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比的歷史觀(4)
湯恩比認為到目前為止,西洋的革命當中,最有意義、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17世紀末的精神革命。近代世界不是從15世紀的葡萄牙與西班牙開始,而是從17世紀的荷蘭、法國與英國開始。
這個17世紀末的精神革命不僅影響了西洋,也影響了非西洋各國。非西洋各文明史上第一次想改變祖先傳下來的遺產。17世紀末的精神革命讓全世界西洋化,也可能促成即將來臨的世界文明。這個世界文明,西洋文明將率先貢獻。不過,隨著時間的逝去,非西洋各文明的貢獻將越來越重要。
湯恩比之所以認為世界國家必然來到,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近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交通、通訊手段的飛躍性發展。
過去的文明之所以個自處在一地,是因為交通手段只依賴人或馬的腳或風力。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動力變成蒸汽機與電力,各文明之間的距離突然拉近。過去需要花數十天、數個月的距離,現在坐噴射機的話,只要一天的旅程。結果,地球上各地域互相依存的網越來越密。孤立和自給自存已經不可能。
第二個理由是為了避免人類絕滅,必須趕緊成立一個管理原子能源超國家組織。
現在除了美蘇,英、法、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以色列都擁有原子彈。地球上任何地區發生武力衝突,都可能爆發原子彈戰爭,而造成人類絕滅,所以必須趕緊成立一個管理原子能源超國家組織。
湯恩比認為世界國家是「勉強能接受的惡」(lesser evil)。「勉強能接受的惡」是與人類絕滅這個最壞的狀態相比較,還能夠被大家接受的狀態。
第三個理由是從人類史來看,文明的變動方式是一開始小國分立的狀態。然後是各國抗爭的「動亂期」。最後是成立「世界國家」。湯恩比認為西洋世界現在正處在各國抗爭的「動亂期」的末期。
湯恩比認為阻礙「世界國家」成立的一個原因是文明的不同。文明的不同會使生活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也不同。湯恩比強調要成立統一國家,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文化等質性。例如,地中海世界之所以會出現羅馬帝國,原因是在此之前,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促成希臘化之故。也就是先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等質性。沒有希臘化,武力再怎麼強勢,也無法形成羅馬帝國。
英國人征服印度的時候,沒有重蹈葡萄牙人的覆轍。英國人尊重印度人的風俗習慣,不強迫實施西洋方式。葡萄牙人被日本和阿比西尼亞趕出來。這是鎖國,但卻是因為葡萄牙人太熱心於傳教之故。他們視當地的風俗習慣為反基督教,而想強迫當地人接受西洋式的習慣。
換言之,英國人發現將基督教與西洋文明劃上等號是錯誤的。他們將基督教的本質部份與文明的飾件剝離。不過,這麼寬容的英國人,仍舊無法忍受印度的寡婦殉死和幼兒結婚,在征服完印度後,便下令禁止這些惡習。
總之,為了政治性統一,必須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等質性。在未來的世界國家,這點依舊不變。光憑軍事力,無法維持秩序。許多征服王朝之所以短命,常常因為無法創造出文化等質性。湯恩比認為為了成立世界國家,必須超越民族主義,以及必須有超越不同文明的文化等質性。
湯恩比對「離散民族」有高度評價,因為它超越民族主義。湯恩比同時也對知識份子期待很高,因為他們將來可能扮演超越文明不同的角色。因此據湯恩比的看法,將來「世界國家」成立的重責大任很可能落在「離散民族」與知識份子的肩膀上。
湯恩比所說的知識份子,並不是一般的知識份子。而是能夠在外來文明與傳統文明之間搭起溝通橋樑的特殊知識份子。這種特殊知識份子首先出現在俄羅斯。他們成為西洋文明的「改信者」。他們擁有外來與本土文化的雙重教養,當然也擁有夾在兩種文明之間的苦惱。
這種特殊知識份子在非西洋各國雖然是極少數,但是如果擁有槓桿,也能夠舉起一座山。所謂「槓桿」,就是指近代西洋的科技、思想與制度。
湯恩比過去站在這種特殊知識份子的苦惱觀點,認為他們是「不幸的階層」。可是當他認定世界文明即將到來時,想法有了轉變。那就是,正由於他們苦惱、不幸,反而可以超越文明樊籬,擔當世界文明的重責大任。
過去,這種特殊知識份子夾傳統與西洋兩種文明之間,深覺苦惱,而將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寄託於宗教。但是,湯恩比認為如果即將到來的世界文明是繼承17世界末的精神革命,那麼,它的性格就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那麼,就算宗教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世界文明仍舊會到來。
優勢外來文明進入後,本土文明通常會產生兩派。一派是傳統保守派,另一派是西化改革派。湯恩比認為這兩派並非完全對立,而是音程高低不同罷了。兩派強調的東西不同。傳統保守派強調本土,西化改革派強調西化。雙方甚至可能互補。傳統保守派會給西化改革派的激進踩煞車。西化改革派也會批判傳統保守派對現代文明欠缺理解。傳統保守派越是頑固,西化改革派便越強健。傳統保守派與西化改革派的論爭,應該會持續到世界文明獲得調和。
特殊知識份子如果能超越民族主義,並且獲得世界國家這個新的忠誠目標,他們會成為新時代的領導人。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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