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我的台灣師友

我的台灣師友
★本文同時寄給馬英九總統、蕭萬長副總統、吳敦義行政院長與胡志'強台中市長。
樵樵、漁漁:
我有一些台灣師友值得介紹,按照認識先後順序介紹,第一位是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老師(1947-)。林懷民老師是嘉義縣從政者林金生(曾擔任嘉義縣長)的兒子,他於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藝術碩士,
林懷民老師14歲就讀台中一中時,美國荷西•李蒙(Jose Limon)現代舞團來台表演,啟蒙了林懷民對舞蹈的熱愛。1973年,林懷民老師26歲時,創辦台灣第一個現代舞劇團雲門舞集。 
我進政治大學時,大一英文課就是由林懷民老師教。他比我年長兩歲,兩眼炯炯有神,精力充沛,全身充滿藝術氣息。有一次上課時,他問大家有沒有看過老子「道德經」這本書,我脫口而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實,我沒真正讀過這本書,不過知道開頭這句話而已。或許因為如此,引起林懷民老師對我的注意,一次在解釋一個英文字彙的意思時,他說:「這個單字的意思就是有凌有角,就像呂理州的五官一樣。」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我當時較瘦,臉部的確有凌有角。當時他極力向我們推薦「麥田捕手」這本很有名的美國小說,可是慚愧的是直到現在我還沒讀過這本小說,因為除了歐威爾的「1984」與「動物農莊」這類思想性較強以及「紅樓夢」這種知名度太高而不得不讀(因為對知識份子而言,這已經是一種常識)之外,我不太讀一般小說,(國中時不太愛看學校的教科書,倒是看了許多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
有一次,我和同學正在校門口等公車要回家,林懷民老師走過來對我們說:「我也正要坐計程車去台北,你們要不要搭便車?」
後來林懷民老師的雲門舞集知名度愈來愈高,他還被美國時代雜誌遴選為亞洲英雄榜。我曾建議馬總統賣掉國民黨黨產後,捐助雲門舞集之類的藝術團體,不知馬總統會不會聽我的建議,如果雲門舞集真的因為如此而獲得國民黨捐助,我也算報了昔日林懷民老師坐計程車順便讓我搭便車的恩情。
第二位難忘的台灣師友是戴國煇老師(1931-2001)。一橋大學在開學時,都會發給每位學生一本「選課手冊」,裡面介紹這學期每一堂課的授課老師指定的教科書、參考書、授課方針、期末評分辦法(有些老師只要求交報告,有些老師會舉行期末測驗,測驗還分成考試時可帶書(open book)與不准帶書兩種)。我在一橋大學有過這種靈活的評分經驗,後來我在汐止國小北港國小代課,教六年級社會科時,上第一堂課時,我就在黑板上畫一條很長的橫線,告訴同學那是時間座標,並且標出現在的時間點,往右是未來,往左是過去。以及人類何時出現?何時知道用火?何時出現農業文明?何時發生工業革命?在期末考前一星期我告訴學生:「下星期期末考試,我會發一張白紙給每位同學,請你們在上面畫世界地圖,同時標明重要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台灣的位置,以及重要的海洋如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一定要標明,因為這是孕育西方文明的重要海洋。標得愈仔細,得分愈高。如果能用英文標示,會加分。」我的目的就是要同學對人類歷史的進展有個概念並且會自己畫世界地圖。後來班上一位第一名女同學返校時告訴我,我教她們的東西到了國中很有用,我聽了很欣慰。
當時我在「選課手冊」中發現戴國煇的名字,他教「東南亞華僑史」,我便選了這堂課,倒不是對這門課的內容有興趣,而是對戴國煇這個人有興趣。第一堂課結束後,我走到戴老師面前對他說:「我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他的反應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他說:「你是國民黨員嗎?」不知是否當時國民黨把他列在黑名單上,讓他對國民黨員心生警惕,以為接近他的留學生可能是職業學生,他才這樣第一次見面就問對方是否國民黨員,實在太不尋常了。我笑著回答:「不是。」
戴國煇老師口才不錯,我記得他有一次提到中東時說:「上帝很公平,給了中東地上寸草不生的沙漠,但是也給了他們埋在地下價值高昂的石油。」現在我覺得上帝給中東地上的土地並非毫無價值,因為那裏有充分的陽光,適合太陽能發電。戴國煇老師也說東南亞的華僑一開始是抱著「落葉歸根」的心態,認為自己到東南亞打拼是暫時的,將來遲早要回家鄉。可是時間久了,融入當地的社會,心態上就變成「落地生根」。
由於我的關係,戴國煇老師有時會和我們華人系(台灣、新加坡、香港)的留學生一起用餐。有一次他問我:「你對台獨的看法如何?」我說:「我認為台獨沒前途。」他說:「我也覺得沒前途。」戴國煇老師對歷史有獨到的看法,有一次,我對戴國煇老師說:「國民黨說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共產黨也說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到底是誰打的呢?」戴國煇老師說:「是人民打的。」真是一語中的。
