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中日韓三國命運的兩件事
17世紀初期朝鮮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是透過耶穌會(關於耶穌會與利瑪竇到中國傳教的前後經緯,請參考拙著『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u 1552-1610)。利瑪竇於1601年到達北京,他為了順利在中國傳教,採取很多權宜措施,例如他主張儒家古典理的「上帝」和天主教裡的「天主」是同樣的。為了吸引中國讀書人,利瑪竇還和徐光啟、李之藻合作翻譯許多西方的科學與神學書籍。而當時朝鮮每年都會派遣使節(所謂的燕行使)到中國北京,這些燕行使回朝鮮時,就會攜帶漢譯西方科學、神學書籍,將西方文明間接傳到朝鮮。受到這個影響,在北京受洗的李承勳便於1784年在朝鮮創立基督教會。
利瑪竇還介紹世界地圖給中國和朝鮮的知識份子,對朝鮮而言,在此之前,世界就是中國、女真、日本,頂多到天竺(印度),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讓他們知道世界原來比他們想的還大得多。而且讓他們知道「尊華卑夷」的思想是虛幻的。世界有五大洲,其中的亞洲便有100多個國家,而中國只是其中之一。
利瑪竇的漢譯西洋書大概有22種,其中由利瑪竇口述,徐光啟筆記的為:「幾何原本」六卷、「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由利瑪竇口述,李之藻筆記的為:「坤輿萬國全圖」、「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
1610年,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又繼續派一流的傳教士到中國,比較著名的有:
龍華民(1597年到中國)
龐迪我(1599年到中國)
熊三拔(1606年到中國)
陽瑪諾(1610年到中國)
艾儒略(1613年到中國)
畢方濟(1613年到中國)
鄧玉函(1621年到中國)
湯若望(1621年到中國)
羅雅谷(1621年到中國)
1610年中國人基督徒只有2500名,到了1650年大幅增加到15萬名。
朝鮮王朝並且於1653年決定採用西洋曆法「時憲曆」(由徐光啟主持編篡)。
李之藻於1629年出版合20種漢譯洋書而成的「天學初凾」,這本書收錄了瞭解西洋科學與宗教的基本文獻,分理編和器編,理編除了天主教理書之外,也有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的書,以及世界地理「職方外紀」。
器編網羅數學、天文、測量等貴重西洋科學書。「天學初凾」也傳到朝鮮。
1630年,朝鮮燕行使鄭斗源在山東半島的登州遇見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1634),陸若漢請鄭斗源帶給朝鮮國王禮物,那些禮物是西洋文物,無論就質或量來講,都非常貴重。
燕行使每年三或四次從漢城出發,經義州、瀋陽、山海關,到北京。不過1630年時,山海關外被後金,也就是後來的清佔領,鄭斗源一行人只好經山東半島的登州到北京。
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年出生於葡萄牙,1577年赴日本,精通日語,著有「日本文典」,是西方當時第一流的日本研究者。但是後來德川家康親近基督新教國家荷蘭與英國,排斥基督舊教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因此陸若漢於1610年,在日本住了33年後,被趕到澳門。
1636年,清軍入侵朝鮮,朝鮮國王仁祖不得不與清軍簽訂和約,答應讓仁祖的長子昭顯世子(1612-1645)到北京當人質。昭顯世子在北京與耶穌會教士湯若望交友,並且對天主教與西方科學表示興趣,希望將來引進朝鮮。湯若望還送昭顯世子天球儀、天文書與其他漢譯洋書。可是,1645年昭顯世子回朝鮮後,卻被人毒死。原來昭顯世子的父親仁祖懷疑清朝會逼迫他將王位讓給昭顯世子,便命令御醫李馨益毒死昭顯世子,並將王位繼承人讓給次子鳳林大君,也就是後來的孝宗。由於昭顯世子的去世,朝鮮失去引進西方科學文明的最好機會。
朝鮮王朝自從1392年創建以來,就徹底實施文治主義,所謂「文」,就是「儒」。儒者們認為實學是「雜學」,技術是「末技」,都瞧不起。他們眼中只有「中華」,他們不認為「南蠻」人帶來的西方文明有任何價值。
不過,李瀷(號星湖 1681-1763)主張朝鮮應該引進西洋學問,他批評朝鮮的儒學已經脫離實際生活,虛學化。他開啟了朝鮮的實學思想,並且形成了星湖學派。李瀷的父親李夏鎮於1678年被政府派遣到北京時,買了數千卷書籍,其中包括耶穌會教士的漢譯洋書。
李瀷認為儒家思想優於天主教,可是西方的科學想卻值得東方人學習。這是中國「中體西用」、日本「和魂洋才」、朝鮮「東道西器」的先驅。
星湖學派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由研究天主教進而信仰天主教,另一派則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場堅持與天主教對抗。
耶穌會為了在中國順利傳教,採取了一些配合中國民情風土的權宜措施,例如在中國的耶穌會就允許中國人信徒祭祖、拜孔子。可是後來在西班牙援助下,以菲律賓馬尼拉為據點的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於1633年到中國,他們向先來者耶穌會爭奪傳教機會。這表面上是天主教內部的傳教爭奪,其實暗藏著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東方貿易的爭奪戰。
