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帝
就在古希臘城邦陷入貧富懸殊、不斷戰爭之中,奧林匹斯山的那頭興起一個新國家馬其頓。馬其頓人也是希臘人的一支。Archelaos王(西元前413-西元前399)的時候,馬其頓國力大增。Archelaos王積極吸收希臘先進文化,聘請許多希臘藝術家到馬其頓首都。國王腓力二世(Philipos西元前382-西元前336)於西元前359年即位。他是個有能力的國王,實施很多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軍制與戰術的改革。他組織騎兵隊,嚴格訓練。戰爭時,腓力二世身先士卒,帶領軍隊往前衝。這時的古希臘城邦都仰賴傭兵,根本不是馬其頓軍隊的對手。此外,馬其頓東方發現一座豐富的金礦,也讓腓力二世得以建立穩固的財政基礎。
雅典的政治家Demosthenes(西元前384-西元前322)看出馬其頓必然成為希臘的獨立與自由的威脅,在演講時呼籲充實希臘的防衛力量。以雅典為中心,組成希臘城邦統一戰線,共同對付馬其頓。西元前339年,雅典對馬其頓宣戰。可是,西元前338年,雅典和底比斯(Thebes)的聯軍徹底被馬其頓軍打敗。18歲的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也參加這場戰役。他率領騎兵隊摧毀以勇猛著名的底比斯「神聖隊」。腓力二世對戰敗者雅典相當寬大。當亞歷山大帶著雅典軍戰死者的遺骨進入雅典時,雅典人感激地賦予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與王子亞歷山大「雅典市民權」。腓力二世擊敗雅典後,邀請古希臘各城邦代表,在科林斯(Corinth)召開會議,並且締造「科林斯攻守同盟」。腓力二世立刻提議征伐波斯。征伐的理由是要報往昔希臘各城邦在波斯戰爭中,被波斯打敗的一箭之仇。不過,第二年,腓力二世就在女兒的結論典禮上被一位馬其頓青年暗殺。
其子20歲的亞歷山大帝(在位西元前336-西元前323)繼位。腓力二世道德觀念很淡薄,他喜歡說謊和違背承諾。亞歷山大帝卻瞧不起這種狡猾的態度。不過他從父親那裡學到「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觀念。亞歷山大帝對肉體上的快樂很節制,但是卻非常渴望精神上的快樂與名譽。亞歷山大帝有時很殘酷,當希臘城邦之一的底比斯叛亂時,亞歷山大帝立刻鎮壓底比斯,將底比斯的男性幾乎全部殺死,剩下沒死的三萬人以奴隸被賣掉。這個恐怖的懲罰是要做給雅典人看的。
亞歷山大帝攻下巴勒斯坦最大都市加沙(Gaza)時,也是殺光所有的男性,女人和小孩則當作奴隸被賣掉。亞歷山大帝並且將加沙的黑人總督的兩踵穿洞,綁在戰車,一邊聽他的哀號聲,一邊拖著他在加沙市內奔馳。
腓力二世很早就看出兒子亞歷山大擁有非凡的素質,因此在亞歷山大13歲的時候,就聘請希臘最著名的大思想家亞里斯多德來當亞歷山大的家庭教師。亞里斯多德教了亞歷山大三年。亞歷山大喜歡讀書,尤其喜歡讀荷馬描寫特洛伊戰爭的「伊利亞特」。他睡覺前都會閱讀「伊利亞特」,睡覺時則將「伊利亞特」和一把短劍擺在枕頭下面。在遠征亞洲途中,亞歷山大帝也要人從希臘送來三大悲劇詩人的作品。他之所以如此深愛希臘文化,都是受亞里斯多德的影響。
亞歷山大帝決定遠征土地比馬其頓大50倍,人口比馬其頓多20倍的波斯帝國。他只率領3萬步兵和5千騎兵。然而,亞歷山大帝卻有絕對會贏的自信。
亞歷山大帝也對自然科學有興趣,他率軍遠征時,帶著學者一起,要他們記錄沿途第一次到的地方,與第一次見到的動植物。當他進入埃及後,派遣調查隊到尼羅河上游,調查尼羅河定期氾濫的原因。他的遠征帶有探險旅行的濃厚色彩,對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
遠征之前,老師亞里斯多德曾經向他建議:「對待希臘人要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亞洲的異民族要像對待動植物一樣!」亞里斯多德也曾經說過:「亞洲的人民只不過是男奴隸與女奴隸的集合罷了!」
西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帝率軍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亞洲,並且與波斯軍展開戰鬥。馬其頓軍的戰死者只有數百人,可是波斯軍的戰死者卻高達數十萬人!西元前330年,亞歷山大帝消滅波斯。波斯王Daryavaus(自位西元前336-西元前330)帶著軍隊與自己的母親、妃和兩位女兒前來投降。Daryavaus的妃是一位絕世美女,兩位女兒和她也很像,可是亞歷山大帝是一位克己心超強的人,他沒有動她們一根毫髮。西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帝率軍進入埃及。埃及人認為亞歷山大帝從波斯的控制中解放了他們,所以熱烈歡迎亞歷山大帝。亞歷山大帝也尊重埃及的傳統宗教,收攬民心。亞歷山大帝並且在尼羅河三角洲西部海岸建設亞歷山卓城市。接著,他到西方400公里處的綠洲詢問埃及太陽神的神意。亞歷山大帝從小就有一個疑問:他到底是誰的兒子?會不會是神的兒子?太陽神透過神官稱亞歷山大帝為「亞蒙之子」。亞蒙(Amon)是埃及主神。亞歷山大帝對此很滿意。
印度在希臘歷史學家Herodotos的著作「歷史」中,是一個擁有豐富砂金與珍奇動植物的地方。亞歷山大帝當然不會放過。
可是士兵們都非常疲倦,不願意跟著亞歷山大帝去征服印度,亞歷山大帝只好對士兵們說:「印度有豐富的寶石、珍珠、黃金和象牙,和你們從波斯人獲得的戰利品比起來,你們一定會覺得從波斯人獲得的戰利品都是一些廉價品!」
西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帝率軍抵達印度西北部。當時由於連年征戰與行軍,士兵們都非常勞累,而產生反抗心態。
亞歷山大帝征服印度河流域後,還想進軍到恆河。但是希臘人和馬其頓人士兵抗拒他的命令。士兵們已經花了八年半的時間,跟著亞歷山大帝奔馳了1萬8千公里(接近半圈地球!)。他們實在累了。經過一番長考,亞歷山大帝告訴士兵們他決定回家鄉了。亞歷山大帝在當地設置青銅柱,柱上刻著:「亞歷山大帝來到這裡為止。」
由於士兵不足,亞歷山大帝便採用波斯人當士兵。此外,亞歷山大帝開始穿波斯式的衣服。他還要求希臘人和馬其頓人臣下與士兵對他行波斯式的跪拜禮。他並且讓波斯的貴人擔任行政和軍事的重要職位。這些事都讓希臘人和馬其頓人臣下與士兵對他產生不滿。當亞歷山大帝打算讓波斯貴人的兒子進入親衛隊時,馬其頓人的憤慨變成暴動。亞歷山大帝立刻將其鎮壓。
西元前327年,亞歷山大帝的親戚,歷史學家Kallisthenes(西元前370-西元前327)公然反對。Kleitos後來被逮捕,處以絞首死刑。在此之前,遠征中功勞最大的Parmenion(西元前400-西元前330)之子因為涉嫌暗殺亞歷山大帝,也被處死。功臣Kleitos(西元前380-西元前328)也因為於西元前328年在宴席上責備亞歷山大帝重用波斯人,而被微醉的亞歷山大帝當場殺死。
亞歷山大帝在伊朗挑了三萬名少年,教他們希臘文學,讓他們接受馬其頓式的軍事訓練,然後於西元前324年,將他們編入軍隊。同時,亞歷山大帝決定讓希臘人老兵回家鄉。馬其頓人士兵雖然強烈抗拒,但是無法改變亞歷山大帝的決定。
亞歷山大帝所實施的政策裡面,最膾炙人口的是「東西人種的融合」。西元前324年,亞歷山大帝下令舉行集團結婚。新郎是約80名馬其頓貴族,新娘是同人數的波斯高貴女性。亞歷山大帝自己也娶了波斯王Daryavaus的女兒。亞歷山大帝的目的是要希臘人與波斯人在希臘文化下融合。
雅典政治家Demosthenes(西元前384-西元前322年)甚至認為亞歷山大帝不是希臘人,而是外國人(Barbaroi)。否則他怎會想將希臘人與非希臘人融合呢?「Barbaroi」這句詞彙的意思是指無法說希臘語的人,他們只能從喉嚨發出「barbar」的聲音,像動物的叫聲。到了西元前4世紀,Demosthenes再賦予這句詞彙新意是「粗野、沒教養」、「劣等、生來就是奴隸」的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指出「barbar」一出生就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必須發動戰爭,消滅他們。亞歷山大帝的老師亞里斯多德則認為「barbar」生來就是奴隸。亞歷山大帝不接受老師亞里斯多德這樣的觀點。亞歷山大帝認為沒有人生來就是希臘人或「barbar」。人透過「教育」,可以成為希臘人,也可以成為「barbar」。亞歷山大帝絲毫沒有人種歧視的觀念。亞歷山大帝認為神是萬人之父。人類不管是希臘人,或「barbar」,都是兄弟。亞歷山大帝認為所有的民族都應該和睦相處。
老師亞里斯多德曾經向亞歷山大帝建議:「對待希臘人要像對待朋友一樣,對待亞洲的異民族要像對待動植物一樣!」可是亞歷山大帝斷然拒絕這樣的建議。對亞歷山大帝而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古羅馬著作家Plutarchos(46-120)說:「根據傳說,亞歷山大帝在埃及聽哲學家胡沙摩的教誨:神是萬人之王,因為神支配萬物。深深折服。」
在遠征途中,亞歷山大帝至少有兩次公開對士兵表示他相信人類的同胞愛。亞歷山大帝想藉異種族間的婚姻與混血達到「東西人種的融合」。可是這種異族間的婚姻卻招到失敗。亞歷山大帝去世後,馬其頓男性紛紛與波斯妻子離婚。
同一年,亞歷山大帝對希臘下令,今後必須尊崇他如神。可是這位「神」卻於西元前323年6月13日,被一隻帶有瘧疾病毒的蚊子叮咬,發燒了10天之後,去世。享年才32歲!由於亞歷山大帝太早去世,讓人無從判斷他的施政功力如何,但毫無疑問的,他是一位歷史上罕見的偉大軍事家、冒險家與探險家。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13日 星期一
研究或教書(2)
研究或教書(2)
對站在時代尖端的科學家而言,「教學與研究的統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非常危險。但是沒有一所大學會允許教授不必上課,也沒有一所大學會允許教授不必參加教授會議。
研究需要有能力,而要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則需要有不同的能力。有些優秀的研究者上起課來,非常單調無趣。
Planck當大學生的時候,和其他大學生一樣,去柏林大學聽著名教授的課。他後來說:「老實說,聽課沒有帶來什麼好處。Helmholtz(1821-1894)沒有準備好就來上課。對他和對我們而言,都是單調無趣的課。結果,學生們一個個離開教室,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學生。我很敬佩教授,但不敬佩他的上課內容。」
時間過得很快,不久,Planck自己也站在大學教室上課。但是,Planck自己也無法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這回換學生對他失望。
一位女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物理學家的Meitner(1878-1968)回憶道:「Planck第一次上課,就讓我的幻想破滅。他的課非常單調無趣。」
學生時代的Planck並沒有受到優秀教師的影響。他多半從科學家的論文裡吸收知識。對Planck而言,別人傳授他知識,以及他傳授別人知識,都是沒有意義的事。人必須靠自己去學習。這是他的學問觀、教育觀與大學觀。
無論是Helmholtz、Kirchhoff或Planck,都擁有卓越的研究才能,但是也都無法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然而他們傳授給學生的不是有趣的課,而是「學問的有趣」。Planck在學生時代雖然對Helmholtz和Kirchhoff的課失望,但是他卻沒因而拋棄物理學。Planck的課雖然單調無趣,但是Meitner也沒因而離開物理學的世界。他們在教師為他們打開的學問世界,找到比在教室聽課還刺激的東西。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們絕不是單調無趣的教師。他們甚至比能言善道、口若懸河的教師還優秀。20世紀初的研究者大多在尋找能夠「擺脫大學」的機會。
