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拆毀舊總督府
眾所周知,現在位於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的總統府,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你能想像中華民國政府因為仇日情結,而將總統府拆毀嗎?如果中華民國政府這麼做,你一定會說:「這個政府是不是瘋了?是不是嫌國庫錢太多,沒地方用?好好一棟總統府,幹嘛拆了?」南韓政府就這樣做!而且還得到人民稱讚!
舊朝鮮總督府於1916年,日本人將景福宮一部分拆去而開始建造,建築物樣式採取文藝復興形式,1926年完工。當時是漢城最秀麗的現代建築,即使經過70年,到了1990年代,仍舊富麗堂皇、美輪美奐。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就是在這棟建築物辦公。1948年,大韓民國建國宣言與制憲會議以及第一任總統就職典禮都是在這棟建築物舉行。後來韓國政府花費鉅資,將內部重新改造,成為國立中央博物館,於1986年開館。可是,1993年,金泳三政權成立後,便宣布要拆毀這棟建築物。如果考慮拆毀的費用,以及重新建造總統府和中央博物館的費用,一般人會認為拆毀是不智之舉。然而金泳三政權卻認為這樣可以「恢復民族精氣」,而不管是否浪費。
1993年8月8日,韓國內閣發表宣言:「在深思熟慮之後,我們認為應該早日拆除朝鮮總督府的建築物,尤其將民族文化之精髓的文化財保存在舊朝鮮總督府是一項錯誤。」
1995年是韓國擺脫日本統治50年,韓國人稱為「光復50周年」,這年,在「重建歷史」的口號下,南韓開始動工拆除舊朝鮮總督府,首先,舉行盛大的「告田祭」(告訴天地之神即將拆舊朝鮮總督府),接著於8月15日「光復節」正式動工。這天,在光化門前,擺設座席,金泳三總統和各界要人、市民共5萬人參加,在各種遊行與歌舞之後,用大型怪手將石造五樓中央的尖塔部分開始拆毀,拆毀過程中,還施放五彩煙幕,帶動歡樂氣氛。
這天文化體育部長朱燉植朗讀「告田文」:「拆毀曾經抹殺我民族的語言和歷史,剝奪民族生存的殖民政策大本營--朝鮮總督府,是清算陰鬱的過去,豎立民族的精氣,邁向統一與光明的未來。今天在此嚴肅宣告,我們將建設嶄新的文化。」
擺脫異民族統治後,經過50年,然後以「民族自尊心」為理由,拆毀舊統治者的建築物,這在世界歷史上極為少見。那麼,還沒拆毀前的50年間,難道就沒有「民族自尊」和「民族精氣」了嗎?難道破壞一棟建築物,「民族自尊」和「民族精氣」就會恢復了嗎?
拆毀當時,也有韓國人反對,而且是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舊朝鮮總督府是日本統治的象徵,所以應該保留做為後世子孫的歷史教訓、民族教訓。他們認為不管是光榮的歷史或污辱的歷史,都是歷史,都應該保留,而且正因為是污辱的歷史,才更應該保留,好好記取教訓。可是反對拆毀的聲音還是比不上「不想看到污辱的歷史」的聲音大。也有人從建築史與保存古蹟的觀點反對拆除,可是完全無法對抗民族主義的感情。
台灣和中國東北都曾經淪為日本殖民地,都有總督府,可是二次大戰後,卻都沒有拆除,可見韓國人的仇日情結之重超過我們想像。
在拆除的過程中,韓國人發現建築物底下有四間秘密地下室,合計27坪,韓國媒體就大肆報導:「發現地下拷問室!」並且在牆壁邊有水溝,韓國媒體便說那是在拷打獨立運動者時,要讓血流出的水溝。可是這些推理完全沒有資料做證據,而且以常識看,若這是警察署的地下室,還有可能,日本人怎麼可能在總督府的地下室設立拷問室呢?
「秘密地下室」的門是厚達14公分的鐵門,韓國媒體說那是為了防止拷問犯人時犯人的哀嚎聲外洩的隔音裝置。其實那地下室很可能是用來擺放文件的倉庫,而厚門可能是一種防火裝置。總之對韓國人而言,舊朝鮮總督府是萬惡的根源,欲除之而後快,拆毀時,有人建議保存拆毀後的石片殘骸,做為紀念,可是金泳三總統下令完全粉粹石片殘骸。
理州上 2010年4月21日
2010年4月19日 星期一
日帝的殘渣
日帝的殘渣
★般來台中後,千瑤的大妹瓊雅和二妹倩蓉對我們一家非常照顧,常常拿好吃的食物給我們,我非常感謝這兩位妹妹,倩蓉在我出意外住院時,還不時提供白蘭氏雞精給我,讓我有體力做復健,我很感謝她。
★★千瑤拿一本書給我看,書名「最後的演講」,作者為蘭迪.鮑許(Randy Pausch)。裡面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人類所有的發明中,最浪費時間的是電視!」值得大家彼此警惕。不過我覺得除了電視,還要再加上作者活著時還不存在的「電玩」,值得現代年輕人警惕。
★★★冰島火山爆發情況嚴重,影響歐洲經濟多大?以及影響世界股市多大?值得注意。尤其華航和長榮航空,少碰為妙。
二次大戰後,韓國努力去除「日帝的殘渣」。日式地名的「町」改成韓式地名的「洞」,例如「明治町」改成「明洞」。韓國不僅去日本化,也去中國化,他們要做自己。公文書規定一律用韓文,不得使用漢字。媒體也都使用韓文,人民看了漢字也大都不曉得什麼意思。韓國的報紙讀者投書欄中最常出現的投書是「排除日語」,就像台灣有許多殘留日語,如「歐吉桑」、「歐巴桑」、「運將」、「便當」一樣,韓國也有很多殘留日語,這是受過日本人長期統治後,不可避免的現象。本來這種現象可以任其自由發展,何況新增加的語彙可以豐富文化內涵,然而韓國人不這麼想,他們是民族主義掛帥,非得徹底清除「日帝的殘渣」不可!可是如果真的這麼做,對韓國文化來說,可能是一大浩劫,就像毛澤東在建國時候採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結果發現「人民」、「共產黨」、「民主主義、「共和國」都是日製漢語。
韓國媒體每天在使用的「新聞」、「放送」、「寫真」、「記者」、「記事」、「編集」、「社會部」、「政治部」、「報導局」等也都是日製漢語。如果不使用這些語彙,韓國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且日本新的日製漢語還源源不斷進口,例如「公害」、「環境保護」、「住民運動」、「自動販賣機」,當韓國人努力清除過去留下來的「日帝殘渣」時,新的日製漢語卻悄悄進門。不過韓國人近年很難得的造了一句漢語「性戲弄」,這句話就是中文的「性騷擾」。不過日本最近創造漢語的能力也大幅下降,因為他們現在都用片假名來表示外來語。
當AFKN(在韓美軍電視台)出現地圖,上面有「日本海」的標示,觀眾馬上打電話抗議,質問為何不用韓國人慣用的「東海」?還有公營電視台製作的連續劇中出現的電視機居然是「SONY」,電視台立刻接到觀眾的抗議電話。還有漢堡速食店在兒童餐附送的米老鼠,穿著日本和服,也受到抗議。
儘管韓國如此努力清除日本的影子,但是韓國社會卻是世界上對日本產品的資訊最快知曉的國家,消費者也非常喜愛日本商品,只是日本商品的廣告不能公然出現,雖然喜歡日本,可是不能讓別的韓國人知道。有時候媒體展開批日運動時,計程車甚至拒載日本人。
1980年代,NHK衛星電視在韓國也收看得到時,韓國媒體批評這是「電波侵略」、「文化侵略」。韓國政府還透過日本政府請NHK解決問題,後來發現這是時代趨勢,擋也擋不住,才不了了之。另一方面,韓國的有線電視卻24小時播放NHK衛星電視,而且收視率非常好。韓國的有線電視有一台是專門播放卡通影片,節目幾乎都是日製卡通。日本的漫畫也在韓國市場大受歡迎,韓國書市上的漫畫有百分之70是日本漫畫。但是和台灣一樣,日本漫畫中常常出現「暴力與色情」也常常在韓國引起議論。韓國到現在還禁止日本電影和日本歌曲。
為什麼韓國那麼怕日本文化?原因是受了日本長久統治,韓國人幾乎被日本同化,所以在二次大戰後,韓國的首要任務是清除身上的「日本味」,否則就不是獨立國家。韓國各級學校的教室擺設、運動場、廁所、教員辦公室等都和日本的學校一模一樣,連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方式也是日式。在這樣硬體和軟體都是日式的教育環境下,培養出來的韓國人,其實非常像他們憎惡的日本人。
鐵路也是如此,從剪票入口處、月台的樣式、車掌的動作到車內的廣播,都是日式。韓國的男性中學生和高中生一直到1970年代為止,都和日本的學生一樣,穿黑色的制服戴黑色的帽子。不過,1980年代以後,學生的服裝自由化。
韓國社會雖然有嚴重的仇日情結,可是另一方面卻常常有「向日本學習」的聲音。一發生什麼意外事故,第一個先問:「日本在這方面是怎麼做的?」日本對韓國來講太親近了,他們擔心會因此喪失對韓國的文化認同,所以韓國人的仇日情結其實代表他們的心理不安。
1965年,日韓國交正常化之後,韓國最大的反日運動是1974年韓國示威隊衝進首爾日本大使館。起因是這年的8月15日「光復節紀念典禮」時,一位住日的韓國青年文世光開槍暗殺朴正熙總統,卻誤殺了總統夫人陸英修,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這事與日本無關。」可是事後得知兇手文世光來自於北韓,而且兇手所使用的手槍是偷自於日本的大阪派出所,而總統夫人陸英修又普遍獲得南韓民眾愛戴,因此,日本外務省的聲明激起南韓民眾強烈反感。
韓國一有新政權誕生,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日本「謝罪與反省」
不過韓國也有知識分子對盲目仇日開始反省,女作家鄭然喜在1982年8月19日的「朝鮮日報」如此寫道:「解放後經過數十年,我們卻還需要日本這個刺激來提振我們的精神,太過在意日本,反而遭日本束縛,與其談『克日』,倒不如從『克己』做起。」
理州上 2010年4月20日
★般來台中後,千瑤的大妹瓊雅和二妹倩蓉對我們一家非常照顧,常常拿好吃的食物給我們,我非常感謝這兩位妹妹,倩蓉在我出意外住院時,還不時提供白蘭氏雞精給我,讓我有體力做復健,我很感謝她。
★★千瑤拿一本書給我看,書名「最後的演講」,作者為蘭迪.鮑許(Randy Pausch)。裡面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人類所有的發明中,最浪費時間的是電視!」值得大家彼此警惕。不過我覺得除了電視,還要再加上作者活著時還不存在的「電玩」,值得現代年輕人警惕。
★★★冰島火山爆發情況嚴重,影響歐洲經濟多大?以及影響世界股市多大?值得注意。尤其華航和長榮航空,少碰為妙。
二次大戰後,韓國努力去除「日帝的殘渣」。日式地名的「町」改成韓式地名的「洞」,例如「明治町」改成「明洞」。韓國不僅去日本化,也去中國化,他們要做自己。公文書規定一律用韓文,不得使用漢字。媒體也都使用韓文,人民看了漢字也大都不曉得什麼意思。韓國的報紙讀者投書欄中最常出現的投書是「排除日語」,就像台灣有許多殘留日語,如「歐吉桑」、「歐巴桑」、「運將」、「便當」一樣,韓國也有很多殘留日語,這是受過日本人長期統治後,不可避免的現象。本來這種現象可以任其自由發展,何況新增加的語彙可以豐富文化內涵,然而韓國人不這麼想,他們是民族主義掛帥,非得徹底清除「日帝的殘渣」不可!可是如果真的這麼做,對韓國文化來說,可能是一大浩劫,就像毛澤東在建國時候採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結果發現「人民」、「共產黨」、「民主主義、「共和國」都是日製漢語。
韓國媒體每天在使用的「新聞」、「放送」、「寫真」、「記者」、「記事」、「編集」、「社會部」、「政治部」、「報導局」等也都是日製漢語。如果不使用這些語彙,韓國會變成什麼樣子?而且日本新的日製漢語還源源不斷進口,例如「公害」、「環境保護」、「住民運動」、「自動販賣機」,當韓國人努力清除過去留下來的「日帝殘渣」時,新的日製漢語卻悄悄進門。不過韓國人近年很難得的造了一句漢語「性戲弄」,這句話就是中文的「性騷擾」。不過日本最近創造漢語的能力也大幅下降,因為他們現在都用片假名來表示外來語。
當AFKN(在韓美軍電視台)出現地圖,上面有「日本海」的標示,觀眾馬上打電話抗議,質問為何不用韓國人慣用的「東海」?還有公營電視台製作的連續劇中出現的電視機居然是「SONY」,電視台立刻接到觀眾的抗議電話。還有漢堡速食店在兒童餐附送的米老鼠,穿著日本和服,也受到抗議。
儘管韓國如此努力清除日本的影子,但是韓國社會卻是世界上對日本產品的資訊最快知曉的國家,消費者也非常喜愛日本商品,只是日本商品的廣告不能公然出現,雖然喜歡日本,可是不能讓別的韓國人知道。有時候媒體展開批日運動時,計程車甚至拒載日本人。
1980年代,NHK衛星電視在韓國也收看得到時,韓國媒體批評這是「電波侵略」、「文化侵略」。韓國政府還透過日本政府請NHK解決問題,後來發現這是時代趨勢,擋也擋不住,才不了了之。另一方面,韓國的有線電視卻24小時播放NHK衛星電視,而且收視率非常好。韓國的有線電視有一台是專門播放卡通影片,節目幾乎都是日製卡通。日本的漫畫也在韓國市場大受歡迎,韓國書市上的漫畫有百分之70是日本漫畫。但是和台灣一樣,日本漫畫中常常出現「暴力與色情」也常常在韓國引起議論。韓國到現在還禁止日本電影和日本歌曲。
