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清教徒革命(1)

清教徒革命(1)
1603年,蘇格蘭王詹姆士六世為了繼承伊莉莎白女王(在位1558—1603)去世後的英國王位,率著一群人,前往倫敦。對英國人而言,詹姆士六世是外國人。途中,一行人逮到一位現行犯扒手,詹姆士六世沒有審判那位扒手,就直接下令處絞首刑。這個事件暴露出詹姆士六世對即將統治的英國的法律是何等無知!
在進入倫敦前,詹姆士六世一行人在一棟豪華的宅邸過了一夜。宅邸
的主人名叫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的主角「克倫威爾」(1599—1658)同名同姓。他是「克倫威爾」的伯父。當時,「克倫威爾」才4歲。誰會想到45年後這個「克倫威爾」會把詹姆士六世的繼承者查爾斯一世送上處刑台?詹姆士六世抵達倫敦後,舉行盛大的戴冠儀式,成為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任王詹姆士一世(在位1603—1625)。
詹姆士一世統治英國後,碰到最大的問題是國王與議會對立。詹姆士一世主張「君權神授」,可是英國人聽都沒聽過這句詞彙。對英國人而言,詹姆士一世是一位主張危險新學說的國王。在蘇格蘭的時候,詹姆士一世就於1598年寫論文,主張「國王完全不需議會的助言,就可以制訂法律!」他登上英國國王寶座後,於1609年在議會演講,說︰「國王可以被稱為神,因為國王在地上像神一樣揮舞權力。國王在任何場合都可以裁處所有的臣民。而且除了神之外,國王不必對任何人負責!」
英國人民用英國固有的common law 來對抗詹姆士一世的「君權神授」。common law可以翻譯成「普通法」,是「一般習慣法」之意。那是以英國自古以來的習慣為基礎,加上法院的判例,發展出來的法律。將common law集大成的是英國當時最有權威的法學者Coke(1552—1634)。Coke主張common law是英國的基本法,比國王和議會還優越。國王和議會必須確實遵守common law。他認為法超越一切,而詹姆士一世認為國王在法之上。兩人想法南轅北轍。因此之故,1616年,Coke被剝奪法官的職位。這時恰好詹姆士一世在星室廳法院演講,或許他在演講時,心裡想著Coke,他說︰「不能侵犯國王的大權!國王絕對的大權不能成為法學者議論的題目!議論神做的事是無神論,對神不敬!同樣的,臣下議論國王做的事是潛越放肆,是對國王不敬!」
詹姆士一世在位22年,總共召開了4次議會。當他遭受議會攻擊,下不了台時,便下令解散議會。
1621年,詹姆士一世的親信,擔任大法官的著名哲學家培根(1561—1626)被一些議員控告收取賄賂罪。在當時的英國,盛行贈予。無論在法庭、公家機構、商店、學校或軍隊,為了方便,除了規定的手續費之外,大家習慣贈予金錢。培根被判有罪。詹姆士一世的親信被判有罪,對詹姆士一世而言,當然是一大打擊。而且接著,議會還對詹姆士一世的外交政策加以批判。詹姆士一世認為外交是國王的大權,議會不應該侵犯,因此責罵議會。議會則發表「抗議文」,主張外交審議權是「英國臣民自古以來擁有的權利。」詹姆士一世惱羞成怒,除了解散議會之外,還監禁Coke等首謀者。
詹姆士一世的繼承者是兒子查爾斯一世(在位1625—1649)。他的王妃瑪麗是法國王女,也是天主教徒。查爾斯一世非常欣賞妻子的天主教信仰與法國的君主專制,因此查爾斯一世與議會之間越來越不和。查爾斯一世不經過議會的同意,就課徵關稅,並且強迫富翁獻金。最讓人民憤慨的是強迫他們買公債。
1628年,Coke起草「權利請願書」,經議會通過,向查爾斯一世提出。「權利請願書」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可以和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時的「權利宣言」匹敵。
「權利請願書」第一條規定︰今後任何人沒有議會的同意,不得被強迫負擔一切稅金、公債與獻金。
第二條規定︰任何自由人在沒有理由下,不得被拘禁。
