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不知神佛教誨

不知神佛教誨
千瑤買了一本書「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作者是一位日本醫生大津秀一。25件死前會後悔的事當中,第24件是「不知神佛教誨」,內容
頗有趣。一部份內容如下︰
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時間存在(確信有超越死亡的將來)、關係存在(有可以信賴的家人、朋友、醫護人員等)、自律存在(有可以自己做決定的自由),這三種力量可以穩定人類的生命存在。這就是靈性照顧的村田理論。村田久行教授認為所謂靈性疼痛(亦即陷入找不到活著的意義、感覺到靈魂痛苦的狀態),是由於這三種力量中,一個以上以上的力量發生動搖所致。另外,即使喪失其中一種力量,也可以由其他力量來彌補,達到緩解靈性疼痛的效果。
卡爾.貝克(Carl B. Becker)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世界上最恐懼死亡的就是現代日本人。其中的理由,跟對來世的信仰逐漸變得淡薄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在日本人信仰的主流就是所謂的「無神論」,一般人都缺乏虔誠的宗教信仰。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能夠接納他們的「來世」已經消失。
只要相信有來世,在現世的死別就只是短暫的,今生的死別並非永遠,所以來世才會具有撫慰悲傷的強大力量。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某些宗教的教義,可能會比其他宗教更適合自己。所以不妨多接觸幾種宗教,互相比較斟酌。宗教應該是心靈的修行,透過宗教,每個人學習克己自律。
許多人都是等到死期將近時,才後悔沒有信仰宗教,然後才突然皈依某特定宗教。
會想要信仰宗教,可能是想要確認還有來世這樣的心願,希望在人生的最後,掌握生與死的意義。大家都像深怕錯過火車般急忙跳進車箱,有點難為情,但又半帶安心地自嘲為「天堂小偷」。
面對死亡時,並沒有貧富之分,在社會上名利雙收的公司大老闆,可能會大哭大叫。相反的,一個普通人卻可能平靜面對死亡。在人生中獲得越多的人,失去的也越多,所以到了最後,才會極力想抓住些什麼。
不過,到了終末期才開始著急尋求宗教力量,就算能到得了天國或來世,也很難說是否達到了心靈修行的目的。最理想的還是趁著身體健康時,多多認識、學習、思考生死觀,以及宗教問題。
人必須透過宗教,鍛鍊看穿事物本質的眼光。但是在生命只剩下幾個月時才開始做這件事,負擔可能重了些。
撇除先入為主的觀念,試著翻翻宗教書,或許會有意外的發現,也或許會因為領會到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煩惱和疑問其實都一樣,而覺得安心。所以,千萬不能小看宗教的力量。
理州上 2010年12月3日