為什麼韓國那麼怕日本文化?原因是受了日本長久統治,韓國人幾乎被日本同化,所以在二次大戰後,韓國的首要任務是清除身上的「日本味」,否則就不是獨立國家。韓國各級學校的教室擺設、運動場、廁所、教員辦公室等都和日本的學校一模一樣,連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方式也是日式。在這樣硬體和軟體都是日式的教育環境下,培養出來的韓國人,其實非常像他們憎惡的日本人。
鐵路也是如此,從剪票入口處、月台的樣式、車掌的動作到車內的廣播,都是日式。韓國的男性中學生和高中生一直到1970年代為止,都和日本的學生一樣,穿黑色的制服戴黑色的帽子。不過,1980年代以後,學生的服裝自由化。
韓國社會雖然有嚴重的仇日情結,可是另一方面卻常常有「向日本學習」的聲音。一發生什麼意外事故,第一個先問:「日本在這方面是怎麼做的?」日本對韓國來講太親近了,他們擔心會因此喪失對韓國的文化認同,所以韓國人的仇日情結其實代表他們的心理不安。
1965年,日韓國交正常化之後,韓國最大的反日運動是1974年韓國示威隊衝進首爾日本大使館。起因是這年的8月15日「光復節紀念典禮」時,一位住日的韓國青年文世光開槍暗殺朴正熙總統,卻誤殺了總統夫人陸英修,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這事與日本無關。」可是事後得知兇手文世光來自於北韓,而且兇手所使用的手槍是偷自於日本的大阪派出所,而總統夫人陸英修又普遍獲得南韓民眾愛戴,因此,日本外務省的聲明激起南韓民眾強烈反感。
韓國一有新政權誕生,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日本「謝罪與反省」
不過韓國也有知識分子對盲目仇日開始反省,女作家鄭然喜在1982年8月19日的「朝鮮日報」如此寫道:「解放後經過數十年,我們卻還需要日本這個刺激來提振我們的精神,太過在意日本,反而遭日本束縛,與其談『克日』,倒不如從『克己』做起。」
理州上 2010年4月20日
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小中華思想
小中華思想
台灣和韓國同樣被日本長期統治,台灣人有親日情結,韓國人卻有嚴重的仇日情結,為什麼?難道日本人對台灣人特別仁慈,對韓國人特別殘酷?難道日本人在台灣努力建設,在韓國故意不建設?我想不可能,日本人沒這麼無聊、這麼厚此薄彼。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要探討這個問題。
李朝前期的世宗制定朝鮮獨自的文字朝鮮文(hangeul),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當時包括官員在內的知識份子群起反對,認為:「豈有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之理?」這個文字一直到李朝末期都被稱為「諺文」,被知識分子輕蔑,不被當成正規文字。朝鮮什麼都向中國學,連科舉制度也引進。
不過在古代中國眼中,朝鮮的文明程度遠低於日本,中國皇帝授倭金印,授琉球國王銀印,卻什麼印也沒授給朝鮮。
朝鮮半島的西北部與中國為鄰,高句麗、百濟、新羅都爭相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行臣下之禮,以獲得獨立的保障,並且在與朝鮮半島其他國家敵對時,獲得有力立場。
新羅曾經行使獨自的年號,受唐朝譴責,趕緊取消自己的年號,改採唐朝的年號。
當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混亂期時,高麗在中國出現安定政權時,用中國年號,當中國進入混亂期時,就用自己的年號。宋與僚並立時,兩者的年號並記,誰也不得罪。不過北宋與僚並立時,以及南宋與金並立時,宋的年號記在前面。
有一年高麗使節到宋,送給宋朝官員他寫的詩集,宋朝官員評價很高,取名「小華集」,朝鮮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已經達到中國一般的高水準,之後便自稱為「小中華」或「小華」。
甚至有朝鮮人認為無論就歷史的悠久或儒家思想的傳統,朝鮮都不輸於中國,兩國算是並駕齊驅。
不過朝鮮對中國還是相當尊重,例如在中國明朝時,若朝鮮官兵抓到中國的犯罪者,不能任意處刑,必須謹慎地送回中國,交給中國官方處置。因此當朝鮮官兵在與倭寇戰鬥時,若不小心把中國人當成倭寇(當時中國海盜與倭寇常分不清)殺死,就要接受上級處罰。
李朝認為周邊國家都是沒有文明的夷狄,包括日本在內。「李朝實錄」就寫道:「東邊有倭奴來通信者……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李朝在過新年時,國王首先要穿上明朝皇帝賜予的禮服,然後向明朝皇帝的皇宮方向遙拜,接著,換紅色的紗袍,接受夷狄的朝拜。
當明朝被清朝消滅時,朝鮮很難接受清朝這個夷狄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便有朝鮮人主張:「中原的中華文明已隨明朝的滅亡而滅亡,中華文明的優等生--朝鮮才是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李朝瞧不起中國的清朝和日本,拒絕與兩國交流,採取鎖國政策。到了18世紀後半,才改觀。當時北學和西學抬頭,北學就是指向清朝學習文物,西學就是指透過清朝學習西洋文明。但是知識份子仍然持續李朝的理念,認為歐美是「洋夷」,日本是「倭夷」。
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都直稱日本的天皇為「天皇」,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可是韓國人卻不這樣想,他們認為稱「天皇」太過抬舉日本天皇了,連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都只稱「皇帝」,中國周邊國家的統治者只能稱「王」,但是日本的天皇不但稱「皇」,還加上一個「天」,真是膽大包天,不要臉到極點。所以他們稱日本天皇為「日王」。韓國人的仇日情結超乎我們想像。
當昭和天皇於1989年1月7日去世時,韓國要派誰去日本參加天皇的葬儀成為一大問題。南韓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朝鮮日報」於1月10日的社論寫道:「韓國總統若參加日王裕仁的葬儀,意味我們忘記、原諒裕仁所犯的罪,我們還不能原諒,我們必須固守獨立國家與國民的原則,我們要固守對死者的信義與闡明日本的罪,代表韓國人的韓國總統絕對不能去參加葬儀,韓國代表能列席戰犯的葬儀嗎?」結果,盧泰愚總統並沒有參加葬儀,而是派姜英勲国務総理參加。
中國和朝鮮傳統上都瞧不起日本,認為日本文化較低,是「倭奴」,不料到了近代,卻被日本侵略,朝鮮還被日本併吞,成為日本殖民地,真是奇恥大辱。台灣就沒有這個情結,台灣沒什麼文化可言,因此被日本統治後,除了極少數受過漢文教育的知識份子反抗外,其他民眾大都乖乖接受日本這個新統治者,並且也享受日本人帶來的新文明與現代建設。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人與韓國人仇日情結很重,而台灣人反而有親日情結之故。
理州上 2010年4月19日
台灣和韓國同樣被日本長期統治,台灣人有親日情結,韓國人卻有嚴重的仇日情結,為什麼?難道日本人對台灣人特別仁慈,對韓國人特別殘酷?難道日本人在台灣努力建設,在韓國故意不建設?我想不可能,日本人沒這麼無聊、這麼厚此薄彼。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要探討這個問題。
李朝前期的世宗制定朝鮮獨自的文字朝鮮文(hangeul),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當時包括官員在內的知識份子群起反對,認為:「豈有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之理?」這個文字一直到李朝末期都被稱為「諺文」,被知識分子輕蔑,不被當成正規文字。朝鮮什麼都向中國學,連科舉制度也引進。
不過在古代中國眼中,朝鮮的文明程度遠低於日本,中國皇帝授倭金印,授琉球國王銀印,卻什麼印也沒授給朝鮮。
朝鮮半島的西北部與中國為鄰,高句麗、百濟、新羅都爭相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行臣下之禮,以獲得獨立的保障,並且在與朝鮮半島其他國家敵對時,獲得有力立場。
新羅曾經行使獨自的年號,受唐朝譴責,趕緊取消自己的年號,改採唐朝的年號。
當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混亂期時,高麗在中國出現安定政權時,用中國年號,當中國進入混亂期時,就用自己的年號。宋與僚並立時,兩者的年號並記,誰也不得罪。不過北宋與僚並立時,以及南宋與金並立時,宋的年號記在前面。
有一年高麗使節到宋,送給宋朝官員他寫的詩集,宋朝官員評價很高,取名「小華集」,朝鮮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已經達到中國一般的高水準,之後便自稱為「小中華」或「小華」。
甚至有朝鮮人認為無論就歷史的悠久或儒家思想的傳統,朝鮮都不輸於中國,兩國算是並駕齊驅。
不過朝鮮對中國還是相當尊重,例如在中國明朝時,若朝鮮官兵抓到中國的犯罪者,不能任意處刑,必須謹慎地送回中國,交給中國官方處置。因此當朝鮮官兵在與倭寇戰鬥時,若不小心把中國人當成倭寇(當時中國海盜與倭寇常分不清)殺死,就要接受上級處罰。
李朝認為周邊國家都是沒有文明的夷狄,包括日本在內。「李朝實錄」就寫道:「東邊有倭奴來通信者……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李朝在過新年時,國王首先要穿上明朝皇帝賜予的禮服,然後向明朝皇帝的皇宮方向遙拜,接著,換紅色的紗袍,接受夷狄的朝拜。
當明朝被清朝消滅時,朝鮮很難接受清朝這個夷狄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便有朝鮮人主張:「中原的中華文明已隨明朝的滅亡而滅亡,中華文明的優等生--朝鮮才是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李朝瞧不起中國的清朝和日本,拒絕與兩國交流,採取鎖國政策。到了18世紀後半,才改觀。當時北學和西學抬頭,北學就是指向清朝學習文物,西學就是指透過清朝學習西洋文明。但是知識份子仍然持續李朝的理念,認為歐美是「洋夷」,日本是「倭夷」。
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都直稱日本的天皇為「天皇」,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可是韓國人卻不這樣想,他們認為稱「天皇」太過抬舉日本天皇了,連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都只稱「皇帝」,中國周邊國家的統治者只能稱「王」,但是日本的天皇不但稱「皇」,還加上一個「天」,真是膽大包天,不要臉到極點。所以他們稱日本天皇為「日王」。韓國人的仇日情結超乎我們想像。
當昭和天皇於1989年1月7日去世時,韓國要派誰去日本參加天皇的葬儀成為一大問題。南韓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朝鮮日報」於1月10日的社論寫道:「韓國總統若參加日王裕仁的葬儀,意味我們忘記、原諒裕仁所犯的罪,我們還不能原諒,我們必須固守獨立國家與國民的原則,我們要固守對死者的信義與闡明日本的罪,代表韓國人的韓國總統絕對不能去參加葬儀,韓國代表能列席戰犯的葬儀嗎?」結果,盧泰愚總統並沒有參加葬儀,而是派姜英勲国務総理參加。
中國和朝鮮傳統上都瞧不起日本,認為日本文化較低,是「倭奴」,不料到了近代,卻被日本侵略,朝鮮還被日本併吞,成為日本殖民地,真是奇恥大辱。台灣就沒有這個情結,台灣沒什麼文化可言,因此被日本統治後,除了極少數受過漢文教育的知識份子反抗外,其他民眾大都乖乖接受日本這個新統治者,並且也享受日本人帶來的新文明與現代建設。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人與韓國人仇日情結很重,而台灣人反而有親日情結之故。
理州上 2010年4月19日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
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