查爾斯一世非常憤怒,除了解散議會之外,還將9名議員關進倫敦塔。之後,查爾斯一世就不再召開議會。此後11年間,查爾斯一世實行無人監督名副其實的專制政治。查爾斯一世並且徹底鎮壓清教徒,對反抗的清教徒施以割耳、切鼻等殘酷刑罰。人民的不滿以蘇格蘭問題為導火線引爆。蘇格蘭的教會和英國的清教徒一樣,是加爾文派。他們採取長老制度,與英國國教會的主教制度完全不同。查爾斯一世想要將英國國教會的勢力移植到蘇格蘭。1637年,蘇格蘭教會反抗,舉兵造反。查爾斯一世因為沒有鎮壓蘇格蘭的軍費,不得不於1640年召開議會。以此為契機,人民蓄積了11年的不滿情緒一舉爆發。
反對派的新領導人Pym(1584—1643)在議會做了一場史無前例長達2小時的演講,洋洋灑灑羅列被稱為「人民對國王不滿的清單」。Pym並且建議︰國王如果不解決這些人民的不滿,議會就不要同意經費。因此這次議會只經過短短三個星期,就被查爾斯一世解散。所以歷史上又被稱為「短期議會」。
同年,為了召集新議會而舉行選舉。新議會一直持續到1653年被克倫威爾解散,維持了12年半,所以歷史上又被稱為「長期議會」。這個議會的大多數議員希望的不是興起革命,推翻君主專政,而是「清君側」,修正君主專政。但是後來這個大多數的心態卻逐漸改變。
1641年,Pym等人向議會提出「大抗議文」。投票結果,159票贊成,148票反對,只以11票之差通過。這個結果顯示議會中,王黨派與議會派的勢力在伯仲之間。Hyde(1609—1674)之類的議員認為這樣的改革已經很充分,再推進下去,就會演變成革命。他批評「大抗議文」是「人民憤怒與發狂的根源」,並轉而支持國王。
1642年,查爾斯一世親自率領400名士兵前往議會,以「翻覆英國的基本法,幫助蘇格蘭軍入侵英國」為理由,逮捕5名議員。Pym等人躲藏在倫敦市內,第二天回到議會,受到市民英雄式的歡迎。
無計可施的查爾斯一世則帶著王后離開宮殿,前往約克。
另一方面,議會中,王黨派與議會派展開鬥爭。王黨派大多數是屬於英國國教會,加上一些天主教徒。議會派則是以清教徒為多。1642年,議會軍與王軍首次爆發武力衝突。
這時候,克倫威爾登上歷史舞台。克倫威爾出生於富裕的家庭。他在清教徒主義色彩濃厚的劍橋大學讀書,他那時認為沒有比聖經更好的書籍。他反覆閱讀聖經,並自我解釋。結婚後,克倫威爾得了憂鬱症。他不斷祈禱、閱讀聖經,最後成為一個堅定的清教徒。1640年,克倫威爾當選劍橋市的市議員。
內亂爆發後,克倫威爾擔任軍事指揮官。他開始訓練一支千錘百鍊的軍隊。在戰鬥的前夜,全軍下跪祈禱隔天戰勝。1644年的一場戰鬥,克倫威爾的軍隊大獲全勝,他的軍隊立刻博得「鐵騎隊」的威名。
這時候,議會派內分成「長老派」與「獨立派」對立。「長老派」是清教徒的一個宗派,可是它不允許其他宗派存在,嚴格統制信徒。「長老派」並不想徹底打擊國王,他們擔心這場革命如果太過火,可能會傷害到自己。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11月好日

治病的國王

治病的國王
1647年二月,因為清教徒革命爆發,英國國王查爾斯一世(1600—1649)正要由蘇格蘭軍交給議會軍。一行人從紐卡斯爾南下。由於內亂已經結束,沿途的居民熱烈歡迎查爾斯一世經過。查爾斯一世不禁說︰「我雖然是俘虜,可是感覺上自己好像是勝利的一方。」
可是在民眾熱烈歡迎之中,卻有一個奇妙的現象。沿途到處都有手上拿著錢的病人,靠近國王身邊,伸長脖子,請求國王觸摸。護送國王的人擔心國王被疾病傳染,拼命設法讓國王遠離病人,可是病人們卻越來越多。如果詢問其中一位病人,為什麼要讓國王觸摸。對方應該會這麼回答︰「你不知道嗎?我罹患了『國王病』,如果讓國王觸摸,病就會痊癒。」
這些病人手上之所以拿著錢,是因為他們考慮到國王現在落難,成為俘虜,說不定需要錢。
「國王病」是一種頸部淋巴腺腫瘤。當時英國民眾相信若被國王觸摸,這種病就會痊癒。當然是一種迷信。
查爾斯一世被處死刑後,這回換他的遺物,尤其是沾他的血的手帕,據說具有神奇的力量。
