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 星期四

社會思想史(2)

社會思想史(2)
美國學者法蘭希斯.福山(1952—)提出「歷史的終結」論。他認為東西冷戰的結束是自由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共產專政的勝利。世界大勢此後將向自由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邁進。今後世界將沒有巨幅的變化。就此而言,歷史終結了。
然而,1990年以後的歷史,卻顯示柏林圍牆的崩塌並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開始。福山錯了。
針對福山的樂觀看法,另一位美國國際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提出「文明的衝突」論。過去的東西對立是以國家為單位。今後則是以文明為單位。亨廷頓認為西元八世紀誕生的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歐文明,因為被西元七世紀誕生的伊斯蘭教文明,以及西元前十五世紀誕生的中華文明所威脅,必須加緊團結才行。這個看法,因為後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活躍和911事件,而具有相當說服力。
然而,他卻忽視有很多移居到美國與西歐的伊斯蘭教徒,以及居住在東亞和阿拉伯的基督徒。此外,他也無視文明間相互學習的重要性。他只是激起人們的不安與仇恨而已。
「文明會不斷進步」這個觀念可說始自於培根(1561—1626)的自然觀。而培根的自然觀受亞里斯多德的自然觀影響很深。亞里斯多德被歐洲人遺忘很久,在10世紀中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視與研究。12世紀時反而輸出到歐洲。1312世紀時的義大利大神學者聖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把亞里斯多德的自然觀加入基督教思想,強調人類對其他動物擁有絕對的優越性。到了培根,就發展成「文明會不斷進步」觀念。培根認為透過科技,人類可以控制自然,增進人類的福祉。人類不是大自然的成員之一,而是大自然的主人。
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狂熱追隨培根。狄德羅(Diderot 1713—1784)與達朗貝爾(d’Alembert 1717—1783)於1751年開始在法國出版的「百科全書」所標榜的就是「進步」。孔多爾賽(Condorcet 1743—1794)於晚年寫的「人類精神進步史」便是一本論述人類藉由科技知識的進步,從無知迷妄的狀態,進步到文明狀態的書。孔多爾賽認為人類的能力無限。他並且認為由於印刷術的發明與物理、化學等各種自然科學的發達,人類由宗教與種種形而上學的權威中解放出來。法國大革命時,由於孔多爾賽是吉倫特派,被雅各賓派逮捕、在獄中死亡。「藉由科學讓人類進步」的觀念,到了19世紀,由法國的聖西門(Saint-Simon)與聖西門的弟子孔德(Comte 1798—1857)繼承。孔德認為學問從神學階段,經形而上學的階段,直到實證階段。這是他學問的進步史觀。
德國的黑格爾(Hegel 1770—1831)認為世界史的發展是「自由意識的進展」。不只是科學的進步,人們如何感覺到自身的自由,並且互相承認別人的自由,而以制度來保障這個自由。這是衡量歷史進步的尺度。在中東以及東方,只有君王一個人享有自由。在生活上多方面依賴奴隸之力的古希臘,只有少數成年男子享有自由。黑格爾認為直到否定奴隸的基督教精神進入歐洲,所有的人才享有自由。黑格爾認為歷史上發生的種種悲劇,結果都是讓「自由得以實現」的「歷史狡智」。
無論是培根、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黑格爾或馬克思,其思想中心都是「文明的進步」。與「進步」相反的就是「保守」或「反動」。
19世紀興起的文化人類學也擺脫不了這個模式。例如英國的文化人類學者弗雷澤(Frazer 1854—1941)便認為人類思考模式的發展,由咒術經宗教到科學。這樣的看法代表了當時西方列強對亞洲和非洲的文化偏見。
立足於啟蒙主義觀點的社會思想史忽略了「自然與人類」、「宗教與人類」的問題。
達爾文(1809—1882)討論人類社會的書不是有名的「種的起源」(1859),而是12年後出的「人類的由來與性淘汰」(1871)。他在這本書明言人類是由其他動物演化而來。人類的器官有很多無法磨滅下等動物的痕跡。
達爾文認為動物雖然有近親間互相敵對的關係,但是也有同情、服務同類的社會性本能。這種本能演化之後,就成為人類的「良心」與「道德」。
另一方面,人類也從性淘汰發展出「鬥爭本能」。勇敢、好戰、堅韌的體力都是由性淘汰發展出來。
達爾文去世後,英國的社會進化論之父斯賓塞(Spencer 1820—1903)、自然科學者赫胥黎(Huxley 1825—1895)以及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之間,對「演化論」產生意見對立。
斯賓塞認為「進步的法則」是「由單純到複雜的變化」,他並且提出「適者生存」的有名用語。斯賓塞認為人類在倫理上,由「利己心」進化到「利他心」。他主張為了社會的健全進化,政府應該盡量避免干涉,讓社會自由發展。