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

墨子

墨子
孔子去世後沒多久,墨子出生於魯國,孟子誕生的時期,墨子去世。所以墨子是介於孔子和孟子之間的人,大約在西元前470年至西元前390年之間。
墨子出生於儒家大本營的魯國,自然也學過儒學,可是他對儒學不滿,認為儒學有許可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儒家的愛親疏有別,對越親近的人愛得越多,對越疏遠的人,愛得越少。其次,墨子認為儒家的禮樂過於繁瑣、過於重形式。
墨子最後拋棄儒學,自創門派。墨家集團規律嚴謹,首領稱為「鉅子」。有一次,一位住在秦國的鉅子,他的兒子犯了殺人罪。秦王很同情這個殺人犯,想饒恕他的罪,鉅子卻遵守墨家的規律,私下處死自己的兒子。
墨子思考天下為何如此亂?結論是人們沒有互相愛之故。很多人覬覦別人的財富,想據為己有。很多國覬覦別國的土地,想據為己有。如果大家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的家像愛自己的家一樣,愛別人的國像愛自己的國一樣,就不會有竊盜、殺人和戰爭。天下就會太平。因此墨子主張「兼愛」,也就是博愛,無差別的愛。
「愛」是什麼?墨子認為「愛」是利他。墨子的「兼愛」打破了「家」與「國」的樊籬、框框。
墨子並且主張「尚賢」,也就是無視當時的貴族階級,只要是賢慧的人,就予以重用,即使對方是工人或農人。這個主張在當時非常前衛。
墨子最重要的主張是「非攻」,也就是反對攻擊他國(為了抵抗侵略的武力行動則不反對。)名匠公輸盤為楚國製造雲梯,要攻打宋國。墨子聽到這個消息,花了10天趕到楚國,用他的智慧阻止了這場戰爭。墨子也站在經濟的立場,反對戰爭,因為戰爭妨礙生產,花費物質。墨子組織一批180人的敢死隊,專門幫助弱小、被侵略的國家,抵抗強大的國家。他們非常勇敢,可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墨家集團過著勤儉的生活,他們視夏王朝時的儉樸主義為理想。他們不唱歌、不奏樂,活著時,勤奮工作,死之後,簡單埋葬。他們認為從早到晚努力工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墨子主張「天志」,也就是天有意志。天喜歡正義、憎惡不義。墨子認為鬼神存在,對善惡施行賞罰。
對墨子的這種迷信主張,我不以為然,不過我想墨子是想用這種鬼神存在的說法,恐嚇一般愚夫愚婦,必須行善,否則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可說用心良苦。
所以墨子認為為政者應該承認鬼神能夠賞善罰惡,普遍向全國百姓宣傳。這樣才是真正治國利民的正道。因為如果大家都認為作惡會遭到鬼神的懲罰,就沒有人敢做壞事。
墨子也主張「非樂」(反對儒家的形式性雅樂)和「節葬」(反對儒家的繁瑣葬禮,認為應該從簡)。
墨子還主張「非命」,也就是反對「命運之說」,因為人們喜歡將自己的失敗怪罪於「命運」。大家認為「命裡該富裕便富裕,命裡該貧窮便貧窮,命裡該長壽便長壽,命裡該短命便短命,無論怎麼努力,都沒有用」這樣的想法阻礙人們努力改善現況。例如農人明明自己偷懶,不努力工作,以致收成不好,卻怪罪於「命運」不好。暴君明明自己治國無方,以致遭到亡國的下場,卻怪罪於「命運」不好。「命運」成為失敗者的藉口。
墨子去世後,墨家便分裂。根據「韓非子」,墨家分裂成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派。根據「莊子」,這三派稱別派為「別墨」,爭奪鉅子之位。到了戰國時代末期,兼愛、非攻的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秦漢之後,墨家徹底衰頹。「墨子」原來有71篇,現在只有53篇還存著。「墨子」不是墨子一個人所寫,而是墨家學派集體的創作。
墨子的「兼愛」主張,和耶穌的精神接近。但是他的「非攻」,只是反對侵略別人,並不反對抵抗侵略,他甚至主動幫助弱小者抵抗強大者。這和耶穌反對一切暴力,主張不抵抗(如果敵人打你的右臉,就伸出左臉讓對方打),甚至「愛敵人」,為對方禱告相比,顯然墨子的道德境界稍微低了一層。即使如此,他仍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位。墨子是我最欣賞的中國古代思想家。
★昨天大同(2371)以漲停板收盤,真令人驚喜!
理州上 2010年12月2日

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非議歷史(10)

非議歷史(10)
洋務運動的破產,使統治者們看到政治制度有問題。以「立憲」來說,西方立的憲是虛君制,中國立的憲竟然是實君制。
1915年,北大教授陳獨秀在北京創辦了「青年雜誌」。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明確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他認為︰人權就是民主,包括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於現今社會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遺留的,都一文不值。
陳獨秀還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的號召立即引來呼應聲,其中最有名的有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他們認為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出在文化,所以他們要提倡一種「新文化」,是大眾的而非貴族的、是科學的而非迷信的、是時代的而非復古的,其中尤以白話文運動影響最為深遠。在思想上,當然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批判最為激烈。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
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會引發的一場學生運動(五四運動),很快波及全國,從而將新文化運動推向高峰。
從「五四運動」到「七七」盧溝橋事變的近二十年時間裡,是中國文化最豐富多彩的一個時代,可能只有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相提並論。這些新文化的倡導者們似乎要將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浪漫主義運動、工業革命以及中國八十年來的救亡圖存運動畢其功於一役。
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與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氣象有著本質區別︰前者只是想將西方學術運用到中國來,後者則是創建。你看︰胡適、魯迅、郭沫若、馮友蘭、梁漱溟,哪一個身上沒有西方相應的學問家、文藝家影子?而老子、孔子、莊子、墨子、鄒衍、韓非子,哪一個不是自成一家?
人們在三百年前的黃宗羲時代就有了「非君論」了。
所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摧殘極大,它將新文化運動產生的一點好的影響(啟蒙),掃除殆盡。文革遺毒,至今猶存︰現在很多人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時,依然用那種咬牙切齒的咒罵方式。
二十世紀對中國發展之路而言,可以說是「試驗」的世紀,我們已經試驗了多種「跨越」,如果說是「摸石頭過河」,則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我們已經過了河,我們應該走上了一條健康發展之路︰這就是科學之路、和諧之路。
問題的核心還是文化!文化怎麼跨越?回到過去是「復古」,全盤西化是「複製」,而我們需要的是「復興」!
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走過了工業化時代,正在進入資訊時代。我們呢?我們可以跨越工業化時代嗎?
當一個大學名牌教授正在搖頭晃腦地講著我們傳統文化裡那些智謀(『孫子兵法』與二十四史)、那些玄學(『易經』)、那些忠孝節義、那些「無可無不可」時,我們到底是在跨越呢?還是在倒退呢?
我想,我們必須在把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脈絡重新梳理一番後,再把二十世紀歷史細細研究一番,然後才能談得上展望未來。為此,從文化意義上說,我們不妨將二十世紀定名為「跨越時代」。(全文完)
理州上 2010年12月1日