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看到中國人信徒祭祖、祭天、拜孔,認為這是迷信,違反了天主教認為上帝是宇宙唯一神的教義,一狀告到羅馬教宗那兒。1704年,羅馬教宗下令中國人信徒不得參加儒家式祭典。本來對西方傳教士懷有善意而且對西方科學文明懷有濃烈好奇心的康熙皇帝(在位1662-1722)知道後,非常憤怒,於1706年下令實施給票制度,也就是只發給承認中國典禮的傳教士票(居住證明書),將沒有票的傳教士全部趕出中國。
本來是天主教修道會之間關於中國典禮問題的爭論,現在變成羅馬教宗與康熙皇帝之間的爭執。
1715年,教宗宣布中國的儒家式典禮是迷信。雙方的火藥味逐漸濃厚,1722年,雍正皇帝開始禁教與迫害。1773年,羅馬教宗下令解散耶穌會。170年來將西方科學文明介紹到東方來的耶穌會就這樣被解散,這對正開始要研究西方科學文明的中國和朝鮮來說,都是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1786年,朴齊家向朝鮮國王建議招聘西洋學者到朝鮮擔任觀象監,並且要年輕學者向西洋學者學習,不僅學天文,還要學農業、醫藥、建築、採礦、製造玻璃、製造火砲等。可是朴齊家不知道耶穌會早在13年前就被羅馬教宗下令解散,因此他的構想當然不可能實現。
近代朝鮮由李桓老(1792-1868)開啟了「衛正斥邪」思想,所謂「衛正」,就是保衛正學,而「正學」,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程、朱,一直到朝鮮的宋時烈,對這個道統而言,無論是楊墨、老莊或佛教,都是異端邪說,而19世紀的異端邪說主要是天主教。中國的道統為什麼會傳到朝鮮的宋時烈呢?因為明朝被清朝(夷)滅亡,而清朝又於1627年和1636年兩度侵略朝鮮,而且宋時烈又是徹底的朱子學者,強烈主張「崇明排清」,道統自然落在他身上。
朝鮮的儒者認為,自從滿州的清滅掉漢族的明之後,中國就從「中華」淪落為「夷」。那麼誰繼承「中華」的道統呢?當然是貫徹儒家思想的朝鮮。
近代史上日本和朝鮮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政府於1639年下鎖國令後,把西洋的宗教與貿易切割開來,驅逐基督舊教國西班牙與葡萄牙,而與基督新教國荷蘭貿易,並且自1641年開始,規定荷蘭人必須每年對德川幕府提出「風說書」(世界情勢報告),讓日本政府可以及時掌握西方資訊。而且讓荷蘭人住在長崎初島,長崎成為日本對外唯一窗口。然而朝鮮卻沒有「長崎」,也沒有「風說書」。日本將宗教與學術分開,拒絕宗教,卻歡迎西方學術(蘭學)。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就把西洋書中的科學與宗教分開,允許西洋科學書進口,開創了日本的蘭學。
就在日本將西洋的宗教與學術分開的同時,朝鮮卻開始鎮壓天主教,並且從反西方宗教擴大成反西方學術,朝鮮躲在「鎖國壤夷」的龜殼中,成了東亞最後一個「隱者之國」。到了1882年,朝鮮才被迫打開國門,這時日本與朝鮮的國力已經是雲泥之差。
1895年,朝鮮國王高宗宣布教育立國的方針,拋棄「虛名」的教育,轉變成注重「德、智、體」三位一體的「實用」教育,然而農村的教育主流依舊是儒家思想教育。
日本已經於1872年公佈「學制」,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一個大學區再分為32個中學區,每一個中學區再分為210個小學區,每一個小學區設立一間小學。1878年的就學率為百分之41.3,而當時朝鮮還在固守儒家思想的教育,並且清一色是朱子學,兩國之間相差太大。朝鮮直到1895年才由舊教育轉換成新教育,不過已經落後日本23年。1902年日本在朝鮮實施「統監政治」,朝鮮已成為日本的囊中物。
日本在1720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時,已經在中國、日本、朝鮮東亞三國的現代化賽跑中,取得領先地位,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從1601年利瑪竇進入北京以來,一直到1720年,中國都是東亞西方學術研究的先鋒,可惜在康熙時代先是為了「典禮之爭」,到了1722年,雍正皇帝禁教,耶穌會又於1733年解散,從此西學進入中國的管道中斷,連朝鮮也受池魚之殃,只有日本一直保有「長崎」這個窗口,讓西方文明源源不絕流入。
最糟糕的是中國和朝鮮都有科舉制度,而且考試內容都是儒家的四書五經,對讀書人而言,漢譯西洋書中,既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根本無助於他們的前途,因此不可能浪費時間去翻閱。相反的,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好聰明的日本人,什麼都向中國學,就是科舉制度不學!),因此日本的學術界呈多元化發展,有漢學、國學和蘭學(荷蘭人傳來的西方學問)。在西方人侵略亞洲之前,日本人已做好西化的暖身運動。
這就是日本何以現代化(明治維新)很順利,並且遙遙領先中朝兩國,而且還反過來侵略兩國的源由。
1720年(日本在這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進口)與1733年(耶穌會在這年解散)決定了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歷史命運。
理州上 2010年4月27日
1 則留言:
呂先生或許放大了日本在1720年開放引進西方文化的影響!!!當時日本也只有少數人能接觸這樣的資訊,我懷疑日後對日本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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