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非議歷史(10)

非議歷史(10)
洋務運動的破產,使統治者們看到政治制度有問題。以「立憲」來說,西方立的憲是虛君制,中國立的憲竟然是實君制。
1915年,北大教授陳獨秀在北京創辦了「青年雜誌」。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明確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他認為︰人權就是民主,包括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於現今社會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遺留的,都一文不值。
陳獨秀還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的號召立即引來呼應聲,其中最有名的有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他們認為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出在文化,所以他們要提倡一種「新文化」,是大眾的而非貴族的、是科學的而非迷信的、是時代的而非復古的,其中尤以白話文運動影響最為深遠。在思想上,當然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批判最為激烈。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
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會引發的一場學生運動(五四運動),很快波及全國,從而將新文化運動推向高峰。
從「五四運動」到「七七」盧溝橋事變的近二十年時間裡,是中國文化最豐富多彩的一個時代,可能只有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相提並論。這些新文化的倡導者們似乎要將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浪漫主義運動、工業革命以及中國八十年來的救亡圖存運動畢其功於一役。
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與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氣象有著本質區別︰前者只是想將西方學術運用到中國來,後者則是創建。你看︰胡適、魯迅、郭沫若、馮友蘭、梁漱溟,哪一個身上沒有西方相應的學問家、文藝家影子?而老子、孔子、莊子、墨子、鄒衍、韓非子,哪一個不是自成一家?
人們在三百年前的黃宗羲時代就有了「非君論」了。
所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摧殘極大,它將新文化運動產生的一點好的影響(啟蒙),掃除殆盡。文革遺毒,至今猶存︰現在很多人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時,依然用那種咬牙切齒的咒罵方式。
二十世紀對中國發展之路而言,可以說是「試驗」的世紀,我們已經試驗了多種「跨越」,如果說是「摸石頭過河」,則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我們已經過了河,我們應該走上了一條健康發展之路︰這就是科學之路、和諧之路。
問題的核心還是文化!文化怎麼跨越?回到過去是「復古」,全盤西化是「複製」,而我們需要的是「復興」!
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走過了工業化時代,正在進入資訊時代。我們呢?我們可以跨越工業化時代嗎?
當一個大學名牌教授正在搖頭晃腦地講著我們傳統文化裡那些智謀(『孫子兵法』與二十四史)、那些玄學(『易經』)、那些忠孝節義、那些「無可無不可」時,我們到底是在跨越呢?還是在倒退呢?
我想,我們必須在把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脈絡重新梳理一番後,再把二十世紀歷史細細研究一番,然後才能談得上展望未來。為此,從文化意義上說,我們不妨將二十世紀定名為「跨越時代」。(全文完)
理州上 2010年12月1日

2010年11月29日 星期一

非議歷史(9)

非議歷史(9)
西元1601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數經周折,終於來到北京,從此翻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最擅長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最讓士大夫們大開眼界的,是利瑪竇向人展示出一幅用中文標注的世界地圖,他們獲知中國不僅不在世界中央,而且僅僅只是世界東部的一部份。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與利瑪竇交上朋友後,在利瑪竇的指導下,重製了一幅世界地圖,這就是我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利瑪竇又與徐光啟、李之藻等數學家合作譯撰成「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勾股義」等書。
在1669年之後,西方科學遇上了一位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明君」,即清初的康熙皇帝。這位「英明之王」不僅偏好「西洋奇器」,而且認真地加以學習鑽研。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他興趣盎然,離開北京到暢春園時,仍然要西方的傳教士為他每天講解。康熙對西學的鑽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代數、幾何、力學、光學、化學、工程、西醫、生物學和音樂等諸方面。他還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驗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後,效果良好,立即推廣到蒙古。為瞭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還親自解剖了一隻冬眠的熊。他還站在河邊向水利官員講解如何計算水的流量。他甚至還在中南海豐澤園內試驗起雜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雜交之父」袁隆平還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組織的兩項全國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響深遠。一是組織全國優秀的天文數學家,編了一部我國科技史上具有很高價值的天文數學樂理叢書「律曆淵源」;二是組織人實地勘測繪製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它是我國第一次用科學方法繪製的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西歐各國所有的地圖更好,更精確。與此同時,他通過傳教士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交換禮品。
可惜,他在博覽經史之書後,奉行了一條傳統上的「內聖外王」的治國原理,把儒家設計的「堯舜時代」的政治道德藍圖當作理想去追求,完全看不到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工業革命。
為了加強君主集權統治,他對內強化封建專制,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他重農輕商,致使明末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對外則閉關自守,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後。他在竭力開創盛世局面時,其實已經走上了與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的道路。所以,他的這種學習研究也止於他個人的偏好,他並沒有因此而設科學方面的科目來開科招考進士。
幾乎與中國的康熙同時代,俄國也出了一位「奮發有為之君」,他就是彼得大帝。彼得大帝為了讓俄國趕上西方,同樣身體力行地學習西方知識。他曾扮成士兵,夾在留學生中去荷蘭造船廠學習造軍艦和駕船技術,冒充學者到英國拜訪牛頓,還和著名數學家佛哈森攀上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們討論科學方面的問題。
等他學成歸國後,立即加以發揮,於是乎,俄國有了報紙、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院、造船廠、海軍基地。不久,一座「集歐洲所有城市的精妙於一身」的新首都——聖彼得堡出現了,俄國迅速融入西方文明之中。
彼得和康熙的區別其實很簡單︰康熙只是將西方科學技術當作一種「奇技」,他學習的動機和目的多數是出自於自身愛好和炫耀,彼得大帝則是將整個西學(包括科學技術、人文制度)作為「富強之道」,其學習的動機和目的是讓整個國家振興!
清末明初,中國出現了三個大思想家,即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他們的思想都具有相當的啟蒙意識。
顧炎武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意識和玄學思想,特別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在學術上開一代之新風。他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表面上仍然是繼承儒家精神,實際是批評當時儒生追求不切實際的學風、清議和空談,強調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他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這種民本思想本來很容易發展成相當於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眾治」主張,即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由此,提出了一個最有名的口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這裡的「國家」,已經被曲解成某個統治者所擁有的「江山」了。
另一個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果按西方的標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夠格的學院派哲學家,他對宇宙和歷史形成與發展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其著作充滿哲學語言。他強調世界是物質的,一切道理(規律)皆產生於物質運動,因此,歷史是前進的,僅此一點,他將沉寂已久的先秦荀子的進化歷史觀發展到頂峰。他認為一切知識來源於實踐(『行』是『知』的基礎)。他也認為工商業和農業一樣,都是可以創造財富。
這三人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黃宗羲。現代很多人把他稱作「中國思想啟蒙之父」。原因是他能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其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明夷待訪錄」一書共十三篇。「明」是光明,「夷」是損傷之意,這個書名的意思就是光明受到傷害(指責當時黑暗的社會),等待賢者來訪。該書通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思想。
「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黃宗羲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歷史從周朝開始,都是亂世,並指斥這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專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女子,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天下之大害者」。他斥責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整個一部「明夷待訪錄」可以與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相比美。只可惜他對民主論述還不夠明確,對如何實現民主也就無從談起。他的參照系還是「上三代」。看完他的書,似乎最好的制度,也只能來源於「天生一個明君」。
康熙和乾隆軟硬兼施地剝奪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使得明末清初時出現的一點點啟蒙之光,迅速熄滅。東西文明從此交錯而過,一邊是衰退,一邊是強盛,挨打的命運終於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
鴉片戰爭一聲砲響,中國開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有思想的人都在想︰「為什麼會這樣?應該如何面對、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看透這個問題,提出最大膽想法並全力實踐的人是洪秀全。以他為代表的一班造反者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出在統治者身上,那是一群只知剝削壓榨老百姓的吸血鬼。在他們心目中,滿清人和外國人沒有區別,都是異族,都是「妖」,前者叫「清妖」,後者叫「洋妖」。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在文化上,這個落第的秀才還看到了實質——儒教統治。於是,他們把孔子也列為「妖」。
李鴻章們苦心創辦、訓練三十年,終於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海軍——北洋水師。可是,在1905年,這個強大的水師遇到日本「世界第十三」的海軍進攻時,竟然全軍覆沒!直接的原因一目瞭然︰腐敗者所辦的軍工廠裡,生產的絕大部分是啞彈!(待續)
★休息一下後,華通又再度發動凌厲攻勢,以漲停板收盤,令人欣慰。
理州上 2010年11月30日