查爾斯二世(1660—1685)的時候,這種「奇蹟」信仰更是達到高潮。查爾斯二世從亡命地荷蘭回到英國後,患者蜂擁而至。光是查爾斯二世在任的最後一年間,在宮殿大廳等待被國王觸摸的患者就達到6千6百人。而且這些患者不只是英國國內的人,半數以上是大老遠從美洲殖民地渡過大西洋而來。
自從中世紀以來,英法兩國的民眾就相信國王在接受教宗給他戴皇冠儀式的時候,教宗在國王額頭上塗油。這讓國王具有治病的能力。法國在17世紀時,這種「信仰」也達到高潮。路易十三世和路易十四世在復活節、耶誕節和新年等節日時,總是把觸摸病患列為必做的事。當國王在巴黎觸摸病患時,巴黎市長會在數天前命人吹喇叭、發傳單,通知市民。
由於國王觸摸病時,會有許多人蜂擁而至。因此對國王而言,也是相當累人的工作。但是國王可不能逃避,畢竟為了人民的健康,國王稍微累一些,也是應該。當然,當傳染病流行的時候,為了怕國王被感染,這項活動就會暫時取消。例如在亨利四世(1553—1610)時,便於1603年以傳染病流行為理由,貼出取消治病活動的佈告。可是有時候許多病患還是蜂擁而至。例如路易十三世就是如此。路易十三世當時還是小孩,看到這種情形,不禁對部下埋怨道︰「他們以為國王不會得傳染病死亡!他們以為我是樸克牌上的國王!」
那麼,法國當時有多少人接受國王的「治療」呢?根據歷史學者對路易十三世時代的研究,1611年一整年至少有2410人,而在1613年,光是復活節當天就有1070人。在路易十四世時代,1701年的「三位一體」假日當天有2400人。
法國當時也有人批評這種迷信。例如聖西門在他的著作「回顧錄」裡,就說連路易十四世的愛妾都死於脖子腫瘤,可見國王根本沒有「治療」能力。事實上,當時路易十四世的宮廷就有一些人認為國王有「治療」能力是一種荒謬的想法,只是當時對言論的管制相當嚴格,所以他們不敢公開說出來罷了。
認為國王有「治療」能力簡直是一種「國王教」。如果病患經過國王觸摸之後,仍然死亡,「國王教」的信徒就會說︰「一定是他們的信仰不夠虔誠」。
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1566—1625)曾經對兒子說︰「神讓你坐上王座,祂也把你變成一個小神,讓你擁有治療病患的能力。」詹姆士一世在1603年即位時,立刻就舉辦「治療」活動。不過,詹姆士一世在充滿加爾文主義氣氛的蘇格蘭宮廷中長大,而加爾文主義非常反對「國王擁有治療病患的能力」這種迷信。因此詹姆士一世一開始很不願舉行這種「治療」活動。可是在重臣們的不斷苦勸之下,最後才勉強答應。不過根據教宗所派的間諜在現場目擊之後的報告,在「治療」活動開始之前,詹姆士一世對民眾說︰「舉行這種迷信活動,不是朕的本意,但是因為這是英國長久以來的傳統活動,而且是為了人民,因此朕也只能向神祈禱。總之,姑且一試。」
對於這些被認為擁有治療病患能力的國王,我們只能說︰「辛苦了,你們除了當國王外,還必須兼差當醫生!不,應該說兼差當神!」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11月好日

國際法之父

國際法之父
16世紀末期,德國古都科隆的一位天主教的大司教兼選帝侯(有選舉皇帝資格的諸侯),愛上基督新教加爾文派貴族的女兒。他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放棄天主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另一種選擇是放棄心愛的人。他選擇前者,也就是放棄天主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可是他卻不願放棄選帝侯的地位與領地。結果,遭到天主教各諸侯的攻擊,最後他喪失了戀人之外的一切東西。在當時的德國,基督新教以路德派為多,因此路德派對這位改信加爾文派的選帝侯見死不救。
