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古希臘史二三事(1)

古希臘史二三事(1)
西元前431年冬天的某日,在雅典郊外的墓園,雅典人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中犧牲的士兵舉行國葬。這天的葬儀演講者是受雅典人尊敬的政治家Perikles(西元前495-西元前429)。他拿斯巴達的鎖國主義與雅典的開放主義相比,拿斯巴達的嚴格教育與雅典的自由教育相比,證明雅典人熱愛美但又不失質樸,熱愛知識但又不會淪於柔弱,雖然不會誇耀財富但也不會認同貧窮,為家庭也為國家努力奮鬥。換言之,雅典是整個希臘的學校。每一位雅典人都為了自己的人生而盡心盡力。Perikles讚賞犧牲士兵的英勇行為,安慰遺屬,並且答應未成年的遺子,國家將負擔其養育費用,直到成年為止。
第二年,傳染病蔓延雅典,奪走許多人的生命。很多雅典人就認為生命與財產都可能在一瞬間喪失,還是趁著活著的時候,盡量享受、盡量快樂。敬神和不敬神,最終都要死。有些雅典人就不再畏懼神。
傳染病之所以蔓延雅典,原因之一是,雅典人相信Perikles的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都盡可能搬遷到雅典市內住,以至於雅典市的人口過度稠密。
Perikles當時擔任將軍,這是他的職責。他那時告訴雅典人雅典的軍費有提洛斯(Delos)同盟各都市每年繳納的貢納金6百塔蘭(talanton)、衛城(akropolis)寶庫中的6千塔蘭銀幣,以及其他貢納的金銀和戰利品至少5百塔蘭,還有雅典娜女神像的鍍金40塔蘭,合計7660塔蘭。雅典平常的國庫歲入為大約500塔蘭,因此加起來超過8千塔蘭。1塔蘭相當於兵船漕槳手一天的薪資。
Perikles並且告訴雅典人雅典擁有3萬1800名士兵和3百艘兵船。Perikles便是舉這些數字,說服雅典人從住慣的鄉下田園搬到雅典市內居住。但是只有少數人在雅典市內有親友可以倚靠,大多數人都必須住在市內空地、神殿四周或城牆邊,過著和難民一樣的生活。
結果開戰之後,敵軍入侵、父兄戰死、傳染病蔓延,災難接二連三地來,雅典人指責Perikles,並且處罰他繳罰款。Perikles於西元前429年去世。
據推估,古希臘人於西元前2000年左右南下巴爾幹半島。受西亞文明的影響,發展出高度的青銅器文明--邁錫尼文明。西元前800年左右,古希臘人形成城市國家(polis)。
古希臘文明建築在奴隸制度之上。即使是人類最高知性的代表--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也從未提倡「解放奴隸」。即使是貧窮的雅典人也希望擁有奴隸,讓奴隸工作,自己在一旁享受輕鬆自由的生活。
奴隸制度的內容隨著時代而變。在邁錫尼文明的時期,擁有奴隸的都是王室。邁錫尼文明衰退之後的城市國家時代,奴隸分成兩種,一種是「斯巴達農奴型」,奴隸擁有家庭,隸屬於征服者斯巴達人,在祖先代代相承的土地上耕種。除了必須繳納很重的貢納給斯巴達人外,頑強不屈的男子隨時可能被斯巴達人殺害。另一種奴隸是雅典和其他城市國家常見的「商品型奴隸」。這些奴隸是從小亞細亞和埃及輸入的外國人。克里特島則兩種奴隸都存在。
有一位雅典殘障人士琉希阿斯因為有一位窮人告發他沒資格領殘障津貼,而在法庭上辯護道:「告發者認為我不應該領城市國家的殘障津貼,因為我身體健康。並且認為我擁有一技之長,可以不靠殘障津貼生活。並且以我能騎馬來證明我身體健康。還有,以我和有錢人交往來證明我做生意賺了錢。事實上,家父不但沒有留給我一毛錢的遺產,三年前,我好不容易不用再奉養一直生病的母親。我沒有兒子可以奉養我。我雖然擁有一技之長,可以賺取一點微不足道的利潤,但是我仍舊買不起奴隸來幫我工作。如果各位取消我的殘障津貼,我將陷入很悲慘的命運。」這位殘障人士琉希阿斯後來有沒有勝訴,不得而知。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他的辯護知道在古希臘的雅典,居然由國家發給殘障人士殘障津貼,真是先進!
