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騙了你
我曾經為文介紹龍應台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後來又在汐止圖書館發現李敖寫的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原以為內容都是在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料回家一讀,才發現李敖寫的這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批評龍應台以外的人士,如柏楊、錢穆、三毛等。內容和書名不太吻合。
李敖批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處值得探討。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寫道:「長春圍城,應該從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10月19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50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80到120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17萬人。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人數。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50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難民,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相傳,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對此,李敖批評寫道:「事實這麼簡單嗎?龍應台提出笨問題,為什麼長春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被關注?為什麼長春不像列寧格勒那樣被重視?龍應台仍是老套,她只寫『現象』,不找『原因』。這是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問共產黨為什麼圍城,為什麼不問國民黨為什麼造成被圍城的局面?
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脅人民於先,又驅使人民於後,以『饑民戰』惡整敵人;第四,你最後還不是投降了,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要投降早投啊,為什麼餓死成千上萬的人民以後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他方面不是『光榮解放』嗎?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不是『兵不血刃』嗎?」
換言之,李敖反對「死守孤城」,因為這是兵家大忌。這令我想起「馬薩達」(Masada)的故事。「馬薩達」在亞拉姆語中是「堡壘」的意思。西元前40年 , 希律王為躲避帕提亞人扶植的國王Mattathias Antigonus,曾從耶路撒冷逃到馬薩達避難。 之後,從西元前37年到西元前31年 ,希律王在馬薩達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並把它作為緊急情況下的避難所。 ——希律王面臨的威脅一方面來自桀驁不遜的猶太人,一方面則來自南邊虎視眈眈的埃及艷後克里奧帕特拉七世 。 有記載表明,希律王死後,從西元6年到西元66年 ,曾有羅馬軍團在此駐紮。
西元66-70年爆發了猶太人反抗羅馬人的起義。 起義之初,Menahem Ben Jair率領「狂熱者」奪取了馬薩達。 70年 ,耶路撒冷包括第二聖殿被羅馬人摧毀,Menachem也已在耶路撒冷被殺。 他的外甥Eleazar僥倖逃出耶路撒冷,在馬薩達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此後,被羅馬追捕的猶太人陸續來到這裡,馬薩達成為起義的最後據點。 72年 ,羅馬總督Flavious Silva率領羅馬第十軍團包圍了馬薩達,並開始在西側修築高台。 在圍困2-3個月後,西元73年 ,羅馬軍隊完成築城,並用攻城槌攻破馬薩達的城牆,但他們看到的僅是約960具屍體、燒毀的建築和保存完好的糧倉。
在馬薩達即將被攻破之時,Eleazar對全體猶太人發表演講,強調絕不能屈從羅馬人的奴役,而寧可作為自由的人民死去。 他最終說服了大家選擇自殺。 據約瑟夫說,最後僅有兩個大人和五個小孩躲在一處蓄水池裡得以倖免,他也因此得知了羅馬破城前發生的故事。
換言之,堅守馬薩達的猶太人寧死不屈。這樣的精神感動了現代的以色列人,據說,以色列的新兵在結束訓練的最後一天,按照慣例,在馬薩達度過,讓他們不要遺忘「馬薩達精神」,也就是「寧死不屈」的精神。
因此按照李敖的看法,猶太人寧死不屈,堅守馬薩達,便是錯誤的行為,因為這是「死守孤城」,犯了兵家大忌。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早早投降,留得青山在好;還是寧死不屈,「死守孤城」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難有定論。前者識時務者為俊傑,能屈能伸,留下生命,等待再起之日,不失一個冷靜理智的判斷。後者可歌可泣,留取丹心照汗青,讓後世子孫永遠懷念,也令人感動。
總之,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就像我們很難判斷莫那魯道(賽德克語:Mona (Mouna) Rudo;1880年-1930年),發起霧社事件,殘殺日本老弱婦孺以洩恨,後來遭到日本人動用現代武器,甚至毒氣,對莫那魯道的族人進行無情報復,究竟值不值得?世事本來很多沒絕對的是非對錯可言,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因為很多是灰色。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龍應台當官
龍應台當官
「龍應台當官」這本書,我在汐止圖書館看到的時候,以為是龍應台自己寫的,回家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一位新聞記者「蔡惠萍」寫的。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不過還是將它讀完。以下是我認為有趣的部分:
故事得從1999年夏天說起。
那年馬英九展開「三國六城」文化之旅。在結束佛羅倫斯的訪問後,幕僚告訴媒體,馬英九將到德國拜訪「老朋友」,純屬私人行程。於是他在避開所有媒體的耳目下,進行這次歐洲訪問行程中真正的「文化之旅」。馬英九這段飛越千山萬水終獲龍應台首肯出任文化局長的故事,曾被傳為浪漫的政壇佳話,整個過程就像現代版的「三顧毛盧」。
當時,龍應台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除了牽掛兩個幼子的家庭因素外,她也珍惜五家歐洲報紙請她寫定期專欄,為台灣「發聲」的機會,不能說走就走。後來,讓她點頭願意放下寫作與孩子,在無意中踢進臨門一腳的關鍵人物,卻是民運人士王丹。
文化局自治條例在1999年7月獲得議會通過。在各方推薦十餘名人選中,由於林懷民、蔣勳的力薦,「龍應台」這三個字便從最後的六位入圍者中被鎖定。
龍應台大概可說大陸知名度與銷售量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當時她以憤怒精神寫下的「野火集」,後來在高壓統治比台灣解嚴前猶勝一籌的對岸也產生一股狂潮,隨著其熱烈如火、犀利如鋒文字的登陸而馳名北京,進而擴展至整個大陸知識圈,成為大陸讀者眼中突破禁忌的「異議作家」,因此開啟她與大陸的淵源。
除了廣為周知的代表作「野火集」之外,她在1997年1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如今幾乎已成上海市民「教科書」的「啊,上海男人」一文,還有「龍應台評小說」一書也成為北京多所大學中文系指定的課外讀物,龍應台在大陸文壇影響力之巨著實驚人。
龍應台讓大陸人憶起魯迅,同樣是放火照亮黑暗大地的角色,大陸讀者對她產生高度期待和仰望,認為她不光只是作家、知識份子,更是「台灣的良知」因此,當1999年8月,以月旦時政而聞名的龍應台允諾出任文化局長一職,立即在大陸猶如投下一枚言論炸彈,引爆強烈震撼與高度異議,贊成與反對聲浪相持不下。
大陸知識份子的反應不外三種:一是「台灣民主竟然走到這一步,國民黨政府竟能容許批評國民黨的人進入政府工作,不得了」,這對中國政治是一種啟發和示範;二是認為「清流進入了濁流」,擔心龍應台是可讓濁流變清?或是也會混濁了,等著看這場「實驗」的結果;另外,有些知識份子認為這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官員的示範,期許她好好做。
不過,相對於北京知識份子的正面肯定,上海及廣州讀者即堅決反對龍應台走到體制內,並對她批判不已,對於政府機器懷抱悲觀態度的人,認為她也被體制所「收編」,最後不免走上為政治服務一途。
因著龍應台在大陸的高知名度,也由於大陸讀者對具有「作家」及「官員」雙重身分的人物好奇,2001年3月,龍應台原定應前「上海文匯報」之邀於前往上海訪問一周,由於這是龍應台出任公職後首次赴大陸,消息一出後,立即在大陸傳了好幾回,不僅香港、廣州多家媒體紛紛來電詢問詳細行程,甚至有外國媒體表示有意進一步隨行採訪。
長久以來,中共對於具有群眾鼓動力的作家向來採取壓抑政策,再加上敏感的官方色彩,龍應台這趟上海行幾乎只能「悶著頭做事」。但儘管如此,在她抵上海的首日就有十多家聞訊而來的媒體,在深夜時分前往她下榻的飯店與她會面,希望搶到她第一手的訪談內容。按照她的說法,「幾乎是上海以外重要的媒體都來了。」香港鳳凰衛視台更是以全程跟拍的方式紀錄她在上海的公開活動。
龍應台在大陸多次公開場合及演講中一再提及的「文化政策獨立於政治」的理念,一再衝撞長久處於知識剝削、對新觀念求知若渴的大陸社會。(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龍應台當官」這本書,我在汐止圖書館看到的時候,以為是龍應台自己寫的,回家仔細一看,才知道是一位新聞記者「蔡惠萍」寫的。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不過還是將它讀完。以下是我認為有趣的部分:
故事得從1999年夏天說起。
那年馬英九展開「三國六城」文化之旅。在結束佛羅倫斯的訪問後,幕僚告訴媒體,馬英九將到德國拜訪「老朋友」,純屬私人行程。於是他在避開所有媒體的耳目下,進行這次歐洲訪問行程中真正的「文化之旅」。馬英九這段飛越千山萬水終獲龍應台首肯出任文化局長的故事,曾被傳為浪漫的政壇佳話,整個過程就像現代版的「三顧毛盧」。
當時,龍應台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除了牽掛兩個幼子的家庭因素外,她也珍惜五家歐洲報紙請她寫定期專欄,為台灣「發聲」的機會,不能說走就走。後來,讓她點頭願意放下寫作與孩子,在無意中踢進臨門一腳的關鍵人物,卻是民運人士王丹。
文化局自治條例在1999年7月獲得議會通過。在各方推薦十餘名人選中,由於林懷民、蔣勳的力薦,「龍應台」這三個字便從最後的六位入圍者中被鎖定。