當時的德國,皇帝是神聖羅馬皇帝,境內有三百數十個諸侯與自由都市。宗教上則有天主教、基督新教加爾文派與基督新教路德派三股勢力。這三股勢力互相憎恨、排斥。不過這三股勢力會有消長。當某一位諸侯改信其他派時,就會此消彼長。大多時候,改變信仰的動機與其說是為了追求靈魂得到救贖,不如說是為了現實的利益。像前述那位科隆的純情選帝侯是極少見的例行。大部分諸侯改變信仰的動機是為了沒收教會的財產,或想繼承已過世不同信仰親戚的領地。這時候最麻煩的是老百姓。因為諸侯一改變信仰,老百姓也必須跟著改變信仰。官員和聖職者率領士兵進入各地村鎮,強迫老百姓丟棄舊信仰,改信新信仰,簡直就像換帽子一樣。在這個時候,不願改變信仰的人,好一點的下場是全家人被驅逐到外國,最壞的下場是被焚燒至死。乖乖順從的大多數人,內心也積滿怒火。宗教改革原本的目的是要淨化信仰、豐富心靈,可是在德國,卻充滿焦躁、不安與憤怒的氣氛。德國的宗教對立終於在波希米亞(現在的捷克一帶)爆發。波希米亞的人口有十分之九是捷克人,他們多數信仰基督新教,對德國的支配也懷著民族主義的不滿。1617年,新王來到波希米亞。以往對新教徒寬容的政策被新王捨棄。兩個村莊的新教教會被強迫關閉。波希米亞的新教徒非常憤慨。1618年,新教貴族率領上千名武裝市民對皇帝公然叛亂。開始了「三十年戰爭」。這個叛亂不久蔓延到整個德國,甚至蔓延到整個西歐。
1648年交戰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結束犧牲了超過一千萬人生命的「三十年戰爭」。在這場戰爭後,穫益最大是得漁人之利的法國。其次是瑞典。這兩國都獲得不少土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也讓德國各諸侯的地位大幅提升(相對於皇帝)。三百數十個諸侯在自己的領內擁有立法、課稅等幾乎與專制君主同等的權力,而且還擁有外交自主權,能夠任意與外國結盟。神聖羅馬皇帝的權威變得有名無實。所以人們就稱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是德意志帝國的「死亡證明書」。之後,德國持續了200年的漫漫長夜。
還有一個沒落的國家——在此之前是歐洲最強的國家西班牙。西班牙於16世紀時,在世界各地擁有殖民地,人們就說︰「西班牙稍微一抖動,全世界就大震盪。」
不過,在這個世紀末期,這個日不落世界帝國開始出現崩潰的徵兆。西班牙與奧地利都是天主教堅強的支持者。西班牙頑固的宗教政策驅逐了大量的猶太人與伊斯蘭教徒,不僅造成國內經濟衰退,而且讓荷蘭的新教徒於1568年興起獨立戰爭。荷蘭是歐洲毛織物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為了讓美洲的銀輸送到歐洲,荷蘭的毛織物是必需品。失去荷蘭,西班牙就等於失去一隻會生金雞蛋的母雞。西班牙為了鎮壓荷蘭的叛亂,所耗費的軍費也讓西班牙王室破產。此外,勇敢的荷蘭商人在大西洋襲擊西班牙的運銀船,爭奪通往亞洲的貿易航道。
歐洲的勢力地圖重新改寫。國際政治的重心移往新興的英、法、荷,西班牙則步上衰退之路。
在中世紀之前的戰爭,由於主角是貴族,他們之間形成稱為「騎士道」的戰爭規則。而且戰爭的規模較小,所以戰爭的損害也較少。可是到了近代,軍隊的主力變成步兵。戰爭的規模也變大,戰爭的損害跟著變大。憤怒與憎恨高漲,「騎士道」蕩然無存。時常出現殘殺對方俘虜與一般老百姓的情形,搶奪與性侵犯如家常便飯。
人們在「三十年戰爭」與荷蘭獨立戰爭中,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應該訂定法律規定禁止在戰爭中搶奪與性侵犯,還有應該規定如何對待敵人的傷兵與非戰鬥員,以盡量減少戰爭的損害。這就是「國際法」。
這時候,荷蘭的商港萊登誕生了一位神童Hugo Grotius(1583—1645)。他8歲的時候,弟弟去世,他為了安慰悲傷的父親,作了拉丁詩。11歲時,他就讀大學。他還說服信仰天主教的母親,改信基督新教加爾文派。14歲時,他大學畢業。15歲時,他跟著荷蘭首相訪問法國。法國國王Henri四世(1553—1610)驚嘆這位少年的才華,大喊︰「這是荷蘭的奇蹟!」同年,他得到法國一間大學的博士學位。
16歲時,他擔任律師,並且博得盛名。22歲時,他寫下名著「海洋自由論」。Hugo Grotius被稱為「一輩子沒有經歷童年的人!」他是神童中的神童,也是神童的「紀錄保持者」。即使他長大,也成為法學者、古代語學者、神學者、歷史學者和詩人。真是才華洋溢。