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沒有參政權,也無法擔任政府官員,在社會上歧視情形嚴重,台灣人與日本人結婚,法律上沒效力,在心理面和精神面,台灣人都承受著嚴重的屈辱。不過這種異民族的歧視統治反而有助於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當台灣人知道武力抗爭無濟於事時,他們另外尋找方法來減輕統治者的壓迫,這時候,林獻堂出場了。
林獻堂(1881-1956)是台中霧峰大地主林家的中心人物,台灣總督府於1902年任命22歲的林獻堂為霧峰區長。
1913年,林獻堂前往中國北京會見梁啟超,歸途順便去日本見板垣退助。林獻堂向板垣退助抱怨總督府在台灣種種不合理的施政,板垣退助深表同情,並且認為台灣人可以扮演促進中日親善的友誼橋梁角色。1914年,在林獻堂的邀請下,78歲高齡的板垣退助到台灣訪問。
板垣退助後來向大隈重信首相建議應該設立「台灣同化會」,以便促進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大隈重信同意,台灣總督府也不得不贊成。
1914年,「台灣同化會」在台北成立。不過林獻堂的動機與板垣退助的動機稍有不同,板垣退助的動機是希望藉此讓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林獻堂則根本不在乎同化不同化,他的主要動機是要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同化」只是要避開總督府鎮壓的權宜之計。不過台灣總督府還是沒有輕易放過「台灣同化會」這個台灣人的合法組織,「台灣同化會」只成立二個月,就被強迫解散。
「台灣同化會」的目的之一是要廢除「六三法」,所謂「六三法」就是賦予台灣總督在台灣行使立法權,即使與日本國內的法律有衝突也無所謂。
1918年,林獻堂赴東京與台灣留學生成立以廢除「六三法」為主要目的的「啟發會」,林獻堂擔任會長。1920年,再成立「新民會」,同樣是林獻堂擔任會長。同時創辦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月刊),這是台灣人以政治為目的的第一份定期刊物,但是這份刊物的內容常常觸犯日本政府的紅線,因此時常遭受日本內政部禁止發行的處分,1922年,改成「台灣」月刊,1923年,再改成漢文半月刊「台灣民報」,1925年,變成周刊,1930年,改稱「台灣新民報」周刊,1932年,變成日報,這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唯一的報紙。
新民會的幹部除了與日本的有識之士保持連絡外,也與中華民國和朝鮮的民族主義者接觸。新民會成立時的會員除了林獻堂之外,還有連雅堂(連雅堂就是連橫,其子為連震東,其孫為連戰,其曾孫為那位含金湯匙出生看起來明顯營養過多的連勝文)、吳三連、郭國基、蔡培火等人,後來都活躍於社會。
他們要求設立台灣議會,他們要求台灣的立法權不應掌握在台灣總督的手裡,而應該掌握在由台灣人民公選出來的台灣議會手裡。加入「台灣同化會」的台灣人,有一部分是真心想同化日本,另一部分人知道「同化」只是個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爭取台灣民主,提高台灣人地位。從1921年到1934年,他們每年向日本意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請願書,由於1924年提出兩次,所以總計15次,署名的人總共有1萬8528人。
日本政府為了紓解台灣人的不滿情緒,於1921年,設立由總督府官選的「評議會」,在各州、市、街、庄也設立官選的「協議會」(1935年之後,「協議會」才民選)。總督自己擔任「評議會」的會長,總督府內的總務會長擔任「評議會」的副會長。「評議會」的會員則由總督在有學識的台灣人中挑選,而且總督若認為有必要,即使在任期中,也可以隨時解除會員資格。會員中,官員7人、在台日本人9人、台灣人9人。「評議會」完全沒有監督總督的功能,反而受總督左右,甚至到了1930年,「評議會」才有「建議權」。最初被任命為「評議會」會員的台灣人有林獻堂、辜顯榮等9人。
各級「議會」不僅對其對應的行政機關首長沒有行使不信任或罷免的權力,而且台灣總督府還有權力解散各級議會。這樣的「地方自治」實在有其名而無其實。
日本的中央政府一向不讓殖民地人士參與國政,可是到了1932年,日本政府任命朝鮮的朴泳孝為貴族院議員,又於1934年,任命台灣的辜顯榮為貴族院議員。辜顯榮是台灣人中唯一的例外,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沒有任何台灣人有此殊榮。
1923年,東京帝大政治科畢業的劉明朝被任命為總督府屬,這是第一位擔任總督府官員的台灣人。
宜蘭出身在台北當開業醫生的蔣渭水與林獻堂商量之後,於1921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啟蒙台灣人並推動台灣民主運動。創立時會員有1032人,總理為林獻堂,專務理事為蔣渭水,理事41名,都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台灣文化協會從1923年到1926年間在台灣各地舉辦了798次演講,引起很大回響,聽眾總共達到29萬5981人。但是日本政府以治安警察法為由,常常干涉演講會,有87次讓演講者中止演講,57次解散集會。
當時大家對社會主意很關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也受到影響。台灣文化協會分成主張共產主義的連溫卿派、受辛亥革命影響的蔣渭水派以及主張合法性台灣民主運動的蔡培火派。後來連溫卿派贏得主導權,蔣渭水派與蔡培火派則於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這個黨持續到1931年才被日本官方禁止,雖然只有短短4年,卻是台灣史上空前的合法政黨。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實施「黨禁」,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有第二個合法政黨。
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黨員有謝雪紅等7人,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人共產主義代表呂運亨兩人列席。
從1927年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左傾,並且成為台灣共產黨的溫床。
1930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和民眾黨分道揚鑣,決定走更穩健的路,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是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幹部們嗅到危險氣氛,便於1937年主動解散。
日據時代,教育逐步擴充,以下是1918年和1935年的各校數與學生數的比較。
教育的擴充
1918年 1935年
校數 學生數 校數 學生數
大學 0 0 1 114
專門學校 1 252 4 976
中學校 4 1843 24 12241
師範學校 2 908 4 1379
職業學校 3 393 46 5552
小、公學校 541 128436 917 407449
其他學校 19 1706 23 4457
理州上 2010年4月16日
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沒有參政權,也無法擔任政府官員,在社會上歧視情形嚴重,台灣人與日本人結婚,法律上沒效力,在心理面和精神面,台灣人都承受著嚴重的屈辱。不過這種異民族的歧視統治反而有助於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當台灣人知道武力抗爭無濟於事時,他們另外尋找方法來減輕統治者的壓迫,這時候,林獻堂出場了。
林獻堂(1881-1956)是台中霧峰大地主林家的中心人物,台灣總督府於1902年任命22歲的林獻堂為霧峰區長。
1913年,林獻堂前往中國北京會見梁啟超,歸途順便去日本見板垣退助。林獻堂向板垣退助抱怨總督府在台灣種種不合理的施政,板垣退助深表同情,並且認為台灣人可以扮演促進中日親善的友誼橋梁角色。1914年,在林獻堂的邀請下,78歲高齡的板垣退助到台灣訪問。
板垣退助後來向大隈重信首相建議應該設立「台灣同化會」,以便促進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大隈重信同意,台灣總督府也不得不贊成。
1914年,「台灣同化會」在台北成立。不過林獻堂的動機與板垣退助的動機稍有不同,板垣退助的動機是希望藉此讓台灣人早日同化日本。林獻堂則根本不在乎同化不同化,他的主要動機是要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同化」只是要避開總督府鎮壓的權宜之計。不過台灣總督府還是沒有輕易放過「台灣同化會」這個台灣人的合法組織,「台灣同化會」只成立二個月,就被強迫解散。
「台灣同化會」的目的之一是要廢除「六三法」,所謂「六三法」就是賦予台灣總督在台灣行使立法權,即使與日本國內的法律有衝突也無所謂。
1918年,林獻堂赴東京與台灣留學生成立以廢除「六三法」為主要目的的「啟發會」,林獻堂擔任會長。1920年,再成立「新民會」,同樣是林獻堂擔任會長。同時創辦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月刊),這是台灣人以政治為目的的第一份定期刊物,但是這份刊物的內容常常觸犯日本政府的紅線,因此時常遭受日本內政部禁止發行的處分,1922年,改成「台灣」月刊,1923年,再改成漢文半月刊「台灣民報」,1925年,變成周刊,1930年,改稱「台灣新民報」周刊,1932年,變成日報,這是日據時代台灣人唯一的報紙。
新民會的幹部除了與日本的有識之士保持連絡外,也與中華民國和朝鮮的民族主義者接觸。新民會成立時的會員除了林獻堂之外,還有連雅堂(連雅堂就是連橫,其子為連震東,其孫為連戰,其曾孫為那位含金湯匙出生看起來明顯營養過多的連勝文)、吳三連、郭國基、蔡培火等人,後來都活躍於社會。
他們要求設立台灣議會,他們要求台灣的立法權不應掌握在台灣總督的手裡,而應該掌握在由台灣人民公選出來的台灣議會手裡。加入「台灣同化會」的台灣人,有一部分是真心想同化日本,另一部分人知道「同化」只是個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爭取台灣民主,提高台灣人地位。從1921年到1934年,他們每年向日本意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請願書,由於1924年提出兩次,所以總計15次,署名的人總共有1萬8528人。
日本政府為了紓解台灣人的不滿情緒,於1921年,設立由總督府官選的「評議會」,在各州、市、街、庄也設立官選的「協議會」(1935年之後,「協議會」才民選)。總督自己擔任「評議會」的會長,總督府內的總務會長擔任「評議會」的副會長。「評議會」的會員則由總督在有學識的台灣人中挑選,而且總督若認為有必要,即使在任期中,也可以隨時解除會員資格。會員中,官員7人、在台日本人9人、台灣人9人。「評議會」完全沒有監督總督的功能,反而受總督左右,甚至到了1930年,「評議會」才有「建議權」。最初被任命為「評議會」會員的台灣人有林獻堂、辜顯榮等9人。
各級「議會」不僅對其對應的行政機關首長沒有行使不信任或罷免的權力,而且台灣總督府還有權力解散各級議會。這樣的「地方自治」實在有其名而無其實。
日本的中央政府一向不讓殖民地人士參與國政,可是到了1932年,日本政府任命朝鮮的朴泳孝為貴族院議員,又於1934年,任命台灣的辜顯榮為貴族院議員。辜顯榮是台灣人中唯一的例外,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沒有任何台灣人有此殊榮。
1923年,東京帝大政治科畢業的劉明朝被任命為總督府屬,這是第一位擔任總督府官員的台灣人。
宜蘭出身在台北當開業醫生的蔣渭水與林獻堂商量之後,於1921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啟蒙台灣人並推動台灣民主運動。創立時會員有1032人,總理為林獻堂,專務理事為蔣渭水,理事41名,都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台灣文化協會從1923年到1926年間在台灣各地舉辦了798次演講,引起很大回響,聽眾總共達到29萬5981人。但是日本政府以治安警察法為由,常常干涉演講會,有87次讓演講者中止演講,57次解散集會。