龍應台大概可說大陸知名度與銷售量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當時她以憤怒精神寫下的「野火集」,後來在高壓統治比台灣解嚴前猶勝一籌的對岸也產生一股狂潮,隨著其熱烈如火、犀利如鋒文字的登陸而馳名北京,進而擴展至整個大陸知識圈,成為大陸讀者眼中突破禁忌的「異議作家」,因此開啟她與大陸的淵源。
除了廣為周知的代表作「野火集」之外,她在1997年1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如今幾乎已成上海市民「教科書」的「啊,上海男人」一文,還有「龍應台評小說」一書也成為北京多所大學中文系指定的課外讀物,龍應台在大陸文壇影響力之巨著實驚人。
龍應台讓大陸人憶起魯迅,同樣是放火照亮黑暗大地的角色,大陸讀者對她產生高度期待和仰望,認為她不光只是作家、知識份子,更是「台灣的良知」因此,當1999年8月,以月旦時政而聞名的龍應台允諾出任文化局長一職,立即在大陸猶如投下一枚言論炸彈,引爆強烈震撼與高度異議,贊成與反對聲浪相持不下。
大陸知識份子的反應不外三種:一是「台灣民主竟然走到這一步,國民黨政府竟能容許批評國民黨的人進入政府工作,不得了」,這對中國政治是一種啟發和示範;二是認為「清流進入了濁流」,擔心龍應台是可讓濁流變清?或是也會混濁了,等著看這場「實驗」的結果;另外,有些知識份子認為這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官員的示範,期許她好好做。
不過,相對於北京知識份子的正面肯定,上海及廣州讀者即堅決反對龍應台走到體制內,並對她批判不已,對於政府機器懷抱悲觀態度的人,認為她也被體制所「收編」,最後不免走上為政治服務一途。
因著龍應台在大陸的高知名度,也由於大陸讀者對具有「作家」及「官員」雙重身分的人物好奇,2001年3月,龍應台原定應前「上海文匯報」之邀於前往上海訪問一周,由於這是龍應台出任公職後首次赴大陸,消息一出後,立即在大陸傳了好幾回,不僅香港、廣州多家媒體紛紛來電詢問詳細行程,甚至有外國媒體表示有意進一步隨行採訪。
長久以來,中共對於具有群眾鼓動力的作家向來採取壓抑政策,再加上敏感的官方色彩,龍應台這趟上海行幾乎只能「悶著頭做事」。但儘管如此,在她抵上海的首日就有十多家聞訊而來的媒體,在深夜時分前往她下榻的飯店與她會面,希望搶到她第一手的訪談內容。按照她的說法,「幾乎是上海以外重要的媒體都來了。」香港鳳凰衛視台更是以全程跟拍的方式紀錄她在上海的公開活動。
龍應台在大陸多次公開場合及演講中一再提及的「文化政策獨立於政治」的理念,一再衝撞長久處於知識剝削、對新觀念求知若渴的大陸社會。(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4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14)
壯志未酬(14)
我一生不搞政治,並不是因為我缺乏政治細胞,而是因為我缺乏流氓細胞。我的政治細胞充分得很,但就是因為缺乏流氓細胞,使不出來。這就叫做知易行難。我,也是書生本色。大多數書生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我家,我以我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大多數流氓頭子(意指帶有一點流氓本質的領袖人物)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你家,我以你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所以多半的書生好自用,多半的流氓頭子善於用人。好自用者每以為天下的人才都不如我,都得聽從我的意見,聽我的差遣,於是真人才望望然而去,假人才滾滾而來。關鍵就在這裡。我一介書生壯志未酬,就是因為一生都沒遇見一位真正有點流氓頭子成分的國家領導人,老總統差乎近之,可是我遇見他時,他已是太上皇,不管事,其餘三位總統便差得太遠了。
於此我要就治術與權術,對四任總統作一比較。我所謂治術,係指了解國家形勢,確定立國方向,從而決定政策,建立制度。所謂權術,係指處理國政時,智巧機伶,通權達變,心口不必如一,言行不必一致,但求達成目的,不必堅守原則。
老總統略懂治術,但連年戰亂,無充分時間讓他施展。對於權術,則運用純熟。嚴家淦總統徹頭徹尾為一技術官僚,談不上治術,用不上權術。經國先生不懂治術,但懂統御術,而運用權術也頗內行。經國先生很少民主思想,但中外人士都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開端者,可見其高明。
李總統不重視治術,也不擅長運用權術。是否會運用權術,可以用一個標準來測量,那就是在運用權術的時候,會不會使人覺得其在運用權術。經國先生經常用權術,很少聽見有人攻擊他在運用權術,這就是很高明的權術。李總統還未開始運用權術,天下人都說他在運用權術而加以攻擊,引起強烈反彈,這算什麼權術?嚴格地說,李總統用的是普通謀略,好像舊小說中常說的「略施小計」,尚未成術,所以不是權術。
權術是將一件事、一個問題,轉變化解於無形,而人不自覺,終於達到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技術或手段。假如李總統在其掌權期間,默默地做到台人治台,而不使外省人有受歧視打壓的感覺,不發生明顯的反彈;默默地做到台灣實質上的獨立,為中共所容忍接受,而不加以封鎖打壓,那就是第一流的權術。
另一方面可從權衡的觀點來解釋。所謂權術,就是對一件事、一個問題,要採取行動與對策來謀求解決時,必須要權衡其利害得失,最後能夠求得其最大的利得的一種技術或手段。依照墨子功利主義的法則,假如能夠放棄現在的小利,以收取將來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能夠承受現在的小害,避免將來的大害,也是利得。以兩岸關係來說,假如我們能夠放棄一些在國內外的小動作,以及口舌上便宜的小利,不去刺激中共,以換取兩岸和平相處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我們能夠在兩岸談判上,作某些程度的讓步或放低姿態,承受一點小害,以避免將來在某種情形下中共兵臨城下,或以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大害,也是我們的利得。但現在實際的情形則不僅針鋒相對,口頭與行動上都寸步不讓,還時常有意無意地去刺傷中共,這是鬥嘴、鬥狠,不是辦兩岸關係。其所依恃的不過是萬里外的一個強國而已,這距離權術也未免太遠了一點。
我曾公開稱讚民進黨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先生,表示佩服之意。佩服施明德先生是因為他有真正為台灣民主政治前途奮鬥的精神;佩服許信良先生是因為他有前述墨子功利哲學的修養,兩人都有為台灣人民長期利益作犧牲的懷抱。但不幸都成了寂寞的英雄,自古英雄皆寂寞,令人慨然。
結語 往事雲煙
假如人有來生,我希望終生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讀盡古今中外這一方面的好書,也能寫出幾本好書,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不知什麼原因,我越到晚年,越發現好多要讀的書沒有讀。想要買的書,現在有能力買,卻又知道買了不能讀,也無地方放,只好黯然作罷。真是無奈,唯有寄望來生了。
附錄四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自1949年至現在,台灣經濟有長足的進步。造成這種進步是多方面的︰
一,日本人所奠定的基礎,特別是在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農田水利與農業發展制度,自然資源的規畫利用,教育衛生等方面。換句話說,一個落後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一些起步工作,日本人都做了。我們批評日本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口號,是不公平的。但日本人也為台灣留下了一個壞影響,那便是政治上與社會上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對台灣同胞在心理上有嚴重的打擊。
二,政府的領導和推動。
三,大陸遷來台灣的一批企業人才和少數資金。
四,本省同胞的刻苦耐勞。
五,政治及社會穩定。
六,美援。
附錄九 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刊於工商時報社論)
蔣故總統運作的政治是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這種政治運作形態有其時代背景與個人條件,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而且站在國家利益立場,我們也絕不希望再出現這種政治運作形態。無論對台灣而言,或對整個中國而言,將來我們寧願有一個平庸的民主政治,而不願有一個偉大的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李總統登輝先生晉位國家元首後,復接掌了執政黨主席職位,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運作下,實質上已具備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條件。再加上近日來久以習慣於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各種傳播媒體,不自覺地往這一方向推動,以從前對待蔣故總統者,轉而對待李總統。這實在是令人十分憂慮的現象。現在,跳出這一圈套,領導國家走上純淨民主政治之路,為全中國人開闢一長久的康莊大道,唯有仰賴李總統可以為而不為的偉大人格了。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期望李總統做一個偉大的總統,而不做有權力的總統。
那麼,如何才可以做一個偉大的總統呢?我們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度,一是用人。
先說制度。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奇特的憲法,它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而是遷就當時實際環境的一種折衷辦法,即是賦予總統若干權力的內閣制。換句話說,總統不是虛位元首,仍擁有若干權力。但由於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及總統命令須行政院長副署,是以在實質上仍為內閣制。我們可以說,這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這一民主制度的安排受到了相當的限制,實質上已成為總統制,而總統又不必向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結果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權責分離的一種特殊制度。
這個制度已經夠特殊了。但過去十多年的實際政治運作又不是完全依循這個制度。政治權力係隨著強人政治的「強人」與個人領導的「個人」而轉的,強人與個人在什麼地方,政治權力就在什麼地方,這已經不是一種制度,而是完全的人治了。
我們所希望於李總統者,是能在其任內,運用其權力,回歸憲法,將真正的憲政體制建立起來,進一步帶動全中國能在民主軌道上推進。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了。
