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自傳。前幾天,我在榮民總醫院看到王作榮時,發現他已經失智,不能說話,兩眼無神,面貌憔悴而蒼老,猶如風中殘燭,很可能不久將去世,心中甚是感傷。後來在汐止的圖書館發現這本「壯志未酬」,便如獲至寶地借回家閱讀。以下是這本書的部分精彩內容︰
在「自序」部分︰
我的個性是「忠厚有餘,機變不足」。我最大的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國家與社會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我都會一個人坐在那裡想,找中外資料去分析。
環顧當今之世,像我這樣與4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卻始終沉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老總統是我中央大學的校長,對我的文章一再公開讚揚,要那些達官顯貴閱讀。嚴家淦是我的頭頂上司,不僅賞識我,也想要拔擢我。蔣經國總統曾經主動召見我,到寒舍拜訪我。李登輝總統更是自壯年開始,便往來密切,關係非比尋常。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理州注︰這是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句子。馮唐和李廣都是時運不濟的人),壯志未展,只能歸之於數了。前三任總統都確實賞識我,確實想重用我,而始終未能重用我,絕大部分的責任在我,所以我對他們也始終抱有知遇的感恩心情。而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李總統,則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重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這又只能歸之於數了。不錯,李總統曾經發表我為監察院長,但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這對個人有益,對國家無益。
我對國計民生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如何從落後與威權的社會轉變為進步與民主的社會,徵諸史乘,面對現實,從理論、實際方面,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想法與路線,與李總統的完全不同。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
在我這一生當中,除了與四任總統有緣之外,也遇到一些人,我對他們有些共同的觀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我的上一代都深受儒家思想的洗禮,我這一代流風餘韻仍存,下一代及再下一代,便越來越遠了。也許有人要問,那麼西方人從未感染儒家思想,為什麼那麼有水準呢?我的答覆是基督精神,與由此而產生的民主、自由、博愛、寬容、平等、誠實等美德。
簡單地說,我的「壯志」就是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使我的同胞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能過著像西歐、中歐、北歐、北美那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這正是我這一生致力的目標。
大陸現在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頗類似台灣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情形,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其所遭遇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在台灣都可找到案例。因此,這本書如果能流傳到大陸,而有心人又能仔細地對比評估,則對大陸解決若干現有的問題,防患未然,及如何展開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工作,也許可有些微的參考價值與幫助,在某些方面,也可避免重蹈台灣的覆轍,減少一些亂象。
富強之國立國的支柱不外三點︰
一,嚴格的法治及普遍的守法精神。
二,健全的文官制度及廉能的政府。
三,完善的教育及高品質的人民。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不曾用心地去做,也就未曾做好,而若干亂象都是從這裡開始。現在已是積重難返,欲振乏力了。大陸的轉變正開始不久,積習也許不深,政府的公權力尚強而有力,集中力量將這三個支柱堅固地豎起來,則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便可順利展開。不然,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前途。因此,我很希望這本書能為中共高層決策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社會領袖人物看到,並能產生一些影響力。
第一部 成長過程
前言
我的遺傳性格屬於隔代遺傳,多半來自我的祖父︰剛直、誠實、熱心助人、愛管閒事,這是一個好人的性格,但不是一個可愛、甚至是可憎的性格。兒時生活在純樸的農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管教過嚴,等於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長大,是以樸實、天真、內向、怕羞、缺少心機,不能隨機應變,始終長不大,直到老年都是如此。這樣的成長過程注定我一生事業的失敗。
第一章 家世
我於1919年出生於中國湖北省一個富裕的家庭。在我有記憶之年起,便天災兵禍不斷,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
我的曾祖父名王遠材,祖父名王璉,父親名王功清,母親陶慈,我為長子。
我祖父靠他的刻苦勤勞,後來又做點小生意,竟然成了富農。我的個性、身材和外貌都很像他。他很高興有長孫,我,讀洋學堂。
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他毫無顧忌地罵革命黨,罵蔣介石,罵北洋軍閥,罵共產黨,罵日本鬼子,認為都是他們把天下搞亂的,結論總是大清皇帝好,因為他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
我祖父的葬地是好風水,可惜後來被中共剷掉了。我家所有的祖墳都被剷,一個不剩。所以我常說,我這一輩子之所以沒出息,就是因為沒有祖墳風水。我的父母親智商都高,精明能幹。我常想,假如他們受過適當的教育,處在今日台灣,一定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女強人。
在我讀中學時,我家已經是富甲一鄉的首富。
我是家裡的長子長孫,所以我是家裡的寶貝。根據算命先生的建議,若要我長命百歲,不能叫我父母為爸媽,因而我叫父親為伯伯,叫母親為嬸娘,真是不倫不類;又說我必須男扮女裝,因而我尚在嬰兒時,便已穿雙耳洞。我現在偶爾在台北街頭看到男人戴耳環,我便暗中說有什麼神氣,我70幾年前就開風氣之先了。
別人家都是嚴父慈母,有點調和空間,我們家是父嚴母更嚴,我母理智勝過感情,對我的管教從不因為我是寶貝兒子而放鬆。不准跑跳太多,說不像斯文學生;不准與別人家小孩吵架或打架,否則回家先挨一頓打。因此我雖身高體壯,力氣很大,但不會打架,每打必輸,因為沒有實際打架的經驗。我也不會罵髒話,一直到老,最粗的話是「放屁」與「混蛋」,也是因為沒有相罵的經驗。同時一吵起架便興奮起來,忘了怎麼罵下去。總而言之,我的童年就在這數不清的「不准」中度過。
1938年,我參加聯考。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政治系,後轉經濟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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