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壯志未酬(13)

壯志未酬(13)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和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

李總統因為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將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

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內,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這已是一條不歸路。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1997年11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一時間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以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為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結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而中共則沉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

美國在19世紀中葉,為了奴隸制度及其他經濟問題,爆發南北戰爭,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其結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為聯邦一份子為榮。我又設想假如在130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130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130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為最優先地位,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或一百年,屆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為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共同的趨勢,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如果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

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人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為中國人為榮。

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拼才會贏;要賭智慧、賭修養。

1997年柯江會談結束後,美國隨即宣佈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

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1998年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結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

第四十一章 事與願違

我常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水火同源,都是同一個模型(列寧式)拓出來的,不過一個向右轉,捧著孔夫子或民主政治當靈牌;一個向左轉,捧著馬克思、列寧當靈牌;實質上都是以人領黨,以黨領政,終結為一人獨裁。難兄難弟,血緣近得很。

李總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確有重大的貢獻。美中不足的是,李總統個人基於他的個性、日本時代的教育、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及以後長期受威權統治的耳濡目染,幾乎完全承襲了威權政治下的個人統治,並且照舊利用列寧政黨的方式,以人領黨,以黨領政。他不但未能在原有的憲法體制上向民主作進一步的建制工作,反而破壞了民主政治所必須要的制衡機能,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成為個人威權領導的民主政治。李總統所導引的這種民主政治,必然會對以後的民主政治運作有不良的影響。

李總統曾一再公開宣稱他不是台獨,也曾私下兩次對我誠懇地說他不是台獨,但在台灣意識與鄉土情節之下,其言其行卻不能不使人認為他在實質上進行台獨,而且要使台灣永久性地脫離大陸,形成一個有別於漢族的台灣民族國家。

我午夜靜思,李總統何以有這樣的劇烈轉變呢?必得找出一些理由來解釋。我推想在初期的作為,應該屬於他理性的反應。理性、智慧、知識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到了後期,則是他自幼年開始便蘊蓄累積的潛意識的反射,而在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反射得淋漓盡致。那麼便要進一步問,何以在早期理性,而在晚期出現潛意識呢?我也想出了三個理由:

一,人到晚年,節制自己的能力降低。李總統早年認為其本人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掌握政權時之不公平待遇,隱忍多年,到了晚年作出反彈。

二,掌握權力越久,理性便越衰退,潛意識便越顯現。

三,為外省人的反對與侮辱所激怒。加上他身邊所信任的人缺少智謀之士。

至於有人說李總統早期是虛偽假裝,晚期才是真面目,據我的長期接觸與觀察,應該不是如此,我們不能栽誣李總統。

關於李總統的個人人格,則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虔誠得近於迷信。他坦直、厚道、念舊、好學、有愛心,都是毋庸置疑的。

假如有人要我用最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李總統的特質,我的答案是「書生本色」。每當我看到李總統對重大問題關起門來對資料,作答案,及好強爭勝,比誰大誰小,誰輸誰贏時,我就會想到我做學生時班上的那些資優生。古今中外,書生很少是成功的國家領導人,而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邱吉爾、希特勒、史達林、老總統、毛澤東,他們處理人事與政務,所用的手法與策略,便都脫離不了幾分流氓氣。本質上,英雄與流氓本是一線之隔。同一粒種子,上帝放在這一邊,便是英雄、國家領袖;放在那一邊,便是流氓、黑社會頭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互換位置,我們稱之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