現在再談到用人。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其最大的責任就是建立制度與培養人才。不僅「中興以人才為本」,維持今後國家的生存也還是人才為本。
★以上是王作榮自傳「壯志未酬」的部分精彩內容。讀完這本書後,我有幾點感想。第一,王作榮說他最適合的職位是經建會主委。我覺得他太謙虛了,我認為以他卓越的見識和睿智,他絕對可以擔任行政院長。
第二,王作榮與李登輝是老友,可是王作榮正直而厚道,李登輝卻表裡不一,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李登輝曾經說他在卸任總統後,要去當牧師傳道,可是他在卸任總統後,不但沒有去當牧師傳道,反而不甘寂寞,仍對台灣政治說三道四,並且指使部下於2001年成立台聯,企圖影響台灣政治,儼然是綠營精神領袖。王作榮與李登輝兩人的境界與人格有天壤之別。
第三,王作榮與李登輝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就我在台中與汐止對基督徒的觀察,基督徒其實和一般人一樣,有好有壞,有些基督徒讓人尊敬,有些基督徒則令人厭惡。我不相信基督徒就不會作姦犯科,我也不相信佛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或無神論者就沒好人。(事實上我認識許多心地善良的佛教徒。)王作榮顯然是讓人尊敬的基督徒,李登輝則是表裡不一的基督徒。李登輝當上總統,而王作榮卻只能當「蚊子院」監察院長,這是台灣的不幸。
第四,王作榮的生命現在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真是令人感傷。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我一生不搞政治,並不是因為我缺乏政治細胞,而是因為我缺乏流氓細胞。我的政治細胞充分得很,但就是因為缺乏流氓細胞,使不出來。這就叫做知易行難。我,也是書生本色。大多數書生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我家,我以我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大多數流氓頭子(意指帶有一點流氓本質的領袖人物)都會認為天下學問在你家,我以你家的學問打我家的天下。所以多半的書生好自用,多半的流氓頭子善於用人。好自用者每以為天下的人才都不如我,都得聽從我的意見,聽我的差遣,於是真人才望望然而去,假人才滾滾而來。關鍵就在這裡。我一介書生壯志未酬,就是因為一生都沒遇見一位真正有點流氓頭子成分的國家領導人,老總統差乎近之,可是我遇見他時,他已是太上皇,不管事,其餘三位總統便差得太遠了。
於此我要就治術與權術,對四任總統作一比較。我所謂治術,係指了解國家形勢,確定立國方向,從而決定政策,建立制度。所謂權術,係指處理國政時,智巧機伶,通權達變,心口不必如一,言行不必一致,但求達成目的,不必堅守原則。
老總統略懂治術,但連年戰亂,無充分時間讓他施展。對於權術,則運用純熟。嚴家淦總統徹頭徹尾為一技術官僚,談不上治術,用不上權術。經國先生不懂治術,但懂統御術,而運用權術也頗內行。經國先生很少民主思想,但中外人士都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開端者,可見其高明。
李總統不重視治術,也不擅長運用權術。是否會運用權術,可以用一個標準來測量,那就是在運用權術的時候,會不會使人覺得其在運用權術。經國先生經常用權術,很少聽見有人攻擊他在運用權術,這就是很高明的權術。李總統還未開始運用權術,天下人都說他在運用權術而加以攻擊,引起強烈反彈,這算什麼權術?嚴格地說,李總統用的是普通謀略,好像舊小說中常說的「略施小計」,尚未成術,所以不是權術。
權術是將一件事、一個問題,轉變化解於無形,而人不自覺,終於達到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技術或手段。假如李總統在其掌權期間,默默地做到台人治台,而不使外省人有受歧視打壓的感覺,不發生明顯的反彈;默默地做到台灣實質上的獨立,為中共所容忍接受,而不加以封鎖打壓,那就是第一流的權術。
另一方面可從權衡的觀點來解釋。所謂權術,就是對一件事、一個問題,要採取行動與對策來謀求解決時,必須要權衡其利害得失,最後能夠求得其最大的利得的一種技術或手段。依照墨子功利主義的法則,假如能夠放棄現在的小利,以收取將來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能夠承受現在的小害,避免將來的大害,也是利得。以兩岸關係來說,假如我們能夠放棄一些在國內外的小動作,以及口舌上便宜的小利,不去刺激中共,以換取兩岸和平相處的大利,就是利得;假如我們能夠在兩岸談判上,作某些程度的讓步或放低姿態,承受一點小害,以避免將來在某種情形下中共兵臨城下,或以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大害,也是我們的利得。但現在實際的情形則不僅針鋒相對,口頭與行動上都寸步不讓,還時常有意無意地去刺傷中共,這是鬥嘴、鬥狠,不是辦兩岸關係。其所依恃的不過是萬里外的一個強國而已,這距離權術也未免太遠了一點。
我曾公開稱讚民進黨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先生,表示佩服之意。佩服施明德先生是因為他有真正為台灣民主政治前途奮鬥的精神;佩服許信良先生是因為他有前述墨子功利哲學的修養,兩人都有為台灣人民長期利益作犧牲的懷抱。但不幸都成了寂寞的英雄,自古英雄皆寂寞,令人慨然。
結語 往事雲煙
假如人有來生,我希望終生做一個文史哲方面的教授,讀盡古今中外這一方面的好書,也能寫出幾本好書,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有永久性的貢獻。不知什麼原因,我越到晚年,越發現好多要讀的書沒有讀。想要買的書,現在有能力買,卻又知道買了不能讀,也無地方放,只好黯然作罷。真是無奈,唯有寄望來生了。
附錄四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自1949年至現在,台灣經濟有長足的進步。造成這種進步是多方面的︰
一,日本人所奠定的基礎,特別是在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農田水利與農業發展制度,自然資源的規畫利用,教育衛生等方面。換句話說,一個落後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一些起步工作,日本人都做了。我們批評日本人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口號,是不公平的。但日本人也為台灣留下了一個壞影響,那便是政治上與社會上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對台灣同胞在心理上有嚴重的打擊。
二,政府的領導和推動。
三,大陸遷來台灣的一批企業人才和少數資金。
四,本省同胞的刻苦耐勞。
五,政治及社會穩定。
六,美援。
附錄九 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刊於工商時報社論)
蔣故總統運作的政治是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這種政治運作形態有其時代背景與個人條件,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而且站在國家利益立場,我們也絕不希望再出現這種政治運作形態。無論對台灣而言,或對整個中國而言,將來我們寧願有一個平庸的民主政治,而不願有一個偉大的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李總統登輝先生晉位國家元首後,復接掌了執政黨主席職位,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運作下,實質上已具備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條件。再加上近日來久以習慣於強人政治與個人領導的各種傳播媒體,不自覺地往這一方向推動,以從前對待蔣故總統者,轉而對待李總統。這實在是令人十分憂慮的現象。現在,跳出這一圈套,領導國家走上純淨民主政治之路,為全中國人開闢一長久的康莊大道,唯有仰賴李總統可以為而不為的偉大人格了。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期望李總統做一個偉大的總統,而不做有權力的總統。
那麼,如何才可以做一個偉大的總統呢?我們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度,一是用人。
先說制度。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奇特的憲法,它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而是遷就當時實際環境的一種折衷辦法,即是賦予總統若干權力的內閣制。換句話說,總統不是虛位元首,仍擁有若干權力。但由於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及總統命令須行政院長副署,是以在實質上仍為內閣制。我們可以說,這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這一民主制度的安排受到了相當的限制,實質上已成為總統制,而總統又不必向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結果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權責分離的一種特殊制度。
這個制度已經夠特殊了。但過去十多年的實際政治運作又不是完全依循這個制度。政治權力係隨著強人政治的「強人」與個人領導的「個人」而轉的,強人與個人在什麼地方,政治權力就在什麼地方,這已經不是一種制度,而是完全的人治了。
我們所希望於李總統者,是能在其任內,運用其權力,回歸憲法,將真正的憲政體制建立起來,進一步帶動全中國能在民主軌道上推進。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了。
現在再談到用人。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其最大的責任就是建立制度與培養人才。不僅「中興以人才為本」,維持今後國家的生存也還是人才為本。
★以上是王作榮自傳「壯志未酬」的部分精彩內容。讀完這本書後,我有幾點感想。第一,王作榮說他最適合的職位是經建會主委。我覺得他太謙虛了,我認為以他卓越的見識和睿智,他絕對可以擔任行政院長。
第二,王作榮與李登輝是老友,可是王作榮正直而厚道,李登輝卻表裡不一,說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李登輝曾經說他在卸任總統後,要去當牧師傳道,可是他在卸任總統後,不但沒有去當牧師傳道,反而不甘寂寞,仍對台灣政治說三道四,並且指使部下於2001年成立台聯,企圖影響台灣政治,儼然是綠營精神領袖。王作榮與李登輝兩人的境界與人格有天壤之別。
第三,王作榮與李登輝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就我在台中與汐止對基督徒的觀察,基督徒其實和一般人一樣,有好有壞,有些基督徒讓人尊敬,有些基督徒則令人厭惡。我不相信基督徒就不會作姦犯科,我也不相信佛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或無神論者就沒好人。(事實上我認識許多心地善良的佛教徒。)王作榮顯然是讓人尊敬的基督徒,李登輝則是表裡不一的基督徒。李登輝當上總統,而王作榮卻只能當「蚊子院」監察院長,這是台灣的不幸。