斯巴達人認為兒童屬於國家,所以國家必須負責教育兒童在身體上和智識上順利發展。兒童一到七歲,就必須離開自己的家庭,與同年齡的其他兒童住在一起,接受嚴格的教育。不過,雅典和其他城市國家則認為兒童的教育是父母親的責任。因此,父母親會請個人教師教兒童讀、寫、算、音樂和體育。雅典的兒童到六歲時,奴隸(通常是年紀大的奴隸)會陪他上下學。這些書僮式的奴隸會幫小主人拿教科書、上音樂課要用到的樂器、和上體育課要用到的球。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認為要建設最好的國家,必須先培養出品質最優秀的人民,而要培養出品質最優秀的人民,就必須從兒童的教育做起。亞里斯多德還主張應該設立監督兒童官,監視兒童們的生活情形,尤其要讓兒童們盡量少和奴隸接觸,因為奴隸品格低賤,會給兒童們帶來負面影響。基於同樣的理由,全國應該禁止說髒話、低級的繪畫與音樂。並且應該限制年齡觀賞喜劇(亞里斯多德認為喜劇應該列為限制級!他如果知道現在的電影和電視充滿性和暴力,應該對他那時代的純潔風俗感到欣慰才對。)。
古希臘人認為太早結婚會生下有缺陷的嬰兒,因此認為女性在18歲左右,男性在37歲左右是適婚年齡。亞里斯多德並且主張如果生下有缺陷的嬰兒,可以丟棄到荒郊野外(真不人道!)。他並且主張丈夫或妻子若搞婚外情,應該剝奪其市民權,作為處罰。
斯巴達人比較沉默寡言,雅典人比較多話,而且雅典人認為擅長辯論是美德。他們認為隱遁的孤高和冥思不會獲得真理,真理在人與人的論辯中才會獲得。
雅典實施貴族政治,官階最高的是依門第與財富選出來的九名「執政官」(任期只有一年)。能夠自費武裝的市民才有參政權,從這些人之中選出評議員。「市民總會」是決定國家政策的最終機構。貴族與平民的抗爭一直持續。西元前6世紀初,出現許多平民將自己的身體作為抵押,向貴族借錢,雙方之間的抗爭因而變得更激烈。
這時候,賢能的Solon(西元前640-西元前560)成為「執政官」,力行改革。他下令一切債務從此消除,今後禁止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抵押,向別人借錢。可是,Solon退休後,紛爭再度發生,後來平民的領袖Peisistratos(?-西元前527)成為專制君主(tyrant)。雖然Peisistratos實行保護農民政策,但是其子又成為專制君主時,平民開始反對專制君主制度。並於西元前6世紀推翻專制君主制度。
專制君主制度被推翻之後,雅典實施民主政治。古希臘歷史學者希羅多德(西元前484-西元前425)雅典實施民主政治之後,變得更強大。因為「雅典人受到專制君主壓制時,故意採取卑怯的行動,可是一旦得到自由之後,便為自己而努力奮鬥。」雅典是希臘第一個實施民主政治的城市國家。雅典的經驗自然會影響其他城市國家。
希羅多德還敘述波斯王Daryavaus(西元前522-西元前485)即位時的情況。Daryavaus詢問七位智囊應該採取什麼政治體制較好。一位智囊認為應該採取萬民同權的平等政治體制。另一位智囊認為應該採取由少數精英掌控的寡頭政治體制。最後一位智囊認為應該採取獨裁政治體制。
(待續)
※9月23日(星期五),我在汐止大同路候車亭等國泰醫院接駁車,要到國泰醫院汐止分院拿藥。旁邊一位不認識的歐巴桑見我行動不便,就告訴我:「你可以坐計程車去呀!」我回答說:「不行,坐計程車要花錢,我捨不得。」那位不認識的歐巴桑聽完,就拿出錢包,掏出一百元鈔票,遞給我,說:「這個給你坐計程車。」我趕緊婉拒,並且說:「妳這麼好心,將來一定會有好報!」這個社會還有溫暖。
理州上 2011年9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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