2010年11月28日 星期日

非議歷史(8)

非議歷史(8)
西方的啟蒙運動源於對神學的研究,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其先導。在中國文史上,最早的啟蒙思想萌芽,似乎也來自對儒學的研究。宋代的理學雖然將儒學進一步閹割,但理學的發展,於明代中葉,恰恰好產生了儒學的「異端」。其原因有三個︰政治上,明代過於黑暗,知識份子的生存受到威脅,必然進行思考;經濟上,江南地區的工商業發展,使得知識份子的思考有了現實基礎;學術上,因為理學提倡「格物致知」,即進行思考。
這話要從南宋著名思想家陸象山說起。陸象山因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中進行「道問學」與「尊德性」的論辯,開創「心學」一派。本來,自從朱熹被奉為理學的正宗後,心學逐漸遭人冷遇,但明代中葉,王陽明發掘冷落已久的陸象山心學,融合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論,以「吾心」判斷是非善惡,重新確立心學體系,故而史學上又稱為「陸王心學」。
王陽明在少年時代,按照朱熹的辦法,在竹林「格竹子」——即對著竹子企圖思考出天地之間的道理(天理),結果越格越糊塗。他中年時,貶官到一個叫龍場的偏遠地方做小吏(相當於一個縣的郵政局長),有一天,他突然感悟格物之道並非在物,而在心,由此轉向陸象山「心即理」的學說,並提出「致良知」的學說。哲學史上一般稱這個事件為「龍場悟道」。其學說思想可概括為三條︰一是從「人性本善」的立論出發,認為一切「良知」都是人所共有的,而且不論其賢愚、貴賤;二是「良知」就是「天理」,即儒家所說的仁、義、忠、孝等內容;三是人之所以有惡行,是因為被人間的慾望所蒙蔽,「致良知」就是去除「蒙蔽」,發現自己的真心,其方法是「克欲」,去除了慾望雜念,則人人可為聖人。
這種學說必然衝擊傳統偶像,動搖人們對孔孟程朱的信仰,並引發人們對聖賢偶像的懷疑和責難。同時,在倡導「人人平等」的觀念方面,意義深遠。所以,「良知」說一出,不僅給士大夫大開眼界,同時受到庶民百姓的熱烈歡迎。當然,這種學說立即受到道學家攻擊,而且他們以「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等罪名主張朝廷禁止學說傳播。但是王陽明後來成了朝廷重臣,而且他的學說是一種觀念,觀念的傳播豈是禁止得了?
繼承與發展陽明學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州學派,其創始人是泰州一個叫王艮的人。王艮出身社會底層,19歲經商,致富,三十歲才開始識字讀書。他聰慧絕倫,狂放不羈,經常以先知先覺自任,廣招門徒,藐視傳統經典。王艮曾拜會王陽明,以王陽明弟子自居。他對王學最大的貢獻是以百姓日用之學來闡釋「致良知」的學說。他認為人的自然之性便是天理。並認為孔子、孟子都認同「食、色,性也。」即承認人的合理慾望,而程朱理學公然提出「滅人欲」,顯然是錯誤的。他認為「人欲」就是「天理」。泰州學派還由肯定人欲進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認為「身與道原是一體」,因此「尊道」與「尊身」應該並重,保身與保國、保天下是一致的。這就非常接近西方啟蒙主義者們所提倡的人權論、人性論觀點了。
這些學說在文學家中得到廣泛的響應與運用。公安派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為銘言,創造了很多張揚人性自由的散文作品;馮夢龍創作、收集、整理的「三言二拍」以及很多民間傳說故事中,也對追求愛情、財富、功名等人性自由的精神予以肯定。
西元1580年,50歲的姚安知府李贄毅然辭職,此後的二十多年,他專心研究學問,並四處傳播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後來出版的兩本書裡,一本叫「焚書」,一本叫「藏書」。這兩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取得如此怪異,原因是李贄清楚地知道,這兩本書的內容完全是「離經叛道」的議論,因此,這兩本書的命運只有兩個︰要麼藏起來,要麼被焚燒。所幸這兩本書雖然被朝廷一禁再禁,但到底還是傳到了今天,讓我們能看到在那個儒教統治最黑暗時代一個叛逆者的思考。李贄在76歲時,被朝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關進監獄,自殺而死。
李贄的哲學思想受「心學」和佛教禪學的影響較大,他的宇宙觀是︰宇宙以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為基礎,經過無數變化,生出萬事萬物來。他認為人生於天地之間、宇宙之內,有發展人的「自然之性」的權力,任何教條性的儒家之清規戒律都是違反人性的。例如男女之愛,就是最大的「天理」。他對「西廂記」就備加讚賞,一反當時那些道學家們將其定位為「誨淫書」。在文學上,他提出了「童心說」,即不守教條,「獨抒性靈」。他反對王侯與庶民之間的差別,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觀點,這比盧梭早了三百年!
