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友人
樵樵、漁漁:
我在日本留學時,認識幾位令我難忘的日本朋友,我介紹我和他們的交友關係,或許有助於你們更認識日本人。
我去日本時,首先在飯田橋與二姊一起住在一個租來的房子。後來搬到新大久保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的新校舍。考上一橋大學後,先住校,然後與三姊、三姊的女兒優優住吉祥寺的租屋處。之後,我認識了慷慨且熱心幫助留學生的小峰甲代多雅與小峰滿子夫婦。我住在他們的房子,他們只收我每個月一萬日圓,包括水電瓦斯費在內,以當時日本的物價而言,這個金額幾近免費,因為一般光是房租費就至少要三萬日圓。為什麼這對夫婦那麼慷慨且如此對外國留學生熱心幫助?原因之一是丈夫小峰甲代多雅畢業於有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汽車業排名第二的日產汽車公司(排名第一是豐田),當時擔任營業部部長,薪水不低,有能力幫助。第二個原因是妻子小峰滿子曾經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在家鄉尾道的英文補習班教英文,她基於在英國的留學經驗,深知外國留學生的辛苦,因此熱心幫助來日本的外國留學生。
後來小峰甲代多雅開車帶我到山梨縣他的故鄉,兩位夫婦也帶我到小峰滿子的故鄉尾道(在廣島附近),小峰滿子的父親還對我說,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吃到台灣現摘的香蕉。那時我心裡想:「剛摘下的香蕉還很青澀,很難吃喔。」當然我沒說出口,因為這樣會掃了對方的興致,很失禮。小峰夫婦也帶我去參觀廣島的原爆紀念館,並且帶我去一處可以鳥瞰瀨戶內海的小山上,我記得在山上看到的瀨戶內海美得像一幅中國的山水畫,這是我一生看到最美的風景,難怪後來我的四姊呂秀瓊會選擇瀨戶內海自殺。
那時因為台灣的郭源治在名古屋中日隊當投手,我自然迷上中日隊,成為中日隊的球迷,電視有實況轉播時,我一定看,否則聽收音機也行。小峰滿子有一次問我:「你是哪一支棒球隊的球迷?」我知道她一定是廣島隊的球迷,但我還是老實告訴她:「中日隊」。
你們的母親千瑤後來和我去日本玩時,我還帶她去拜訪小峰夫婦。後來我出意外住國泰醫院,千瑤還寄一張我在復健的照片給小峰夫婦並且在信中告訴他們我出意外頭受傷的不幸消息。後來我搬到台中後,接到小峰滿子從日本打給我的電話,她說他們夫婦有到汐止堪農山莊找我,可是警衛告訴他們我搬到台中了。真遺憾,讓他們撲了一個空。更遺憾的是現在我想找小峰夫婦的住址和電話,卻遍尋不著。不知這輩子還能否見到這對令我十分懷念的日本人夫婦?
第二位難忘日本友人是藤田義夫。一橋大學對大學部的外國留學生有一個優惠制度,因為外國留學生在語言上多少有障礙,所以就用公費聘請研究所博士課程的日本學生輔導外國留學生課業,所以我在讀大學部三年級時,就有一位讀博士班的日本學生輔導我,他就是藤田義夫。我和另外兩位留學生(一位是印尼來的大四女留學生,另一位是和我同期的香港留學生)每星期一次到藤田義夫的住宿處一起讀書,通常他會決定一本書,像讀書會似的,大家一起讀,一起討論。他對西洋思想史的造詣相當深厚,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領域,所以每次聚會我都興趣盎然。我們一邊喝藤田義夫用咖啡機煮的香濃咖啡,一邊討論學問。藤田義夫的家裡四面牆壁都擺滿了書,連廁所裡也擺滿書。
我記得有一次讀的是俄羅斯革命前的思想史,那時俄羅斯的思想界分成兩派,一派是主張西化的西歐派,另一派是主張回歸俄羅斯傳統的斯拉夫派。我覺得無論中國或俄羅斯,在面臨西方文化與武力衝擊時,思想界竟然不約而分成向前看主張改革的西化派與躲回老祖宗懷抱取暖的保守派,因此那時相當投入這本書,後來香港來的那位留學生對我說,他以為我會以俄羅斯思想史做畢業論文題目。當時一橋大學規定大學部學生必須交畢業論文才能畢業,台灣的大學沒有這樣的規定,只有研究所的學生才必須寫論文。一橋大學這樣的規定讓我在大學時代就培養出寫長篇論文的能力,後來我回台灣在雜誌社與報社寫文章或書就比較輕而易舉。