第四,王作榮的生命現在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真是令人感傷。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壯志未酬(13)
壯志未酬(13)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和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
李總統因為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將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
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內,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這已是一條不歸路。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1997年11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一時間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以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為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結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而中共則沉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
美國在19世紀中葉,為了奴隸制度及其他經濟問題,爆發南北戰爭,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其結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為聯邦一份子為榮。我又設想假如在130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130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130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為最優先地位,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或一百年,屆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為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共同的趨勢,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如果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
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人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為中國人為榮。
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拼才會贏;要賭智慧、賭修養。
1997年柯江會談結束後,美國隨即宣佈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
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1998年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結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
第四十一章 事與願違
我常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水火同源,都是同一個模型(列寧式)拓出來的,不過一個向右轉,捧著孔夫子或民主政治當靈牌;一個向左轉,捧著馬克思、列寧當靈牌;實質上都是以人領黨,以黨領政,終結為一人獨裁。難兄難弟,血緣近得很。
李總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確有重大的貢獻。美中不足的是,李總統個人基於他的個性、日本時代的教育、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及以後長期受威權統治的耳濡目染,幾乎完全承襲了威權政治下的個人統治,並且照舊利用列寧政黨的方式,以人領黨,以黨領政。他不但未能在原有的憲法體制上向民主作進一步的建制工作,反而破壞了民主政治所必須要的制衡機能,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成為個人威權領導的民主政治。李總統所導引的這種民主政治,必然會對以後的民主政治運作有不良的影響。
李總統曾一再公開宣稱他不是台獨,也曾私下兩次對我誠懇地說他不是台獨,但在台灣意識與鄉土情節之下,其言其行卻不能不使人認為他在實質上進行台獨,而且要使台灣永久性地脫離大陸,形成一個有別於漢族的台灣民族國家。
我午夜靜思,李總統何以有這樣的劇烈轉變呢?必得找出一些理由來解釋。我推想在初期的作為,應該屬於他理性的反應。理性、智慧、知識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到了後期,則是他自幼年開始便蘊蓄累積的潛意識的反射,而在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反射得淋漓盡致。那麼便要進一步問,何以在早期理性,而在晚期出現潛意識呢?我也想出了三個理由:
一,人到晚年,節制自己的能力降低。李總統早年認為其本人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掌握政權時之不公平待遇,隱忍多年,到了晚年作出反彈。
二,掌握權力越久,理性便越衰退,潛意識便越顯現。
三,為外省人的反對與侮辱所激怒。加上他身邊所信任的人缺少智謀之士。
至於有人說李總統早期是虛偽假裝,晚期才是真面目,據我的長期接觸與觀察,應該不是如此,我們不能栽誣李總統。
關於李總統的個人人格,則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虔誠得近於迷信。他坦直、厚道、念舊、好學、有愛心,都是毋庸置疑的。
假如有人要我用最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李總統的特質,我的答案是「書生本色」。每當我看到李總統對重大問題關起門來對資料,作答案,及好強爭勝,比誰大誰小,誰輸誰贏時,我就會想到我做學生時班上的那些資優生。古今中外,書生很少是成功的國家領導人,而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邱吉爾、希特勒、史達林、老總統、毛澤東,他們處理人事與政務,所用的手法與策略,便都脫離不了幾分流氓氣。本質上,英雄與流氓本是一線之隔。同一粒種子,上帝放在這一邊,便是英雄、國家領袖;放在那一邊,便是流氓、黑社會頭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互換位置,我們稱之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四,海峽兩岸目前不確定的關係,對中共和美國都是一種煎熬,時間拖長,必然會失去耐心而攤牌。
李總統因為很少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在決定大陸政策時,始終未能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共政權的性質,因而經常低估中國與中共。例如李總統說中共領導人都是憨憨的、「控固力」,說些刺激中共的話,不將中共放在眼裡,這是十分危險的。
無論如何,中共將視其國力增強的程度,於最短時間內,在某種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下統一台灣,這已是一條不歸路。
相反地,李總統對江澤民訪美及柯江會談的反應,是於1997年11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與倫敦「泰晤士報」專訪時,都宣稱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一時間外交部、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聞局均出面解釋,說是訪問記者誤解,總統意指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但我可以確定地說這不是誤說,而是有意說的,作為對江澤民訪美的種種動作及結果情緒上的反應。這種反應無補大局,套用季辛吉的話︰「憤怒不是一個政策。」而中共則沉默以對,高下之分立判。
美日乃至西方國家都不願見到中國強盛,尤其美日如此,中國尚在發展中,圍堵之勢已成。他們表面理由是怕中國翻身,侵略其他國家,實際理由也許是怕中國與他們在世界、在亞洲爭霸。
美國在19世紀中葉,為了奴隸制度及其他經濟問題,爆發南北戰爭,打了四年,人員財產損失慘重。我時常設想,假如這一南北衝突發生在現在,其結果一定不是戰爭,而是︰一,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分裂;或二,南方根本不會提出獨立問題,而以身為聯邦一份子為榮。我又設想假如在130年以前的南北雙方領袖都能預知130年以後的情況,或是忍耐130年,則南北戰爭就不會發生,更不會白白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與財產,尤其那些寶貴的人命,真是死得不值得。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等呢?以我的觀察,我確信中共原本並沒有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圖或準備,周恩來不是曾經說過,他們可以等上一百年嗎?台灣問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列為最優先地位,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等上五十或一百年,而要刺激中共逼迫它非現時採取統一行動不可呢?假如我們低調行事,與中共達成某種妥協,使台灣維持現狀或實質上的獨立自主,然後等待五十或一百年,屆時我確信中國會走上民主與聯邦的路,因為這是人類與一個大國共同的趨勢,中國只有延遲,但不可能例外。那時如果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自可由公民
投票決定,一如加拿大之魁北克省法裔加人要求獨立的過程,和平解決。有很大的可能是到時台灣不會要求獨立了。五千年光榮歷史,千萬里錦繡河山,對得起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以生為中國人為榮。