他極力反對「男尊女卑」,他更多驚世駭俗之論表現在對儒教大教主孔子以及孟子等人的批判上。他說士大夫們不過是把「先聖」的經文當作實現自己富貴的敲門磚罷了,那些當官有權有勢、作威作福之人不過是「不操戈矛之強盜」,所以「官逼民反」是必然的,為此,他高度評價「水滸傳」。他還為商人的社會地位鳴不平,認為經商致富是理所當然,因為追求物質財富也是天性使然。
李贄的觀點和思想主要在三個方面具有啟蒙意義,一是揭露道學家的虛偽,認為他們把孔學、儒學、理學中的道德當作取得功名利祿的工具。二是「義利」之辯,認為人生於世,追求物質利益是正當的,儒學中的重義輕利有失偏頗,利己是天經地義。三是他提倡人性、提倡重商。
李贄的理論只是批判性,而不是建設性,他沒有提出改造世界、改造社會或改造思想的新模式。比如人類的公平原則、社會秩序、教育方案等。也就是說,他提出了「天賦人權」(雖然這四個字,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但沒有提出民主自由的制度設計。
但把李贄列為中國啟蒙第一人,完全是應該的。他最大的成就是「對人的認識」。盧梭曾高度評價古希臘德爾斐神廟刻的箴言︰「認識你自己!」他認為這句話「比倫理學家們的一切巨作都更為重要、更為深奧。」
文學在張揚人性上,首先表現出來的是浪漫主義,這一點在「詩經」和「楚辭」裡已體現得淋漓盡致。雖然這種張揚人性的浪漫主義遭到了儒教的各種摧殘、閹割、曲解,卻仍然靠文學形式存活下來。
元代,給了平民文學繁榮一個極好的機會。因為元代曾一度取消過科舉考試,讀書人被排到社會的「第九等人」,這倒給文人轉型一個極好的契機,讓他們脫離官府,走向民間,用「文字」來謀衣食,而不是功名。
元代文人們的事業成功取向,無疑是戲劇。中國的戲劇在元代時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高峰,也是因為元代特定的時代因素所決定︰第一,元代疆土空前的大,商業空前繁榮,城市規模和城市經濟也達到相當水平,這些我們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可以清楚看到;第二,元代的皇家、官府既然不重視文學,則它必然走向民間。第三,朝廷既然不重視文學,則對文學的禁忌也就少,也就是說,元代沒有什麼文字獄。文人們可以放開地寫,什麼牢騷都可以發,什麼情感都可以抒,什麼政治都可以諷刺,什麼題材都可以觸及。
元末明初的大作中,第一部絕唱當屬「牡丹亭」,它透過對少女杜麗娘懷春的描寫,大力頌揚人類追求愛情的天性,以鬼神奇幻的形式,唱出了一曲曠古絕今的愛情之歌。作者在敘述主人公杜麗娘心理時,道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觀念已蕩然無存。她的生、她的死、她的復活、她的鬱悶、她的歡樂,都是為了愛情。在此之前,中國幾乎沒有一部像樣的傳奇、劇本如此敘述愛情以及愛情至上。
第二部算得上是對英雄主義熱烈歌頌的「三國演義」。
第三部是「水滸傳」,它同樣是一部英雄主義的頌歌,而且歌頌的是草根英雄。
第四部是「西遊記」。英雄、奇幻、樂觀、幽默這四個特點,把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推向一個高峰。
第五部是「封神演義」,這是一部不得不提的偉大作品,它頗有「荷馬史詩」的模樣︰敘述一個戰爭(《伊利亞特》講特洛伊戰爭,《封神演義》講武王伐紂)。
第六部是「三言」。內容雖然少不了說教,但對人性的歌頌已經達到啟蒙作家的水平,如其中寫賣油郎愛上一個妓女,就沒有對女主角做任何封建倫理上的批評。
以上作品,大都在對愛情、真情、友情和英雄主義的歌頌中,彌漫了一股衝擊君主專制、批判理學教義、貶斥封建功名的思想。
可惜,這種偉大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在後來的文字獄中,漸漸暗淡下去。清乾隆之後,幾乎沒什麼體現,只有「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寥寥幾部大作。前兩部書還一再被查禁,三本書的作者也都在窮困潦倒、貧病交加中死去。(待續)
★ 連勝文此次無辜被林正偉槍擊,我為他感到難過,流彈還不幸打死一位基督徒殘障民眾黃運聖。我記得我曾經因為連勝文「含著金湯匙出生」而咒咀他「送勞改營」,現在我取消這項咒咀,因為他此次無辜被槍擊,足以抵償「送勞改營」而有餘。祝他順利康復。
事件發生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媒體說:「國民黨是執政黨,應該對治安敗壞,負最大責任!」我對她這種一逮到機會就攻擊對手政黨的做法,非常看不起。她連「嚴厲譴責暴力!」「希望連勝文先生早日康復」之類的場面話都不願說。我奇怪為何有人說蔡英文形象清新,我覺得她的「老奸巨滑」與「冷血」,跟蘇貞昌、謝長廷相比,毫不遜色。
很高興蔡英文和蘇貞昌雙雙落選,我的股票可以暫時安心續抱了。和我走路姿勢很像的胡志強也當選,也令我高興。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楊秋興不幸落選。
理州上 2010年11月29日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非議歷史(7)