一次暑假時,藤田義夫約我到長野縣他朋友的木造二層樓別墅玩,我和他的幾位日本友人(都是大學研究所學生,有一位還是基督教大學講師)住在同一棟別墅,我們白天打網球,晚上討論學問,大家輪流煮飯。那真是愉快而令人回味無窮的暑假。
有一次我問藤田義夫對日本天皇的看法,他說:「最好廢除天皇制。」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天皇在歷史上曾經被野心人物利用,將來也可能被利用,現在看起來雖然無害,可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廢除天皇制才能根絕後患。」
我覺得我在藤田義夫那裡所得到的知識遠勝過在一橋大學上課所得到的知識。
後來我帶你們的媽媽千瑤去日本玩時,我還帶她去藤田義夫的住宿處拜訪,藤田義夫後來還寄一本書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給我,並且還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根據你的興趣,選了這本書,希望對你有幫助。」後來我果然寫了「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福澤諭吉傳」。
藤田義夫真是一個令我懷念的日本人。他是我在日本留學時代亦師亦友的知識份子。
他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我也遺失了(自從出腦傷意外和搬來台中後,一些重要的東西都遺失了)。希望有一天我還能見到藤田義夫。
還有一位日本友人齋藤也令我難忘。我從一橋大學畢業後,考上同校研究所。我讀一橋大學研究所時,學校給研究生分配研究室,讓研究生可以隨時(只要願意,甚至可以在裡面過夜)在研究室裡讀書。兩位研究生共用一間研究室。
當我拿教務處交給我的鑰匙打開研究室的門,發現裡面有一位滿臉鬍渣(顯然已經數天沒刮鬍子)的日本人研究生,對方發現有人開門進來,趕緊從桌上爬起,原來他在書桌上鋪棉被,正在午睡,我向他道歉,打擾他的睡眠,隨後兩人自我介紹一番。他是專攻馬克斯理論的齋藤。他告訴我美國是「萬惡之源」,我不置可否,雖然覺得他中左派的毒很深,也不好意思和他辯論,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思想,旁人不應干涉。就像我雖然認為台獨思想、共產思想和基督教有很大缺陷,但我覺得人人都有信仰台獨、共產思想和基督教的自由,旁人不應干涉。
有一天,我發現齋藤在燈油暖器具上煮湯,我好奇地觀察一下,發現他把生水煮開之後,放進平常吃完橘子後保留下來的橘子皮,然後再打開冰箱,拿出一盒味噌,用湯匙舀一些味噌放在一碗剛用電鍋煮好的白米飯上。白米飯配味噌以及橘子皮湯,這些就是他的午餐,我看了非常感動,因為在日本這麼富裕的國家,居然還有研究生過著如此簡樸幾近原始的生活。我趕緊拿照相機把他的簡樸午餐和齋藤本人拍下,這張照片我現在還留著。後來我知道他已經結婚,他在升學補習班教書養家,相當貧困。有一次我問他對「一家心中」(中文的意思是『全家人一起自殺』)有何看法。因為以我的觀點,父母親不想活,自己自殺就好了,為什麼要帶孩子走?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說:「很美!」我這才發現中國人與日本人在生死觀上有這麼大的差異。日本人要死得美,像櫻花凋謝。我不知其他中國人怎麼想,至少我想死得無憾,也就是在死前,做完想做的每件事,讓自己感覺沒有白活。
有一天,齋藤要搬家,請我去幫忙,我當然義不容辭。搬完家,第二天,齋藤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幾萬日圓鈔票(詳細金額我忘了),他告訴我這是感謝我幫忙搬家的一點謝意,我知道他貧窮,便趁他不在研究室時,將信封原封不動地放在他的書桌上,並且附一張紙條,上面寫上「齋藤先生,等你成為有錢人,再給我這些錢。」或許因為如此,數天之後,我接到齋藤的朋友寄來自己寫的環保通訊,這個環保通訊一直寄來(每星期一次),直到我回台灣。