我那時擔任台灣留日學生會機關刊物「留日學誌」的總編輯(我在念政治大學民社系時,也擔任民社系系刊總編輯),由於常常缺稿,經常自己寫文章,或翻譯日本短篇小說,有一次我還登三姊呂秀豐的稿子,她現在應該還記得這回事。我有一次就把「留日學誌」拿給戴國煇老師看,我記得那期「留日學誌」我寫了一篇標題為「過度競爭」的文章。
我和戴國煇老師真有緣,後來我回台灣在「日本文摘」雜誌社工作。一天發現戴國煇老師居然出現在「日本文摘」雜誌社辦公室,原來「日本文摘」請他寫文章。他知道我中途輟學,便勸我回日本一橋大學繼續完成未完的學業。可是我當時已經鐵了心,所以沒聽他的勸言。
後來我在工商時報工作,一天,戴國煇老師竟然又出現在工商時報的餐廳,原來中國時報(工商時報與中國時報共用一個餐廳)的記者要採訪他,約他到報社來,我買了兩小盒水果請他和另外一位中國時報的女記者。
後來我到「天下雜誌」工作,有一天,戴國煇老師突然打電話到「天下雜誌」找我,約我在總統府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面。見面時,我向他抱怨「天下雜誌」的老闆殷允芃很嚴厲,他勸我忍耐,但是不久我就忍耐不住,離開「天下雜誌」。
當時李登輝總統請戴國煇老師當顧問。戴國煇老師說李登輝總統請他研究在經濟上太過依賴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戴國煇老師認為對單一國家經濟太過依賴在國防安全上有隱憂,我則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應該盡量自由、盡量鬆綁,因為就我在一橋大學學的經濟知識,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如果盡量自由、盡量鬆綁,各國的資源(自然資源、人才資源、技術資源與金錢資源)可以得到最理想的發揮,擅長技術的國家可以發展工業,擅長農業的國家可以發展農業,大家發展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就可以將地球資源做最有效率的利用,結果大家都是贏家。相反的,如果大家採取保護政策(如提高關稅、限制進口數量等),甲國的執政者說:「我有選舉壓力,農民是我的票倉,我必須照顧農民,不讓外國農產品進口,否則我會落選。」乙國的執政者則說:「我也有選舉壓力,紡織工業的勞工是我的票倉,我必須照顧他們,不讓外國的紡織品進口,否則我會落選。」如果大家都這樣自私,只為自己著想,大家都保護自己的產業,而限制其他國家商品進口,大家都只想賺別人的錢,自己的錢則握得牢牢的,深怕別人賺走,這樣國際貿易會愈來愈萎縮、窒息,地球資源得不到最有效率的利用,結果大家都是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發生經濟恐慌,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政策,盡量不進口外國貨,並且有殖民地的國家(如英法),宗主國和殖民地形成排他性的經濟圈,美俄由於擁有豐富地下資源,以及農業生產力大,可以自給自足,可是既沒有廣大殖民地又沒有豐富資源的國家如日本和德國被逼得只好鋌而走險,發動侵略戰爭,後來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歷史殷鑑,我當然是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愈自由愈好,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也是如此。這次台灣與中國大陸要簽ECFA,我就百分之百贊成,我不曉得民進黨為什麼拼命煽動南部農民反對ECFA。我認為將來就算大陸農產品進口,也無所謂,只是政府必須有配套措施,將可能的衝擊減到最低,例如輔導農民轉種其他較有競爭力的農產品或乾脆輔導農民轉業,轉到工業或服務業。
可是這種想法顯然和戴國煇老師和李登輝總統的想法背道而馳,不久李登輝總統就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我不曉得戴國煇老師在這個政策上是否有著墨,以及著墨多少。
2001年,戴國煇老師心臟病發去世,我到殯儀館向他的遺像鞠躬致意,並且還拿了遺屬發的兩本戴國煇老師的著作。
我想起有一次華系留學生和他一起聚餐時,他拿著網球拍來,並且告訴我們,他加入一個網球俱樂部,每個星期要去打幾次球,並且感慨地說:「年紀大了,就要花錢買健康。」
想不到戴國煇老師打網球似乎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他只活了70歲就去世。
