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5日 星期日

汪精衛是「大漢奸」嗎?

我唸國中一年級的時候,班上有一位頭腦很聰明、成績很好的外省籍同學,名叫「汪億里」。班上一些調皮的同學,不知是出於妒忌的心理還是光只是調皮?常常稱他「汪精衛」,說他是大漢奸。我那時不知汪精衛是何許人物,當然無法把他和「大漢奸」畫上等號,只知道很多同學認為汪精衛是漢奸,現在回想起來,我想他們不應該擁有「汪精衛是大漢奸」這樣的知識,應該是他們的父母或長輩教他們的吧!可見得「汪精衛是大漢奸」的看法相當普遍。最近讀了一些有關汪精衛的書,覺得把他當成漢奸應該是錯的,為甚麼是錯的?讓我們來看看他的一生吧!
1937年,54歲的汪精衛對他17歲的女兒汪文琳說︰「現在爸爸在計畫的事,如果成功,中國的人民就會得到幸福,但是如果失敗,整個家族世世代代都會被別人批評,這樣你能接受嗎?」
結果汪精衛這句話的後半成為事實,後來他的妻子在牢獄中去世,孩子們分散在海外各地,汪精衛本人則背負「漢奸」的惡名,直到現在還被人辱罵。他期待過著幸福生活的中國人民,在日本投降後,還必須歷經長久的國共內戰,最後共產黨打贏了,他們還要面臨清算、鬥爭、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等重重試煉。
1925年2月24日,孫文臨死前,汪精衛寫了一份遺囑,在孫文的病榻旁,唸給孫文聽,看看孫文對這份遺矚是否滿意、是否有要增刪的地方?結果孫文說:「很好。」一字未改。孫文並於去世前一天,在遺囑上簽名。
國父遺囑如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筆記者:汪精衛   證明者:宋子文 邵元沖 戴恩賽 孫 科 吳敬恒      
                 何香凝 孔祥熙 戴季陶 鄒 魯
台灣各公家機關在開會前,經常要全體出席人員朗誦一遍的這篇「國父遺囑」,竟然是出於「大漢奸」汪精衛之手。國父遺囑的原作者汪精衛變身為「大漢奸」的過程是否有些啟人疑竇、不可思議?這個落差是否太大?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1883年-1944年 享年六十一歲),筆名精衛,由於他的筆名比原名還要有名,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汪精衛出生於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汪精衛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精衛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在精衛5歲時父親就開始教他認字。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精衛每天為他朗讀詩書。 汪椒特别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精衛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使幼小的汪精衛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精衛後來的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影響。
汪精衛13歲時,母親病逝,14 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精衛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撫養生活。1901年汪精衛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1904年,兩廣總督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 除了汪精衛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1904年9月,汪精衛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當時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汪精衛在日本的大學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這種情況使汪精衛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精衛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 汪精衛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
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精衛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那時汪精衛才22歲。
汪精衛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精衛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精衛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裡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捨之義。1906年6月,汪精衛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精衛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 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
不久,日本政府在清朝政府的壓力下,“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 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 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兩人陷入熱戀。陳璧君本來已經訂婚,但是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
另一方面,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也寫信給他哥哥,要求退婚並且如願以償。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像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由於革命黨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了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幹,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 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誌已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26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 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飢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說:「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汪精衛邀革命黨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與黃復生一起和他上北京,陳璧君當然也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當時有人半開玩笑地對陳璧君說:“ 妳有一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 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 ” 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
汪精衛等人到了北京,隱身在一家新設的照相館“守真照相館”內,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做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裡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
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剎海和后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裡,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
但是運氣不佳,事跡敗洩,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等人一舉抓獲。
負責審判汪精衛的是肅親王,在此順便一提,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女兒托川島浪速收養,這位肅親王的女兒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
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復生視死如歸,保護同志的常烘,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是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污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幹。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嘆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 汪精衛在獄中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辛亥革命後,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 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餘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之後,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加上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的。