2010年11月29日 星期一

非議歷史(9)

非議歷史(9)
西元1601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數經周折,終於來到北京,從此翻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最擅長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最讓士大夫們大開眼界的,是利瑪竇向人展示出一幅用中文標注的世界地圖,他們獲知中國不僅不在世界中央,而且僅僅只是世界東部的一部份。在工部任職的李之藻與利瑪竇交上朋友後,在利瑪竇的指導下,重製了一幅世界地圖,這就是我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利瑪竇又與徐光啟、李之藻等數學家合作譯撰成「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勾股義」等書。
在1669年之後,西方科學遇上了一位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明君」,即清初的康熙皇帝。這位「英明之王」不僅偏好「西洋奇器」,而且認真地加以學習鑽研。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他興趣盎然,離開北京到暢春園時,仍然要西方的傳教士為他每天講解。康熙對西學的鑽研和興趣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代數、幾何、力學、光學、化學、工程、西醫、生物學和音樂等諸方面。他還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驗藥品,學會了種痘,在他的子女和宮女們身上實驗後,效果良好,立即推廣到蒙古。為瞭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還親自解剖了一隻冬眠的熊。他還站在河邊向水利官員講解如何計算水的流量。他甚至還在中南海豐澤園內試驗起雜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雜交之父」袁隆平還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組織的兩項全國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響深遠。一是組織全國優秀的天文數學家,編了一部我國科技史上具有很高價值的天文數學樂理叢書「律曆淵源」;二是組織人實地勘測繪製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它是我國第一次用科學方法繪製的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西歐各國所有的地圖更好,更精確。與此同時,他通過傳教士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交換禮品。
可惜,他在博覽經史之書後,奉行了一條傳統上的「內聖外王」的治國原理,把儒家設計的「堯舜時代」的政治道德藍圖當作理想去追求,完全看不到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工業革命。
為了加強君主集權統治,他對內強化封建專制,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他重農輕商,致使明末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對外則閉關自守,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後。他在竭力開創盛世局面時,其實已經走上了與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的道路。所以,他的這種學習研究也止於他個人的偏好,他並沒有因此而設科學方面的科目來開科招考進士。
幾乎與中國的康熙同時代,俄國也出了一位「奮發有為之君」,他就是彼得大帝。彼得大帝為了讓俄國趕上西方,同樣身體力行地學習西方知識。他曾扮成士兵,夾在留學生中去荷蘭造船廠學習造軍艦和駕船技術,冒充學者到英國拜訪牛頓,還和著名數學家佛哈森攀上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們討論科學方面的問題。
等他學成歸國後,立即加以發揮,於是乎,俄國有了報紙、博物館、圖書館、科學院、造船廠、海軍基地。不久,一座「集歐洲所有城市的精妙於一身」的新首都——聖彼得堡出現了,俄國迅速融入西方文明之中。
彼得和康熙的區別其實很簡單︰康熙只是將西方科學技術當作一種「奇技」,他學習的動機和目的多數是出自於自身愛好和炫耀,彼得大帝則是將整個西學(包括科學技術、人文制度)作為「富強之道」,其學習的動機和目的是讓整個國家振興!
清末明初,中國出現了三個大思想家,即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他們的思想都具有相當的啟蒙意識。
顧炎武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意識和玄學思想,特別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在學術上開一代之新風。他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表面上仍然是繼承儒家精神,實際是批評當時儒生追求不切實際的學風、清議和空談,強調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他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這種民本思想本來很容易發展成相當於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眾治」主張,即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由此,提出了一個最有名的口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這裡的「國家」,已經被曲解成某個統治者所擁有的「江山」了。
另一個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果按西方的標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夠格的學院派哲學家,他對宇宙和歷史形成與發展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其著作充滿哲學語言。他強調世界是物質的,一切道理(規律)皆產生於物質運動,因此,歷史是前進的,僅此一點,他將沉寂已久的先秦荀子的進化歷史觀發展到頂峰。他認為一切知識來源於實踐(『行』是『知』的基礎)。他也認為工商業和農業一樣,都是可以創造財富。
這三人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黃宗羲。現代很多人把他稱作「中國思想啟蒙之父」。原因是他能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其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明夷待訪錄」一書共十三篇。「明」是光明,「夷」是損傷之意,這個書名的意思就是光明受到傷害(指責當時黑暗的社會),等待賢者來訪。該書通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思想。
「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黃宗羲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歷史從周朝開始,都是亂世,並指斥這社會中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專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女子,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天下之大害者」。他斥責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整個一部「明夷待訪錄」可以與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相比美。只可惜他對民主論述還不夠明確,對如何實現民主也就無從談起。他的參照系還是「上三代」。看完他的書,似乎最好的制度,也只能來源於「天生一個明君」。
康熙和乾隆軟硬兼施地剝奪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使得明末清初時出現的一點點啟蒙之光,迅速熄滅。東西文明從此交錯而過,一邊是衰退,一邊是強盛,挨打的命運終於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
鴉片戰爭一聲砲響,中國開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有思想的人都在想︰「為什麼會這樣?應該如何面對、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看透這個問題,提出最大膽想法並全力實踐的人是洪秀全。以他為代表的一班造反者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出在統治者身上,那是一群只知剝削壓榨老百姓的吸血鬼。在他們心目中,滿清人和外國人沒有區別,都是異族,都是「妖」,前者叫「清妖」,後者叫「洋妖」。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在文化上,這個落第的秀才還看到了實質——儒教統治。於是,他們把孔子也列為「妖」。
李鴻章們苦心創辦、訓練三十年,終於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海軍——北洋水師。可是,在1905年,這個強大的水師遇到日本「世界第十三」的海軍進攻時,竟然全軍覆沒!直接的原因一目瞭然︰腐敗者所辦的軍工廠裡,生產的絕大部分是啞彈!(待續)
★休息一下後,華通又再度發動凌厲攻勢,以漲停板收盤,令人欣慰。
理州上 2010年11月30日

