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未酬(8)
我與李登輝在國內外考察期間,朝夕相處。李登輝知道我毫無省籍觀念,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份子,不怕被我出賣,因此一路上無話不談。李登輝會時常說出他對當時政局的感受,對政府、對國民黨、對領導人都有相當強烈的批評與不滿。最後,我勸他加入國民黨,我勸說的大意是︰「無論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是好是壞,我們都得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仍得由這個黨與這個政府來統治,無力推翻它,而且推翻的代價也太大了,台灣承擔不起,那麼,便只有從內部改革了。而要從內部改革,就要靠我們這樣的好人多一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才有希望變好。如果我們這樣的好人都不加入,那麼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便會越來越壞了。」結果李登輝在東京同意加入國民黨,相約回台北就辦手續。李登輝在出任總統後,有一次還問我:「你記得我們在東京的談話嗎?」可見,李登輝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很念舊的人,就不會是壞人。
1970年,我擔任介紹人,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不料李登輝日後竟成了國民黨的主席。
順便要提到一件事。我們在東京考察期間,曾由李登輝提議,拜訪本省籍旅日農業經濟學家,後亦成為歷史學家的戴國煇(理州注:我在日本一橋大學讀書時,曾選修戴國煇老師的課,他的上課內容相當有趣。戴國煇老師出生於1931年,去世於2001年,享年只有70歲)。戴國煇時為我國情治人員列入不歡迎的黑名單,不能回國。事後事實證明戴國煇為一愛國者,長年旅居日本,但仍持中華民國護照,與台獨毫不相干。
一般人也許好奇,我與當時的李登輝非親非故,為何要對他如此示好。說得神秘一點,是緣,我相信緣份。說得通俗一點,是我愛才的個性使然,因愛才不免對當時的李登輝有惺惺相惜之意,希望他能出頭,為國所用,我是真心誠意地為國舉才,但絕沒想到他一飛沖天,做了總統。
李登輝之能走上總統之路,除了經國先生的特達之知,予以不次的拔擢及刻意的栽培,以及他個人的條件與努力外,尚得力於下列諸人的幫助:
一,王作榮。沒有我幾次強力的推薦,及向經國先生寫信抗議對李登輝的處置不公及不智,以當時李登輝的職位,經國先生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李登輝這個人。
二,嚴家淦、黃少谷、孫運璿。這三個人都是經國先生所最敬重與信任的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省主席和副總統時,一定會徵詢這三個人的意見,這三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對李登輝表示不同意見,經國先生就要慎重考慮。假如有兩個表示不同意見,李登輝就不可能被選中。這其中孫運璿尤處關鍵地位,據我的了解,他不僅是消極地被諮詢,而是積極推薦支持的人。
三,余紀忠、宋楚瑜。他們兩人臨門一腳,將李登輝送上中國國民黨主席寶座。
四,蔣彥士。在1990年政爭最激烈時,李登輝競選第八任總統受到嚴重威脅,幾於不保,賴所謂八大老出面調停,得以平安度過,而最得力的人物即為蔣彥士。
以上諸人都有下列兩個共同的特點:
一,他們都無求於李登輝,也不會希望李登輝將來有什麼回報。特別是前四個人,在他們幫助李登輝的當時,地位都比李登輝高。
二,都是外省人。
第三十五章 君子之交
我與李登輝總統之間的關係,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我們是長期的老友好友,但不是密友。1988年,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我曾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要做有權力的總統」。對老朋友期望甚高。這一篇社論顯然不為李總統所接受,他後來曾問我︰「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我未曾作答。
李總統應該知道我最適當的職務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結果發表了錢復,真是出人意料。我一生的職志並不是想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而只想政府給我一個職位,讓我將這一點知識充分發揮,為國家的現代化盡一點心力,而經建會主委正是這樣的一個職位。
在當前的台灣,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唯一能綜攬全局,率領一批人為台灣設計一全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並有能力及魄力監督執行的人。以後十年之內,台灣能否再出現我這樣背景的人,就很難說了。
1989年,李總統邀請我至台中惠蓀農場度假時,我曾建議︰「兩代蔣總統在台灣所未做的事為民主政治,而中國人與台灣目前最感缺乏的也是民主政治。所以總統如果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成功,則不僅開中華民族歷史上之另一新紀元,尤其台灣為總統之家鄉,總統有責任使台灣民主化,總統不做,還希望何人來做?因此建議回歸憲法,同時建立文官制度與法治,此為民主政治必不可少之條件。」
當然我不會狂妄自大說李總統推行民主政治是受我的影響。李總統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有好幾個因素促成︰
一,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已具備民主政治的基礎,形勢上已非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可。
二,民主政治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將是21世紀政治制度的主流,且不會回頭,台灣不能違逆這個趨勢。
三,台灣要想在國際上打開一道出路,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以確保生存,實施民主政治,符合國際社會的水準,是一條必走的路。
四,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李總統個人有民主政治的體驗和知識,他兩度留學美國,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感受一定很深。
在單獨談話中,我還有另一個建議是︰「要做中華民國的總統,在中華民族史上留名,不要做台灣總統,做台灣總統沒什麼意思。」
1996年,李總統召見我,要我擔任監察院長。監察院在李總統心目中,是一個「捉蚊子」的院,是一個無事可做的閒職,目的在安置我,而不是要我做事。
自1998年初開始,有關方面一方面積極部署連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另一方面則對認為是連戰潛在競爭對手的宋楚瑜,發動黨政兩方面的猛烈攻擊,我對此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對中華民國的生存來說,最大的對手是中共;對政黨掌握執政權來說,最大的對手是民進黨。現在前者正在外交與軍事兩方面雙管齊下,力求在短期內夾殺中華民國;後者則已取得台灣的地方政權,只差一腳便可以取得整個台灣的執政權,而那一腳已經跨進總統之路一半了。李總統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執政黨主席,所應全力應付的是這兩種情勢,而不是宋楚瑜;所應該做的是團結宋楚瑜及所有國民黨的力量,防禦中共,內制民進黨,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及國民黨的執政權。否則,國家垮了,李總統便是亡國之君;國民黨執政權丟了,李主席便是辱黨之魁。兩者都會在歷史上留下洗不掉的惡名。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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