1925年7月1日,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支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 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5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只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但1924年5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蹟,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污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 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
1923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隻國民黨自己的軍隊。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 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徵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志,北伐統一中國。 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是鮑羅廷相當自以為是,讓國民黨無法忍,要求蘇聯換人,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係極差,季山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並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麼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贊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復職”的呼聲四起。1927年2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復職。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 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火商,決不會像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 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面,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裡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1927年3月27日北伐軍佔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 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 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只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係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 “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
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面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4月18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不久,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 1927年6月1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國共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 国民党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台後,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後來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引起全民激憤。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但是中國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他變成了主和派。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同志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瓜。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 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 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 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 而汪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麼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 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抵抗呢?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像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洩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麼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
在1937 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運氣好的險勝,在1937 年的時候,誰能預測到往後日本會偷襲美國珍珠港,引發美日大戰?而且誰又能預測美國會發明原子弹,蘇聯會向日本宣戰?中國不過是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裡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麼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 是因為他們害怕背上賣國的罪名。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麼?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 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 如果不出現奇蹟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 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 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 “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 但藉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汪精衛決定私下和日本講和,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很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
後來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
1938年10月22日,汪精衛與週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 然後日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佔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佔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佔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佔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11月16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 ”但是蔣介石拒絕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1938 年11月12日,汪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
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1938年12月18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
12月19日,汪精衛夫婦、週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 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嘆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松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 “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 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5天後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雪上加霜的是龍雲的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