和斯賓塞唱反調的是主張人類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赫胥黎。赫胥黎認為「適者生存」延長之後,在人類社會就是弱肉強食、狡猾的利己主義總會獲得最後勝利。
對赫胥黎這種冷酷的看法,克魯泡特金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互助論」。克魯泡特金認為自然進化的法則不是「生存競爭」,而是「互助」。生物相互競爭,是在浪費精力,不利於種的存續與發展。相反的,生物互助,可以在消耗很少精力的情況下,讓個體獲得最大的福祉,有利於種的存續與發展。因此在自然界,「最適者」不是贏得「生存競爭」者,而是有「互助」習慣者。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妨礙進步的是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國家與法律。他主張要以無政府主義,團結人類的正義感,來打倒這個阻礙。
在日本,斯賓塞的進化論於明治初期介紹到日本,知識份子之間大流行,認為自由放任是最理想的政策。1889年之後,隨著國家主義的氣氛瀰漫,斯賓塞的理論逐漸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德國的生物學者海克爾(Haeckel 1834—1919)所主張將國家主義正當化的進化論。贊同海克爾最熱心的代表是東京大學校長「利己」的加藤弘之(1836—1916)。加藤弘之認為人類經由「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從動物進化而來,這一事實證明了自然界根本沒有「天賦人權」這回事。他認為「利己的本能」才是推動社會的原動力。「利他心」表面上看起來道德很崇高,其實背後有「利己」的動機。因此「利他」只不過是「利己」的手段。因此,加藤弘之主張讓「優勝劣敗」的法則徹底發揮,這樣國家社會才會進步。
在中國,經由嚴復(1853—1921)的翻譯、介紹,一向持「循環史觀」的中國知識份子首次知道進化論,受到很大震驚。嚴復在他的書中指出日本改革成功,擠身世界列強,是「最適者」,中國為了避免被淘汰,必須趕緊進行改革。嚴復的主張深深影響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
1952年,DNA的雙重螺旋結構被發現。1970年代,社會生物學登場。美國的學者威爾遜(Wilson 1929—)於1975年出版著作「社會生物學」。他認為人類的本質是利己的。社會性昆蟲等下等動物之中雖然可以看到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同伴的利他行為。但是隨著進化,這種利他心逐漸減少,越是高等動物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期盼回報的利他心(有條件的利他心)。威爾遜認為這種利他心只是利己心的一種變形。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進化思想更令人側目。道金斯認為這世上所有的生物都可看成為了繼續生存的利己基因的機械。生物只是那種基因的交通工具。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沒有的「文化因子」。與威爾遜不同,道金斯賦予人類特殊的地位。道金斯的著作出版後,就遭受哈佛大學地質學者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 2002)與生態學者堤恩 (Walasse Ting 1929–2010)的批判,認為這是一種肯定社會岐視的危險思想。他們認為只以「適應」這個尺度來討論人類社會,容易陷入種族岐視與極權主義。
道金斯對宗教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他的反宗教思想在2003年出版的「侍候惡魔的牧師」與2007年出版的「神這個幻想」中表露無遺。道金斯反對的是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一神教。他認為宗教麻痺人的理性與合理判斷,如宗教戰爭、宗教裁判、現代的宗教基本教義、北愛爾蘭等地因為宗教起因的紛爭,都是宗教造成人與人的不和。從進化論來看,宗教只是進化過程中,偶然的副產物。道德不是從宗教產生。道德的起源是「互惠性利他主義」。道金斯於1999年出版的「神與科學可以共存嗎?」中主張自然科學應該與宗教和平共存。
古爾德一方面批評企圖禁止美國學校教授進化論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另一方面也批評反宗教的科學主義。他雖然以不可知論者自居,但是也以這種方式鼓勵科學與宗教和平共存。
★ 本讀書報告的資料由我住在日本的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 據今日報紙報導英國禁止去年宣佈要燒毀伊斯蘭教「可蘭經」的美國牧師瓊斯入境,理由是︰他的入境無助於「公共利益」。這真是好消息,英國令我刮目相看!
理州上 201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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