非議歷史(7)
雍正朝的文字獄更達到令人髮指、顫慄的程度。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詩集裡有「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詩句,皇帝認為這是存心誹謗「大清」,照大不敬律「斬立決」。乾隆帝時,文字獄更達到一個新的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多數罪名都來自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直到乾隆帝自己發現,如此下去,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在1782年下令︰「不勝其擾……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對歷史上的文字來一次徹底的「清算」,並藉機大量篡改古典,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後人感嘆地說︰「清人編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在胡人統治時期,胡漢文化的融合過程中,胡人文化中的那些優秀東西(我們姑且稱之為『新鮮血液』),並沒有保存下來、發揚光大;相反,漢人文化中的糟粕卻被制度化地發展起來。其中最可惜的有兩樣,一個是尚武精神;另一個是集體決策(相當於議會制)的政治制度。
我們以元朝為例。蒙古人是最尚勇武的,然而,當這個民族統治我們這塊古老大地時,只不到半個世紀,草原民族的凶悍便蕩然無存。民族融合並沒有產生文化上的「雜交優勢」,相反,中原文化中的糟粕被他們當寶一樣供起來。
蒙古人滅宋後,認為「讀聖賢書」的人是最無用之輩,把他們降為第九等人,列在乞丐之前、妓女之後(所謂『八娼九儒十丐』),自然科舉也被取消。當時的讀書人,只得流落民間,憑著會寫點詩文的本領,給戲班子寫劇本和歌詞,於是乎,中國文學史上最具人性的一批作品——元曲與元劇——誕生了。如果不是後來的變化,中國的莎士比亞可能就會隨之而出。
然而,當蒙古的領袖忽必烈在北京皇宮裡坐定之後,情形卻隨之逆轉。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崇高的封號,朝廷還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享受終身免稅、免役厚待,致使元代的書院達到四百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二萬四千四百所,所學習的內容全是儒家經典。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
在明代以前,中國曾有過非常輝煌的航海業。春秋戰國時期,海上航行能力已很強大。事實上,在蒸汽機時代以前,中國的造船業一直領先於世界。秦始皇五次巡遊海上,漢武帝七次巡遊海上。到了明代初年,中國的航海業達到頂峰。但是不久,中國卻出現了一個與世界性的「走向海洋」的時代大潮流完全相反的逆向運動——禁海。
明代初年,中國沿海地區受到倭寇嚴重襲擾,為此,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朝廷屢屢發佈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內地商賈出海勾結倭寇從事海盜貿易,但此舉嚴重束縛了中國人向海洋發展的活力和進取精神,無異因噎廢食。
1522年至1566年,明世宗屢次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清王朝立國之後,頒布了與明王朝相同的「寸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繼之又頒布遷海令,強令閩、粵、蘇、浙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越界者「立斬不赦」。
從明清以後,中國產生了成群成群的變態者。究其原因,皆因為信仰的丟失、迷信盛行、創造力被閹割、私有財產及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所致。其中,最後一個漢人政權明朝,在這方面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
明朝這個「明」字,真是一種文化的諷刺。因為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在實行「黑暗統治」上,朱元璋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代表。
第一,他大殺功臣。第二,他絕對獨裁,對群臣和地方官員實行特務(錦衣衛)管理。第三,大行農本主義,對商人隨意加刑、抄沒財產。第四,對官員實施低薪制,將貪官剝皮、滅族是常事。第五,禁止各種不利於以他為代表的朝廷及朝廷政策的言論,甚至連古人也不放過,如因為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就將孟子牌位從孔廟裡趕出去。第六,採取一系列古老的經濟財稅措施,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七,讓所有文人必須為他服務,不得當隱士。總之,朱元璋政權是一個時代的畸形兒,原因是這個人在人格上是變態的,他的出身及年輕時的貧賤遭遇造就了他仇恨官員、仇恨富人,他的野心和胸襟造就了他貪婪自私、奸毒殘暴,他打江山的成功又造就了他唯我獨尊、自以為是的性格。
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在他爺爺的陰影下成長,十分懦弱,政權很快被叔叔明成祖奪去。明成祖在航海上,做出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文治上,修了一部洋洋大觀的「永樂大典」,但他在殺起大臣和地方官方面,比起他的父皇朱元璋,更是一個不眨眼的魔王。
末代皇帝崇禎雖然勤政,卻十分剛愎自用,有點本領的大臣基本上被他殺光了,最後一個能打仗的袁崇煥,還中了滿清人的離間計,被凌遲處死。
明朝的宦官利用皇帝,權力極大。劉瑾事敗被查抄的財產,相當於朝廷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張居正的改革曾使明朝有了點「中興」的氣象,但他講究排場的程度,也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他回家探親時,所坐的轎子是幾百人抬的。明朝清官極少,但出了個例外——中國最傑出的清官海瑞,可惜,他也是個變態者。他為了清廉,能讓全家挨餓;他斷案時,對「公正」二字的理解是「寧屈富人、不屈窮人,寧屈晚輩、不屈長輩」,這個原則雖然讓弱勢群體有心理上的快感,可是它已經完全喪失了執法的原則。
明朝官員們為了貪污受賄,不顧朝廷的極刑,前仆後繼,最後達到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地步。
普通百姓也有很多變態者。表現最明顯的︰一是仇富心理。二是將宗教世俗化,見神就拜,信仰完全功利化;三是將仇恨壓抑後變態,袁崇煥被凌遲時,市民爭買其肉以洩憤;四是附會「忠孝節義」的封建倫理道德,為了立貞節牌坊,有的女孩竟做起了「望門寡」(沒出嫁時,未婚夫死了,為此,守寡一輩子);五是家族統治嚴厲,家法達到極無人性的地步;六是民間充滿迷信、反人性、算命、八卦、風水、看相、測字等,風行天下,長生術、登仙術、房中術,風靡一時。
啟蒙是人類以理性來面對世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使得這個對人類來說並不完美的世界來適應人類。啟蒙又與人道主義之提倡息息相關。
中國的文藝復興(大唐盛世),復興的是競爭(智謀)文化和帝國(大一統)文化。隨後,在逆動時代,儒學倒退(對經典的詮釋與對世界的感悟,而不是科學研究與探索)、私有制遭到打擊、科學技術受到貶斥、航海被封鎖。科學技術的落後和崇文抑武的國策(儒生治國)再加上帝王和官僚集團的腐敗,最終使得中西文明碰撞時,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實際上,從南宋時的重商、明朝的反道學、明末清初對君權的質疑、明清時期的西學東進,就可以看出中國一部分覺醒的知識份子,已經在有意無意之中,擔負起了啟蒙的重任。
但是,太平天國失敗了,百日維新失敗了,北洋水師失敗了,辛亥革命也不能說算成功。從文化意義上看,只有到了「五四運動」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才真正可以說︰中國開始啟蒙了。而且是一次集文化復興與啟蒙運動於一體的運動。但這場運動,因為日本帝國全面侵華而被迅速湮沒在救亡圖存運動之中。
(待續)
★我希望這次選舉,陳致中能夠得到全國第一高票,這樣政論節目的名嘴們才有精彩的話題。我還希望朱立倫可以勝蔡英文,因為我實在不喜歡蔡英文。我也希望楊秋興可以當選,因為我覺得他是大高雄三位候選人當中比較有良心的從政者。至於台北市,郝龍斌和蘇貞昌,誰落選,我都樂見其成。
理州上 2010年11月26日