日本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佔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佔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佔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的人更加可靠。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志,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1939年8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 1940年3月31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 另一方面,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儘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繫,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只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復興之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 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佔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
1935年,在一場國民黨的聚會,會完要拍攝相片留念,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面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 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裡面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裡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嘆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用力地拔拉,鼻子裡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
1943年1月9日, 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還中國。 1
1943年2月2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復了原來的模樣。1943年以後,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裡? 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裡和重慶方面取得聯繫,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 1935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
但手術後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痺。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為彈頭取出後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 “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90%。1944年3月3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
汪精衛飛抵日本後,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裡。
但到1944年9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1944年10月,汪精衛的病勢轉危。11月10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 ,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20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汪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也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政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 不過陳璧君怕汪精衛的墳墓遭到破壞,因此將汪精衛的棺木外面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厚厚的一層墓殼,十分堅固。
1946年1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木,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長馬褂,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 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棺內沒有任何陪葬品,只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裡有一張3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這是陳壁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之後,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剷平後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許多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1994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罵。但到1999年1月, 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不明。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代主席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8月25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化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 但不久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
1945年10月3日,陳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 1946年4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 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
“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 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1946年6月3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 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 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 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台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1952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 1912年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時, 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 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 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8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
麥克阿瑟知道此事後,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國否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面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人滅口”。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 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裡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汪精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只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 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佈,汪精衛被蔣介石擺佈,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拼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罵。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在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30歲, 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30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像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只有汪精衛一人。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歷史人物扭曲了。
回到這篇文章的標題「汪精衛是大漢奸嗎?」,我的答案是「不是!」他不但不是大漢奸,而且還是一位悲天憫人、忍辱負重(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愛國愛民的大英雄。