忍耐一點吧!忍耐到五十年以後再說。尤其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更應有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所謂忍辱負重,是指一個領袖人物所應該有的修養,而不是賭狠,賭愛拼才會贏;要賭智慧、賭修養。
1997年柯江會談結束後,美國隨即宣佈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已將台灣的國際地位,至少是在美國的地位釘死了。至此,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與態度已是十分清楚了——台灣不可能獨立,而且一定要和談以求解決問題。
無論中共與美國都可能有決心解決台灣問題,以求取此一地區的長期安定。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訪美,一定得到這些信息,因而返國後力主大膽西進。而民進黨於1998年舉行的中國問題大辯論中,所得到的結論亦是強本西進。從這些都可看出在美國壓力下,民進黨政策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轉向。
第四十一章 事與願違
我常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水火同源,都是同一個模型(列寧式)拓出來的,不過一個向右轉,捧著孔夫子或民主政治當靈牌;一個向左轉,捧著馬克思、列寧當靈牌;實質上都是以人領黨,以黨領政,終結為一人獨裁。難兄難弟,血緣近得很。
李總統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確有重大的貢獻。美中不足的是,李總統個人基於他的個性、日本時代的教育、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及以後長期受威權統治的耳濡目染,幾乎完全承襲了威權政治下的個人統治,並且照舊利用列寧政黨的方式,以人領黨,以黨領政。他不但未能在原有的憲法體制上向民主作進一步的建制工作,反而破壞了民主政治所必須要的制衡機能,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成為個人威權領導的民主政治。李總統所導引的這種民主政治,必然會對以後的民主政治運作有不良的影響。
李總統曾一再公開宣稱他不是台獨,也曾私下兩次對我誠懇地說他不是台獨,但在台灣意識與鄉土情節之下,其言其行卻不能不使人認為他在實質上進行台獨,而且要使台灣永久性地脫離大陸,形成一個有別於漢族的台灣民族國家。
我午夜靜思,李總統何以有這樣的劇烈轉變呢?必得找出一些理由來解釋。我推想在初期的作為,應該屬於他理性的反應。理性、智慧、知識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到了後期,則是他自幼年開始便蘊蓄累積的潛意識的反射,而在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反射得淋漓盡致。那麼便要進一步問,何以在早期理性,而在晚期出現潛意識呢?我也想出了三個理由:
一,人到晚年,節制自己的能力降低。李總統早年認為其本人及本省人受到外省人掌握政權時之不公平待遇,隱忍多年,到了晚年作出反彈。
二,掌握權力越久,理性便越衰退,潛意識便越顯現。
三,為外省人的反對與侮辱所激怒。加上他身邊所信任的人缺少智謀之士。
至於有人說李總統早期是虛偽假裝,晚期才是真面目,據我的長期接觸與觀察,應該不是如此,我們不能栽誣李總統。
關於李總統的個人人格,則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虔誠得近於迷信。他坦直、厚道、念舊、好學、有愛心,都是毋庸置疑的。
假如有人要我用最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李總統的特質,我的答案是「書生本色」。每當我看到李總統對重大問題關起門來對資料,作答案,及好強爭勝,比誰大誰小,誰輸誰贏時,我就會想到我做學生時班上的那些資優生。古今中外,書生很少是成功的國家領導人,而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要有書卷氣,但必須要帶幾分流氓氣。邱吉爾、希特勒、史達林、老總統、毛澤東,他們處理人事與政務,所用的手法與策略,便都脫離不了幾分流氓氣。本質上,英雄與流氓本是一線之隔。同一粒種子,上帝放在這一邊,便是英雄、國家領袖;放在那一邊,便是流氓、黑社會頭子,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互換位置,我們稱之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2)
壯志未酬(12)
第四十章 台灣前途
在我的思想中,我從無什麼大中國主義、祖國統一、民族大義、同胞愛之類的概念,我認為這些都是政客的口號,在我這一生中,看得太多了。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為了奪取政權,什麼屠殺老百姓的手段都使出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都遭慘死,而這些劊子手卻天天喊救國救民,哪有什麼祖國、民族?
中共政權必須要統一台灣,不僅是中共領導人的意思,而是大陸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這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一個可怕的力量。
面對這種形勢,台灣領導階層所能做的事有兩件:一是儘量延緩中共統一台灣的實際行動,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一是埋頭建設內部,使台灣全面徹底現代化,讓中共及國際社會都不能小看台灣,尤其要使中共覺得以武力統一台灣無從著手,無正當理由下手。
所謂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就是不要搞台獨,甚至不要使中共覺得台灣在暗中搞台獨。
我在1990年為李總統所草擬的「建設現代台灣」,有如下兩段話︰
「台灣四十年來實質上已是獨立,現在再主張台獨,除了少數人要奪取政權外,已毫無意義。
公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嚴厲反對台獨,對台獨活動予以絕對壓制,此舉目的在應付中共。」
台灣真能走上現代化之路,則不僅大幅提升經濟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尤在於提供了阻止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一種堅強無比的無形力量。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台灣,中共無論如何是不敢輕言動武的。
如果照我的做法,則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
一,中國遲早會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因為中國太大了,過去那種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不可能持續下去。如走上聯邦制,則台灣省可為聯邦之一,地方事務,台人治台;中央事務,台人參與。台灣還可享有一個大國及廣大經濟市場的利益。
二,或者中國走上歐盟的方式。即在政治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各構成份子則放棄一部分政治與經濟主權,形成一個上層的聯盟或邦聯的組織。台灣如加入,同樣是得利者,由於血統、語言、文化、歷史等關係,中國未來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可能性最大,而台灣成為聯邦的一份子,也對台灣最有利。現在應該想盡辦法靜待這種演變的和平到來。
但是自1988年以來,李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完全與我的構想相反。內政改革與國家現代化是國力的基礎,也是治理國家最難推動成功,的一個工作,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維新起,到現在將近160年還是距離遙遠,可見其難度之高。台灣全力以赴猶恐不及,而我們卻將其忽視了,實在遺憾。
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卻以極高姿態與中共對抗,不僅台獨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實際行動亦頻頻出現,無人敢於出面說一句阻止的話。幾乎天天都在刺激中共,提醒中共,台灣要獨立了,台灣是另一種文化,是另一個民族。
在這種強烈的對抗姿態下,產生了兩種結果︰
一,在中共的施政優先次序表中,以前因為台灣太小了,本來是一個小問題,優先次序應該很後,中共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統一問題。現在是我方將問題炒熱了,迫使中共不得不提升其優先次序至最前面幾名。
二,堅定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無論當年的葉劍英、鄧小平及以後的江澤民,雖未明白申明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但都強調和平解決。尤其江澤民的八點以及他對台灣的實際行動,在在都表示了相當大的彈性與較和平理性的態度,締造了可以坐下來談的氣氛。由此看來中共並無動武的決心。
但在我方的不斷刺激與提醒之下,終於在1995年至1996年以軍事演習及飛彈發射,向台灣展現軍力。而1996年3月的發射飛彈,等於對台灣的海上封鎖,匯價、股市、房地產價格都下挫。最後得到美方的支援,還指派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域附近監控鎮壓,中共軍事威脅乃告停止。我們雖得到一時的安全保障,但卻種下了兩個我最不願見到的後果︰
一,刺激中共加速更新軍備。中共正在全力更新軍備,而其對手目標則至少是美國西太平洋軍力,甚或包括日本軍力。一旦他認為有一戰的能力時,便極可能對台動武,除非我們與中共關係在此期間有重大改善。
二,另一個我更不願見到的後果,是台灣勢必成為美日兩國藉「美日安保條約」聯手圍堵中共的一個據點,一顆棋子,一個工具。萬一有朝一日中共與美國或包括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則無論中共勝負如何,台灣必付出慘重的代價。
那麼「美日安保條約」真能保得住台灣的安全嗎?我的答案是未必。我們細查美國立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應是世界強國中出兵攻打別人國家次數最多的一個國家,也是半途而廢最多的一個國家。打古巴、打北韓、打北越,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對承諾的信守,我們更是有切膚之痛。
我們以一個不成比例的小國,面對近在咫尺的一個大國,不講求和平共存之道,卻托庇於萬里外的另一個強國,成為這一強國圍堵近鄰強國的工具,而這一強國的過去紀錄又並不可靠,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嗎?
