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清朝統治時代

清朝統治時代
鄭氏政權崩潰,對清朝而言,能夠確保台灣海峽,就很滿足,並沒有積極佔領台灣的意願,他們把島內的移民大多送回大陸,接下來打算要完全放棄台灣。考慮台灣在東亞所佔有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得不說清朝近乎無知。但是滿人興起於中國北方,能夠南下征服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100分了,對小小台灣自然不放在眼裡,這種心態也可以理解。
曾經視察過台灣全島的施琅對清朝的政策很驚訝,他向清朝建言:「台灣土地肥沃,要防守澎湖,台灣不可或缺。」在施琅積極勸阻下,清朝撤回放棄台灣的政策,於1684年,設立台灣府(現在的台南),做為統治台灣的行政機關,「台灣」這個名稱從此確定。不過台灣府沒有獨自的行政權與軍權,只是隸屬於福建省。
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方針是把移民當不穩分子,想辦法監視、管理他們。他們一發現單身的無業移民,就強迫送回大陸原籍地。對新移民有「三禁」政策,第一禁是嚴格禁止偷渡,一抓到就嚴厲處分。第二禁是移民者不准攜帶家眷,這樣一來,移民者無法在台灣生根,而來移民者若有叛亂情形,他們在大陸的家眷可當成人質。第三禁是由於廣東是海盜巢窟,當地住民嚴格禁止渡台。盡管有這三禁,可是由於大陸沿岸的福建和廣東耕地不足、人口快速增加,無業之徒輩出,而謠傳對岸的台灣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因此來台移民的人自然絡繹不絕。而且福建沿岸曲折,偷渡容易,即使被官兵發現,稍微賄賂一下,也容易打發。甚至按著正規的程序,花許多時間,湊齊所需文件、證明,到廈門辦理移民許可,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的行為。當時的黑話,偷渡業者叫「客頭」,如果航行途中,移民者與客頭因為船資而起爭執,移民者被客頭推下海叫「灌水」,客頭以其他島嶼騙移民說那是台灣,而讓移民上岸叫「放生」,離岸還遠,就要移民下船,以至移民全身陷入泥沙,這叫「種芋」,不幸遇到滿潮而溺死時叫「飼魚」。
即使偷渡有這麼多風險,但是當時福建、廣東一帶盛傳「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對這些地區生活困苦的民眾仍就是夢幻樂園。福建省後來發現「三禁」沒有意義,便於1760年廢除。
受命到台灣的文官和軍隊任期都是三年,文官都認為被派到偏僻之地台灣是抽到壞籤,因此都希望任期趕快屆滿,回大陸。
由於清朝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引起移民者不滿,時常有叛亂發生,當時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有1696年的吳球之亂、1701年的劉却之亂、1721年的朱一貴之亂、1786年的天地會之亂。
移民者之間也會因為爭奪土地或水源,而發生族群間的械鬥,一開始是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械鬥,後來比較晚移民的客家人也加入械鬥。而且三者合眾連橫、分分合合,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有時候客家人與漳州人或泉州人聯合起來對付泉州人或漳州人,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先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把客家人趕出土地後,漳州人和泉州人再做最後決鬥。
有時候泉州人對清朝叛亂,請漳州人幫忙,漳州人不理不睬,相反的,當漳州人和清朝有衝突,泉州人也隔岸觀火。這就是台灣的叛亂始終不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到現在,台灣還是善於內鬥,也比較有興趣內鬥。
由於族群長期械鬥之故,移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台灣」共同體的意識。
由於漢人移民的增加自然逼迫原住民,有時候原住民的部落甚至被漢人移民佔據。原住民開始反抗,他們在部落四周用削尖的竹竿圍起來。美國西部開拓史中,白人與印地安人的戰鬥在台灣也上演過。1722年清朝下令漢人移民不准進入深山,可是漢人移民仍我行我素。清朝看這道命令根本無人遵守,只好於1874年廢除。