當時大家對社會主意很關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台灣人政治運動者也受到影響。台灣文化協會分成主張共產主義的連溫卿派、受辛亥革命影響的蔣渭水派以及主張合法性台灣民主運動的蔡培火派。後來連溫卿派贏得主導權,蔣渭水派與蔡培火派則於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這個黨持續到1931年才被日本官方禁止,雖然只有短短4年,卻是台灣史上空前的合法政黨。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實施「黨禁」,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有第二個合法政黨。
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黨員有謝雪紅等7人,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人共產主義代表呂運亨兩人列席。
從1927年開始,台灣文化協會左傾,並且成為台灣共產黨的溫床。
1930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和民眾黨分道揚鑣,決定走更穩健的路,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是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幹部們嗅到危險氣氛,便於1937年主動解散。
日據時代,教育逐步擴充,以下是1918年和1935年的各校數與學生數的比較。
教育的擴充
1918年 1935年
校數 學生數 校數 學生數
大學 0 0 1 114
專門學校 1 252 4 976
中學校 4 1843 24 12241
師範學校 2 908 4 1379
職業學校 3 393 46 5552
小、公學校 541 128436 917 40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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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州上 2010年4月16日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清朝統治時代
清朝統治時代
鄭氏政權崩潰,對清朝而言,能夠確保台灣海峽,就很滿足,並沒有積極佔領台灣的意願,他們把島內的移民大多送回大陸,接下來打算要完全放棄台灣。考慮台灣在東亞所佔有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得不說清朝近乎無知。但是滿人興起於中國北方,能夠南下征服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100分了,對小小台灣自然不放在眼裡,這種心態也可以理解。
曾經視察過台灣全島的施琅對清朝的政策很驚訝,他向清朝建言:「台灣土地肥沃,要防守澎湖,台灣不可或缺。」在施琅積極勸阻下,清朝撤回放棄台灣的政策,於1684年,設立台灣府(現在的台南),做為統治台灣的行政機關,「台灣」這個名稱從此確定。不過台灣府沒有獨自的行政權與軍權,只是隸屬於福建省。
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方針是把移民當不穩分子,想辦法監視、管理他們。他們一發現單身的無業移民,就強迫送回大陸原籍地。對新移民有「三禁」政策,第一禁是嚴格禁止偷渡,一抓到就嚴厲處分。第二禁是移民者不准攜帶家眷,這樣一來,移民者無法在台灣生根,而來移民者若有叛亂情形,他們在大陸的家眷可當成人質。第三禁是由於廣東是海盜巢窟,當地住民嚴格禁止渡台。盡管有這三禁,可是由於大陸沿岸的福建和廣東耕地不足、人口快速增加,無業之徒輩出,而謠傳對岸的台灣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因此來台移民的人自然絡繹不絕。而且福建沿岸曲折,偷渡容易,即使被官兵發現,稍微賄賂一下,也容易打發。甚至按著正規的程序,花許多時間,湊齊所需文件、證明,到廈門辦理移民許可,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的行為。當時的黑話,偷渡業者叫「客頭」,如果航行途中,移民者與客頭因為船資而起爭執,移民者被客頭推下海叫「灌水」,客頭以其他島嶼騙移民說那是台灣,而讓移民上岸叫「放生」,離岸還遠,就要移民下船,以至移民全身陷入泥沙,這叫「種芋」,不幸遇到滿潮而溺死時叫「飼魚」。
即使偷渡有這麼多風險,但是當時福建、廣東一帶盛傳「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對這些地區生活困苦的民眾仍就是夢幻樂園。福建省後來發現「三禁」沒有意義,便於1760年廢除。
受命到台灣的文官和軍隊任期都是三年,文官都認為被派到偏僻之地台灣是抽到壞籤,因此都希望任期趕快屆滿,回大陸。
由於清朝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引起移民者不滿,時常有叛亂發生,當時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有1696年的吳球之亂、1701年的劉却之亂、1721年的朱一貴之亂、1786年的天地會之亂。
移民者之間也會因為爭奪土地或水源,而發生族群間的械鬥,一開始是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械鬥,後來比較晚移民的客家人也加入械鬥。而且三者合眾連橫、分分合合,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有時候客家人與漳州人或泉州人聯合起來對付泉州人或漳州人,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先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把客家人趕出土地後,漳州人和泉州人再做最後決鬥。
有時候泉州人對清朝叛亂,請漳州人幫忙,漳州人不理不睬,相反的,當漳州人和清朝有衝突,泉州人也隔岸觀火。這就是台灣的叛亂始終不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到現在,台灣還是善於內鬥,也比較有興趣內鬥。
由於族群長期械鬥之故,移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台灣」共同體的意識。
由於漢人移民的增加自然逼迫原住民,有時候原住民的部落甚至被漢人移民佔據。原住民開始反抗,他們在部落四周用削尖的竹竿圍起來。美國西部開拓史中,白人與印地安人的戰鬥在台灣也上演過。1722年清朝下令漢人移民不准進入深山,可是漢人移民仍我行我素。清朝看這道命令根本無人遵守,只好於1874年廢除。
當時台灣有「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府」就是指台南,「鹿」就是指鹿港,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艋舺位於淡水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當地原住民稱為「Bank」意思是「圓木舟」或「圓木舟的集散地」之意。
台灣最早的媽祖廟是1694年建於笨港,也就是現在的北港朝天宮,現在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時,全島的媽祖進香團就到這兒朝聖。
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翌年,1841年,一艘英國軍艦駛近基隆附近,基隆砲台發射砲彈,英國軍艦一時驚慌,便觸礁。台灣守備隊的大小船隻便駛去攻擊,經過一番戰鬥,英國軍艦上的10名英國兵和23名印度兵被殺,印度兵133人被俘擄,十多門砲也被扣押,由於鴉片戰爭屢戰屢敗,道光皇帝對台灣的表現非常激賞,賜台灣兵備道(守備隊總司令)姚瑩勳章。不久發生第二次戰鬥,台灣守備隊再度擊敗英軍,道光帝高興極了,授姚瑩相當於將軍的雲騎尉,並且允許世襲。
鴉片戰爭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美國的培里司令官向日本德川幕府恫嚇後回國,向美國政府建議應該佔領台灣。英國政府知道美國的動向後,有些焦慮。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船事件,引爆英法聯軍。1858年,清朝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英國於1862年在淡水開設領事館,各國也相繼跟進。這意味台灣的經濟中心已轉往北部。並且在英國壓力下,開安平港、打狗(高雄)港、雞籠(基隆)港與淡水港。雞籠就是在這時改稱基隆。就這樣,台灣擁有四個國際港。這時候台灣的主要出口商品為砂糖、樟腦和茶,主要進口商品居然是稱為「洋藥」的鴉片。
1867年,美國商船在台灣南部蘭嶼島附近觸礁,包括船長在內的13人漂流到恆春。這13位美國人立刻被排灣族原住民「出草」(割下頭)。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里善德魯聽到這件消息,立刻向北京與台灣府抗議並要求調查,但是清朝說排灣族是化外之地,不歸清朝管轄。里善德魯只好親自到恆春與當地原住民大頭目談判,1869年雙方簽訂條約,原住民還答應救助美國的遇難船隻,美國不需派兵而獲得該水域的航行安全,排灣族則免去美國的報復,可說是雙贏的結果。
1871年日本一艘糧食運輸船中途在台灣南部海域觸礁,船員66人漂流到南台灣上岸,向牡丹社原住民求救,54人反而被「出草」,剩下12人逃跑。這就是「牡丹社事件」。12人在附近受漢人保護,1個月後經福州送回日本家鄉。日本政府知道此事,緊急開會,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主張出兵討伐,井上馨、澀澤榮一主張與清朝談判。1873年,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前往北京與清朝全權吏部尚書毛承熙談判,毛承熙說:「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做的事,我國無法負責。」日本因而決定出兵。1874年征台軍長官大隈重信率領5艦13船,士兵3千6百人攻擊牡丹社,造成原住民12人死亡。結果在英國駐北京公使調停下,清朝答應付78萬日圓賠償金,日本撤兵。
鴉片戰爭以來,圍繞著台灣出現許多事件,讓清朝不得不重視台灣。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建議:「台灣是我國沿海七省的防波堤,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果經營錯誤,遲早會被列強拿走。」
沈葆楨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為「中興名臣」,他的妻子還是林則徐的女兒。李鴻章強力支持沈葆楨的意見。而這位李鴻章後來居然成為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定者,歷史真是諷刺。皇帝採納沈葆楨的意見,任命他為辦理台灣海防事務,1875年,沈葆楨抵達台灣。沈葆楨的開發台灣政策先從獎勵移民做起,他除了讓移民免船資之外,還給移民每人一公頃農地、一公頃荒地,每10個人一頭牛和4種農具、若干種子。由於這個積極鼓勵移民之故,鄭氏政權時代,漢人只有20萬人,到了光緒年間,大幅增加到3百萬人。這個時候清朝對台灣政策的轉變,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台灣再也不是「化外之地」,清朝還在台灣北部另外設立一府,稱為「台北府」。「台北」的名稱從此開始正式使用。
沈葆楨為了充實防備力量,在台南建築億載金城,「億載」是億萬年的意思,「金城」是銅牆鐵壁的意思,現在這座城位於台南市安平區,沈葆楨並且在打狗(高雄)築砲台,這砲台現在在高雄壽山公園。沈葆楨也在台灣最南端建立恆春城。