我從日本回到台灣,首先在日語補習班教日語,教了一陣子,一天看報紙有徵懂日文,中文文筆不錯的應徵廣告,便拿著一期「留日學誌」到正要創刊的「日本文摘」(1986年創刊,社長是高清源)雜誌社應徵,並且被錄取,擔任研究編輯。在「日本文摘」,我認識了兩位優秀的朋友,一位是黃怡,一位是傅伯寧。黃怡是當時「日本文摘」的主編,有一次,我寫了一篇介紹日本味噌歷史的文章,文中說以前日本家家戶戶都自己釀造味噌,所以孩子們都是吃母親做的味噌長大,自己家的味噌有「媽媽的味道」。後來台灣流行「媽媽的味道」這句話,不知是否受到我這篇文章的影響。黃怡看完我交給她的文稿時,說:「這篇文章可以擺到學校國文教科書裡。」可見她頗欣賞我的文筆。又有一次,我們幾位同事在閒聊時,我說以前念政大時,很迷黨外的反政府運動,一天到姑領街舊書店買舊的雷震編的「自由中國」與李敖編的「文星雜誌」,那位書店老闆小心翼翼地告訴我:「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這些雜誌是在我這裡買的!」當時黃怡深深看我一眼,後來我才知道她和黨外人是有些交往,李敖也曾經在他的電視節目中稱讚黃怡是個優秀的記者。有一次,「日本文摘」同仁一起去位於新店花園新城黃怡的住處玩,她的家位於一座小山對面,那天山邊白霧繚繞,頗有詩意,她真挑選了一個好地方居住,一位同仁說:「這樣的風景,我看一整天也不會厭倦。」黃怡以前擔任過中國時報記者,很注重蒐集資料,她有一個數個抽屜的檔案匱,裡面擺的全是分類好的剪報資料,她還有一個塑陶機器,她說當他塑陶土時,便可以忘掉一切煩惱。
離開黃怡家時,黃怡向大家提議:「改天我們到呂理州家參觀。」當時位於潮州街的住家還沒整修,壁紙和天花板都有各處剝落的情形,我趕緊拒絕了黃怡的提議,免得家醜曝光。
黃怡不僅欣賞我的文筆,也肯定我的研究能力,當時「日本文摘」有三名研究編輯,她告訴高清源社長:「這三名研究編輯當中,只有呂理州真正具有研究能力。」
有一次,我和社長高清源一起去吃飯,我告訴他我喜歡女孩穿裙子,我在日本時看到日本的女孩大半穿裙子,回到台灣後,卻看到台灣的女孩大半穿褲子,尤其「日本文摘」的女性同事幾乎人人,幾乎天天穿褲子。高清源告訴我他也喜歡女孩穿裙子,後來黃怡離開「日本文摘」,有一天,她回來「日本文摘」找大家聊天,那天,她居然穿裙子,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她穿裙子,引起女同仁們一陣騷動。
後來我去工商時報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黃怡打來的電話,她說她已經回到「日本文摘」工作,希望我也能回去跟她一起打拼。我告訴黃怡工商時報的老闆余範英(余紀忠的女兒)對我很好,我不能背叛她。她又問我結婚了沒,我告訴她我都已經有了孩子,她冷靜(她說話的聲調一向很冷靜)地恭喜我,並說改天再看看我的孩子,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話。不知她現在過得可好?
「日本文摘」另一位令我難忘的優秀人才是傅伯寧(1960-2008)。傅伯寧畢業於淡江大學日文系,學術訓練雖然不如我這個經過一橋大學訓練出來的正科班學生,但是他的中文文筆極好,而且為人富有幽默感。有一次一位雜誌社女同仁和我聊天,我說:「我書念累了,就會打開收音機聽音樂。」那位女同仁興奮地說:「真的!你都聽哪一台?」顯然那位女同仁也常收聽收音機廣播,並且有自己喜歡聽的節目,因此想要知道我喜歡的節目是否和她相同。沒想到我居然說:「我都聽收訊最清楚的那一台。」因為有的廣播電台會發出嘶嘶雜音,聽起來很難受,因此我總是調到收訊最清楚的那個頻道。我的這個回答讓那位女同仁不知如何接下去。傅伯寧在旁聽到我們的對話,哈哈大笑說:「簡直是雞同鴨講。」又有一次,傅伯寧對我說:「我覺得呂先生的個性很像金庸筆下的段譽。」段譽的個性是天真善良且無心機,有時因為太過天真,而滑稽可笑,他會一門厲害武功一陽指,卻常在無意間使出來,讓敵人傷透腦筋。我不知傅伯寧是褒還是貶,大概兩者皆有吧。後來我從媒體得知傅伯寧在洗澡時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享年才48歲。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文筆極佳的王作榮(1919年-)。我在工商時報時,王作榮是工商時報總主筆,常常拜讀他的精彩社論。有一次,王作榮在報上發表社論用李後主的詞「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做標題,批評外省人逃到台灣來已經是客人的身分,一些外省人還對權力戀棧不捨。報社一位同仁黃政明看了,不禁嘆口氣說:「王公(我們尊稱王作榮為王公)的學問,不是我們趕得上的!」
我離開工商時報,寫了思考已久的「明治維新」,我寄一本給昔日上司經濟研究室主任鍾俊文(當時他已離開工商時報,在東吳大學國貿系任教),鍾俊文看了覺得寫得不錯,除了向我訂購十本書,準備送給學生外,並且建議我寄給王作榮,因為王作榮年事已高,恐怕不會上書店挑新書。鍾俊文給我王作榮的地址,我便寄一本給王作榮,王作榮回信向我道謝,並且說日本也是他感興趣的國家。幾天後,我在報紙上看到王作榮的文章,他在文中介紹「明治維新」與作者的名字,為我打廣告。從此我和王作榮以書信做交往的方式,套句你們母親千瑤說的話,成了「忘年之交」。我一有新作品就寄給他,例如「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他收到後很高興地回信,因為我還活著,沒有餓死(這是他很擔心的事)。當我寫完「解剖日本軍國主義」後,將原稿寄給他,請求他幫我寫序,因為我想如果有王作榮這麼一位知名度高的人寫序,一定可以增加書的銷售量,王作榮回信說雖然他最近身體不好,但是他願意勉力一試。我一看他的身體不好,趕緊用限時寄信給他,請他不用寫了,並且向他道歉我不知道他身體不好,才會無禮請他寫序。
