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8日 星期三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2)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2)
可是,不知何故,Behring與Ehrlich感情不融洽,和老師Koch(1843-1910)之間也有嫌隙。總之,Behring的研究環境不怎麼理想。這時候,他遇見了人生的貴人——亞爾特霍夫。兩人於1892年認識。亞爾特霍夫讀到Behring有關破傷風的研究報告後,開始安排Behring到更理想的研究環境。首先,亞爾特霍夫於1893年,安排Behring到哈雷大學擔任助教。可是哈雷大學拒絕這項人事案。理由是Behring沒有教授資格。不過,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哈雷大學接受。後來Behring與哈雷大學發生摩擦時,亞爾特霍夫又安排Behring到馬爾堡大學任教。但是馬爾堡大學連續三次拒絕,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馬爾堡大學接受。各位或許覺得奇怪:教育部官員亞爾特霍夫為何有那麼大的權力強迫大學接受他們不喜歡的人事案?
當時的德國大學,在遴選教授時,由系教授會提出三名候選人給教育部。由教育部決定。教育部通常會選排在第一位的候選人。不過原則上並沒規定教育部不可以挑第二或第三位候選人。而且教育部還有權力挑三名候選人以外的人選給大學。因此德國當時的教育部(應該說教育部長),在遴選教授時,擁有極大的權力。
不過,教育部長在系教授會提出的三名候選人以外,另外決定教授人選時,必須有相當的覺悟。教育部長決定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大學當然不會保持沉默。弄得不好,容易演變成教育部長與大學教授會的全面對決。甚至演變成大學與國家的對立。
亞爾特霍夫不是教育部長,甚至不是教育部次長。當時的人雖然批評他為「支配大學的專制君王」、「大學世界的俾斯麥」,不過他在教育部內的官階並不高。亞爾特霍夫於1882年進入教育部。1897年,他的官階為「大學人事審議官」,而且只是33名審議官之一。當時教育部有四個局:宗務局、第一教育局、第二教育局和醫事局。1897年,亞爾特霍夫升任為第一教育局長。可是一直到他退休為止,他都沒有擔任教育部次長。在執行Behring人事案時,亞爾特霍夫還不是管理大學的第一教育局長。他只是「大學人事審議官」。
那麼,亞爾特霍夫既不是教育部長,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權力?當然,Behring的人事案不是以亞爾特霍夫的名義執行,而是以教育部長的名義執行。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亞爾特霍夫的意思。教育部長只不過是他的「橡皮圖章」罷了。的確,教授人事的決定權在教育部長。可是,教育部長是從政人物,他不懂大學和學術的事。而且教育部長經常更換。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5任教育部長。與這些任期短暫的教育部長相比,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顯然擁有較長的資歷與經驗。因此有人批評這些教育部長只是亞爾特霍夫的「傀儡」或「只會坐著的草包」。這並不表示這些教育部長無能。只是顯示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內握有極大的實際權力。這對教育部次長也是如此。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8位教育部次長。這些教育部次長在大學人事案上,由於缺乏資訊與經驗,都以亞爾特霍夫為馬首是瞻。雖然到了局長級,任期比教育部長和教育部次長還長,但是仍舊比不上亞爾特霍夫。亞爾特霍夫負責大學人事,已經有25年的經驗。在教育部之內,沒有任何其他人比他更具經驗。這就是他被認為是「地下教育部長」的原因。教育部長的人事任命,基本上是由他執行。
亞爾特霍夫擁有豐富的資訊。他很清楚哪所大學的哪一位教授在從事什麼研究,那項研究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他平常就積極地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若要安排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到大學,一定要有相當的資訊與自信。當他收到各大學教授會送來的三位教授候選人時,他會請部下到那些教授候選人的教室旁聽。聽聽對方的上課內容與上課情形,看看對方是否具有教師的能力。有時他也親自前往旁聽。此外,他也收集種種專門學術雜誌,了解那些教授候選人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因此許多大學教師和研究者拼命寄自己的著作和論文給他。但是他完全不看這些東西。他最常參考的是與教授候選人同樣領域其他大學教授對這位候選人的意見。當他收到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他就寫信給全國各著名教授,徵詢他們的意見。