甲午戰爭,清廷打輸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許多台灣人不願做日本的臣民,便擁戴唐景崧做台灣民主國的總統,並且向清廷求救,可是清廷根本不援助。唐景崧等人仍舊繼續抵抗,最後在傷亡多人之後,不敵日本大軍,才決定放棄抵抗。
唐景崧於6月4日化妝為老婦,帶著官銀先逃至滬尾 (現今台灣 淡水 ),後來乘德國籍輪船鴨打號(Arthur)棄職逃亡中國 廈門 。 丘逢甲得知唐景崧逃走,亦攜帶公款十萬兩逃亡中國 廣東 嘉應州 (現今中國 廣東 梅縣 )。
拿汪精衛與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相比,究竟選擇和平路線,以人民的身家性命為重,忍受暫時的屈辱,保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心態對呢?還是堅持抗戰到底,犧牲很多人命後,最後知道打不過人家,才攜捲公款﹙或許他們覺得留下鉅款給日本人用,不如拿走自己用好吧!?﹚趕緊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爛攤子對呢?
聰明的你,應該很容易判斷吧!

2009年2月5日 星期四

善後大王李鴻章

如果說曾國藩是反省大王,那麼李鴻章( 1823年- 1901年 享年78歲)應該可以說是善後大王。
腐敗無能的清朝經常捅出大婁子,最後總要李鴻章出面處理善後,像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事變等都是如此,所以說他是善後大王。
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也說︰「甲午戰爭是日本對李鴻章的戰爭。」日本舉全國之力和李鴻章打仗,這麼說來,甲午戰爭中國雖敗猶榮。
李鴻章是安徽省合肥人,24歲時考上進士,同年的進士當中,還有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
李鴻章在考上進士之前,就已經成為曾國藩的門生,曾國藩率領湘軍討伐太平天國軍時,李鴻章是其幕僚。
以當時清朝拔擢人才的制度來看,考上進士是先決條件,接著要看你的「老師」夠不夠力,再怎麼優秀的人才,「老師」不夠力的話,就會被埋沒。好在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很夠力。
太平天國的叛亂給了曾國藩躍上歷史舞台的機會,可是平定完太平天國,曾國藩功高震主,而且妒忌他的人很多,他嗅到危險的氣氛,因此他毅然決然解散湘軍,可是沒有了湘軍,萬一的時候,他就沒有靠山,因此曾國藩想到了一步棋——他的門生李鴻章。
由於曾國藩的推薦,李鴻章升任江蘇巡撫(省長),不止此,1862年開始,李鴻章還組織淮軍。李鴻章的淮軍完全複製曾國藩的湘軍。曾國藩並且把湘軍最優秀的幹部讓給李鴻章的淮軍。曾國藩打定主意要讓李鴻章保護他此後的人生。他並且寫信交代李鴻章:「無論發生甚麼事,絕對不要解散淮軍!」
李鴻章很敬仰老師曾國藩,甚麼事都模仿他,起床、睡覺、散步的時間都一模一樣。李鴻章似乎是曾國藩的縮小版,不過在機智上,李鴻章卻略勝一籌。
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後,與上海的外國人和外國軍隊接觸,漸漸打開他的眼界,他發現要挽救逐漸邁向衰敗的清朝,必須引進外國的科技,也就是要推動「洋務」。
主張只要引進西方科技的人稱為「洋務派」,主張不只要引進西方科技,還要引進西方制度的稱為「變法派」,李鴻章的立場是站在洋務派之左、變法派之右。
變法的風潮是在李鴻章去世後才出現,李鴻章在世時,洋務運動是主流,而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旗手。
李鴻章創設蘇州的西洋砲局,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南京的金陵機器局,天津的機器製造局等,都是製造武器彈藥的工廠,這些工廠的創設都強化了他的私人軍隊——淮軍。
此外,李鴻章還在上海設立船公司「招商局」,在天津設立開發能源的「開平礦物局」,同時也鋪設鐵路與電信。
李鴻章特別著重的是創建海軍,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國建立了北洋艦隊,這支北洋艦隊和淮軍一樣,他私人軍隊的色彩極濃。
李鴻章同時也兼任極高位的直隸總督,管轄首都北京及其周邊的軍事與行政。這個職位通常是由當代最有實權的人擔任。
當時的地方總督,除了直隸之外,還有兩江、陜甘、四川、閩浙、湖廣、兩廣、雲貴八個。直隸地位最高,但是兩江(長江下游的江蘇、安徽、江西各省)因為是天下穀倉,財政收入最豐富,因此也與直隸並駕齊驅。曾國藩自1860年以來一直擔任兩江總督,1868年轉任直隸總督。
1870年,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再度轉任兩江總督,空出來的直隸總督職缺就由李鴻章填補。直隸總督與兩江總督這兩個官位雖然難分軒輊,但是直隸因為比較接近北京朝廷,所以政治意味比較濃厚。曾國藩只擔任直隸總督兩年,便回到老窩兩江,可見曾國藩盡量避免太靠近政治中樞,以免惹來不必要的禍患。
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時是47歲,他一直坐這個位子,坐了四分之ㄧ個世紀,直到1895年。
曾國藩在1872年擔任兩江總督時去世,因此李鴻章時代可說從他就任直隸總督的時候就正式開始,曾國藩的去世是在這兩年後的事,李鴻章接收了該繼承的一切政治遺產。和全身是病的曾國藩比起來,李鴻章要健康得多。曾國藩盡量不碰政治,李鴻章卻不忌諱。
太平天國之後,擁有湘軍的曾國藩與擁有淮軍的李鴻章政治發言力變強,朝廷即使想拔除他們的勢力也無計可施,因為湘軍與淮軍對只聽他們主子的命令,其他誰都喚不動,以前可以用切斷武器與糧食的供給這招,可是現在這招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艦隊已不管用,因為他們的武器彈藥可以在自己的工廠製造,糧食也可自給自足,他們還有招商局可從事運輸業與貿易,軍餉可不靠中央政府。必要的時候,他們可以隨時獨立。
這已經是軍閥了。軍閥是因為國家的軍隊腐敗、不堪使用才誕生的,軍閥的老祖宗是曾國藩,可是他怕被世人批評,便把軍閥老祖宗的位子推給李鴻章。
李鴻章是成就軍閥的人物,他培養的軍閥叫做北洋軍閥。李鴻章去世後,他的繼承者袁世凱無法全部掌控軍閥,軍閥便分裂,並且演變成一場長期的混戰。
妒忌李鴻章的人知道想要把把李鴻章拉下馬來,就必須先把淮軍和北洋艦隊從李鴻章的手裡奪走才行,可是這太難了,必須出奇招,奇招就是對外戰爭,一旦清朝對外國打仗,就必須動用最強的淮軍與北洋艦隊,這兩支李鴻章的私人武力就會大傷元氣,這就達到削弱李鴻章勢力的目的,而且如果打敗仗,李鴻章還必須負起政治責任,這招真是太妙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軍閥好戰,可是這是個錯誤的印象,真正聰明的軍閥不喜歡打仗,因為打仗會耗損自己的武力。
以中日甲午戰爭來看,倡導主戰的人都是反李鴻章的廷臣,李鴻章自己反而不太願意開戰,這一來是因為他了解清朝還不是日本的對手,二來是因為打仗對他不利。
李鴻章擁有強大武力卻一直實施軟弱外交自有他的算盤。中法戰爭的時候,馮子材將軍和黑旗軍都打敗法國軍,李鴻章卻和法國簽訂彷彿是戰敗國的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那時候法國人簡直不相信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以為李鴻章不是收到錯誤的情報,就是頭腦有問題。其實李鴻章頭腦一點都沒問題,他知道戰爭再持續下去,就必須動用到淮軍與北洋艦隊,他必須讓戰爭早點結束,好保持自己的實力。李鴻章的政敵們在這場戰爭時,也拼命搖旗吶喊主戰。
中法戰爭結束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反李鴻章的重臣們,包括張之洞、李鴻藻(這人名字雖然跟李鴻章很像,可是兩人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翁同龢等人都強硬主戰。
中日甲午戰爭前,李鴻章曾經實施海軍演習,中國海軍的主力是北洋艦隊,其他南洋、閩洋、粵洋艦隊,規模都很小,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廣東的粵洋海軍派出三艘軍艦「廣甲」、「廣乙」和「廣丙」參加這次演習,可是演習才剛結束,就爆發甲午戰爭,廣東的這三艘軍艦就編入北洋艦隊,共同作戰。「廣乙」在前往朝鮮牙山的途中,被日艦擊沉,「廣甲」在鴨綠江作戰不敵日艦,在逃回大連的途中觸礁沉沒。剩下的「廣丙」則被日方俘虜。戰後,清朝的投降代表牛道給日方代表伊東祐亨文書寫道︰
「廣甲」、「廣乙」和「廣丙」原來屬於廣東,這從這三艘的艦名都冠上「廣」字就可知道。廣東省跟這場戰爭沒有關係,「廣甲」、「廣乙」卻慘遭沉沒,只有「廣丙」還殘留,北洋無顏對廣東,請看在廣東是局外人的份上,將擄獲的「廣丙」歸還給廣東。
這在日方來說,是很難理解的邏輯,好像日本與美國打仗,而北海道說這場戰爭是日本與美國的戰爭,與我北海道無關一樣。但是就清朝的想法,和日本打仗的是李鴻章的「北洋」,廣東的軍艦本來只是要參加演習而已,卻運氣不好,不小心捲入了這場戰爭。
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都是起因於清朝要維持越南與朝鮮的宗主權,這個宗主權歷史很久,法國和日本卻要切斷,所以清朝認為對方無理,道理和正義是站在自己這邊,所以強烈主戰的聲音高唱雲霄,李鴻章在這個人人皆曰「開戰有理」的氣氛下也不得不順從。
仗是打了,但是要盡可能減輕傷勢,保留元氣。
甲午戰爭其實是日本與李鴻章的戰爭,不過背後有李鴻章與清廷之間的暗鬥,非常複雜。
李鴻章在開戰前,因為知道清朝不是日本對手,因此努力與主戰派抗衡,希望能避開這場戰勝機會渺茫的戰爭。開戰後,他努力打,還是戰敗了。戰爭結束後,大家都說他外交軟弱,對日讓步太多,戰前、戰中、戰後,他都飽受批評,一般人的話,早就不幹了,但是他一直隱忍。
戰後, 1895年4月17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展開和談,李鴻章擔任談和全權代表赴日,他一方面想如何和日方討價還價,一方面想回國如何走未來的路。他的私人軍隊淮軍和北洋艦隊受重傷,奄奄一息,還好早日和談,總算一息尚存,但是回國後必須早日重建才行。
1895年 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團體“ 神刀館 ”的成員。 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李鴻章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 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 、 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 ,因此背上賣國罪名。傳說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後,立誓“終身不履日土”。 後來他於1896年環遊諸國,出訪俄國 、 德國 、 比利時 、 法國 、 英國 、 美國 ,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 返華途中,經橫濱港換乘輪船,他命人在兩船之間搭木板而行,始終不違背當日之誓言。 然而因為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

不想打的戰爭,被迫去打,打了敗戰還被迫要負起責任,這四分之ㄧ世紀以來,他一直坐在高位,沒有掉落過,但是說不定這次會被迫離開這個位子,而且已經年過七十,能夠東山再起嗎?可是我不願這麼就認輸!
李鴻章當時心中一定這麼想。
「眾矢之的,萬謗交集」和談後的李鴻章這麼形容他回國後的處境。
李鴻章私通日本!
