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6日 星期二

加爾文主義(1)

加爾文主義(1)
在西方宗教改革中,影響歷史最大的可能是加爾文(Calvin 1509-1564)主義。加爾文主義首先在法國引起胡格諾(huguenot)爭亂,又在荷蘭成為獨立革命的推動力,然後在英國培養了清教徒革命的戰士,再渡過大西洋,成為美國建國的精神。德國社會科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17世紀的加爾文主義形成了理性的生活態度,創造出近代人的精神。
日內瓦原本是薩伏衣王國(Savoy)的屬領。15世紀後半開始興起獨立運動。由於受伯爾尼(Bern)的援助,得以確保獨立。1536年,日內瓦經市民總會通過,宣佈宗教改革。不過,日內瓦市內發生內部鬥爭。一開始是貴族派與平民派鬥爭,然後是羅馬天主教派與改革派鬥爭。結果是羅馬天主教派被驅逐出境。但是經過這番鬥爭後,日內瓦的經濟已經嚴重荒廢。伯爾尼以援助為藉口,企圖將日內瓦隸屬化。
1536年,法國人加爾文剛好經過日內瓦。他擁有人文主義者的豐富教養,也是一位傑出的羅馬法學者,並且是一位年輕的宗教改革派神學者,出版大作「基督教綱要」沒多久。日內瓦便請加爾文幫他們解決問題。
加爾文認為天地萬物一切的人事都在神偉大的攝理統轄下,信仰或不信仰,救贖或處罰,都在神的計畫中,人永遠無法得知。血腥的宗教衝突也是神的計畫。羅馬天主教派是神為了試驗世人而委託撒旦的化身。人生的目的在於擔任神的道具,忠實奉仕神,彰顯神的榮光。如何忠實奉仕神,彰顯神的榮光呢?要抑制人的本性,要禁慾,改造自己,服從神的義。加爾文否定修道士逃避現世的苦行,肯定在現世中各盡自己的本份。因此在職業勞動中盡力而為,是跟隨神的義。神最初選擇了猶太民族,但是猶太民族背棄了神。接著,神選擇了基督教會,但是基督教會犯了不義。神只好再選擇少數者。這些少數者必須組成共同體。加爾文認為這個共同體的地點就在日內瓦。他要在日內瓦實施「神政政治」。
加爾文成為日內瓦教會的牧師。他應日內瓦市政府的要求,提出「教會組織條案」,於1537年通過。加爾文認為教會的目的不是在解救眾人,而是在訓練眾人侍奉神,實現神國。韋伯認為加爾文教會的本質在於粉碎人的傲慢。
加爾文認為凡是傷害神的榮光的人,如淫行之徒、吝嗇鬼、貪污者、酗酒者、偶像崇拜者,都要像腐爛的四肢一樣切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監督者(後來的長老會)、近鄰間和家庭中要互相批判、每個人有義務出席在公共廣場的說教、強迫教義問答集(catechism)式的教育、禁止賭博、驅逐妓女、設立讚美歌酒店(由於沒有客人上門,不久就取消這項措施)、廢除娛樂澡堂、處罰酗酒者、禁止華麗的服裝、限制每餐的菜數、禁止過度娛樂、禁止華麗的舞蹈、燒燬騎士故事書、廢除演劇、強迫出席聽說教、長老有義務讓民眾出席教會、一年一次到家訪問調查信仰的狀況、在說教時笑者與吸煙者坐牢、禁止取天主教聖者名字等等。在這麼多複雜的規定下,難免有些民眾會誤踩紅線。例如一位男子因為遞給新娘家政訓時說:「這是最棒的詩篇!」而被控「冒瀆聖經」罪,遭到罰款。另一位男子因為聽到驢子的叫聲,開玩笑地說:「牠在唱優美的讚美歌」,而被處罰。
在市參事會裁判之下,從1542年到1546年,有58人被判死刑,76人被判驅逐出境。從1558年到1559年,在總人口1萬2千人中,有214人被處罰。
日內瓦的「神政政治」不禁讓人連想起法國大革命時的恐怖政治,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拒絕服從一般意志的人,政治體全員可以強迫他接受。如果把「一般意志」換成「神」,把「政治體全員」換成「教會」,兩者共通的邏輯是何等鮮明!
