日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變色蜥蝪袁世凱
變色蜥蝪袁世凱
袁世凱(1859—1916)被當代的人認為「無學」。的確,和曾國藩、張之洞等人比較起來,曾國藩、張之洞既是政治家又是一流的學者,袁世凱則稱不上是學者。但是他又不像張作霖那樣是個文盲。袁世凱不僅不是文盲,而且他的書法還寫得很好,也具有一些古典知識的基礎。可是當時擔任高官的必要條件是中過「進士」,袁世凱考了好幾次「進士」,都名落孫山。當時的政壇,對沒有中過「進士」的官員,認為是「無學」。沒有中過「進士」的人,很難在政壇出人頭地,更難在中央政府擔任要角。
然而,袁世凱沒有中過「進士」,卻能升到高位,可見他確有兩把刷子。
袁世凱的生父是袁保中,袁保中的弟弟袁保慶因為沒有兒子,便收袁世凱當養子。1874年,袁世凱15歲時,養父袁保慶去世。袁世凱當學童的時候,頭腦雖然不差,但是很討厭死記東西。袁保慶去世後,袁世凱被帶到北京,在父親的姪子袁保齡的扶養下讀書。袁世凱還有一位長輩袁保恆也到北京工作,因此袁世凱有兩位長輩在監督他讀書。袁世凱很討厭死記東西,偏偏中國舊時代的教育偏重死記文章,所以讓袁世凱痛苦不堪。
後來當養父、生父、袁保恆等監督他讀書的長輩相繼去世,袁世凱終於獲得解放,他將書籍全部燒光,高興地說︰「大丈夫志在四海,豈能鬱鬱蹉跎歲月於筆硯之間?」
21歲時,袁世凱擔任在山東負責海防的吳長慶的幕僚。吳長慶不久被派到朝鮮,袁世凱也跟著去。他在朝鮮待了十多年。後來當吳長慶轉調到金州後,袁世凱就升任為總理韓國通商事宜,相當於中國駐韓大使。這時,袁世凱才30多歲。年紀輕輕,就擔任要職,這應該歸功於李鴻章的提拔,當然李鴻章也是看出袁世凱是個可造之才,而提拔他。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雙方和談時,日本的代表陸奧宗光要求處罰袁世凱,中國的代表李鴻章為袁世凱辯護道︰「以袁世凱的地位,無法引發戰爭,他只是聽令行事罷了。」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袁世凱的後台李鴻章勢力大減,喪失了淮軍與北洋海軍。喪失軍力,李鴻章在政壇的發言力量也隨之頓減。他從直隸總督被調降為兩廣總督。這幕調降劇看在袁世凱眼裡,深深覺得︰果然沒有槍桿子,就沒權力!此後,袁世凱特別注意保有軍事力。他逮到機會在天津附近培養「新建陸軍」。
當時,將軍們對朝廷報告所率領的軍人數與軍馬數時,都會報得比實際的數目還多出很多。這樣中央撥下來的軍人薪餉與軍馬飼料費,比實際多出來的金額,就可以放進將軍個人的口袋。但是只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沒有這種虛報情形。
變法派的領導者們,如康有為、譚嗣同認為能夠訓練出現代化的軍隊「新建陸軍」的人,一定擁有現代的思想,因而認為袁世凱有可能站在自己這邊。
袁世凱猶如一隻變色蜥蝪,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誰靠近他,他就不知不覺變成與對方相同的顏色。講得難聽一些,是沒有自主性。講得好聽一些,是他見聞廣博,所以扮什麼,像什麼。沒看過「象」的人,一定畫不出「象」。袁世凱就是因為平時就注意自己以外的世界,所以需要時,可以扮什麼,像什麼。
袁世凱的政治嗅覺高於常人,他的嗅覺判斷標準是:這樣東西對我有利還是無利。
這是非常單純的尺度,就是因為單純,所以他能在很快的時間內,幾乎是反射性的,做出反應。
當國內的進步份子開始活動時,袁世凱就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這件事將來可能與自己的政治前途有關。因此袁世凱加入他們的團體——「強學會」,並且捐出大筆金額給「強學會」。進步份子知道後,便認為袁世凱是開明進步的人物。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失去權勢,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成為中國當時最有軍權的人。
譚嗣同誤以為袁世凱是個開明的人物,便去拜訪他。譚嗣同向袁世凱說:「你受到光緒皇帝的提拔之恩,現在皇上有難,正是你報答的時候。你知道嗎?榮祿想要殺皇上。請你率領軍隊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慈禧太后在裡面)。如何?」
袁世凱問道:「包圍頤和園做甚麼?」
譚嗣同說:「不除去那個老太婆,國家沒有救。我來親手除掉那個老太婆,不勞你動手,你只要負責誅殺榮祿和包圍頤和園就好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我的生命雖然掌握在你手中,但是你的生命也掌握在我手中。」袁世凱打量了一下譚嗣同的身體,發現他的腰際有高高隆起的異物,似乎暗藏武器,知道對方最後可能先殺掉自己再自殺,便不敢抗拒,假裝同意。譚嗣同走了之後,袁世凱趕緊向榮祿密告,榮祿則火速趕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此事,慈禧太后當然立即發動反撲,消滅、逮捕維新派,軟禁光緒帝。袁世凱則得到密告的報酬,不久就升任北洋大臣。
當義和團發生時,慈禧太后為主的朝廷中央都一面倒的支援義和團,認為他們可以趕走討厭的洋鬼子。可是袁世凱在山東卻徹底鎮壓義和團。因為他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義和團成不了大事,必敗無疑,因此他沒有跟著起舞。
義和團事件的結果,除了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外,所有的軍團長官都沒落。只剩袁世凱一枝獨秀。袁世凱從山東巡撫一躍而升為直隸總督。清朝的實權現在已不在宮廷,而在握有軍隊的地方總督手裡。尤其是管轄首都的直隸總督更是舉足輕重。張之洞、劉坤一等重臣還健在,不是進士出身的袁世凱卻能坐上實權最大的位置,最主要原因是袁世凱握有「新建陸軍」之故。果然是有槍桿子,就有權力!
如日中天的袁世凱讓一些清朝官員感覺到危險。曾國藩和李鴻章也都是漢人,也都擁有相當於私人軍隊的湘軍與淮軍,但清廷信任他們,沒有絲毫危機意識。可是袁世凱與他們不同,曾國藩和李鴻學問深厚,知道分寸,袁世凱則連進士都沒考上,是個「無學」的人,什麼時候會動武叛亂,變成脫繮的野馬,誰也沒把握。要保有清人的江山,一定要找機會削減袁世凱的力量。
1907年,清廷命袁世凱擔任軍機大臣。在清朝,軍機大臣相當於宰相。因此,袁世凱從直隸總督轉任軍機大臣,表面上是升官,其實清廷是想藉此剝削袁世凱的軍權。袁世凱也知道清廷的真意,但他不動聲色,接受了這項任命。不過,他把北洋軍交給自己的親戚楊士驤。北洋軍是他多年培養的私人軍隊,也是中國最強的現代軍隊,是他今後的政治籌碼,不能隨便交給清廷。
袁世凱除了軍機大臣與北洋軍之外,他還有一個強力武器。那就是他與外國關係良好。擔任軍機大臣時,袁世凱還兼任外務部尚書(外交部長),這對強化他與外國的關係,是絕佳的職位。袁世凱現在如虎添翼。
袁世凱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光緒皇帝因戊戌政變之事,對他恨之入骨。萬一慈禧太后去世,光緒皇帝親政,豈不要找袁世凱算舊賬?袁世凱運氣真好,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後,誓言報仇的光緒皇帝也隨之去世。袁世凱鬆了一口氣。
由於光緒皇帝沒有兒子,便由弟弟醇親王的兒子溥儀即帝位,由醇親王擔任攝政王。醇親王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他知道哥哥光緒皇帝對袁世凱的恨。因此醇親王本來想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可是張之洞極力反對,理由是,若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北洋軍恐怕會叛亂,動搖清朝江山。於是,醇親王只剝奪袁世凱一切官職,並且將他放逐。而且,醇親王還派人要暗殺袁世凱。可是有人偷偷警告袁世凱,這人是袁世凱的同事,另一位軍機大臣那桐。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平常廣結善緣,送錢送禮,在政壇布置自己的人脈、暗椿,因此危急時,便能派上用場。袁世凱逃到妾的住處,剃掉鬍子,穿著粗糙的綿衣,不到北京車站,而坐馬車到豐台車站,換三等無蓋馬車,夾雜在苦力之中,逃到天津租界。此時,日英兩國出面為袁世凱的生命安全對清廷請求高抬貴手。
袁世凱此時45歲,他平時的種種精心布局似乎在這個緊急時刻全派上用場。例如,他長年培養的北洋軍讓他免於死刑。他平常培養的暗椿,讓他獲得那桐的密告。他平常建立的外國良好關係讓日英兩國出面為說話。我們不得不認為袁世凱真是一位「有遠見」的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搖搖欲墜。清朝任命滿族人廕昌為陸軍大臣,率領北洋軍討伐革命軍。可是,北洋軍是袁世凱培養的私人軍隊,根本不聽廕昌的指揮。清廷才知道只有袁世凱才有可能力挽狂瀾。
袁世凱派遣唐紹儀秘密與革命派聯絡。這並不是袁世凱與革命派起共鳴,而是他想利用革命派,報復曾經放逐自己的清廷。
袁世凱擔任清朝最後的總理大臣,與革命派攜手合作,宣告清朝的滅亡,並且擔任新誕生共和國的大總統。
然而袁世凱卻不因此而滿足,他還想當皇帝。結果在全國人民反對聲浪中,鬱悶而死。他留下的複雜人脈成為往後軍閥混戰的原因。
理州上 2010年12月14日
袁世凱(1859—1916)被當代的人認為「無學」。的確,和曾國藩、張之洞等人比較起來,曾國藩、張之洞既是政治家又是一流的學者,袁世凱則稱不上是學者。但是他又不像張作霖那樣是個文盲。袁世凱不僅不是文盲,而且他的書法還寫得很好,也具有一些古典知識的基礎。可是當時擔任高官的必要條件是中過「進士」,袁世凱考了好幾次「進士」,都名落孫山。當時的政壇,對沒有中過「進士」的官員,認為是「無學」。沒有中過「進士」的人,很難在政壇出人頭地,更難在中央政府擔任要角。
然而,袁世凱沒有中過「進士」,卻能升到高位,可見他確有兩把刷子。
袁世凱的生父是袁保中,袁保中的弟弟袁保慶因為沒有兒子,便收袁世凱當養子。1874年,袁世凱15歲時,養父袁保慶去世。袁世凱當學童的時候,頭腦雖然不差,但是很討厭死記東西。袁保慶去世後,袁世凱被帶到北京,在父親的姪子袁保齡的扶養下讀書。袁世凱還有一位長輩袁保恆也到北京工作,因此袁世凱有兩位長輩在監督他讀書。袁世凱很討厭死記東西,偏偏中國舊時代的教育偏重死記文章,所以讓袁世凱痛苦不堪。
後來當養父、生父、袁保恆等監督他讀書的長輩相繼去世,袁世凱終於獲得解放,他將書籍全部燒光,高興地說︰「大丈夫志在四海,豈能鬱鬱蹉跎歲月於筆硯之間?」
21歲時,袁世凱擔任在山東負責海防的吳長慶的幕僚。吳長慶不久被派到朝鮮,袁世凱也跟著去。他在朝鮮待了十多年。後來當吳長慶轉調到金州後,袁世凱就升任為總理韓國通商事宜,相當於中國駐韓大使。這時,袁世凱才30多歲。年紀輕輕,就擔任要職,這應該歸功於李鴻章的提拔,當然李鴻章也是看出袁世凱是個可造之才,而提拔他。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雙方和談時,日本的代表陸奧宗光要求處罰袁世凱,中國的代表李鴻章為袁世凱辯護道︰「以袁世凱的地位,無法引發戰爭,他只是聽令行事罷了。」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袁世凱的後台李鴻章勢力大減,喪失了淮軍與北洋海軍。喪失軍力,李鴻章在政壇的發言力量也隨之頓減。他從直隸總督被調降為兩廣總督。這幕調降劇看在袁世凱眼裡,深深覺得︰果然沒有槍桿子,就沒權力!此後,袁世凱特別注意保有軍事力。他逮到機會在天津附近培養「新建陸軍」。