但是由於沈葆楨太能幹了,朝廷需要他,他只待在台灣七個月,就被調到大陸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這真是台灣的損失,而沈葆楨也於4年後去世。
沈葆楨雖然離開台灣,但是仍很關心台灣的建設,他雖然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但仍催促清廷建設台北城。但是由於缺乏資金,台北府知府陳星聚開始動工興建是在沈葆楨去世之後的1880年,1882年完成。台北城城壁北側是今日的忠孝西路,東側是中山南路,南側是愛國西路,西側是中華路。1899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為了興建道路,便把城壁拆毀。面對西城門一帶被稱為「西門町」,日本人也把艋舺改成與日本音相同的「萬華」。這些地名都沿用至今。
中法戰爭爆發時,法國佔領台灣,李鴻章則派劉銘傳(1836-1896)率領1400位士兵赴台,劉銘傳到台灣後,立即召幕義勇兵,將軍隊增加到3千多人。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命劉銘傳擔任福建巡撫,管轄台灣府。劉銘傳想要充實台灣的防備力量與開發台灣,為此,必須先提高台灣的行政位階。劉銘傳於是主張將台灣府提升為台灣省,並且向朝廷上奏:「我願意到台灣擔任官職」。李鴻章也同意劉銘傳的意見。於是1886年,台灣成為清朝第22個「省」。第一代巡撫當然是劉銘傳。劉銘傳擬訂行政、防衛、財政、理蕃四大政策,他宣言:「舉一隅之策,成全國之範,以一島成全國之基。」劉銘傳要把台灣建設成洋務運動的模範省。劉銘傳把台灣府設在台中,「台中」的名稱自此誕生。台中南部的舊行政中心則稱為台南,「台南」的名稱自此誕生。
在理蕃政策,是武威和招撫並用,禁止移民私墾土地,並嚴禁官員對原住民態度傲慢,在各地設撫墾局,獎勵原住民種植茶和樟腦,並且在台北城內設立蕃學堂,教原住民學習漢文和算術。
但是理蕃事業並不是一直很順利,原住民還是偶爾會反叛。1888年,台東卑南發生的叛亂,不久就波及到花蓮,光是台灣常備軍無法對付,只好從大陸請來北洋艦隊以及從澎湖調來駐屯軍,花3個月,犧牲2百多士兵,才鎮壓叛亂。
劉銘傳四大政策中的財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稅收,他首先調查隱田與盜墾,1886年耕地稅收只有18萬兩,到了1889年,只不過3年,居然大幅增加到67萬兩。再繼續清查鴉片進口、樟腦和鹽等買賣的逃漏稅,每年稅收從90萬兩增加到440萬兩。
在茶的生產方面,劉銘傳將生產與販賣組織化,改良品質。1865年,台灣茶出口13萬6千斤,到了1893年,竟然大幅增加到1639萬4千斤,才28年,增加100倍以上!茶的集散地大稻埕林立著製茶廠、內外商館和銀行,繁榮程度還超過艋舺。劉銘傳也推動樟腦、硫黃、煤炭的增產。
但是劉銘傳最大的功績是鋪設鐵路。由大稻埕為起點,1887年動工,花了四年,鋪設到基隆長20公里的鐵路。在大陸,以上海為起點的吳淞鐵路雖然較早動工,可是由於中途放棄之故,台北和基隆間的鐵路成為中國第一條鐵路。
接下來,由台北向南鋪設,鋪到新竹約80公里,於1893年完工,可是工程就到此為止,接下來的鐵路必須等日本人來完成。
充實防衛體制也是劉銘傳四大政策之一。他花了80萬兩向英國購買大砲31門,安置在澎湖島、打狗(高雄)、安平、淡水與基隆,並且在台灣設立武器彈藥製造廠與修理廠。
不過由於劉銘傳太能幹了,和沈葆楨一樣,也被清廷調回中央,擔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這也是台灣的一大損失。劉銘傳最後在台灣的工作是於1891年把中部的台灣府遷到台北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首府。
這時候,慈禧太后掌握政權,將北洋艦隊的費用挪為建設頤和園的花費等,所有的洋務運動都停擺,劉銘傳根本無用武之地。把能幹的官員晾在一旁,不讓他發揮才能,這是台灣的遺憾,也是中國的遺憾!
接任劉銘傳的台灣巡撫是邵有濂。邵有濂上任後,把劉銘傳所有的改革都停止,理由是:「要讓人民休養。」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不久演變成中日甲午戰爭。邵有濂不僅沒有加強台灣的防備,反而辭職回大陸。接任的是邵有濂的部下唐景崧,唐景崧是科舉出身,卻不適任戰爭期的巡撫。
清廷為了加強台灣防衛,派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與廣東南澳總兵劉永福率兵到台灣協助唐景崧。劉永福曾經在越南與法國作戰,相當善戰,他的軍旗將「劉」塗成黑色,人稱「黑旗軍」。
台灣在甲午戰爭中,雖然沒有成為戰場,可是甲午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定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群島的馬關條約。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台灣,台灣人非常驚訝。第二天,4月18日,林朝棟、邱逢甲等居住在北部的有力人士見唐景崧,要求與日軍一戰,以保全台灣的現狀。數天後,他們率領民眾,敲鑼打鼓,從艋舺走到大稻埕,呼喊:「反對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且軟禁唐景崧。台灣的治安此時已逐漸惡化,唐景崧打電報給情廷:「日日以淚洗面!」
這時候,台灣接到一個好消息,俄國、德國、法國出面干涉馬關條約,認為日本獲得太多,要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台灣人想:三國既然可以強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當然也可以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因而歡欣鼓舞。唐景崧並且奏請清廷向三國策動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可是三國干涉只限於遼東半島,對台灣並無興趣,何況俄國的目的在遼東半島,如果讓日本取得台灣,讓日本向南發展,反而樂見其成。德國與法國也很滿意日本的讓步,而不願節外生枝。因此台灣割讓日本成為定局。
日本政府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並且命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軍隊接收台灣。
這時,台灣住民代表邱逢甲和林朝棟等人要求唐景崧召開會議,以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名,向國際表明「台灣獨自抗戰的意志」,同時要求列強防衛台灣,酬勞是台灣的金礦與碳礦,而且台灣還願意租借港灣給出手干涉的列強。
清廷害怕再度與日本開戰,便命令唐景崧等大小官員立刻回大陸。聽到這個命令,最先離開台灣的是水師提督楊歧珍及其海軍部隊,其他文武百官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而且離開台灣的還包括台灣人富豪。地方住民和殘留士兵搶奪這些富豪的行李車,讓他們留下「逃跑稅」。另一方面劉永福率領黑旗兵固守台南,宣布「與台灣共存亡!」
北部的地方有力人士認為,只要台灣能硬撐幾個月,或許會有列強出面干涉,他們擁戴唐景崧擔任總統,邱逢甲擔任副總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並且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台灣人民寧可死也不投降!」並設計出藍地黃虎旗做國旗,國名為「台灣民主國」。軍隊沒有海軍,陸軍為正規軍3萬5千人,以及各地義勇兵10萬人。當時的台灣總人口為254萬6千人。
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北部海岸澳底灣登陸,幾乎沒有遇到抵抗。6月3日,日軍將民主國守備隊趕出基隆。當天,唐景崧的心腹部下廣東人黃義德率兵援助基隆,到達基隆時,戰鬥已經開始,黃義德一看,調頭就撤回台北,這就是英勇的台灣民主國正規軍。
唐景崧原本就是被人扛出當總統,壓根兒就沒意思要和日本打仗,也無意搞獨立。基隆陷落的第二天傍晚,唐景崧與數名親信逃出官邸,搭上停泊在淡水港的德國商船,逃往大陸。許多官員和台灣有力人士聽到這個消息,也紛紛逃亡,當中也包括副總統丘逢甲。當初逼迫唐景崧搞獨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邱逢甲,可見邱逢甲比唐景崧還無恥一萬倍。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比這些人高明多了,因為莫那魯道最後自殺身亡,以示負責。我不知道台中的「逢甲大學」是否紀念邱逢甲而設立,如果是,那就太遺憾,邱逢甲根本不值得紀念。台北的「明傳商專」,我比較能認同,因為劉銘傳的確對台灣貢獻很大。如果台灣有一所「莫那魯道大學」我也不反對。
結果證明,成立台灣民主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維持現狀,以保全台北財政高層階級的財產,而不是要保全台灣。
台北的治安愈來愈糟,士兵和流氓到處放火、搶劫、殺人,台北城內成了地獄。城內的商人再也無法忍耐,便聚會選出辜顯榮為代表,請日軍早日進台北城維持治安。辜顯榮抵達基隆日軍大本營後,對日軍負責人說:「台北裡的清朝文武百官都逃走了,現在治安混亂,土匪燒殺搶奪,希望日軍趕快進駐。」6月7日早上,在辜顯榮帶領下,日軍進台北城,開始討伐作亂的士兵與暴徒,之後,將3千多位廣東兵送返大陸。1895年6月17日,日本人舉行台灣總督府開廳典禮,台灣從此進入日治時代。
由於辜顯榮對日軍佔領台灣有功,日本人就讓他專賣食鹽,並且辜顯榮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
後來台灣人認為辜顯榮是漢奸,可是對辜顯榮而言,台灣既然已經經過正式外交程序割讓給日本,祖國也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人當然要務實地接受這個事實,接受日本統治台灣。辜顯榮這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柔軟姿態,與原住民莫那魯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姿態,誰對誰錯,很難斷言。歷史上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不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樣,老是問父母:「那是好人還是壞人?」歷史人物有時難分好壞,有時從某個角度看是好人,有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成為壞人。辜顯榮就是一個好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理州上 2010年4月15日
鄭氏政權崩潰,對清朝而言,能夠確保台灣海峽,就很滿足,並沒有積極佔領台灣的意願,他們把島內的移民大多送回大陸,接下來打算要完全放棄台灣。考慮台灣在東亞所佔有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得不說清朝近乎無知。但是滿人興起於中國北方,能夠南下征服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100分了,對小小台灣自然不放在眼裡,這種心態也可以理解。
曾經視察過台灣全島的施琅對清朝的政策很驚訝,他向清朝建言:「台灣土地肥沃,要防守澎湖,台灣不可或缺。」在施琅積極勸阻下,清朝撤回放棄台灣的政策,於1684年,設立台灣府(現在的台南),做為統治台灣的行政機關,「台灣」這個名稱從此確定。不過台灣府沒有獨自的行政權與軍權,只是隸屬於福建省。