在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的典禮上,德國皇帝Wilhelm二世的演講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設立學者可以專心研究,不必教學的研究所。另一個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募集民間基金。紀念典禮結束幾個月後,1911年1月11日,教育部長召集委員會以創設「Kaiser Wilhelm協會」。召集的人包括83位財界、政界和官界的主要人物。創設委員會決定推舉皇帝為這個協會的「保護者」。當初,德國的許多協會都推舉皇帝為「保護者」,讓協增添權威。創設委員會同時選出10名評議員,負責協會的營運。協會的目的是要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資金的來源則是向民間募集。贊助者可以加入協會。入會金為2萬馬克,一年的會費為1500馬克。此外一次繳納4萬馬克以上的入會金,以後可以免繳會費。1911年1月23日,評議會第一次舉行,選出「Kaiser Wilhelm協會」的總裁。許多人認為Fischer最適合。但是Fischer拒絕了。結果選出柏林大學的神學教授哈那克擔任總裁。
在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的前一年,哈那克向皇帝提出「建議書」。「建議書」裡提到國外許多研究所。例如瑞典的「諾貝爾研究所」、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美國的「卡內基研究所」、「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英國的「湯普森‧耶茨實驗所」、「李司特預防醫學研究所」、「利物浦熱帶醫學研究所」。事實上,這些研究所的出現,對德國的研究者和國家都是威脅。
1902年,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出資1千萬美元設立「卡內基研究所」。這個金額是當時東京帝國大學20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柏林大學10年分的總預算。卡內基的目標是要成立一所「沒有學生的大學」。卡內基於1900年出版著作「財富的福音」。書中有一句話:「抱著財富而去世是有錢人最大的恥辱!」他把自己的企業以5億美元賣給摩根集團。他設立「卡內基研究所」的目的是要解救陷入「科學貧困」的美國。
美國與歐洲對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美國認為學問或研究,應該由個人出錢,不該使用納稅人的錢。但是學問、研究或藝術,不會產生利益,它們不會賺錢。如果這些領域要交由個人來負責,美國在學問與藝術上會一直處在「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在美國,由民間的慈善家支援這些活動。美國人認為這是有錢人的責任。當時美國出現不少白手起家的有錢人。他們累積的財富一輩子也花不完。因此他們思考如何有效運用這些龐大財富。他們捐款興建大學、圖書館、美術館、天文台等。這樣以自己的名字為名的大學、圖書館、美術館、天文台就可以永遠留存在這世界。19世紀末,美國就出現被稱為「不朽主義(monumentlism)」的時代。例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 1839-1937)拿出3500萬美元創立芝加哥大學。這個金額是當時柏林大學35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東京帝國大學70年分的總預算。鐵路王Standford(1824-1893)則拿出2000萬美元創立Standford大學。這個金額是當時柏林大學20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東京帝國大學40年分的總預算。
歐洲聽到美國的這股有錢人捐款興學的風潮,覺得倍受威脅。在德國,一般人認為學問、研究或藝術等的活動,應該由國家出錢支援。例如歐洲就沒什麼私立大學。大學都是由國家出錢設立,大學是國家的機構,由國家的預算營運。尤其在德國,傳統上,「教育是國家的獨佔事業」。但是在美國剛好相反,有名的大學幾乎都是私立大學。
美國的這種動向對以「教育是國家的獨佔事業」為傳統的德國而言,是一大威脅。高等教育光是靠國家財政的支持,必定會落後於美國。這種危機意識越來越高。
「Kaiser Wilhelm協會」於是開始展開公開募款。高峰時期,協會的個人會員有33萬人,團體會員有78萬人。捐款最多的是「krupp」企業的擁有者Krupp(1870-1950)。他到1914年8月1日為止,捐了140萬馬克。當時的1馬克相當於現在的10馬克。Fischer不但擔任協會評議員,自己也捐款2萬馬克。他因為化學上的一些發明而累積了一些財富。捐款者之中有許多是猶太人,佔全部捐款者的百分之21。他們的捐款額佔全部捐款的百分之32。事實上,評議員中有四分之一是猶太人。
「Kaiser Wilhelm協會」以募款來的資金陸續創立研究所。例如1912年創立「化學研究所」、1913年創立「實驗治療學研究所」、1914年創立「煤炭研究所」、1915年創立「生物學研究所」。1936年,「Kaiser Wilhelm協會」創立25周年,到這年為止「Kaiser Wilhelm協會」總共創設了33個研究所。
除了哈那克、Fischer、巴薩曼之外,還有一個人對「Kaiser Wilhelm協會」的成立,貢獻很大。他就是亞爾特霍夫。亞爾特霍夫為德國的科學、大學的發展留下偉大的足跡。德國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初,於科學、大學的領域領先世界其他國家,亞爾特霍夫居功厥偉。連批判他的人都不否定亞爾特霍夫在這方面的貢獻。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任職的時期,德國的學術達到高峰。例如19世紀最後25年間,全世界在生理學領域的獨創性研究之中,德國佔百分之60。同一時期,在熱、光、電、磁領域中的新發現,法國有797件,英國有751件,而德國高達1886件,是英、法的2.5倍。此外,從1901年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獎到1933年納粹政權成立,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醫學部門,德國的諾貝爾獎得獎者佔了三分之一。
赫爾巴哈說亞爾特霍夫「為了實現自己的構想,不惜與宰相俾斯麥爭鬥,與財政部長爭鬥,並且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教育部長爭鬥。」亞爾特霍夫是一位權力主義者,也是一位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維里主義者(Machiavellist)」。他很清楚學術的規模已經變得非常大。今後研究學術不能只靠個人的智慧、時間和金錢,而必須靠國家的力量、資金來完成。他也知道有時候他必須扮黑臉,才能讓德國的科學水準領先全世界。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對站在時代尖端的科學家而言,「教學與研究的統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非常危險。但是沒有一所大學會允許教授不必上課,也沒有一所大學會允許教授不必參加教授會議。
研究需要有能力,而要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則需要有不同的能力。有些優秀的研究者上起課來,非常單調無趣。
Planck當大學生的時候,和其他大學生一樣,去柏林大學聽著名教授的課。他後來說:「老實說,聽課沒有帶來什麼好處。Helmholtz(1821-1894)沒有準備好就來上課。對他和對我們而言,都是單調無趣的課。結果,學生們一個個離開教室,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學生。我很敬佩教授,但不敬佩他的上課內容。」
時間過得很快,不久,Planck自己也站在大學教室上課。但是,Planck自己也無法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這回換學生對他失望。
一位女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物理學家的Meitner(1878-1968)回憶道:「Planck第一次上課,就讓我的幻想破滅。他的課非常單調無趣。」
學生時代的Planck並沒有受到優秀教師的影響。他多半從科學家的論文裡吸收知識。對Planck而言,別人傳授他知識,以及他傳授別人知識,都是沒有意義的事。人必須靠自己去學習。這是他的學問觀、教育觀與大學觀。
無論是Helmholtz、Kirchhoff或Planck,都擁有卓越的研究才能,但是也都無法講出精彩又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然而他們傳授給學生的不是有趣的課,而是「學問的有趣」。Planck在學生時代雖然對Helmholtz和Kirchhoff的課失望,但是他卻沒因而拋棄物理學。Planck的課雖然單調無趣,但是Meitner也沒因而離開物理學的世界。他們在教師為他們打開的學問世界,找到比在教室聽課還刺激的東西。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們絕不是單調無趣的教師。他們甚至比能言善道、口若懸河的教師還優秀。20世紀初的研究者大多在尋找能夠「擺脫大學」的機會。
在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的典禮上,德國皇帝Wilhelm二世的演講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設立學者可以專心研究,不必教學的研究所。另一個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募集民間基金。紀念典禮結束幾個月後,1911年1月11日,教育部長召集委員會以創設「Kaiser Wilhelm協會」。召集的人包括83位財界、政界和官界的主要人物。創設委員會決定推舉皇帝為這個協會的「保護者」。當初,德國的許多協會都推舉皇帝為「保護者」,讓協增添權威。創設委員會同時選出10名評議員,負責協會的營運。協會的目的是要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資金的來源則是向民間募集。贊助者可以加入協會。入會金為2萬馬克,一年的會費為1500馬克。此外一次繳納4萬馬克以上的入會金,以後可以免繳會費。1911年1月23日,評議會第一次舉行,選出「Kaiser Wilhelm協會」的總裁。許多人認為Fischer最適合。但是Fischer拒絕了。結果選出柏林大學的神學教授哈那克擔任總裁。
在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的前一年,哈那克向皇帝提出「建議書」。「建議書」裡提到國外許多研究所。例如瑞典的「諾貝爾研究所」、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美國的「卡內基研究所」、「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英國的「湯普森‧耶茨實驗所」、「李司特預防醫學研究所」、「利物浦熱帶醫學研究所」。事實上,這些研究所的出現,對德國的研究者和國家都是威脅。
