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3)
亞爾特霍夫雖然拼命地設法增加大學教授職位,可是很意外地,大學這邊似乎不太歡迎。當時德國大部分的大學,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都只有一位正教授。例如,物理學只有一位物理學正教授。化學也學只有一位化學正教授。理由之一是,增加一位正教授,就必須增加龐大的預算。尤其是自然科學系更是如此。每一位自然科學系的正教授都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他們與招聘的大學交涉時,會詢問對方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實驗室,作為決定去或不去的參考。同時他們也與現在任職的大學交涉。如果現在任職的大學願意提供比招聘的大學還先進的實驗室,他們就會選擇留下。
政府由於預算的關係,規定原則上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只能有一位正教授。每一個專門的領域,也只能有一個實驗室。那麼在只能有一位正教授的情況下,正教授太過忙碌怎麼辦,解決的方法是在正教授底下增加助手。
通過「教授資格考試」的研究員,就具有「私講師」的身分,就可以在大學自由開課。這是中世紀以來的傳統。不過「私講師」與正教授有極大的不同。正教授是國家的官吏,領國家的薪俸。「私講師」不是國家的官吏,也不是大學的職員。完全是私人身分。因此他們既不領國家的薪俸,也不領大學的薪資。只是在當時的德國,「私講師」可以向前來聽課的學生直接收取聽課費。到19世紀中期為止,任何系的聽課費一律3馬克。也就是每個星期一小時的課,聽一個學期(半年),要支付3馬克。
可是到了1890年代,各系之間有了差距。最貴的是醫學系,聽課費30馬克。最便宜的是神學系,聽課費依然是3馬克。不過,去聽「私講師」上課的學生不多。因此「私講師」的收入微少。若只靠這個收入,根本無法養家。因此很多「私講師」必須另外打工賺錢。有人到高中兼課,有人寫雜文賺稿費。如果擔任助教,每月多少有些固定收入。而且如果是理科系,與其擔任「私講師」在教室授課,不如擔任正教授的助教,在實驗室幫忙,還對自己的研究有幫助。不過助教的薪資很少,1890年代時,助教的年薪為1200至1500馬克。比高中教師還少。
正教授與助教的差別不僅在薪資的多寡,更在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對一位研究者而言,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關係自己的學術生命。因此當時德國大學的校園流傳一句話:「只要能夠當上正教授,就算在整個德國跪著走也值得!」
對想要當上正教授的研究者而言,教育部負責人事的亞爾特霍夫是他們的「命運主宰」。亞爾特霍夫待在教育部的一間辦公室,在全德國布置資訊蒐集網,蒐集學界對每位研究者的評價。亞爾特霍夫時常把研究者叫到辦公室詢問各種問題。許多研究者都覺得沒有人比亞爾特霍夫更能尖銳地洞察人性。對這點,有些研究者予以肯定評價,有些研究者卻覺得恐怖、厭惡。而且亞爾特霍夫把研究者叫到教育部,時常讓研究者枯等數小時。一位研究者Kaiser寫道:「我如約定在上午9點抵達教育部,在一間沒有暖氣的房間等待到下午4點。我忍不住前往亞爾特霍夫的住家,但是他不在家。我只好回教育部。不久見到了亞爾特霍夫。他一開口就大聲問:『你怎麼無法等待?』」枯等的人不只限於年輕的研究者,連學界權威Fischer也等過。而且還等過兩次。第二次時,Fischer再也忍不住,便自行回家。亞爾特霍夫後來問他為何自行回家?Fischer回答說:「你的時間很寶貴,我的時間也很寶貴!」
據Sombart說:在亞爾特霍夫面前的人,無論是教授、研究所所長、助教或講師,都必須立正站好。
柏林大學的哲學正教授Paulsen(1846-1908)說:「亞爾特霍夫常常遭到指責,那些指責並非無的放矢。亞爾特霍夫的待人態度一點也不紳士。他急性子、欠缺耐心、自大、容易激怒別人。」
Paulsen被旁人認為是亞爾特霍夫的心腹、智囊。他一直到48歲為止,都擔任助教。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正教授,完全是靠亞爾特霍夫提拔。因此他對亞爾特霍夫的批評應該相當可信。