2010年11月24日 星期三

非議歷史(6)

非議歷史(6)
朱熹思想最反動的是他認為與「天理」相對應的有一個「人欲」,人欲中包含了很多貪欲,如對財富美色的追求,這些東西的存在,影響了對天理的知曉和執行,為此,必須「存天理、滅人欲」。
與朱熹同時代的還有一個思想家叫陸九淵。他認為「天理就是我們的心」,以此而論,則人心所擁有的正當慾望也都是天理了。為此,他與朱熹展開了一場學術辯論,時間是西元1175年,地點是江西鵝湖寺,學術界稱之為「鵝湖之會」。陸九淵還對「四書」提出了一些疑問。
就此而論,陸九淵的思想是進步的。如果往前進一步,可以走上儒教改革的光明之路了。事實上,南宋的陳亮、葉適等人也確實利用這個理論,甚至提出鼓勵工商業者發財的理論。只可惜,這種學術思想在蒙古人南下後消亡了。
距鵝湖之會333年後,在貴州一個叫龍場的窮鄉僻壤裡,有一座驛站(郵政所),一個小驛丞(郵政所長)正對著竹子苦苦思考。因為按照朱熹「格物」理論,他對著這個竹子應該可以認識到「天理」的,但七天七夜過去了,他一無所獲,可是就在快結束時,他忽然頓悟,他豁然開朗地認識到︰天理不就在我的心中嗎?我心就是天理啊!發現我心中真善美的東西,就是發現了天理;按照內心真善美的要求行事,就是按照天理行事。當然,那時沒有「真善美」這個詞,他取的名叫「良知」,發現並按照這種良知行事的過程,叫「致良知」。這個學術思想一般稱之為「心學」,這個人叫王陽明。
王陽明認為人人心中都具備了做聖賢的東西,我們只要發現它,培育它就行了。他認為聖賢書也不需要多讀了,向我們的心靈深處求真理就是了。王陽明的學說,較容易為人接受,因為這省了很多做學問的辛苦。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朱熹的「格物」有很多科學的精神,而王陽明的「返觀其心」,則完全是偷懶。王陽明的一些弟子、傳人們也真的提倡人們少讀書、少思考,「保持本心」就可以了。不僅「可以了」,而且可以成為聖人,因為人人都有心,所以「人人得而為堯舜」。至此,知識份子們既不用去實踐,也不用獨立思考了。中國學術,至此可以說已經淪亡。無怪乎清儒們已經無事可做,為了名利,只有做八股文,再就是考證了!從宋代中後期到晚清,真正的知識份子已經寥若晨星。
如果說科舉制採用了以功名為誘餌,對整體知識份子的獨立意識和精神進行了一次整體閹割的話,那麼,它總還會有「漏網之魚」,因為中國傳統思想裡還有一種「淡泊功名」。於是,帝王及其幫凶們向那些「不聽話」的文人們舉起了屠刀,文字獄應運而生!
李賀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由於他父親名叫李晉肅,一些嫉妒李賀才華的人就說「進士」中的「進」與他父親名字中的「晉」同音,因此按照儒家經義中所說的「為親者諱」,他是不能考進士、中進士的,否則就是「大不孝」。
當時的文壇領袖韓愈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諱辯」,在文章結尾時指出︰如果一個人的父親名叫「某某仁」,則他的兒子就不能做「人」了嗎?可是韓愈的文章也不能改變李賀不能參加進士考試的命運。李賀在寫下「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美麗詩句後,於27歲時,在鬱鬱不得志的心境下貧病而死。
朱元璋出身卑微,內心陰暗,最怕別人看不起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威嚴,他對大臣和文人妄加殺戮。當時的江淮方言,「則」與「賊」讀音相似,浙江林元亮所寫的文章中,因為有「作則垂憲」的句子,而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為文章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也被殺。因為朱元璋曾經落草為寇,他懷疑這些人在譏諷他以往的經歷。
但這些都沒有清朝的文字獄來得規模大、影響深遠。
清朝朝廷規定︰民間印書,必須先由朝廷相關的官員校閱後,才能刊行。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制度。
康熙在中國史學家眼中,算是個大明君,但他的文字獄卻很「空前」,最著名的有「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集」案、朱方旦中補說案等四大文字獄。
浙江富戶莊廷鑨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便出錢請人編了一本「明史輯略」。書中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舊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寫清軍人入關用了「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西元1663年在杭州,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買書的、賣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主犯莊廷鑨雖已死去多年,仍照大逆律剖棺戮屍。
「南山集」案大略經過是︰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任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為「南山集」寫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後來康熙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改流放黑龍江。
「朱方旦中補說案」大略經過是︰名醫朱方旦發現腦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認定的「心」,他撰文說︰「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此說一發表,引起醫學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最後朝廷按「妖言惑眾」之罪將其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燬。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著作中一定有不少超越西方醫學的發現,但都化作了灰燼,讓我們無從查考。「文字獄」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摧殘力,由此可見一斑!明中葉以來的文藝和科技復興,就被這一系列的文字獄扼殺中斷了。(待續)
★華通(2313)終於回檔,我絲毫不擔心,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理州上 2010年11月25日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非議歷史(4)