當時,將軍們對朝廷報告所率領的軍人數與軍馬數時,都會報得比實際的數目還多出很多。這樣中央撥下來的軍人薪餉與軍馬飼料費,比實際多出來的金額,就可以放進將軍個人的口袋。但是只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沒有這種虛報情形。
變法派的領導者們,如康有為、譚嗣同認為能夠訓練出現代化的軍隊「新建陸軍」的人,一定擁有現代的思想,因而認為袁世凱有可能站在自己這邊。
袁世凱猶如一隻變色蜥蝪,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誰靠近他,他就不知不覺變成與對方相同的顏色。講得難聽一些,是沒有自主性。講得好聽一些,是他見聞廣博,所以扮什麼,像什麼。沒看過「象」的人,一定畫不出「象」。袁世凱就是因為平時就注意自己以外的世界,所以需要時,可以扮什麼,像什麼。
袁世凱的政治嗅覺高於常人,他的嗅覺判斷標準是:這樣東西對我有利還是無利。
這是非常單純的尺度,就是因為單純,所以他能在很快的時間內,幾乎是反射性的,做出反應。
當國內的進步份子開始活動時,袁世凱就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這件事將來可能與自己的政治前途有關。因此袁世凱加入他們的團體——「強學會」,並且捐出大筆金額給「強學會」。進步份子知道後,便認為袁世凱是開明進步的人物。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失去權勢,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成為中國當時最有軍權的人。
譚嗣同誤以為袁世凱是個開明的人物,便去拜訪他。譚嗣同向袁世凱說:「你受到光緒皇帝的提拔之恩,現在皇上有難,正是你報答的時候。你知道嗎?榮祿想要殺皇上。請你率領軍隊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慈禧太后在裡面)。如何?」
袁世凱問道:「包圍頤和園做甚麼?」
譚嗣同說:「不除去那個老太婆,國家沒有救。我來親手除掉那個老太婆,不勞你動手,你只要負責誅殺榮祿和包圍頤和園就好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我的生命雖然掌握在你手中,但是你的生命也掌握在我手中。」袁世凱打量了一下譚嗣同的身體,發現他的腰際有高高隆起的異物,似乎暗藏武器,知道對方最後可能先殺掉自己再自殺,便不敢抗拒,假裝同意。譚嗣同走了之後,袁世凱趕緊向榮祿密告,榮祿則火速趕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此事,慈禧太后當然立即發動反撲,消滅、逮捕維新派,軟禁光緒帝。袁世凱則得到密告的報酬,不久就升任北洋大臣。
當義和團發生時,慈禧太后為主的朝廷中央都一面倒的支援義和團,認為他們可以趕走討厭的洋鬼子。可是袁世凱在山東卻徹底鎮壓義和團。因為他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義和團成不了大事,必敗無疑,因此他沒有跟著起舞。
義和團事件的結果,除了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外,所有的軍團長官都沒落。只剩袁世凱一枝獨秀。袁世凱從山東巡撫一躍而升為直隸總督。清朝的實權現在已不在宮廷,而在握有軍隊的地方總督手裡。尤其是管轄首都的直隸總督更是舉足輕重。張之洞、劉坤一等重臣還健在,不是進士出身的袁世凱卻能坐上實權最大的位置,最主要原因是袁世凱握有「新建陸軍」之故。果然是有槍桿子,就有權力!
如日中天的袁世凱讓一些清朝官員感覺到危險。曾國藩和李鴻章也都是漢人,也都擁有相當於私人軍隊的湘軍與淮軍,但清廷信任他們,沒有絲毫危機意識。可是袁世凱與他們不同,曾國藩和李鴻學問深厚,知道分寸,袁世凱則連進士都沒考上,是個「無學」的人,什麼時候會動武叛亂,變成脫繮的野馬,誰也沒把握。要保有清人的江山,一定要找機會削減袁世凱的力量。
1907年,清廷命袁世凱擔任軍機大臣。在清朝,軍機大臣相當於宰相。因此,袁世凱從直隸總督轉任軍機大臣,表面上是升官,其實清廷是想藉此剝削袁世凱的軍權。袁世凱也知道清廷的真意,但他不動聲色,接受了這項任命。不過,他把北洋軍交給自己的親戚楊士驤。北洋軍是他多年培養的私人軍隊,也是中國最強的現代軍隊,是他今後的政治籌碼,不能隨便交給清廷。
袁世凱除了軍機大臣與北洋軍之外,他還有一個強力武器。那就是他與外國關係良好。擔任軍機大臣時,袁世凱還兼任外務部尚書(外交部長),這對強化他與外國的關係,是絕佳的職位。袁世凱現在如虎添翼。
袁世凱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光緒皇帝因戊戌政變之事,對他恨之入骨。萬一慈禧太后去世,光緒皇帝親政,豈不要找袁世凱算舊賬?袁世凱運氣真好,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後,誓言報仇的光緒皇帝也隨之去世。袁世凱鬆了一口氣。
由於光緒皇帝沒有兒子,便由弟弟醇親王的兒子溥儀即帝位,由醇親王擔任攝政王。醇親王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他知道哥哥光緒皇帝對袁世凱的恨。因此醇親王本來想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可是張之洞極力反對,理由是,若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北洋軍恐怕會叛亂,動搖清朝江山。於是,醇親王只剝奪袁世凱一切官職,並且將他放逐。而且,醇親王還派人要暗殺袁世凱。可是有人偷偷警告袁世凱,這人是袁世凱的同事,另一位軍機大臣那桐。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平常廣結善緣,送錢送禮,在政壇布置自己的人脈、暗椿,因此危急時,便能派上用場。袁世凱逃到妾的住處,剃掉鬍子,穿著粗糙的綿衣,不到北京車站,而坐馬車到豐台車站,換三等無蓋馬車,夾雜在苦力之中,逃到天津租界。此時,日英兩國出面為袁世凱的生命安全對清廷請求高抬貴手。
袁世凱此時45歲,他平時的種種精心布局似乎在這個緊急時刻全派上用場。例如,他長年培養的北洋軍讓他免於死刑。他平常培養的暗椿,讓他獲得那桐的密告。他平常建立的外國良好關係讓日英兩國出面為說話。我們不得不認為袁世凱真是一位「有遠見」的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搖搖欲墜。清朝任命滿族人廕昌為陸軍大臣,率領北洋軍討伐革命軍。可是,北洋軍是袁世凱培養的私人軍隊,根本不聽廕昌的指揮。清廷才知道只有袁世凱才有可能力挽狂瀾。
袁世凱派遣唐紹儀秘密與革命派聯絡。這並不是袁世凱與革命派起共鳴,而是他想利用革命派,報復曾經放逐自己的清廷。
袁世凱擔任清朝最後的總理大臣,與革命派攜手合作,宣告清朝的滅亡,並且擔任新誕生共和國的大總統。
然而袁世凱卻不因此而滿足,他還想當皇帝。結果在全國人民反對聲浪中,鬱悶而死。他留下的複雜人脈成為往後軍閥混戰的原因。
理州上 2010年12月14日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既進步又保守的康有為
既進步又保守的康有為
一天,旅日華裔著名作家陳舜臣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對方說他姓康,是康有為(1858—1927)的兒子,母親是日本人,曾經擔任女僕。他請求華裔的陳舜臣利用他的人脈,幫他尋找失聯很久的康家。陳舜臣不禁想起國民黨的戴季陶和日本女性發生關係,生下孩子蔣緯國(後來被蔣中正收為養子),由於戴季陶一向怕太太,便請求孫中山幫他照顧這個孩子。或許這位姓康的陌生人也是康有為的風流種。
康有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後來有人稱他為「康南海」。1876年,18歲的康有為鄉試名落孫山。1879年,21歲的康有為到香港旅行,香港行影響了他的一生。當時的香港被英國統治已經30年,在英國的建設下,香港改頭換面,非常繁榮,成為歐洲的櫥窗。康有為在香港生平首次接觸「西方」,他覺得西方的長處不只在於堅船利砲,而且還包括制度與思想。他開始閱讀有關西方的書籍,他不懂洋文,只能靠翻譯書籍。三年後,康有為北上進京赴考。中途經過上海,上海有外國租借,所以和香港一樣,是歐洲的櫥窗,也有很多有關西方的翻譯書籍。康有為便大量閱讀這些書籍。
康有為深深感覺中國光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不夠,「體」也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行。這時他的思想已經遙遙領先其他中國知識份子,站在時代的尖端。
1888年,30歲的康有為再度赴北京。康有為對滿腦子排外主義的慈禧太后,不抱任何期待。可是對年輕的光緒皇帝卻抱著希望。他開始上書給光緒皇帝,希望能打動他。
「體」要怎麼改革?康有為認為中國的「體」,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內容必須大幅改變才行。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國是神聖的領域,不能輕易侵犯。康有為也不想破壞這個神聖的領域,他只是想改變裡面的結構。直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才開始否定孔子思想(打倒孔家店),康有為此時還沒那麼激進。
康有為不能否定孔子思想,他只能主張後漢傳到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他於1891年寫「新學偽經考」。這裡的「新」不是新舊的新,而是王莽創立「新朝」的新。由於王莽篡奪漢朝的政權,便要劉歆修改孔教的內容。因此康有為主張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保守派自然對這種主張無法接受,紛紛批評,認為是「惑世誣民」。
1895年,康有為再度赴京考試,得到進士第八名。這年是中國敗給日本,屈辱地簽馬關條約的一年。康有為和其他舉人們很憤怒,37歲的康有為便呼籲舉人們一起簽名建議朝廷拒絕屈辱的和議、遷都、實行變法(政治改革)。一共有一千數百名舉人簽名。這叫「公車上書」。所謂「公車」,就是接受、處理天下上書的衙門。在清朝就是都察院。
都察院拒絕了這份上書,因為都察院認為這些讀者人還不是官,沒資格對國政大事說三道四。
康有為不死心,繼續對光緒皇帝上書,他建議設立議院。康有為的變法模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俄羅斯彼得大帝的改革。1897年,康有為第五次上書時,便建議光緒皇帝效法俄羅斯與日本,創制憲法,召開國會。
康有為還上呈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給光緒皇帝。康有為並且組織「保國會」,為成立政黨作準備。在連番上書之後,終於打動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
康有為的建議中,除了憲法、國會、鐵路、學校、軍事之外,還包括採用孔子紀年,因為西方採用基督紀年,我國當然應該採用孔子紀年。此外,他還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這點就讓人感覺到康有為的保守性。這讓我想起中國最近創設「孔子和平獎」來對抗諾貝爾和平獎。孔子真是中國人的秘密武器,當中國需要和西方思想對抗時,就會把他請出來。可見孔子影響中國之深,無論是在康有為的清末,還是在21世紀的共產新中國。
