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是專欄作家陳柔縉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倡立同化會的板垣退助伯爵拄杖上台。他熱烈說著白人如何跋扈,在加州、在澳洲都排斥非白人;為防堵西方勢力入侵,日本應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非以台灣為中日的橋樑觸點不可。當時的台灣士紳階層對板垣退助伯爵這段話異常激動,特別板垣曾在同年春天來台時,演說訓斥在台的日本官方,要把台灣人當弟弟,不可以老一付征服者的姿態,另一邊,也期盼台灣人敬重日本如兄長。這一說,完全說進台灣人的心坎裡。林獻堂的秘書甘得中說︰「如被虜孤兒,聽到慈母之音」。等板垣要回日本,聽說滿滿一皮箱台灣人的感謝狀和陳情書。
板垣年輕時,帶兵討伐過幕府,擊敗幕府派的會津藩,才有所謂的明治維新,所以報紙常介紹板垣是「明治元勳」。板垣對日本民主政治的意義更大,因為他創立了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板垣初任自由黨黨魁時四處演講,跟平民百姓講「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板垣的論調自然讓天皇君權體制如芒刺在背,看不慣板垣的眼睛藏在各個角落。1882年,板垣來到岐阜演講,散場後,板垣還在玄關穿鞋,一個姓相原的27歲教員突然竄出,大叫︰「將來的賊!」拿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據後來板垣自己監修的黨史記載,遇襲的板垣當下忍著痛苦,睥睨刺客而高呼︰「板垣雖死,自由不死!」
雖然當年朝日新聞指出,當地的自由黨員大野宰郎說了這句話。但大家寧願這句名言歸於板垣,一代人物有了最佳的台詞,更能爆出無比的戲劇張力。
板垣會來台灣,故事要從中國的梁啟超說起。
殖民統治不公平、不平等,很多台灣人覺得精神痛苦。霧峰林家的豪紳林獻堂勤讀中國的報刊,崇拜著梁啟超。一次日本旅行中,在一家旅館巧遇梁啟超,雖然林獻堂聽不懂梁啟超濃濃廣東腔的北京話,但是他以筆談方式向梁啟超討教抗日大計。
梁啟超告訴林獻堂,30年內,中國絕對沒有能力救台灣,台灣人應該學愛爾蘭人。愛爾蘭早期抗英,每搞暴動,英方就以警察或軍隊鎮壓,犧牲者眾,毫無效果。後來,愛爾蘭人改變策略,結交英國朝野,反而得到參政權。
林獻堂個性溫和,自然歡迎梁啟超的指導棋,寧可廣結日本要人,也不去跟總督府硬碰硬。至於該找哪些日本權貴,林獻堂覺得板垣退助是最佳人選。林獻堂當面邀請板垣退助,1914年,板垣退助果然帶著7位幹部,駕臨台灣,行李箱還裝了一個偉大的計畫,就叫「成立台灣同化會」。
一開始,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都歡迎同化會。但套現在流行的話說,其實,一個同化,各自表述。台灣人的同化美夢是「我們要和日本人一樣」,可有參政權,可當高官,可與日本人自由通婚。日本人腦子裝的同化卻是「你來跟我一樣」,主張台灣人應改掉陋習舊規,蛻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台中地方法院院長渡邊啟太就在同化會說過,台灣下階層人很難同化,他去山地旅行,雇了台灣人當苦力。那個苦力竟然用手擦鼻涕,鼻涕又塗在皮箱上;別人在談話,苦力也從人家面前走過,毫不知怪,讓他火冒三丈。
板垣炒熱了台灣人的情緒,在台日本人越看越不對,害怕台灣人搞擴權,反對聲浪不斷。板垣對同化會也沉默了。一個刺激台灣人自覺與民主意識的組織,存活了一年又六天後,被總督府勒令解散,理由只有4個字——「有害公安」。
兩年後,又冒出板垣退助的消息。原來板垣退助入住的台灣鐵道旅館是最貴的洋式飯店。板垣訪台30幾天,有24天住在此地,住宿加設宴,總共1204圓。退房當時,付了幾百圓,還欠766圓75錢,本來說回到東京即來繳清,卻久久不見人影。鐵道旅館念及板垣的地位,拖了兩年多,最後仍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毫無疑問,板垣敗訴了。
堂堂一位伯爵,竟然無法繳付區區766圓75錢旅館費。板垣在日本,早成過氣的非主流。話說回來,不論林獻堂有沒有找錯日本權貴,同化會確為台灣人非武力抗日的開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7年,是日本近代史最窩囊的時期。日本從來沒有被異族統治過,唯有這7年,美國以戰勝國接管日本,並進行各層面的改造。雖名為改造,卻也是殖民。這時,有個台灣去的富家子弟張超英,目睹了曾殖民台灣的日本,反被殖民的浮生相。
張超英的祖父是台北的煤礦富商。他15歲時先被送去香港唸英國貴族中學,最後進入明治大學就讀。美軍佔領東京的7年風景,他看了4年。
聳立在銀座的松屋百貨店全館被美軍強制接收,改成東京唯一美軍專用的福利站「PX」。「PX」是美軍給自己人的大商場,美國人可以去,日本人被擋在門外,非美非日的台灣人卻被歡迎入內。台灣人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剎那,跟川劇絕活「變臉」一樣,半秒不到,從日本國民幻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戰後之初,台灣人去到日本,更因中國與美國同盟,而多出一個身分,是戰勝國人民的一員,頗似站在獅子後的老鼠,不損威風。
依張超英的觀察,在東京,有一半以上的台灣人頭腦轉得快,馬上投入黑市。
美軍一開始佔領日本,民生用品和糧食多有管制,後來逐步開放,但米和糖一直採取配給制度。張超英說,日本不產糖,糖益形珍貴。他的岳父是台中望族,二二八後,準備坐船逃離台灣去日本。家裡幫他準備兩大麻袋的砂糖,據稱就可供他在日本生活兩年。
張超英指出,那時咖啡廳的桌上都不擺糖,侍者把咖啡端上桌後,再東張西望,確定沒有警察,才把糖罐放上來。等客人舀了一、兩匙,就迅速收走糖罐。
美佔時期,日本人每月每人約可分到300公克的糖,台灣人不受此限,於是對台灣人來說,黑市的商機無限。美國佔領軍把各國區分成美國人、日本人和美日以外的「第三國人」,台灣人因是戰勝國國民,歸為第三國人。在日的韓國人不屬戰勝盟國國民,待遇等同日本人,讓台灣人更沒有競爭對手。
美軍委託銀座著名的店舖「明治屋」經營,給第三國人專門,每人限買兩包糖。張超英常常看見台灣人提著兩包糖到「明治屋」對角,丟給接應的同伴,再進去買。當時的台灣人有「戰勝國」的保護罩,日本警察不敢抓,心態上頗為有恃無恐。
戰前台灣人是日本的二等公民,此刻的東京,台灣人的地位大逆轉。張超英說,那種高日本人一等、享受特權的感覺在搭地鐵時更明顯。長長的車廂,最後一節的半節會掛上「連合國軍專用」的牌子,日本人不准搭乘。一到交通巔峰,前幾節車廂如擠沙丁魚。最後外國人專用車廂卻一派悠哉寬敞,有時大半節車廂只他一個人。普通火車也是如此,日本人必須爬窗戶才能下車,卻永遠有另一節車廂的窗戶,清閒得可看窗外的風景。
7年過後,美軍走了,所謂的第三國人沒了,像張超英遭逢的那許多東京奇聞,也無法再現了。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24日 星期二
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少子化(4)
少子化(4)
腦研究專家相信,女性身上那種把外人轉化成家庭成員的天賦,和女性的「社會流動性」息息相關。一個逐漸縮水的社會所缺乏的一切,如將心比心、利他、合作,全集於女性一身。女性有強大的情感能力,甚至也許是我們社會的創建者。過去50年的研究證明,女性受命挑大樑,負責維護家庭、建立並穩定友誼網絡,而未來,友誼網絡將大大取代傳統家庭的地位。
科學家分析為人子女者照顧父母的動機,他們發現其中有顯著差異。按兒子的解釋,他們有感於義務在身,因而協助父母,對女兒而言,原因只有一個︰對父母的愛。研究者認為,兒子之所以幫助父母,主要出自於自我利益,反觀女兒,則發自利他精神。母親和孩子之間的人際交流與經濟交換一直到高齡都遠勝過孩子與父親的相處。
女性腦袋的「線路配置」主要以同理心為導向,男性腦袋的「線路配置」主要以理解和建立系統為目的。
女性多常講「我們」,多常強調合作。女性透過語言能力拉近人的距離,更進一步說,是拉近親屬和朋友的距離。女性比男性具有更棒的詞彙記憶力,這種優勢,在上了年紀的婦女,甚至80歲老婦身上都可看到。
以紐西蘭威靈頓的毒品市場為例,這裡和全世界所有毒品市場一樣,是個信賴、忠誠和合作幾乎蕩然無存的經濟體系。一般人會認為,在這樣的體系下,女性應位居最低層,扮演著被剝削的受害者角色,男性則掌管宰制社會的行為人職務,但事實與想像恰恰相反,女毒販遍及黑社會各階層,部分甚至手下有許多男性藥頭和助手。
女毒販成功把販毒事業轉化為「家務事」,並在事業環境中建立起類似親屬性的忠誠——這些事她們做起來比其他男性「事業伙伴」有效率許多。
研究證實,兩性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在於情感協助的互通有無,以及社會資本的給與取。在遭遇壓力時,女孩或婦女所透露出想和其他人取得聯繫的希望比男性顯著許多。
最近一項研究證實,雌性生物掌控著社會演化。由於女性身體比男性弱,防禦能力較差,懷孕時較易受傷,因而從社會關切上所獲得的利益也較男性多。研究專家指出︰「女性發展了一系列心理機制,讓她們得以建立並維持強大的人際關係。」
當社會陷入危機,或某一物種瀕臨絕種的底限時,大自然便會展現相當決心,寄信賴予女性身上。正常而言,男女兩性的比例是106比100,原因純粹是男性活著的風險高於女性。在危險的時代、在嚴重危機和災難時刻,男女比例會突然逆轉。例如布里斯本洪水氾濫、義大利賽維索的戴奧辛外洩、神戶大地震等事件發生後,新生兒的性別比例突然改變——男嬰變少了。
談到困境,對於演化而言,困境的範圍顯然不限於如地震之類的特殊天然災害或者戰爭。
經濟壓力、社會壓力、高失業率、社會突然轉型,也都可能導致母親多生女少生男。例如1991年德東地區的新生兒的性別比例,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不平衡的狀態。當年度新生嬰兒女孩多於男孩,研究人員認為,此一「分布轉變」和兩德統一後德東經濟崩潰有直接關聯。
2005年美國研究團隊證實這種說法。他們研究將近3年,結果顯示加州地區只要失業率越高,出生的男嬰便越少。大自然在危機情況下對女性特別垂青。實際上這背後隱藏著更多東西︰一個社會在維持人口或增加人口的問題上,鮮少受制於男性數量,而是幾乎全然受制於女性數量。
由於婦女就業率提高,以及「老化的負擔」逐漸增高,女兒在獨子家庭中的價值將隨之提高,這是因為女兒日後能一人分飾兩角︰賺錢兼持家。
近來,女兒同時集多項能力於一身,而兒子沒有︰女兒具有社會能力,能細心照顧別人,還會賺錢養家。她們是社會網絡的中樞,而當社會越不穩定,這個網絡便益發重要。期望年老時受人撫養照顧的父母,要指望的不是兒子,而是女兒。女兒不僅對父母提供的幫助較多,還更常和父母保持聯繫,而且即使她們搬到別地區去住仍是如此。世界上許多鄉下地區的例子顯示,女性外流人口比兒子提供更多金錢資助給父母,且較願意想辦法把父母接去同住。
簡單來講,在危機與轉變時期,我們通常藉助女兒和女性直達目標,她們為人母時,乃是家庭的核心,當太太時,是社會網絡的核心,當女兒、姊妹時,是「道德經濟」專家,這些跨越了世代的藩籬。不但如此,有她們在,好比增添了一種社交修護特種部隊。