2010年11月28日 星期日

非議歷史(8)

非議歷史(8)
西方的啟蒙運動源於對神學的研究,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其先導。在中國文史上,最早的啟蒙思想萌芽,似乎也來自對儒學的研究。宋代的理學雖然將儒學進一步閹割,但理學的發展,於明代中葉,恰恰好產生了儒學的「異端」。其原因有三個︰政治上,明代過於黑暗,知識份子的生存受到威脅,必然進行思考;經濟上,江南地區的工商業發展,使得知識份子的思考有了現實基礎;學術上,因為理學提倡「格物致知」,即進行思考。
這話要從南宋著名思想家陸象山說起。陸象山因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中進行「道問學」與「尊德性」的論辯,開創「心學」一派。本來,自從朱熹被奉為理學的正宗後,心學逐漸遭人冷遇,但明代中葉,王陽明發掘冷落已久的陸象山心學,融合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論,以「吾心」判斷是非善惡,重新確立心學體系,故而史學上又稱為「陸王心學」。
王陽明在少年時代,按照朱熹的辦法,在竹林「格竹子」——即對著竹子企圖思考出天地之間的道理(天理),結果越格越糊塗。他中年時,貶官到一個叫龍場的偏遠地方做小吏(相當於一個縣的郵政局長),有一天,他突然感悟格物之道並非在物,而在心,由此轉向陸象山「心即理」的學說,並提出「致良知」的學說。哲學史上一般稱這個事件為「龍場悟道」。其學說思想可概括為三條︰一是從「人性本善」的立論出發,認為一切「良知」都是人所共有的,而且不論其賢愚、貴賤;二是「良知」就是「天理」,即儒家所說的仁、義、忠、孝等內容;三是人之所以有惡行,是因為被人間的慾望所蒙蔽,「致良知」就是去除「蒙蔽」,發現自己的真心,其方法是「克欲」,去除了慾望雜念,則人人可為聖人。
這種學說必然衝擊傳統偶像,動搖人們對孔孟程朱的信仰,並引發人們對聖賢偶像的懷疑和責難。同時,在倡導「人人平等」的觀念方面,意義深遠。所以,「良知」說一出,不僅給士大夫大開眼界,同時受到庶民百姓的熱烈歡迎。當然,這種學說立即受到道學家攻擊,而且他們以「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等罪名主張朝廷禁止學說傳播。但是王陽明後來成了朝廷重臣,而且他的學說是一種觀念,觀念的傳播豈是禁止得了?
繼承與發展陽明學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州學派,其創始人是泰州一個叫王艮的人。王艮出身社會底層,19歲經商,致富,三十歲才開始識字讀書。他聰慧絕倫,狂放不羈,經常以先知先覺自任,廣招門徒,藐視傳統經典。王艮曾拜會王陽明,以王陽明弟子自居。他對王學最大的貢獻是以百姓日用之學來闡釋「致良知」的學說。他認為人的自然之性便是天理。並認為孔子、孟子都認同「食、色,性也。」即承認人的合理慾望,而程朱理學公然提出「滅人欲」,顯然是錯誤的。他認為「人欲」就是「天理」。泰州學派還由肯定人欲進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認為「身與道原是一體」,因此「尊道」與「尊身」應該並重,保身與保國、保天下是一致的。這就非常接近西方啟蒙主義者們所提倡的人權論、人性論觀點了。
這些學說在文學家中得到廣泛的響應與運用。公安派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為銘言,創造了很多張揚人性自由的散文作品;馮夢龍創作、收集、整理的「三言二拍」以及很多民間傳說故事中,也對追求愛情、財富、功名等人性自由的精神予以肯定。
西元1580年,50歲的姚安知府李贄毅然辭職,此後的二十多年,他專心研究學問,並四處傳播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後來出版的兩本書裡,一本叫「焚書」,一本叫「藏書」。這兩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取得如此怪異,原因是李贄清楚地知道,這兩本書的內容完全是「離經叛道」的議論,因此,這兩本書的命運只有兩個︰要麼藏起來,要麼被焚燒。所幸這兩本書雖然被朝廷一禁再禁,但到底還是傳到了今天,讓我們能看到在那個儒教統治最黑暗時代一個叛逆者的思考。李贄在76歲時,被朝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關進監獄,自殺而死。
李贄的哲學思想受「心學」和佛教禪學的影響較大,他的宇宙觀是︰宇宙以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為基礎,經過無數變化,生出萬事萬物來。他認為人生於天地之間、宇宙之內,有發展人的「自然之性」的權力,任何教條性的儒家之清規戒律都是違反人性的。例如男女之愛,就是最大的「天理」。他對「西廂記」就備加讚賞,一反當時那些道學家們將其定位為「誨淫書」。在文學上,他提出了「童心說」,即不守教條,「獨抒性靈」。他反對王侯與庶民之間的差別,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觀點,這比盧梭早了三百年!