德國歷史學家Breisig(1866-1940)嚴厲批評亞爾特霍夫,說他「憑藉官職的權力,踐踏依賴他的人的人格。」Breisig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的「私講師」。1896年,30歲時,成為助教。直到1923年,57歲時,才成為正教授。
事情發生在1898年,Breisig剛擔任助教兩年後。在此數年前,柏林大學的助教Delbruck(1848-1929)在他自己編輯的雜誌「普魯士年報」批評政府,被有關單位叫去問話。當時,亞爾特霍夫對Delbruck提出交換條件:Delbruck變更「普魯士年報」的編輯方針,亞爾特霍夫則設法讓Delbruck成為正教授。Delbruck不久果然升為正教授。他並且開始對批評亞爾特霍夫的人展開猛烈攻擊。
另一方面,Breisig在雜誌「未來」發表論文「政治性表現的自由與大學」。這篇文章一發表,亞爾特霍夫就把Breisig叫到辦公室。這時候,Breisig是32歲的菜鳥助教,亞爾特霍夫則是61歲君臨德國大學的「皇帝」。兩人見面後,談了幾句話,就不歡而散。
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對亞爾特霍夫都必恭必敬。著名歷史學家Meineeke(1862-1954)便對亞爾特霍夫採取批判態度。他寫道:「對我們來說,亞爾特霍夫提供了絕佳的反抗材料。他的確在學問的世界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我們也聽到許多他如何操弄、踐踏學者人格的傳聞。我有自尊心,我不願到教育部請願,在那等候室一邊等待,一邊讀牆上寫的詩。那首詩是這樣:『我在這房間思考,人們懷著希望,在這房間中,逐漸老去!』」
如Meineeke所寫,教育部那間等候室的牆壁上有這麼一首詩。究竟什麼時候,亞爾特霍夫會接見我呢?人們只能默默地看著牆壁上的詩,忍耐等待。許多人在那等候室飽嚐屈辱感。
亞爾特霍夫在進入教育部前,曾經於1872年至1882年擔任大學法學系正教授。不過他對研究學問不怎麼有興趣,他甚至被批評為「擔任教授職的人當中,最沒有學問的人!」
後世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毀譽參半。批評他的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踐踏大學的權威。讚美他的人認為在德國大學史上,沒有人比他貢獻更大。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徹底侮辱大學教授,也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尊敬學者。簡直是「羅生門」。難怪韋伯說:「要評價這個人物非常困難。」亞爾特霍夫的態度外表看似粗魯,但是內心卻很親切。他看到別人發生困難時,不會袖手旁觀。他若知道有寡婦、孤兒、窮困的老教授,會自掏腰包,援助這些弱勢者。
「新德國人名辭典」上「亞爾特霍夫」的項目如此記載:「亞爾特霍夫為了達成目的,會採取一切手段。他會讓對方心生恐懼,也會讓對方感覺備受禮遇。一切都是了達成目的。」一位柏林的哲學家說:「亞爾特霍夫去世後,我們仍舊活在『怕老闆』的恐懼中,所以納粹開始支配我們的時候,我們表現得很乖順。」
另一位學者Curtius也說:「亞爾特霍夫對大學培植出奴隸性格,所以德國大學對納粹的支配完全沒有反抗。這是主要原因。」
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德國當時的多數學者不是蒙受亞爾特霍夫的恩惠,就是遭到亞爾特霍夫的侮辱。所以這些學者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不一定客觀。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亞爾特霍夫只是個平凡人,他有優點,也有缺點。至於他的優缺點是什麼,我想各位讀完這個系列的讀書報告,應該很清楚。不過不能否認的是,亞爾特霍夫的確是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台灣很需要這種「敢做事」的教育部官員。
(全文完)
★台中中山醫院復健科治療師黃毓珍有一次問我︰「你走路動作怪異,別人以異樣眼光看你,你會難過嗎?」我回答說︰「我一點都不會難過,因為我知道我擁有他們沒有的東西,我比他們有學問。」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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