這幾年由於受到美國金融海嘯的影響,日本非常不景氣(如齋藤所說,美國真是萬惡之源,全世界經濟不景氣都是美國闖的禍),每個公園都有許多街友(流浪漢)逗留,不知專攻與時代脫節(馬克斯理論)的齋藤是否也遭到池魚之殃?我也期望有一天還能見到這位生活簡樸的齋藤先生。我現在每天之所以能夠過著簡單的飲食生活(每餐只吃一個饅頭、兩樣燙蔬菜和一杯牛奶加阿華田,並且吃得津津有味,非常滿足),大半是齋藤給我的啟示。有一次,我在用餐時被岳母(你們的外祖母)瞧見我的菜色,她擔心地說:「你吃這樣會不會營養不良?」
古希臘時代有一位思想家伊比鳩魯(Epicurus,西元前341一—西元前270)主張人要快樂,就必須盡量減少物質慾望,他每餐只吃麵包和水。這才叫「營養不良」,我和伊比鳩魯比,還差太遠。
我在日本還先後認識兩位難忘的日本女孩。一位是在大學時代同班的山本優美子。優美子對我頗有好感,有一天,她對我說:「我最近考取駕駛執照,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兜風?」可是我當時自視甚高,立志要做一番大事,而且終生不婚(後來因為了解自己很平凡,不是做大事的料,因而決定結婚,但是年齡已大,為了有效率的找到對象,便到婚友社報名,經過一番挑選,選中你們的母親千瑤,結果誤了她的一生,她真倒楣,被我挑上。),因此婉拒了優美子的邀約,如果我當時答應和優美子去兜風,而且交往順利,可能你們兩位不會來到這世上,所以你們該慶幸我當時婉拒了優美子的邀約。雖然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對不起優美子,誰叫我當時自以為將來要做大事,而決定終生不婚。
還有一位令我難忘的日本女孩是研究所時代認識的靜香(這是我編造的假名,因為我忘記她的名字),我在研究所時代,挑了一個艱難的論文題目,我想證明英國的工業革命是起因於人們追求時尚所致。由於當時人們追求時尚,導致棉布需求增加,而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來不及供應市場的需求,人類不得不發明紡紗和織布的機器,因為需求是發明之母。但是研究這個題目必須讀一些中世紀的英文文獻,中世紀的英文和現代英文不同,比較艱深,我連現代英文都不是很熟,何況是中世英文?當然飽受挫折,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濱田正夫勸我換一個題目,例如日據時代的台灣工業,這樣我也可以回台灣的圖書館找資料,這是一般日本學生所做不到的,一定可以輕鬆完成。但是一來我先前的題目已經摸索了一陣,現在換題目,我不太甘願,二來我認為研究所就是要挑戰困難的題目,所以沒有答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真笨,當時要不是那麼固執,說不定我現在就有碩士資格,說不定我回台灣後,就可以在大專院校教書,我的人生會更光明。但是當時我堅持走難走的路,以至於後來再也走不下去,不得不中途結束研究所學業回台灣。當那位碩士班女學生靜香知道我要中途輟學回台灣時,問我:「你要回台灣做什麼?」我回答:「寫書。」當時我已有寫明治維新的構想。她請我去看日本的傳統戲劇歌舞技,讓我對日本留下一個最後而美好的回憶。我記得我和她坐在電車裡時,我隨手拿了置物架上其他乘客遺留的「日本經濟新聞」來看,靜香對我說:「果然不愧為一橋大學的學生,看日本經濟新聞。」我們一橋大學以商科聞名,而日本經濟新聞是專業性報紙,比較艱深,一般人不會看。
我的這些日本友人令我非常懷念,可惜他們的地址我都遺失了,不知將來是否有機會重逢?或是只能在夢中重逢?
祝 學業進步
爸爸留 201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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