康有為認為創設憲法與國會都必須依賴皇帝,這點讓人看出康有為似乎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研究不夠透徹,因為日本的維新志士是擁戴、利用天皇,並不是依賴天皇。
當以慈禧太后為主的保守派準備反撲時,康有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想要依靠袁世凱。康有為覺得在軍隊的領導人當中,袁世凱的思想比較進步,康有為的「強學會」成立時,袁世凱還出了五百元,成為會員。因此康有為希望他發動政變,推翻保守派。不料,袁世凱向保守派的領導人物榮祿密告,榮祿趕緊到頤和園告訴慈禧太后。變法就這樣經過百日而結束,史稱「百日維新」。由於1898年是戊戌年,因此又稱為「戊戌變法」。
梁啟超在日本保護下,亡命日本。康有為也在英國保護下,經過香港,亡命日本。
康有為抵達日本時,也在日本的孫中山想去見康有為,可是康有為拒絕了。因為康有為自認為是輔佐皇帝的人,而孫中山想推翻清朝,是叛徒,雙方沒有交集。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還夢想恢復清朝,參加復辟運動。康有為真是個既進步又保守的人,與慈禧太后、榮祿等人相比,康有為無異非常進步,可是與孫中山相比,就顯得保守、落後很多。
理州上 2010年12月13日
一天,旅日華裔著名作家陳舜臣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對方說他姓康,是康有為(1858—1927)的兒子,母親是日本人,曾經擔任女僕。他請求華裔的陳舜臣利用他的人脈,幫他尋找失聯很久的康家。陳舜臣不禁想起國民黨的戴季陶和日本女性發生關係,生下孩子蔣緯國(後來被蔣中正收為養子),由於戴季陶一向怕太太,便請求孫中山幫他照顧這個孩子。或許這位姓康的陌生人也是康有為的風流種。
康有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後來有人稱他為「康南海」。1876年,18歲的康有為鄉試名落孫山。1879年,21歲的康有為到香港旅行,香港行影響了他的一生。當時的香港被英國統治已經30年,在英國的建設下,香港改頭換面,非常繁榮,成為歐洲的櫥窗。康有為在香港生平首次接觸「西方」,他覺得西方的長處不只在於堅船利砲,而且還包括制度與思想。他開始閱讀有關西方的書籍,他不懂洋文,只能靠翻譯書籍。三年後,康有為北上進京赴考。中途經過上海,上海有外國租借,所以和香港一樣,是歐洲的櫥窗,也有很多有關西方的翻譯書籍。康有為便大量閱讀這些書籍。
康有為深深感覺中國光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不夠,「體」也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行。這時他的思想已經遙遙領先其他中國知識份子,站在時代的尖端。
1888年,30歲的康有為再度赴北京。康有為對滿腦子排外主義的慈禧太后,不抱任何期待。可是對年輕的光緒皇帝卻抱著希望。他開始上書給光緒皇帝,希望能打動他。
「體」要怎麼改革?康有為認為中國的「體」,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內容必須大幅改變才行。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國是神聖的領域,不能輕易侵犯。康有為也不想破壞這個神聖的領域,他只是想改變裡面的結構。直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才開始否定孔子思想(打倒孔家店),康有為此時還沒那麼激進。
康有為不能否定孔子思想,他只能主張後漢傳到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他於1891年寫「新學偽經考」。這裡的「新」不是新舊的新,而是王莽創立「新朝」的新。由於王莽篡奪漢朝的政權,便要劉歆修改孔教的內容。因此康有為主張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保守派自然對這種主張無法接受,紛紛批評,認為是「惑世誣民」。
1895年,康有為再度赴京考試,得到進士第八名。這年是中國敗給日本,屈辱地簽馬關條約的一年。康有為和其他舉人們很憤怒,37歲的康有為便呼籲舉人們一起簽名建議朝廷拒絕屈辱的和議、遷都、實行變法(政治改革)。一共有一千數百名舉人簽名。這叫「公車上書」。所謂「公車」,就是接受、處理天下上書的衙門。在清朝就是都察院。
都察院拒絕了這份上書,因為都察院認為這些讀者人還不是官,沒資格對國政大事說三道四。
康有為不死心,繼續對光緒皇帝上書,他建議設立議院。康有為的變法模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俄羅斯彼得大帝的改革。1897年,康有為第五次上書時,便建議光緒皇帝效法俄羅斯與日本,創制憲法,召開國會。
康有為還上呈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給光緒皇帝。康有為並且組織「保國會」,為成立政黨作準備。在連番上書之後,終於打動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
康有為的建議中,除了憲法、國會、鐵路、學校、軍事之外,還包括採用孔子紀年,因為西方採用基督紀年,我國當然應該採用孔子紀年。此外,他還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這點就讓人感覺到康有為的保守性。這讓我想起中國最近創設「孔子和平獎」來對抗諾貝爾和平獎。孔子真是中國人的秘密武器,當中國需要和西方思想對抗時,就會把他請出來。可見孔子影響中國之深,無論是在康有為的清末,還是在21世紀的共產新中國。
康有為認為創設憲法與國會都必須依賴皇帝,這點讓人看出康有為似乎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研究不夠透徹,因為日本的維新志士是擁戴、利用天皇,並不是依賴天皇。
當以慈禧太后為主的保守派準備反撲時,康有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想要依靠袁世凱。康有為覺得在軍隊的領導人當中,袁世凱的思想比較進步,康有為的「強學會」成立時,袁世凱還出了五百元,成為會員。因此康有為希望他發動政變,推翻保守派。不料,袁世凱向保守派的領導人物榮祿密告,榮祿趕緊到頤和園告訴慈禧太后。變法就這樣經過百日而結束,史稱「百日維新」。由於1898年是戊戌年,因此又稱為「戊戌變法」。
梁啟超在日本保護下,亡命日本。康有為也在英國保護下,經過香港,亡命日本。
康有為抵達日本時,也在日本的孫中山想去見康有為,可是康有為拒絕了。因為康有為自認為是輔佐皇帝的人,而孫中山想推翻清朝,是叛徒,雙方沒有交集。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還夢想恢復清朝,參加復辟運動。康有為真是個既進步又保守的人,與慈禧太后、榮祿等人相比,康有為無異非常進步,可是與孫中山相比,就顯得保守、落後很多。
理州上 2010年12月13日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軍閥的誕生
軍閥的誕生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好不容易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就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內戰頻繁,沒有時間休養生息,好好做建設。接著被日本侵略,辛苦打了八年,藉著美國兩顆原子彈,好不容易取得勝利,卻又陷入國共兩黨內戰,結果國民黨打敗,從此,中國變成共產主義的實驗場,直到鄧小平取得政權,才結束這場鬧劇。總之,軍閥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紛擾不安的罪魁禍首。那麼軍閥是如何誕生的呢?假如我們把「軍閥」定義為︰軍隊不屬於(聽命於)國家,而屬於(聽命於)個人。那個「個人」就是「軍閥」的話,那麼近代中國「軍閥」的祖師爺就是曾國藩。
清朝末年,國力衰微,軍紀渙散。當時的國家軍隊有滿清人的「八旗」與漢人的「綠營」,「八旗」是世襲,基本上是一種特權,所以幾乎沒有作戰能力,有些騎兵還不懂騎馬。「綠營」也好不到哪裡,大半的「綠營」是鴉片中毒者,幾近廢人。
國家的軍隊既然是這副德性,太平天國之亂一爆發,當然鎮壓不了。這就為曾國藩(1811—1872)佈置了絕佳的人生舞台。曾國藩於1838年,27歲時,中進士。之後,他官運順遂,1849年時,升到禮部侍郎(相當於教育部次長)。1852年,曾國藩的母親去世,按照規定,他辭職回故鄉服27個月的母喪。可是就在回鄉途中,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太平軍勢如破竹,佔領武昌,清朝政權岌岌可危。清朝政府便命令曾國藩組織能夠打仗的團練(地方自衛軍)。
曾國藩認為無論是「八旗」或「綠營」,現有的國軍最大的缺點是,人與人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所以他在組織團練時,特別注意這點。他採用自己的門生、親戚與家鄉的故舊作為軍隊的幹部,那些幹部也如法炮製,採用自己的門生、親戚與家鄉的故舊作為部下。如此一來,整支軍隊的人與人之間就有緊密的聯繫。由於曾國藩是湖南人,湖南簡稱「湘」,這支軍隊就稱為「湘軍」或「湘勇」,坦白地說,「湘軍」是「曾國藩的軍隊」。因為「湘軍」只聽曾國藩的命令,其他任何人,即使皇帝老子也指揮不了它。
1857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他回故鄉服父喪的期間,清廷雖然另外派指揮官去統率「湘軍」,可是「湘軍」完全不聽這位代理指揮官的命令。因為「湘軍」已經徹底成為「曾國藩的軍隊」。「湘軍」的作戰能力頓然減半。
後來,曾國藩的部下李鴻章(1823—1901)以「湘軍」為藍本,組織自己的軍隊。李鴻章是安徽人,他的軍隊就稱為「淮軍」或「淮勇」。李鴻章後來兼任北洋大臣,從那時起,就出現「北洋軍閥」這個名詞。但是「軍閥」的始作俑者仍舊要算在曾國藩頭上。
當然,曾國藩並不是想當軍閥而成為軍閥,他之所以在陰錯陽差間成為軍閥,是因為當時國家的軍隊太弱之故。歷史的種種因素讓他成了近代中國軍閥的祖師爺,也就是近代中國的紛亂之源。曾國藩當初組織「湘軍」是為了要平亂,不料卻為近代中國埋下紛亂的種子,這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諷刺,也是曾國藩人生最大的諷刺。
★據說中國創設孔子和平獎。我覺得應該改名為「墨子和平獎」較貼切,因為墨子主張「非攻」,是中國第一位和平主義思想家。
理州上 2010年12月10日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好不容易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就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內戰頻繁,沒有時間休養生息,好好做建設。接著被日本侵略,辛苦打了八年,藉著美國兩顆原子彈,好不容易取得勝利,卻又陷入國共兩黨內戰,結果國民黨打敗,從此,中國變成共產主義的實驗場,直到鄧小平取得政權,才結束這場鬧劇。總之,軍閥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紛擾不安的罪魁禍首。那麼軍閥是如何誕生的呢?假如我們把「軍閥」定義為︰軍隊不屬於(聽命於)國家,而屬於(聽命於)個人。那個「個人」就是「軍閥」的話,那麼近代中國「軍閥」的祖師爺就是曾國藩。