1902年,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出資1千萬美元設立「卡內基研究所」。這個金額是當時東京帝國大學20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柏林大學10年分的總預算。卡內基的目標是要成立一所「沒有學生的大學」。卡內基於1900年出版著作「財富的福音」。書中有一句話:「抱著財富而去世是有錢人最大的恥辱!」他把自己的企業以5億美元賣給摩根集團。他設立「卡內基研究所」的目的是要解救陷入「科學貧困」的美國。
美國與歐洲對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美國認為學問或研究,應該由個人出錢,不該使用納稅人的錢。但是學問、研究或藝術,不會產生利益,它們不會賺錢。如果這些領域要交由個人來負責,美國在學問與藝術上會一直處在「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在美國,由民間的慈善家支援這些活動。美國人認為這是有錢人的責任。當時美國出現不少白手起家的有錢人。他們累積的財富一輩子也花不完。因此他們思考如何有效運用這些龐大財富。他們捐款興建大學、圖書館、美術館、天文台等。這樣以自己的名字為名的大學、圖書館、美術館、天文台就可以永遠留存在這世界。19世紀末,美國就出現被稱為「不朽主義(monumentlism)」的時代。例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 1839-1937)拿出3500萬美元創立芝加哥大學。這個金額是當時柏林大學35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東京帝國大學70年分的總預算。鐵路王Standford(1824-1893)則拿出2000萬美元創立Standford大學。這個金額是當時柏林大學20年分的總預算。也是東京帝國大學40年分的總預算。
歐洲聽到美國的這股有錢人捐款興學的風潮,覺得倍受威脅。在德國,一般人認為學問、研究或藝術等的活動,應該由國家出錢支援。例如歐洲就沒什麼私立大學。大學都是由國家出錢設立,大學是國家的機構,由國家的預算營運。尤其在德國,傳統上,「教育是國家的獨佔事業」。但是在美國剛好相反,有名的大學幾乎都是私立大學。
美國的這種動向對以「教育是國家的獨佔事業」為傳統的德國而言,是一大威脅。高等教育光是靠國家財政的支持,必定會落後於美國。這種危機意識越來越高。
「Kaiser Wilhelm協會」於是開始展開公開募款。高峰時期,協會的個人會員有33萬人,團體會員有78萬人。捐款最多的是「krupp」企業的擁有者Krupp(1870-1950)。他到1914年8月1日為止,捐了140萬馬克。當時的1馬克相當於現在的10馬克。Fischer不但擔任協會評議員,自己也捐款2萬馬克。他因為化學上的一些發明而累積了一些財富。捐款者之中有許多是猶太人,佔全部捐款者的百分之21。他們的捐款額佔全部捐款的百分之32。事實上,評議員中有四分之一是猶太人。
「Kaiser Wilhelm協會」以募款來的資金陸續創立研究所。例如1912年創立「化學研究所」、1913年創立「實驗治療學研究所」、1914年創立「煤炭研究所」、1915年創立「生物學研究所」。1936年,「Kaiser Wilhelm協會」創立25周年,到這年為止「Kaiser Wilhelm協會」總共創設了33個研究所。
除了哈那克、Fischer、巴薩曼之外,還有一個人對「Kaiser Wilhelm協會」的成立,貢獻很大。他就是亞爾特霍夫。亞爾特霍夫為德國的科學、大學的發展留下偉大的足跡。德國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初,於科學、大學的領域領先世界其他國家,亞爾特霍夫居功厥偉。連批判他的人都不否定亞爾特霍夫在這方面的貢獻。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任職的時期,德國的學術達到高峰。例如19世紀最後25年間,全世界在生理學領域的獨創性研究之中,德國佔百分之60。同一時期,在熱、光、電、磁領域中的新發現,法國有797件,英國有751件,而德國高達1886件,是英、法的2.5倍。此外,從1901年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獎到1933年納粹政權成立,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理學‧醫學部門,德國的諾貝爾獎得獎者佔了三分之一。
赫爾巴哈說亞爾特霍夫「為了實現自己的構想,不惜與宰相俾斯麥爭鬥,與財政部長爭鬥,並且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教育部長爭鬥。」亞爾特霍夫是一位權力主義者,也是一位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維里主義者(Machiavellist)」。他很清楚學術的規模已經變得非常大。今後研究學術不能只靠個人的智慧、時間和金錢,而必須靠國家的力量、資金來完成。他也知道有時候他必須扮黑臉,才能讓德國的科學水準領先全世界。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12日 星期日
求救信與兩岸統一條件
求救信與兩岸統一條件
馬總統:
我住在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199巷堪農山莊。我的妻子劉千瑤現在擔任堪農山莊總幹事。前幾天,我的妻子接到法院的通知,說2月21日要來拆堪農山莊的蓄水池。我不知道這件事的詳細經緯,我只知道若拆了堪農山莊的蓄水池,堪農山莊的200家住戶就沒水喝、沒水洗澡和洗衣,影響生活非常大。
我不是請求你干預司法,我知道你最討厭干預司法,我只是提出問題,期待聰明的馬總統能夠幫我們解決燃眉之急。人溺己溺,人饑己饑,請想想沒水喝、沒水用的生活何等痛苦。
此外,請你在這任總統任期結束前,到中國大陸訪問,和對方領導人簽署和平協約:台灣保證不獨立,中國大陸也答應立刻撤除對台飛彈。這樣馬總統一定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華人爭光!
至於將來兩岸統一問題,我想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中國大陸必須和台灣一樣成為完全民主自由的國家,人民可以選出國家領導人,並且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另一個條件是台灣人民公民投票,一半以上投票人與贊成中國大陸統一。我想絕大多數台灣人應該會同意這樣的統一條件。
呂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馬總統:
我住在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199巷堪農山莊。我的妻子劉千瑤現在擔任堪農山莊總幹事。前幾天,我的妻子接到法院的通知,說2月21日要來拆堪農山莊的蓄水池。我不知道這件事的詳細經緯,我只知道若拆了堪農山莊的蓄水池,堪農山莊的200家住戶就沒水喝、沒水洗澡和洗衣,影響生活非常大。
我不是請求你干預司法,我知道你最討厭干預司法,我只是提出問題,期待聰明的馬總統能夠幫我們解決燃眉之急。人溺己溺,人饑己饑,請想想沒水喝、沒水用的生活何等痛苦。
此外,請你在這任總統任期結束前,到中國大陸訪問,和對方領導人簽署和平協約:台灣保證不獨立,中國大陸也答應立刻撤除對台飛彈。這樣馬總統一定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華人爭光!
至於將來兩岸統一問題,我想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中國大陸必須和台灣一樣成為完全民主自由的國家,人民可以選出國家領導人,並且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另一個條件是台灣人民公民投票,一半以上投票人與贊成中國大陸統一。我想絕大多數台灣人應該會同意這樣的統一條件。
呂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10日 星期五
研究或教書(1)
研究或教書(1)
1910年10月,在德國首都柏林,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柏林大學於1810年創校。而4年前,1806年時,德國各邦國被拿破崙的法軍所大敗。當時的德國哲學家Fichte(1762-1814)為了喚起民眾的愛國心,說:「我們在地上失去的,應該在精神的世界拿回來!」
一直到19世紀初為止,德國的大學死氣沉沉。學生不讀書,教師們也意興闌珊。大學變成了傻瓜的樂園。當時的學術領袖們便想徹底改革大學。首先是語言學者Humboldt(1767-1835)。Humboldt的構想是設立一個能夠讓學者創造新知識的場所,而不只是教授學生已有的知識。他用「教育與研究的統一」這句話來形容他的構想。
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的第一天(10月10日)晚上,德國皇帝Wilhelm二世(在位1888-1918)蒞臨演講。在演講中他說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超越大學的框架,學者不必被教書的義務牽絆,創造出完全只是研究的機構。設立這樣的研究所是現代神聖的課題。」換言之,與Humboldt的主張「教育與研究的統一」截然不同,皇帝Wilhelm二世認為教育與研究應該「分離」。這樣的構想當然不是皇帝Wilhelm二世自己想出來的。為皇帝Wilhelm二世的演講寫稿的是一位名叫「哈那克」的人物。他是柏林大學的神學教授,也兼任「皇家圖書館」館長。他深得皇帝的信任。他可以說是皇帝的學術顧問。
在此之前,由於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快到了,皇帝請哈那克構想一個紀念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的新企劃案。哈那克便於1909年11月21日,對皇帝提出建議書。研究所的構想就在這建議書裡。這就是後來「Kaiser Wilhelm協會」誕生的契機。「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了「Kaiser Wilhelm自然科學研究所」。而這所研究所的目的是要讓優秀的研究者可以擺脫教書的工作,專心於研究。
德國在20世紀初,設立了種種「Kaiser Wilhelm研究所」。而「Kaiser Wilhelm研究所」也培養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例如194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Hahn(1879-1968)在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說:「我因為受到Fischer的恩惠,而得以在經濟上獨立,並且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之後,我不僅可以獲得薪資,也可以在Kaiser Wilhelm化學研究所內部擁有獨立的放射部門。」
媒體記者問:「若不是如此,你必須到大學工作,你必須花很多時間教書。」Hahn說:「我不必花很多時間教書,的確很棒。」
如Hahn的例子,Kaiser Wilhelm研究所集中了許多年輕又有才能的研究者,讓他們的才能可以充分發揮。
究竟這樣的點子是誰想出來的?前面提到這是哈那克的構想。可是哈那克專攻神學,離自然科學很遙遠,他應該很難想到「除去教書的義務,專心於研究」這樣的點子。若是如此,哈那克背後應該還有人告訴他這個點子。那人究竟是誰?