他極力反對「男尊女卑」,他更多驚世駭俗之論表現在對儒教大教主孔子以及孟子等人的批判上。他說士大夫們不過是把「先聖」的經文當作實現自己富貴的敲門磚罷了,那些當官有權有勢、作威作福之人不過是「不操戈矛之強盜」,所以「官逼民反」是必然的,為此,他高度評價「水滸傳」。他還為商人的社會地位鳴不平,認為經商致富是理所當然,因為追求物質財富也是天性使然。
李贄的觀點和思想主要在三個方面具有啟蒙意義,一是揭露道學家的虛偽,認為他們把孔學、儒學、理學中的道德當作取得功名利祿的工具。二是「義利」之辯,認為人生於世,追求物質利益是正當的,儒學中的重義輕利有失偏頗,利己是天經地義。三是他提倡人性、提倡重商。
李贄的理論只是批判性,而不是建設性,他沒有提出改造世界、改造社會或改造思想的新模式。比如人類的公平原則、社會秩序、教育方案等。也就是說,他提出了「天賦人權」(雖然這四個字,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但沒有提出民主自由的制度設計。
但把李贄列為中國啟蒙第一人,完全是應該的。他最大的成就是「對人的認識」。盧梭曾高度評價古希臘德爾斐神廟刻的箴言︰「認識你自己!」他認為這句話「比倫理學家們的一切巨作都更為重要、更為深奧。」
文學在張揚人性上,首先表現出來的是浪漫主義,這一點在「詩經」和「楚辭」裡已體現得淋漓盡致。雖然這種張揚人性的浪漫主義遭到了儒教的各種摧殘、閹割、曲解,卻仍然靠文學形式存活下來。
元代,給了平民文學繁榮一個極好的機會。因為元代曾一度取消過科舉考試,讀書人被排到社會的「第九等人」,這倒給文人轉型一個極好的契機,讓他們脫離官府,走向民間,用「文字」來謀衣食,而不是功名。
元代文人們的事業成功取向,無疑是戲劇。中國的戲劇在元代時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高峰,也是因為元代特定的時代因素所決定︰第一,元代疆土空前的大,商業空前繁榮,城市規模和城市經濟也達到相當水平,這些我們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可以清楚看到;第二,元代的皇家、官府既然不重視文學,則它必然走向民間。第三,朝廷既然不重視文學,則對文學的禁忌也就少,也就是說,元代沒有什麼文字獄。文人們可以放開地寫,什麼牢騷都可以發,什麼情感都可以抒,什麼政治都可以諷刺,什麼題材都可以觸及。
元末明初的大作中,第一部絕唱當屬「牡丹亭」,它透過對少女杜麗娘懷春的描寫,大力頌揚人類追求愛情的天性,以鬼神奇幻的形式,唱出了一曲曠古絕今的愛情之歌。作者在敘述主人公杜麗娘心理時,道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觀念已蕩然無存。她的生、她的死、她的復活、她的鬱悶、她的歡樂,都是為了愛情。在此之前,中國幾乎沒有一部像樣的傳奇、劇本如此敘述愛情以及愛情至上。
第二部算得上是對英雄主義熱烈歌頌的「三國演義」。
第三部是「水滸傳」,它同樣是一部英雄主義的頌歌,而且歌頌的是草根英雄。
第四部是「西遊記」。英雄、奇幻、樂觀、幽默這四個特點,把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推向一個高峰。
第五部是「封神演義」,這是一部不得不提的偉大作品,它頗有「荷馬史詩」的模樣︰敘述一個戰爭(《伊利亞特》講特洛伊戰爭,《封神演義》講武王伐紂)。
第六部是「三言」。內容雖然少不了說教,但對人性的歌頌已經達到啟蒙作家的水平,如其中寫賣油郎愛上一個妓女,就沒有對女主角做任何封建倫理上的批評。
以上作品,大都在對愛情、真情、友情和英雄主義的歌頌中,彌漫了一股衝擊君主專制、批判理學教義、貶斥封建功名的思想。
可惜,這種偉大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在後來的文字獄中,漸漸暗淡下去。清乾隆之後,幾乎沒什麼體現,只有「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寥寥幾部大作。前兩部書還一再被查禁,三本書的作者也都在窮困潦倒、貧病交加中死去。(待續)
★ 連勝文此次無辜被林正偉槍擊,我為他感到難過,流彈還不幸打死一位基督徒殘障民眾黃運聖。我記得我曾經因為連勝文「含著金湯匙出生」而咒咀他「送勞改營」,現在我取消這項咒咀,因為他此次無辜被槍擊,足以抵償「送勞改營」而有餘。祝他順利康復。
事件發生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媒體說:「國民黨是執政黨,應該對治安敗壞,負最大責任!」我對她這種一逮到機會就攻擊對手政黨的做法,非常看不起。她連「嚴厲譴責暴力!」「希望連勝文先生早日康復」之類的場面話都不願說。我奇怪為何有人說蔡英文形象清新,我覺得她的「老奸巨滑」與「冷血」,跟蘇貞昌、謝長廷相比,毫不遜色。
很高興蔡英文和蘇貞昌雙雙落選,我的股票可以暫時安心續抱了。和我走路姿勢很像的胡志強也當選,也令我高興。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楊秋興不幸落選。
理州上 2010年11月29日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非議歷史(7)

