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或教書(1)
1910年10月,在德國首都柏林,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柏林大學於1810年創校。而4年前,1806年時,德國各邦國被拿破崙的法軍所大敗。當時的德國哲學家Fichte(1762-1814)為了喚起民眾的愛國心,說:「我們在地上失去的,應該在精神的世界拿回來!」
一直到19世紀初為止,德國的大學死氣沉沉。學生不讀書,教師們也意興闌珊。大學變成了傻瓜的樂園。當時的學術領袖們便想徹底改革大學。首先是語言學者Humboldt(1767-1835)。Humboldt的構想是設立一個能夠讓學者創造新知識的場所,而不只是教授學生已有的知識。他用「教育與研究的統一」這句話來形容他的構想。
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的第一天(10月10日)晚上,德國皇帝Wilhelm二世(在位1888-1918)蒞臨演講。在演講中他說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超越大學的框架,學者不必被教書的義務牽絆,創造出完全只是研究的機構。設立這樣的研究所是現代神聖的課題。」換言之,與Humboldt的主張「教育與研究的統一」截然不同,皇帝Wilhelm二世認為教育與研究應該「分離」。這樣的構想當然不是皇帝Wilhelm二世自己想出來的。為皇帝Wilhelm二世的演講寫稿的是一位名叫「哈那克」的人物。他是柏林大學的神學教授,也兼任「皇家圖書館」館長。他深得皇帝的信任。他可以說是皇帝的學術顧問。
在此之前,由於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快到了,皇帝請哈那克構想一個紀念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的新企劃案。哈那克便於1909年11月21日,對皇帝提出建議書。研究所的構想就在這建議書裡。這就是後來「Kaiser Wilhelm協會」誕生的契機。「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了「Kaiser Wilhelm自然科學研究所」。而這所研究所的目的是要讓優秀的研究者可以擺脫教書的工作,專心於研究。
德國在20世紀初,設立了種種「Kaiser Wilhelm研究所」。而「Kaiser Wilhelm研究所」也培養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例如194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Hahn(1879-1968)在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說:「我因為受到Fischer的恩惠,而得以在經濟上獨立,並且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之後,我不僅可以獲得薪資,也可以在Kaiser Wilhelm化學研究所內部擁有獨立的放射部門。」
媒體記者問:「若不是如此,你必須到大學工作,你必須花很多時間教書。」Hahn說:「我不必花很多時間教書,的確很棒。」
如Hahn的例子,Kaiser Wilhelm研究所集中了許多年輕又有才能的研究者,讓他們的才能可以充分發揮。
究竟這樣的點子是誰想出來的?前面提到這是哈那克的構想。可是哈那克專攻神學,離自然科學很遙遠,他應該很難想到「除去教書的義務,專心於研究」這樣的點子。若是如此,哈那克背後應該還有人告訴他這個點子。那人究竟是誰?
哈那克的建議書中提到有兩個人曾經對他的構想有幫助,一個是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一個是樞密衛生顧問巴薩曼教授。
Fischer在亞魯特霍夫(關於亞魯特霍夫,請看「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讀書報告系列)的安排下,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任職於柏林大學時,很不滿研究以外的雜務佔去他太多時間。他要負責許多學位考試和學位審查,以及參加一個星期一次的教授會議(每次最少要花4小時)。Fischer嘆氣說:「每個星期四開教授會議,從下午4點一直坐到晚上10點,真是難熬!」參加教授會議的有理科系教授和文科系教授。文科系教授人數較多,而且喜歡發言,任何議題都有意見。而且文科系教授比較閒,不在乎花時間在開會上。他們似乎樂在其中,從來不缺席,一定準時來開會。
不只是理科系教授對漫長的教授會議不滿,文科系教授也有怨言。例如哲學系教授Paulsen(1846-1908)就是其中之一。