非議歷史(4)
★2007年9月郭台銘捐贈一百五十億台幣予國立臺灣大學,其中的一百億元,興建達五百個病床規模的台大醫院癌症醫學中心,以及國內第一家質子中心;另外的五十億元,則由郭台銘創辦的永齡文教慈善基金會與台大共同針對高端設備醫療、幹細胞移植、預防醫學與醫學工程四個項目進行合作。這是全球有史以來,單一企業對醫學院最大的一筆捐贈。
此外,郭台銘的婚事,從媒體追逐八卦花絮,變成了一則公益事件。他的喜宴不鋪張不奢華,不吃魚翅鮑魚,而且還宣布將捐出九成財產做公益。
我覺得郭台銘是真正的台灣之光,而不是王建民。我以台灣人郭台銘為榮,他是所有善良台灣人的目標。
★★昨日大盤下跌46點,華通(2313)卻再度漲停板,真是太強了!可是我錢不夠,只買一張。

中國人信仰什麼?一字以蔽之,曰︰天!
中國正宗的宗教是什麼?是儒教!
中國兩千年的傳統社會裡,文化上最獨特的兩樣東西,一個是大一統,一個是儒教。
儒教不同於世界現存的三大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有四個特點︰
第一, 儒教來源於儒學,其創立者、集大成者如周公、孔子皆不是傳教者,而是政治家或政治理論家。儒教真正的創立者其實是董仲舒,他以儒為旗幟,以道為哲學基礎,以陰陽學為方法論。他本質上是為皇帝出謀劃策的人。所以周公、孔子、董仲舒這三個人,顯然與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有著本質區別。
第二, 儒教信天敬祖,某種程度上,讓人感到它是無神論。
第三, 儒教與政權合而為一。
第四, 中國還有佛教、道教,而且有時皇帝、朝廷大力提倡它們,從而讓人感覺那才是宗教,相比之下,儒教則不是宗教。
很多寫「中國哲學史」的人,都把董仲舒算作一個哲學家,甚至是一個大哲學家。然而,大哲學家最關心的問題有三個︰人是什麼?從何而來,往哪裡去?如何安身立命(即人生的意義)?此類問題,在董仲舒的腦海裡,似乎從來沒有想過。他最大的志向是當帝國的謀士。
他創立了儒教,讓「儒」從一個「一家之見」的學說變為大帝國的「意識形態指導思想」。
完成這件事的,是他在漢武帝執政後,給朝廷上了一道「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大體內容是︰
其一,君權神授。
其二,為了治理好天下,必須懂得天意,這樣,就要大力培養賢士——懂天意的人,怎麼培養呢?就是辦太學,選才德之士作為天子的輔助者。
其三,太學裡教什麼呢?儒家經典!因為只有儒家經典才是順天明義的,其他諸子百家都是胡說八道。為此,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漢武帝看中,不外下列三個原因︰
一是他的五德終始之說,解決了困擾漢帝國一百年的「劉氏江山合法性」問題。
二是他的儒家尊王之說,為大一統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是他的策士精神的提煉,為帝國收羅天下知識份子開了方便之門,從而也使得天下知識份子知道了如何「安身立命」,無意中解決了知識份子們的「終極關懷」問題。
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在秦始皇時代,全部葬身火海。理由很簡單,它們宣揚的都是孔子關於所謂「王道」的思想,與秦始皇武力統一全國,君臨天下的行為相忤之處甚多。
「春秋」難懂,必然有人來解釋。最有名的有三家,即︰左丘明、穀梁赤和公羊高。
「《春秋》斷案」又稱「《春秋》決獄」,就是以儒家經典「春秋」為法典來決斷案子,此招據說是董仲舒提出的。因為董仲舒認為「春秋」無所不能,用它去斷案也是理所當然。「春秋」斷案對法律造成破壞。首先,它將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其次,這種「法古」的做法,影響極壞,試問︰古人做得就對嗎?這事為後世開了極壞的頭,以至於到了明代「大清官」海瑞那裡,達到了匪夷所思的荒誕地步。海瑞為自己制定的訴訟判斷標準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姪。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在海瑞的觀念中,倫理和道德是一切價值的根本,在價值判斷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政治是世俗的,宗教是信仰的。二者本來是兩碼子事,現在硬把它們捆在一起,而且捆得那麼緊,必然產生許多怪胎。王莽就是這樣的怪胎。王莽當上皇帝後,即實行全面的改制。他的改制範圍之大、措施之多、名目之繁瑣、內容之不合時宜,推行之急切、對經濟發展破壞之大,可謂空前絕後。而王莽之所以這樣一意孤行,完全是為了實現孔子等儒家們所虛構的大同社會理想國,使自己成為像堯舜一樣的千古聖君。
最後,經濟被破壞,老百姓民不聊生,眾叛親離。王莽的失敗,標誌著儒家的「理想國」徹底破產!
王莽的取代者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他是儒生出身,而且是靠讖語起家。整個東漢年間,儒學中關於君主要勤政愛民思想逐步喪失而走向其反面︰昏庸、腐朽、淫亂、殘酷剝削,而漢儒中的迷信一面、美化聖人一面,發展到極致。儒教的道德教義,已經完全變成了世俗的工具。而在此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到了極致。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起、佛教輸入、道教勃興、波斯與希臘文化進入。
漢魏之際,曹操掘起於北方,他為了招納人才,下了幾道詔賢令,明令︰只要有本領,道德上有缺陷照樣可以當官!這一條徹底打破了「以德治國」的帝國政策。結果使人們逐漸放棄對儒教的信仰。有識之士開始以道家思想為骨架,創立玄學。西晉後期,玄學思潮向極端發展,他們主張的「放達」,對封建政權構成破壞瓦解的作用。
在民間,儒教既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玄學又高妙玄遠,民眾便開始轉向佛、道二教。