非議歷史(7)
雍正朝的文字獄更達到令人髮指、顫慄的程度。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詩集裡有「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詩句,皇帝認為這是存心誹謗「大清」,照大不敬律「斬立決」。乾隆帝時,文字獄更達到一個新的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多數罪名都來自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直到乾隆帝自己發現,如此下去,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在1782年下令︰「不勝其擾……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對歷史上的文字來一次徹底的「清算」,並藉機大量篡改古典,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後人感嘆地說︰「清人編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在胡人統治時期,胡漢文化的融合過程中,胡人文化中的那些優秀東西(我們姑且稱之為『新鮮血液』),並沒有保存下來、發揚光大;相反,漢人文化中的糟粕卻被制度化地發展起來。其中最可惜的有兩樣,一個是尚武精神;另一個是集體決策(相當於議會制)的政治制度。
我們以元朝為例。蒙古人是最尚勇武的,然而,當這個民族統治我們這塊古老大地時,只不到半個世紀,草原民族的凶悍便蕩然無存。民族融合並沒有產生文化上的「雜交優勢」,相反,中原文化中的糟粕被他們當寶一樣供起來。
蒙古人滅宋後,認為「讀聖賢書」的人是最無用之輩,把他們降為第九等人,列在乞丐之前、妓女之後(所謂『八娼九儒十丐』),自然科舉也被取消。當時的讀書人,只得流落民間,憑著會寫點詩文的本領,給戲班子寫劇本和歌詞,於是乎,中國文學史上最具人性的一批作品——元曲與元劇——誕生了。如果不是後來的變化,中國的莎士比亞可能就會隨之而出。
然而,當蒙古的領袖忽必烈在北京皇宮裡坐定之後,情形卻隨之逆轉。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崇高的封號,朝廷還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享受終身免稅、免役厚待,致使元代的書院達到四百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二萬四千四百所,所學習的內容全是儒家經典。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
在明代以前,中國曾有過非常輝煌的航海業。春秋戰國時期,海上航行能力已很強大。事實上,在蒸汽機時代以前,中國的造船業一直領先於世界。秦始皇五次巡遊海上,漢武帝七次巡遊海上。到了明代初年,中國的航海業達到頂峰。但是不久,中國卻出現了一個與世界性的「走向海洋」的時代大潮流完全相反的逆向運動——禁海。
明代初年,中國沿海地區受到倭寇嚴重襲擾,為此,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朝廷屢屢發佈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內地商賈出海勾結倭寇從事海盜貿易,但此舉嚴重束縛了中國人向海洋發展的活力和進取精神,無異因噎廢食。
1522年至1566年,明世宗屢次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清王朝立國之後,頒布了與明王朝相同的「寸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繼之又頒布遷海令,強令閩、粵、蘇、浙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越界者「立斬不赦」。
從明清以後,中國產生了成群成群的變態者。究其原因,皆因為信仰的丟失、迷信盛行、創造力被閹割、私有財產及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所致。其中,最後一個漢人政權明朝,在這方面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