有這樣的謠言流傳。也有謠言說李鴻章的親信私下賣武器給日本。之所以會有這些謠言,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中國不可能打輸小日本,為甚麼打輸?一定有人搞鬼。一定是李鴻章搞鬼。一般民眾無法接受中國戰輸日本的事實,他們要找個代罪羔羊,那就是李鴻章。其實李鴻章一開始就認為中國打贏這場戰的機會非常渺茫,開戰後不久,他在上奏文中比較中日兩國軍艦的速度,日本的軍艦較新,時速23浬,中國的軍艦較舊,時速最高15至18浬,海上交戰沒有勝算。
在同樣一則上奏文中,他說︰
光緒十四年﹙1888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的六年前﹚以後,我軍就一艘軍艦也沒有增加,丁汝昌和各司令官常常請求添購新式巡洋艦,可是我考慮到財政困難,都沒有上奏,這都是我的責任。
為甚麼李鴻章沒有要求添購軍艦呢?一個很大的原因或許是,北洋艦隊在性質上是他私人的軍隊。其實財政之所以困難,是有原因的,李鴻章的政敵,當時的戶部尚書翁同穌以慈禧太后大壽為由,剋扣了海軍衙門的軍費去修繕頤和園。海軍衙門所用於頤和園工程之款,大約為白銀三千萬兩。
曾國藩的時候,有謠言說他要篡王位,自己當皇帝,李鴻章的時候,就沒有這樣的謠言,頂多說他私通日本。為甚麼沒有謠言說李鴻章要當皇帝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清朝的政權掌握在女強人慈禧太后手裡,沒有人認為李鴻章可以扳倒強悍的慈禧太后。
過了七十才失去權力,這對李鴻章來講,是很難堪的事。但是李鴻章離開之後,清廷中央卻顯得笨拙不堪,惹出義和團事件的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慈禧太后不得不帶著光緒皇帝和諸大臣落荒而逃,逃到西安。這麼一來 ,就令人懷念起李鴻章的隱忍,懷念起他的「軟弱外交」。被降職到廣東擔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右臂慈禧太后叫回北京,再度擔任直隸總督,因為清朝需要他出面善後。
曾國藩有一位優秀的接班人李鴻章,可是李鴻章卻沒有滿意的接班人。李鴻章的徒弟袁世凱勉強把陸軍重建好,可是海軍卻找不到人材重建,直到清朝滅亡,北洋艦隊都沒有重建。李鴻章的遺產留給多人繼承,陸軍給袁世凱,外交給伍廷芳,實業給盛宣懷。
李鴻章是洋務派,雖然對西方頗了解,可是他在心理上卻屬於舊時代。他出國時,很擔心如果在外國死掉時,沒有好的棺材怎麼辦?所以出國時總是準備好一具棺材。當俄國新皇帝舉行即位典禮,李鴻章出席時,也是帶著棺材到莫斯科。
李鴻章在日本遇刺後,子彈因手術風險高而沒有取出。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 中俄密約 》,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享年七十八歲。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李鴻章去世後,清潮還繼續撐了十年才滅亡。
梁啟超 《李鴻章傳》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美國總統 格蘭特 (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 ,法國總理甘必大 ,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 (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禦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 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 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李鴻章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李鴻章這個巧婦在惡劣的環境下,已經表現得可圈可點了。

沒有成為皇帝的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872年 享年61歲),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
曾國藩是個酷愛反省的人,每天反省,每天檢視自己今天犯了甚麼錯、說錯了甚麼話,他甚至在日記上寫道:「今天白日就行房,實在不應該,今後要更謹慎一些。」他不僅寫「反省日記」,還和別人交換看,為的是要彼此勉勵琢磨,以提升修養,他寫了很多座右銘來警戒自己,他簡直是個反省大王,如果有「反省」或者「修養」這種科目,在歷史上,他鐵定考第一名無疑。
鴉片戰爭的兩年前,27歲的曾國藩考上進士。曾家在地方上並不是甚麼名門大戶,只是普通的農家,因此他考上進士,在地方上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他不但考上進士,還進了翰林院。同樣是進士,只有成績比較好的,才可以進翰林院研修,將來是高官的候補,成績差的就被派到地方當小官,很難到中央當大官。
道光29年,太平天國之亂的前夕,曾國藩升官到禮部右侍郎,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次長。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的母親去世,按照規定,他必需暫時辭官回故鄉服母喪。可是曾國藩服母喪還不到五個月,太平天國的軍隊就從廣西往北打,雖然無法打下湖南的長沙,但是卻攻陷湖北的武昌。江南一帶陷入恐慌,人人準備逃命。
這時,服母喪中的曾國藩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要他辦理團練,也就是組織地方義勇軍,來抵抗太平天國的來襲。曾國藩曾經擔任過兵部侍郎(國防部次長),並不不缺乏軍事經驗,但中央政府倒不是看中他的這個經驗,而是太平天國之亂已經燒到湖南,而曾國藩正好在湖南服母喪。
滿清的正規軍分滿人的「八旗」和漢人的「綠營」,「八旗」能夠打敗明朝,征服中國,照道理講,應該很強悍才對,可是滿清之所以能夠滅亡明朝,最主要是因為明朝經過長年的內亂,早已兵疲民窮,所以滿清才能輕易拿下明朝江山。事實上,打敗李自成的軍隊主力是吳三桂的漢軍,後來平定「三藩之亂」的也是漢人軍。本來就不強的「八旗」在征服明朝後,受到中央的許多優渥待遇,軍紀就更加弛緩,某位騎兵隊的長官居然不會騎馬,參加一年一度的秋季閱兵時,很多士兵都把重的軍裝交給雜役夫攜帶,自己到了閱兵現場再穿上。有一次要鎮壓白蓮教的叛亂,才四十公里的路,「八旗」居然花兩天的時間。滿人的「八旗」如此軟弱,漢人的「綠營」也不惶多讓,「綠營」的軍隊裡多的是鴉片的常習者。這樣的「八旗」與「綠營」如何鎮壓凶悍的太平天國軍隊呢?