老百姓不知道此生為何如此痛苦?如何擺脫這種痛苦?佛教解答了這個問題。它告訴人們︰此生之果,乃前生之因,此生又將成為下生之果的因。為此,人要修來生。修來生的辦法,在民間的說法裡,主要是兩個字︰行善。帝王們感到這種教義對統治很管用,因為它要求人們要忍耐今生的痛苦生活,好好地去修來生。一個皇帝曾說︰「這佛教太好了,如果人人信仰它,則我天天睡大覺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根本不用擔心老百姓會造反。」因為這個緣故,佛教得到帝王的大力提倡。在最昌盛的梁武帝時期,全國廟宇達到幾萬座,出家的和尚尼姑上百萬人!
司馬炎死後,繼位的是他那白痴兒子司馬衷(晉惠帝)。有一年鬧饑荒,大臣對他說︰老百姓沒飯吃了。這位白痴皇帝竟然說︰「何不食肉糜?」
朝政腐敗,帝王荒淫,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不再只是一心想去當謀士,他們為了心中的信仰,漸漸變為「名士」,他們無需再依附於皇帝。
三國時期的名士人物以孔融最有代表性。孔融宣揚「無孝論」,即反對孝道。他為什麼反對孝道呢?因為他看透了當時的當權者利用儒教(名教)的偽君子嘴臉。名教在他們手中已經成為功利的工具、陰謀的藉口,所以他要反對它。他「反孝道」的立論根據是︰「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孔融最後被曹操找藉口殺了,其中罪過之一便是「毀謗名教」。
孔融的「怪話」開了魏晉名士之先河。而且晉代以後生活在更恐怖、高壓、專制、黑暗中的名士們,多採取表面回避現實,繞彎子發表一些更「怪」的高論。晉代的名士,以「竹林七賢」為代表。排在第一位的是阮籍,他曾大醉六十天不醒,說出「殺父乃客」(殺父親的兇手可以做客人)的駭世狂言。他常常一個人駕著車往野外漫無目的地狂奔,到了沒路的地方,便放聲大哭,說這世界沒有他走的路了。
「竹林七賢」裡的劉伶有時脫得赤裸裸地坐在家裡,有客人見他沒穿衣服,便責備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屋宇,以房子為衣服,你現在怎麼跑到我的褲襠裡來了?」
中國歷史上,在「大一統」的過程中,都是文化較低的國家在軍事上戰勝文化較高的國家,進而達到天下政權的一統,但最終又接受儒教之同化,方能使王朝「享國時久」。
講大唐盛世的由來,當從北魏的孝文帝開始。南北朝時的北魏第五任皇帝拓跋宏(孝文帝)崇尚漢文化,銳意改革,全面推行漢化。其主要措施有︰易服裝,規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族人一律改穿漢人服裝;講漢話,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下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特別對三十歲以下官員嚴格執行;改漢姓,令將鮮卑複姓改為單音漢姓,孝文帝自己帶頭將拓跋氏改為元氏;通婚姻,大力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孝文帝並親自為五個弟弟娶漢家女為王妃;改籍貫,規定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要葬在河南,不得還葬平城;改變度量衡,用漢制。
隋文帝和之後的隋煬帝統一全國後,創立科舉制,並且開挖大運河。大運河貫穿了今天的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等省,連結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五千多華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為大唐的繁盛、為中國後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的農業生產、商品運輸起了巨大的作用,真正是「澤被後世,非一代也」!隋朝因為實施正確的政策,經濟迅速發展、人口激增,倉庫之豐盈,為後來的歷代史家所豔稱。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最有名的「明君」,而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最有名的「暴君」。史書把楊廣描寫得十惡不赦,根本原因是因為他的歷史是他的敵人——唐朝人寫的,李家王朝的人,為了證明自己造反的正義性,必須把自己的敵人寫成大魔王!
李世民沒有「獨尊儒術」,而是博採眾長。唯其如此,在學術、經濟、政治和外交上,貞觀之治都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代。
武則天其實是一位很卓越的皇帝。她當政的時期,很重視人才。她不計門第,不拘資格,一律量才使用。為了廣攬人才,首創殿試、自舉、武舉和制科等。1994年,國際天文組織把金星上的一座環形山以武則天的名字命名。當然,她自己也是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她讓人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塊「無字碑」,千秋功罪,任人評說。
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則天的孫子,他把唐朝盛世推向高峰又讓它跌落谷底。
大唐的百姓,不僅在家安居樂業,出外旅行也很舒適,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開元十八年(西元730年),全國犯罪的僅24人,真是個太平社會。
唐朝是個國際社會,居住在首都長安的西域胡人有時可達20萬之多。唐代文明首先表現在科學技術方面︰火藥的完整配方在唐代出現並改良,昭宗年間應用於軍事上;印刷術也於唐代發明,即雕版印刷;唐代也發明了輪槳、水密隔艙和水羅盤,大大促進了造船術;唐代對算學的重視超過以前各朝,計算球體體積的「祖氏定理」在一千年以後,西方才有義大利數學家卡瓦列里(F.B.Cavalieri 1598—1647)證得。(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1月24日