清朝末年,國力衰微,軍紀渙散。當時的國家軍隊有滿清人的「八旗」與漢人的「綠營」,「八旗」是世襲,基本上是一種特權,所以幾乎沒有作戰能力,有些騎兵還不懂騎馬。「綠營」也好不到哪裡,大半的「綠營」是鴉片中毒者,幾近廢人。
國家的軍隊既然是這副德性,太平天國之亂一爆發,當然鎮壓不了。這就為曾國藩(1811—1872)佈置了絕佳的人生舞台。曾國藩於1838年,27歲時,中進士。之後,他官運順遂,1849年時,升到禮部侍郎(相當於教育部次長)。1852年,曾國藩的母親去世,按照規定,他辭職回故鄉服27個月的母喪。可是就在回鄉途中,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太平軍勢如破竹,佔領武昌,清朝政權岌岌可危。清朝政府便命令曾國藩組織能夠打仗的團練(地方自衛軍)。
曾國藩認為無論是「八旗」或「綠營」,現有的國軍最大的缺點是,人與人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所以他在組織團練時,特別注意這點。他採用自己的門生、親戚與家鄉的故舊作為軍隊的幹部,那些幹部也如法炮製,採用自己的門生、親戚與家鄉的故舊作為部下。如此一來,整支軍隊的人與人之間就有緊密的聯繫。由於曾國藩是湖南人,湖南簡稱「湘」,這支軍隊就稱為「湘軍」或「湘勇」,坦白地說,「湘軍」是「曾國藩的軍隊」。因為「湘軍」只聽曾國藩的命令,其他任何人,即使皇帝老子也指揮不了它。
1857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他回故鄉服父喪的期間,清廷雖然另外派指揮官去統率「湘軍」,可是「湘軍」完全不聽這位代理指揮官的命令。因為「湘軍」已經徹底成為「曾國藩的軍隊」。「湘軍」的作戰能力頓然減半。
後來,曾國藩的部下李鴻章(1823—1901)以「湘軍」為藍本,組織自己的軍隊。李鴻章是安徽人,他的軍隊就稱為「淮軍」或「淮勇」。李鴻章後來兼任北洋大臣,從那時起,就出現「北洋軍閥」這個名詞。但是「軍閥」的始作俑者仍舊要算在曾國藩頭上。
當然,曾國藩並不是想當軍閥而成為軍閥,他之所以在陰錯陽差間成為軍閥,是因為當時國家的軍隊太弱之故。歷史的種種因素讓他成了近代中國軍閥的祖師爺,也就是近代中國的紛亂之源。曾國藩當初組織「湘軍」是為了要平亂,不料卻為近代中國埋下紛亂的種子,這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諷刺,也是曾國藩人生最大的諷刺。
★據說中國創設孔子和平獎。我覺得應該改名為「墨子和平獎」較貼切,因為墨子主張「非攻」,是中國第一位和平主義思想家。
理州上 2010年12月10日
2010年12月8日 星期三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名著之一。大致內容如下︰
猶太人夏洛克住在威尼斯,他是個放高利貸的守財奴。他靠著放高利貸給基督徒商人,撈了很大一筆私財。威尼斯有一個叫做安東尼歐的年輕商人,特別恨夏洛克,夏洛克也同樣恨他,因為安東尼歐時常借錢給遇到困難的人,而且從來不收利息。因此,這個貪婪的猶太人就跟慷慨的商人安東尼歐結下很深的仇恨。
安東尼歐有一位好友貴族巴珊尼歐。一天,奢侈浪費的巴珊尼歐找安東尼歐,說他想討一門闊親事,好恢復他的家境。他想跟一位富裕小姐結婚,由於這位小姐的父親最近去世,她繼承了一大片產業。但是追求她,需要花錢擺排場,他懇求安東尼歐,借給他三千金幣。
當時,安東尼歐身邊已經沒有錢可以借給朋友,可是不久他就會有些船隻滿載著貨物回來。他說他要去找那個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夏洛克,用那些船上的貨物作擔保,向他借錢。安東尼歐和巴珊尼歐一道去見夏洛克。
安東尼歐說明來意之後,夏洛克說︰「安東尼歐先生,您曾經叫我異教徒,往我衣服吐唾沫,用腳踢我,我好像成了一條野狗。但是我願意忘掉您對我的侮辱,您要多少,我就借給您多少,一個子兒的利息也不要。」
這個慷慨的提議讓安東尼歐大吃一驚。夏洛克又表示願意借給他三千金幣,不要利息。可是有一點,安東尼歐得跟他到律師那裡去,簽一張借約,如果到期還不起借款,就罰安東尼歐一磅肉,隨便夏洛克從他身上哪地方割。
巴珊尼歐勸安東尼歐不要簽這樣的借約,可是安東尼歐一定要簽,因為他的船隻馬上就要回來。
巴珊尼歐想要娶的那位小姐名叫波西亞。巴珊尼歐的求婚很順利,沒多久,波西亞就答應嫁給他。巴珊尼歐的僕人葛萊西安也愛上了波西亞那位漂亮的丫環聶莉莎。
可是有一天,巴珊尼歐卻收到安東尼歐的一封可怕的信,信中說︰「親愛的巴珊尼歐,我的船全沉了,跟猶太人夏洛克簽的那張借約,到期借款若無法償還,必須照上面的規定受罰。割去一磅肉以後,我想性命也保不住了,我希望臨死前能見你一面。」
債務已經過期了,狠心的猶太人不肯收巴珊尼歐的錢,堅持要安東尼歐身上的一磅肉。
波西亞有個當律師的親戚斐拉里奧,她向他借了一套律師服,女扮男裝,打扮成律師的模樣,開庭當天,波西亞進入法院,遞上斐拉里奧寫給法官的一封信。信中說斐拉里奧本來想親自來替安東尼歐辯護,可是因病不能出庭,所以他請求允許讓這位學識淵博的年輕博士包爾薩澤(他這樣稱呼波西亞)代表他出庭辯護。法官批准了這個請求。
波西亞呼籲猶太人夏洛克要仁慈,她說:「仁慈是上帝的一種屬性,仁慈是雙重的幸福,不僅蒙受別人仁慈的人會感到幸福,對別人行仁慈的人也會感到幸福。越仁慈,就越接近上帝。」
但是夏洛克還是堅持要安東尼歐身上的一磅肉。
波西亞眼看說服不了夏洛克,就對拿著尖刀的夏洛克說︰「這張借約寫的是『一磅肉』,可沒許給你一滴血。在割這一磅肉的時候,你如果讓這個基督徒流出一滴血來,你的田地和產業就要按照法律的規定充公。」
既然夏洛克無法割掉一磅肉又不讓安東尼歐流一滴血,波西亞這個聰明的見解救了安東尼歐的命。大家都很欽佩這位想出這條妙計的年輕律師的驚人機智。夏洛克發覺他的毒計一敗塗地,就懊喪地說︰「我願意接受錢了!」
巴珊尼歐因為安東尼歐意外得救,非常高興,就說︰「錢拿去吧!」
可是,波西亞攔住他說︰「別忙,這個猶太人不能拿錢,只能割肉。可是必須當心不能讓安東尼歐流出血來,而且割下的肉不能超過一磅,也不能少於一磅,要是比一磅多一點點,或少一點點,那就要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判處死刑。」
夏洛克說:「給我錢,讓我走吧!」
波西亞說:「根據威尼斯的法律,因為你布置詭計,想謀害一個市民的性命,你的財產已經充公,你的死活就看法官怎麼決定。因此,跪下來,求他饒恕吧!」
法官對夏洛克說:「為了讓你看看我們基督徒在精神上與你的不同,我不等你開口就饒恕你的命。可是你的財產,一半要歸給安東尼歐,一半要歸給官府。」
等這件官司結束後,波西亞對安東尼歐說她就是那位年輕的律師,讓安東尼歐非常驚喜。這時,安東尼歐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原先以為全部損失的船隻,已經順順當當地抵達港口了。
從「威尼斯商人」,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人對猶太人的偏見、厭惡與岐視,是如何地根深柢固。猶太人就是貪財、小氣與殘酷的代名詞。從馬丁.路德到莎士比亞,再到希特勒,厭惡猶太人的思潮一脈相傳、不絕如縷!
理州上 2010年12月9日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名著之一。大致內容如下︰
猶太人夏洛克住在威尼斯,他是個放高利貸的守財奴。他靠著放高利貸給基督徒商人,撈了很大一筆私財。威尼斯有一個叫做安東尼歐的年輕商人,特別恨夏洛克,夏洛克也同樣恨他,因為安東尼歐時常借錢給遇到困難的人,而且從來不收利息。因此,這個貪婪的猶太人就跟慷慨的商人安東尼歐結下很深的仇恨。
安東尼歐有一位好友貴族巴珊尼歐。一天,奢侈浪費的巴珊尼歐找安東尼歐,說他想討一門闊親事,好恢復他的家境。他想跟一位富裕小姐結婚,由於這位小姐的父親最近去世,她繼承了一大片產業。但是追求她,需要花錢擺排場,他懇求安東尼歐,借給他三千金幣。
當時,安東尼歐身邊已經沒有錢可以借給朋友,可是不久他就會有些船隻滿載著貨物回來。他說他要去找那個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夏洛克,用那些船上的貨物作擔保,向他借錢。安東尼歐和巴珊尼歐一道去見夏洛克。
安東尼歐說明來意之後,夏洛克說︰「安東尼歐先生,您曾經叫我異教徒,往我衣服吐唾沫,用腳踢我,我好像成了一條野狗。但是我願意忘掉您對我的侮辱,您要多少,我就借給您多少,一個子兒的利息也不要。」
這個慷慨的提議讓安東尼歐大吃一驚。夏洛克又表示願意借給他三千金幣,不要利息。可是有一點,安東尼歐得跟他到律師那裡去,簽一張借約,如果到期還不起借款,就罰安東尼歐一磅肉,隨便夏洛克從他身上哪地方割。
巴珊尼歐勸安東尼歐不要簽這樣的借約,可是安東尼歐一定要簽,因為他的船隻馬上就要回來。
巴珊尼歐想要娶的那位小姐名叫波西亞。巴珊尼歐的求婚很順利,沒多久,波西亞就答應嫁給他。巴珊尼歐的僕人葛萊西安也愛上了波西亞那位漂亮的丫環聶莉莎。
可是有一天,巴珊尼歐卻收到安東尼歐的一封可怕的信,信中說︰「親愛的巴珊尼歐,我的船全沉了,跟猶太人夏洛克簽的那張借約,到期借款若無法償還,必須照上面的規定受罰。割去一磅肉以後,我想性命也保不住了,我希望臨死前能見你一面。」
債務已經過期了,狠心的猶太人不肯收巴珊尼歐的錢,堅持要安東尼歐身上的一磅肉。
波西亞有個當律師的親戚斐拉里奧,她向他借了一套律師服,女扮男裝,打扮成律師的模樣,開庭當天,波西亞進入法院,遞上斐拉里奧寫給法官的一封信。信中說斐拉里奧本來想親自來替安東尼歐辯護,可是因病不能出庭,所以他請求允許讓這位學識淵博的年輕博士包爾薩澤(他這樣稱呼波西亞)代表他出庭辯護。法官批准了這個請求。
波西亞呼籲猶太人夏洛克要仁慈,她說:「仁慈是上帝的一種屬性,仁慈是雙重的幸福,不僅蒙受別人仁慈的人會感到幸福,對別人行仁慈的人也會感到幸福。越仁慈,就越接近上帝。」
但是夏洛克還是堅持要安東尼歐身上的一磅肉。
波西亞眼看說服不了夏洛克,就對拿著尖刀的夏洛克說︰「這張借約寫的是『一磅肉』,可沒許給你一滴血。在割這一磅肉的時候,你如果讓這個基督徒流出一滴血來,你的田地和產業就要按照法律的規定充公。」
既然夏洛克無法割掉一磅肉又不讓安東尼歐流一滴血,波西亞這個聰明的見解救了安東尼歐的命。大家都很欽佩這位想出這條妙計的年輕律師的驚人機智。夏洛克發覺他的毒計一敗塗地,就懊喪地說︰「我願意接受錢了!」
巴珊尼歐因為安東尼歐意外得救,非常高興,就說︰「錢拿去吧!」
可是,波西亞攔住他說︰「別忙,這個猶太人不能拿錢,只能割肉。可是必須當心不能讓安東尼歐流出血來,而且割下的肉不能超過一磅,也不能少於一磅,要是比一磅多一點點,或少一點點,那就要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判處死刑。」
夏洛克說:「給我錢,讓我走吧!」
波西亞說:「根據威尼斯的法律,因為你布置詭計,想謀害一個市民的性命,你的財產已經充公,你的死活就看法官怎麼決定。因此,跪下來,求他饒恕吧!」
法官對夏洛克說:「為了讓你看看我們基督徒在精神上與你的不同,我不等你開口就饒恕你的命。可是你的財產,一半要歸給安東尼歐,一半要歸給官府。」
等這件官司結束後,波西亞對安東尼歐說她就是那位年輕的律師,讓安東尼歐非常驚喜。這時,安東尼歐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原先以為全部損失的船隻,已經順順當當地抵達港口了。
從「威尼斯商人」,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人對猶太人的偏見、厭惡與岐視,是如何地根深柢固。猶太人就是貪財、小氣與殘酷的代名詞。從馬丁.路德到莎士比亞,再到希特勒,厭惡猶太人的思潮一脈相傳、不絕如縷!