1619年,36歲時,他因為捲入政爭,被捕入獄。後來在妻子幫助下,成功逃獄,亡命巴黎。1625年,他於巴黎寫下「戰爭與和平之法」。他因這本書而在歷史上永遠留名。
Hugo Grotius在這本書的開頭寫道︰「我在任何一個基督教國家都看到即使是野蠻人也羞於做出的離譜戰爭!國與國之間常常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沒有任何原因,就訴諸武力。而且一旦開始打仗,就不尊重神的法或人的法,為所欲為,犯任何罪都不在乎。」基於這種痛心疾首的經驗,Hugo Grotius身為法學者,為了實現人類的和平,起碼讓戰爭的損害降到最低,他寫了這本書。他將國家間的權利與義務不是置於「神法」之上,而是置於「自然法」之上。所謂「自然法」,就是超越民族與宗教的差異,普遍適合於全人類的法。
「戰爭與和平之法」一出版之後,就獲得廣泛的迴響,不斷再版。瑞典王Gustav Adolf(1594—1632)出去打仗時,也隨身攜帶這本書。他戰死時,人們發現他軍營的桌上擺著一本讀到一半的「戰爭與和平之法」。後世人稱Hugo Grotius為「國際法之父」或「自然法之父」。這本書之所以獲得永遠的生命,是因為第一,Hugo Grotius深切期望人類獲得和平。他的這種理想主義打動讀者的心。第二,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宗教限制,他自由而理性地看待事物。這種心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時代一大段距離。在他之後的300年間,在國際政治的冷漠現實之下,他的和平主義被棄之如敝屣。但是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渴望和平。這時更能顯示出Hugo Grotius思想的可貴。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11月好日

梵諦岡(4)

梵諦岡(4)
俄國人信仰的是東方正教。而對同樣是斯拉夫系波蘭人的教宗John Paulus二世而言,與東方正教和解是極大的心願。1054年,天主教與東方正教分裂,之後經過950年,兩個教會的領導人從來沒有會談。東方正教有一些地方與天主教不同。例如,東方正教允許司祭娶妻,並且重視耶穌基督和聖母的畫像,尤其最大的不同是,對「三位一體」的解釋。天主教主張「聖靈由子發出」,東方正教則反對種主張。
中國自1949年共產黨政權誕生之後,就驅逐梵諦岡駐中國使節,並且於1951年與梵諦岡斷交。梵諦岡則於1952年派使節到台北。中國政府認為天主教規定各國教會的司教只能由教宗任命是「干涉內政」。因此中國天主教分為政府公認與非公認兩派。政府公認天主教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握有主導權。非公認天主教則效忠梵諦岡教宗,由於有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必須潛伏活動,被稱為「地下教會」。
教宗John Paulus二世反對戰爭。2003年,伊拉克危機時,二月,教宗派梵諦岡特使前往伊拉克見海珊總統,希望阻止戰爭。另外又派樞機主教到美國白宮見布希總統,告訴他︰「預防性先制攻擊無法正當化戰爭!」
開戰四天前的星期日,教宗在「正午的禱告」,對數萬聽眾說︰「年輕人,請記住,我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神的佑護,我得以活下來。所以我有義務告訴你們年輕人︰不可以再打仗!」由於帕金森病之故,教宗的左手幾乎都不能動,他只能舉起右手,拼命向聽眾揮手,讓人動容。
然而伊拉克戰爭還是爆發了。教宗在1980年代促進舊蘇聯與東歐的民主化,終止東西冷戰,可是現在面對美國這個世界唯一超大國時,教宗應該覺得自己的影響力降低,而有無力感吧!