哈那克的建議書中提到有兩個人曾經對他的構想有幫助,一個是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一個是樞密衛生顧問巴薩曼教授。
Fischer在亞魯特霍夫(關於亞魯特霍夫,請看「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讀書報告系列)的安排下,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任職於柏林大學時,很不滿研究以外的雜務佔去他太多時間。他要負責許多學位考試和學位審查,以及參加一個星期一次的教授會議(每次最少要花4小時)。Fischer嘆氣說:「每個星期四開教授會議,從下午4點一直坐到晚上10點,真是難熬!」參加教授會議的有理科系教授和文科系教授。文科系教授人數較多,而且喜歡發言,任何議題都有意見。而且文科系教授比較閒,不在乎花時間在開會上。他們似乎樂在其中,從來不缺席,一定準時來開會。
不只是理科系教授對漫長的教授會議不滿,文科系教授也有怨言。例如哲學系教授Paulsen(1846-1908)就是其中之一。
理論物理學教授Planck(1858-1947)曾經聽物理學教授Kundt(1839-1894)抱怨地說:「在柏林大學,不斷來自各方面的雜務剝奪你的時間與精力,讓你無法安靜地做研究,真是糟透了!」另一位教授Helmhbltz(1821-1894)也說過:「上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的課,無所謂,上三個小時的課,也還能忍耐,但是應該附帶條件,也就是能夠免去系上種種瑣碎的雜務。」
Fischer因為要對學生上課,剝奪他許多時間,由於雜務太多,他還一度罹患神經衰弱症。
對自然科學家而言,如何比其他競爭者早一步發現科學新知識,是他的學術生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研究的時間和研究的資金是必要條件。對他們而言,上課教書就是雜務。他們一方面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免去上課、考試、開會等雜務。但是能夠充分實現這兩個條件的大學,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大學是教育學生的場所,因此不可能免去教授教書的義務。雖然發現新知很重要,但是教授既然被國家雇用,領國家的薪資,就不能不教書。那麼要如何達到這個理想呢?答案是設置一種新職位,不必教書,只需專心研究。換言之,創立一所「沒有學生,沒有上課教書、沒有開會」的大學。當時只有「學士院」(academy)有這個條件。「學士院」是德國政府為了厚待著名的學者而設立的機構。讓他們只需專心研究,不必教書。德國政府並且聘請荷蘭科學者Van’t Hoff(1842-1911)到「學士院」。Van’t Hoff於190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然而他的個性絕對不適合教書。Van’t Hoff年輕時在荷蘭找不到與化學有關的工作,只好動念到高中教書。他知道布雷達高中缺一位教師,便去應徵。可是布雷達高中的校長看了教育視學官的報告後,拒絕採用Van’t Hoff。那份報告如此寫道:「從外表上看來,Van’t Hoff給人發明家的印象。他很邋遢,經常發呆,應該不會和學生相處很融洽。」
Van’t Hoff在大學時,跟著化學教授Kekule(1829-1896)作研究。他在實驗時的笨手笨腳常成為實驗室其他研究者的笑柄。不過不久,Van’t Hoff在研究上的表現開始受到注意。1877年,他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化學講師。第二年,25歲時,他成為正教授。1887年,萊比錫大學招聘他去任教。這個消息一走漏,阿姆斯特丹立刻興起要求Van’t Hoff留下來的聲浪。阿姆斯特丹的醫生和科學家簽署要他留任。一位教授寄一封信給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校長,寫道:「在我國像他這樣具有知性的人非常少,我期待你將他留下。」
但是對Van’t Hoff來說,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實驗室設備太糟。而且由於教室太小,無法容納許多學生,他必須上同樣內容的課好幾次。在這個情況下,萊比錫大學的招聘當然令他心動。。於是,Van’t Hoff就先赴萊比錫大學一趟,看看環境如何,再作決定。然而他一抵達萊比錫大學,就接到阿姆斯特丹傳來的消息:他多年以來的夢想——建設研究所的預算已經通過。於是他就打消前往萊比錫大學任職的念頭。
不過,Van’t Hoff對阿姆斯特丹大學仍舊有不滿之處。那就是教書和管理上的工作剝奪了他太多的時間。他渴望有安靜的環境作研究。他尋求一個誰也不能剝奪他時間的研究環境。1894年,柏林大學想聘請他去。可是由於到柏林大學,仍然必須做教書之類的雜務,Van’t Hoff拒絕了。
不過,教育部於1896年,聘請他去「學士院」任職。他唯一的義務是一個星期上一次課,而且一次課不會超過1小時。Van’t Hoff答應了。
到了「學士院」後,Van’t Hoff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Van’t Hoff去世後,接替他這個「只研究,不用教書」職位的人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於1913年因物理化學者Nernst(1864-1941)的推薦而獲得這項職位。
對站在時代尖端的科學家而言,教授學生已經確定的知識,是一件剝奪時間的雜務,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們尤其對漫長的教授會議很不滿。足他們擁有強烈探索新知的好奇心,並且期望在未知的領域有新發現。一位以色列的社會學者說:「教授傳授學生的知識,已經不需要研究。但是需要研究的知識,卻還無法傳授。教學因而阻礙研究,研究也阻礙教學。這絕不是為了教學而佔用研究的時間,或為了研究而佔用教學的時間這個問題。教學與研究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目的。它們需要不同的方法與能力。」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1910年10月,在德國首都柏林,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柏林大學於1810年創校。而4年前,1806年時,德國各邦國被拿破崙的法軍所大敗。當時的德國哲學家Fichte(1762-1814)為了喚起民眾的愛國心,說:「我們在地上失去的,應該在精神的世界拿回來!」
一直到19世紀初為止,德國的大學死氣沉沉。學生不讀書,教師們也意興闌珊。大學變成了傻瓜的樂園。當時的學術領袖們便想徹底改革大學。首先是語言學者Humboldt(1767-1835)。Humboldt的構想是設立一個能夠讓學者創造新知識的場所,而不只是教授學生已有的知識。他用「教育與研究的統一」這句話來形容他的構想。
柏林大學舉行創校100周年紀念典禮的第一天(10月10日)晚上,德國皇帝Wilhelm二世(在位1888-1918)蒞臨演講。在演講中他說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超越大學的框架,學者不必被教書的義務牽絆,創造出完全只是研究的機構。設立這樣的研究所是現代神聖的課題。」換言之,與Humboldt的主張「教育與研究的統一」截然不同,皇帝Wilhelm二世認為教育與研究應該「分離」。這樣的構想當然不是皇帝Wilhelm二世自己想出來的。為皇帝Wilhelm二世的演講寫稿的是一位名叫「哈那克」的人物。他是柏林大學的神學教授,也兼任「皇家圖書館」館長。他深得皇帝的信任。他可以說是皇帝的學術顧問。
在此之前,由於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快到了,皇帝請哈那克構想一個紀念柏林大學創校100周年的新企劃案。哈那克便於1909年11月21日,對皇帝提出建議書。研究所的構想就在這建議書裡。這就是後來「Kaiser Wilhelm協會」誕生的契機。「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了「Kaiser Wilhelm自然科學研究所」。而這所研究所的目的是要讓優秀的研究者可以擺脫教書的工作,專心於研究。
德國在20世紀初,設立了種種「Kaiser Wilhelm研究所」。而「Kaiser Wilhelm研究所」也培養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例如194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Hahn(1879-1968)在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說:「我因為受到Fischer的恩惠,而得以在經濟上獨立,並且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Kaiser Wilhelm協會設立之後,我不僅可以獲得薪資,也可以在Kaiser Wilhelm化學研究所內部擁有獨立的放射部門。」
媒體記者問:「若不是如此,你必須到大學工作,你必須花很多時間教書。」Hahn說:「我不必花很多時間教書,的確很棒。」
如Hahn的例子,Kaiser Wilhelm研究所集中了許多年輕又有才能的研究者,讓他們的才能可以充分發揮。
究竟這樣的點子是誰想出來的?前面提到這是哈那克的構想。可是哈那克專攻神學,離自然科學很遙遠,他應該很難想到「除去教書的義務,專心於研究」這樣的點子。若是如此,哈那克背後應該還有人告訴他這個點子。那人究竟是誰?
哈那克的建議書中提到有兩個人曾經對他的構想有幫助,一個是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一個是樞密衛生顧問巴薩曼教授。
Fischer在亞魯特霍夫(關於亞魯特霍夫,請看「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讀書報告系列)的安排下,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教授。Fischer任職於柏林大學時,很不滿研究以外的雜務佔去他太多時間。他要負責許多學位考試和學位審查,以及參加一個星期一次的教授會議(每次最少要花4小時)。Fischer嘆氣說:「每個星期四開教授會議,從下午4點一直坐到晚上10點,真是難熬!」參加教授會議的有理科系教授和文科系教授。文科系教授人數較多,而且喜歡發言,任何議題都有意見。而且文科系教授比較閒,不在乎花時間在開會上。他們似乎樂在其中,從來不缺席,一定準時來開會。
不只是理科系教授對漫長的教授會議不滿,文科系教授也有怨言。例如哲學系教授Paulsen(1846-1908)就是其中之一。
理論物理學教授Planck(1858-1947)曾經聽物理學教授Kundt(1839-1894)抱怨地說:「在柏林大學,不斷來自各方面的雜務剝奪你的時間與精力,讓你無法安靜地做研究,真是糟透了!」另一位教授Helmhbltz(1821-1894)也說過:「上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的課,無所謂,上三個小時的課,也還能忍耐,但是應該附帶條件,也就是能夠免去系上種種瑣碎的雜務。」
Fischer因為要對學生上課,剝奪他許多時間,由於雜務太多,他還一度罹患神經衰弱症。
對自然科學家而言,如何比其他競爭者早一步發現科學新知識,是他的學術生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研究的時間和研究的資金是必要條件。對他們而言,上課教書就是雜務。他們一方面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免去上課、考試、開會等雜務。但是能夠充分實現這兩個條件的大學,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大學是教育學生的場所,因此不可能免去教授教書的義務。雖然發現新知很重要,但是教授既然被國家雇用,領國家的薪資,就不能不教書。那麼要如何達到這個理想呢?答案是設置一種新職位,不必教書,只需專心研究。換言之,創立一所「沒有學生,沒有上課教書、沒有開會」的大學。當時只有「學士院」(academy)有這個條件。「學士院」是德國政府為了厚待著名的學者而設立的機構。讓他們只需專心研究,不必教書。德國政府並且聘請荷蘭科學者Van’t Hoff(1842-1911)到「學士院」。Van’t Hoff於190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然而他的個性絕對不適合教書。Van’t Hoff年輕時在荷蘭找不到與化學有關的工作,只好動念到高中教書。他知道布雷達高中缺一位教師,便去應徵。可是布雷達高中的校長看了教育視學官的報告後,拒絕採用Van’t Hoff。那份報告如此寫道:「從外表上看來,Van’t Hoff給人發明家的印象。他很邋遢,經常發呆,應該不會和學生相處很融洽。」
Van’t Hoff在大學時,跟著化學教授Kekule(1829-1896)作研究。他在實驗時的笨手笨腳常成為實驗室其他研究者的笑柄。不過不久,Van’t Hoff在研究上的表現開始受到注意。1877年,他成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化學講師。第二年,25歲時,他成為正教授。1887年,萊比錫大學招聘他去任教。這個消息一走漏,阿姆斯特丹立刻興起要求Van’t Hoff留下來的聲浪。阿姆斯特丹的醫生和科學家簽署要他留任。一位教授寄一封信給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校長,寫道:「在我國像他這樣具有知性的人非常少,我期待你將他留下。」
但是對Van’t Hoff來說,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實驗室設備太糟。而且由於教室太小,無法容納許多學生,他必須上同樣內容的課好幾次。在這個情況下,萊比錫大學的招聘當然令他心動。。於是,Van’t Hoff就先赴萊比錫大學一趟,看看環境如何,再作決定。然而他一抵達萊比錫大學,就接到阿姆斯特丹傳來的消息:他多年以來的夢想——建設研究所的預算已經通過。於是他就打消前往萊比錫大學任職的念頭。
不過,Van’t Hoff對阿姆斯特丹大學仍舊有不滿之處。那就是教書和管理上的工作剝奪了他太多的時間。他渴望有安靜的環境作研究。他尋求一個誰也不能剝奪他時間的研究環境。1894年,柏林大學想聘請他去。可是由於到柏林大學,仍然必須做教書之類的雜務,Van’t Hoff拒絕了。