自1997年7月1日起算,除非我方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做好上有重大的轉變與突破,我預計在十年左右,中共對台灣必將有使台灣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具體行動,迫使台灣在兩岸統一上有明確具體的回應,以解決對台灣的統一問題。我之所以以十年左右為期作此預測,基於四個理由:
一,維持現狀時間越久,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統一台灣便越難,阻力便越大。這一點我相信中共已經深切感覺到。
二,過去中共未採取行動,當然是國力不足。近年來,中共國力蒸蒸日上,再過十年左右,除非中共內部發生變亂,否則在經濟與軍事方面都應至少是區域性的強國,足以與外國勢力一拼。
三,一個國家如果在其保衛國家安全的常備軍之外,再大事擴軍,則必有其特殊軍事目標須要達成。現代的軍備耗費至巨,折舊率又非常大。如果擴軍到某個程度而不使用,不去實現目標,則必招致軍備陳舊,師老必疲的後果,雖然不一定使擴軍前功盡棄,但必然損失不小,非一國國力民心所能支持。是以擴軍機器一旦發動,除非其懸想之軍事目標已經消失,否則必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義、日、俄等國競相擴軍結果,終於爆發大戰,可以為證。中共現正在積極擴軍,十年左右,必有所成,亦必將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第四十章 台灣前途
在我的思想中,我從無什麼大中國主義、祖國統一、民族大義、同胞愛之類的概念,我認為這些都是政客的口號,在我這一生中,看得太多了。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為了奪取政權,什麼屠殺老百姓的手段都使出了,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都遭慘死,而這些劊子手卻天天喊救國救民,哪有什麼祖國、民族?
中共政權必須要統一台灣,不僅是中共領導人的意思,而是大陸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這就是要統一台灣的一個可怕的力量。
面對這種形勢,台灣領導階層所能做的事有兩件:一是儘量延緩中共統一台灣的實際行動,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一是埋頭建設內部,使台灣全面徹底現代化,讓中共及國際社會都不能小看台灣,尤其要使中共覺得以武力統一台灣無從著手,無正當理由下手。
所謂不要時時去刺激他、提醒他,就是不要搞台獨,甚至不要使中共覺得台灣在暗中搞台獨。
我在1990年為李總統所草擬的「建設現代台灣」,有如下兩段話︰
「台灣四十年來實質上已是獨立,現在再主張台獨,除了少數人要奪取政權外,已毫無意義。
公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嚴厲反對台獨,對台獨活動予以絕對壓制,此舉目的在應付中共。」
台灣真能走上現代化之路,則不僅大幅提升經濟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尤在於提供了阻止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一種堅強無比的無形力量。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台灣,中共無論如何是不敢輕言動武的。
如果照我的做法,則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
一,中國遲早會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因為中國太大了,過去那種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不可能持續下去。如走上聯邦制,則台灣省可為聯邦之一,地方事務,台人治台;中央事務,台人參與。台灣還可享有一個大國及廣大經濟市場的利益。
二,或者中國走上歐盟的方式。即在政治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大經濟體,各構成份子則放棄一部分政治與經濟主權,形成一個上層的聯盟或邦聯的組織。台灣如加入,同樣是得利者,由於血統、語言、文化、歷史等關係,中國未來走上美國式的聯邦制可能性最大,而台灣成為聯邦的一份子,也對台灣最有利。現在應該想盡辦法靜待這種演變的和平到來。
但是自1988年以來,李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完全與我的構想相反。內政改革與國家現代化是國力的基礎,也是治理國家最難推動成功,的一個工作,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維新起,到現在將近160年還是距離遙遠,可見其難度之高。台灣全力以赴猶恐不及,而我們卻將其忽視了,實在遺憾。
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卻以極高姿態與中共對抗,不僅台獨口號高唱入雲,甚至實際行動亦頻頻出現,無人敢於出面說一句阻止的話。幾乎天天都在刺激中共,提醒中共,台灣要獨立了,台灣是另一種文化,是另一個民族。
在這種強烈的對抗姿態下,產生了兩種結果︰
一,在中共的施政優先次序表中,以前因為台灣太小了,本來是一個小問題,優先次序應該很後,中共並不急於要解決台灣統一問題。現在是我方將問題炒熱了,迫使中共不得不提升其優先次序至最前面幾名。
二,堅定了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無論當年的葉劍英、鄧小平及以後的江澤民,雖未明白申明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但都強調和平解決。尤其江澤民的八點以及他對台灣的實際行動,在在都表示了相當大的彈性與較和平理性的態度,締造了可以坐下來談的氣氛。由此看來中共並無動武的決心。
但在我方的不斷刺激與提醒之下,終於在1995年至1996年以軍事演習及飛彈發射,向台灣展現軍力。而1996年3月的發射飛彈,等於對台灣的海上封鎖,匯價、股市、房地產價格都下挫。最後得到美方的支援,還指派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域附近監控鎮壓,中共軍事威脅乃告停止。我們雖得到一時的安全保障,但卻種下了兩個我最不願見到的後果︰
一,刺激中共加速更新軍備。中共正在全力更新軍備,而其對手目標則至少是美國西太平洋軍力,甚或包括日本軍力。一旦他認為有一戰的能力時,便極可能對台動武,除非我們與中共關係在此期間有重大改善。
二,另一個我更不願見到的後果,是台灣勢必成為美日兩國藉「美日安保條約」聯手圍堵中共的一個據點,一顆棋子,一個工具。萬一有朝一日中共與美國或包括日本發生軍事衝突,則無論中共勝負如何,台灣必付出慘重的代價。
那麼「美日安保條約」真能保得住台灣的安全嗎?我的答案是未必。我們細查美國立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應是世界強國中出兵攻打別人國家次數最多的一個國家,也是半途而廢最多的一個國家。打古巴、打北韓、打北越,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對承諾的信守,我們更是有切膚之痛。
我們以一個不成比例的小國,面對近在咫尺的一個大國,不講求和平共存之道,卻托庇於萬里外的另一個強國,成為這一強國圍堵近鄰強國的工具,而這一強國的過去紀錄又並不可靠,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嗎?