教宗John Paulus二世在外交政策上非常先進,可是在天主教教義上卻非常保守。他一貫反對避孕用具、墮胎、女性擔任司祭。各地方教會常常批評這種想法「與時代脫節」。
教宗甚至反對因為預防AIDS而使用保險套。他認為使用避孕用具違反神的意旨,而一切反對。
教宗John Paulus二世在他的著作「記憶與認同」中,對同性戀認為是「邪惡的新意識形態」。在同樣一本書中,他也堅決反對墮胎,甚至拿墮胎與納粹德國的「大屠殺」相比,認為墮胎是「合法的殺戮」。這本書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後,受到各國的強烈批評。教宗始終堅決反對的「聖職者結婚」也受到挑戰。在義大利,20年間有8千至1萬位神父因結婚而離開教會。在一些國家,神父有愛人是公然的秘密。教宗厭惡同性戀,可是一些國家出現了「同志」聖職者。這幾年來,美國天主教神父性侵犯兒童的案件層出不窮。
新約聖經中並沒有規定聖職者不可結婚,可是教宗John Paulus二世認為︰對神父而言,單身制是對神奉獻完全的愛的證明。
教宗本篤16世於2006年9月9日至14日回祖國德國訪問。他在德國南部一所大學對神學生演講時,提到︰
1391年時,拜占庭帝國皇帝Manuel2世(在位1391—1425)向波斯人談到天主教與伊斯蘭教的真理時,說︰「我看不出穆罕默德帶來什麼新的東西,他以劍擴張信仰,只看得到他的邪惡與冷酷。」
三天後,9月15日,巴基斯坦議會一致通過︰「羅馬教宗的侮辱性發言,傷害了伊斯蘭世界,我們要求教宗收回發言並且謝罪!」埃及最大的伊斯蘭政治組織「穆斯林同胞團」團長則向伊斯蘭各國呼籲︰教宗如果不謝罪,我們就和梵諦岡斷絕外交關係。其他伊斯蘭各國的宗教領導人也相繼指責︰「教宗對伊斯蘭教無知!」巴勒斯坦自治區內,反應也很激烈,加薩的天主教青年組織與希臘正教的建築物發生數起小型爆炸事件。梵諦岡內部有人憂心忡忡地說︰「前教宗好不容易建立的梵諦岡與伊斯蘭各國的信賴關係,這下子可能一切成空!」
教宗本篤16世於9月17日發言︰「我引用拜占庭帝國皇帝的話,那絕不是我個人的意思。對於一部分國家的反應,我覺得非常遺憾。」義大利一份有影響力的報紙對教宗的發言,認為沒有用「抱歉」兩個字,所以沒有明確的謝罪。該報又認為這或許是身為全球11億天主教信徒的大家長,所能採取的最大限解釋。伊斯蘭各國則認為教宗應該明確地謝罪。
教宗本篤16世的這個發言,時機真是不佳。因為兩個半月後,他就要到土耳其訪問。土耳其的國民有百分之99是伊斯蘭教徒,而且1981年5月暗殺教宗的阿里‧阿迦還關在土耳其的監獄中。
教宗本篤16世抵達土耳其的兩天前,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發生數萬人參加的示威抗議。發起的是伊斯蘭主義的小政黨「幸福黨」。該黨的發言人說︰「教宗把伊斯蘭教稱為暴力的宗教。土耳其不歡迎這種密謀現代十字軍計畫的無知且又狡猾的教宗!」群眾們也高呼︰「批評穆罕默德的人,滾蛋!」伊斯坦堡市內也看得到「反對十字軍!」「教宗不要來!」的布製標語和海報。
教宗訪問之前,伊斯蘭主義團體尤其反對的是教宗訪問阿亞索非亞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原先是東羅馬帝國時建的天主教大聖堂,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軍於15世紀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就改成伊斯蘭教禮拜所。因此伊斯蘭主義團體中就有人傳出謠言說︰「教宗到阿亞索非亞博物館,是想把博物館改回天主教大聖堂!」