理州上 2010年12月9日
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宗教改格前夕的歐洲是什麼情形?歐洲與東方的貿易興隆,新的有產階級與新興市民興起。這不僅讓教會世俗化,而且發生文藝復興,民主主義萌芽,工商業都市發達。由於貴族階級的奢侈與農民被課重稅,造成貧富不均,社會階層分成兩極。另一方面,新興市民階級開始蓄積對以教宗為首的政治勢力的反抗力。
由於社會經濟急遽改變,教會的權威開始衰退。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救贖論,認為人不需要依賴教會的權威,只要內心有徹底反省,並且放棄自我,就可以獲得救贖。
當時德國的狀況是這樣︰
1. 德國封建諸侯與神聖羅馬皇帝之間對立,尤其對義大利的政策,雙方意見經常不同。
2. 因為挖掘銀礦而致富的富格爾(Fugger)家,以高利率借貸給教宗里奧十世龐大資金,左右教宗政府的財政。德國民眾都厭惡富格爾家。
3. 和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德國中央集權化的腳步較慢,這讓教宗得以干涉德國內政。
自十四世紀起,天主教教會和聖職者的世俗化與墮落越來越明顯。
牛津大學的神學者威克里夫(1320—1384)主張「聖經主義」(聖經是唯一的權威),否定天主教教會的權威。
布拉哈大學的神學教授胡斯(1369—1415)嚴厲批評聖職者、教會擁有土地與教會世俗化,並攻擊天主教販賣贖罪券。
義大利佛羅倫斯修道院長薩巴那羅(1452—1498)提議驅逐與教宗政府勾結的麥迪家,提倡政治自由。他採用基督教式的憲法,想要刷新市政。1497年,他被教會逐出教門,並且在教宗政府的審判下,被處以焚刑。
通過以色列人,希伯來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進入歐洲世界,學者開始透過這些語言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獻,結果他們發現天主教教會的傳統解釋與這些原始基督教的文獻有出入。以往,天主教教會獨佔解釋聖經的權力,現在這個獨佔權被打破,教會的權威自然受到挑戰。
1521年,神聖羅馬皇帝查里五世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要不要徹除他的著作。馬丁•路德回答︰「違背良心行事是不對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會徹除!我站在這裡。」
馬丁•路德的父親原來是農夫,後來改行當礦工。家裡很窮,母親必須去撿拾木材。後來父親終於成功,成為小礦主,家境獲得改善,馬丁•路德也得以受教育。1501年,馬丁•路德進入德國評價最好的大學。1505年,馬丁•路德在回故鄉的途中,遇到暴風雨,雷電打在他附近,他非常驚嚇,喊道︰「「聖安娜,不要讓我死,我願意成為一個僧侶。」
1507年,馬丁•路德入修道院,成為修道士。他每天祈禱、斷食、徹夜、耐寒。不久,威丁堡大家聘他去教邏輯學與亞里斯多德哲學,這時他才25歲。馬丁•路德雖然講授哲學,但是他的興趣在神學。不久,他果然成為神學教授並且成為牧師。他對教會傳統使用的拉丁文聖經感覺不滿意,便開始閱讀西伯來文聖經與希臘文聖經。
1510年,馬丁•路德去羅馬一遊。一般德國人對羅馬都很憧憬,可是,馬丁•路德卻看到羅馬黑暗的一面。他看到羅馬教宗政府淫亂、詐欺、好吃美食、權力慾、誹謗神等亂象。
羅馬教宗政府為了蓋聖伯多祿大殿,需要錢,便發行贖罪券,鼓勵各地信徒購買。
負責販賣贖罪券的教士對民眾說︰「你們不想救你們自己的靈魂和你們已經去世的親人的靈魂嗎?只要懺悔並且購買贖罪券,任何人的罪都能夠被赦免。你們沒有聽到你們已經去世的親人向你們苦苦哀求嗎?他們說︰『可憐我們吧!我們正處在恐怖的煉獄,只要花一點前,就可以把我們救出來。隨著錢落入盒子裡的聲音,我們的靈魂就升天了。』甚至還說︰「只要買贖罪券,就算性侵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也可以獲得赦免。」還說︰「刻有教宗紋印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有相同的價值。」
34歲的馬丁•路德再也無法保持沉默。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丁堡城教會的大門,貼上「九十五條命題」。這「貼大字報」是當時的學者間常採用的論爭方式。九十五條中的第36條是︰基督徒如果真正悔改的話,不需要贖罪券,也可以得到赦免。第75條是︰認為教宗的赦免力量可以大過人類性侵神的母親,這是瘋狂的。第79條是︰認為刻有教宗紋印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有相同的價值,是冒瀆。第86條指出教宗擁有龐大財產,要蓋聖伯多祿大殿,為何不花自己的財產,而要花貧窮信徒的錢?
馬丁•路德的意見得到大眾的掌聲,教宗對此可無法默視。他命令馬丁•路德到羅馬來辯護自己的異端嫌疑。剛好那時德國國會在奧格斯堡召開,教宗便命令出席國會的樞機卿迦耶坦審問馬丁•路德。迦耶坦問馬丁•路德願不願取消他寫的東西。馬丁•路德回答︰「我不取消!我不能背棄聖經。」教宗要薩克森的選帝侯腓特烈三世逮捕馬丁•路德,可是德國國民的四分之三支持馬丁•路德,教宗也對馬丁•路德無可奈何。
此時,馬丁•路德神學家埃克發生了一場論辯。論辯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關於教宗的至上權。另一個是關於一百年前,以異端者被處焚刑的宗教改革者胡斯的評價。雙方沒有交集。
馬丁•路德的書非常受群眾歡迎,其熱烈的程度超乎現在所能想像。要出版時,群眾聚集在印刷廠,拿到剛印好的書,如獲至寶似的跑回家,有時途中還會碰到馬丁•路德的粉絲,要求拿書的人唸書的內容給對方聽。
馬丁•路德的主張可歸納成下列幾點︰
1. 信仰是對基督的恩惠,而不是對教會的承認。
2. 聖經應該可以由自己的良心來解釋。
3. 神與人之間的媒介只有基督,不需要教宗或聖職者來作媒介。所有的信徒都有傳福音的責任(萬人祭司主義)。
天主教認為人的救贖,除了需要神單方面的恩寵之外,還需要人的善行。馬丁•路德則認為人的救贖,必須先徹底放棄自己,完全信賴神的愛。人的善行沒有幫助。馬丁•路德的這種救贖觀,有些悲觀色彩。宗教的目的不是在鼓勵人行善嗎?如果不管如何行善,都不一定會獲得神的青睞與救贖,這樣的宗教不是喪失了教化人心、改善風俗的功能了嗎?這是我對馬丁•路德思想最大的疑問。
馬丁•路德後來與天主教教會一樣,展開強烈的反猶太人主義。這一點也讓馬丁•路德的人格蒙上永遠的污點。
教宗要求德國皇帝查理五世驅逐馬丁•路德,查理五世並沒有這麼做,他只是召喚馬丁•路德,並發給他旅行保護書,保證他旅行途中的人身安全。但是一百年前,胡斯也被給予旅行保護書,結果最後被處焚刑。因此,馬丁•路德的友人都勸他不要去。
1521年,馬丁•路德出席國會議場,德國皇帝查理五世與各選帝侯都在場。
審問官問馬丁•路德︰「你依舊擁護你所寫的書嗎?或是要徹消它們?」
馬丁•路德回答︰「教會常常犯錯,我無法只信賴教會的話。我的良心已經被神的話深深吸引。違背良心行事是不對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會徹除!我站在這裡。神啊!請救救我們。」
之後,馬丁•路德花10個月的時間,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馬丁•路德的德文後來成為標準德文。
這時候,德國爆發農民戰爭。1525年的農民戰爭,叛亂農民的主張尤其激進,他們以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為理想的神國。但是這些農民軍不久就被鎮壓。
由於一些農民軍軍紀不良,掠奪燒殺,馬丁•路德便批評這些暴力的農民軍,要求各地諸侯鎮壓。自認為「農民之子」的馬丁•路德主張鎮壓農民軍,這讓後世的改革者難以釋懷。
1525年,馬丁•路德與曾經當修道尼的凱瑟琳•馮•波娜結婚。
馬丁•路德認為人的意志不自由,只擁有奴隸性意志。神是全知全能,人的行為必須順從神的大能。在此,他和人文主義者分道揚鑣。
馬丁•路德強調內心信仰的重要,比較輕視善行與教會的儀式。馬丁•路德認為宗教的本質在於人與神的內心關係,教會的制度與儀式不應該阻礙這種內心關係,否則就應該排除。尤其司祭之類的特別宗教身份沒有存在必要。在信仰上,人人平等。這稱之為「萬人祭司主義」
理州上 2010年12月8日
宗教改格前夕的歐洲是什麼情形?歐洲與東方的貿易興隆,新的有產階級與新興市民興起。這不僅讓教會世俗化,而且發生文藝復興,民主主義萌芽,工商業都市發達。由於貴族階級的奢侈與農民被課重稅,造成貧富不均,社會階層分成兩極。另一方面,新興市民階級開始蓄積對以教宗為首的政治勢力的反抗力。
由於社會經濟急遽改變,教會的權威開始衰退。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救贖論,認為人不需要依賴教會的權威,只要內心有徹底反省,並且放棄自我,就可以獲得救贖。
當時德國的狀況是這樣︰
1. 德國封建諸侯與神聖羅馬皇帝之間對立,尤其對義大利的政策,雙方意見經常不同。
2. 因為挖掘銀礦而致富的富格爾(Fugger)家,以高利率借貸給教宗里奧十世龐大資金,左右教宗政府的財政。德國民眾都厭惡富格爾家。
3. 和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德國中央集權化的腳步較慢,這讓教宗得以干涉德國內政。
自十四世紀起,天主教教會和聖職者的世俗化與墮落越來越明顯。
牛津大學的神學者威克里夫(1320—1384)主張「聖經主義」(聖經是唯一的權威),否定天主教教會的權威。
布拉哈大學的神學教授胡斯(1369—1415)嚴厲批評聖職者、教會擁有土地與教會世俗化,並攻擊天主教販賣贖罪券。
義大利佛羅倫斯修道院長薩巴那羅(1452—1498)提議驅逐與教宗政府勾結的麥迪家,提倡政治自由。他採用基督教式的憲法,想要刷新市政。1497年,他被教會逐出教門,並且在教宗政府的審判下,被處以焚刑。
通過以色列人,希伯來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進入歐洲世界,學者開始透過這些語言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獻,結果他們發現天主教教會的傳統解釋與這些原始基督教的文獻有出入。以往,天主教教會獨佔解釋聖經的權力,現在這個獨佔權被打破,教會的權威自然受到挑戰。
1521年,神聖羅馬皇帝查里五世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要不要徹除他的著作。馬丁•路德回答︰「違背良心行事是不對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會徹除!我站在這裡。」
馬丁•路德的父親原來是農夫,後來改行當礦工。家裡很窮,母親必須去撿拾木材。後來父親終於成功,成為小礦主,家境獲得改善,馬丁•路德也得以受教育。1501年,馬丁•路德進入德國評價最好的大學。1505年,馬丁•路德在回故鄉的途中,遇到暴風雨,雷電打在他附近,他非常驚嚇,喊道︰「「聖安娜,不要讓我死,我願意成為一個僧侶。」
1507年,馬丁•路德入修道院,成為修道士。他每天祈禱、斷食、徹夜、耐寒。不久,威丁堡大家聘他去教邏輯學與亞里斯多德哲學,這時他才25歲。馬丁•路德雖然講授哲學,但是他的興趣在神學。不久,他果然成為神學教授並且成為牧師。他對教會傳統使用的拉丁文聖經感覺不滿意,便開始閱讀西伯來文聖經與希臘文聖經。
1510年,馬丁•路德去羅馬一遊。一般德國人對羅馬都很憧憬,可是,馬丁•路德卻看到羅馬黑暗的一面。他看到羅馬教宗政府淫亂、詐欺、好吃美食、權力慾、誹謗神等亂象。
羅馬教宗政府為了蓋聖伯多祿大殿,需要錢,便發行贖罪券,鼓勵各地信徒購買。
負責販賣贖罪券的教士對民眾說︰「你們不想救你們自己的靈魂和你們已經去世的親人的靈魂嗎?只要懺悔並且購買贖罪券,任何人的罪都能夠被赦免。你們沒有聽到你們已經去世的親人向你們苦苦哀求嗎?他們說︰『可憐我們吧!我們正處在恐怖的煉獄,只要花一點前,就可以把我們救出來。隨著錢落入盒子裡的聲音,我們的靈魂就升天了。』甚至還說︰「只要買贖罪券,就算性侵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也可以獲得赦免。」還說︰「刻有教宗紋印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有相同的價值。」
34歲的馬丁•路德再也無法保持沉默。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丁堡城教會的大門,貼上「九十五條命題」。這「貼大字報」是當時的學者間常採用的論爭方式。九十五條中的第36條是︰基督徒如果真正悔改的話,不需要贖罪券,也可以得到赦免。第75條是︰認為教宗的赦免力量可以大過人類性侵神的母親,這是瘋狂的。第79條是︰認為刻有教宗紋印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有相同的價值,是冒瀆。第86條指出教宗擁有龐大財產,要蓋聖伯多祿大殿,為何不花自己的財產,而要花貧窮信徒的錢?