理論物理學教授Planck(1858-1947)曾經聽物理學教授Kundt(1839-1894)抱怨地說:「在柏林大學,不斷來自各方面的雜務剝奪你的時間與精力,讓你無法安靜地做研究,真是糟透了!」另一位教授Helmhbltz(1821-1894)也說過:「上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的課,無所謂,上三個小時的課,也還能忍耐,但是應該附帶條件,也就是能夠免去系上種種瑣碎的雜務。」
Fischer因為要對學生上課,剝奪他許多時間,由於雜務太多,他還一度罹患神經衰弱症。
對自然科學家而言,如何比其他競爭者早一步發現科學新知識,是他的學術生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研究的時間和研究的資金是必要條件。對他們而言,上課教書就是雜務。他們一方面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免去上課、考試、開會等雜務。但是能夠充分實現這兩個條件的大學,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大學是教育學生的場所,因此不可能免去教授教書的義務。雖然發現新知很重要,但是教授既然被國家雇用,領國家的薪資,就不能不教書。那麼要如何達到這個理想呢?答案是設置一種新職位,不必教書,只需專心研究。換言之,創立一所「沒有學生,沒有上課教書、沒有開會」的大學。當時只有「學士院」(academy)有這個條件。「學士院」是德國政府為了厚待著名的學者而設立的機構。讓他們只需專心研究,不必教書。德國政府並且聘請荷蘭科學者Van’t Hoff(1842-1911)到「學士院」。Van’t Hoff於190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然而他的個性絕對不適合教書。Van’t Hoff年輕時在荷蘭找不到與化學有關的工作,只好動念到高中教書。他知道布雷達高中缺一位教師,便去應徵。可是布雷達高中的校長看了教育視學官的報告後,拒絕採用Van’t Hoff。那份報告如此寫道:「從外表上看來,Van’t Hoff給人發明家的印象。他很邋遢,經常發呆,應該不會和學生相處很融洽。」
Van’t Hoff在大學時,跟著化學教授Kekule(1829-1896)作研究。他在實驗時的笨手笨腳常成為實驗室其他研究者的笑柄。不過不久,Van’t Hoff在研究上的表現開始受到注意。1877年,他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化學講師。第二年,25歲時,他成為正教授。1887年,萊比錫大學招聘他去任教。這個消息一走漏,阿姆斯特丹立刻興起要求Van’t Hoff留下來的聲浪。阿姆斯特丹的醫生和科學家簽署要他留任。一位教授寄一封信給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校長,寫道:「在我國像他這樣具有知性的人非常少,我期待你將他留下。」
但是對Van’t Hoff來說,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實驗室設備太糟。而且由於教室太小,無法容納許多學生,他必須上同樣內容的課好幾次。在這個情況下,萊比錫大學的招聘當然令他心動。。於是,Van’t Hoff就先赴萊比錫大學一趟,看看環境如何,再作決定。然而他一抵達萊比錫大學,就接到阿姆斯特丹傳來的消息:他多年以來的夢想——建設研究所的預算已經通過。於是他就打消前往萊比錫大學任職的念頭。
不過,Van’t Hoff對阿姆斯特丹大學仍舊有不滿之處。那就是教書和管理上的工作剝奪了他太多的時間。他渴望有安靜的環境作研究。他尋求一個誰也不能剝奪他時間的研究環境。1894年,柏林大學想聘請他去。可是由於到柏林大學,仍然必須做教書之類的雜務,Van’t Hoff拒絕了。
不過,教育部於1896年,聘請他去「學士院」任職。他唯一的義務是一個星期上一次課,而且一次課不會超過1小時。Van’t Hoff答應了。
到了「學士院」後,Van’t Hoff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Van’t Hoff去世後,接替他這個「只研究,不用教書」職位的人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於1913年因物理化學者Nernst(1864-1941)的推薦而獲得這項職位。
對站在時代尖端的科學家而言,教授學生已經確定的知識,是一件剝奪時間的雜務,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們尤其對漫長的教授會議很不滿。足他們擁有強烈探索新知的好奇心,並且期望在未知的領域有新發現。一位以色列的社會學者說:「教授傳授學生的知識,已經不需要研究。但是需要研究的知識,卻還無法傳授。教學因而阻礙研究,研究也阻礙教學。這絕不是為了教學而佔用研究的時間,或為了研究而佔用教學的時間這個問題。教學與研究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目的。它們需要不同的方法與能力。」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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