例如在1884年,蓋丁根大學缺一位化學教授。蓋丁根大學教授會向教育部提出三位教授候選人。亞爾特霍夫立刻寫信徵詢Kekule(1829-1896)、Baeyer(1835-1917, 190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和Homann(1818-1892)當時德國化學界權威的意見。Baeyer如此回信:「我認為蘇黎世的Meyer最適合……如果因為什麼原因,他沒受到招聘,Fischer是應該第二人選。」Kekule則如此回信:「這三人各有特點,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結論。恐怕Homann會推薦他的親戚堤爾曼吧!但是我對堤爾曼的評價並不很高。Baeyer大概會推薦Fischer(1852-1919)為第一人選。許多化學者也會持同樣意見。不過我個人則認為巴爾拉哈最適當。……」
就這樣,亞爾特霍夫憑著自己的管道,蒐集每一位教授候選人的資訊。亞爾特霍夫也可以藉這個機會,評價大學教授會是否有鑑識眼光。也可以知道大學教授會是否有「不單純」的動機。一般來說,官僚大部分是抱著「少做少錯,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大多數教育部官僚拿到各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都會選擇排在第一的教授候選人。這樣比較不會發生問題。因為如果選擇名單以外的人選時,大學一定不會保持沉默。可是亞爾特霍夫不是一般官僚,他不怕與大學發生對立、衝突。亞爾特霍夫會仔細看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思索有其他更好的人選,教授會為何不將他列入名單中?背後的理由是什麼?是否害怕比自己優秀的研究者來了,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是否排斥完全陌生的研究者,寧願選擇自己的親戚朋友?為何其他大學的專家對這個人物沒有很好的評價,偏偏教授會將他列入名單中?
而且亞爾特霍夫憑著這樣的管道,可以知道哪個優秀的人才被埋沒在哪個角落。無論是Behring或Ehrlich,都不是基於亞爾特霍夫個人的喜好而提拔他們。亞爾特霍夫是通過他的資訊網而知道這兩位優秀的人才。因為許多專家對這兩位的研究都有高度的評價。
例如前面提到Baeyer和Kekule的信中,出現Fischer和巴爾拉哈的名字。當時Fischer只有32歲,在鄉下大學教書。巴爾拉哈則是37歲,悶居於助教職位。事實上,亞爾特霍夫後來對兩人都伸出援手。這兩人也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Fischer於1902年獲獎,巴爾拉哈於1910年獲獎。
那些自己推薦的人選沒被採納,卻被亞爾特霍夫「指定」人選的大學,當然不愉快。彷彿他們的識人眼光不如亞爾特霍夫。
有人對亞爾特霍夫讚不絕口,但是也有人對亞爾特霍夫強烈批判。例如著名的經濟學者Sombart(1863-1941)於1907年聽到亞爾特霍夫即將退休的消息,便在維也納發行的一份報紙上登載以「亞爾特霍夫」為題的文章。他寫道:「亞爾特霍夫現在是普魯士王朝最有權力的人物,他的權力可以與半打的大臣相匹敵。……亞爾特霍夫之所以被某些人討厭,因為他不尊重學者。他可以讓教授們在教育部一個昏暗的等候室,枯等好幾個小時,而不以為意。他要求教授們在他面前要立正站好。他嚴重傷害大學教授們的自尊。……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教授們之間充滿了奴隸性!」
當時年輕人若想在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首先必須拿到博士學位。但是想當大學教授的話,光是博士學位還不夠,還必須苦讀4至6年,通過「教授資格考試」。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必須先寫出水準比博士論文還高的「教授資格請求論文」。然後在考試官與許多聽眾面前授課,顯示自己有教書的能力。光是要取得博士學位,就必須花費多年的歲月,而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所花費的歲月更多。而且就算通過「教授資格考試」,也不一定能夠立刻成為教授。由於國家預算的關係,教授的職位有一定的數目。如果不是某教授退休或某教授去世,而空出教授職位,誰也無法成為教授。
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的時代,教授職位快速增加。從1880年到1910年的30年間,綜合大學正教授的職位由941大幅增加到1236。增加了295。這在德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當然這都是亞爾特霍夫「口袋中擺著手槍」去財政部極力爭取的成果。大學教授職位雖然如此快速增加,可是仍然不夠。理由之一是「粥」雖然增加了,但是「僧」也增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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