馬丁•路德的意見得到大眾的掌聲,教宗對此可無法默視。他命令馬丁•路德到羅馬來辯護自己的異端嫌疑。剛好那時德國國會在奧格斯堡召開,教宗便命令出席國會的樞機卿迦耶坦審問馬丁•路德。迦耶坦問馬丁•路德願不願取消他寫的東西。馬丁•路德回答︰「我不取消!我不能背棄聖經。」教宗要薩克森的選帝侯腓特烈三世逮捕馬丁•路德,可是德國國民的四分之三支持馬丁•路德,教宗也對馬丁•路德無可奈何。
此時,馬丁•路德神學家埃克發生了一場論辯。論辯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關於教宗的至上權。另一個是關於一百年前,以異端者被處焚刑的宗教改革者胡斯的評價。雙方沒有交集。
馬丁•路德的書非常受群眾歡迎,其熱烈的程度超乎現在所能想像。要出版時,群眾聚集在印刷廠,拿到剛印好的書,如獲至寶似的跑回家,有時途中還會碰到馬丁•路德的粉絲,要求拿書的人唸書的內容給對方聽。
馬丁•路德的主張可歸納成下列幾點︰
1. 信仰是對基督的恩惠,而不是對教會的承認。
2. 聖經應該可以由自己的良心來解釋。
3. 神與人之間的媒介只有基督,不需要教宗或聖職者來作媒介。所有的信徒都有傳福音的責任(萬人祭司主義)。
天主教認為人的救贖,除了需要神單方面的恩寵之外,還需要人的善行。馬丁•路德則認為人的救贖,必須先徹底放棄自己,完全信賴神的愛。人的善行沒有幫助。馬丁•路德的這種救贖觀,有些悲觀色彩。宗教的目的不是在鼓勵人行善嗎?如果不管如何行善,都不一定會獲得神的青睞與救贖,這樣的宗教不是喪失了教化人心、改善風俗的功能了嗎?這是我對馬丁•路德思想最大的疑問。
馬丁•路德後來與天主教教會一樣,展開強烈的反猶太人主義。這一點也讓馬丁•路德的人格蒙上永遠的污點。
教宗要求德國皇帝查理五世驅逐馬丁•路德,查理五世並沒有這麼做,他只是召喚馬丁•路德,並發給他旅行保護書,保證他旅行途中的人身安全。但是一百年前,胡斯也被給予旅行保護書,結果最後被處焚刑。因此,馬丁•路德的友人都勸他不要去。
1521年,馬丁•路德出席國會議場,德國皇帝查理五世與各選帝侯都在場。
審問官問馬丁•路德︰「你依舊擁護你所寫的書嗎?或是要徹消它們?」
馬丁•路德回答︰「教會常常犯錯,我無法只信賴教會的話。我的良心已經被神的話深深吸引。違背良心行事是不對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會徹除!我站在這裡。神啊!請救救我們。」
之後,馬丁•路德花10個月的時間,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馬丁•路德的德文後來成為標準德文。
這時候,德國爆發農民戰爭。1525年的農民戰爭,叛亂農民的主張尤其激進,他們以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為理想的神國。但是這些農民軍不久就被鎮壓。
由於一些農民軍軍紀不良,掠奪燒殺,馬丁•路德便批評這些暴力的農民軍,要求各地諸侯鎮壓。自認為「農民之子」的馬丁•路德主張鎮壓農民軍,這讓後世的改革者難以釋懷。
1525年,馬丁•路德與曾經當修道尼的凱瑟琳•馮•波娜結婚。
馬丁•路德認為人的意志不自由,只擁有奴隸性意志。神是全知全能,人的行為必須順從神的大能。在此,他和人文主義者分道揚鑣。
馬丁•路德強調內心信仰的重要,比較輕視善行與教會的儀式。馬丁•路德認為宗教的本質在於人與神的內心關係,教會的制度與儀式不應該阻礙這種內心關係,否則就應該排除。尤其司祭之類的特別宗教身份沒有存在必要。在信仰上,人人平等。這稱之為「萬人祭司主義」
理州上 2010年12月8日
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鳳梨酥與回音
鳳梨酥與回音
我寄了一盒台中市一家有名的鳳梨酥給我留日時期的房東小峰夫婦,作為聖誕禮物。以下是小峰滿子給我的回音︰
呂理州様
劉千瑤様
Today we got a present from you.
Surprised to open it, we found pineapple cake in it.
We like them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Maybe I did not tell you that Kayotaka had an operation to remove cancer
from left side of jaw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He recovered all right now. .
He can eat anything but no teeth on the left side of jaw.
He likes to do DIY , he enjoys doing garden and house maintenance at home.
I call him professor Carpenter.
Hope we live a long lif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nd would like to see you
someday soon.
Kind regards,
Love,
(《樣》是先生或小姐之意)
我很驚訝小峰甲代多雅先生曾經罹患重症,他是一個好人,希望主基督耶穌保護他,讓他完全康復,並且長命百歲。
理州上 2010年12月7日
我寄了一盒台中市一家有名的鳳梨酥給我留日時期的房東小峰夫婦,作為聖誕禮物。以下是小峰滿子給我的回音︰
呂理州様
劉千瑤様
Today we got a present from you.
Surprised to open it, we found pineapple cake in it.
We like them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Maybe I did not tell you that Kayotaka had an operation to remove cancer
from left side of jaw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He recovered all right now. .
He can eat anything but no teeth on the left side of jaw.
He likes to do DIY , he enjoys doing garden and house maintenance at home.
I call him professor Carpenter.
Hope we live a long life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nd would like to see you
someday soon.
Kind regards,
Love,
(《樣》是先生或小姐之意)
我很驚訝小峰甲代多雅先生曾經罹患重症,他是一個好人,希望主基督耶穌保護他,讓他完全康復,並且長命百歲。
理州上 2010年12月7日
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自傳
最近讀了「劉賓雁自傳」,由於內容大多在敘述劉賓雁(1925—2005)在中國如何說真話,而受到打壓的經過,這些事都已成歷史,不太有新意,不過少部份仍然精彩,精彩部份如下:
我心嚮往的本來是上海,卻來回到了北京。上海在我心目中是自由的象徵,北京卻正好相反,這裡一切都透露著周而復始的停滯,它代表著中國的過去,我似乎可以聞到陳腐的氣味。我感到窒息。
四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在我們的心中的形象,並不比共產黨壞多少。我見到汪精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儘管知道這旗上端那個寫著「和平建國」的三角形黃布條已表明它是漢奸政權的旗幟,卻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動得熱淚盈眶,在北京冒險偷聽重慶電台的廣播,更激動萬分。
馬克斯主義思想對於青年人具有魅力,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太強烈了,因而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而國民黨始終拿不出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
我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天津抗日救國聯合會。我們學會第一個政治詞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和「個人主義」是同義語。我們這些成員對於人缺乏信任,對於自己的同志缺乏寬容精神,我這時就已經感覺到了。
回到故鄉哈爾濱,最令我震驚的便是關於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後犯下的姦淫中國婦女和搶劫等暴行的傳說。起初,我不肯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出兵的目的又是為了從日本人佔領下解放中國人,這怎麼可能呢?然而那麼多人都眾口一詞,有些人還目睹了蘇軍在哈爾濱的搶劫活動,這就不能不相信了。我和哈爾濱本地的年輕共產黨員都為此感到困窘。中共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為什麼蘇共的軍隊竟如此野蠻而毫不顧及政治影響呢?
一個疑問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決︰從理論上說,中國無地農民渴望得到土地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確有一些地主是經過幾十年的辛勤勞動,省吃儉用以自己的儲蓄購置了小片土地,同時貧農中也不乏遊手好閒因而一文莫名的人。我們進行土改的地區,窮苦農民也須經過工作隊員反覆發動,苦苦勸說,才肯到大會上去訴苦和要求平分土地。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恐懼,擔心國民黨軍隊可能打過來,害怕遭到報復。然而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認為以暴力手段平分並非靠剝削致富者的財產是有背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財那一天,我參加了。幾家地主的服裝、日用品等擺在一排桌子上,最貴重的無非是皮襖、座鐘之類,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簡單的日常生活必須品。事先已經議定,各家農民應該分到什麼東西,我們分別發放就是了。場上並沒有什麼歡慶氣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麼虧心事。我又一次發覺自己缺乏黨所要求的「階級感情」。
我早就有一個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給農民也許是必要的,但浮財,特別是並非金銀珠寶那一部份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有些物件還可能帶有許多個人感情色彩。我想馬克思倘若在世,他不會同意這麼做。
有些延安來的人看不慣我的作風,甚至還在會上批評我不該走路、上下樓的時候都唱歌,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照舊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歲。
不知道為什麼,打敗蔣介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像日本投降那樣在我心中引起歡欣鼓舞的感情。或者因為這場勝利早已是預料中的事?記得我在瀋陽車站上看到蓬頭垢面肩扛、手提過重負荷的群眾時,曾猜想過︰只要全國一解放,這一切很快就會改變,人們將變得更文明、衣著更整潔,那將是真正的旅行,也不必再攜帶這麼多的東西了。後來的三十幾年每當我乘火車又見到車站的景象時都會嘲笑自己頭腦太簡單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的大會。觀眾席上張開的大幅橫標,上寫「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心中忽然出現一個念頭︰這話是不是說得太早了些?這種話似乎應該留給別人去說,而不是共產黨自誇自讚。
我和朱洪(劉賓雁的太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產。1952年起市場上已無任何避孕藥品出售。毛澤東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
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產,由於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術後休息。
一個黨員對上級的服從是否應該有個界限呢?明明錯的,也要服從嗎?在一次會議上,有人問道︰「上級叫一個黨員去殺人,他也必須去殺嗎?」這時,我的一位老朋友居然說︰「也要去殺!」
但那時我還不知道,革命黨竟可以變成法西斯。
這太可怕了。我不能預見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人們真的按照黨的領袖的意志去「殺人」——從政治上處決一百萬人,更料不到十幾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殺人。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宣佈時,我沒有流淚,心中默默想的是︰你可——死了!你終於死了!再不死去中國就要崩潰了。據我後來了解,那時像我一樣缺少悲痛感情的人很多,心裡想的也大体一樣。一個月以後,傳來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已經把這個社會和這個黨推向與毛的旗幟上所書寫所許諾的那個目標全然相反的境地。
在黑龍江這個地多人稀、土地的肥沃冠於全國的省分,農民竟窮困得買不起一張炕席,買不起做一缸醬用的鹽,有些村莊甚至窮到穿不上禦寒的衣服!