世界銀行總裁沃爾芬森曾表示︰「養育一個男孩,等於養育一個人,教育一個女孩,等於教育一整個國家。」
數年前,美國科學家在尋找全美天才時,研究了一群數學資優的第七年級生。資優女孩表示,她們的興趣偏向人類、社會價值以及人道、利他的目標,而資優男生則表示,他們對理論價值和抽象的思想問題比較有興趣。上大學時,這些少女選擇的科系多元而廣泛,遍佈於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藝術領域,男生則相當片面侷限地集中選擇數學和自然科學。
在非洲和印度所做的調查顯示,祖母或年紀較長的女性陪在一旁,對孫子女的健康、智力,具關鍵影響力。
如今我們將得到一個新經驗。昔日曾經不受歡迎的女性,現在將與她們那炙手可熱的女兒們攜手共同影響社會,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老年婦女在眼見家庭規模縮減、兒童數量更為減少之際,將越來越不願意允許自己國家發起軍事行動。
這些祖母、媽媽、女兒未來將決定我們社會是否及如何重新形成。
1995年,芝加哥熱浪來襲,取走7百多條人命。有個區域死亡人數特別多,引人注意的是,這裡死了許多獨居的65歲男人。政府當局推測,這些男性死者因太窮而買不起電扇或冷氣,導致死亡人數如此之多。後來社會學教授柯林內堡對此事提出不同的看法,才使大家改觀。
首先,近150年前多納隘口事件中一項重要結果再度上演︰男性死難者比例為女性死難者兩倍。
高齡男性死者大多數把自己關在公寓裡,公寓門窗都加上了圍欄,顯然已把鄰居視為威脅。這些老人不同於倖存的婦女,盡量讓親戚關係倒退發展到底限。反觀相鄰的南朗戴爾區,情況截然不同。這裡也有許多生活貧困的人,且也沒有冷氣,但死亡率不只低,且低於平均值。
南朗戴爾區的居民多半是拉丁裔,樂天而具濃厚家庭色彩的文化,為他們創造了雄厚的信任資本︰親戚彼此關照,朋友甚至能被視為家中一份子。這一族群雖然是全城最窮的族群,熱浪死難者只佔了全城百分之二。家庭價值給予了拉丁裔居民存活的可能。
誠如當時一位電視主持人所說,芝加哥在熱浪來襲那幾天,也只不過是個分為兩個地域的城市,即分成誕生之城與死亡之城。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腦研究專家相信,女性身上那種把外人轉化成家庭成員的天賦,和女性的「社會流動性」息息相關。一個逐漸縮水的社會所缺乏的一切,如將心比心、利他、合作,全集於女性一身。女性有強大的情感能力,甚至也許是我們社會的創建者。過去50年的研究證明,女性受命挑大樑,負責維護家庭、建立並穩定友誼網絡,而未來,友誼網絡將大大取代傳統家庭的地位。
科學家分析為人子女者照顧父母的動機,他們發現其中有顯著差異。按兒子的解釋,他們有感於義務在身,因而協助父母,對女兒而言,原因只有一個︰對父母的愛。研究者認為,兒子之所以幫助父母,主要出自於自我利益,反觀女兒,則發自利他精神。母親和孩子之間的人際交流與經濟交換一直到高齡都遠勝過孩子與父親的相處。
女性腦袋的「線路配置」主要以同理心為導向,男性腦袋的「線路配置」主要以理解和建立系統為目的。
女性多常講「我們」,多常強調合作。女性透過語言能力拉近人的距離,更進一步說,是拉近親屬和朋友的距離。女性比男性具有更棒的詞彙記憶力,這種優勢,在上了年紀的婦女,甚至80歲老婦身上都可看到。
以紐西蘭威靈頓的毒品市場為例,這裡和全世界所有毒品市場一樣,是個信賴、忠誠和合作幾乎蕩然無存的經濟體系。一般人會認為,在這樣的體系下,女性應位居最低層,扮演著被剝削的受害者角色,男性則掌管宰制社會的行為人職務,但事實與想像恰恰相反,女毒販遍及黑社會各階層,部分甚至手下有許多男性藥頭和助手。
女毒販成功把販毒事業轉化為「家務事」,並在事業環境中建立起類似親屬性的忠誠——這些事她們做起來比其他男性「事業伙伴」有效率許多。
研究證實,兩性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在於情感協助的互通有無,以及社會資本的給與取。在遭遇壓力時,女孩或婦女所透露出想和其他人取得聯繫的希望比男性顯著許多。
最近一項研究證實,雌性生物掌控著社會演化。由於女性身體比男性弱,防禦能力較差,懷孕時較易受傷,因而從社會關切上所獲得的利益也較男性多。研究專家指出︰「女性發展了一系列心理機制,讓她們得以建立並維持強大的人際關係。」
當社會陷入危機,或某一物種瀕臨絕種的底限時,大自然便會展現相當決心,寄信賴予女性身上。正常而言,男女兩性的比例是106比100,原因純粹是男性活著的風險高於女性。在危險的時代、在嚴重危機和災難時刻,男女比例會突然逆轉。例如布里斯本洪水氾濫、義大利賽維索的戴奧辛外洩、神戶大地震等事件發生後,新生兒的性別比例突然改變——男嬰變少了。
談到困境,對於演化而言,困境的範圍顯然不限於如地震之類的特殊天然災害或者戰爭。
經濟壓力、社會壓力、高失業率、社會突然轉型,也都可能導致母親多生女少生男。例如1991年德東地區的新生兒的性別比例,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不平衡的狀態。當年度新生嬰兒女孩多於男孩,研究人員認為,此一「分布轉變」和兩德統一後德東經濟崩潰有直接關聯。
2005年美國研究團隊證實這種說法。他們研究將近3年,結果顯示加州地區只要失業率越高,出生的男嬰便越少。大自然在危機情況下對女性特別垂青。實際上這背後隱藏著更多東西︰一個社會在維持人口或增加人口的問題上,鮮少受制於男性數量,而是幾乎全然受制於女性數量。
由於婦女就業率提高,以及「老化的負擔」逐漸增高,女兒在獨子家庭中的價值將隨之提高,這是因為女兒日後能一人分飾兩角︰賺錢兼持家。
近來,女兒同時集多項能力於一身,而兒子沒有︰女兒具有社會能力,能細心照顧別人,還會賺錢養家。她們是社會網絡的中樞,而當社會越不穩定,這個網絡便益發重要。期望年老時受人撫養照顧的父母,要指望的不是兒子,而是女兒。女兒不僅對父母提供的幫助較多,還更常和父母保持聯繫,而且即使她們搬到別地區去住仍是如此。世界上許多鄉下地區的例子顯示,女性外流人口比兒子提供更多金錢資助給父母,且較願意想辦法把父母接去同住。
簡單來講,在危機與轉變時期,我們通常藉助女兒和女性直達目標,她們為人母時,乃是家庭的核心,當太太時,是社會網絡的核心,當女兒、姊妹時,是「道德經濟」專家,這些跨越了世代的藩籬。不但如此,有她們在,好比增添了一種社交修護特種部隊。
世界銀行總裁沃爾芬森曾表示︰「養育一個男孩,等於養育一個人,教育一個女孩,等於教育一整個國家。」
數年前,美國科學家在尋找全美天才時,研究了一群數學資優的第七年級生。資優女孩表示,她們的興趣偏向人類、社會價值以及人道、利他的目標,而資優男生則表示,他們對理論價值和抽象的思想問題比較有興趣。上大學時,這些少女選擇的科系多元而廣泛,遍佈於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藝術領域,男生則相當片面侷限地集中選擇數學和自然科學。
在非洲和印度所做的調查顯示,祖母或年紀較長的女性陪在一旁,對孫子女的健康、智力,具關鍵影響力。
如今我們將得到一個新經驗。昔日曾經不受歡迎的女性,現在將與她們那炙手可熱的女兒們攜手共同影響社會,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老年婦女在眼見家庭規模縮減、兒童數量更為減少之際,將越來越不願意允許自己國家發起軍事行動。
這些祖母、媽媽、女兒未來將決定我們社會是否及如何重新形成。
1995年,芝加哥熱浪來襲,取走7百多條人命。有個區域死亡人數特別多,引人注意的是,這裡死了許多獨居的65歲男人。政府當局推測,這些男性死者因太窮而買不起電扇或冷氣,導致死亡人數如此之多。後來社會學教授柯林內堡對此事提出不同的看法,才使大家改觀。
首先,近150年前多納隘口事件中一項重要結果再度上演︰男性死難者比例為女性死難者兩倍。
高齡男性死者大多數把自己關在公寓裡,公寓門窗都加上了圍欄,顯然已把鄰居視為威脅。這些老人不同於倖存的婦女,盡量讓親戚關係倒退發展到底限。反觀相鄰的南朗戴爾區,情況截然不同。這裡也有許多生活貧困的人,且也沒有冷氣,但死亡率不只低,且低於平均值。
南朗戴爾區的居民多半是拉丁裔,樂天而具濃厚家庭色彩的文化,為他們創造了雄厚的信任資本︰親戚彼此關照,朋友甚至能被視為家中一份子。這一族群雖然是全城最窮的族群,熱浪死難者只佔了全城百分之二。家庭價值給予了拉丁裔居民存活的可能。
誠如當時一位電視主持人所說,芝加哥在熱浪來襲那幾天,也只不過是個分為兩個地域的城市,即分成誕生之城與死亡之城。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22日 星期日
少子化(3)
少子化(3)
越來越多證據說明,現代媒體產業分派給人的角色,對人的社會行為影響劇烈。1975年德國電視影片中,在所有婦女角色裡面,只有百分之22.7擁有1至多名未成年小孩。2005年,格林莫研究中心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戲劇類電視節目中,百分之54.8的男性以及百分之56.1女性沒有小孩!有兩個小孩以上的,僅百分之3.3男性及百分之3.1女性。」
德國最成功的電視影集「好日子,壞日子」裡面,完全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取而代之的是︰
★單身男女和非婚同居生活
★無子女婚姻
★不同居伴侶關係
★一個繼父家庭,同時也是雙核心家庭(兩戶人家,兩個父親)
★再婚
★非一對一關係形式(即俗話說的『劈腿』)
★兩個以上成人合住一戶房子
電視上所能看到傳統的、「正常的」核心家庭只有一個,格林莫報告直接點名︰那就是動畫片「辛普森家庭」裡的同名家庭。辛普森全家有藍色頭髮,講話調調粗魯,但他們也有一樣東西,是在人口學家眼中,為確保我們社會存續而迫切需要的東西,那就是父母和3個小孩。「辛普森家庭」恰恰烘托了我們的荒謬處境︰所謂的理想狀態,我們竟只能在卡通裡遇到。
媒體改變了一切,影響觸角伸及每種社會關係,連地球上最鄉下地方的社會關係也不例外。在今日,從一名巴西婦女花在看連續劇的小時數,即可讓我們精準預測她將有幾個小孩。以下我們舉阿連貝柏的婦女為例。
阿連貝柏是個巴西海邊小城,觀光業興盛,居民富裕。離阿連貝柏不遠處有個小村,叫科奎洛斯,這裡則貧窮很多。接近傍晚時分,大約百分之95的巴西電視觀眾會轉到「Globo Network台」,觀看每天播3次的連續劇。阿連貝柏和科奎洛斯的居民也不例外。
巴西目前人口老化的速度是荷蘭的3倍。1975年以來,巴西的生育率已經減半。
美國社會學家珍妮表示,只要每天下午親眼目睹民眾開電視的盛況,就能看出電視在這個發展中所扮演的戲劇性角色。
為了研究電視對於生育率的影響,珍妮對富裕的阿連貝柏和貧窮的科奎洛斯進行了長期觀察。她發現許多婦女把自己的社交關係延伸到連續劇裡。就算自稱最愛看的節目是每日新聞的科奎洛斯婦女,也有高達百分之80這麼做。
這認同威力之大,導致不久兩地所有居民,上自白髮老人,下至幼童,對於連續劇裡社交網路的糾結複雜,皆能如數家珍,瞭若指掌。電視朋友和電視家庭那些誇張至極、荒誕不經的人生問題和怪異的行為舉止,被村民拿來套用在自己親戚朋友上,以致真實生活環境染上了電視劇的色彩。假戲的世界觀雖和觀眾真實體驗的世界背道而馳,卻具有改變現實世界的力量。