不過,教育部於1896年,聘請他去「學士院」任職。他唯一的義務是一個星期上一次課,而且一次課不會超過1小時。Van’t Hoff答應了。
到了「學士院」後,Van’t Hoff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Van’t Hoff去世後,接替他這個「只研究,不用教書」職位的人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於1913年因物理化學者Nernst(1864-1941)的推薦而獲得這項職位。
對站在時代尖端的科學家而言,教授學生已經確定的知識,是一件剝奪時間的雜務,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們尤其對漫長的教授會議很不滿。足他們擁有強烈探索新知的好奇心,並且期望在未知的領域有新發現。一位以色列的社會學者說:「教授傳授學生的知識,已經不需要研究。但是需要研究的知識,卻還無法傳授。教學因而阻礙研究,研究也阻礙教學。這絕不是為了教學而佔用研究的時間,或為了研究而佔用教學的時間這個問題。教學與研究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目的。它們需要不同的方法與能力。」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9日 星期四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3)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3)
亞爾特霍夫雖然拼命地設法增加大學教授職位,可是很意外地,大學這邊似乎不太歡迎。當時德國大部分的大學,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都只有一位正教授。例如,物理學只有一位物理學正教授。化學也學只有一位化學正教授。理由之一是,增加一位正教授,就必須增加龐大的預算。尤其是自然科學系更是如此。每一位自然科學系的正教授都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他們與招聘的大學交涉時,會詢問對方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實驗室,作為決定去或不去的參考。同時他們也與現在任職的大學交涉。如果現在任職的大學願意提供比招聘的大學還先進的實驗室,他們就會選擇留下。
政府由於預算的關係,規定原則上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只能有一位正教授。每一個專門的領域,也只能有一個實驗室。那麼在只能有一位正教授的情況下,正教授太過忙碌怎麼辦,解決的方法是在正教授底下增加助手。
通過「教授資格考試」的研究員,就具有「私講師」的身分,就可以在大學自由開課。這是中世紀以來的傳統。不過「私講師」與正教授有極大的不同。正教授是國家的官吏,領國家的薪俸。「私講師」不是國家的官吏,也不是大學的職員。完全是私人身分。因此他們既不領國家的薪俸,也不領大學的薪資。只是在當時的德國,「私講師」可以向前來聽課的學生直接收取聽課費。到19世紀中期為止,任何系的聽課費一律3馬克。也就是每個星期一小時的課,聽一個學期(半年),要支付3馬克。
可是到了1890年代,各系之間有了差距。最貴的是醫學系,聽課費30馬克。最便宜的是神學系,聽課費依然是3馬克。不過,去聽「私講師」上課的學生不多。因此「私講師」的收入微少。若只靠這個收入,根本無法養家。因此很多「私講師」必須另外打工賺錢。有人到高中兼課,有人寫雜文賺稿費。如果擔任助教,每月多少有些固定收入。而且如果是理科系,與其擔任「私講師」在教室授課,不如擔任正教授的助教,在實驗室幫忙,還對自己的研究有幫助。不過助教的薪資很少,1890年代時,助教的年薪為1200至1500馬克。比高中教師還少。
正教授與助教的差別不僅在薪資的多寡,更在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對一位研究者而言,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關係自己的學術生命。因此當時德國大學的校園流傳一句話:「只要能夠當上正教授,就算在整個德國跪著走也值得!」
對想要當上正教授的研究者而言,教育部負責人事的亞爾特霍夫是他們的「命運主宰」。亞爾特霍夫待在教育部的一間辦公室,在全德國布置資訊蒐集網,蒐集學界對每位研究者的評價。亞爾特霍夫時常把研究者叫到辦公室詢問各種問題。許多研究者都覺得沒有人比亞爾特霍夫更能尖銳地洞察人性。對這點,有些研究者予以肯定評價,有些研究者卻覺得恐怖、厭惡。而且亞爾特霍夫把研究者叫到教育部,時常讓研究者枯等數小時。一位研究者Kaiser寫道:「我如約定在上午9點抵達教育部,在一間沒有暖氣的房間等待到下午4點。我忍不住前往亞爾特霍夫的住家,但是他不在家。我只好回教育部。不久見到了亞爾特霍夫。他一開口就大聲問:『你怎麼無法等待?』」枯等的人不只限於年輕的研究者,連學界權威Fischer也等過。而且還等過兩次。第二次時,Fischer再也忍不住,便自行回家。亞爾特霍夫後來問他為何自行回家?Fischer回答說:「你的時間很寶貴,我的時間也很寶貴!」
據Sombart說:在亞爾特霍夫面前的人,無論是教授、研究所所長、助教或講師,都必須立正站好。
柏林大學的哲學正教授Paulsen(1846-1908)說:「亞爾特霍夫常常遭到指責,那些指責並非無的放矢。亞爾特霍夫的待人態度一點也不紳士。他急性子、欠缺耐心、自大、容易激怒別人。」
Paulsen被旁人認為是亞爾特霍夫的心腹、智囊。他一直到48歲為止,都擔任助教。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正教授,完全是靠亞爾特霍夫提拔。因此他對亞爾特霍夫的批評應該相當可信。
德國歷史學家Breisig(1866-1940)嚴厲批評亞爾特霍夫,說他「憑藉官職的權力,踐踏依賴他的人的人格。」Breisig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的「私講師」。1896年,30歲時,成為助教。直到1923年,57歲時,才成為正教授。
事情發生在1898年,Breisig剛擔任助教兩年後。在此數年前,柏林大學的助教Delbruck(1848-1929)在他自己編輯的雜誌「普魯士年報」批評政府,被有關單位叫去問話。當時,亞爾特霍夫對Delbruck提出交換條件:Delbruck變更「普魯士年報」的編輯方針,亞爾特霍夫則設法讓Delbruck成為正教授。Delbruck不久果然升為正教授。他並且開始對批評亞爾特霍夫的人展開猛烈攻擊。
另一方面,Breisig在雜誌「未來」發表論文「政治性表現的自由與大學」。這篇文章一發表,亞爾特霍夫就把Breisig叫到辦公室。這時候,Breisig是32歲的菜鳥助教,亞爾特霍夫則是61歲君臨德國大學的「皇帝」。兩人見面後,談了幾句話,就不歡而散。
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對亞爾特霍夫都必恭必敬。著名歷史學家Meineeke(1862-1954)便對亞爾特霍夫採取批判態度。他寫道:「對我們來說,亞爾特霍夫提供了絕佳的反抗材料。他的確在學問的世界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我們也聽到許多他如何操弄、踐踏學者人格的傳聞。我有自尊心,我不願到教育部請願,在那等候室一邊等待,一邊讀牆上寫的詩。那首詩是這樣:『我在這房間思考,人們懷著希望,在這房間中,逐漸老去!』」
如Meineeke所寫,教育部那間等候室的牆壁上有這麼一首詩。究竟什麼時候,亞爾特霍夫會接見我呢?人們只能默默地看著牆壁上的詩,忍耐等待。許多人在那等候室飽嚐屈辱感。
亞爾特霍夫在進入教育部前,曾經於1872年至1882年擔任大學法學系正教授。不過他對研究學問不怎麼有興趣,他甚至被批評為「擔任教授職的人當中,最沒有學問的人!」
後世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毀譽參半。批評他的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踐踏大學的權威。讚美他的人認為在德國大學史上,沒有人比他貢獻更大。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徹底侮辱大學教授,也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尊敬學者。簡直是「羅生門」。難怪韋伯說:「要評價這個人物非常困難。」亞爾特霍夫的態度外表看似粗魯,但是內心卻很親切。他看到別人發生困難時,不會袖手旁觀。他若知道有寡婦、孤兒、窮困的老教授,會自掏腰包,援助這些弱勢者。
「新德國人名辭典」上「亞爾特霍夫」的項目如此記載:「亞爾特霍夫為了達成目的,會採取一切手段。他會讓對方心生恐懼,也會讓對方感覺備受禮遇。一切都是了達成目的。」一位柏林的哲學家說:「亞爾特霍夫去世後,我們仍舊活在『怕老闆』的恐懼中,所以納粹開始支配我們的時候,我們表現得很乖順。」
另一位學者Curtius也說:「亞爾特霍夫對大學培植出奴隸性格,所以德國大學對納粹的支配完全沒有反抗。這是主要原因。」
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德國當時的多數學者不是蒙受亞爾特霍夫的恩惠,就是遭到亞爾特霍夫的侮辱。所以這些學者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不一定客觀。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亞爾特霍夫只是個平凡人,他有優點,也有缺點。至於他的優缺點是什麼,我想各位讀完這個系列的讀書報告,應該很清楚。不過不能否認的是,亞爾特霍夫的確是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台灣很需要這種「敢做事」的教育部官員。
(全文完)
★台中中山醫院復健科治療師黃毓珍有一次問我︰「你走路動作怪異,別人以異樣眼光看你,你會難過嗎?」我回答說︰「我一點都不會難過,因為我知道我擁有他們沒有的東西,我比他們有學問。」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亞爾特霍夫雖然拼命地設法增加大學教授職位,可是很意外地,大學這邊似乎不太歡迎。當時德國大部分的大學,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都只有一位正教授。例如,物理學只有一位物理學正教授。化學也學只有一位化學正教授。理由之一是,增加一位正教授,就必須增加龐大的預算。尤其是自然科學系更是如此。每一位自然科學系的正教授都希望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他們與招聘的大學交涉時,會詢問對方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實驗室,作為決定去或不去的參考。同時他們也與現在任職的大學交涉。如果現在任職的大學願意提供比招聘的大學還先進的實驗室,他們就會選擇留下。
政府由於預算的關係,規定原則上在每一個專門的領域,只能有一位正教授。每一個專門的領域,也只能有一個實驗室。那麼在只能有一位正教授的情況下,正教授太過忙碌怎麼辦,解決的方法是在正教授底下增加助手。
通過「教授資格考試」的研究員,就具有「私講師」的身分,就可以在大學自由開課。這是中世紀以來的傳統。不過「私講師」與正教授有極大的不同。正教授是國家的官吏,領國家的薪俸。「私講師」不是國家的官吏,也不是大學的職員。完全是私人身分。因此他們既不領國家的薪俸,也不領大學的薪資。只是在當時的德國,「私講師」可以向前來聽課的學生直接收取聽課費。到19世紀中期為止,任何系的聽課費一律3馬克。也就是每個星期一小時的課,聽一個學期(半年),要支付3馬克。
可是到了1890年代,各系之間有了差距。最貴的是醫學系,聽課費30馬克。最便宜的是神學系,聽課費依然是3馬克。不過,去聽「私講師」上課的學生不多。因此「私講師」的收入微少。若只靠這個收入,根本無法養家。因此很多「私講師」必須另外打工賺錢。有人到高中兼課,有人寫雜文賺稿費。如果擔任助教,每月多少有些固定收入。而且如果是理科系,與其擔任「私講師」在教室授課,不如擔任正教授的助教,在實驗室幫忙,還對自己的研究有幫助。不過助教的薪資很少,1890年代時,助教的年薪為1200至1500馬克。比高中教師還少。
正教授與助教的差別不僅在薪資的多寡,更在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對一位研究者而言,能否自由使用實驗室,關係自己的學術生命。因此當時德國大學的校園流傳一句話:「只要能夠當上正教授,就算在整個德國跪著走也值得!」
對想要當上正教授的研究者而言,教育部負責人事的亞爾特霍夫是他們的「命運主宰」。亞爾特霍夫待在教育部的一間辦公室,在全德國布置資訊蒐集網,蒐集學界對每位研究者的評價。亞爾特霍夫時常把研究者叫到辦公室詢問各種問題。許多研究者都覺得沒有人比亞爾特霍夫更能尖銳地洞察人性。對這點,有些研究者予以肯定評價,有些研究者卻覺得恐怖、厭惡。而且亞爾特霍夫把研究者叫到教育部,時常讓研究者枯等數小時。一位研究者Kaiser寫道:「我如約定在上午9點抵達教育部,在一間沒有暖氣的房間等待到下午4點。我忍不住前往亞爾特霍夫的住家,但是他不在家。我只好回教育部。不久見到了亞爾特霍夫。他一開口就大聲問:『你怎麼無法等待?』」枯等的人不只限於年輕的研究者,連學界權威Fischer也等過。而且還等過兩次。第二次時,Fischer再也忍不住,便自行回家。亞爾特霍夫後來問他為何自行回家?Fischer回答說:「你的時間很寶貴,我的時間也很寶貴!」
據Sombart說:在亞爾特霍夫面前的人,無論是教授、研究所所長、助教或講師,都必須立正站好。
柏林大學的哲學正教授Paulsen(1846-1908)說:「亞爾特霍夫常常遭到指責,那些指責並非無的放矢。亞爾特霍夫的待人態度一點也不紳士。他急性子、欠缺耐心、自大、容易激怒別人。」
Paulsen被旁人認為是亞爾特霍夫的心腹、智囊。他一直到48歲為止,都擔任助教。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正教授,完全是靠亞爾特霍夫提拔。因此他對亞爾特霍夫的批評應該相當可信。
德國歷史學家Breisig(1866-1940)嚴厲批評亞爾特霍夫,說他「憑藉官職的權力,踐踏依賴他的人的人格。」Breisig於1892年成為柏林大學的「私講師」。1896年,30歲時,成為助教。直到1923年,57歲時,才成為正教授。
事情發生在1898年,Breisig剛擔任助教兩年後。在此數年前,柏林大學的助教Delbruck(1848-1929)在他自己編輯的雜誌「普魯士年報」批評政府,被有關單位叫去問話。當時,亞爾特霍夫對Delbruck提出交換條件:Delbruck變更「普魯士年報」的編輯方針,亞爾特霍夫則設法讓Delbruck成為正教授。Delbruck不久果然升為正教授。他並且開始對批評亞爾特霍夫的人展開猛烈攻擊。