當時台灣有「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府」就是指台南,「鹿」就是指鹿港,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艋舺位於淡水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當地原住民稱為「Bank」意思是「圓木舟」或「圓木舟的集散地」之意。
台灣最早的媽祖廟是1694年建於笨港,也就是現在的北港朝天宮,現在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時,全島的媽祖進香團就到這兒朝聖。
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翌年,1841年,一艘英國軍艦駛近基隆附近,基隆砲台發射砲彈,英國軍艦一時驚慌,便觸礁。台灣守備隊的大小船隻便駛去攻擊,經過一番戰鬥,英國軍艦上的10名英國兵和23名印度兵被殺,印度兵133人被俘擄,十多門砲也被扣押,由於鴉片戰爭屢戰屢敗,道光皇帝對台灣的表現非常激賞,賜台灣兵備道(守備隊總司令)姚瑩勳章。不久發生第二次戰鬥,台灣守備隊再度擊敗英軍,道光帝高興極了,授姚瑩相當於將軍的雲騎尉,並且允許世襲。
鴉片戰爭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美國的培里司令官向日本德川幕府恫嚇後回國,向美國政府建議應該佔領台灣。英國政府知道美國的動向後,有些焦慮。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船事件,引爆英法聯軍。1858年,清朝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英國於1862年在淡水開設領事館,各國也相繼跟進。這意味台灣的經濟中心已轉往北部。並且在英國壓力下,開安平港、打狗(高雄)港、雞籠(基隆)港與淡水港。雞籠就是在這時改稱基隆。就這樣,台灣擁有四個國際港。這時候台灣的主要出口商品為砂糖、樟腦和茶,主要進口商品居然是稱為「洋藥」的鴉片。
1867年,美國商船在台灣南部蘭嶼島附近觸礁,包括船長在內的13人漂流到恆春。這13位美國人立刻被排灣族原住民「出草」(割下頭)。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里善德魯聽到這件消息,立刻向北京與台灣府抗議並要求調查,但是清朝說排灣族是化外之地,不歸清朝管轄。里善德魯只好親自到恆春與當地原住民大頭目談判,1869年雙方簽訂條約,原住民還答應救助美國的遇難船隻,美國不需派兵而獲得該水域的航行安全,排灣族則免去美國的報復,可說是雙贏的結果。
1871年日本一艘糧食運輸船中途在台灣南部海域觸礁,船員66人漂流到南台灣上岸,向牡丹社原住民求救,54人反而被「出草」,剩下12人逃跑。這就是「牡丹社事件」。12人在附近受漢人保護,1個月後經福州送回日本家鄉。日本政府知道此事,緊急開會,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主張出兵討伐,井上馨、澀澤榮一主張與清朝談判。1873年,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前往北京與清朝全權吏部尚書毛承熙談判,毛承熙說:「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做的事,我國無法負責。」日本因而決定出兵。1874年征台軍長官大隈重信率領5艦13船,士兵3千6百人攻擊牡丹社,造成原住民12人死亡。結果在英國駐北京公使調停下,清朝答應付78萬日圓賠償金,日本撤兵。
鴉片戰爭以來,圍繞著台灣出現許多事件,讓清朝不得不重視台灣。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建議:「台灣是我國沿海七省的防波堤,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果經營錯誤,遲早會被列強拿走。」
沈葆楨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為「中興名臣」,他的妻子還是林則徐的女兒。李鴻章強力支持沈葆楨的意見。而這位李鴻章後來居然成為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定者,歷史真是諷刺。皇帝採納沈葆楨的意見,任命他為辦理台灣海防事務,1875年,沈葆楨抵達台灣。沈葆楨的開發台灣政策先從獎勵移民做起,他除了讓移民免船資之外,還給移民每人一公頃農地、一公頃荒地,每10個人一頭牛和4種農具、若干種子。由於這個積極鼓勵移民之故,鄭氏政權時代,漢人只有20萬人,到了光緒年間,大幅增加到3百萬人。這個時候清朝對台灣政策的轉變,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台灣再也不是「化外之地」,清朝還在台灣北部另外設立一府,稱為「台北府」。「台北」的名稱從此開始正式使用。