所有這類電視肥皂劇所傳遞的文化訊息是︰成功與個人熱情,這兩樣和小孩是格格不入的。連續劇可以取代男人、女人、父母或小孩。大部分角色幾乎不把腦筋浪費在思考後代或教養上。小孩只是偶爾出場點綴,幾乎總在學校或由保姆照顧,用處僅是當作成人間對話的參照點——身為不在場者,小孩就像死去的祖先一樣遙遠。
非洲的昆族人不斷遭受其他好戰部落的擠壓而遷徙,最後落腳於不適人居之地。人類學家不斷自問,面對環境變化,為何昆族人能成功適應?根據調查結果,關鍵理由是,昆族人有能力把原本只出現在家人之間的無私胸懷,同樣展現在整個社群上。分享即是一例。但更關鍵的是即使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報他們也要分享。分享的概念已深植他們心中,東西自己一個人吃的想法把他們嚇一大跳。他們說︰「獅子可以那樣,人可不行。」
人類為了生存,需要人際網路,不論在今天或160年前的多納隘口皆是如此。人際網路越發達,人的生存時間便越長。家庭成員多,可以降低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社會網路活躍廣闊的人,其休息狀態脈搏次數較低,罹患癌症時治癒機會提高,這些和親密的愛與關懷有很大關聯。有項心臟研究針對1萬名以上民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妻子家人的愛在心肌梗塞病例中,能加速治癒,而在缺乏妻子的愛與關懷的病例中,再度發病的風險則大幅提高。
美國研究人員曾以下列問題詢問3千名大學生︰「你是誰?請你提供10個不同答案。請按照答案在你腦中出現的順序寫下來。請盡量以最快速度回答。」半數受測女學生寫的第一個答案是︰「我是女兒。」或者「我是妹妹(姊姊)。」男學生也提到家庭角色,但最常見的是姓氏︰「我姓史密斯。」沒半個受訪女學生做類似回答。這顯示,當人被要求定義自己是誰時,親屬關係會馬上出現在腦海。但下如此定義者主要是女性。
女學生不僅以親屬關係確認自己的身份,她們還展現了社會能力、社會知識、興趣,把親戚名字如數家珍般詳細列出的能力,以及把對於自我身世所知一切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
研究人員找來24對兄弟姊妹,每對都一男一女,他們被要求坐在電腦桌前重講自己的族譜樹系圖,期間不可詢問同時做測試的兄弟姊妹。
雖然同一家的兄弟姊妹有同樣的親戚,但姊姊或妹妹明顯比兄弟想得到更多家族成員,但當他們被問到和哪個親屬最親近時,無論男女,皆口徑一致地回答母親。主持這項研究的學者寫道︰「總結而論,姊妹比兄弟想得出更多親屬名字;男性則更強調以父系姓氏作為認同特徵。雖然兩性一致認為母親為最親近的人,但表示兄弟姊妹是最親近的人則男性遠多於女性。」
女性就像把親屬網路接上電源,即使和遠房親戚中斷聯絡已久,多年後仍能隨時重新開啟這段聯繫。這種天分,若考慮未來的多世代家庭,不久即將大受歡迎。
成功調節家庭和個人間衝突的人,是女人;在某些缺乏家庭網絡的狀況下,藉由視外人如家人而找到家庭替代網絡的人,也正是女人。
多納隘口事件中3分之2男性死亡,3分之2女性存活。男性不僅比女性死得快、死亡機率比女性大,而且精確地說,男性以雙倍速度死亡。女性是生存機器︰她們能忍受饑餓和艱苦,她們的糧食需求較低,且由於女性在寒冷中能維持較低體溫,所以冰雪暴對她們而言威脅也較低。不僅如此,恬森為丈夫拋棄自我、犧牲奉獻,她所展現的行為,同樣見諸該旅隊大多數女性成員身上,只不過沒那麼徹底。家庭是求生活命的擔保。多納隘口的家庭中樞是女性。會幫助落單者的人,也是女性。她們調節紛爭,甚至總有辦法阻止男人殺人。女人即使自己餓得要命,也會公平分配食物。就算沒有家庭義務存在,女人也會想盡辦法建立信任和友誼聯盟。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越來越多證據說明,現代媒體產業分派給人的角色,對人的社會行為影響劇烈。1975年德國電視影片中,在所有婦女角色裡面,只有百分之22.7擁有1至多名未成年小孩。2005年,格林莫研究中心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戲劇類電視節目中,百分之54.8的男性以及百分之56.1女性沒有小孩!有兩個小孩以上的,僅百分之3.3男性及百分之3.1女性。」
德國最成功的電視影集「好日子,壞日子」裡面,完全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取而代之的是︰
★單身男女和非婚同居生活
★無子女婚姻
★不同居伴侶關係
★一個繼父家庭,同時也是雙核心家庭(兩戶人家,兩個父親)
★再婚
★非一對一關係形式(即俗話說的『劈腿』)
★兩個以上成人合住一戶房子
電視上所能看到傳統的、「正常的」核心家庭只有一個,格林莫報告直接點名︰那就是動畫片「辛普森家庭」裡的同名家庭。辛普森全家有藍色頭髮,講話調調粗魯,但他們也有一樣東西,是在人口學家眼中,為確保我們社會存續而迫切需要的東西,那就是父母和3個小孩。「辛普森家庭」恰恰烘托了我們的荒謬處境︰所謂的理想狀態,我們竟只能在卡通裡遇到。
媒體改變了一切,影響觸角伸及每種社會關係,連地球上最鄉下地方的社會關係也不例外。在今日,從一名巴西婦女花在看連續劇的小時數,即可讓我們精準預測她將有幾個小孩。以下我們舉阿連貝柏的婦女為例。
阿連貝柏是個巴西海邊小城,觀光業興盛,居民富裕。離阿連貝柏不遠處有個小村,叫科奎洛斯,這裡則貧窮很多。接近傍晚時分,大約百分之95的巴西電視觀眾會轉到「Globo Network台」,觀看每天播3次的連續劇。阿連貝柏和科奎洛斯的居民也不例外。
巴西目前人口老化的速度是荷蘭的3倍。1975年以來,巴西的生育率已經減半。
美國社會學家珍妮表示,只要每天下午親眼目睹民眾開電視的盛況,就能看出電視在這個發展中所扮演的戲劇性角色。
為了研究電視對於生育率的影響,珍妮對富裕的阿連貝柏和貧窮的科奎洛斯進行了長期觀察。她發現許多婦女把自己的社交關係延伸到連續劇裡。就算自稱最愛看的節目是每日新聞的科奎洛斯婦女,也有高達百分之80這麼做。
這認同威力之大,導致不久兩地所有居民,上自白髮老人,下至幼童,對於連續劇裡社交網路的糾結複雜,皆能如數家珍,瞭若指掌。電視朋友和電視家庭那些誇張至極、荒誕不經的人生問題和怪異的行為舉止,被村民拿來套用在自己親戚朋友上,以致真實生活環境染上了電視劇的色彩。假戲的世界觀雖和觀眾真實體驗的世界背道而馳,卻具有改變現實世界的力量。
所有這類電視肥皂劇所傳遞的文化訊息是︰成功與個人熱情,這兩樣和小孩是格格不入的。連續劇可以取代男人、女人、父母或小孩。大部分角色幾乎不把腦筋浪費在思考後代或教養上。小孩只是偶爾出場點綴,幾乎總在學校或由保姆照顧,用處僅是當作成人間對話的參照點——身為不在場者,小孩就像死去的祖先一樣遙遠。
非洲的昆族人不斷遭受其他好戰部落的擠壓而遷徙,最後落腳於不適人居之地。人類學家不斷自問,面對環境變化,為何昆族人能成功適應?根據調查結果,關鍵理由是,昆族人有能力把原本只出現在家人之間的無私胸懷,同樣展現在整個社群上。分享即是一例。但更關鍵的是即使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報他們也要分享。分享的概念已深植他們心中,東西自己一個人吃的想法把他們嚇一大跳。他們說︰「獅子可以那樣,人可不行。」
人類為了生存,需要人際網路,不論在今天或160年前的多納隘口皆是如此。人際網路越發達,人的生存時間便越長。家庭成員多,可以降低罹患心臟疾病的風險,社會網路活躍廣闊的人,其休息狀態脈搏次數較低,罹患癌症時治癒機會提高,這些和親密的愛與關懷有很大關聯。有項心臟研究針對1萬名以上民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妻子家人的愛在心肌梗塞病例中,能加速治癒,而在缺乏妻子的愛與關懷的病例中,再度發病的風險則大幅提高。
美國研究人員曾以下列問題詢問3千名大學生︰「你是誰?請你提供10個不同答案。請按照答案在你腦中出現的順序寫下來。請盡量以最快速度回答。」半數受測女學生寫的第一個答案是︰「我是女兒。」或者「我是妹妹(姊姊)。」男學生也提到家庭角色,但最常見的是姓氏︰「我姓史密斯。」沒半個受訪女學生做類似回答。這顯示,當人被要求定義自己是誰時,親屬關係會馬上出現在腦海。但下如此定義者主要是女性。
女學生不僅以親屬關係確認自己的身份,她們還展現了社會能力、社會知識、興趣,把親戚名字如數家珍般詳細列出的能力,以及把對於自我身世所知一切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
研究人員找來24對兄弟姊妹,每對都一男一女,他們被要求坐在電腦桌前重講自己的族譜樹系圖,期間不可詢問同時做測試的兄弟姊妹。
雖然同一家的兄弟姊妹有同樣的親戚,但姊姊或妹妹明顯比兄弟想得到更多家族成員,但當他們被問到和哪個親屬最親近時,無論男女,皆口徑一致地回答母親。主持這項研究的學者寫道︰「總結而論,姊妹比兄弟想得出更多親屬名字;男性則更強調以父系姓氏作為認同特徵。雖然兩性一致認為母親為最親近的人,但表示兄弟姊妹是最親近的人則男性遠多於女性。」
女性就像把親屬網路接上電源,即使和遠房親戚中斷聯絡已久,多年後仍能隨時重新開啟這段聯繫。這種天分,若考慮未來的多世代家庭,不久即將大受歡迎。
成功調節家庭和個人間衝突的人,是女人;在某些缺乏家庭網絡的狀況下,藉由視外人如家人而找到家庭替代網絡的人,也正是女人。
多納隘口事件中3分之2男性死亡,3分之2女性存活。男性不僅比女性死得快、死亡機率比女性大,而且精確地說,男性以雙倍速度死亡。女性是生存機器︰她們能忍受饑餓和艱苦,她們的糧食需求較低,且由於女性在寒冷中能維持較低體溫,所以冰雪暴對她們而言威脅也較低。不僅如此,恬森為丈夫拋棄自我、犧牲奉獻,她所展現的行為,同樣見諸該旅隊大多數女性成員身上,只不過沒那麼徹底。家庭是求生活命的擔保。多納隘口的家庭中樞是女性。會幫助落單者的人,也是女性。她們調節紛爭,甚至總有辦法阻止男人殺人。女人即使自己餓得要命,也會公平分配食物。就算沒有家庭義務存在,女人也會想盡辦法建立信任和友誼聯盟。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20日 星期五
少子化(2)
少子化(2)
然而我們也確實發現,我們的社會嚴格區分了不同方式的無私無我︰端賴對象是陌生人、是朋友,抑或家人,其方式亦隨之不同。
舉個例子。卡內基英雄基金委員會是令人尊敬的美國慈善組織,堪稱將無私無我精神體制化的中心。該委員會設於匹茲堡,已有上百年歷史,主要任務是尋找「文明的英雄」,予以表揚。他們要找的人,必須曾不為私利,甘冒生命危險幫助他人,甚至因而喪生,亦即捨己為人的楷模。
自從1904年英雄基金成立以來,已有將近9千人因個人勇氣及特質獲頒表揚。在獲獎者當中,因幫助親人而得此殊榮者微乎其微。安卓‧卡內基曾明確表明,針對親人而展現的無私無我不得獲頒英雄獎,這種無私既不令人意外,也不需特別鼓勵,反正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為何只有涉及陌生人的利他行為才值得獎賞?因為該基金委員會認定,對人類而言,後代、兄弟姊妹、父母的命運比朋友或陌生人的命運來得重要。
然而這件理所當然的事,如今竟成了稀有資源,越來越少人動念生養後代來建立自己的家庭。
設若有一個社會,由於後代越來越少,那麼這個社會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一旦沒有了家庭,那要誰來救誰?