另一方面,Breisig在雜誌「未來」發表論文「政治性表現的自由與大學」。這篇文章一發表,亞爾特霍夫就把Breisig叫到辦公室。這時候,Breisig是32歲的菜鳥助教,亞爾特霍夫則是61歲君臨德國大學的「皇帝」。兩人見面後,談了幾句話,就不歡而散。
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對亞爾特霍夫都必恭必敬。著名歷史學家Meineeke(1862-1954)便對亞爾特霍夫採取批判態度。他寫道:「對我們來說,亞爾特霍夫提供了絕佳的反抗材料。他的確在學問的世界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我們也聽到許多他如何操弄、踐踏學者人格的傳聞。我有自尊心,我不願到教育部請願,在那等候室一邊等待,一邊讀牆上寫的詩。那首詩是這樣:『我在這房間思考,人們懷著希望,在這房間中,逐漸老去!』」
如Meineeke所寫,教育部那間等候室的牆壁上有這麼一首詩。究竟什麼時候,亞爾特霍夫會接見我呢?人們只能默默地看著牆壁上的詩,忍耐等待。許多人在那等候室飽嚐屈辱感。
亞爾特霍夫在進入教育部前,曾經於1872年至1882年擔任大學法學系正教授。不過他對研究學問不怎麼有興趣,他甚至被批評為「擔任教授職的人當中,最沒有學問的人!」
後世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毀譽參半。批評他的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踐踏大學的權威。讚美他的人認為在德國大學史上,沒有人比他貢獻更大。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徹底侮辱大學教授,也有人認為沒有人比他更尊敬學者。簡直是「羅生門」。難怪韋伯說:「要評價這個人物非常困難。」亞爾特霍夫的態度外表看似粗魯,但是內心卻很親切。他看到別人發生困難時,不會袖手旁觀。他若知道有寡婦、孤兒、窮困的老教授,會自掏腰包,援助這些弱勢者。
「新德國人名辭典」上「亞爾特霍夫」的項目如此記載:「亞爾特霍夫為了達成目的,會採取一切手段。他會讓對方心生恐懼,也會讓對方感覺備受禮遇。一切都是了達成目的。」一位柏林的哲學家說:「亞爾特霍夫去世後,我們仍舊活在『怕老闆』的恐懼中,所以納粹開始支配我們的時候,我們表現得很乖順。」
另一位學者Curtius也說:「亞爾特霍夫對大學培植出奴隸性格,所以德國大學對納粹的支配完全沒有反抗。這是主要原因。」
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德國當時的多數學者不是蒙受亞爾特霍夫的恩惠,就是遭到亞爾特霍夫的侮辱。所以這些學者對亞爾特霍夫的評價不一定客觀。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亞爾特霍夫只是個平凡人,他有優點,也有缺點。至於他的優缺點是什麼,我想各位讀完這個系列的讀書報告,應該很清楚。不過不能否認的是,亞爾特霍夫的確是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台灣很需要這種「敢做事」的教育部官員。
(全文完)
★台中中山醫院復健科治療師黃毓珍有一次問我︰「你走路動作怪異,別人以異樣眼光看你,你會難過嗎?」我回答說︰「我一點都不會難過,因為我知道我擁有他們沒有的東西,我比他們有學問。」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8日 星期三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2)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2)
可是,不知何故,Behring與Ehrlich感情不融洽,和老師Koch(1843-1910)之間也有嫌隙。總之,Behring的研究環境不怎麼理想。這時候,他遇見了人生的貴人——亞爾特霍夫。兩人於1892年認識。亞爾特霍夫讀到Behring有關破傷風的研究報告後,開始安排Behring到更理想的研究環境。首先,亞爾特霍夫於1893年,安排Behring到哈雷大學擔任助教。可是哈雷大學拒絕這項人事案。理由是Behring沒有教授資格。不過,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哈雷大學接受。後來Behring與哈雷大學發生摩擦時,亞爾特霍夫又安排Behring到馬爾堡大學任教。但是馬爾堡大學連續三次拒絕,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馬爾堡大學接受。各位或許覺得奇怪:教育部官員亞爾特霍夫為何有那麼大的權力強迫大學接受他們不喜歡的人事案?
當時的德國大學,在遴選教授時,由系教授會提出三名候選人給教育部。由教育部決定。教育部通常會選排在第一位的候選人。不過原則上並沒規定教育部不可以挑第二或第三位候選人。而且教育部還有權力挑三名候選人以外的人選給大學。因此德國當時的教育部(應該說教育部長),在遴選教授時,擁有極大的權力。
不過,教育部長在系教授會提出的三名候選人以外,另外決定教授人選時,必須有相當的覺悟。教育部長決定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大學當然不會保持沉默。弄得不好,容易演變成教育部長與大學教授會的全面對決。甚至演變成大學與國家的對立。
亞爾特霍夫不是教育部長,甚至不是教育部次長。當時的人雖然批評他為「支配大學的專制君王」、「大學世界的俾斯麥」,不過他在教育部內的官階並不高。亞爾特霍夫於1882年進入教育部。1897年,他的官階為「大學人事審議官」,而且只是33名審議官之一。當時教育部有四個局:宗務局、第一教育局、第二教育局和醫事局。1897年,亞爾特霍夫升任為第一教育局長。可是一直到他退休為止,他都沒有擔任教育部次長。在執行Behring人事案時,亞爾特霍夫還不是管理大學的第一教育局長。他只是「大學人事審議官」。
那麼,亞爾特霍夫既不是教育部長,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權力?當然,Behring的人事案不是以亞爾特霍夫的名義執行,而是以教育部長的名義執行。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亞爾特霍夫的意思。教育部長只不過是他的「橡皮圖章」罷了。的確,教授人事的決定權在教育部長。可是,教育部長是從政人物,他不懂大學和學術的事。而且教育部長經常更換。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5任教育部長。與這些任期短暫的教育部長相比,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顯然擁有較長的資歷與經驗。因此有人批評這些教育部長只是亞爾特霍夫的「傀儡」或「只會坐著的草包」。這並不表示這些教育部長無能。只是顯示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內握有極大的實際權力。這對教育部次長也是如此。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8位教育部次長。這些教育部次長在大學人事案上,由於缺乏資訊與經驗,都以亞爾特霍夫為馬首是瞻。雖然到了局長級,任期比教育部長和教育部次長還長,但是仍舊比不上亞爾特霍夫。亞爾特霍夫負責大學人事,已經有25年的經驗。在教育部之內,沒有任何其他人比他更具經驗。這就是他被認為是「地下教育部長」的原因。教育部長的人事任命,基本上是由他執行。
亞爾特霍夫擁有豐富的資訊。他很清楚哪所大學的哪一位教授在從事什麼研究,那項研究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他平常就積極地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若要安排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到大學,一定要有相當的資訊與自信。當他收到各大學教授會送來的三位教授候選人時,他會請部下到那些教授候選人的教室旁聽。聽聽對方的上課內容與上課情形,看看對方是否具有教師的能力。有時他也親自前往旁聽。此外,他也收集種種專門學術雜誌,了解那些教授候選人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因此許多大學教師和研究者拼命寄自己的著作和論文給他。但是他完全不看這些東西。他最常參考的是與教授候選人同樣領域其他大學教授對這位候選人的意見。當他收到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他就寫信給全國各著名教授,徵詢他們的意見。
例如在1884年,蓋丁根大學缺一位化學教授。蓋丁根大學教授會向教育部提出三位教授候選人。亞爾特霍夫立刻寫信徵詢Kekule(1829-1896)、Baeyer(1835-1917, 190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和Homann(1818-1892)當時德國化學界權威的意見。Baeyer如此回信:「我認為蘇黎世的Meyer最適合……如果因為什麼原因,他沒受到招聘,Fischer是應該第二人選。」Kekule則如此回信:「這三人各有特點,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結論。恐怕Homann會推薦他的親戚堤爾曼吧!但是我對堤爾曼的評價並不很高。Baeyer大概會推薦Fischer(1852-1919)為第一人選。許多化學者也會持同樣意見。不過我個人則認為巴爾拉哈最適當。……」
就這樣,亞爾特霍夫憑著自己的管道,蒐集每一位教授候選人的資訊。亞爾特霍夫也可以藉這個機會,評價大學教授會是否有鑑識眼光。也可以知道大學教授會是否有「不單純」的動機。一般來說,官僚大部分是抱著「少做少錯,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大多數教育部官僚拿到各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都會選擇排在第一的教授候選人。這樣比較不會發生問題。因為如果選擇名單以外的人選時,大學一定不會保持沉默。可是亞爾特霍夫不是一般官僚,他不怕與大學發生對立、衝突。亞爾特霍夫會仔細看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思索有其他更好的人選,教授會為何不將他列入名單中?背後的理由是什麼?是否害怕比自己優秀的研究者來了,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是否排斥完全陌生的研究者,寧願選擇自己的親戚朋友?為何其他大學的專家對這個人物沒有很好的評價,偏偏教授會將他列入名單中?
而且亞爾特霍夫憑著這樣的管道,可以知道哪個優秀的人才被埋沒在哪個角落。無論是Behring或Ehrlich,都不是基於亞爾特霍夫個人的喜好而提拔他們。亞爾特霍夫是通過他的資訊網而知道這兩位優秀的人才。因為許多專家對這兩位的研究都有高度的評價。
例如前面提到Baeyer和Kekule的信中,出現Fischer和巴爾拉哈的名字。當時Fischer只有32歲,在鄉下大學教書。巴爾拉哈則是37歲,悶居於助教職位。事實上,亞爾特霍夫後來對兩人都伸出援手。這兩人也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Fischer於1902年獲獎,巴爾拉哈於1910年獲獎。
那些自己推薦的人選沒被採納,卻被亞爾特霍夫「指定」人選的大學,當然不愉快。彷彿他們的識人眼光不如亞爾特霍夫。
有人對亞爾特霍夫讚不絕口,但是也有人對亞爾特霍夫強烈批判。例如著名的經濟學者Sombart(1863-1941)於1907年聽到亞爾特霍夫即將退休的消息,便在維也納發行的一份報紙上登載以「亞爾特霍夫」為題的文章。他寫道:「亞爾特霍夫現在是普魯士王朝最有權力的人物,他的權力可以與半打的大臣相匹敵。……亞爾特霍夫之所以被某些人討厭,因為他不尊重學者。他可以讓教授們在教育部一個昏暗的等候室,枯等好幾個小時,而不以為意。他要求教授們在他面前要立正站好。他嚴重傷害大學教授們的自尊。……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教授們之間充滿了奴隸性!」
當時年輕人若想在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首先必須拿到博士學位。但是想當大學教授的話,光是博士學位還不夠,還必須苦讀4至6年,通過「教授資格考試」。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必須先寫出水準比博士論文還高的「教授資格請求論文」。然後在考試官與許多聽眾面前授課,顯示自己有教書的能力。光是要取得博士學位,就必須花費多年的歲月,而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所花費的歲月更多。而且就算通過「教授資格考試」,也不一定能夠立刻成為教授。由於國家預算的關係,教授的職位有一定的數目。如果不是某教授退休或某教授去世,而空出教授職位,誰也無法成為教授。
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的時代,教授職位快速增加。從1880年到1910年的30年間,綜合大學正教授的職位由941大幅增加到1236。增加了295。這在德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當然這都是亞爾特霍夫「口袋中擺著手槍」去財政部極力爭取的成果。大學教授職位雖然如此快速增加,可是仍然不夠。理由之一是「粥」雖然增加了,但是「僧」也增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可是,不知何故,Behring與Ehrlich感情不融洽,和老師Koch(1843-1910)之間也有嫌隙。總之,Behring的研究環境不怎麼理想。這時候,他遇見了人生的貴人——亞爾特霍夫。兩人於1892年認識。亞爾特霍夫讀到Behring有關破傷風的研究報告後,開始安排Behring到更理想的研究環境。首先,亞爾特霍夫於1893年,安排Behring到哈雷大學擔任助教。可是哈雷大學拒絕這項人事案。理由是Behring沒有教授資格。不過,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哈雷大學接受。後來Behring與哈雷大學發生摩擦時,亞爾特霍夫又安排Behring到馬爾堡大學任教。但是馬爾堡大學連續三次拒絕,亞爾特霍夫仍然強迫馬爾堡大學接受。各位或許覺得奇怪:教育部官員亞爾特霍夫為何有那麼大的權力強迫大學接受他們不喜歡的人事案?