明朝這個「明」字,真是一種文化的諷刺。因為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在實行「黑暗統治」上,朱元璋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代表。
第一,他大殺功臣。第二,他絕對獨裁,對群臣和地方官員實行特務(錦衣衛)管理。第三,大行農本主義,對商人隨意加刑、抄沒財產。第四,對官員實施低薪制,將貪官剝皮、滅族是常事。第五,禁止各種不利於以他為代表的朝廷及朝廷政策的言論,甚至連古人也不放過,如因為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就將孟子牌位從孔廟裡趕出去。第六,採取一系列古老的經濟財稅措施,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七,讓所有文人必須為他服務,不得當隱士。總之,朱元璋政權是一個時代的畸形兒,原因是這個人在人格上是變態的,他的出身及年輕時的貧賤遭遇造就了他仇恨官員、仇恨富人,他的野心和胸襟造就了他貪婪自私、奸毒殘暴,他打江山的成功又造就了他唯我獨尊、自以為是的性格。
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在他爺爺的陰影下成長,十分懦弱,政權很快被叔叔明成祖奪去。明成祖在航海上,做出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文治上,修了一部洋洋大觀的「永樂大典」,但他在殺起大臣和地方官方面,比起他的父皇朱元璋,更是一個不眨眼的魔王。
末代皇帝崇禎雖然勤政,卻十分剛愎自用,有點本領的大臣基本上被他殺光了,最後一個能打仗的袁崇煥,還中了滿清人的離間計,被凌遲處死。
明朝的宦官利用皇帝,權力極大。劉瑾事敗被查抄的財產,相當於朝廷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張居正的改革曾使明朝有了點「中興」的氣象,但他講究排場的程度,也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他回家探親時,所坐的轎子是幾百人抬的。明朝清官極少,但出了個例外——中國最傑出的清官海瑞,可惜,他也是個變態者。他為了清廉,能讓全家挨餓;他斷案時,對「公正」二字的理解是「寧屈富人、不屈窮人,寧屈晚輩、不屈長輩」,這個原則雖然讓弱勢群體有心理上的快感,可是它已經完全喪失了執法的原則。
明朝官員們為了貪污受賄,不顧朝廷的極刑,前仆後繼,最後達到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地步。
普通百姓也有很多變態者。表現最明顯的︰一是仇富心理。二是將宗教世俗化,見神就拜,信仰完全功利化;三是將仇恨壓抑後變態,袁崇煥被凌遲時,市民爭買其肉以洩憤;四是附會「忠孝節義」的封建倫理道德,為了立貞節牌坊,有的女孩竟做起了「望門寡」(沒出嫁時,未婚夫死了,為此,守寡一輩子);五是家族統治嚴厲,家法達到極無人性的地步;六是民間充滿迷信、反人性、算命、八卦、風水、看相、測字等,風行天下,長生術、登仙術、房中術,風靡一時。
啟蒙是人類以理性來面對世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使得這個對人類來說並不完美的世界來適應人類。啟蒙又與人道主義之提倡息息相關。
中國的文藝復興(大唐盛世),復興的是競爭(智謀)文化和帝國(大一統)文化。隨後,在逆動時代,儒學倒退(對經典的詮釋與對世界的感悟,而不是科學研究與探索)、私有制遭到打擊、科學技術受到貶斥、航海被封鎖。科學技術的落後和崇文抑武的國策(儒生治國)再加上帝王和官僚集團的腐敗,最終使得中西文明碰撞時,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實際上,從南宋時的重商、明朝的反道學、明末清初對君權的質疑、明清時期的西學東進,就可以看出中國一部分覺醒的知識份子,已經在有意無意之中,擔負起了啟蒙的重任。
但是,太平天國失敗了,百日維新失敗了,北洋水師失敗了,辛亥革命也不能說算成功。從文化意義上看,只有到了「五四運動」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才真正可以說︰中國開始啟蒙了。而且是一次集文化復興與啟蒙運動於一體的運動。但這場運動,因為日本帝國全面侵華而被迅速湮沒在救亡圖存運動之中。
(待續)
★我希望這次選舉,陳致中能夠得到全國第一高票,這樣政論節目的名嘴們才有精彩的話題。我還希望朱立倫可以勝蔡英文,因為我實在不喜歡蔡英文。我也希望楊秋興可以當選,因為我覺得他是大高雄三位候選人當中比較有良心的從政者。至於台北市,郝龍斌和蘇貞昌,誰落選,我都樂見其成。
理州上 2010年11月26日

