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之父
16世紀末期,德國古都科隆的一位天主教的大司教兼選帝侯(有選舉皇帝資格的諸侯),愛上基督新教加爾文派貴族的女兒。他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放棄天主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另一種選擇是放棄心愛的人。他選擇前者,也就是放棄天主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可是他卻不願放棄選帝侯的地位與領地。結果,遭到天主教各諸侯的攻擊,最後他喪失了戀人之外的一切東西。在當時的德國,基督新教以路德派為多,因此路德派對這位改信加爾文派的選帝侯見死不救。
當時的德國,皇帝是神聖羅馬皇帝,境內有三百數十個諸侯與自由都市。宗教上則有天主教、基督新教加爾文派與基督新教路德派三股勢力。這三股勢力互相憎恨、排斥。不過這三股勢力會有消長。當某一位諸侯改信其他派時,就會此消彼長。大多時候,改變信仰的動機與其說是為了追求靈魂得到救贖,不如說是為了現實的利益。像前述那位科隆的純情選帝侯是極少見的例行。大部分諸侯改變信仰的動機是為了沒收教會的財產,或想繼承已過世不同信仰親戚的領地。這時候最麻煩的是老百姓。因為諸侯一改變信仰,老百姓也必須跟著改變信仰。官員和聖職者率領士兵進入各地村鎮,強迫老百姓丟棄舊信仰,改信新信仰,簡直就像換帽子一樣。在這個時候,不願改變信仰的人,好一點的下場是全家人被驅逐到外國,最壞的下場是被焚燒至死。乖乖順從的大多數人,內心也積滿怒火。宗教改革原本的目的是要淨化信仰、豐富心靈,可是在德國,卻充滿焦躁、不安與憤怒的氣氛。德國的宗教對立終於在波希米亞(現在的捷克一帶)爆發。波希米亞的人口有十分之九是捷克人,他們多數信仰基督新教,對德國的支配也懷著民族主義的不滿。1617年,新王來到波希米亞。以往對新教徒寬容的政策被新王捨棄。兩個村莊的新教教會被強迫關閉。波希米亞的新教徒非常憤慨。1618年,新教貴族率領上千名武裝市民對皇帝公然叛亂。開始了「三十年戰爭」。這個叛亂不久蔓延到整個德國,甚至蔓延到整個西歐。
1648年交戰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結束犧牲了超過一千萬人生命的「三十年戰爭」。在這場戰爭後,穫益最大是得漁人之利的法國。其次是瑞典。這兩國都獲得不少土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也讓德國各諸侯的地位大幅提升(相對於皇帝)。三百數十個諸侯在自己的領內擁有立法、課稅等幾乎與專制君主同等的權力,而且還擁有外交自主權,能夠任意與外國結盟。神聖羅馬皇帝的權威變得有名無實。所以人們就稱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是德意志帝國的「死亡證明書」。之後,德國持續了200年的漫漫長夜。
還有一個沒落的國家——在此之前是歐洲最強的國家西班牙。西班牙於16世紀時,在世界各地擁有殖民地,人們就說︰「西班牙稍微一抖動,全世界就大震盪。」
不過,在這個世紀末期,這個日不落世界帝國開始出現崩潰的徵兆。西班牙與奧地利都是天主教堅強的支持者。西班牙頑固的宗教政策驅逐了大量的猶太人與伊斯蘭教徒,不僅造成國內經濟衰退,而且讓荷蘭的新教徒於1568年興起獨立戰爭。荷蘭是歐洲毛織物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為了讓美洲的銀輸送到歐洲,荷蘭的毛織物是必需品。失去荷蘭,西班牙就等於失去一隻會生金雞蛋的母雞。西班牙為了鎮壓荷蘭的叛亂,所耗費的軍費也讓西班牙王室破產。此外,勇敢的荷蘭商人在大西洋襲擊西班牙的運銀船,爭奪通往亞洲的貿易航道。
歐洲的勢力地圖重新改寫。國際政治的重心移往新興的英、法、荷,西班牙則步上衰退之路。
在中世紀之前的戰爭,由於主角是貴族,他們之間形成稱為「騎士道」的戰爭規則。而且戰爭的規模較小,所以戰爭的損害也較少。可是到了近代,軍隊的主力變成步兵。戰爭的規模也變大,戰爭的損害跟著變大。憤怒與憎恨高漲,「騎士道」蕩然無存。時常出現殘殺對方俘虜與一般老百姓的情形,搶奪與性侵犯如家常便飯。
人們在「三十年戰爭」與荷蘭獨立戰爭中,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應該訂定法律規定禁止在戰爭中搶奪與性侵犯,還有應該規定如何對待敵人的傷兵與非戰鬥員,以盡量減少戰爭的損害。這就是「國際法」。
這時候,荷蘭的商港萊登誕生了一位神童Hugo Grotius(1583—1645)。他8歲的時候,弟弟去世,他為了安慰悲傷的父親,作了拉丁詩。11歲時,他就讀大學。他還說服信仰天主教的母親,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14歲時,他大學畢業。15歲時,他跟著荷蘭首相訪問法國。法國國王Henri四世(1553—1610)驚嘆這位少年的才華,大喊︰「這是荷蘭的奇蹟!」同年,他得到法國一間大學的博士學位。
16歲時,他擔任律師,並且博得盛名。22歲時,他寫下名著「海洋自由論」。Hugo Grotius被稱為「一輩子沒有經歷童年的人!」他是神童中的神童,也是神童的「紀錄保持者」。即使他長大,也成為法學者、古代語學者、神學者、歷史學者和詩人。真是才華洋溢。
1619年,36歲時,他因為捲入政爭,被捕入獄。後來在妻子幫助下,成功逃獄,亡命巴黎。1625年,他於巴黎寫下「戰爭與和平之法」。他因這本書而在歷史上永遠留名。
Hugo Grotius在這本書的開頭寫道︰「我在任何一個基督教國家都看到即使是野蠻人也羞於做出的離譜戰爭!國與國之間常常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沒有任何原因,就訴諸武力。而且一旦開始打仗,就不尊重神的法或人的法,為所欲為,犯任何罪都不在乎。」基於這種痛心疾首的經驗,Hugo Grotius身為法學者,為了實現人類的和平,起碼讓戰爭的損害降到最低,他寫了這本書。他將國家間的權利與義務不是置於「神法」之上,而是置於「自然法」之上。所謂「自然法」,就是超越民族與宗教的差異,普遍適合於全人類的法。
「戰爭與和平之法」一出版之後,就獲得廣泛的迴響,不斷再版。瑞典王Gustav Adolf(1594—1632)出去打仗時,也隨身攜帶這本書。他戰死時,人們發現他軍營的桌上擺著一本讀到一半的「戰爭與和平之法」。後世人稱Hugo Grotius為「國際法之父」或「自然法之父」。這本書之所以獲得永遠的生命,是因為第一,Hugo Grotius深切期望人類獲得和平。他的這種理想主義打動讀者的心。第二,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宗教限制,他自由而理性地看待事物。這種心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時代一大段距離。在他之後的300年間,在國際政治的冷漠現實之下,他的和平主義被棄之如敝屣。但是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渴望和平。這時更能顯示出Hugo Grotius思想的可貴。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11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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