當時的德國大學,在遴選教授時,由系教授會提出三名候選人給教育部。由教育部決定。教育部通常會選排在第一位的候選人。不過原則上並沒規定教育部不可以挑第二或第三位候選人。而且教育部還有權力挑三名候選人以外的人選給大學。因此德國當時的教育部(應該說教育部長),在遴選教授時,擁有極大的權力。
不過,教育部長在系教授會提出的三名候選人以外,另外決定教授人選時,必須有相當的覺悟。教育部長決定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大學當然不會保持沉默。弄得不好,容易演變成教育部長與大學教授會的全面對決。甚至演變成大學與國家的對立。
亞爾特霍夫不是教育部長,甚至不是教育部次長。當時的人雖然批評他為「支配大學的專制君王」、「大學世界的俾斯麥」,不過他在教育部內的官階並不高。亞爾特霍夫於1882年進入教育部。1897年,他的官階為「大學人事審議官」,而且只是33名審議官之一。當時教育部有四個局:宗務局、第一教育局、第二教育局和醫事局。1897年,亞爾特霍夫升任為第一教育局長。可是一直到他退休為止,他都沒有擔任教育部次長。在執行Behring人事案時,亞爾特霍夫還不是管理大學的第一教育局長。他只是「大學人事審議官」。
那麼,亞爾特霍夫既不是教育部長,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權力?當然,Behring的人事案不是以亞爾特霍夫的名義執行,而是以教育部長的名義執行。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亞爾特霍夫的意思。教育部長只不過是他的「橡皮圖章」罷了。的確,教授人事的決定權在教育部長。可是,教育部長是從政人物,他不懂大學和學術的事。而且教育部長經常更換。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5任教育部長。與這些任期短暫的教育部長相比,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顯然擁有較長的資歷與經驗。因此有人批評這些教育部長只是亞爾特霍夫的「傀儡」或「只會坐著的草包」。這並不表示這些教育部長無能。只是顯示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內握有極大的實際權力。這對教育部次長也是如此。在亞爾特霍夫任職期間,前後換了8位教育部次長。這些教育部次長在大學人事案上,由於缺乏資訊與經驗,都以亞爾特霍夫為馬首是瞻。雖然到了局長級,任期比教育部長和教育部次長還長,但是仍舊比不上亞爾特霍夫。亞爾特霍夫負責大學人事,已經有25年的經驗。在教育部之內,沒有任何其他人比他更具經驗。這就是他被認為是「地下教育部長」的原因。教育部長的人事任命,基本上是由他執行。
亞爾特霍夫擁有豐富的資訊。他很清楚哪所大學的哪一位教授在從事什麼研究,那項研究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他平常就積極地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若要安排大學教授會所推薦以外的教授人選到大學,一定要有相當的資訊與自信。當他收到各大學教授會送來的三位教授候選人時,他會請部下到那些教授候選人的教室旁聽。聽聽對方的上課內容與上課情形,看看對方是否具有教師的能力。有時他也親自前往旁聽。此外,他也收集種種專門學術雜誌,了解那些教授候選人在學術界有什麼評價。因此許多大學教師和研究者拼命寄自己的著作和論文給他。但是他完全不看這些東西。他最常參考的是與教授候選人同樣領域其他大學教授對這位候選人的意見。當他收到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他就寫信給全國各著名教授,徵詢他們的意見。
例如在1884年,蓋丁根大學缺一位化學教授。蓋丁根大學教授會向教育部提出三位教授候選人。亞爾特霍夫立刻寫信徵詢Kekule(1829-1896)、Baeyer(1835-1917, 190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和Homann(1818-1892)當時德國化學界權威的意見。Baeyer如此回信:「我認為蘇黎世的Meyer最適合……如果因為什麼原因,他沒受到招聘,Fischer是應該第二人選。」Kekule則如此回信:「這三人各有特點,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結論。恐怕Homann會推薦他的親戚堤爾曼吧!但是我對堤爾曼的評價並不很高。Baeyer大概會推薦Fischer(1852-1919)為第一人選。許多化學者也會持同樣意見。不過我個人則認為巴爾拉哈最適當。……」
就這樣,亞爾特霍夫憑著自己的管道,蒐集每一位教授候選人的資訊。亞爾特霍夫也可以藉這個機會,評價大學教授會是否有鑑識眼光。也可以知道大學教授會是否有「不單純」的動機。一般來說,官僚大部分是抱著「少做少錯,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大多數教育部官僚拿到各大學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時,都會選擇排在第一的教授候選人。這樣比較不會發生問題。因為如果選擇名單以外的人選時,大學一定不會保持沉默。可是亞爾特霍夫不是一般官僚,他不怕與大學發生對立、衝突。亞爾特霍夫會仔細看教授會寄來的教授候選人名單,思索有其他更好的人選,教授會為何不將他列入名單中?背後的理由是什麼?是否害怕比自己優秀的研究者來了,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是否排斥完全陌生的研究者,寧願選擇自己的親戚朋友?為何其他大學的專家對這個人物沒有很好的評價,偏偏教授會將他列入名單中?
而且亞爾特霍夫憑著這樣的管道,可以知道哪個優秀的人才被埋沒在哪個角落。無論是Behring或Ehrlich,都不是基於亞爾特霍夫個人的喜好而提拔他們。亞爾特霍夫是通過他的資訊網而知道這兩位優秀的人才。因為許多專家對這兩位的研究都有高度的評價。
例如前面提到Baeyer和Kekule的信中,出現Fischer和巴爾拉哈的名字。當時Fischer只有32歲,在鄉下大學教書。巴爾拉哈則是37歲,悶居於助教職位。事實上,亞爾特霍夫後來對兩人都伸出援手。這兩人也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Fischer於1902年獲獎,巴爾拉哈於1910年獲獎。
那些自己推薦的人選沒被採納,卻被亞爾特霍夫「指定」人選的大學,當然不愉快。彷彿他們的識人眼光不如亞爾特霍夫。
有人對亞爾特霍夫讚不絕口,但是也有人對亞爾特霍夫強烈批判。例如著名的經濟學者Sombart(1863-1941)於1907年聽到亞爾特霍夫即將退休的消息,便在維也納發行的一份報紙上登載以「亞爾特霍夫」為題的文章。他寫道:「亞爾特霍夫現在是普魯士王朝最有權力的人物,他的權力可以與半打的大臣相匹敵。……亞爾特霍夫之所以被某些人討厭,因為他不尊重學者。他可以讓教授們在教育部一個昏暗的等候室,枯等好幾個小時,而不以為意。他要求教授們在他面前要立正站好。他嚴重傷害大學教授們的自尊。……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教授們之間充滿了奴隸性!」
當時年輕人若想在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首先必須拿到博士學位。但是想當大學教授的話,光是博士學位還不夠,還必須苦讀4至6年,通過「教授資格考試」。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必須先寫出水準比博士論文還高的「教授資格請求論文」。然後在考試官與許多聽眾面前授課,顯示自己有教書的能力。光是要取得博士學位,就必須花費多年的歲月,而要通過「教授資格考試」,所花費的歲月更多。而且就算通過「教授資格考試」,也不一定能夠立刻成為教授。由於國家預算的關係,教授的職位有一定的數目。如果不是某教授退休或某教授去世,而空出教授職位,誰也無法成為教授。
事實上,在亞爾特霍夫的時代,教授職位快速增加。從1880年到1910年的30年間,綜合大學正教授的職位由941大幅增加到1236。增加了295。這在德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當然這都是亞爾特霍夫「口袋中擺著手槍」去財政部極力爭取的成果。大學教授職位雖然如此快速增加,可是仍然不夠。理由之一是「粥」雖然增加了,但是「僧」也增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2012年2月7日 星期二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
諾貝爾獎背後的推手
諾貝爾獎於1901年創設,之後最初的30年間所頒發的諾貝爾獎之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德國人獲得。此外,從1875年到1899年在熱、光、電、磁力領域的新發現,德國人是英國人、法國人的2.5倍。在醫學領域的新發現,這個時期德國人佔百分之45。為什麼這個時期德國的科學會是世界翹楚呢?事實上,這個時期德國的科學如此發光發熱,背後有一位關鍵的推手——亞爾特霍夫。他於1882年到1907年的25年間在德國教育部擔任重要職位。他努力向德國財政部爭取鉅額預算,在德國各大學設立最先進的實驗室。他一發現優秀的研究員,就不顧大學的反對,把他升為教授。因此,亞爾特霍夫被稱為「地下教育部長」與「大學的俾斯麥」。還有人稱他為「高等教育的專制君王」與「諾貝爾獎得獎者的教父」。許多人讚美他、感謝他,也有許多人厭惡他、責罵他,亞爾特霍夫可說是一位毀譽參半的人物。
不過現代的人幾乎不知道德國曾經出現這麼一位人物。即使在德國,他的名字已經在歷史中消失。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可以藉傑出的發現,在歷史留名,研究者背後的推手就很難留名。但是現在的科學研究必須有國家的財政支持。因為現在的科學研究常常需要投入鉅額研究費與眾多研究人員。「推手」往往是研究成敗的重要關鍵。然而世間一般人大多只注意研究者的光輝成績,而忽略研究者背後的推手。大家喜歡談論研究者令人感動的努力過程,而不太談論研究者背後的財政支持。
1908年,德國生理學家Ehrlich(1854-1915)因為研究「免疫」,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當時他是「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所長」。
Ehrlich於1907年,53歲時,寫給當時擔任德國教育部第一教育局局長的亞爾特霍夫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你替我開闢了人生道路,你給我機會充分發揮我的智慧。當我擔任助教,在很狹窄的人際關係中四處碰壁,找不到出路時,當我被大學排斥時,當我認為自己一無是處時,你伸出了援手。如果不是你給我工作,讓我能夠充分發揮才能,我早就崩潰了。」Ehrlich寫這封信時,他在世界的學術界已經有響亮的名聲。
坊間的人名辭典可以找到Ehrlich的名字,可是卻找不到亞爾特霍夫的名字。讓我們來看看Ehrlich在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之前的辛苦歷程。
Ehrlich的時代,在德國的學術界,年輕的研究員很難找到職位。德國每年都產生大量的年輕研究員,可是大學教授的職缺卻總是不增加。教授職位的供需關係顯然不平衡。此外,Ehrlich還有一格個弱點,他是猶太人。當時,德國的學術界(不只是學術界,應該說整個社會)相當歧視猶太人。他在信中寫:「我被大學排斥」絕非誇張。
亞爾特霍夫在德國教育部任職時,就發現Ehrlich的研究才能,而且也很清楚Ehrlich處在極不理想的研究環境。於是,亞爾特霍夫於1896年在柏林郊外設立「血清試驗研究所」,請Ehrlich擔任所長。Ehrlich當時42歲。