自1997年7月1日起算,除非我方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做好上有重大的轉變與突破,我預計在十年左右,中共對台灣必將有使台灣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具體行動,迫使台灣在兩岸統一上有明確具體的回應,以解決對台灣的統一問題。我之所以以十年左右為期作此預測,基於四個理由:
一,維持現狀時間越久,國際社會接受中共統一台灣便越難,阻力便越大。這一點我相信中共已經深切感覺到。
二,過去中共未採取行動,當然是國力不足。近年來,中共國力蒸蒸日上,再過十年左右,除非中共內部發生變亂,否則在經濟與軍事方面都應至少是區域性的強國,足以與外國勢力一拼。
三,一個國家如果在其保衛國家安全的常備軍之外,再大事擴軍,則必有其特殊軍事目標須要達成。現代的軍備耗費至巨,折舊率又非常大。如果擴軍到某個程度而不使用,不去實現目標,則必招致軍備陳舊,師老必疲的後果,雖然不一定使擴軍前功盡棄,但必然損失不小,非一國國力民心所能支持。是以擴軍機器一旦發動,除非其懸想之軍事目標已經消失,否則必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義、日、俄等國競相擴軍結果,終於爆發大戰,可以為證。中共現正在積極擴軍,十年左右,必有所成,亦必將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呂理州的故事
我在電腦裡找到好友張孟起寫的一篇文章「呂理州的故事」,內容感人,可以明顯感覺到張孟起的義氣。我這輩子能結交到這樣的朋友,真是幸運!所以我將這篇文章放在部落格上與大家共享。
呂理州的故事 張孟起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命又是如此的堅強,在呂理州身上,我們同時看到這兩者。不能想像打起網球虎虎生風的他,只摔一跤就跌進了鬼門關邊緣。也不能想像被醫生建議放棄急救的他,能夠在昏迷一個月之後清醒過來,而且身體和心智都能夠恢復得令醫生稱為「奇蹟中的奇蹟」。
兩年前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劉千瑤的電話,告訴我理州摔了一跤,情況很不好。我立刻趕到汐止國泰醫院加護病房,當時的理州已經陷入重度昏迷,兩眼無法自然閉合,眼神呆滯,身上插了不少管子,幾乎就是植物人。面對悲傷無助的千瑤和理州的兩個兒子,真是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我對臚內出血或是中風多少有點認識,知道百分之百復原是不可能,復原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九十五皆有可能,正因為差異如此巨大,才更令人掙扎。救當然是要救,但是面對漫漫而不可知的復原路,家人能撐下來嗎,理州能撐下來嗎。好學深思溫文爾雅的理州竟然會遭此大難,實在令人感嘆天地不仁,天道寧論。
理州是無神論者,千瑤遇此大變自然是病急亂投醫,不論怪力亂神,只要有一線希望,只是不是要付出太過高昂的代價皆不輕易放棄。我則是認為,凡是確定無害而不確定有益的另類療法都不妨一試。
我透過朋友介紹先為理州求到一瓶來自密宗修道者的神水,將神水沾在不能吞嚥的嘴唇上,如此「喝」了一個星期。此位修道者很有意思,求神水救命者免費,治病則要收費,而理州的狀況在他看來屬於救命範圍所以免費。我又另帶千瑤前去找一位能消災解厄的奇人異士,這位高人曾為我一些親友算命卜卦,倒也都十分靈驗。此人一看理州八字,竟然說「這個人應該已經不在了,你拿他的八字來做什麼。」,千瑤一聽這話大驚失色,我則說「這個人現在的情況和不在也差不多,請你看看還有沒有救」,高人則不置可否的畫符一道燒掉,又在理州穿過的一件內衣上畫符一道,要千瑤當夜丟在河裡。
在理州昏迷的時間裡,試過的另類療法絕不止神水與畫符,可以說是「雞尾酒療法」,所以後來理州出現了被西醫稱為「奇蹟中的奇蹟」式的復原情況後,也很難斷定是何方神聖救了理州。只不過可以肯定千瑤絕對是救理州的神聖之一,如果不是她的堅持,送醫院急救時的理州,醫師是不主張施以救治的。如果不是千瑤堅持在理州昏迷時就進行復健,他後來恢復的程度不會這麼高。
更如果不是千瑤的堅持,她如何能同時面對丈夫的巨變、半大不小的兩個孩子,不可預期的漫漫復健長路,可預期將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清醒後的理州,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但卻清楚的知道這個家庭已經少了一個支柱,多了一個負擔。所幸,理州的智力完全沒受影響,已往所知所學都存在腦中,他還可以像往日一樣的閱讀、寫作,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陸續出爐,我則是搶鮮的讀者。
人生的境遇是如此難料,理州和千瑤攜手走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幽谷,真心為你們感到喜悅和祝福,也要說一聲「你們真的很偉大」。
呂理州的故事 張孟起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命又是如此的堅強,在呂理州身上,我們同時看到這兩者。不能想像打起網球虎虎生風的他,只摔一跤就跌進了鬼門關邊緣。也不能想像被醫生建議放棄急救的他,能夠在昏迷一個月之後清醒過來,而且身體和心智都能夠恢復得令醫生稱為「奇蹟中的奇蹟」。
兩年前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劉千瑤的電話,告訴我理州摔了一跤,情況很不好。我立刻趕到汐止國泰醫院加護病房,當時的理州已經陷入重度昏迷,兩眼無法自然閉合,眼神呆滯,身上插了不少管子,幾乎就是植物人。面對悲傷無助的千瑤和理州的兩個兒子,真是令我心中百感交集。
我對臚內出血或是中風多少有點認識,知道百分之百復原是不可能,復原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九十五皆有可能,正因為差異如此巨大,才更令人掙扎。救當然是要救,但是面對漫漫而不可知的復原路,家人能撐下來嗎,理州能撐下來嗎。好學深思溫文爾雅的理州竟然會遭此大難,實在令人感嘆天地不仁,天道寧論。
理州是無神論者,千瑤遇此大變自然是病急亂投醫,不論怪力亂神,只要有一線希望,只是不是要付出太過高昂的代價皆不輕易放棄。我則是認為,凡是確定無害而不確定有益的另類療法都不妨一試。
我透過朋友介紹先為理州求到一瓶來自密宗修道者的神水,將神水沾在不能吞嚥的嘴唇上,如此「喝」了一個星期。此位修道者很有意思,求神水救命者免費,治病則要收費,而理州的狀況在他看來屬於救命範圍所以免費。我又另帶千瑤前去找一位能消災解厄的奇人異士,這位高人曾為我一些親友算命卜卦,倒也都十分靈驗。此人一看理州八字,竟然說「這個人應該已經不在了,你拿他的八字來做什麼。」,千瑤一聽這話大驚失色,我則說「這個人現在的情況和不在也差不多,請你看看還有沒有救」,高人則不置可否的畫符一道燒掉,又在理州穿過的一件內衣上畫符一道,要千瑤當夜丟在河裡。
在理州昏迷的時間裡,試過的另類療法絕不止神水與畫符,可以說是「雞尾酒療法」,所以後來理州出現了被西醫稱為「奇蹟中的奇蹟」式的復原情況後,也很難斷定是何方神聖救了理州。只不過可以肯定千瑤絕對是救理州的神聖之一,如果不是她的堅持,送醫院急救時的理州,醫師是不主張施以救治的。如果不是千瑤堅持在理州昏迷時就進行復健,他後來恢復的程度不會這麼高。
更如果不是千瑤的堅持,她如何能同時面對丈夫的巨變、半大不小的兩個孩子,不可預期的漫漫復健長路,可預期將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清醒後的理州,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但卻清楚的知道這個家庭已經少了一個支柱,多了一個負擔。所幸,理州的智力完全沒受影響,已往所知所學都存在腦中,他還可以像往日一樣的閱讀、寫作,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陸續出爐,我則是搶鮮的讀者。
人生的境遇是如此難料,理州和千瑤攜手走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幽谷,真心為你們感到喜悅和祝福,也要說一聲「你們真的很偉大」。
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壯志未酬(11)
壯志未酬(11)
1997年5月5日,負有修憲重任的國民大會開議,結果通過了兩條修憲條文︰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立法院同意。二,凍結省長、省議員選舉,省長及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對於這樣的結果,新黨以退席表示反對,國、民兩黨表示滿意,社會大眾則一片嘲罵聲。至於李總統,則認為這是一大成就。但從我的觀點看,則李總統贏得了眼前短暫的勝利,卻輸掉了長期的歷史地位,非常不值得。
第三十九章 外省族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勢而行。南非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白人統治南非之長,統治根基之深厚,統治手法之完備,而其所面對之黑人,則除人口佔優勢之外,無論就任何方面而言,都不如白人,然而一夕之間,政權即移轉至黑人手中。昨日還是階下囚的曼德拉,今日一變而為總統,統治全南非,南非白人只有接受統治。
在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和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了解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權所及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屬於本省人,那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是親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外省人應該有這種了解與心理準備。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好究竟高人一等。老總統遠在1950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沉,推動本土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政策。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而這種損害並未了結,還在繼續中,將來產生何種結果,尚難逆料。而李總統執政以來,可說以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處理內鬥,因而不能傾全力於內政建設。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
一,不要再爭論台獨問題,將台獨問題賦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執政,也都不敢容許台獨越雷池一步。像現在這樣,喊喊口號,主張主張,無關宏旨,所以我從不懼怕台獨問題。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題,將統一問題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夠強迫兩岸統一。所以我從不關心統一問題。