哈爾濱一位知識份子告訴我︰「總結二十餘年的教訓,一個人在這社會中若想活得順當而不遭打擊,一是千萬不能說與上司不同的意見,二是尤其不能說比上司高明的意見。」
「四清」工作隊中的一位女幹部一天早上見一隻母雞從鄰院啼叫著飛進她住的院落,屁股上滴著鮮血。她的想像力如此豐富,竟然由此斷定是住在鄰院的工作隊一名男幹部姦污了這隻母雞!那男人被西安市中級法院判了很重的徒刑,後來竟屈死於獄中!
陳世忠在獄中以「諫黨」為題寫給毛澤東長信︰
「……我認為,中共中央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這使我憂心忡忡,骨骾在喉,不吐不快。造成錯誤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你老人家實質上並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點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施加殘酷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說真話呢?……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根據這些年事態的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陳世忠在給毛澤東的信裡,也寫了他對雷鋒的看法︰
雷鋒的美中不足在於他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雷鋒有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這句話預先就斷定了你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不但你過去和現在說的話絕對正確,而且連你還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早就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這不是十足的盲從主義是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是否正是缺乏自信,擔心一旦允許人們自由思考,他們就會脫離自己的控制呢?
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因公開反對武力鎮壓,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從此被中共當局禁止返回中國。他在美國病逝。他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譽為中國英雄。
★ 千瑤請人將堪農山莊的住家整修。那位負責的工頭不但很會「拖」,而且有很多壞習慣,幾乎吃喝嫖賭,樣樣都來。一天,那位工頭因酒駕被警察抓住,工頭的太太因付不起2萬9千元的保釋金,便打電話向千瑤求救。千瑤只好到警察局保工頭。到了警察局,負責的警察問千瑤跟他是什麼關係,千瑤說他是她的工頭。警察再問為什麼來保他,千瑤說︰「我是基督徒,耶穌告訴我們要愛人如愛己!」
過了一個星期,堪農山莊一位也是基督徒的住戶要搬家,告訴千瑤,願意將家中所有的家具(冰箱、沙發、書桌以及廚房一切鍋盤食器,反正一個家庭所需具備的用品)廉價賣給千瑤。
我覺得這是基督耶穌對千瑤的另一個恩典。講得通俗一些,就是「好心有好報」。
提到「恩典」,基督教有許多優美的聖歌,其中,千瑤和我最喜歡的兩首歌是「奇異恩典」與「這一生最美的祝福」。這兩首聖歌,不但歌曲優美,而且歌詞動人。
理州上 2010年12月6日
最近讀了「劉賓雁自傳」,由於內容大多在敘述劉賓雁(1925—2005)在中國如何說真話,而受到打壓的經過,這些事都已成歷史,不太有新意,不過少部份仍然精彩,精彩部份如下:
我心嚮往的本來是上海,卻來回到了北京。上海在我心目中是自由的象徵,北京卻正好相反,這裡一切都透露著周而復始的停滯,它代表著中國的過去,我似乎可以聞到陳腐的氣味。我感到窒息。
四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在我們的心中的形象,並不比共產黨壞多少。我見到汪精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儘管知道這旗上端那個寫著「和平建國」的三角形黃布條已表明它是漢奸政權的旗幟,卻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動得熱淚盈眶,在北京冒險偷聽重慶電台的廣播,更激動萬分。
馬克斯主義思想對於青年人具有魅力,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太強烈了,因而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而國民黨始終拿不出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
我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天津抗日救國聯合會。我們學會第一個政治詞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和「個人主義」是同義語。我們這些成員對於人缺乏信任,對於自己的同志缺乏寬容精神,我這時就已經感覺到了。
回到故鄉哈爾濱,最令我震驚的便是關於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後犯下的姦淫中國婦女和搶劫等暴行的傳說。起初,我不肯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出兵的目的又是為了從日本人佔領下解放中國人,這怎麼可能呢?然而那麼多人都眾口一詞,有些人還目睹了蘇軍在哈爾濱的搶劫活動,這就不能不相信了。我和哈爾濱本地的年輕共產黨員都為此感到困窘。中共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為什麼蘇共的軍隊竟如此野蠻而毫不顧及政治影響呢?
一個疑問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決︰從理論上說,中國無地農民渴望得到土地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確有一些地主是經過幾十年的辛勤勞動,省吃儉用以自己的儲蓄購置了小片土地,同時貧農中也不乏遊手好閒因而一文莫名的人。我們進行土改的地區,窮苦農民也須經過工作隊員反覆發動,苦苦勸說,才肯到大會上去訴苦和要求平分土地。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恐懼,擔心國民黨軍隊可能打過來,害怕遭到報復。然而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認為以暴力手段平分並非靠剝削致富者的財產是有背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財那一天,我參加了。幾家地主的服裝、日用品等擺在一排桌子上,最貴重的無非是皮襖、座鐘之類,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簡單的日常生活必須品。事先已經議定,各家農民應該分到什麼東西,我們分別發放就是了。場上並沒有什麼歡慶氣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麼虧心事。我又一次發覺自己缺乏黨所要求的「階級感情」。
我早就有一個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給農民也許是必要的,但浮財,特別是並非金銀珠寶那一部份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有些物件還可能帶有許多個人感情色彩。我想馬克思倘若在世,他不會同意這麼做。
有些延安來的人看不慣我的作風,甚至還在會上批評我不該走路、上下樓的時候都唱歌,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照舊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歲。
不知道為什麼,打敗蔣介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像日本投降那樣在我心中引起歡欣鼓舞的感情。或者因為這場勝利早已是預料中的事?記得我在瀋陽車站上看到蓬頭垢面肩扛、手提過重負荷的群眾時,曾猜想過︰只要全國一解放,這一切很快就會改變,人們將變得更文明、衣著更整潔,那將是真正的旅行,也不必再攜帶這麼多的東西了。後來的三十幾年每當我乘火車又見到車站的景象時都會嘲笑自己頭腦太簡單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的大會。觀眾席上張開的大幅橫標,上寫「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心中忽然出現一個念頭︰這話是不是說得太早了些?這種話似乎應該留給別人去說,而不是共產黨自誇自讚。
我和朱洪(劉賓雁的太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產。1952年起市場上已無任何避孕藥品出售。毛澤東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
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產,由於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術後休息。
一個黨員對上級的服從是否應該有個界限呢?明明錯的,也要服從嗎?在一次會議上,有人問道︰「上級叫一個黨員去殺人,他也必須去殺嗎?」這時,我的一位老朋友居然說︰「也要去殺!」
但那時我還不知道,革命黨竟可以變成法西斯。
這太可怕了。我不能預見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人們真的按照黨的領袖的意志去「殺人」——從政治上處決一百萬人,更料不到十幾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殺人。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宣佈時,我沒有流淚,心中默默想的是︰你可——死了!你終於死了!再不死去中國就要崩潰了。據我後來了解,那時像我一樣缺少悲痛感情的人很多,心裡想的也大体一樣。一個月以後,傳來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已經把這個社會和這個黨推向與毛的旗幟上所書寫所許諾的那個目標全然相反的境地。
在黑龍江這個地多人稀、土地的肥沃冠於全國的省分,農民竟窮困得買不起一張炕席,買不起做一缸醬用的鹽,有些村莊甚至窮到穿不上禦寒的衣服!
哈爾濱一位知識份子告訴我︰「總結二十餘年的教訓,一個人在這社會中若想活得順當而不遭打擊,一是千萬不能說與上司不同的意見,二是尤其不能說比上司高明的意見。」
「四清」工作隊中的一位女幹部一天早上見一隻母雞從鄰院啼叫著飛進她住的院落,屁股上滴著鮮血。她的想像力如此豐富,竟然由此斷定是住在鄰院的工作隊一名男幹部姦污了這隻母雞!那男人被西安市中級法院判了很重的徒刑,後來竟屈死於獄中!
陳世忠在獄中以「諫黨」為題寫給毛澤東長信︰
「……我認為,中共中央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這使我憂心忡忡,骨骾在喉,不吐不快。造成錯誤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你老人家實質上並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點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施加殘酷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說真話呢?……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根據這些年事態的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陳世忠在給毛澤東的信裡,也寫了他對雷鋒的看法︰
雷鋒的美中不足在於他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雷鋒有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這句話預先就斷定了你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不但你過去和現在說的話絕對正確,而且連你還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早就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這不是十足的盲從主義是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是否正是缺乏自信,擔心一旦允許人們自由思考,他們就會脫離自己的控制呢?