在這種緊張氣氛當中,教宗本篤16世於11月28日下午抵達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教宗首先與土耳其首相會談。之後教宗前往土耳其的「建國之父」第一任總統Kemal(1881—1938)的紀念館參觀。在館內的留言簿上,教宗引用Kemal的話︰「祈望國內和平、世界和平。」並且添上︰「我很高興引用這句話,做為我自己的話。」在土耳其訪問期間以及訪問結束後,土耳其人對教宗的評價越來越高。
2006年,義大利的總選舉中,義大利的名電影導演馬克‧貝羅奇代表中間偏左的「急進黨」在比例代表制中出馬。馬克‧貝羅奇在2002年的作品「宗教的時間」中,強烈批判大量認定「聖人」的前教宗教宗John Paulus二世。電影中的主角是一位純樸的無神論者,相反的,聖職者和信仰虔誠的主角的嬸嬸卻俗不可耐。這是一部諷刺梵諦岡的電影。義大利電影倫理管理委員會指定「未滿14歲不准看這部電影」。
在公營電視台播出的時候,有兩個畫面因為「侮辱神」而被消音。馬克‧貝羅奇說︰「我和一般義大利人一樣,在幼兒時期就洗禮。我也上教會。小時候,很害怕自己死後會上天堂還是會下地獄。但是自從放棄信仰後,就不再害怕了!宗教的自由很重要。天主教教會不應該把它的價值觀強迫別人接受。問題不在梵諦岡,而在這個被既定價值觀束縛,而不寬容的社會。一種企圖排斥其他文化的看不見的壓力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義大利這幾年來,為了「學校該不該懸掛十字架」而議論紛紛。義大利有很多公立學校在教室牆壁懸掛十字架和基督耶穌像。
事情的開端是擔任「義大利穆斯林聯盟」會長的阿迪魯‧史密斯向地方法院請求拆下他兩個兒子所上的學校教室中的十字架。阿迪魯‧史密斯原本是天主教徒,在1980年代,改信伊斯蘭教。
2003年,地方法院判阿迪魯‧史密斯勝訴。該審判庭法官說︰「公立學校在宗教上必須中立。」當時義大利的執政黨是中間偏右,司法部長居然說︰「這種法官應該被制裁!」結果法官的裁決被撤銷。一個月後,阿迪魯‧史密斯的母親生病入院,阿迪魯‧史密斯將懸掛在母親病房中的十字架拿下,丟到窗外。理由是︰「十字架讓他母親的病情每下愈況!」其他病患看到十字架被丟到窗外,很震驚,便報警察,阿迪魯‧史密斯因而被起訴。2006年1月,阿迪魯‧史密斯被法院判有期徒刑8個月。
類似的事件在義大利北部也發生。一位嫁到義大利的芬蘭婦女也是因為孩子的學校教室懸掛十字架,便向行政法院控告,要求取下十字架。義大利的各機構互踢皮球,不願碰這個燙手山芋。最後這位芬蘭婦女所得到的政府回答是︰「十字架不僅是宗教的象徵,也表現出寬容、互相理解、人類的團結與自由等世俗的價值觀。所以懸掛十字架並不違反義大利的憲法,十字架不必被拿下。」
義大利雖然不像法國那樣規定伊斯蘭教徒上學時,不准戴頭巾。但是仍舊有許多天主教的文化與習慣,今後義大利的移民如果繼續增加,這類衝突將越來越多。
而且,不管是義大利或歐洲或全世界,年輕人漸漸對宗教不感興趣,很少上教會。這不只是對天主教教宗的挑戰,也是對全世界各宗教領導人的挑戰。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10月好日

梵諦岡(3)

梵諦岡(3)
