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壯志未酬(3)
壯志未酬(3)
1932年,13歲時,進入漢口市立第一中學讀書。1935年,16歲時,考取湖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1938年,19歲時,高中畢業。我有幾個讀書的特點,值得敘述一下。
我喜歡自修。通常一自修就能了解,用不著老師再講,於是養成凡事自修,不聽老師講課的壞習慣。我這一生所得到的一點知識,大部分是自修來的,很少部分是老師教的,上課只不過是形式而已。
在國文和作文方面,根據我的看法,真正的傳世之作要靠文章的內容,而不是靠華麗的辭藻,所謂「文以載道」,「道」就是指文章的內容。
我在高中參加軍事訓練時,我就開始背誦古文。將「古文觀止」拆散放在口袋裡,軍中無事或擔任哨兵時,就拿出來背誦,以打發時間,及減少站在亂葬堆中四周都是白骨嶙嶙的恐懼。此外,我還讀完「史記」,及一些「孟子」。我最得力於「孟子」與「左傳」,前者使我的文筆雄放有感情,後者使我的文筆簡練有力。
我對英文也下過苦工夫。我在初中就讀「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軼事」等英文小說。讀高中時,更讀過「天方夜譚」、「少年維特的煩惱」、「魯賓遜漂流記」等英文小說。
我於1938年考入中央大學。1943年,抗戰勝利已在望,我也自中央大學畢業。1947年,我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研究所,於1949年取得碩士學位。
在留美期間,擴大了我的視線與胸襟,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美好的國家,還有人類普遍過這樣富足的生活,還有這樣平等、講禮、有秩序、守法的社會,也還有這樣有尊嚴、有自信、無所恐懼的人民。與我生長的地方和國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我所親眼見到的我的鄉間同胞,其生活、其地位、其遭遇,遠不如他們的一隻狗。這就不免使我在在感慨之餘,興起殷切希望中國能趕上去的念頭,這就是我在台灣天天喊現代化的根源。
假如時光能夠倒流,讓我重新來一遍,我一定會做到下面幾件事:
一,我現在說的話是帶有湖北腔的官話,發音很難聽(理州注:我在工商時報副刊組工作時,有一次好友劉素玉建議我去採訪王作榮,我沒有答應,因為我聽不懂王作榮的湖北腔,採訪王作榮的任務對我而言,太過艱鉅!),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聽到自己的錄音帶。所以我一定要學會注音符號及正宗國語,這樣我就可以與國內外十幾億中國人溝通而不怕難為情。
二,不管我讀什麼系,除了國文要寫得順之外,必須要精通一或兩種外國語。
三,必須要有一點才藝。包括樂器、聲樂、舞蹈、美術及體育等。選擇一兩種作為嗜好,其餘要有一點欣賞能力。
第四章 個性
我從不過問或談論別人的私事,但卻愛管國家社會與政府的事。我認為國家社會與政府不應該有的現象,不應該發生的問題,不應該用的人,就私下氣憤不已,更寫成文章發表。大家都說我文章氣勢壯,實在是氣出來的,有氣才能壯。也因如此,當朝顯要都讓我得罪光了。屈指算來,沒有得罪的好像沒有,這當然妨礙我的前途,不過我從不後悔。
假如要用兩個字來概括我的個性,我想「憨厚」二字頗適當。
第二部 一得之見
前言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究竟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我的答案是: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這三項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西方進步的民主國家大致都做到了這三項。我對這些國家嚮往不已,見賢思齊,總是希望我們中國也能達到這種境界。
第五章 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的角色
我極力擁護自由市場經濟,但不主張自由放任到政府完全不加干預的程度。我認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這有幾點理由:
一,在一個經濟遭遇到某種巨大的危機,例如巨大的天災或戰爭,或嚴重的經濟波動時,就必須要政府的介入。
二,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平均,及保障社會每一個人的起碼生活,迫使所有已發展的民主國家都必須採取某種程度的社會福利措施,而一旦採取這種措施,便是政府的介入自由市場,不讓自由市場機能分配財富。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一方面大聲疾呼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指責政府不應干預太多,應該防阻壟斷,公營事業應移轉民營,維護自由競爭;但另一方面,我又積極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某些經濟活動,採取某些經濟措施,以改正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不良結果。
我並不完全否定那隻看不見的手。不僅如此,我還讚美及主張運用那隻看不見的手。我只要強調一點,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已經是一隻殘廢的手、被污染的手、不能自由活動的手。這就需要政府以它那隻看得見的手,去幫助、維護、補充那隻看不見的手,兩者共同操作,互相補充,互相加強。
是以我尊重自由市場機能,但從不迷信它。
第十二章 教育、科技與文化
中國文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影響,從我當學生知道閱讀當時流行讀物起,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而且是兩極化。保守派將中國文化形容得完美無缺,激進派則攻擊得體無完膚。我直到在台灣從事經濟發展工作,才逐漸體會到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
到了1980年代,所謂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上有了卓越成就,由於這四小龍中,有三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都直接具有儒家思想的傳統;另外一小龍——韓國則感染儒家思想甚深,於是一些中西學者便對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究竟有什麼影響,發生了興趣,幾乎一致肯定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有利。
不過,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亦有若干因素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中國以家為中心,在處理人際關係及物質生活方面,便偏重倫理、血緣、親情、人情,而忽略了法律、制度、契約、公平。而後者正是一個以個人為主的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由於以家為中心,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生產效率低,物質生活經常貧乏,於是便消極地鼓勵節儉、刻苦、安貧與忍讓,而鄙視對財富的追求與物質的享受。這在長期間妨礙了經濟及技術的進步,造成了經濟的停滯。
部分中西學者以兩極說法,不是將中國的落後歸之於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便是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完全歸因於儒家文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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