2010年11月22日 星期一

非議歷史(5)

非議歷史(5)
★我實際投資的華通(2313)股票昨天漲停板,希望其他股票(立隆和大同)也能這麼強悍。
唐代在開元時有了世界第一張報紙「開元雜報」,圖文並茂,其內容是皇帝的行蹤和朝中各種事件。
唐代是宗教自由的時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唐代沒有統治性的政治哲學,他們的政治者搖擺於道家的黃老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之間。
在唐代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中央政府分權制度,中央政令出於中書省,對此皇帝只能同意或否決,不能更改改。門下省管封駁,可以封回皇帝批准的詔令。即使到了晚唐天下大亂,皇帝想要私自封兩個官,也被視為「亂政」,被群臣所不齒。唐太宗曾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又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這種思想隱含了法律至上的內容,使君主受制於法,而非法受制於君主。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代法律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典範,也是當時及後世整個東亞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源流所在。
李白詩歌的精神是盛唐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時代精神。李白詩歌的精神為︰
第一, 對自由的歌頌與渴望。
第二, 對「偉大」的推崇與激賞。
第三, 理想的高遠。
唐詩是中國文化最大的驕傲。我認為中國文化有兩座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貢獻,一個是唐詩,一個是中醫。
唐玄宗李隆基是歷史上罕見的集政治家與藝術家於一身的帝王,在他的大力推崇下,音樂與舞蹈藝術在玄宗一朝達到了古代中國藝術成就的最高峰。
唐代婦女的地位也是空前絕後的高。
近來史學已經證明了下列事情︰
第一, 高力士並非一個大壞蛋,他似乎沒有說過什麼「忠臣良將」的壞話,更沒有像漢朝、明朝一些大太監那樣專權。
第二, 楊貴妃也沒有諂毀過大臣,更沒有干預過朝政。
眾所周知,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在宋代完成。
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大力推行「崇文抑武」政策,還「重農抑商」,又大搞官營,打擊民營經濟、迫害商人。
中國文化的轉折點就在宋朝。
中國歷史在盛唐的「復興時代」之後,沒有像西方一樣,進入一個「啟蒙時代」,而是進入了「逆動時代」。
「崇文抑武」在宋之後的元朝得到大力提倡。朝廷下令,禁止民間練習武藝、禁止射箭、禁止擁有各類武器、禁止集會、禁止打獵。與此同時,他們重開科舉,而且指定只以講「忠孝」的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明、清兩朝對此做好,更是「全盤接收」。既如此,文人帶兵,也就順理成章了。
趙匡胤發明的「文人帶兵」之基本國策,是中國此後「逆動時代」的一個大開端。
朱元璋在殺了兩名宰相後,乾脆就不再設宰相一職了,從此皇帝獨攬百官。「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忙不過來,就找人幫忙,幫忙的人是身邊的僕人和秘書,前者叫宦官,後者叫大學士。
宋朝在權、兵、錢、法等幾個方面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但是如此集權的惡果為北宋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明、清都基本上沿用這些制度,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同時,西方各國在文藝復興後逐漸走上一條「虛君制」(君主立憲制)之路。我們的這段歷史是不是「逆動」?
宋朝人自稱為「大宋帝國」,其實,宋朝根本沒有一統過江山,相反,它始終擺脫不了割地、賠款、進貢甚至稱臣的命運。先是遼,後是金,再後是元,直至為元所滅。
趙匡胤說︰「天下一家,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這句話一語道破中國歷史的一個玄機︰天下只能由一個人「家天下」。所以,中國走向統一的辦法,只有用武力解決這條路。
明代對官員的苛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低報酬。明代的反貪力度可以說是中國歷代中最大的,可是,貪贓枉法前仆後繼,結果,明代的貪污腐敗在中國歷代中,也是人員數量最大、貪污數額最多的,有的貪官家產可抵得上國家數年的財政收入!
二是極度不信任。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代表皇帝行使監察權。到了明成祖時,他對錦衣衛又不放心,在太監隊伍裡設立了一個「內廠」(分東廠、西廠)。
明代的太監隊伍極其龐大,最多時,太監人數達十多萬人!這些太監成為比官員更腐敗的人,因為他們的權力更大。明代最大的兩個貪官劉瑾和魏忠賢,便都是太監最高首領。
宋朝立國之後的近一百年時間裡,朝廷一般並不過多干預和管制民間商人的經濟活動,民營經濟獲得了空前自由的發展空間。當時中國鐵的年產量已達十七萬噸,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夕(西元1640年)的三至五倍,相當於十八世紀整個歐洲總產量。也就是說,中國在那個時候,在經濟層面上已經具備了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但是這個局面卻被金人大舉南侵以及此後的蒙古鐵騎南下所破壞。
但是,經濟之所以受打擊的根本原因,乃是朝廷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其中在北宋,以「王安石變法」最具代表性。
王安石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可是他和中國很多偉人一樣,人格偉大的另一方面,卻是「功業」的反動。王安石變法的起因是中央財政十分困難。
王安石實行「平準法」的結果是與民爭利,窒息民間商業。這種以官代商的辦法,被明朝全盤接受。明朝打擊商人,完全是為了加強皇權統治。朝廷認為「富可敵國」是一種巨大危險,直接威脅朝廷政權。所以,最好是消滅富戶。而且他們發現沒收商人的財富,不僅可以得到貧窮老百姓的支持,還能為朝廷增加額外的收入。
到了清代,商人們開始學精明了。其中以徽商和晉商為代表,方法是官商一體化,這樣,就有了所謂「紅頂商人」。
「理學」和「心學」基本拋棄了儒家關於人性、民權、獨立思考方面尚存在的一些積極的東西,使儒學進一步走向保守、落後、反動。理學誕生於一個積貧積弱的衰世(北宋末、南宋初),心學誕生於一個走向全面內斂的變態王朝(明朝)。
北宋年間,以邵康節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受到道教神秘主義、佛教禪宗的影響後,以「易經」為標幟,形成了一門猜測天地、預知未來的學術。到了南宋之初,朱熹則借用了這些學術的很多方法和名詞,高標儒學經典「四書」,形成了不是神學的神學——理學。
「政教合一」的專制造成中國知識份子走向淪亡。他們想的只是如何成為儒教「道統」上的一個環節。宋儒張載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將這個現象一言以蔽之了。
朱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所做最大的一件事是在廬山建白鹿洞書院。他親自制訂「白鹿洞書院教規」,內容主要有︰教育目的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其中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等學習方法和治學原則,在今天仍然具有適應性。可以說,這部「教育綱領」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它不僅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
宋代出現理學,有三大基本條件,第一,朝廷提倡儒學,也提倡佛教、道教,皇帝們已經認識到這三者都有利於奴化百姓(即所謂『精神鴉片』)。第二,因為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待遇好,這些文人閒來無事,就開始研究起「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第三,由於紙的發明和印刷術的出現,購書、讀書、著書在當時物資條件下變成一件比較容易的事。
二程提出「天理」的概念,朱熹要人們去認識這個天理,其途徑是「格物」(就是對著一事或一物進行專注地觀察、思考、探究),因為他認為萬事、萬物中都包含著天理。朱熹認為古代的聖賢們已經認識了很多「天理」,其中孔子、孟子認識得最多,四書五經已經把天理講得相當透徹了。他的一句名言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仲尼就是孔子)。由此,他認為認真讀孔孟等聖賢的書,也是知曉天理的一條重要途徑。由此可見他學術理論的保守性!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