沈葆楨為了充實防備力量,在台南建築億載金城,「億載」是億萬年的意思,「金城」是銅牆鐵壁的意思,現在這座城位於台南市安平區,沈葆楨並且在打狗(高雄)築砲台,這砲台現在在高雄壽山公園。沈葆楨也在台灣最南端建立恆春城。
但是由於沈葆楨太能幹了,朝廷需要他,他只待在台灣七個月,就被調到大陸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這真是台灣的損失,而沈葆楨也於4年後去世。
沈葆楨雖然離開台灣,但是仍很關心台灣的建設,他雖然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但仍催促清廷建設台北城。但是由於缺乏資金,台北府知府陳星聚開始動工興建是在沈葆楨去世之後的1880年,1882年完成。台北城城壁北側是今日的忠孝西路,東側是中山南路,南側是愛國西路,西側是中華路。1899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為了興建道路,便把城壁拆毀。面對西城門一帶被稱為「西門町」,日本人也把艋舺改成與日本音相同的「萬華」。這些地名都沿用至今。
中法戰爭爆發時,法國佔領台灣,李鴻章則派劉銘傳(1836-1896)率領1400位士兵赴台,劉銘傳到台灣後,立即召幕義勇兵,將軍隊增加到3千多人。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命劉銘傳擔任福建巡撫,管轄台灣府。劉銘傳想要充實台灣的防備力量與開發台灣,為此,必須先提高台灣的行政位階。劉銘傳於是主張將台灣府提升為台灣省,並且向朝廷上奏:「我願意到台灣擔任官職」。李鴻章也同意劉銘傳的意見。於是1886年,台灣成為清朝第22個「省」。第一代巡撫當然是劉銘傳。劉銘傳擬訂行政、防衛、財政、理蕃四大政策,他宣言:「舉一隅之策,成全國之範,以一島成全國之基。」劉銘傳要把台灣建設成洋務運動的模範省。劉銘傳把台灣府設在台中,「台中」的名稱自此誕生。台中南部的舊行政中心則稱為台南,「台南」的名稱自此誕生。
在理蕃政策,是武威和招撫並用,禁止移民私墾土地,並嚴禁官員對原住民態度傲慢,在各地設撫墾局,獎勵原住民種植茶和樟腦,並且在台北城內設立蕃學堂,教原住民學習漢文和算術。
但是理蕃事業並不是一直很順利,原住民還是偶爾會反叛。1888年,台東卑南發生的叛亂,不久就波及到花蓮,光是台灣常備軍無法對付,只好從大陸請來北洋艦隊以及從澎湖調來駐屯軍,花3個月,犧牲2百多士兵,才鎮壓叛亂。
劉銘傳四大政策中的財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稅收,他首先調查隱田與盜墾,1886年耕地稅收只有18萬兩,到了1889年,只不過3年,居然大幅增加到67萬兩。再繼續清查鴉片進口、樟腦和鹽等買賣的逃漏稅,每年稅收從90萬兩增加到440萬兩。
在茶的生產方面,劉銘傳將生產與販賣組織化,改良品質。1865年,台灣茶出口13萬6千斤,到了1893年,竟然大幅增加到1639萬4千斤,才28年,增加100倍以上!茶的集散地大稻埕林立著製茶廠、內外商館和銀行,繁榮程度還超過艋舺。劉銘傳也推動樟腦、硫黃、煤炭的增產。
但是劉銘傳最大的功績是鋪設鐵路。由大稻埕為起點,1887年動工,花了四年,鋪設到基隆長20公里的鐵路。在大陸,以上海為起點的吳淞鐵路雖然較早動工,可是由於中途放棄之故,台北和基隆間的鐵路成為中國第一條鐵路。
接下來,由台北向南鋪設,鋪到新竹約80公里,於1893年完工,可是工程就到此為止,接下來的鐵路必須等日本人來完成。
充實防衛體制也是劉銘傳四大政策之一。他花了80萬兩向英國購買大砲31門,安置在澎湖島、打狗(高雄)、安平、淡水與基隆,並且在台灣設立武器彈藥製造廠與修理廠。
不過由於劉銘傳太能幹了,和沈葆楨一樣,也被清廷調回中央,擔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這也是台灣的一大損失。劉銘傳最後在台灣的工作是於1891年把中部的台灣府遷到台北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首府。
這時候,慈禧太后掌握政權,將北洋艦隊的費用挪為建設頤和園的花費等,所有的洋務運動都停擺,劉銘傳根本無用武之地。把能幹的官員晾在一旁,不讓他發揮才能,這是台灣的遺憾,也是中國的遺憾!
