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0日 星期日

儒學三千年(4)

儒學三千年(4)
日本的「源氏物語」誕生於11世紀。中國第一本長篇小說「水滸傳」誕生於14世紀中期。中國比日本晚了3百多年。隋唐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引進各種文物制度。但是日本不是什麼都學,他們就沒有引進「科舉制度」。這真是聰明的選擇。如果讀書人眼中只有「科舉」,就沒有餘力發展自己的興趣。
例如,德川幕府雖然定朱子學為官學,但是因為沒有科舉制度,所以日本的讀書人可以自由研究朱子學以外的學問。儒學者伊藤仁齋開私塾「古義堂」就標榜排除朱子的注,回復古典原文。還有山鹿素行(1619-1691)的「聖教要錄」是一本批判朱子學的書。中江藤樹(1608-1648)和熊澤蕃山(1619-1691)是有名的陽明學者。由於沒有科舉制度,所以日本的價值觀才能多元化。
在中國,不只是士,連農、工、商,人人都羨慕「狀元」。在日本,工匠以左甚五郎(1594-1651)為理想目標。商人則以紀伊國屋文左衛門(生卒年不詳)為理想目標。每種領域的人都有他關心的事物,這種多元化現象對日本的現代化是一大助力。
中日甲午戰爭時,李鴻章幾乎是以自己擁有的軍力與日本打仗。後來李鴻章發覺缺乏資金,便向當時擔任兩廣總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要戰費。李瀚章因為托李鴻章之福,才得以升官,這時候,當然要回報。他就實行「闈姓捐」。「闈」就是科舉的考場。「闈姓捐」就是公營賭博。由賭徒來押誰會金榜題名。地方政府則抽頭。這個故事顯示當時一般人對科舉是何等關心!不過後來因為李鴻章政敵抗議,認為冒瀆了科舉,李瀚章只好廢止了「闈姓捐」。
「論語」公冶長篇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翻譯成白話文是:
孔子說:「我的道無法行於世,我乘木筏遠渡海外,跟隨我一起去的,大概只有由吧?」
「乘桴浮於海」裡的「海」,當然是指中國東邊的海。伊藤仁齋就認為孔子一定是想到日本來。他的論敵荻生徂徠說,日本本來就很優越,不需要靠「論語」來證明。伊藤仁齋已經夠夜郎自大了,荻生徂徠的夜郎自大更勝一籌。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船亞馬斯特號想進上海港。船長寫了一封信給上海長官吳其泰,訴說開港的好處。吳其泰回信說:上海禁止對外貿易,請盡快離去,到廣州交易。
信裡,吳其泰稱呼英國商人為「夷商」。亞馬斯特號船長覺得受到羞辱,便回信說:大英帝國不是夷國,是「外國」。吳其泰辯稱說:「夷」絕對不是蔑稱,而是與「外國」同義。可是亞馬斯特號船上卻有一位熟悉中國古書的傳教士。他引用宋朝蘇東坡的文章,證明「夷」是蔑稱。吳其泰只好將「夷商」改為「該商」。
這個故事說明了在孟子時代,「夷」只是地名,可是到了蘇東坡的時代,「夷」已經成了蔑稱。
鮮卑族的北魏孝文帝(在位471-499)時,實施漢化政策。他不僅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元」,而且禁止人民穿胡服,必須穿漢服。尤其徹底的是他禁止人民說鮮卑語,必須說漢語。他還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連人種都要漢化。
在孝文帝即位前二十年,450年,發生了「國史事件」。北魏的漢人宰相崔浩(381-450)受太武帝之命,編纂「國記」。崔浩遵守中國編纂歷史的傳統「務必遵從實錄」。他內心或許瞧不起鮮卑人。因此在編纂「國記」時,把鮮卑族先祖野蠻的狀況如實記載。花300萬錢編纂的「國記」刻在石頭上。鮮卑人讀了,都很憤慨。他們就向太武帝抱怨。太武帝讀了「國記」,也非常憤怒。把崔浩抓起來,關在囚車裡,命令數十位士兵對崔浩撒尿。負責編纂「國記」的人及其僕人總共128人,被誅殺五族。這就是「國史事件」。二十年後,孝文帝採取激烈的漢化政策。一部份原因是想彌補民族間的憎恨與不信。他想藉此達成民族「大和解」。
太武帝是「三武一宗法難」的第一棒。他受崔浩唆使,鎮壓佛教。當時,另一位排佛煽動者道士寇謙之(363-448)創立「新天師道」。崔浩皈依這個「新天師道」。
南北朝時代有二百七十餘年,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南方是六朝。大家都認為文明的正統在南方。北魏的漢化政策當然有意識到南方,在文化水準上不願輸給南方。經過二百七十餘年的努力,北方的文化水準已經趕上南方。在南北朝時代,知名的文人幾乎都是南方人。如陶淵明、謝靈運、沈約和王羲之一族。南朝的梁,派遣文才很高的庾信擔任使節到北周。結果被北周扣留,要他在北周朝廷任官。可見北方的文人多麼缺乏。可是到了唐朝,情形完全改觀。以「唐詩選」這本詩集來說,北方出身的作者多達一百多人,南方出身的作者卻只有二十人。
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知道洋人船堅砲利,根本打不贏。因此必須向西方學習。一開始,清朝政府採取「夷務運動」這四個字,後來怕激怒洋人,只好改成「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領導人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政府高官。他們都飽讀詩書,熟悉中國的學問。並且對中國學問的價值深信不疑。
「易經」裡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這些政府高官們就認為西學(西方的技術)是器,中學(中國的學問)是道。形而上的道是本,形而下的器是末。這是「道先器後論」。當清朝派遣國費留學生時,也同時派儒學老師跟著留學生一起去國外。李鴻章的智囊馮桂芬(1809-1874)認為「必須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根本,再補強各國的富強之術。」
「論語」為政篇有:「君子不器。」「器」就是「用」,也就是技術。儒家似乎向來輕視技術。
清朝第一任駐英兼駐法公使郭嵩燾(1818-1891)回國後,於1879年,發表「使西紀程」,在這本書裡,郭嵩燾認為「西洋立國,自有本末。」引起各方爭議。因為當時保守的儒者都認為西洋雖然有「器」,也就是「末」,但是沒有「本」。所以中國應該保有自己的「本」,只需引進西洋的「末」即可。然而郭嵩燾卻主張西洋既有「末」,也有「本」。
郭嵩燾被視為異端,他的「使西紀程」被禁止發印。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主張,西洋的富強不僅在於優越的技術,更在於其根源的思想、文化與制度。這種看法,對現代人而言,是理所當然。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卻是異端。
對當時中國的洋務派而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道先器後」是護身符。沒有這些護身符,很難引進西方科技。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後,有識者發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道先器後」這些護身符已經失去效用。為什麼堂堂中華大帝國會輸給東海的小國呢?兩國不是都同樣引進西方科技嗎?答案很明顯,清朝固執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卻引進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制度(立憲、議會政治與責任內閣)。在清朝,光是主張西洋既有「末」,也有「本」,就會被視為危險思想而遭到迫害。根本別談立憲之類的事了。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清朝大敗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完全喪失權威。取而代之的是「變法派」。「變法派」主張效法日本,引進西方的制度。然而,「變法派」卻遭到保守派的反撲。1898年,戊戌政變爆發。譚嗣同(1865-1898)等六位志士被清朝處斬刑。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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