曾國藩接到組織團練的命令後,就開始著手招募義勇軍,他招募的標準以年輕、體格健壯、樸實的農夫為上選,相反的,油頭粉面、有市井之氣或有衙門之氣的則不予採用。士兵們都把曾國藩當成自己的大家長,他們簡直變成曾國藩個人的軍隊。
曾國藩的徒弟是李鴻章,李鴻章的徒弟是袁世凱,袁世凱之後就是北洋軍閥。這麼說來,造成中國長期分裂的軍閥之祖正是湘軍的創始者曾國藩。
湘軍是曾國藩個人的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如果是國家的軍隊,政府可以隨時更換總司令,而不影響軍隊的運作,可是湘軍不能沒有曾國藩,一旦曾國藩不在,湘軍就不聽使喚。
1857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他必須服父喪才可以,可是湘軍鄭和太平天國軍隊正打得火熱,不能服喪太久,朝廷便准了他三個月的假。
可是僅僅三個月的時間,朝挺任命的指揮官卻命令不動湘軍。以小人之心來看的話,或許這是曾國藩要讓朝廷知道他曾國藩的份量,暗中下令要湘軍不要聽朝廷指揮官的命令。不,就算他沒有暗中下令,他的部下也會體察曾國藩的意思,故意不聽朝廷指揮官的命令。
湘軍和太平天國軍死戰了十二年,最後終於攻陷被太平天國佔領的南京(太平天國稱其為天京),消滅清朝創建以來最大的叛亂。
湘軍太厲害了!湘軍太強了!大家心裡都有數。朝廷中自然有人認為這對清朝是一大威脅,必須設法從曾國藩手中拿走湘軍才行。這麼強的軍隊應該歸國家所有,怎麼可以成為曾國藩一個人的軍隊呢?
事實上,曾國藩應該早就嗅到這樣的政治氣氛,所以他利用父喪的時機,告訴朝廷︰我曾國藩和湘軍是一體的,沒有曾國藩,就沒有湘軍。他用湘軍保衛了清朝的政權,也用湘軍保衛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曾國藩平定了清王朝創建以來最大的叛亂,他是清朝創建以來最大的功臣,所以朝廷頒給他一等侯,漢人被頒一等侯的寥寥可数,即使是清末最大功臣李鴻章生前也只被頒予一等伯,去世後才被追贈一等侯。
曾國藩雖然爬到最高位,但是他必須提防朝廷的猜疑和同僚諸臣的妒忌。
當湘軍在武昌擊敗太平天國軍時,咸豐皇帝非常高興,可是軍機大臣卻告訴他︰「匹夫居於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
這位姓祁的軍機大臣是漢人,漢人尚且對曾國藩懷有戒心,何況是滿人大官?
對他們來說,拯救清朝的不是滿人,而是漢人,這不僅是妒忌的問題而已,而是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
反省功力強人一等的曾國藩當然知道這個險峻情勢,他最怕的不是大臣的妒忌,而是皇帝的猜忌,皇帝一旦下令賜死,一切就完了。
王朝具有真正實力的人常常廢除皇帝,也就是篡位,自己開創新王朝。
實力第一的王莽篡漢,實力第一的司馬炎篡魏,實力第一的楊堅篡北周,實力第一的李淵篡隋,實力第一的朱全忠篡唐。尤其這個朱全忠,平定黃巢大亂,掌握軍權,跟平定太平天國掌握湘軍的曾國藩狀況非常類似。
曾國藩奪取清朝的天下,自己當皇帝,開創一個新王朝如何?
對熟悉歷史王朝興亡的中國人來說,腦海裡會浮現這樣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一點兒也不突兀。事實上已經有謠傳不久會出現曾王朝。
清朝的正規軍隊打不過太平天國軍,連戰連敗,湘軍一出動,就擊垮太平天國軍,所以清朝的正規軍隊絕不是湘軍的對手,這樣的邏輯連三歲孩童都懂。
如果曾國藩對皇帝的寶座有興趣,成功的機率應該遠超過失敗的機率。他只要率領湘軍在鎮壓完太平天國後,乘著勝利的氣勢,直攻北京,紙老虎般的清朝一定迅速瓦解。後世的史學家不少論及這個可能性。曾國藩不但有這個實力,而且他還師出有名。住在中國的大部分居民是漢人,統治者卻是外來的少數滿族。後來二十世紀初期的革命家們不是喊出「滅滿興漢」的口號嗎?這句口號不是打動許多人的心嗎?曾國藩是漢人,他有充足的立場喊出這樣的口號,他師出有名,正義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他不但有實力當皇帝,而且在道德上沒有任何瑕疵。
當曾國藩討伐太平天國時,他發布出著名的「討粵匪檄」,希望激起民眾的同仇敵愾。在這篇文告裡,他述說征討太平天國的目的是因為太平天國破壞了中國數千年的禮義人倫、詩書典則。這豈止是大清之變,而且是開天闢地以來名教的奇變,孔子、孟子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了,必定痛哭。讀書識字之輩,豈能袖手旁觀?