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方針是把移民當不穩分子,想辦法監視、管理他們。他們一發現單身的無業移民,就強迫送回大陸原籍地。對新移民有「三禁」政策,第一禁是嚴格禁止偷渡,一抓到就嚴厲處分。第二禁是移民者不准攜帶家眷,這樣一來,移民者無法在台灣生根,而來移民者若有叛亂情形,他們在大陸的家眷可當成人質。第三禁是由於廣東是海盜巢窟,當地住民嚴格禁止渡台。盡管有這三禁,可是由於大陸沿岸的福建和廣東耕地不足、人口快速增加,無業之徒輩出,而謠傳對岸的台灣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因此來台移民的人自然絡繹不絕。而且福建沿岸曲折,偷渡容易,即使被官兵發現,稍微賄賂一下,也容易打發。甚至按著正規的程序,花許多時間,湊齊所需文件、證明,到廈門辦理移民許可,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的行為。當時的黑話,偷渡業者叫「客頭」,如果航行途中,移民者與客頭因為船資而起爭執,移民者被客頭推下海叫「灌水」,客頭以其他島嶼騙移民說那是台灣,而讓移民上岸叫「放生」,離岸還遠,就要移民下船,以至移民全身陷入泥沙,這叫「種芋」,不幸遇到滿潮而溺死時叫「飼魚」。
即使偷渡有這麼多風險,但是當時福建、廣東一帶盛傳「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對這些地區生活困苦的民眾仍就是夢幻樂園。福建省後來發現「三禁」沒有意義,便於1760年廢除。
受命到台灣的文官和軍隊任期都是三年,文官都認為被派到偏僻之地台灣是抽到壞籤,因此都希望任期趕快屆滿,回大陸。
由於清朝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引起移民者不滿,時常有叛亂發生,當時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有1696年的吳球之亂、1701年的劉却之亂、1721年的朱一貴之亂、1786年的天地會之亂。
移民者之間也會因為爭奪土地或水源,而發生族群間的械鬥,一開始是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械鬥,後來比較晚移民的客家人也加入械鬥。而且三者合眾連橫、分分合合,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有時候客家人與漳州人或泉州人聯合起來對付泉州人或漳州人,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先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把客家人趕出土地後,漳州人和泉州人再做最後決鬥。
有時候泉州人對清朝叛亂,請漳州人幫忙,漳州人不理不睬,相反的,當漳州人和清朝有衝突,泉州人也隔岸觀火。這就是台灣的叛亂始終不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到現在,台灣還是善於內鬥,也比較有興趣內鬥。
由於族群長期械鬥之故,移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台灣」共同體的意識。
由於漢人移民的增加自然逼迫原住民,有時候原住民的部落甚至被漢人移民佔據。原住民開始反抗,他們在部落四周用削尖的竹竿圍起來。美國西部開拓史中,白人與印地安人的戰鬥在台灣也上演過。1722年清朝下令漢人移民不准進入深山,可是漢人移民仍我行我素。清朝看這道命令根本無人遵守,只好於1874年廢除。
當時台灣有「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府」就是指台南,「鹿」就是指鹿港,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艋舺位於淡水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當地原住民稱為「Bank」意思是「圓木舟」或「圓木舟的集散地」之意。
台灣最早的媽祖廟是1694年建於笨港,也就是現在的北港朝天宮,現在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時,全島的媽祖進香團就到這兒朝聖。
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翌年,1841年,一艘英國軍艦駛近基隆附近,基隆砲台發射砲彈,英國軍艦一時驚慌,便觸礁。台灣守備隊的大小船隻便駛去攻擊,經過一番戰鬥,英國軍艦上的10名英國兵和23名印度兵被殺,印度兵133人被俘擄,十多門砲也被扣押,由於鴉片戰爭屢戰屢敗,道光皇帝對台灣的表現非常激賞,賜台灣兵備道(守備隊總司令)姚瑩勳章。不久發生第二次戰鬥,台灣守備隊再度擊敗英軍,道光帝高興極了,授姚瑩相當於將軍的雲騎尉,並且允許世襲。
鴉片戰爭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美國的培里司令官向日本德川幕府恫嚇後回國,向美國政府建議應該佔領台灣。英國政府知道美國的動向後,有些焦慮。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船事件,引爆英法聯軍。1858年,清朝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英國於1862年在淡水開設領事館,各國也相繼跟進。這意味台灣的經濟中心已轉往北部。並且在英國壓力下,開安平港、打狗(高雄)港、雞籠(基隆)港與淡水港。雞籠就是在這時改稱基隆。就這樣,台灣擁有四個國際港。這時候台灣的主要出口商品為砂糖、樟腦和茶,主要進口商品居然是稱為「洋藥」的鴉片。
1867年,美國商船在台灣南部蘭嶼島附近觸礁,包括船長在內的13人漂流到恆春。這13位美國人立刻被排灣族原住民「出草」(割下頭)。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里善德魯聽到這件消息,立刻向北京與台灣府抗議並要求調查,但是清朝說排灣族是化外之地,不歸清朝管轄。里善德魯只好親自到恆春與當地原住民大頭目談判,1869年雙方簽訂條約,原住民還答應救助美國的遇難船隻,美國不需派兵而獲得該水域的航行安全,排灣族則免去美國的報復,可說是雙贏的結果。
1871年日本一艘糧食運輸船中途在台灣南部海域觸礁,船員66人漂流到南台灣上岸,向牡丹社原住民求救,54人反而被「出草」,剩下12人逃跑。這就是「牡丹社事件」。12人在附近受漢人保護,1個月後經福州送回日本家鄉。日本政府知道此事,緊急開會,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主張出兵討伐,井上馨、澀澤榮一主張與清朝談判。1873年,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前往北京與清朝全權吏部尚書毛承熙談判,毛承熙說:「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做的事,我國無法負責。」日本因而決定出兵。1874年征台軍長官大隈重信率領5艦13船,士兵3千6百人攻擊牡丹社,造成原住民12人死亡。結果在英國駐北京公使調停下,清朝答應付78萬日圓賠償金,日本撤兵。
鴉片戰爭以來,圍繞著台灣出現許多事件,讓清朝不得不重視台灣。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建議:「台灣是我國沿海七省的防波堤,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果經營錯誤,遲早會被列強拿走。」
沈葆楨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為「中興名臣」,他的妻子還是林則徐的女兒。李鴻章強力支持沈葆楨的意見。而這位李鴻章後來居然成為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定者,歷史真是諷刺。皇帝採納沈葆楨的意見,任命他為辦理台灣海防事務,1875年,沈葆楨抵達台灣。沈葆楨的開發台灣政策先從獎勵移民做起,他除了讓移民免船資之外,還給移民每人一公頃農地、一公頃荒地,每10個人一頭牛和4種農具、若干種子。由於這個積極鼓勵移民之故,鄭氏政權時代,漢人只有20萬人,到了光緒年間,大幅增加到3百萬人。這個時候清朝對台灣政策的轉變,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台灣再也不是「化外之地」,清朝還在台灣北部另外設立一府,稱為「台北府」。「台北」的名稱從此開始正式使用。
沈葆楨為了充實防備力量,在台南建築億載金城,「億載」是億萬年的意思,「金城」是銅牆鐵壁的意思,現在這座城位於台南市安平區,沈葆楨並且在打狗(高雄)築砲台,這砲台現在在高雄壽山公園。沈葆楨也在台灣最南端建立恆春城。
但是由於沈葆楨太能幹了,朝廷需要他,他只待在台灣七個月,就被調到大陸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這真是台灣的損失,而沈葆楨也於4年後去世。
沈葆楨雖然離開台灣,但是仍很關心台灣的建設,他雖然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但仍催促清廷建設台北城。但是由於缺乏資金,台北府知府陳星聚開始動工興建是在沈葆楨去世之後的1880年,1882年完成。台北城城壁北側是今日的忠孝西路,東側是中山南路,南側是愛國西路,西側是中華路。1899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為了興建道路,便把城壁拆毀。面對西城門一帶被稱為「西門町」,日本人也把艋舺改成與日本音相同的「萬華」。這些地名都沿用至今。
中法戰爭爆發時,法國佔領台灣,李鴻章則派劉銘傳(1836-1896)率領1400位士兵赴台,劉銘傳到台灣後,立即召幕義勇兵,將軍隊增加到3千多人。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命劉銘傳擔任福建巡撫,管轄台灣府。劉銘傳想要充實台灣的防備力量與開發台灣,為此,必須先提高台灣的行政位階。劉銘傳於是主張將台灣府提升為台灣省,並且向朝廷上奏:「我願意到台灣擔任官職」。李鴻章也同意劉銘傳的意見。於是1886年,台灣成為清朝第22個「省」。第一代巡撫當然是劉銘傳。劉銘傳擬訂行政、防衛、財政、理蕃四大政策,他宣言:「舉一隅之策,成全國之範,以一島成全國之基。」劉銘傳要把台灣建設成洋務運動的模範省。劉銘傳把台灣府設在台中,「台中」的名稱自此誕生。台中南部的舊行政中心則稱為台南,「台南」的名稱自此誕生。
在理蕃政策,是武威和招撫並用,禁止移民私墾土地,並嚴禁官員對原住民態度傲慢,在各地設撫墾局,獎勵原住民種植茶和樟腦,並且在台北城內設立蕃學堂,教原住民學習漢文和算術。
但是理蕃事業並不是一直很順利,原住民還是偶爾會反叛。1888年,台東卑南發生的叛亂,不久就波及到花蓮,光是台灣常備軍無法對付,只好從大陸請來北洋艦隊以及從澎湖調來駐屯軍,花3個月,犧牲2百多士兵,才鎮壓叛亂。
劉銘傳四大政策中的財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稅收,他首先調查隱田與盜墾,1886年耕地稅收只有18萬兩,到了1889年,只不過3年,居然大幅增加到67萬兩。再繼續清查鴉片進口、樟腦和鹽等買賣的逃漏稅,每年稅收從90萬兩增加到440萬兩。
在茶的生產方面,劉銘傳將生產與販賣組織化,改良品質。1865年,台灣茶出口13萬6千斤,到了1893年,竟然大幅增加到1639萬4千斤,才28年,增加100倍以上!茶的集散地大稻埕林立著製茶廠、內外商館和銀行,繁榮程度還超過艋舺。劉銘傳也推動樟腦、硫黃、煤炭的增產。
但是劉銘傳最大的功績是鋪設鐵路。由大稻埕為起點,1887年動工,花了四年,鋪設到基隆長20公里的鐵路。在大陸,以上海為起點的吳淞鐵路雖然較早動工,可是由於中途放棄之故,台北和基隆間的鐵路成為中國第一條鐵路。
接下來,由台北向南鋪設,鋪到新竹約80公里,於1893年完工,可是工程就到此為止,接下來的鐵路必須等日本人來完成。
充實防衛體制也是劉銘傳四大政策之一。他花了80萬兩向英國購買大砲31門,安置在澎湖島、打狗(高雄)、安平、淡水與基隆,並且在台灣設立武器彈藥製造廠與修理廠。
不過由於劉銘傳太能幹了,和沈葆楨一樣,也被清廷調回中央,擔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這也是台灣的一大損失。劉銘傳最後在台灣的工作是於1891年把中部的台灣府遷到台北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首府。
這時候,慈禧太后掌握政權,將北洋艦隊的費用挪為建設頤和園的花費等,所有的洋務運動都停擺,劉銘傳根本無用武之地。把能幹的官員晾在一旁,不讓他發揮才能,這是台灣的遺憾,也是中國的遺憾!