三,不要再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的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下,選民會用投票去解決這些問題。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的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為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會為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了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欲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內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群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1996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為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搥胸頓足,醜言惡罵,做個阿Q而已。
我也知道有些外省人嚥不下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口氣,寧可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被滅亡,違背兩代蔣總統的遺志,也不願見到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又是觀念上的一個大錯誤,這些外省人天天手捧國父遺教,視為聖經,卻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看清了世界潮流,而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而在地方自治之下,即使中共統一台灣,就地方政權來說,也一定是台人治台,正如將來一定是閩人治閩,粵人治粵,桂人治桂,魯人治魯一樣。那麼像過去幾十年的台灣,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將永不再來。
無論外省人是如何地不喜歡李總統,不合作,就是加速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
於此,我不能不嘆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不為己謀,能忍辱負重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只是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加上思想守舊,眼光淺短,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古老日子,所謂新黨除了那個「新」字以外,其他都是舊的,這樣的政黨前途實在有限。
這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1997年5月5日,負有修憲重任的國民大會開議,結果通過了兩條修憲條文︰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立法院同意。二,凍結省長、省議員選舉,省長及省府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對於這樣的結果,新黨以退席表示反對,國、民兩黨表示滿意,社會大眾則一片嘲罵聲。至於李總統,則認為這是一大成就。但從我的觀點看,則李總統贏得了眼前短暫的勝利,卻輸掉了長期的歷史地位,非常不值得。
第三十九章 外省族群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都被解放,所有以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權都被移轉,這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無人可以逆勢而行。南非共和國應該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白人統治南非之長,統治根基之深厚,統治手法之完備,而其所面對之黑人,則除人口佔優勢之外,無論就任何方面而言,都不如白人,然而一夕之間,政權即移轉至黑人手中。昨日還是階下囚的曼德拉,今日一變而為總統,統治全南非,南非白人只有接受統治。
在台灣的外省人在考慮到自身在台灣的處境和前途時,應有這種認識。當然,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而是一省;外省人與本省人也非兩個民族,而是一個民族。但是外省人必須要了解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權所及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屬於本省人,那統治權如仍在外省人手中,便是少數統治多數了,儘管本省、外省都是同一種族,但即使是親兄弟,在重要關頭,也是要分家的,何況是政權的爭奪。外省人應該有這種了解與心理準備。
兩代蔣總統的眼光與做好究竟高人一等。老總統遠在1950年代後期就知道返回大陸無望,就在著手培養本省人才,預備政權本土化。至經國先生掌權,則本土化政策的推動更是明顯。經國先生非常深沉,推動本土化由地方推展至中央,由次要職位推展至重要職位,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其本土化政策。經國先生採取這種漸進方式,當然在減少阻力,和平移轉政權,穩住大局不亂。須知移轉政權是件大事,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我們如果對照李總統因加速移轉政權而引起的反抗,對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所造成的損害,便可知道經國先生之睿智。而這種損害並未了結,還在繼續中,將來產生何種結果,尚難逆料。而李總統執政以來,可說以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處理內鬥,因而不能傾全力於內政建設。
那麼,外省人如何自處呢?
一,不要再爭論台獨問題,將台獨問題賦予中共,有中共在,無論有無外國人介入,台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自取滅亡。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執政,也都不敢容許台獨越雷池一步。像現在這樣,喊喊口號,主張主張,無關宏旨,所以我從不懼怕台獨問題。
二,不要再爭論統一問題,將統一問題留給時間,等待國際及台海兩岸局勢的演變,時機成熟,水到渠成,自然就會統一。反之,如果時機不成熟,則水不到渠不成,誰也不能夠強迫兩岸統一。所以我從不關心統一問題。
三,不要再爭論誰獨裁、誰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多少的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民主政治制度及選民。在一個民主政治制度下,選民會用投票去解決這些問題。
四,所有的外省人,包括我在內,應該明白我們已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願歸,台灣就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土地的和平與和諧,才有我們的公平機會。不要在這裡搞權力鬥爭,須知得到權力的是少數外省人,而因和平與和諧的破壞,受害最大的是一般外省人。
當然,這些意見不會為習慣居優勢地位的大多數外省人所接受,更不會為那些標榜忠黨愛國的外省籍政治領袖人物所接受,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一般的外省人不會有這種了解,他們的知識水準不夠。那些政治領袖人物除了知識水準不夠外,更有權力欲望蒙蔽,使他們不知今夕是何夕。為了政治權力,這些人一方面與李總統鬥,另一方面則自己內部鬥,鬥個沒完,給李總統一個各個擊破的機會,全軍覆沒,實在沒出息。
然而他們又不安於接受失敗,年老的繼續纏鬥,中生代則組織新黨來鬥,而且都離開了政府職位與國民黨。這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少數人對抗多數人,除非搞革命(而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之下,毫無外省人搞革命的機會),否則便應該留在體制之內對抗與制衡,還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一離開體制,便無著力點,只剩下發動一些群眾,遊遊大街,舉舉拳頭,喊喊口號,製造謠言,污衊對方,騙騙外省籍大眾而已,絲毫不起作用。
但是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以1996年所謂的二月政改為例。堅決反台獨的新黨主動與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大和解,聯手奪取國民黨在立法院的主導權,推翻國民黨的執政,而不在乎新黨與國民黨源出一系,只要能給李總統下不了台,羞辱他就夠了。不料激起了李總統的靈感,反手一將軍,關起門來幾句閩南語一說,便輕而易舉地兩黨合作,開個國發會,進行憲法大翻修,新黨與外省人都只有靠邊站,搥胸頓足,醜言惡罵,做個阿Q而已。
我也知道有些外省人嚥不下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口氣,寧可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被滅亡,違背兩代蔣總統的遺志,也不願見到本省人掌握政權。這又是觀念上的一個大錯誤,這些外省人天天手捧國父遺教,視為聖經,卻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看清了世界潮流,而主張民族自決、地方自治。而在地方自治之下,即使中共統一台灣,就地方政權來說,也一定是台人治台,正如將來一定是閩人治閩,粵人治粵,桂人治桂,魯人治魯一樣。那麼像過去幾十年的台灣,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將永不再來。
無論外省人是如何地不喜歡李總統,不合作,就是加速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滅亡。
於此,我不能不嘆息經國先生生前未能培養幾個有遠見、有現代知識,不為己謀,能忍辱負重的外省籍政治人才,帶領及教導外省人如何適應新局面。反之,經國先生生前所培養信任的外省籍政治人才,頗多有勇無謀,而勇只是喊殺喊打的匹夫之勇的人物。加上思想守舊,眼光淺短,念念不忘那美好的古老日子,所謂新黨除了那個「新」字以外,其他都是舊的,這樣的政黨前途實在有限。
這是外省人的悲哀,中華民國的悲哀,中國國民黨的悲哀,不幸,我具有這三重身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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