王作榮是李登輝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介紹人,我想他大概很後悔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吧!王作榮後來與戴國煇合寫《愛憎李登輝》,這本書我還沒看,改天有機會想拜讀一番,一定很精彩,因為王作榮與戴國煇都是我尊敬的長輩。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鄭榮和,他是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系主任)。
我構思多年寫成的書「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出版後不久,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他是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系主任鄭榮和,因為看到我的書,很感動,想認識我,並且邀我去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演講。掛完電話,我上網查了一下鄭榮和的資料,發現他是台灣屈指可數的太陽能專家,曾經組太陽能賽車隊到澳洲參加比賽。我和他在台灣大學旁的一家歐式自助餐廳一起進餐,我送鄭榮和系主任另外兩本以前寫的書「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福澤瑜吉傳」和「明治維新」,兩人並且敲定在機械工程系演講的日期。由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學生面前演講,尤其在第一學府台灣大學演講,我很慎重,心想聽眾之中說不定有一些人已經看過「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我必須講一些和「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不同的內容才行。於是我趕緊構思演講內容,可是「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是我自從讀政大以後就興起的疑問「西洋文明為什麼勝過中國文明?何時開始?」以及到日本留學後一直在追尋答案的題目,這本書可說聚集了我大半生讀書、思考的結晶,怎麼可能在短短期間內想出超越它的演講內容呢?結果那是一次相當失敗的演講(時報出版公司的吳家恆是「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的主編,他也出席了這場演講。),後來鄭榮和系主任告訴我:「你只要講書中的內容就是一次很好的演講。」這是我求好心切,結果反而誤事的又一次失敗經驗(第一次失敗經驗是在攻讀一橋大學研究所時,為了挑戰艱深的論文題目造成的)。我記得我在演講時說:「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人迷信,現代的台灣人還是迷信,你們看有些電視台早上播新聞時,會順便告訴觀眾根據農民曆,今天做什麼事是吉、什麼事是凶。或根據西洋星象學,今天巨蟹座的人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魔蠍座的人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那些電視台以為提供觀眾有用資訊,會提高收視率,卻不知這是在散播迷信。還有一些靈異節目真令人受不了。」如今我因腦傷,變得口齒不清,台大的那場演講是我人生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演講。我搬到台中後,上網得知鄭榮和教授(那時他已從系主任職位退下,只擔任教授)的伊媚兒信箱,便和他取得聯繫,常常寄讀書報告給他,前幾天他寄伊媚兒給我,說要將我寫的「我的日本友人」轉寄給他的學生看,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告訴他:「我的文章能夠得到更多人讀,是我莫大的榮幸」,鄭榮和教授還說他有空時會來台中看我,要我告訴他台中地址。我非常盼望與他相聚,見面時我會拿我在日本拍的照片給他看,證明我寫的那篇「我的日本友人」所言非虛。我忘記告訴他我家位於大墩五街與文心路的交叉口,這棟大樓叫宏全廣場世界大樓,樓下有一間「隆美窗簾」。加上這些訊息,應該比較好找。
我還有一些優秀的朋友如張孟起、劉素玉、薛迪安、封德育、陳瑞行和鄭絢霙,因為現在還在和他們交往,屬於進行式,等我年紀大一些,再來介紹他們,保證精彩。

祝 學業進步
爸爸留 201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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