一群年輕人剛註冊進入全美第一流大學,康乃爾大學,即將展開嶄新的人生階段,他們大多數人深信不是自己會被世界改變,而是自己會改變世界。
我們所要觀察的學生分別選修了三門課。第一組學生選天文學入門。第二組學生選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史。第三組學生選了經濟學主流理論入門。
三組學生無論上哪一門課,都被要求填兩份問卷,一份在學期初回答,另一份在期末做。
問題如下︰
「有一家小型電腦零售店的老闆訂了10台個人電腦,貨送來時,10台到齊,但他發現廠商在帳單明細上只列了9台。這位店老闆有兩種選擇︰
一,他可以把這個錯誤告知廠商,要求更正帳單,並由他負擔第10台電腦費用。
二,他可以按照帳單上所列款項支付,不再進行其他動作。
若他只按照帳單上所列款項支付,最糟狀況是廠商日後發現錯誤,並要求支付第10台電腦款項。但我們姑且認為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高。
您認為,零售商把錯誤告知廠商的機率有多高?
若您是那家電腦零售店的老闆,您會把錯誤告知廠商,並要求支付正確款項的可能性又多高?」
修天文學和毛時代經濟史的兩組同學,參加問卷調查時,大多數從頭到尾選擇誠實以對。他們認為店老闆會指出錯誤,他們自己也會做同樣決定。他們的學習經驗不會對他們的道德感產生負面影響。
反觀第三組學生,一學期下來,對於經濟學思想基礎有了出色的入門知識,在這學期當中,逐漸失去對人性良善面的信心。到了12月,他們對不誠實行為的接受度明顯升高。自認也會隱瞞事實的人數也跟著升高。
這個著名實驗揭露出學生心態上有了變化。專家學者贊同太多經濟思維會使人現實無情,他們擔心,我們透過經濟思維方式會把人訓練成對社會失去信任感。
這個實驗的結果描繪了一種進退兩難的窘境︰假如我笨到去做道德正確的事,而其他人都沒這麼做,豈不就變成他人得利而造成我的損失嗎?
把這個邏輯套用到生小孩的意願上,則得到下列疑問︰假如我要花錢養小孩,跟其他只要養活自己的人相比,豈不較為吃虧嗎?
貧困風險和社會地位下降危機在上上世紀已是重大議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於1903年呼籲中產階級人民放棄自私自利,增產更多孩子。
難道真的是金錢因素而導致這一代人不願生養孩子?原因是害怕,害怕其他人都擁有優勢時,唯獨自己處於劣勢。早在1965年,一旦決定擁有孩子的人,便須開始滿足於更低的生活水準。法律學者齊爾寫道︰「夫妻為了完成教養責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職場工作,亦隨之放棄收入和國民年金請領權,不但如此,還得負擔孩子的開銷;反觀沒孩子的伴侶,不但雙薪,兩人皆有國民年金請領權,且一方過世後另一方又能增加一筆遺屬年金。」
我們的社會疏忽了一件事,未將「孩子投資」賦予價值。所謂「孩子投資」,即孩子創造的社會資本。光靠孩子的存在,即會把先前互不相識的人連結成網。
現在歐洲不僅實際生育率,連希望生養意願都少於兩胎,這是有史以來的新低,且低於維持民族存續的必要水準。有越來越年輕人希望一生過著無子的生活。
社會學家貝爾說︰「一個放棄生孩子的社會,某種層面上也等於放棄自己的未來,因為自己的未來生活遠景或許有30年,假如不再有孩子了,等過了這30年後,便一切宣告結束。」
研究人員比較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德國、喀麥隆和哥斯大黎加。三個國家一致顯示,透過與弟弟妹妹相處能養成社交行為和利他行為。
我們擁有的孩子越少,在我們社會裡,利他經濟或道德經濟的比例也就越少。
人們談論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母親時,流露出之差勁、貶抑,和談論無子的夫婦都一樣。最基本的差異在於,前者的孩子人生都還沒有真正開始,已被判失敗無望。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孩子的母親中,將近百分之70表示,周遭的人認為她們無法給孩子足夠的愛,而且咬定她們的住處絕對亂七八糟,她們的孩子是不在計畫下出生的,她們一定很笨或者信仰天主教,她們絕對胸無大志、經常生病,而且很可能邋遢不已。據百分之7受訪者敘述,有訪客、熟人朋友看到這些母親並未顯得邋遢悽慘又貧苦時,無不感到萬分驚訝。
柏克萊大學心理學家研究發現日後擁有大家庭的婦女,青春期階段思緒清晰,勇於負責,表現美感興趣,易受感動,且經常顯得自信滿滿。這些女性想利用她們的智性和創造能力,建立親屬網路。
所有證據顯示,適婚年齡男性,若尋找配偶無望,很容易罹患憂鬱症,也易顯露侵略性、暴力、男性幫派行為以及政治極端主義。介於24至35歲的未婚男性殺害另一個男性的機率比已婚男性高出3倍。睪酮素濃度在婚後會降低。睪酮素值出現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何已婚男性較少犯罪。
睪酮素值高,加上失業以及在婚姻市場上地位低落,會強化反社會行為,提高幾乎所有形式的攻擊性。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然而我們也確實發現,我們的社會嚴格區分了不同方式的無私無我︰端賴對象是陌生人、是朋友,抑或家人,其方式亦隨之不同。
舉個例子。卡內基英雄基金委員會是令人尊敬的美國慈善組織,堪稱將無私無我精神體制化的中心。該委員會設於匹茲堡,已有上百年歷史,主要任務是尋找「文明的英雄」,予以表揚。他們要找的人,必須曾不為私利,甘冒生命危險幫助他人,甚至因而喪生,亦即捨己為人的楷模。
自從1904年英雄基金成立以來,已有將近9千人因個人勇氣及特質獲頒表揚。在獲獎者當中,因幫助親人而得此殊榮者微乎其微。安卓‧卡內基曾明確表明,針對親人而展現的無私無我不得獲頒英雄獎,這種無私既不令人意外,也不需特別鼓勵,反正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為何只有涉及陌生人的利他行為才值得獎賞?因為該基金委員會認定,對人類而言,後代、兄弟姊妹、父母的命運比朋友或陌生人的命運來得重要。
然而這件理所當然的事,如今竟成了稀有資源,越來越少人動念生養後代來建立自己的家庭。
設若有一個社會,由於後代越來越少,那麼這個社會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一旦沒有了家庭,那要誰來救誰?
一群年輕人剛註冊進入全美第一流大學,康乃爾大學,即將展開嶄新的人生階段,他們大多數人深信不是自己會被世界改變,而是自己會改變世界。
我們所要觀察的學生分別選修了三門課。第一組學生選天文學入門。第二組學生選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史。第三組學生選了經濟學主流理論入門。
三組學生無論上哪一門課,都被要求填兩份問卷,一份在學期初回答,另一份在期末做。
問題如下︰
「有一家小型電腦零售店的老闆訂了10台個人電腦,貨送來時,10台到齊,但他發現廠商在帳單明細上只列了9台。這位店老闆有兩種選擇︰
一,他可以把這個錯誤告知廠商,要求更正帳單,並由他負擔第10台電腦費用。
二,他可以按照帳單上所列款項支付,不再進行其他動作。
若他只按照帳單上所列款項支付,最糟狀況是廠商日後發現錯誤,並要求支付第10台電腦款項。但我們姑且認為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高。
您認為,零售商把錯誤告知廠商的機率有多高?
若您是那家電腦零售店的老闆,您會把錯誤告知廠商,並要求支付正確款項的可能性又多高?」
修天文學和毛時代經濟史的兩組同學,參加問卷調查時,大多數從頭到尾選擇誠實以對。他們認為店老闆會指出錯誤,他們自己也會做同樣決定。他們的學習經驗不會對他們的道德感產生負面影響。
反觀第三組學生,一學期下來,對於經濟學思想基礎有了出色的入門知識,在這學期當中,逐漸失去對人性良善面的信心。到了12月,他們對不誠實行為的接受度明顯升高。自認也會隱瞞事實的人數也跟著升高。
這個著名實驗揭露出學生心態上有了變化。專家學者贊同太多經濟思維會使人現實無情,他們擔心,我們透過經濟思維方式會把人訓練成對社會失去信任感。
這個實驗的結果描繪了一種進退兩難的窘境︰假如我笨到去做道德正確的事,而其他人都沒這麼做,豈不就變成他人得利而造成我的損失嗎?
把這個邏輯套用到生小孩的意願上,則得到下列疑問︰假如我要花錢養小孩,跟其他只要養活自己的人相比,豈不較為吃虧嗎?