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因公開反對武力鎮壓,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從此被中共當局禁止返回中國。他在美國病逝。他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譽為中國英雄。
★ 千瑤請人將堪農山莊的住家整修。那位負責的工頭不但很會「拖」,而且有很多壞習慣,幾乎吃喝嫖賭,樣樣都來。一天,那位工頭因酒駕被警察抓住,工頭的太太因付不起2萬9千元的保釋金,便打電話向千瑤求救。千瑤只好到警察局保工頭。到了警察局,負責的警察問千瑤跟他是什麼關係,千瑤說他是她的工頭。警察再問為什麼來保他,千瑤說︰「我是基督徒,耶穌告訴我們要愛人如愛己!」
過了一個星期,堪農山莊一位也是基督徒的住戶要搬家,告訴千瑤,願意將家中所有的家具(冰箱、沙發、書桌以及廚房一切鍋盤食器,反正一個家庭所需具備的用品)廉價賣給千瑤。
我覺得這是基督耶穌對千瑤的另一個恩典。講得通俗一些,就是「好心有好報」。
提到「恩典」,基督教有許多優美的聖歌,其中,千瑤和我最喜歡的兩首歌是「奇異恩典」與「這一生最美的祝福」。這兩首聖歌,不但歌曲優美,而且歌詞動人。
理州上 2010年12月6日
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不知神佛教誨
不知神佛教誨
千瑤買了一本書「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作者是一位日本醫生大津秀一。25件死前會後悔的事當中,第24件是「不知神佛教誨」,內容
頗有趣。一部份內容如下︰
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時間存在(確信有超越死亡的將來)、關係存在(有可以信賴的家人、朋友、醫護人員等)、自律存在(有可以自己做決定的自由),這三種力量可以穩定人類的生命存在。這就是靈性照顧的村田理論。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所謂靈性疼痛(亦即陷入找不到活著的意義、感覺到靈魂痛苦的狀態),是由於這三種力量中,一個以上以上的力量發生動搖所致。另外,即使喪失其中一種力量,也可以由其他力量來彌補,達到緩解靈性疼痛的效果。
卡爾.貝克(Carl B. Becker)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世界上最恐懼死亡的就是現代日本人。其中的理由,跟對來世的信仰逐漸變得淡薄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在日本人信仰的主流就是所謂的「無神論」,一般人都缺乏虔誠的宗教信仰。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能夠接納他們的「來世」已經消失。
只要相信有來世,在現世的死別就只是短暫的,今生的死別並非永遠,所以來世才會具有撫慰悲傷的強大力量。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某些宗教的教義,可能會比其他宗教更適合自己。所以不妨多接觸幾種宗教,互相比較斟酌。宗教應該是心靈的修行,透過宗教,每個人學習克己自律。
許多人都是等到死期將近時,才後悔沒有信仰宗教,然後才突然皈依某特定宗教。
會想要信仰宗教,可能是想要確認還有來世這樣的心願,希望在人生的最後,掌握生與死的意義。大家都像深怕錯過火車般急忙跳進車箱,有點難為情,但又半帶安心地自嘲為「天堂小偷」。
面對死亡時,並沒有貧富之分,在社會上名利雙收的公司大老闆,可能會大哭大叫。相反的,一個普通人卻可能平靜面對死亡。在人生中獲得越多的人,失去的也越多,所以到了最後,才會極力想抓住些什麼。
不過,到了終末期才開始著急尋求宗教力量,就算能到得了天國或來世,也很難說是否達到了心靈修行的目的。最理想的還是趁著身體健康時,多多認識、學習、思考生死觀,以及宗教問題。
人必須透過宗教,鍛鍊看穿事物本質的眼光。但是在生命只剩下幾個月時才開始做這件事,負擔可能重了些。
撇除先入為主的觀念,試著翻翻宗教書,或許會有意外的發現,也或許會因為領會到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煩惱和疑問其實都一樣,而覺得安心。所以,千萬不能小看宗教的力量。
理州上 2010年12月3日
千瑤買了一本書「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作者是一位日本醫生大津秀一。25件死前會後悔的事當中,第24件是「不知神佛教誨」,內容
頗有趣。一部份內容如下︰
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時間存在(確信有超越死亡的將來)、關係存在(有可以信賴的家人、朋友、醫護人員等)、自律存在(有可以自己做決定的自由),這三種力量可以穩定人類的生命存在。這就是靈性照顧的村田理論。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所謂靈性疼痛(亦即陷入找不到活著的意義、感覺到靈魂痛苦的狀態),是由於這三種力量中,一個以上以上的力量發生動搖所致。另外,即使喪失其中一種力量,也可以由其他力量來彌補,達到緩解靈性疼痛的效果。
卡爾.貝克(Carl B. Becker)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世界上最恐懼死亡的就是現代日本人。其中的理由,跟對來世的信仰逐漸變得淡薄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在日本人信仰的主流就是所謂的「無神論」,一般人都缺乏虔誠的宗教信仰。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能夠接納他們的「來世」已經消失。
只要相信有來世,在現世的死別就只是短暫的,今生的死別並非永遠,所以來世才會具有撫慰悲傷的強大力量。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某些宗教的教義,可能會比其他宗教更適合自己。所以不妨多接觸幾種宗教,互相比較斟酌。宗教應該是心靈的修行,透過宗教,每個人學習克己自律。
許多人都是等到死期將近時,才後悔沒有信仰宗教,然後才突然皈依某特定宗教。
會想要信仰宗教,可能是想要確認還有來世這樣的心願,希望在人生的最後,掌握生與死的意義。大家都像深怕錯過火車般急忙跳進車箱,有點難為情,但又半帶安心地自嘲為「天堂小偷」。
面對死亡時,並沒有貧富之分,在社會上名利雙收的公司大老闆,可能會大哭大叫。相反的,一個普通人卻可能平靜面對死亡。在人生中獲得越多的人,失去的也越多,所以到了最後,才會極力想抓住些什麼。
不過,到了終末期才開始著急尋求宗教力量,就算能到得了天國或來世,也很難說是否達到了心靈修行的目的。最理想的還是趁著身體健康時,多多認識、學習、思考生死觀,以及宗教問題。
人必須透過宗教,鍛鍊看穿事物本質的眼光。但是在生命只剩下幾個月時才開始做這件事,負擔可能重了些。
撇除先入為主的觀念,試著翻翻宗教書,或許會有意外的發現,也或許會因為領會到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煩惱和疑問其實都一樣,而覺得安心。所以,千萬不能小看宗教的力量。
理州上 2010年12月3日
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
墨子
墨子
孔子去世後沒多久,墨子出生於魯國,孟子誕生的時期,墨子去世。所以墨子是介於孔子和孟子之間的人,大約在西元前470年至西元前390年之間。
墨子出生於儒家大本營的魯國,自然也學過儒學,可是他對儒學不滿,認為儒學有許可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儒家的愛親疏有別,對越親近的人愛得越多,對越疏遠的人,愛得越少。其次,墨子認為儒家的禮樂過於繁瑣、過於重形式。
墨子最後拋棄儒學,自創門派。墨家集團規律嚴謹,首領稱為「鉅子」。有一次,一位住在秦國的鉅子,他的兒子犯了殺人罪。秦王很同情這個殺人犯,想饒恕他的罪,鉅子卻遵守墨家的規律,私下處死自己的兒子。
墨子思考天下為何如此亂?結論是人們沒有互相愛之故。很多人覬覦別人的財富,想據為己有。很多國覬覦別國的土地,想據為己有。如果大家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的家像愛自己的家一樣,愛別人的國像愛自己的國一樣,就不會有竊盜、殺人和戰爭。天下就會太平。因此墨子主張「兼愛」,也就是博愛,無差別的愛。
「愛」是什麼?墨子認為「愛」是利他。墨子的「兼愛」打破了「家」與「國」的樊籬、框框。
墨子並且主張「尚賢」,也就是無視當時的貴族階級,只要是賢慧的人,就予以重用,即使對方是工人或農人。這個主張在當時非常前衛。
墨子最重要的主張是「非攻」,也就是反對攻擊他國(為了抵抗侵略的武力行動則不反對。)名匠公輸盤為楚國製造雲梯,要攻打宋國。墨子聽到這個消息,花了10天趕到楚國,用他的智慧阻止了這場戰爭。墨子也站在經濟的立場,反對戰爭,因為戰爭妨礙生產,花費物質。墨子組織一批180人的敢死隊,專門幫助弱小、被侵略的國家,抵抗強大的國家。他們非常勇敢,可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墨家集團過著勤儉的生活,他們視夏王朝時的儉樸主義為理想。他們不唱歌、不奏樂,活著時,勤奮工作,死之後,簡單埋葬。他們認為從早到晚努力工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墨子主張「天志」,也就是天有意志。天喜歡正義、憎惡不義。墨子認為鬼神存在,對善惡施行賞罰。
對墨子的這種迷信主張,我不以為然,不過我想墨子是想用這種鬼神存在的說法,恐嚇一般愚夫愚婦,必須行善,否則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可說用心良苦。
所以墨子認為為政者應該承認鬼神能夠賞善罰惡,普遍向全國百姓宣傳。這樣才是真正治國利民的正道。因為如果大家都認為作惡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就沒有人敢做壞事。
墨子也主張「非樂」(反對儒家的形式性雅樂)和「節葬」(反對儒家的繁瑣葬禮,認為應該從簡)。
墨子還主張「非命」,也就是反對「命運之說」,因為人們喜歡將自己的失敗怪罪於「命運」。大家認為「命裡該富裕便富裕,命裡該貧窮便貧窮,命裡該長壽便長壽,命裡該短命便短命,無論怎麼努力,都沒有用」這樣的想法阻礙人們努力改善現況。例如農人明明自己偷懶,不努力工作,以致收成不好,卻怪罪於「命運」不好。暴君明明自己治國無方,以致遭到亡國的下場,卻怪罪於「命運」不好。「命運」成為失敗者的藉口。
墨子去世後,墨家便分裂。根據「韓非子」,墨家分裂成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派。根據「莊子」,這三派稱別派為「別墨」,爭奪鉅子之位。到了戰國時代末期,兼愛、非攻的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秦漢之後,墨家徹底衰頹。「墨子」原來有71篇,現在只有53篇還存著。「墨子」不是墨子一個人所寫,而是墨家學派集體的創作。
墨子的「兼愛」主張,和耶穌的精神接近。但是他的「非攻」,只是反對侵略別人,並不反對抵抗侵略,他甚至主動幫助弱小者抵抗強大者。這和耶穌反對一切暴力,主張不抵抗(如果敵人打你的右臉,就伸出左臉讓對方打),甚至「愛敵人」,為對方禱告相比,顯然墨子的道德境界稍微低了一層。即使如此,他仍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位。墨子是我最欣賞的中國古代思想家。
★昨天大同(2371)以漲停板收盤,真令人驚喜!
理州上 2010年12月2日
孔子去世後沒多久,墨子出生於魯國,孟子誕生的時期,墨子去世。所以墨子是介於孔子和孟子之間的人,大約在西元前470年至西元前390年之間。
墨子出生於儒家大本營的魯國,自然也學過儒學,可是他對儒學不滿,認為儒學有許可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儒家的愛親疏有別,對越親近的人愛得越多,對越疏遠的人,愛得越少。其次,墨子認為儒家的禮樂過於繁瑣、過於重形式。
墨子最後拋棄儒學,自創門派。墨家集團規律嚴謹,首領稱為「鉅子」。有一次,一位住在秦國的鉅子,他的兒子犯了殺人罪。秦王很同情這個殺人犯,想饒恕他的罪,鉅子卻遵守墨家的規律,私下處死自己的兒子。
墨子思考天下為何如此亂?結論是人們沒有互相愛之故。很多人覬覦別人的財富,想據為己有。很多國覬覦別國的土地,想據為己有。如果大家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的家像愛自己的家一樣,愛別人的國像愛自己的國一樣,就不會有竊盜、殺人和戰爭。天下就會太平。因此墨子主張「兼愛」,也就是博愛,無差別的愛。
「愛」是什麼?墨子認為「愛」是利他。墨子的「兼愛」打破了「家」與「國」的樊籬、框框。
墨子並且主張「尚賢」,也就是無視當時的貴族階級,只要是賢慧的人,就予以重用,即使對方是工人或農人。這個主張在當時非常前衛。
墨子最重要的主張是「非攻」,也就是反對攻擊他國(為了抵抗侵略的武力行動則不反對。)名匠公輸盤為楚國製造雲梯,要攻打宋國。墨子聽到這個消息,花了10天趕到楚國,用他的智慧阻止了這場戰爭。墨子也站在經濟的立場,反對戰爭,因為戰爭妨礙生產,花費物質。墨子組織一批180人的敢死隊,專門幫助弱小、被侵略的國家,抵抗強大的國家。他們非常勇敢,可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墨家集團過著勤儉的生活,他們視夏王朝時的儉樸主義為理想。他們不唱歌、不奏樂,活著時,勤奮工作,死之後,簡單埋葬。他們認為從早到晚努力工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墨子主張「天志」,也就是天有意志。天喜歡正義、憎惡不義。墨子認為鬼神存在,對善惡施行賞罰。
對墨子的這種迷信主張,我不以為然,不過我想墨子是想用這種鬼神存在的說法,恐嚇一般愚夫愚婦,必須行善,否則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可說用心良苦。
所以墨子認為為政者應該承認鬼神能夠賞善罰惡,普遍向全國百姓宣傳。這樣才是真正治國利民的正道。因為如果大家都認為作惡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就沒有人敢做壞事。
墨子也主張「非樂」(反對儒家的形式性雅樂)和「節葬」(反對儒家的繁瑣葬禮,認為應該從簡)。
墨子還主張「非命」,也就是反對「命運之說」,因為人們喜歡將自己的失敗怪罪於「命運」。大家認為「命裡該富裕便富裕,命裡該貧窮便貧窮,命裡該長壽便長壽,命裡該短命便短命,無論怎麼努力,都沒有用」這樣的想法阻礙人們努力改善現況。例如農人明明自己偷懶,不努力工作,以致收成不好,卻怪罪於「命運」不好。暴君明明自己治國無方,以致遭到亡國的下場,卻怪罪於「命運」不好。「命運」成為失敗者的藉口。
墨子去世後,墨家便分裂。根據「韓非子」,墨家分裂成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派。根據「莊子」,這三派稱別派為「別墨」,爭奪鉅子之位。到了戰國時代末期,兼愛、非攻的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秦漢之後,墨家徹底衰頹。「墨子」原來有71篇,現在只有53篇還存著。「墨子」不是墨子一個人所寫,而是墨家學派集體的創作。
墨子的「兼愛」主張,和耶穌的精神接近。但是他的「非攻」,只是反對侵略別人,並不反對抵抗侵略,他甚至主動幫助弱小者抵抗強大者。這和耶穌反對一切暴力,主張不抵抗(如果敵人打你的右臉,就伸出左臉讓對方打),甚至「愛敵人」,為對方禱告相比,顯然墨子的道德境界稍微低了一層。即使如此,他仍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位。墨子是我最欣賞的中國古代思想家。
★昨天大同(2371)以漲停板收盤,真令人驚喜!
理州上 201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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