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9日 星期一

非議歷史(9)

非議歷史(9)
西元1601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數經周折,終於來到北京,從此翻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最擅長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最讓士大夫們大開眼界的,是利瑪竇向人展示出一幅用中文標注的世界地圖,他們獲知中國不僅不在世界中央,而且僅僅只是世界東部的一部份。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與利瑪竇交上朋友後,在利瑪竇的指導下,重製了一幅世界地圖,這就是我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利瑪竇又與徐光啟、李之藻等數學家合作譯撰成「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勾股義」等書。
在1669年之後,西方科學遇上了一位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明君」,即清初的康熙皇帝。這位「英明之王」不僅偏好「西洋奇器」,而且認真地加以學習鑽研。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他興趣盎然,離開北京到暢春園時,仍然要西方的傳教士為他每天講解。康熙對西學的鑽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代數、幾何、力學、光學、化學、工程、西醫、生物學和音樂等諸方面。他還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驗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後,效果良好,立即推廣到蒙古。為瞭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還親自解剖了一隻冬眠的熊。他還站在河邊向水利官員講解如何計算水的流量。他甚至還在中南海豐澤園內試驗起雜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雜交之父」袁隆平還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組織的兩項全國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響深遠。一是組織全國優秀的天文數學家,編了一部我國科技史上具有很高價值的天文數學樂理叢書「律曆淵源」;二是組織人實地勘測繪製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它是我國第一次用科學方法繪製的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西歐各國所有的地圖更好,更精確。與此同時,他通過傳教士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交換禮品。
可惜,他在博覽經史之書後,奉行了一條傳統上的「內聖外王」的治國原理,把儒家設計的「堯舜時代」的政治道德藍圖當作理想去追求,完全看不到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工業革命。
為了加強君主集權統治,他對內強化封建專制,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他重農輕商,致使明末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對外則閉關自守,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後。他在竭力開創盛世局面時,其實已經走上了與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的道路。所以,他的這種學習研究也止於他個人的偏好,他並沒有因此而設科學方面的科目來開科招考進士。
幾乎與中國的康熙同時代,俄國也出了一位「奮發有為之君」,他就是彼得大帝。彼得大帝為了讓俄國趕上西方,同樣身體力行地學習西方知識。他曾扮成士兵,夾在留學生中去荷蘭造船廠學習造軍艦和駕船技術,冒充學者到英國拜訪牛頓,還和著名數學家佛哈森攀上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們討論科學方面的問題。
等他學成歸國後,立即加以發揮,於是乎,俄國有了報紙、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院、造船廠、海軍基地。不久,一座「集歐洲所有城市的精妙於一身」的新首都——聖彼得堡出現了,俄國迅速融入西方文明之中。
彼得和康熙的區別其實很簡單︰康熙只是將西方科學技術當作一種「奇技」,他學習的動機和目的多數是出自於自身愛好和炫耀,彼得大帝則是將整個西學(包括科學技術、人文制度)作為「富強之道」,其學習的動機和目的是讓整個國家振興!
清末明初,中國出現了三個大思想家,即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他們的思想都具有相當的啟蒙意識。
顧炎武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意識和玄學思想,特別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在學術上開一代之新風。他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表面上仍然是繼承儒家精神,實際是批評當時儒生追求不切實際的學風、清議和空談,強調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他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這種民本思想本來很容易發展成相當於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眾治」主張,即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由此,提出了一個最有名的口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這裡的「國家」,已經被曲解成某個統治者所擁有的「江山」了。
另一個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果按西方的標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夠格的學院派哲學家,他對宇宙和歷史形成與發展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其著作充滿哲學語言。他強調世界是物質的,一切道理(規律)皆產生於物質運動,因此,歷史是前進的,僅此一點,他將沉寂已久的先秦荀子的進化歷史觀發展到頂峰。他認為一切知識來源於實踐(『行』是『知』的基礎)。他也認為工商業和農業一樣,都是可以創造財富。
這三人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黃宗羲。現代很多人把他稱作「中國思想啟蒙之父」。原因是他能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其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明夷待訪錄」一書共十三篇。「明」是光明,「夷」是損傷之意,這個書名的意思就是光明受到傷害(指責當時黑暗的社會),等待賢者來訪。該書通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思想。
「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黃宗羲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歷史從周朝開始,都是亂世,並指斥這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專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女子,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天下之大害者」。他斥責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整個一部「明夷待訪錄」可以與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相比美。只可惜他對民主論述還不夠明確,對如何實現民主也就無從談起。他的參照系還是「上三代」。看完他的書,似乎最好的制度,也只能來源於「天生一個明君」。
康熙和乾隆軟硬兼施地剝奪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使得明末清初時出現的一點點啟蒙之光,迅速熄滅。東西文明從此交錯而過,一邊是衰退,一邊是強盛,挨打的命運終於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
鴉片戰爭一聲砲響,中國開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有思想的人都在想︰「為什麼會這樣?應該如何面對、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看透這個問題,提出最大膽想法並全力實踐的人是洪秀全。以他為代表的一班造反者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出在統治者身上,那是一群只知剝削壓榨老百姓的吸血鬼。在他們心目中,滿清人和外國人沒有區別,都是異族,都是「妖」,前者叫「清妖」,後者叫「洋妖」。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在文化上,這個落第的秀才還看到了實質——儒教統治。於是,他們把孔子也列為「妖」。
李鴻章們苦心創辦、訓練三十年,終於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海軍——北洋水師。可是,在1905年,這個強大的水師遇到日本「世界第十三」的海軍進攻時,竟然全軍覆沒!直接的原因一目瞭然︰腐敗者所辦的軍工廠裡,生產的絕大部分是啞彈!(待續)
★休息一下後,華通又再度發動凌厲攻勢,以漲停板收盤,令人欣慰。
理州上 201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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