貧困風險和社會地位下降危機在上上世紀已是重大議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於1903年呼籲中產階級人民放棄自私自利,增產更多孩子。
難道真的是金錢因素而導致這一代人不願生養孩子?原因是害怕,害怕其他人都擁有優勢時,唯獨自己處於劣勢。早在1965年,一旦決定擁有孩子的人,便須開始滿足於更低的生活水準。法律學者齊爾寫道︰「夫妻為了完成教養責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職場工作,亦隨之放棄收入和國民年金請領權,不但如此,還得負擔孩子的開銷;反觀沒孩子的伴侶,不但雙薪,兩人皆有國民年金請領權,且一方過世後另一方又能增加一筆遺屬年金。」
我們的社會疏忽了一件事,未將「孩子投資」賦予價值。所謂「孩子投資」,即孩子創造的社會資本。光靠孩子的存在,即會把先前互不相識的人連結成網。
現在歐洲不僅實際生育率,連希望生養意願都少於兩胎,這是有史以來的新低,且低於維持民族存續的必要水準。有越來越年輕人希望一生過著無子的生活。
社會學家貝爾說︰「一個放棄生孩子的社會,某種層面上也等於放棄自己的未來,因為自己的未來生活遠景或許有30年,假如不再有孩子了,等過了這30年後,便一切宣告結束。」
研究人員比較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德國、喀麥隆和哥斯大黎加。三個國家一致顯示,透過與弟弟妹妹相處能養成社交行為和利他行為。
我們擁有的孩子越少,在我們社會裡,利他經濟或道德經濟的比例也就越少。
人們談論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母親時,流露出之差勁、貶抑,和談論無子的夫婦都一樣。最基本的差異在於,前者的孩子人生都還沒有真正開始,已被判失敗無望。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孩子的母親中,將近百分之70表示,周遭的人認為她們無法給孩子足夠的愛,而且咬定她們的住處絕對亂七八糟,她們的孩子是不在計畫下出生的,她們一定很笨或者信仰天主教,她們絕對胸無大志、經常生病,而且很可能邋遢不已。據百分之7受訪者敘述,有訪客、熟人朋友看到這些母親並未顯得邋遢悽慘又貧苦時,無不感到萬分驚訝。
柏克萊大學心理學家研究發現日後擁有大家庭的婦女,青春期階段思緒清晰,勇於負責,表現美感興趣,易受感動,且經常顯得自信滿滿。這些女性想利用她們的智性和創造能力,建立親屬網路。
所有證據顯示,適婚年齡男性,若尋找配偶無望,很容易罹患憂鬱症,也易顯露侵略性、暴力、男性幫派行為以及政治極端主義。介於24至35歲的未婚男性殺害另一個男性的機率比已婚男性高出3倍。睪酮素濃度在婚後會降低。睪酮素值出現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何已婚男性較少犯罪。
睪酮素值高,加上失業以及在婚姻市場上地位低落,會強化反社會行為,提高幾乎所有形式的攻擊性。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19日 星期四
少子化(1)
少子化(1)
「少子化」是德國記者荀馬赫(Schirmacher)的著作。荀馬赫曾經榮獲「2004年德國最佳記者」的殊榮。「少子化」的部分精彩內容如下︰1846年11月底,一行共計81人,其中包括好幾個大家庭、獨行旅客和幾位熟悉地理環境的嚮導。這些嚮導原訂要帶一行人安然穿越內華達山脈,但因為氣候嚴寒,移民們卻凍困在某座山的山腳,大雪封路,進也不是,退也不得。這群人困在冰天雪地裡長達6個月。這群人的命運,如今稱為多納隘口悲劇,深深烙印在美國人的記憶裡。
這批移民當初滿懷樂觀上路,他們大部分很富有,對遠方的加利福尼亞懷著憧憬和夢想。
這群人獨行男性的比例很高,共有15人,年紀都介於20到40歲之間。也有像65歲的多納這樣的人,這個事件就是以他命名的。還有他的太太恬森,她在整個故事扮演了要角,她扮演的是英雄角色。她讓大家看到,一個人為了他人,甚至可以不惜犧牲生命。
這故事到結尾死了40人。
一位人類學家葛瑞森研究了這個事件。葛瑞森問︰「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恐怖事件當作歷史,而是當作生物過程來闡釋,那麼我們能從中得知什麼?」
誰劫後餘生?多數人都會猜,活下來的是那15個男人,那群成年、強健、獨立、單槍匹馬旅行的男性。我們會認為獨立自主是其優點,為別人擔負必定削弱他的力量。然而多納隘口事件的發展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批移民還沒被雪嚇到之前,已經死了4名充滿希望的壯漢。全團有15名獨自旅行的男性,最後只有3名在多納隘口悲劇中倖存。雖然有幾個人是因為砍柴砍到力竭、在冰天雪地裡狩獵或釣魚而亡,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其他身體狀況很差的男性卻活了下來;也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年紀較長的移民在惡劣的條件下卻活得比年輕男性久。葛瑞森很快就意識到,其中一定存在另一種解釋模式。結果讓他明白了撐過多納隘口的決定性因素為何︰是家庭。也就是說,是和家人一起或是獨自旅行乃是其中唯一決定要素。不但如此,家庭越大,個人的存活率越高,此外一個人堅持下去的時間長短,和他的親戚網路大小息息相關。葛瑞森簡明地說︰「一同上路的家人越多,一個人就能活得越久。」這印證在全團中最年長的人,65歲的多納身上,他雖然手部重創,相較於其他男性卻活得更久,因為他的太太恬森全心付出照顧他。1847年3月23日,有一小隊救難人員破除萬難,找到失蹤的移民們時,恬森拒絕一起離開,她不想拋下丈夫孤伶伶一個人,於是把三個女兒託付給救難人員。多納雖然受傷,且是全團年紀最大的,但有了妻子的關照,也活到了3月26日。恬森則只比丈夫多活了兩天。
直到一個月之後,即1847年4月25日,移民隊伍最後一員方才獲救。單身上路的團員幾乎悉數死亡。
昔日有兩股力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其力之大,讓我們甚至強烈覺得深陷於一團混亂。這兩股力量就是工作和愛。
愛促進新生命,工作卻阻礙新生命,這是我們社會的基本矛盾。工作帶給人類所能取得的最大滿足,愛經常在爭吵中結束。然則在工作和愛之間,其實還有第三種東西,需要工作和愛兩者結合後才能成立,那就是家庭。根據葛瑞森在多納隘口事件中所探嗅到的,家庭乃是倖存製造廠。葛瑞森發現,最大的存活機會由10口以上的家庭掌握。這個數值具有代表性,不僅適用於1846年的美國西部蠻荒,對同類型災禍更幾乎一概適用。總之,家庭越大,獲救機率也越高。
人口統計學家艾伯許達幫義大利下兩代進行預測,計算結果發現,將有五分之三孩子沒有直接的親屬,而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他也警告︰「全歐大概百分之40的孩子將沒有同齡血親,而同時享有親手足情誼並有一個堂、表兄弟或堂、表姊妹的孩子,將不到6分之1。在當前的生育率下,再過一代或兩代人,一個由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叔伯姑姑、阿姨舅舅組成的家庭,將成為全世界的異常現象。」
全世界第75億名嬰兒極可能是獨生子,他的同輩親屬少之又少。第75億名嬰兒若到了多納隘口,很可能一點機會都沒有。
夏季天地度假村是英國曼島的一大觀光賣點。1973年8月某一天,兩個小男生在戶外一個空無一物的售貨亭前發現一盒火柴。晚上7點30分,他們點燃一根香菸抽了起來。7點40分,售貨亭陷入一片火海。沒多久,火已延燒到對面房子的入口。
結果,這場二次大戰後英國最大的火災至少奪走了51條人命,造成數百人受傷。
心理學家賽姆專門研究人類在危機狀況下的行為。他針對148位火災時正在蒸汽浴休息室,後來成功逃出去的生還者,將他們的說詞一一比對。賽姆發表研究結果前,大家相信,大火和濃煙勢必會造成人人各自單打獨鬥,且最後全身而退的一定是強者。然而,賽姆發現,這場災禍突然使古老的契約生效,與家人同來度假者非但毫不驚慌,反倒迅速且效率極高地組織彼此。在騷動推擠間,他們盡全力維持集體,共同逃生。或許有人預期同樣情況也會發生在與朋友結伴而來的人身上,但令人吃驚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朋友之間的行為與家人之間截然不同。百分之67與家屬同行者和家人同舟共濟而得救,但朋友之間只有四分之一待在一起。
有一點甚至更值得注意︰火災發生時,因故分散的家人,縱使情況混亂,顯然也會不顧一切盡量找齊所有家庭成員,有人甚至跑到旅館建築體的另一頭,為找家人不惜代價。
那朋友與朋友之間呢?火災一發生時,即失散的19組友人當中,沒有一組找尋彼此成員以共謀逃生。這事前看似比某些家庭關係更密切的關係,經火災一考驗,瞬間瓦解。原本一群朋友,如今變成一個個單打獨鬥的個體,紛紛往四面八方分散,而家人之間則迅速組成彼此護航小隊。
賽姆後來在研究報告中寫道︰「結果顯示,在絕望情境下,根據驚慌理論,可以預見所有心靈聯繫會全盤瓦解,但事實證明,有一半人和家人一起成功逃生。百分之73的人和一個或一個以上團體成員逃生成功,而這些團體成員大多數是家庭成員。」
有些家庭因為考慮行動極緩慢的成員,因而太晚抵達出口。他們以生命當賭注,部分人更因此失去生命,就是希望全家一起活著出去。不但如此,在那種危急情況下,光是願意團結一致,去找其他家人並告知處境,這已經是無我的行為。
家庭的弱點在於緩慢,他們對信號刺激反應緩慢,長處則在於每個成員都可以指望自己會被拉一把,相伴逃生。朋友團體的弱點在於成員一個個落單自行奮鬥,長處是能尋找並找出非正統的逃生路線。
演化心理學研究生物如何彼此相處。對於不謀私利、自動自發的協助,這個學科使用的概念是「利他行為」。當中有個問題迄今仍無定論,當親人互相扶持時,是否確實是一種毫無保留、無私無我的展現?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這麼做同時也保護了自己的遺傳物資,換言之,其實是為了個人利益才去做的。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少子化」是德國記者荀馬赫(Schirmacher)的著作。荀馬赫曾經榮獲「2004年德國最佳記者」的殊榮。「少子化」的部分精彩內容如下︰1846年11月底,一行共計81人,其中包括好幾個大家庭、獨行旅客和幾位熟悉地理環境的嚮導。這些嚮導原訂要帶一行人安然穿越內華達山脈,但因為氣候嚴寒,移民們卻凍困在某座山的山腳,大雪封路,進也不是,退也不得。這群人困在冰天雪地裡長達6個月。這群人的命運,如今稱為多納隘口悲劇,深深烙印在美國人的記憶裡。