2010年11月24日 星期三

非議歷史(6)

非議歷史(6)
朱熹思想最反動的是他認為與「天理」相對應的有一個「人欲」,人欲中包含了很多貪欲,如對財富美色的追求,這些東西的存在,影響了對天理的知曉和執行,為此,必須「存天理、滅人欲」。
與朱熹同時代的還有一個思想家叫陸九淵。他認為「天理就是我們的心」,以此而論,則人心所擁有的正當慾望也都是天理了。為此,他與朱熹展開了一場學術辯論,時間是西元1175年,地點是江西鵝湖寺,學術界稱之為「鵝湖之會」。陸九淵還對「四書」提出了一些疑問。
就此而論,陸九淵的思想是進步的。如果往前進一步,可以走上儒教改革的光明之路了。事實上,南宋的陳亮、葉適等人也確實利用這個理論,甚至提出鼓勵工商業者發財的理論。只可惜,這種學術思想在蒙古人南下後消亡了。
距鵝湖之會333年後,在貴州一個叫龍場的窮鄉僻壤裡,有一座驛站(郵政所),一個小驛丞(郵政所長)正對著竹子苦苦思考。因為按照朱熹「格物」理論,他對著這個竹子應該可以認識到「天理」的,但七天七夜過去了,他一無所獲,可是就在快結束時,他忽然頓悟,他豁然開朗地認識到︰天理不就在我的心中嗎?我心就是天理啊!發現我心中真善美的東西,就是發現了天理;按照內心真善美的要求行事,就是按照天理行事。當然,那時沒有「真善美」這個詞,他取的名叫「良知」,發現並按照這種良知行事的過程,叫「致良知」。這個學術思想一般稱之為「心學」,這個人叫王陽明。
王陽明認為人人心中都具備了做聖賢的東西,我們只要發現它,培育它就行了。他認為聖賢書也不需要多讀了,向我們的心靈深處求真理就是了。王陽明的學說,較容易為人接受,因為這省了很多做學問的辛苦。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朱熹的「格物」有很多科學的精神,而王陽明的「返觀其心」,則完全是偷懶。王陽明的一些弟子、傳人們也真的提倡人們少讀書、少思考,「保持本心」就可以了。不僅「可以了」,而且可以成為聖人,因為人人都有心,所以「人人得而為堯舜」。至此,知識份子們既不用去實踐,也不用獨立思考了。中國學術,至此可以說已經淪亡。無怪乎清儒們已經無事可做,為了名利,只有做八股文,再就是考證了!從宋代中後期到晚清,真正的知識份子已經寥若晨星。
如果說科舉制採用了以功名為誘餌,對整體知識份子的獨立意識和精神進行了一次整體閹割的話,那麼,它總還會有「漏網之魚」,因為中國傳統思想裡還有一種「淡泊功名」。於是,帝王及其幫凶們向那些「不聽話」的文人們舉起了屠刀,文字獄應運而生!
李賀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由於他父親名叫李晉肅,一些嫉妒李賀才華的人就說「進士」中的「進」與他父親名字中的「晉」同音,因此按照儒家經義中所說的「為親者諱」,他是不能考進士、中進士的,否則就是「大不孝」。
當時的文壇領袖韓愈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諱辯」,在文章結尾時指出︰如果一個人的父親名叫「某某仁」,則他的兒子就不能做「人」了嗎?可是韓愈的文章也不能改變李賀不能參加進士考試的命運。李賀在寫下「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美麗詩句後,於27歲時,在鬱鬱不得志的心境下貧病而死。
朱元璋出身卑微,內心陰暗,最怕別人看不起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威嚴,他對大臣和文人妄加殺戮。當時的江淮方言,「則」與「賊」讀音相似,浙江林元亮所寫的文章中,因為有「作則垂憲」的句子,而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為文章中有「垂子孫而作則」,也被殺。因為朱元璋曾經落草為寇,他懷疑這些人在譏諷他以往的經歷。
但這些都沒有清朝的文字獄來得規模大、影響深遠。
清朝朝廷規定︰民間印書,必須先由朝廷相關的官員校閱後,才能刊行。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制度。
康熙在中國史學家眼中,算是個大明君,但他的文字獄卻很「空前」,最著名的有「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集」案、朱方旦中補說案等四大文字獄。
浙江富戶莊廷鑨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便出錢請人編了一本「明史輯略」。書中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舊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寫清軍人入關用了「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西元1663年在杭州,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買書的、賣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主犯莊廷鑨雖已死去多年,仍照大逆律剖棺戮屍。
「南山集」案大略經過是︰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任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為「南山集」寫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後來康熙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改流放黑龍江。
「朱方旦中補說案」大略經過是︰名醫朱方旦發現腦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認定的「心」,他撰文說︰「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此說一發表,引起醫學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最後朝廷按「妖言惑眾」之罪將其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燬。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著作中一定有不少超越西方醫學的發現,但都化作了灰燼,讓我們無從查考。「文字獄」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摧殘力,由此可見一斑!明中葉以來的文藝和科技復興,就被這一系列的文字獄扼殺中斷了。(待續)
★華通(2313)終於回檔,我絲毫不擔心,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理州上 201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