接任劉銘傳的台灣巡撫是邵有濂。邵有濂上任後,把劉銘傳所有的改革都停止,理由是:「要讓人民休養。」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不久演變成中日甲午戰爭。邵有濂不僅沒有加強台灣的防備,反而辭職回大陸。接任的是邵有濂的部下唐景崧,唐景崧是科舉出身,卻不適任戰爭期的巡撫。
清廷為了加強台灣防衛,派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與廣東南澳總兵劉永福率兵到台灣協助唐景崧。劉永福曾經在越南與法國作戰,相當善戰,他的軍旗將「劉」塗成黑色,人稱「黑旗軍」。
台灣在甲午戰爭中,雖然沒有成為戰場,可是甲午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定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群島的馬關條約。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台灣,台灣人非常驚訝。第二天,4月18日,林朝棟、邱逢甲等居住在北部的有力人士見唐景崧,要求與日軍一戰,以保全台灣的現狀。數天後,他們率領民眾,敲鑼打鼓,從艋舺走到大稻埕,呼喊:「反對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且軟禁唐景崧。台灣的治安此時已逐漸惡化,唐景崧打電報給情廷:「日日以淚洗面!」
這時候,台灣接到一個好消息,俄國、德國、法國出面干涉馬關條約,認為日本獲得太多,要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台灣人想:三國既然可以強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當然也可以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因而歡欣鼓舞。唐景崧並且奏請清廷向三國策動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可是三國干涉只限於遼東半島,對台灣並無興趣,何況俄國的目的在遼東半島,如果讓日本取得台灣,讓日本向南發展,反而樂見其成。德國與法國也很滿意日本的讓步,而不願節外生枝。因此台灣割讓日本成為定局。
日本政府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並且命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軍隊接收台灣。
這時,台灣住民代表邱逢甲和林朝棟等人要求唐景崧召開會議,以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名,向國際表明「台灣獨自抗戰的意志」,同時要求列強防衛台灣,酬勞是台灣的金礦與碳礦,而且台灣還願意租借港灣給出手干涉的列強。
清廷害怕再度與日本開戰,便命令唐景崧等大小官員立刻回大陸。聽到這個命令,最先離開台灣的是水師提督楊歧珍及其海軍部隊,其他文武百官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而且離開台灣的還包括台灣人富豪。地方住民和殘留士兵搶奪這些富豪的行李車,讓他們留下「逃跑稅」。另一方面劉永福率領黑旗兵固守台南,宣布「與台灣共存亡!」
北部的地方有力人士認為,只要台灣能硬撐幾個月,或許會有列強出面干涉,他們擁戴唐景崧擔任總統,邱逢甲擔任副總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並且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台灣人民寧可死也不投降!」並設計出藍地黃虎旗做國旗,國名為「台灣民主國」。軍隊沒有海軍,陸軍為正規軍3萬5千人,以及各地義勇兵10萬人。當時的台灣總人口為254萬6千人。
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北部海岸澳底灣登陸,幾乎沒有遇到抵抗。6月3日,日軍將民主國守備隊趕出基隆。當天,唐景崧的心腹部下廣東人黃義德率兵援助基隆,到達基隆時,戰鬥已經開始,黃義德一看,調頭就撤回台北,這就是英勇的台灣民主國正規軍。
唐景崧原本就是被人扛出當總統,壓根兒就沒意思要和日本打仗,也無意搞獨立。基隆陷落的第二天傍晚,唐景崧與數名親信逃出官邸,搭上停泊在淡水港的德國商船,逃往大陸。許多官員和台灣有力人士聽到這個消息,也紛紛逃亡,當中也包括副總統丘逢甲。當初逼迫唐景崧搞獨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邱逢甲,可見邱逢甲比唐景崧還無恥一萬倍。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比這些人高明多了,因為莫那魯道最後自殺身亡,以示負責。我不知道台中的「逢甲大學」是否紀念邱逢甲而設立,如果是,那就太遺憾,邱逢甲根本不值得紀念。台北的「明傳商專」,我比較能認同,因為劉銘傳的確對台灣貢獻很大。如果台灣有一所「莫那魯道大學」我也不反對。
結果證明,成立台灣民主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維持現狀,以保全台北財政高層階級的財產,而不是要保全台灣。
台北的治安愈來愈糟,士兵和流氓到處放火、搶劫、殺人,台北城內成了地獄。城內的商人再也無法忍耐,便聚會選出辜顯榮為代表,請日軍早日進台北城維持治安。辜顯榮抵達基隆日軍大本營後,對日軍負責人說:「台北裡的清朝文武百官都逃走了,現在治安混亂,土匪燒殺搶奪,希望日軍趕快進駐。」6月7日早上,在辜顯榮帶領下,日軍進台北城,開始討伐作亂的士兵與暴徒,之後,將3千多位廣東兵送返大陸。1895年6月17日,日本人舉行台灣總督府開廳典禮,台灣從此進入日治時代。
由於辜顯榮對日軍佔領台灣有功,日本人就讓他專賣食鹽,並且辜顯榮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
後來台灣人認為辜顯榮是漢奸,可是對辜顯榮而言,台灣既然已經經過正式外交程序割讓給日本,祖國也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人當然要務實地接受這個事實,接受日本統治台灣。辜顯榮這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柔軟姿態,與原住民莫那魯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姿態,誰對誰錯,很難斷言。歷史上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不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樣,老是問父母:「那是好人還是壞人?」歷史人物有時難分好壞,有時從某個角度看是好人,有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成為壞人。辜顯榮就是一個好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理州上 201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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