這批移民當初滿懷樂觀上路,他們大部分很富有,對遠方的加利福尼亞懷著憧憬和夢想。
這群人獨行男性的比例很高,共有15人,年紀都介於20到40歲之間。也有像65歲的多納這樣的人,這個事件就是以他命名的。還有他的太太恬森,她在整個故事扮演了要角,她扮演的是英雄角色。她讓大家看到,一個人為了他人,甚至可以不惜犧牲生命。
這故事到結尾死了40人。
一位人類學家葛瑞森研究了這個事件。葛瑞森問︰「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恐怖事件當作歷史,而是當作生物過程來闡釋,那麼我們能從中得知什麼?」
誰劫後餘生?多數人都會猜,活下來的是那15個男人,那群成年、強健、獨立、單槍匹馬旅行的男性。我們會認為獨立自主是其優點,為別人擔負必定削弱他的力量。然而多納隘口事件的發展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批移民還沒被雪嚇到之前,已經死了4名充滿希望的壯漢。全團有15名獨自旅行的男性,最後只有3名在多納隘口悲劇中倖存。雖然有幾個人是因為砍柴砍到力竭、在冰天雪地裡狩獵或釣魚而亡,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其他身體狀況很差的男性卻活了下來;也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年紀較長的移民在惡劣的條件下卻活得比年輕男性久。葛瑞森很快就意識到,其中一定存在另一種解釋模式。結果讓他明白了撐過多納隘口的決定性因素為何︰是家庭。也就是說,是和家人一起或是獨自旅行乃是其中唯一決定要素。不但如此,家庭越大,個人的存活率越高,此外一個人堅持下去的時間長短,和他的親戚網路大小息息相關。葛瑞森簡明地說︰「一同上路的家人越多,一個人就能活得越久。」這印證在全團中最年長的人,65歲的多納身上,他雖然手部重創,相較於其他男性卻活得更久,因為他的太太恬森全心付出照顧他。1847年3月23日,有一小隊救難人員破除萬難,找到失蹤的移民們時,恬森拒絕一起離開,她不想拋下丈夫孤伶伶一個人,於是把三個女兒託付給救難人員。多納雖然受傷,且是全團年紀最大的,但有了妻子的關照,也活到了3月26日。恬森則只比丈夫多活了兩天。
直到一個月之後,即1847年4月25日,移民隊伍最後一員方才獲救。單身上路的團員幾乎悉數死亡。
昔日有兩股力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其力之大,讓我們甚至強烈覺得深陷於一團混亂。這兩股力量就是工作和愛。
愛促進新生命,工作卻阻礙新生命,這是我們社會的基本矛盾。工作帶給人類所能取得的最大滿足,愛經常在爭吵中結束。然則在工作和愛之間,其實還有第三種東西,需要工作和愛兩者結合後才能成立,那就是家庭。根據葛瑞森在多納隘口事件中所探嗅到的,家庭乃是倖存製造廠。葛瑞森發現,最大的存活機會由10口以上的家庭掌握。這個數值具有代表性,不僅適用於1846年的美國西部蠻荒,對同類型災禍更幾乎一概適用。總之,家庭越大,獲救機率也越高。
人口統計學家艾伯許達幫義大利下兩代進行預測,計算結果發現,將有五分之三孩子沒有直接的親屬,而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他也警告︰「全歐大概百分之40的孩子將沒有同齡血親,而同時享有親手足情誼並有一個堂、表兄弟或堂、表姊妹的孩子,將不到6分之1。在當前的生育率下,再過一代或兩代人,一個由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叔伯姑姑、阿姨舅舅組成的家庭,將成為全世界的異常現象。」
全世界第75億名嬰兒極可能是獨生子,他的同輩親屬少之又少。第75億名嬰兒若到了多納隘口,很可能一點機會都沒有。
夏季天地度假村是英國曼島的一大觀光賣點。1973年8月某一天,兩個小男生在戶外一個空無一物的售貨亭前發現一盒火柴。晚上7點30分,他們點燃一根香菸抽了起來。7點40分,售貨亭陷入一片火海。沒多久,火已延燒到對面房子的入口。
結果,這場二次大戰後英國最大的火災至少奪走了51條人命,造成數百人受傷。
心理學家賽姆專門研究人類在危機狀況下的行為。他針對148位火災時正在蒸汽浴休息室,後來成功逃出去的生還者,將他們的說詞一一比對。賽姆發表研究結果前,大家相信,大火和濃煙勢必會造成人人各自單打獨鬥,且最後全身而退的一定是強者。然而,賽姆發現,這場災禍突然使古老的契約生效,與家人同來度假者非但毫不驚慌,反倒迅速且效率極高地組織彼此。在騷動推擠間,他們盡全力維持集體,共同逃生。或許有人預期同樣情況也會發生在與朋友結伴而來的人身上,但令人吃驚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朋友之間的行為與家人之間截然不同。百分之67與家屬同行者和家人同舟共濟而得救,但朋友之間只有四分之一待在一起。
有一點甚至更值得注意︰火災發生時,因故分散的家人,縱使情況混亂,顯然也會不顧一切盡量找齊所有家庭成員,有人甚至跑到旅館建築體的另一頭,為找家人不惜代價。
那朋友與朋友之間呢?火災一發生時,即失散的19組友人當中,沒有一組找尋彼此成員以共謀逃生。這事前看似比某些家庭關係更密切的關係,經火災一考驗,瞬間瓦解。原本一群朋友,如今變成一個個單打獨鬥的個體,紛紛往四面八方分散,而家人之間則迅速組成彼此護航小隊。
賽姆後來在研究報告中寫道︰「結果顯示,在絕望情境下,根據驚慌理論,可以預見所有心靈聯繫會全盤瓦解,但事實證明,有一半人和家人一起成功逃生。百分之73的人和一個或一個以上團體成員逃生成功,而這些團體成員大多數是家庭成員。」
有些家庭因為考慮行動極緩慢的成員,因而太晚抵達出口。他們以生命當賭注,部分人更因此失去生命,就是希望全家一起活著出去。不但如此,在那種危急情況下,光是願意團結一致,去找其他家人並告知處境,這已經是無我的行為。
家庭的弱點在於緩慢,他們對信號刺激反應緩慢,長處則在於每個成員都可以指望自己會被拉一把,相伴逃生。朋友團體的弱點在於成員一個個落單自行奮鬥,長處是能尋找並找出非正統的逃生路線。
演化心理學研究生物如何彼此相處。對於不謀私利、自動自發的協助,這個學科使用的概念是「利他行為」。當中有個問題迄今仍無定論,當親人互相扶持時,是否確實是一種毫無保留、無私無我的展現?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這麼做同時也保護了自己的遺傳物資,換言之,其實是為了個人利益才去做的。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安妮的日記
安妮的日記
猶太人安妮與其家人原本住在德國,後來於希特勒當政的1930年代初遷移荷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荷蘭被德軍佔領,安妮一家人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不得不留在阿姆斯特丹,隱藏在一所古
老辦公室的一角。當時安妮才13歲。「安妮的日記」就是安妮當時寫
下的日記。部分內容如下︰
1942年6月20日
1940年5月以後,好日子迅速地消逝,荷蘭投降,緊接著德軍來到,也就是我們猶太人艱苦的日子開始了!反猶太人的法令接二連三的公佈︰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繡一個黃星星,猶太人必須交出他們的腳踏車,也不能坐電車和開汽車,只能在下午3點至5點在指定的猶太商店買東西,8點左右便不能在外面逗留,8點後甚至也不能坐在自己的花園中乘涼。猶太人不准去電影院、歌劇院及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准參加公開的運動活動,游泳池、網球場、曲棍球場和其他運動場都不准進入。猶太人也不准和基督徒來往,猶太人只能到猶太學校唸書等等。
1942年7月9日
隱密的家是在父親辦公室那棟建築物之內。
1942年10月9日
我們的猶太朋友每次被抓走10或15個,而且一去就沒下落。大家都知道這些人是被蓋世太保像載畜牲一樣,用卡車載到最大的猶太人集中營維斯提堡。光是提到維斯提堡這個名字,就足夠令你毛骨悚然了。聽說這個地方100個人才分配到一個浴室,廁所亦不夠用。不分男女小孩,都擠在一個房間,因此風紀很亂,就是年紀很小的少女也有可能懷孕。
沒有人能逃出這個地方,關在集中營裡的人大多被剃光頭,一眼就能看出是猶太人。在荷蘭的集中營就已經這麼悲慘了,其他更遠的地方其境遇真叫人不敢想像。送到那些地方的人恐怕活不了命吧。
1944年4月11日
是誰讓我們受這樣的苦呢?是誰把我們猶太人和別人加以區別呢?又是誰把我們所受的苦一直到今天還不理不睬呢?使我們淪落至此的是上帝,能把我們拯救出去的也只有上帝吧。我們能忍受這種痛苦,戰爭結束時,如果猶太人還活著,那時候猶太人必會受到世人的讚賞。誰能斷言世界上的人不會學習我們宗教的優越處呢?我們絕對不會成為一般的荷蘭人、英國人或任何國家的人民,我們一直是猶太人(理州感想︰這裡顯示出安妮多麼以身為猶太人,以及信仰的猶太教為榮),然而我們絕不能忘記自己的義務,也不能抱怨不公平,解決的時間總會到來,上帝絕不會拋棄我們猶太人的。
猶太人自古以來就一直在受苦,然而這種苦難也使他們堅強起來,弱者被淘汰,強者生存,絕不屈服。
如果上帝能賜我長壽,我一定會做一個比母親更偉大的人,我不要過沒出息的一生,我要為世界上的人類而工作。
1944年5月3日
戰爭究竟有什麼作用?為什麼要破壞人類的和平,破壞平靜的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人類為了使生活更舒服而發明了許多東西,但是為什麼要為飛機或大砲、坦克車費那麼大的心血呢?每天為了戰爭,不知要花費多少金錢,卻不肯用點錢做醫療設施,或是捐給藝術家和窮人。
世界上有充足的食物,有的甚至放到腐爛,為什麼還有人必須餓死呢?人類為什麼要如此瘋狂呢?我並不認為只有偉人、政治家、資本家要對戰爭負責,絕不只他們才有罪,一般人也有罪。人類都有破壞與殺人的本能,沒有一個人例外。
1944年5月22日
基督徒責備猶太人說:把秘密賣德國人,背叛援助者等,為了猶太人,很多基督徒受到恐怖的懲罰。
固然這些都是事實,不過事情要從兩方面來看,若世界上的基督徒有一天也處於我們這種立場的時候,是否會採取相同的態度呢?德軍的手段殘酷,能逼人招供,猶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在德軍逼供的狀況下不開口行嗎?誰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強猶太人所難呢?