換言之,太平天國借用外來的宗教——基督教,破壞我國的孔孟禮教,所以該消滅。同樣的邏輯,外來的種族統治我國,也應該推翻才對。所以這篇檄文的基本精神也可以用在「討清」上。
在同一篇檄文裡,還有「報百萬生靈枉死之仇」的句子,可是當時加害老百姓的與其說是太平天國軍,倒不如說是清朝官兵,當時民間有一句話「避官迎賊」,可見老百姓怕的是官兵,不是太平天國軍。因此檄文中的「報百萬生靈枉死之仇」也可用在「討清」上。
既有實力,又站在正義的一邊,曾國藩為甚麼不推翻清朝,自己當皇帝,開創一個新的王朝?
原因可能有下列幾個︰
第一, 他可能認為自己不是創建新王朝的料。一個經常反省的人,總是會拿放大鏡看自己的缺點,這個也不好,那個也有待改進。所以想要成為一世梟雄的人最好不要像曾國藩一樣經常自我反省。
第二, 他的健康有問題。他會氣喘,稍微話說久一點,就喘不過氣來,根本無法作長篇的演講。而且他三十五歲後,頭皮就罹患疥癬,只要氣溫一高,頭皮就發癢,根本無法戴皇冠,光是想起要戴皇冠,他頭皮就發癢,長時間戴皇冠簡直要他的命。他也罹患失眠症。眼力也不好,五十歲以後,視力開始減退,六十歲時,右眼失明。他在日記中寫道︰「讀書過度,與下圍棋過度是原因,今後要謹慎。」
總之,他身體一大堆毛病,他比誰都清楚。或許這點讓他打消當皇帝的念頭。
曾國藩周邊的心腹一定有人勸他推翻清朝,自己稱帝。可是反省大王的曾國藩卻怎麼也下不了這個決心,周邊的心腹只能扼脕長嘆。
「你不推翻他們,他們也會對你有戒心,遲早會對你開刀!」
周邊的心腹一定有人對他這麼警告過。可是曾國藩老早就想到這點,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向朝廷明示他沒有野心。
可是曾國藩再怎麼大聲喊他沒有野心,只要湘軍存在一天,朝廷就會猜忌他一天,猜忌的最大原因是來自「湘軍」。曾國藩左思右想,最後決定解散湘軍,以一勞永逸。
可是聰明的曾國藩必須顧慮到萬一的狀況,所以他把湘軍的優秀幹部讓給李鴻章的淮軍,並且告訴李鴻章:「絕對不可解散淮軍。」
實力第一的曾國藩樹大招風,會受到朝廷猜忌,可是李鴻章暫時還不會,所以曾國藩就在李鴻章的淮軍裡暗埋了湘軍,以備萬一的狀況。
曾國藩生涯的兩大事業,一是平定太平天國,挽救搖搖欲墬的清朝。二是培養了接班人李鴻章。曾國藩培養李鴻章一來固然是為了國家,二來也是為自己先買一張保單。
1872年,曾國藩病死於南京,將歷史的舞台讓給他的分身李鴻章。李鴻章處處效法他的老師曾國藩,例如早晨五點起床,每天早上練三十分鐘的書法等。
李鴻章除了淮軍之外,也創建北洋海軍,他的實力應該不下於曾國藩,可是他和他的老師曾國藩一樣,一絲絲也沒有當皇帝的野心。
接李鴻章的棒子是袁世凱,袁世凱就不同了,他想當皇帝,而且想得要死,可是時代不同了,已經不是當皇帝的時代了,袁世凱卻沒看清這點,弄得身敗名裂,遺臭千古。曾國藩、李鴻章可以當皇帝而不當,袁世凱不能當皇帝卻硬要當,其中境界的高低一目暸然。
國共兩黨的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本來是死敵,卻不約而同高度評價曾國藩。 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 即使是在毛澤東晚年,他還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介石對曾氏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 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桌上,終生拜讀不輟。 據說,他點名的方式、靜坐養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國藩。 曾國藩的個人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為舊時代殉死的人——王國維

當時代在轉換之際,也就是從舊時代轉換到新時代的時候,少部分聰明絕頂、反應靈敏的人,總能夠站在時代的尖端,帶領眾人往前衝,甚至創造時代風潮,孫中山就是屬於這種人。絕大部分平凡的你我就只能跟著時代變化的腳步,隨波逐流。但是最糟糕的是有一部分人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他們眷戀舊時代,懷念舊社會,認為今不如昔,明天會更壞。王國維﹙1877—1927 享年五十歲﹚就是屬於這第三種人。
王國維是浙江省人,1894年18歲時,他參加鄉試,不幸落榜,三年後再度挑戰,再度落榜。對18歲的王國維來說,這年真是失意的一年,因為不僅他個人名落孫山,他的國家和日本打仗也打輸了。
王國維知道中國之所以輸給日本,是因為日本採用新的「學問」,而中國仍舊拘泥於舊的「學問」之故。他也想學習新學問,可是在浙江學不到,必須出國遊學才行,但是他家貧,沒錢出國唸書。連去一趟北京對他們家都是一大負擔,如果是上海,還行得通……