加爾文的教會觀是不惜使用革命獨裁機構讓遠離神的人重回神身邊。這是盧梭社會契約觀念的宗教性先驅形態。成員
1541年,加爾文制定「日內瓦教會規則」。大致內容如下:
一, 牧師:牧師是神的執行者,握有永生的鑰匙。牧師負有改變所有日內瓦市民傳統生活方式的任務。
加爾文並不讓各別牧師擅自解釋聖經,他讓牧師們集體討論、研究聖經,理解神的話。這樣的組織叫做「牧師會」。牧師會在市民間擁有絕對的權威。牧師會為了維持其權威,嚴格選擇成員,不僅仔細調查候補者的往昔生活,也對候補者實施教理考試。而且牧師會的成員還經常互相批判。新來的牧師甚至有權利與義務批判加爾文。
二, 長老:為了維持教會秩序,從各級議會選出12名長老(後來由牧師會指名)。長老與牧師一起構成「長老會」。長老會一個星期開一次會,檢討教會中有什麼不好的事情。長老會擁有將信徒逐出教門的權力。並且可以通知市政府,對當事人施以刑事處分。
三, 執事:對加爾文而言,救貧問題既不是治安問題,也不是社會體制的問題,而是人的性格問題。貧困是當事者墨守中世的傳統生活態度,不努力神所賦予的現世的職責之故。執事的任務就是在幫助貧困者,設立公立機構來輔導無法就業的人以及乞丐,讓他們有一技之長。
四, 教師:教師的任務是教育信徒健全的教理,並且徹底灌輸兒童教義。所以當時的人說:「日內瓦的少年比巴黎大學的博士還能夠將自己的信仰說得條理分明。」
1559年,在加爾文的呼籲下,日內瓦的市民捐款創立了日內瓦大學。這所大學意外地吸引了許多歐洲的青年。這些學生後來成為傳播加爾文主義的戰士。日內瓦大學採用很有體系的教育方法,讓當時的人稱讚不已,連反宗教改革的前衛耶穌會都採用日內瓦大學的教育課程。
但是,加爾文的神政政治引起一些日內瓦市民很大的反抗。從1537年到加爾文去世的1564年,這27年間,贊成加爾文主義派與反對加爾文主義派幾乎日日夜夜都在鬥爭。反對派自稱是「愛國者」,他們擔心加爾文控制下的教會將會限制國家主權。
1538年,加爾文派在選舉中大敗,加爾文被驅逐出境。不過後來,反對派政爭失敗,加爾文又於1541年回到日內瓦。兩派的衝突於1543年又展開,並且因1545年爆發的黑死病而尖銳化。1547年,兩派數百人甚至拔劍死鬥。最後,1555年反對派暴動,遭到加爾文派無情鎮壓。加爾文派取得最後勝利。在這激烈的鬥爭期間,加爾文好幾次陷入絕望狀態,不過他總是對自己說:「神站在我們這邊,誰能抗衡?」他的堅韌精神力終於讓他克服難關。
由於加爾文的聲望日漸傳開,法國福音主義者相繼亡命日內瓦。十幾年間,他們的人數增加到5000人。隨著新市民的流入,產生許多問題,例如:物價變貴、新市民的貴族主義與舊市民的排外主義起衝突。甚至還有謠言說:法國國王與新市民聯手計畫奪取日內瓦。
不過當日內瓦居民發現新市民帶來鐘錶技術、製書技術和醫學等知識,對日內瓦的經濟有很大幫助時,排外主義很快就凋萎了。1554年,許多新市民獲得市民權,成為加爾文的堅固堡壘。1555年,加爾文派完全掌握市政府。日內瓦接受贊同者,排除反對者,對市民徹底實施思想改革,因而成為聖徒的城市。不只此,加爾文還派遣幹部到各地,企圖將全世界聖化。
在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獨裁一開始並沒有將「不寬容」當成目的,掌權者以為「不寬容」只是邁向自由王國一個暫時的現象。可是當「不寬容」必須用人民的血換來時,革命的戰士已經忘掉這「不寬容」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回事。他們認為「不寬容」是維持體系不可或缺的要素。加爾文也認為宗教的不寬容是維持神政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
加爾文在人文主義者時代,曾經著作「論塞尼加寬容論」,認為寬容是調停宗教紛爭的好方法,而大加讚揚。然而當他為了確立神政政治,而與反對派鬥爭時,他卻出賣了當初的理念,成為迫害異端的加害者。他甚至咒罵昔日的人文主義者同志為騎牆派,罵宗教自由為「惡魔的主張」。(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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