一個基督徒所做之事由他一人承擔,而一個猶太人所做之事卻由全部的猶太人承擔。
安妮最後一天寫日記是1944年8月1日,三天之後,也就是8月4日,隱密的家終於被發現了。住在這裡的幾個人,已經度過兩年多的隱密生活,每天神經緊張,恐懼著被逮捕,而且糧食日益減少,大家的身心都已經非常疲憊。然而在內心仍然存著一線希望。自從6月6日諾曼地登陸以來,戰況一直對聯軍有利。隱密之家屋頂上聯軍飛機數量與日俱增。大家一起聽收音機報告戰況新聞,開始抱著一線提早被解救的希望。
這一天,安妮的父親法蘭克於吃完早餐後,像往常一樣,和彼得一起到閣樓房間教彼得英語。這時,他們聽到下面有粗魯的男人怒罵聲。就在數分鐘前,手上拿槍的五個男人,從隱密之家的大廈正門進入,直上二樓克拉勒先生的辦公室。他們大概是荷蘭的納粹黨員吧。其中一人用槍抵住克拉勒先生,說︰「你在此處藏有猶太人吧,事情已被發現了,你可是有罪哦,帶我們到上面去吧。」
此時,「為什麼會走漏消息呢?」「到底是誰去告的密呢?」這些疑問在克拉勒先生腦中迴繞不停。事實上,為什麼會洩密,至今仍是一個謎。
秘密警察見了大家後,命令他們整理行李。大家被載走之後,警察令清潔工來掃除。清潔工把法蘭克床邊的筆記本掃成一堆交給二樓的艾莉與米普,這其中包括安妮的日記在內。艾莉與米普逃過一劫,並未被牽連進去。她們慎重地保管安妮的日記,等到法蘭克於終戰後被送回來時,日記才重回法蘭克之手。
隱密之家的猶太人後來被送往集中營。法蘭克被分到築路工程的工作,幸好監督是個蠻好的人,他看見法蘭克像其他年輕人一樣賣力工作,便提醒他說︰「調節你自己的體力,否則太累了會被送進毒氣室的。」
後來俄軍攻進集中營,法蘭克終於得救了。他回到荷蘭時,隱密之家的8個猶太人只剩下他一個。
集中營一位倖存的婦人說︰「法蘭克家的三個女人當中,年紀最小的安妮最勇敢,她在集中營裡從不流淚。她經常把僅有的一點食物分給母親與姊姊,她自己雖沒吃飽,卻很大方的把麵包分給肚子更餓的人。安妮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孩子……」
1945年2月,安妮姊妹均染上傷寒,姊姊瑪格特睡在安妮的上舖。有一天瑪格特起身時不慎摔落地上,由於她已經很虛弱,跌下去就立刻斷氣。姊姊的死使安妮的力氣完全消失,看到瑪格特的屍體被拖走,安妮自言自語的說︰「父親與母親恐怕也已經死了,我回家還有什麼意思呢?」數日之後,聯軍攻入法蘭克福,三月初的某日,安妮像蠟燭燃至最後,靜靜地斷了氣。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猶太人安妮與其家人原本住在德國,後來於希特勒當政的1930年代初遷移荷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荷蘭被德軍佔領,安妮一家人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不得不留在阿姆斯特丹,隱藏在一所古
老辦公室的一角。當時安妮才13歲。「安妮的日記」就是安妮當時寫
下的日記。部分內容如下︰
1942年6月20日
1940年5月以後,好日子迅速地消逝,荷蘭投降,緊接著德軍來到,也就是我們猶太人艱苦的日子開始了!反猶太人的法令接二連三的公佈︰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繡一個黃星星,猶太人必須交出他們的腳踏車,也不能坐電車和開汽車,只能在下午3點至5點在指定的猶太商店買東西,8點左右便不能在外面逗留,8點後甚至也不能坐在自己的花園中乘涼。猶太人不准去電影院、歌劇院及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准參加公開的運動活動,游泳池、網球場、曲棍球場和其他運動場都不准進入。猶太人也不准和基督徒來往,猶太人只能到猶太學校唸書等等。
1942年7月9日
隱密的家是在父親辦公室那棟建築物之內。
1942年10月9日
我們的猶太朋友每次被抓走10或15個,而且一去就沒下落。大家都知道這些人是被蓋世太保像載畜牲一樣,用卡車載到最大的猶太人集中營維斯提堡。光是提到維斯提堡這個名字,就足夠令你毛骨悚然了。聽說這個地方100個人才分配到一個浴室,廁所亦不夠用。不分男女小孩,都擠在一個房間,因此風紀很亂,就是年紀很小的少女也有可能懷孕。
沒有人能逃出這個地方,關在集中營裡的人大多被剃光頭,一眼就能看出是猶太人。在荷蘭的集中營就已經這麼悲慘了,其他更遠的地方其境遇真叫人不敢想像。送到那些地方的人恐怕活不了命吧。
1944年4月11日
是誰讓我們受這樣的苦呢?是誰把我們猶太人和別人加以區別呢?又是誰把我們所受的苦一直到今天還不理不睬呢?使我們淪落至此的是上帝,能把我們拯救出去的也只有上帝吧。我們能忍受這種痛苦,戰爭結束時,如果猶太人還活著,那時候猶太人必會受到世人的讚賞。誰能斷言世界上的人不會學習我們宗教的優越處呢?我們絕對不會成為一般的荷蘭人、英國人或任何國家的人民,我們一直是猶太人(理州感想︰這裡顯示出安妮多麼以身為猶太人,以及信仰的猶太教為榮),然而我們絕不能忘記自己的義務,也不能抱怨不公平,解決的時間總會到來,上帝絕不會拋棄我們猶太人的。
猶太人自古以來就一直在受苦,然而這種苦難也使他們堅強起來,弱者被淘汰,強者生存,絕不屈服。
如果上帝能賜我長壽,我一定會做一個比母親更偉大的人,我不要過沒出息的一生,我要為世界上的人類而工作。
1944年5月3日
戰爭究竟有什麼作用?為什麼要破壞人類的和平,破壞平靜的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人類為了使生活更舒服而發明了許多東西,但是為什麼要為飛機或大砲、坦克車費那麼大的心血呢?每天為了戰爭,不知要花費多少金錢,卻不肯用點錢做醫療設施,或是捐給藝術家和窮人。
世界上有充足的食物,有的甚至放到腐爛,為什麼還有人必須餓死呢?人類為什麼要如此瘋狂呢?我並不認為只有偉人、政治家、資本家要對戰爭負責,絕不只他們才有罪,一般人也有罪。人類都有破壞與殺人的本能,沒有一個人例外。
1944年5月22日
基督徒責備猶太人說:把秘密賣德國人,背叛援助者等,為了猶太人,很多基督徒受到恐怖的懲罰。
固然這些都是事實,不過事情要從兩方面來看,若世界上的基督徒有一天也處於我們這種立場的時候,是否會採取相同的態度呢?德軍的手段殘酷,能逼人招供,猶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在德軍逼供的狀況下不開口行嗎?誰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強猶太人所難呢?
一個基督徒所做之事由他一人承擔,而一個猶太人所做之事卻由全部的猶太人承擔。
安妮最後一天寫日記是1944年8月1日,三天之後,也就是8月4日,隱密的家終於被發現了。住在這裡的幾個人,已經度過兩年多的隱密生活,每天神經緊張,恐懼著被逮捕,而且糧食日益減少,大家的身心都已經非常疲憊。然而在內心仍然存著一線希望。自從6月6日諾曼地登陸以來,戰況一直對聯軍有利。隱密之家屋頂上聯軍飛機數量與日俱增。大家一起聽收音機報告戰況新聞,開始抱著一線提早被解救的希望。
這一天,安妮的父親法蘭克於吃完早餐後,像往常一樣,和彼得一起到閣樓房間教彼得英語。這時,他們聽到下面有粗魯的男人怒罵聲。就在數分鐘前,手上拿槍的五個男人,從隱密之家的大廈正門進入,直上二樓克拉勒先生的辦公室。他們大概是荷蘭的納粹黨員吧。其中一人用槍抵住克拉勒先生,說︰「你在此處藏有猶太人吧,事情已被發現了,你可是有罪哦,帶我們到上面去吧。」
此時,「為什麼會走漏消息呢?」「到底是誰去告的密呢?」這些疑問在克拉勒先生腦中迴繞不停。事實上,為什麼會洩密,至今仍是一個謎。
秘密警察見了大家後,命令他們整理行李。大家被載走之後,警察令清潔工來掃除。清潔工把法蘭克床邊的筆記本掃成一堆交給二樓的艾莉與米普,這其中包括安妮的日記在內。艾莉與米普逃過一劫,並未被牽連進去。她們慎重地保管安妮的日記,等到法蘭克於終戰後被送回來時,日記才重回法蘭克之手。
隱密之家的猶太人後來被送往集中營。法蘭克被分到築路工程的工作,幸好監督是個蠻好的人,他看見法蘭克像其他年輕人一樣賣力工作,便提醒他說︰「調節你自己的體力,否則太累了會被送進毒氣室的。」
後來俄軍攻進集中營,法蘭克終於得救了。他回到荷蘭時,隱密之家的8個猶太人只剩下他一個。
集中營一位倖存的婦人說︰「法蘭克家的三個女人當中,年紀最小的安妮最勇敢,她在集中營裡從不流淚。她經常把僅有的一點食物分給母親與姊姊,她自己雖沒吃飽,卻很大方的把麵包分給肚子更餓的人。安妮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孩子……」
1945年2月,安妮姊妹均染上傷寒,姊姊瑪格特睡在安妮的上舖。有一天瑪格特起身時不慎摔落地上,由於她已經很虛弱,跌下去就立刻斷氣。姊姊的死使安妮的力氣完全消失,看到瑪格特的屍體被拖走,安妮自言自語的說︰「父親與母親恐怕也已經死了,我回家還有什麼意思呢?」數日之後,聯軍攻入法蘭克福,三月初的某日,安妮像蠟燭燃至最後,靜靜地斷了氣。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下流志向(3)
下流志向(3)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先提出不滿的人就贏了」。因此,從幼兒時期就接受訓練的孩子,無論處於什麼場合,總是比別人早一步取得「被害者」的角色。人生在世,總會遇到許多不愉快,而他們將所有的事件瞬間形成「被害者–加害者」的結構,「我忍受不悅」,而你則是造成我不悅的一方。
這樣的能力,對於現代日本人來說,異常地發達。走在路上如果與人擦撞,我一定會先說︰「對不起!」但幾乎沒有人會對我道歉。不只是年輕人,越來越多5、60歲的中年人會皺起眉瞪我一眼,啐聲離去。我認為這無關禮儀,而是日本人已漸漸了解必須馬上採取態度,表明「都是你的錯,造成我現在的不悅」,這樣才對自己有利。
孩子以不悅的心情為籌碼,換取更高利益的條件,這樣的策略導致1980年代以後的學校教育遭受組織性的破壞。
「我只願意付錢購買自己了解其價值何在的商品。」
以消費主體自居的孩子如此高聲宣告著進入學校。這樣的孩子不可能在課堂上安靜地聽課學習。學習不能建構在市場原理的基礎上,這是討論教育問題的基本原則。
母語的學習,始於我們尚未認知的階段。孩子一出生,有時甚至還在媽媽肚子裡,父母親就開始對孩子說話,孩子也透過這些話語,開始學習母語。
雖然我們的確因此學會母語,然而一開始,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接下來要學習什麼。這點很重要。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是經過功利計算的比較,如「日語能力好,對未來就職較有利」等原因才開始學日語的。
換言之,學習的根本意義在於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學習某事,也說不上這件事具有什麼價值、意義或實用性,這個時候,學習已經開始了。或者應該說,這個自己不知道所學為何,也說不上其價值、意義與實用性的事實,才是我們學習的動機。因此,當孩子進小學不久,開始學習寫字、算術、音樂時,他們對於自己正在學什麼或為何而學,一開始是說不出所以然的。
孩子在學習的主權關係上,並不是一個自由的個體。
一個原本不會說話的孩子,曾幾何時也學會了將母語說得朗朗上口。這不是因為孩子自己決定要開始學母語,也不是孩子了解學會母語的重要意義,或判斷其價值效益才開始的。
所謂的學習,其中的意義與價值,並非可以事前衡量。
「為什麼要學習?學這個有什麼用?」無論是教育人士或媒體,都認為這是具批判性的問題。實際上,面對孩子提出如此尖銳的問題,許多人往往瞠目結舌,無法回答。而孩子更深信,能夠提出激進、批判性的問題讓老師無法回答,是某種知性能力的證明。於是,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問︰「這能為我帶來什麼幫助?」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的答覆,就自信滿滿地將學習的機會丟到一旁。正是這種斷然的態度阻礙孩子的成長,而他們自己絕不會有所自覺。
