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議歷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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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開元時有了世界第一張報紙「開元雜報」,圖文並茂,其內容是皇帝的行蹤和朝中各種事件。
唐代是宗教自由的時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唐代沒有統治性的政治哲學,他們的政治者搖擺於道家的黃老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之間。
在唐代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中央政府分權制度,中央政令出於中書省,對此皇帝只能同意或否決,不能更改改。門下省管封駁,可以封回皇帝批准的詔令。即使到了晚唐天下大亂,皇帝想要私自封兩個官,也被視為「亂政」,被群臣所不齒。唐太宗曾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又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這種思想隱含了法律至上的內容,使君主受制於法,而非法受制於君主。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代法律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典範,也是當時及後世整個東亞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源流所在。
李白詩歌的精神是盛唐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時代精神。李白詩歌的精神為︰
第一, 對自由的歌頌與渴望。
第二, 對「偉大」的推崇與激賞。
第三, 理想的高遠。
唐詩是中國文化最大的驕傲。我認為中國文化有兩座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貢獻,一個是唐詩,一個是中醫。
唐玄宗李隆基是歷史上罕見的集政治家與藝術家於一身的帝王,在他的大力推崇下,音樂與舞蹈藝術在玄宗一朝達到了古代中國藝術成就的最高峰。
唐代婦女的地位也是空前絕後的高。
近來史學已經證明了下列事情︰
第一, 高力士並非一個大壞蛋,他似乎沒有說過什麼「忠臣良將」的壞話,更沒有像漢朝、明朝一些大太監那樣專權。
第二, 楊貴妃也沒有諂毀過大臣,更沒有干預過朝政。
眾所周知,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在宋代完成。
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大力推行「崇文抑武」政策,還「重農抑商」,又大搞官營,打擊民營經濟、迫害商人。
中國文化的轉折點就在宋朝。
中國歷史在盛唐的「復興時代」之後,沒有像西方一樣,進入一個「啟蒙時代」,而是進入了「逆動時代」。
「崇文抑武」在宋之後的元朝得到大力提倡。朝廷下令,禁止民間練習武藝、禁止射箭、禁止擁有各類武器、禁止集會、禁止打獵。與此同時,他們重開科舉,而且指定只以講「忠孝」的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明、清兩朝對此做好,更是「全盤接收」。既如此,文人帶兵,也就順理成章了。
趙匡胤發明的「文人帶兵」之基本國策,是中國此後「逆動時代」的一個大開端。
朱元璋在殺了兩名宰相後,乾脆就不再設宰相一職了,從此皇帝獨攬百官。「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忙不過來,就找人幫忙,幫忙的人是身邊的僕人和秘書,前者叫宦官,後者叫大學士。
宋朝在權、兵、錢、法等幾個方面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但是如此集權的惡果為北宋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明、清都基本上沿用這些制度,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同時,西方各國在文藝復興後逐漸走上一條「虛君制」(君主立憲制)之路。我們的這段歷史是不是「逆動」?
宋朝人自稱為「大宋帝國」,其實,宋朝根本沒有一統過江山,相反,它始終擺脫不了割地、賠款、進貢甚至稱臣的命運。先是遼,後是金,再後是元,直至為元所滅。
趙匡胤說︰「天下一家,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這句話一語道破中國歷史的一個玄機︰天下只能由一個人「家天下」。所以,中國走向統一的辦法,只有用武力解決這條路。
明代對官員的苛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低報酬。明代的反貪力度可以說是中國歷代中最大的,可是,貪贓枉法前仆後繼,結果,明代的貪污腐敗在中國歷代中,也是人員數量最大、貪污數額最多的,有的貪官家產可抵得上國家數年的財政收入!
二是極度不信任。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代表皇帝行使監察權。到了明成祖時,他對錦衣衛又不放心,在太監隊伍裡設立了一個「內廠」(分東廠、西廠)。
明代的太監隊伍極其龐大,最多時,太監人數達十多萬人!這些太監成為比官員更腐敗的人,因為他們的權力更大。明代最大的兩個貪官劉瑾和魏忠賢,便都是太監最高首領。
宋朝立國之後的近一百年時間裡,朝廷一般並不過多干預和管制民間商人的經濟活動,民營經濟獲得了空前自由的發展空間。當時中國鐵的年產量已達十七萬噸,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夕(西元1640年)的三至五倍,相當於十八世紀整個歐洲總產量。也就是說,中國在那個時候,在經濟層面上已經具備了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但是這個局面卻被金人大舉南侵以及此後的蒙古鐵騎南下所破壞。
但是,經濟之所以受打擊的根本原因,乃是朝廷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其中在北宋,以「王安石變法」最具代表性。
王安石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可是他和中國很多偉人一樣,人格偉大的另一方面,卻是「功業」的反動。王安石變法的起因是中央財政十分困難。
王安石實行「平準法」的結果是與民爭利,窒息民間商業。這種以官代商的辦法,被明朝全盤接受。明朝打擊商人,完全是為了加強皇權統治。朝廷認為「富可敵國」是一種巨大危險,直接威脅朝廷政權。所以,最好是消滅富戶。而且他們發現沒收商人的財富,不僅可以得到貧窮老百姓的支持,還能為朝廷增加額外的收入。
到了清代,商人們開始學精明了。其中以徽商和晉商為代表,方法是官商一體化,這樣,就有了所謂「紅頂商人」。
「理學」和「心學」基本拋棄了儒家關於人性、民權、獨立思考方面尚存在的一些積極的東西,使儒學進一步走向保守、落後、反動。理學誕生於一個積貧積弱的衰世(北宋末、南宋初),心學誕生於一個走向全面內斂的變態王朝(明朝)。
北宋年間,以邵康節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受到道教神秘主義、佛教禪宗的影響後,以「易經」為標幟,形成了一門猜測天地、預知未來的學術。到了南宋之初,朱熹則借用了這些學術的很多方法和名詞,高標儒學經典「四書」,形成了不是神學的神學——理學。
「政教合一」的專制造成中國知識份子走向淪亡。他們想的只是如何成為儒教「道統」上的一個環節。宋儒張載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將這個現象一言以蔽之了。
朱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所做最大的一件事是在廬山建白鹿洞書院。他親自制訂「白鹿洞書院教規」,內容主要有︰教育目的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其中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等學習方法和治學原則,在今天仍然具有適應性。可以說,這部「教育綱領」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它不僅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
宋代出現理學,有三大基本條件,第一,朝廷提倡儒學,也提倡佛教、道教,皇帝們已經認識到這三者都有利於奴化百姓(即所謂『精神鴉片』)。第二,因為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待遇好,這些文人閒來無事,就開始研究起「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第三,由於紙的發明和印刷術的出現,購書、讀書、著書在當時物資條件下變成一件比較容易的事。
二程提出「天理」的概念,朱熹要人們去認識這個天理,其途徑是「格物」(就是對著一事或一物進行專注地觀察、思考、探究),因為他認為萬事、萬物中都包含著天理。朱熹認為古代的聖賢們已經認識了很多「天理」,其中孔子、孟子認識得最多,四書五經已經把天理講得相當透徹了。他的一句名言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就是孔子)。由此,他認為認真讀孔孟等聖賢的書,也是知曉天理的一條重要途徑。由此可見他學術理論的保守性!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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