接任劉銘傳的台灣巡撫是邵有濂。邵有濂上任後,把劉銘傳所有的改革都停止,理由是:「要讓人民休養。」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不久演變成中日甲午戰爭。邵有濂不僅沒有加強台灣的防備,反而辭職回大陸。接任的是邵有濂的部下唐景崧,唐景崧是科舉出身,卻不適任戰爭期的巡撫。
清廷為了加強台灣防衛,派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與廣東南澳總兵劉永福率兵到台灣協助唐景崧。劉永福曾經在越南與法國作戰,相當善戰,他的軍旗將「劉」塗成黑色,人稱「黑旗軍」。
台灣在甲午戰爭中,雖然沒有成為戰場,可是甲午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定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群島的馬關條約。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台灣,台灣人非常驚訝。第二天,4月18日,林朝棟、邱逢甲等居住在北部的有力人士見唐景崧,要求與日軍一戰,以保全台灣的現狀。數天後,他們率領民眾,敲鑼打鼓,從艋舺走到大稻埕,呼喊:「反對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且軟禁唐景崧。台灣的治安此時已逐漸惡化,唐景崧打電報給情廷:「日日以淚洗面!」
這時候,台灣接到一個好消息,俄國、德國、法國出面干涉馬關條約,認為日本獲得太多,要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台灣人想:三國既然可以強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當然也可以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因而歡欣鼓舞。唐景崧並且奏請清廷向三國策動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可是三國干涉只限於遼東半島,對台灣並無興趣,何況俄國的目的在遼東半島,如果讓日本取得台灣,讓日本向南發展,反而樂見其成。德國與法國也很滿意日本的讓步,而不願節外生枝。因此台灣割讓日本成為定局。
日本政府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並且命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軍隊接收台灣。
這時,台灣住民代表邱逢甲和林朝棟等人要求唐景崧召開會議,以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名,向國際表明「台灣獨自抗戰的意志」,同時要求列強防衛台灣,酬勞是台灣的金礦與碳礦,而且台灣還願意租借港灣給出手干涉的列強。
清廷害怕再度與日本開戰,便命令唐景崧等大小官員立刻回大陸。聽到這個命令,最先離開台灣的是水師提督楊歧珍及其海軍部隊,其他文武百官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而且離開台灣的還包括台灣人富豪。地方住民和殘留士兵搶奪這些富豪的行李車,讓他們留下「逃跑稅」。另一方面劉永福率領黑旗兵固守台南,宣布「與台灣共存亡!」
北部的地方有力人士認為,只要台灣能硬撐幾個月,或許會有列強出面干涉,他們擁戴唐景崧擔任總統,邱逢甲擔任副總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並且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台灣人民寧可死也不投降!」並設計出藍地黃虎旗做國旗,國名為「台灣民主國」。軍隊沒有海軍,陸軍為正規軍3萬5千人,以及各地義勇兵10萬人。當時的台灣總人口為254萬6千人。
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北部海岸澳底灣登陸,幾乎沒有遇到抵抗。6月3日,日軍將民主國守備隊趕出基隆。當天,唐景崧的心腹部下廣東人黃義德率兵援助基隆,到達基隆時,戰鬥已經開始,黃義德一看,調頭就撤回台北,這就是英勇的台灣民主國正規軍。
唐景崧原本就是被人扛出當總統,壓根兒就沒意思要和日本打仗,也無意搞獨立。基隆陷落的第二天傍晚,唐景崧與數名親信逃出官邸,搭上停泊在淡水港的德國商船,逃往大陸。許多官員和台灣有力人士聽到這個消息,也紛紛逃亡,當中也包括副總統丘逢甲。當初逼迫唐景崧搞獨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邱逢甲,可見邱逢甲比唐景崧還無恥一萬倍。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比這些人高明多了,因為莫那魯道最後自殺身亡,以示負責。我不知道台中的「逢甲大學」是否紀念邱逢甲而設立,如果是,那就太遺憾,邱逢甲根本不值得紀念。台北的「明傳商專」,我比較能認同,因為劉銘傳的確對台灣貢獻很大。如果台灣有一所「莫那魯道大學」我也不反對。
結果證明,成立台灣民主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維持現狀,以保全台北財政高層階級的財產,而不是要保全台灣。
台北的治安愈來愈糟,士兵和流氓到處放火、搶劫、殺人,台北城內成了地獄。城內的商人再也無法忍耐,便聚會選出辜顯榮為代表,請日軍早日進台北城維持治安。辜顯榮抵達基隆日軍大本營後,對日軍負責人說:「台北裡的清朝文武百官都逃走了,現在治安混亂,土匪燒殺搶奪,希望日軍趕快進駐。」6月7日早上,在辜顯榮帶領下,日軍進台北城,開始討伐作亂的士兵與暴徒,之後,將3千多位廣東兵送返大陸。1895年6月17日,日本人舉行台灣總督府開廳典禮,台灣從此進入日治時代。
由於辜顯榮對日軍佔領台灣有功,日本人就讓他專賣食鹽,並且辜顯榮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
後來台灣人認為辜顯榮是漢奸,可是對辜顯榮而言,台灣既然已經經過正式外交程序割讓給日本,祖國也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人當然要務實地接受這個事實,接受日本統治台灣。辜顯榮這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柔軟姿態,與原住民莫那魯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姿態,誰對誰錯,很難斷言。歷史上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不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樣,老是問父母:「那是好人還是壞人?」歷史人物有時難分好壞,有時從某個角度看是好人,有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成為壞人。辜顯榮就是一個好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理州上 2010年4月15日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鄭氏政權時代
鄭氏政權時代
★投資股票最好將資金分三次進場,以及選三種企業(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且仔細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算算每年的配息配股,假定被套牢而長期投資的話,是否比銀行定存划算,還沒勝先想敗。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取而代之。這時福松20歲。明朝遺臣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另立弘光帝,可是第二年,清軍就攻陷金凌,俘虜弘光帝。遺臣又逃到福建福州,另立隆武帝,這裡是鄭芝龍的地盤,鄭芝龍當然出力很大。隆武帝在即位之後,便召見鄭芝龍的長子福松,賜他朱姓(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以下都姓朱,所以朱是國姓),並給他改名為「成功」,但由於他是鄭家長子,一般都稱呼為國姓爺鄭成功。不久,清朝向鄭芝龍招撫,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反對,答應了。可是清朝將鄭芝龍護送到北京後,就將他處死。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深以丈夫的行為為恥,上吊自殺,隆武帝也對鄭芝龍失望,絕食而死。鄭成功聽到母親和隆武帝死亡的消息,悲痛地到孔子廟前發誓「滅清復明」。
鄭成功率領3千艘船,上溯長江到金陵,想要奪回金陵。可是還沒攻城,清援軍就趕到,結果失敗。不過清軍雖然在陸上勝鄭成功,在海上卻無法突破鄭成功的封鎖。
對荷蘭人而言,佔領台灣的好處是能夠和大陸貿易,現在鄭軍封鎖海上,就無法和大陸貿易。荷蘭的行政長官柯以愛特便派使節何斌去見鄭成功。何斌曾經是鄭成功的部下,郭懷一襲擊荷蘭軍時,何斌並沒有參加,因而獲得荷蘭人的信任,而且何斌通曉大陸與台灣原住民的多種語言,荷蘭人便用何斌做翻譯員。何斌抵達廈門見到鄭成功,告訴鄭成功台灣土地肥沃,可以作為反攻清朝的基地,力勸鄭成功拿下台灣,並獻上偷偷帶來的海域圖。
鄭成功認為廈門與金門的確狹小,而且容易受到清軍攻擊,便與陳永華等親信商量。1661年,鄭氏艦隊4百艘,將兵2萬5千人先到澎湖,再攻擊台灣的荷蘭人,這時候,許多漢人移民協助鄭家軍登陸。經過一番激戰,荷蘭人終於投降。鄭成功給荷蘭人最後的榮譽,1661年,荷蘭人打開城門,扛著國旗,演奏國歌,搭上四艘船回國,離開統治了38年的台灣。從此,鄭成功開始統治台灣。
陳永華為鄭成功擬訂「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與大陸相抗衡」的長期計畫。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人口為10萬,後來加上鄭家軍2萬5千人,以及後來從大陸來的5千家人,再加上討厭清朝統治而從大陸來的移民,人口一下子增加很多,糧食的增加為當務之急。於是鄭成功採取屯田制,只要新開墾的農地都承認為私有地。由於這個方策,在鄭氏政權下,台灣的開發大有展進。可是鄭成功不幸於1662年,才39歲就去世,台灣的鄭氏政權開始還不到半年。
鄭成功去世後,陳永華繼續實施屯田制,鄭氏政權下的開拓遠超過荷蘭時代,鄭成功後來被稱為「開山王」或「開台聖王」,台灣各地都有他的廟,其實開墾政策幾乎都是陳永華在推動。
陳永華知道光是開墾,頂多能增加糧食,解決人口增加問題,但是還無法達到富國強兵,他必須另闢財源,他想到的方法是貿易。鄭氏的商船隊到日本、琉球、呂宋(現在的菲律賓)、暹羅(現在的泰國)、麻六甲貿易,並且歡迎外國船到台灣做生意。因此英國甚至在台灣設立商館。鄭氏政權允許英國人在台灣自由購買台灣的砂糖、鹽、鹿皮、曬乾肉等台灣物產,允許自由雇用台灣住民,允許在島內自由行動,進口稅十分之三,出口免稅。英國船帶給台灣大量火藥、武器、紡織品等。清朝雖然在福建沿岸下達遷界令,禁止居民與鄭氏政權貿易,但是鄭氏水軍公然進入沿岸各港貿易,與日本貿易也非常繁盛。在鄭氏時代,每年進入長崎的台灣商船有50艘,對日出口砂糖與鹿皮等,進口刀劍與銅,日本對鄭氏政權懷善意,鄭芝龍時代,曾經好幾次派遣使者到長崎和江戶向德川幕府求援,可是保守的日本政府沒有同意。
鄭成功去世後,長子鄭經與鄭成功的弟弟鄭襲之間為了誰繼位問題產生內鬨,也就是叔姪之爭,最後陳永華出面說:「應該由長子繼承才合理。」而拍板定案。不過陳永華於1680年去世,不久鄭經也去世。接著,鄭經的兩位妾所生的兒子為了繼承問題,又起內鬨。雙方部下攻擊對方,口出惡言:「你出身卑賤!」「你是分來的孩子!」這是一場不入流的繼承權爭奪戰。
這時大陸有一位人物正在冷眼旁觀這場繼承權爭奪戰,他就是施琅。在廈門時,施琅和陳永華並列為鄭成功的左右手。何彬勸鄭成功奪取台灣時,施琅大力反對,引起鄭成功憤怒,判施琅死罪,施琅逃亡,請求清朝保護。鄭成功非常生氣,就處死施琅所有的親族,施琅知道後,非常悲憤,誓言報仇。
施琅向清朝進言,現在台灣領導層內鬨,正是攻擊台灣的良機,清朝便命他擔任福建水師提督。
此時台灣天候不良,農作歉收,物價高漲,民心思變。1683年,施琅率2百多艘船艦與2萬士兵,佔領澎湖。台灣鄭氏政權已無戰意,便派使者到澎湖投降,31年的鄭氏政權到此宣告落幕。
理州上 2010年4月14日
★投資股票最好將資金分三次進場,以及選三種企業(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且仔細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算算每年的配息配股,假定被套牢而長期投資的話,是否比銀行定存划算,還沒勝先想敗。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取而代之。這時福松20歲。明朝遺臣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另立弘光帝,可是第二年,清軍就攻陷金凌,俘虜弘光帝。遺臣又逃到福建福州,另立隆武帝,這裡是鄭芝龍的地盤,鄭芝龍當然出力很大。隆武帝在即位之後,便召見鄭芝龍的長子福松,賜他朱姓(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以下都姓朱,所以朱是國姓),並給他改名為「成功」,但由於他是鄭家長子,一般都稱呼為國姓爺鄭成功。不久,清朝向鄭芝龍招撫,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反對,答應了。可是清朝將鄭芝龍護送到北京後,就將他處死。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深以丈夫的行為為恥,上吊自殺,隆武帝也對鄭芝龍失望,絕食而死。鄭成功聽到母親和隆武帝死亡的消息,悲痛地到孔子廟前發誓「滅清復明」。