王國維這麼想。上海離故鄉頗近,而且上海有租界,租界就是外國,既然如此,上海一定有新的「學問」。1897年,他第二次考鄉試落榜後,便對科舉死了心。1898年,也就是百日維新失敗的那一年,王國維前往上海尋求新學問。他在杭州崇文書院的同學許默齋,當時在上海「時務報」擔任書記,許默齋因故辭職,便推薦舊友王國維接替他的職缺。「時務報」是梁啟超和黃遵憲等人在上海創辦為宣傳變法的機關報。
同一時期,羅振玉等人在上海組織「農學會」,翻譯日本有關農業的書籍,可是他們找不到通日語的人才,為此,他們創設「東文學社」,想培養日文人才。王國維一邊在「時務報」工作,一邊在「東文學社」學日文,但是不久就因為生病回家鄉療養三個月,在這期間發生很大的變化,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作鳥獸散,亡命日本。變法派的機關報「時務報」自然關門,王國維也就失業了。
1901年,在羅振玉的援助下,王國維前往日本留學,那時候,王國維已經25歲,不僅有妻,而且有子。在東京,他白天學英文,晚上在物理學校(現在的東京理科大學)學數學。但是由於腳氣病之故,他在日本的留學生活第二年就結束了。
可是王國維學了日文又學了英文,而且在東京生活了一段期間,就當時中國人的水準來說,他算是比較有世界觀的人物。
王國維把他學到的新「學問」用在國學上,當時理解西洋學問的人並不少見,但是能把西方學問活用在中國傳統學問上的只有王國維一人。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談到了治學經驗,這是膾炙人口的一段話,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受到羅振玉的影響很深。王國維從日本留學回國後,當時羅振玉擔任上海南洋公學的分校校長,王國維就擔任他的助手。1903年,羅振玉推薦王國維到通州的師範學堂擔任講師。1904年,羅振玉擔任江蘇師範學堂的監督,又把王國維叫去擔任教師。1906年,由於學部尚書(教育部長)榮慶的推舉,羅振玉到北京擔任學部參事,王國維這時也跟著羅振玉一家上北京,住在羅振玉家裡。
羅振玉是個復古主義者,認為今不如昔,王國維跟羅振玉久了,不知不覺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復古主義者,認為古老的中國一切都是美好的。
1911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可是王國維無法認同中華民國。他最嚮往的是堯舜的時代,即使不回到那麼古老的時代,也不贊同用共和制來取代帝制。他寧願做清朝的臣民,也不願做中華民國的國民。新的共和國把一切舊制度都改了,包括滿清習俗的辮子,人人都把辮子剪掉,但是王國維就偏偏不剪,他是清朝的遺民,辮子就是象徵。遺民也不能領新政權的薪俸,所以他跟羅振玉前往日本,在日本,他們選擇的不是熱鬧繁囂的東京,而是古寺林立、文藝盎然的千年古城京都。他在京都住了五年,埋首古代史、地理、金石、甲骨文等的研究。他的腦子越來越向古代中國靠近,而海的彼岸卻愈來愈成為新的中國,悲劇的種子已開始萌芽。
1916年,王國維結束京都的生活,回到中國。這年,袁世凱的稱帝美夢失敗,急死。1917年,王國維擔任倉聖明智大學的教授。1923年,王國維應廢帝溥儀的招聘,到紫禁城的「朝廷」作官,俸給相當於五品官,他早上在景陽宮整理調查宮裡的藏書,下午則在自家研究學問。
1924年孫中山宣佈北伐,而馮玉祥則發動政變,將廢帝溥儀趕出紫禁城。溥儀帶著妻妾宮女和宦官,乘坐五輛汽車,離開紫禁城,王國維自然也跟著眾人離開。
共和國政府不准溥儀再稱為皇帝,支付給他的歲費也減少成50萬元,只夠養周邊的妻妾宮女和太監,當然無力供養王國維這樣的學者。溥儀被趕出紫禁城,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死,但是被人救起,王國維自殺未遂,從那以後,家人就嚴密看管他,怕他又想不開。對王國維來講,皇帝被人從祖先住了二百數十年的紫禁城趕出來,是莫大的恥辱。
對王國維來說,北方軍閥的粗暴作風雖然令他難受,可是比起南方先進的革命軍,保守封建的北方軍閥似乎還可忍受,偏偏面對南方革命軍來勢洶洶的北伐,北方的軍閥一一垮台。1927年2月軍閥孫傳芳戰敗,北伐軍佔領上海和南京,並且持續揮軍北上。大家心知肚明革命軍快統一中國了,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1927年6月2日早晨,王國維坐人力車到頤和園,在頤和園內的昆明湖旁吸菸,然後投湖自殺。之後人們在他遺體的衣內發現一封遺書,遺書內容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是怕被北洋軍閥趕出紫禁宮的屈辱,在南方國民黨的統治下,又重演類似的戲碼?還是怕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變化,寧願為他嚮往的舊時代殉死,表示他的抗議與意志?或者兩者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