一位經營公司的朋友曾僱用幾十名工讀生,他想聘請其中幾名表現優秀的年輕人擔任正職員工,但當他詢問對方「要不要成為正職員工」時,都被拒絕了。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是工讀生的身分,想要什麼時候辭掉工作都可以,一旦成為正職,就不能說走就走了。
另一位朋友是年輕的上班族。主管看他平時工作認真,請他擔任一個新專案的負責人,他因而把工作辭了,因為他認為,只要擔任必須扛責任的職位,就沒有自由了。到時,無論想暫時抽離工作聽個音樂會,或是在公司正在忙碌時請年假去旅行都完全不可能了。
根據他們的說法,這種自由的生活方式遠比「出人頭地」重要。
如果事情是透過自由意志而決定,即使這個決定為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也無所謂。這可以算是某種「自己決定的盲目崇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臨床醫學上的「知情同意」制度。醫師先告訴患者有哪些可能的醫療方式,當患者同意「使用這個方式」後,才開始療程。萬一,自己決定的的醫療方式並非最佳選項時,「這是我自己的決定」這種獨立自尊的心態,足以彌補療程不當的負面結果。
推崇自行決定,不代表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正確決定。當「我是自己命運的支配者」的想法能夠為自我肯定帶來價值感,彌補因為錯誤選擇而帶來的傷害,自行決定才有正面意義。
所以,如果整個社會有共識︰「只要是自行決定的事,不管其結果如何,都是好事」自行決定才存在正面的意義。
日本尼特族(即NEET,全文為Not in Education or Training)即是這些「自己決定」的年輕族群中的一種病態現象。根據統計,日本有85萬名尼特族。
大部分的尼特族都是從初等教育階段就放棄學習、欠缺基礎學力的人。這些人幾乎不參與社會活動,實際情形外界很難完全了解。
尼特族最早是在英國發生的社會問題,但日本的尼特族與英國卻有著明顯的不同。英國是個典型的階級社會,中、下階層的升學機會及職業訓練機會原本就處於劣勢。有些年輕人即使有上進心,卻連往上層社會努力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同樣的情形也在法國發生。巴黎近郊有許多低階層社會住宅區。在這種大型國宅裡,非常缺乏圖書館、美術館、書店等相關文化設施。孩子根本沒有接受文化薰陶的機會。
歐洲的尼特族算是社會階級化所衍生的問題之一,當事人即使有心向上也得不到機會。然而日本的尼特族卻不同。發生在日本的問題是,即使社會已經提供了向上提升的機會與資源,孩子卻已主動放棄了。
在日本,反而是社會的弱者強化了階級化的現象,他們積極努力地讓自己在社會上處於更弱勢的地位。
日本的孩子以自由意志為由,排拒學習知識及技術,任由自己的社會階層向下沉淪,這種情形在世界上恐怕史無前例。
法律不會出現「肚子餓了就該吃飯」、「手不能往火裡伸」等規定,這些事也毋須法律規定,因為這些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常識。憲法不規範「受教育的義務」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因為受教育其實是一種權利。對孩子而言,受教育是實現自我的最大機會。
現在的孩子身為「受教育的權利」受益者,卻主動放棄權利,似乎不將接受教育這件事視為「特權」,反而認為是件「苦差事」。
如果我們問孩子,「受教育」這件事是「權利」?還是「義務」?約有百分之90的孩子會回答︰「義務」。對孩子而言,教育的前提是違反他們的意願,是一種來自社會的強制舉動。
「上學」對孩子而言,原本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為何變成「苦差事」呢?透過逃避上學的方式達成某種成就感及自我滿足,讓許多人感到錯愕,為何這種現象會在1990年代以後的日本形成呢?
日本的尼特族無法接受相對於勞動所得的代價,所以選擇不工作。在無業的狀態下,他們當然也承受來自社會的負面壓力,但他們認為這還算是等值交易,也就繼續沉淪於尼特狀態。與辛苦工作但所得微薄的「不舒服」相比,賴在家裡聽父母嘮叨似乎還比較能夠讓人忍受,尼特族是因為這樣的判斷,才選擇不上學、不工作。
就算現在日本的學校教學生「學習是生存所必要的」,也來不及了。要讓孩子以勞動主體的人生起步,或是以消費主體的人生起步,其實在入學前就已經決定。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先提出不滿的人就贏了」。因此,從幼兒時期就接受訓練的孩子,無論處於什麼場合,總是比別人早一步取得「被害者」的角色。人生在世,總會遇到許多不愉快,而他們將所有的事件瞬間形成「被害者–加害者」的結構,「我忍受不悅」,而你則是造成我不悅的一方。
這樣的能力,對於現代日本人來說,異常地發達。走在路上如果與人擦撞,我一定會先說︰「對不起!」但幾乎沒有人會對我道歉。不只是年輕人,越來越多5、60歲的中年人會皺起眉瞪我一眼,啐聲離去。我認為這無關禮儀,而是日本人已漸漸了解必須馬上採取態度,表明「都是你的錯,造成我現在的不悅」,這樣才對自己有利。
孩子以不悅的心情為籌碼,換取更高利益的條件,這樣的策略導致1980年代以後的學校教育遭受組織性的破壞。
「我只願意付錢購買自己了解其價值何在的商品。」
以消費主體自居的孩子如此高聲宣告著進入學校。這樣的孩子不可能在課堂上安靜地聽課學習。學習不能建構在市場原理的基礎上,這是討論教育問題的基本原則。
母語的學習,始於我們尚未認知的階段。孩子一出生,有時甚至還在媽媽肚子裡,父母親就開始對孩子說話,孩子也透過這些話語,開始學習母語。
雖然我們的確因此學會母語,然而一開始,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接下來要學習什麼。這點很重要。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是經過功利計算的比較,如「日語能力好,對未來就職較有利」等原因才開始學日語的。
換言之,學習的根本意義在於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學習某事,也說不上這件事具有什麼價值、意義或實用性,這個時候,學習已經開始了。或者應該說,這個自己不知道所學為何,也說不上其價值、意義與實用性的事實,才是我們學習的動機。因此,當孩子進小學不久,開始學習寫字、算術、音樂時,他們對於自己正在學什麼或為何而學,一開始是說不出所以然的。
孩子在學習的主權關係上,並不是一個自由的個體。
一個原本不會說話的孩子,曾幾何時也學會了將母語說得朗朗上口。這不是因為孩子自己決定要開始學母語,也不是孩子了解學會母語的重要意義,或判斷其價值效益才開始的。
所謂的學習,其中的意義與價值,並非可以事前衡量。
「為什麼要學習?學這個有什麼用?」無論是教育人士或媒體,都認為這是具批判性的問題。實際上,面對孩子提出如此尖銳的問題,許多人往往瞠目結舌,無法回答。而孩子更深信,能夠提出激進、批判性的問題讓老師無法回答,是某種知性能力的證明。於是,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問︰「這能為我帶來什麼幫助?」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的答覆,就自信滿滿地將學習的機會丟到一旁。正是這種斷然的態度阻礙孩子的成長,而他們自己絕不會有所自覺。
一位經營公司的朋友曾僱用幾十名工讀生,他想聘請其中幾名表現優秀的年輕人擔任正職員工,但當他詢問對方「要不要成為正職員工」時,都被拒絕了。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是工讀生的身分,想要什麼時候辭掉工作都可以,一旦成為正職,就不能說走就走了。
另一位朋友是年輕的上班族。主管看他平時工作認真,請他擔任一個新專案的負責人,他因而把工作辭了,因為他認為,只要擔任必須扛責任的職位,就沒有自由了。到時,無論想暫時抽離工作聽個音樂會,或是在公司正在忙碌時請年假去旅行都完全不可能了。
根據他們的說法,這種自由的生活方式遠比「出人頭地」重要。
如果事情是透過自由意志而決定,即使這個決定為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也無所謂。這可以算是某種「自己決定的盲目崇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臨床醫學上的「知情同意」制度。醫師先告訴患者有哪些可能的醫療方式,當患者同意「使用這個方式」後,才開始療程。萬一,自己決定的的醫療方式並非最佳選項時,「這是我自己的決定」這種獨立自尊的心態,足以彌補療程不當的負面結果。
推崇自行決定,不代表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正確決定。當「我是自己命運的支配者」的想法能夠為自我肯定帶來價值感,彌補因為錯誤選擇而帶來的傷害,自行決定才有正面意義。
所以,如果整個社會有共識︰「只要是自行決定的事,不管其結果如何,都是好事」自行決定才存在正面的意義。
日本尼特族(即NEET,全文為Not in Education or Training)即是這些「自己決定」的年輕族群中的一種病態現象。根據統計,日本有85萬名尼特族。
大部分的尼特族都是從初等教育階段就放棄學習、欠缺基礎學力的人。這些人幾乎不參與社會活動,實際情形外界很難完全了解。
尼特族最早是在英國發生的社會問題,但日本的尼特族與英國卻有著明顯的不同。英國是個典型的階級社會,中、下階層的升學機會及職業訓練機會原本就處於劣勢。有些年輕人即使有上進心,卻連往上層社會努力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同樣的情形也在法國發生。巴黎近郊有許多低階層社會住宅區。在這種大型國宅裡,非常缺乏圖書館、美術館、書店等相關文化設施。孩子根本沒有接受文化薰陶的機會。
歐洲的尼特族算是社會階級化所衍生的問題之一,當事人即使有心向上也得不到機會。然而日本的尼特族卻不同。發生在日本的問題是,即使社會已經提供了向上提升的機會與資源,孩子卻已主動放棄了。
在日本,反而是社會的弱者強化了階級化的現象,他們積極努力地讓自己在社會上處於更弱勢的地位。
日本的孩子以自由意志為由,排拒學習知識及技術,任由自己的社會階層向下沉淪,這種情形在世界上恐怕史無前例。
法律不會出現「肚子餓了就該吃飯」、「手不能往火裡伸」等規定,這些事也毋須法律規定,因為這些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常識。憲法不規範「受教育的義務」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因為受教育其實是一種權利。對孩子而言,受教育是實現自我的最大機會。
現在的孩子身為「受教育的權利」受益者,卻主動放棄權利,似乎不將接受教育這件事視為「特權」,反而認為是件「苦差事」。
如果我們問孩子,「受教育」這件事是「權利」?還是「義務」?約有百分之90的孩子會回答︰「義務」。對孩子而言,教育的前提是違反他們的意願,是一種來自社會的強制舉動。
「上學」對孩子而言,原本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為何變成「苦差事」呢?透過逃避上學的方式達成某種成就感及自我滿足,讓許多人感到錯愕,為何這種現象會在1990年代以後的日本形成呢?
日本的尼特族無法接受相對於勞動所得的代價,所以選擇不工作。在無業的狀態下,他們當然也承受來自社會的負面壓力,但他們認為這還算是等值交易,也就繼續沉淪於尼特狀態。與辛苦工作但所得微薄的「不舒服」相比,賴在家裡聽父母嘮叨似乎還比較能夠讓人忍受,尼特族是因為這樣的判斷,才選擇不上學、不工作。
就算現在日本的學校教學生「學習是生存所必要的」,也來不及了。要讓孩子以勞動主體的人生起步,或是以消費主體的人生起步,其實在入學前就已經決定。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7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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