鄭成功率領3千艘船,上溯長江到金陵,想要奪回金陵。可是還沒攻城,清援軍就趕到,結果失敗。不過清軍雖然在陸上勝鄭成功,在海上卻無法突破鄭成功的封鎖。
對荷蘭人而言,佔領台灣的好處是能夠和大陸貿易,現在鄭軍封鎖海上,就無法和大陸貿易。荷蘭的行政長官柯以愛特便派使節何斌去見鄭成功。何斌曾經是鄭成功的部下,郭懷一襲擊荷蘭軍時,何斌並沒有參加,因而獲得荷蘭人的信任,而且何斌通曉大陸與台灣原住民的多種語言,荷蘭人便用何斌做翻譯員。何斌抵達廈門見到鄭成功,告訴鄭成功台灣土地肥沃,可以作為反攻清朝的基地,力勸鄭成功拿下台灣,並獻上偷偷帶來的海域圖。
鄭成功認為廈門與金門的確狹小,而且容易受到清軍攻擊,便與陳永華等親信商量。1661年,鄭氏艦隊4百艘,將兵2萬5千人先到澎湖,再攻擊台灣的荷蘭人,這時候,許多漢人移民協助鄭家軍登陸。經過一番激戰,荷蘭人終於投降。鄭成功給荷蘭人最後的榮譽,1661年,荷蘭人打開城門,扛著國旗,演奏國歌,搭上四艘船回國,離開統治了38年的台灣。從此,鄭成功開始統治台灣。
陳永華為鄭成功擬訂「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與大陸相抗衡」的長期計畫。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人口為10萬,後來加上鄭家軍2萬5千人,以及後來從大陸來的5千家人,再加上討厭清朝統治而從大陸來的移民,人口一下子增加很多,糧食的增加為當務之急。於是鄭成功採取屯田制,只要新開墾的農地都承認為私有地。由於這個方策,在鄭氏政權下,台灣的開發大有展進。可是鄭成功不幸於1662年,才39歲就去世,台灣的鄭氏政權開始還不到半年。
鄭成功去世後,陳永華繼續實施屯田制,鄭氏政權下的開拓遠超過荷蘭時代,鄭成功後來被稱為「開山王」或「開台聖王」,台灣各地都有他的廟,其實開墾政策幾乎都是陳永華在推動。
陳永華知道光是開墾,頂多能增加糧食,解決人口增加問題,但是還無法達到富國強兵,他必須另闢財源,他想到的方法是貿易。鄭氏的商船隊到日本、琉球、呂宋(現在的菲律賓)、暹羅(現在的泰國)、麻六甲貿易,並且歡迎外國船到台灣做生意。因此英國甚至在台灣設立商館。鄭氏政權允許英國人在台灣自由購買台灣的砂糖、鹽、鹿皮、曬乾肉等台灣物產,允許自由雇用台灣住民,允許在島內自由行動,進口稅十分之三,出口免稅。英國船帶給台灣大量火藥、武器、紡織品等。清朝雖然在福建沿岸下達遷界令,禁止居民與鄭氏政權貿易,但是鄭氏水軍公然進入沿岸各港貿易,與日本貿易也非常繁盛。在鄭氏時代,每年進入長崎的台灣商船有50艘,對日出口砂糖與鹿皮等,進口刀劍與銅,日本對鄭氏政權懷善意,鄭芝龍時代,曾經好幾次派遣使者到長崎和江戶向德川幕府求援,可是保守的日本政府沒有同意。
鄭成功去世後,長子鄭經與鄭成功的弟弟鄭襲之間為了誰繼位問題產生內鬨,也就是叔姪之爭,最後陳永華出面說:「應該由長子繼承才合理。」而拍板定案。不過陳永華於1680年去世,不久鄭經也去世。接著,鄭經的兩位妾所生的兒子為了繼承問題,又起內鬨。雙方部下攻擊對方,口出惡言:「你出身卑賤!」「你是分來的孩子!」這是一場不入流的繼承權爭奪戰。
這時大陸有一位人物正在冷眼旁觀這場繼承權爭奪戰,他就是施琅。在廈門時,施琅和陳永華並列為鄭成功的左右手。何彬勸鄭成功奪取台灣時,施琅大力反對,引起鄭成功憤怒,判施琅死罪,施琅逃亡,請求清朝保護。鄭成功非常生氣,就處死施琅所有的親族,施琅知道後,非常悲憤,誓言報仇。
施琅向清朝進言,現在台灣領導層內鬨,正是攻擊台灣的良機,清朝便命他擔任福建水師提督。
此時台灣天候不良,農作歉收,物價高漲,民心思變。1683年,施琅率2百多艘船艦與2萬士兵,佔領澎湖。台灣鄭氏政權已無戰意,便派使者到澎湖投降,31年的鄭氏政權到此宣告落幕。
理州上 2010年4月14日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今天早上我出門運動搭電梯時,到了11樓,電梯門打開,一位背著書包的國中女生進來,我向她說:「早安!」她沒回應,我不以為意,這個年紀的女生本來對陌生男子就心懷戒心。到了7樓,電梯門又打開,這回人還沒進來,我就說:「早安!」可是沒有任何人進來,等電梯門關上,我對那位國中女生說:「剛才有一位隱形人進來!」結果她「哈!哈!」笑出聲音,我對我的幽默很滿意,可以逗心懷戒心的國中女生笑出聲音。
廣東省報紙「南方週末」於2008年5月22日刊出一篇關於四川大地震的報導說:「我們把國民的生命危機視為國家最高的危機,把國民生命的尊嚴視為國家最高的尊嚴。對人民和世界顯示出與全世界共同擁有普遍性價值觀。……讓我們和全世界一起邁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大道!」對此,北京的「北京晚報」於2008年6月6日批判說:「難道說在救援震災最前線奮鬥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以及許多共產黨員是因為被『世界的普遍性價值』所驅使?」
事實上,溫家寶首相於2007年7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已經發表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性任務與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就說:「科學、民主、法制、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物,而是人類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追求的價值觀,與創造的文明成果。」
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於2008年訪問日本時,也在「中日共同聲明」中說:「中日雙方將會努力追求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價值,並緊密協助。」
即使如此,對普遍性價值的攻擊並不停歇,人民日報於2008年9月10日登出以馮虞章為名的論文說:「不可能有超歷史與超階級的『普遍性價值』……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以及民主社會與『普遍性價值』本質一樣。」並說:「信奉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具有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意圖!」
黨機關刊物「求是」(半月刊)也於2008年11月16日說:「『普遍性價值』的實質就是霸權主義的價值,他們想要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並且說:「大量的事實證明霸權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地做思想和政治的滲透,和他們的心意與利益違背的政府,就企圖用武力打倒。」
顯然共產黨內有一股勢力想要以批判「普遍性價值」來攻擊溫家寶等人。
天安門事件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趙紫陽去探望學生,當時陪著趙紫陽去的就是溫家寶,所以溫家寶被視為趙紫陽集團的一員。
200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儀式上,胡耀邦說:「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胡耀邦並且於200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堅定地說:「我們不會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將四分五裂。」、「中國絕對不會模仿西方,絕對不會實施多黨制、三權分立、二院制。」
看來,中國要在「普遍性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和平)上與國際接軌,恐怕還要一段「折騰」。
我想哪一天,中國徹底接受了普遍性價值,並且付諸實行,例如讓有特殊意識形態的「自由時報」以及以銷售量為最高考量的「頻果日報」在全中國發行,台灣人民就會考慮與中國統一。
理州上 2010年4月13日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今天早上我出門運動搭電梯時,到了11樓,電梯門打開,一位背著書包的國中女生進來,我向她說:「早安!」她沒回應,我不以為意,這個年紀的女生本來對陌生男子就心懷戒心。到了7樓,電梯門又打開,這回人還沒進來,我就說:「早安!」可是沒有任何人進來,等電梯門關上,我對那位國中女生說:「剛才有一位隱形人進來!」結果她「哈!哈!」笑出聲音,我對我的幽默很滿意,可以逗心懷戒心的國中女生笑出聲音。
廣東省報紙「南方週末」於2008年5月22日刊出一篇關於四川大地震的報導說:「我們把國民的生命危機視為國家最高的危機,把國民生命的尊嚴視為國家最高的尊嚴。對人民和世界顯示出與全世界共同擁有普遍性價值觀。……讓我們和全世界一起邁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大道!」對此,北京的「北京晚報」於2008年6月6日批判說:「難道說在救援震災最前線奮鬥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以及許多共產黨員是因為被『世界的普遍性價值』所驅使?」
事實上,溫家寶首相於2007年7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已經發表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性任務與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就說:「科學、民主、法制、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物,而是人類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追求的價值觀,與創造的文明成果。」
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於2008年訪問日本時,也在「中日共同聲明」中說:「中日雙方將會努力追求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價值,並緊密協助。」
即使如此,對普遍性價值的攻擊並不停歇,人民日報於2008年9月10日登出以馮虞章為名的論文說:「不可能有超歷史與超階級的『普遍性價值』……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以及民主社會與『普遍性價值』本質一樣。」並說:「信奉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具有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意圖!」
黨機關刊物「求是」(半月刊)也於2008年11月16日說:「『普遍性價值』的實質就是霸權主義的價值,他們想要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並且說:「大量的事實證明霸權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地做思想和政治的滲透,和他們的心意與利益違背的政府,就企圖用武力打倒。」
顯然共產黨內有一股勢力想要以批判「普遍性價值」來攻擊溫家寶等人。
天安門事件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趙紫陽去探望學生,當時陪著趙紫陽去的就是溫家寶,所以溫家寶被視為趙紫陽集團的一員。
200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儀式上,胡耀邦說:「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胡耀邦並且於200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堅定地說:「我們不會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將四分五裂。」、「中國絕對不會模仿西方,絕對不會實施多黨制、三權分立、二院制。」
看來,中國要在「普遍性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和平)上與國際接軌,恐怕還要一段「折騰」。
我想哪一天,中國徹底接受了普遍性價值,並且付諸實行,例如讓有特殊意識形態的「自由時報」以及以銷售量為最高考量的「頻果日報」在全中國發行,台灣人民就會考慮與中國統一。
理州上 2010年4月13日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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