當時德國的大學和研究所都是以國家的預算營運的國立機構。因此教育部有權力在哪所大學成立哪個科系,分配哪幾個教授職位,在哪所大學成立附屬研究所,以及分配多少預算給這些單位。換言之,在大學教授和科學者眼中,教育部是擁有極大權力的政府機構。亞爾特霍夫是德國大學教授的太上皇。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任職期間,在大學設立了許多實驗室和研究所。他剛進教育部時的1882年,只有320個實驗室和研究所,可是他離開教育部時的1907年,增加到476個實驗室和研究所。
德國教育部雖然權力很大,但是預算畢竟有限。德國政府當時正在擴張軍備,而且為了對抗社會主義運動,必須撥國家預算照顧勞工。亞爾特霍夫其實有許多限制。他的障礙是財政部與握有國家預算審議權的議會。
亞爾特霍夫一發現有優秀的研究者,就會安排他們擔任教授,或提供他們實驗室。因此他必須從財政部拿到足夠的預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常常必須與財政部進行「戰爭」。亞爾特霍夫曾說:「與財政部長交涉時,我必須在口袋裡擺一把手槍!」德國當時的財政部長也對友人說:「整個柏林沒有一個男人比亞爾特霍夫厲害!我最尊敬的人是亞爾特霍夫,因為只有他能夠從我這裡拿到錢。」
亞爾特霍夫曾不只會對財政部長擺出強硬姿態取得預算,也會利用機會,討好財政部長。例如財政部長剛上任沒多少,亞爾特霍夫就不顧馬爾堡大學的反對,將某位已經超過50歲的助教升為正教授。因為他知道那位助教是財政部長的好友。因此不喜歡亞爾特霍夫的人就批評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亞爾特霍夫雖然為Ehrlich在柏林郊外設立「血清試驗研究所」,可是那所「血清試驗研究所」是由一棟老舊的貧民救濟館改造。不僅老舊,而且狹窄。亞爾特霍夫手上還有許多教授與研究者需要照顧,不能將公款只用在Ehrlich身上。
亞爾特霍夫注意到法蘭克福市。當時法蘭克福市沒有大學和像樣的學術機構,因此想吸引外界到法蘭克福市設立學術機構。亞爾特霍夫便向法蘭克福市市長提議,由法蘭克福市與國家共同出資設立研究所。法蘭克福市市長接受了這項提議,並且說服了市議會。1899年,「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成立。所長當然是Ehrlich。就這樣,亞爾特霍夫將Ehrlich從「四處碰壁,找不到出路,被大學排斥」的悲慘狀態救出,讓他坐上「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所長職位。Ehrlich在優越的研究環境得以專心研究,不久他的研究成果就受到全世界學術界的注意。許多優秀的年輕研究員也慕名前往他的研究室,拜他為師,接受他的指導。他常對這些年輕研究員說,作研究要有四個要件:資金、忍耐、才能和幸運。Ehrlich本來就擁有忍耐和才能兩個要件,他欠缺的是資金和幸運這兩個要件。不過他碰到人生的貴人——亞爾特霍夫之後,便抓到了資金和幸運這兩個要件。1908年,Ehrlich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德國著名社會學者韋伯(Weber 1864-1920)一向強烈批評亞爾特霍夫,但是也說:「亞爾特霍夫沒有門閥主義。」的確,亞爾特霍夫眼中優秀的研究員,只看他們的資質,完全不看他們的出身背景或宗教信仰。
1901年,德國生理學家Behring(1854-1917)因研究「血清療法」而獲得第一次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和Ehrlich一樣,Behring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也經歷了一段坎坷的路程。而且也是亞爾特霍夫發現Behring的研究才能,提供他能夠專心研究的環境。
Behring和Ehrlich有許多共同點。首先兩人都出生於1854年,其次兩人年輕時,都在柏林的「Koch研究所」作研究。日本的研究員北里柴三郎(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當時也在「Koch研究所」作研究。Behring、Ehrlich與北里柴三郎就組成研究團隊共同研究白喉的治療方法。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諾貝爾獎於1901年創設,之後最初的30年間所頒發的諾貝爾獎之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德國人獲得。此外,從1875年到1899年在熱、光、電、磁力領域的新發現,德國人是英國人、法國人的2.5倍。在醫學領域的新發現,這個時期德國人佔百分之45。為什麼這個時期德國的科學會是世界翹楚呢?事實上,這個時期德國的科學如此發光發熱,背後有一位關鍵的推手——亞爾特霍夫。他於1882年到1907年的25年間在德國教育部擔任重要職位。他努力向德國財政部爭取鉅額預算,在德國各大學設立最先進的實驗室。他一發現優秀的研究員,就不顧大學的反對,把他升為教授。因此,亞爾特霍夫被稱為「地下教育部長」與「大學的俾斯麥」。還有人稱他為「高等教育的專制君王」與「諾貝爾獎得獎者的教父」。許多人讚美他、感謝他,也有許多人厭惡他、責罵他,亞爾特霍夫可說是一位毀譽參半的人物。
不過現代的人幾乎不知道德國曾經出現這麼一位人物。即使在德國,他的名字已經在歷史中消失。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可以藉傑出的發現,在歷史留名,研究者背後的推手就很難留名。但是現在的科學研究必須有國家的財政支持。因為現在的科學研究常常需要投入鉅額研究費與眾多研究人員。「推手」往往是研究成敗的重要關鍵。然而世間一般人大多只注意研究者的光輝成績,而忽略研究者背後的推手。大家喜歡談論研究者令人感動的努力過程,而不太談論研究者背後的財政支持。
1908年,德國生理學家Ehrlich(1854-1915)因為研究「免疫」,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當時他是「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所長」。
Ehrlich於1907年,53歲時,寫給當時擔任德國教育部第一教育局局長的亞爾特霍夫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你替我開闢了人生道路,你給我機會充分發揮我的智慧。當我擔任助教,在很狹窄的人際關係中四處碰壁,找不到出路時,當我被大學排斥時,當我認為自己一無是處時,你伸出了援手。如果不是你給我工作,讓我能夠充分發揮才能,我早就崩潰了。」Ehrlich寫這封信時,他在世界的學術界已經有響亮的名聲。
坊間的人名辭典可以找到Ehrlich的名字,可是卻找不到亞爾特霍夫的名字。讓我們來看看Ehrlich在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之前的辛苦歷程。
Ehrlich的時代,在德國的學術界,年輕的研究員很難找到職位。德國每年都產生大量的年輕研究員,可是大學教授的職缺卻總是不增加。教授職位的供需關係顯然不平衡。此外,Ehrlich還有一格個弱點,他是猶太人。當時,德國的學術界(不只是學術界,應該說整個社會)相當歧視猶太人。他在信中寫:「我被大學排斥」絕非誇張。
亞爾特霍夫在德國教育部任職時,就發現Ehrlich的研究才能,而且也很清楚Ehrlich處在極不理想的研究環境。於是,亞爾特霍夫於1896年在柏林郊外設立「血清試驗研究所」,請Ehrlich擔任所長。Ehrlich當時42歲。
當時德國的大學和研究所都是以國家的預算營運的國立機構。因此教育部有權力在哪所大學成立哪個科系,分配哪幾個教授職位,在哪所大學成立附屬研究所,以及分配多少預算給這些單位。換言之,在大學教授和科學者眼中,教育部是擁有極大權力的政府機構。亞爾特霍夫是德國大學教授的太上皇。亞爾特霍夫在教育部任職期間,在大學設立了許多實驗室和研究所。他剛進教育部時的1882年,只有320個實驗室和研究所,可是他離開教育部時的1907年,增加到476個實驗室和研究所。
德國教育部雖然權力很大,但是預算畢竟有限。德國政府當時正在擴張軍備,而且為了對抗社會主義運動,必須撥國家預算照顧勞工。亞爾特霍夫其實有許多限制。他的障礙是財政部與握有國家預算審議權的議會。
亞爾特霍夫一發現有優秀的研究者,就會安排他們擔任教授,或提供他們實驗室。因此他必須從財政部拿到足夠的預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常常必須與財政部進行「戰爭」。亞爾特霍夫曾說:「與財政部長交涉時,我必須在口袋裡擺一把手槍!」德國當時的財政部長也對友人說:「整個柏林沒有一個男人比亞爾特霍夫厲害!我最尊敬的人是亞爾特霍夫,因為只有他能夠從我這裡拿到錢。」
亞爾特霍夫曾不只會對財政部長擺出強硬姿態取得預算,也會利用機會,討好財政部長。例如財政部長剛上任沒多少,亞爾特霍夫就不顧馬爾堡大學的反對,將某位已經超過50歲的助教升為正教授。因為他知道那位助教是財政部長的好友。因此不喜歡亞爾特霍夫的人就批評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亞爾特霍夫雖然為Ehrlich在柏林郊外設立「血清試驗研究所」,可是那所「血清試驗研究所」是由一棟老舊的貧民救濟館改造。不僅老舊,而且狹窄。亞爾特霍夫手上還有許多教授與研究者需要照顧,不能將公款只用在Ehrlich身上。
亞爾特霍夫注意到法蘭克福市。當時法蘭克福市沒有大學和像樣的學術機構,因此想吸引外界到法蘭克福市設立學術機構。亞爾特霍夫便向法蘭克福市市長提議,由法蘭克福市與國家共同出資設立研究所。法蘭克福市市長接受了這項提議,並且說服了市議會。1899年,「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成立。所長當然是Ehrlich。就這樣,亞爾特霍夫將Ehrlich從「四處碰壁,找不到出路,被大學排斥」的悲慘狀態救出,讓他坐上「皇家實驗治療研究所」所長職位。Ehrlich在優越的研究環境得以專心研究,不久他的研究成果就受到全世界學術界的注意。許多優秀的年輕研究員也慕名前往他的研究室,拜他為師,接受他的指導。他常對這些年輕研究員說,作研究要有四個要件:資金、忍耐、才能和幸運。Ehrlich本來就擁有忍耐和才能兩個要件,他欠缺的是資金和幸運這兩個要件。不過他碰到人生的貴人——亞爾特霍夫之後,便抓到了資金和幸運這兩個要件。1908年,Ehrlich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德國著名社會學者韋伯(Weber 1864-1920)一向強烈批評亞爾特霍夫,但是也說:「亞爾特霍夫沒有門閥主義。」的確,亞爾特霍夫眼中優秀的研究員,只看他們的資質,完全不看他們的出身背景或宗教信仰。
1901年,德國生理學家Behring(1854-1917)因研究「血清療法」而獲得第一次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和Ehrlich一樣,Behring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也經歷了一段坎坷的路程。而且也是亞爾特霍夫發現Behring的研究才能,提供他能夠專心研究的環境。
Behring和Ehrlich有許多共同點。首先兩人都出生於1854年,其次兩人年輕時,都在柏林的「Koch研究所」作研究。日本的研究員北里柴三郎(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當時也在「Koch研究所」作研究。Behring、Ehrlich與北里柴三郎就組成研究團隊共同研究白喉的治療方法。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2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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