也就是說,「福者」或「聖人」候選人可以因禱告而治病。梵諦岡擁有一個認定委員會,專門審查這類「奇蹟」。這個認定委員會由具有最新醫學技術的醫學者組成。他們要認定究竟是「奇蹟」或「醫學」讓病患痊癒,有時甚至要花數年認定。
前教宗在26年半的在位中,認定了1338位「福者」與482位「聖人」。
1997年在印度去世的Teresa修女也在前教宗的強烈要求下,於去世第三年就開始審查。
樞機主教在全世界只有一百數十人,他們穿著紅色的樞機主教服,所以一眼就可認出。紅色是樞機主教的顏色,司祭是黑色,司教是紫色,教宗是白色。
在梵諦岡,負責教宗身邊的警衛是瑞士衛兵隊。羅馬歷史學家Tacitus(55—115)就曾稱讚住在阿爾卑斯地方的人民是以剛勇聞名的戰爭之民。1506年,當時的好戰教宗Julius2世(在位1503—1513),因為羅馬的政情不安定,便雇用了150名瑞士衛兵。這是梵諦岡瑞士衛兵隊的濫觴。
每年約有30人新加入瑞士衛兵。他們於5月6日宣誓。因為5月6日對瑞士衛兵隊是個悲劇的紀念日。1527年5月6日,神聖羅馬皇帝Karl5世(在位1519—1556)派軍隊攻擊教宗Clemens7世(在位1523—1534)。當時有147位瑞士衛兵戰死。之後,瑞士衛兵就以「忠誠、勇敢」聞名。瑞士政府為了防止兵力流失,1859年訂法律,除了梵諦岡,禁止瑞士衛兵成為傭兵。
成為梵諦岡瑞士衛兵的條件是19至30歲,單身,虔誠的天主教信徒,身高174公分以上。擔任梵諦岡瑞士衛兵兩年以上,就可以結婚。新衛兵在宣誓式時,豎起姆指、食指和中指,說︰「為了教宗,我願意獻出一切,必要時,犧牲生命也要保護教宗。」三根手指是象徵「父、子、聖靈」三位一體。瑞士衛兵的起薪是1千歐元,有些少,但是梵諦岡有免稅店,生活用品都很便宜,因此他們的生活沒什麼問題。
1979年6月,前教宗John Paulus二世回祖國波蘭訪問。當時波蘭是共產主義圈的一員,國民的9成雖然是天主教信徒,但是學校施行的是無神論教育,社會上視宗教為禁忌。在這個情況下,教宗回祖國波蘭訪問,對波蘭政府而言,是一大威脅。蘇聯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不要讓教宗入境!」但是羅馬教宗訪問東歐,在歷史是第一次,全世界都在看,波蘭政府無法阻止教宗入境。
教宗John Paulus二世在華沙的廣場舉行彌撒時,語驚四座地說︰「基督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自外於人類的歷史。將基督排斥在人類的歷史之外,是違背人類的行為!」5個月前,蘇聯外交部長到梵諦岡訪問時,教宗John Paulus二世也對蘇聯外交部長說︰「蘇聯政府應該保障信教自由。」
教宗John Paulus二世在華沙的廣場說完那句話後,全場一片肅靜,但是隨即整個廣場發出巨大的歡呼聲與鼓掌聲。
訪問的最後一天,教宗John Paulus二世前往自己出生地附近的公園佈道,他說︰「不能恐懼,不能屈服,不能失去精神的自由!兄弟姊妹們,你們必須顯示堅強,沒有比現代更需要堅強的時代!」
這個呼籲對後來成為民主波蘭第一任總統華勒沙而言,真是無上的鼓勵。有些學者就認為︰「冷戰的崩潰是從教宗訪問波蘭開始。」波蘭天主教系內閣誕生之後三個月,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12月,蘇聯共產黨書記長戈巴契夫訪問梵諦岡。雙方會面時,戈巴契夫對身邊的妻子介紹說︰「這位是世界至上的道德權威。」
1981年5月13日下午5點,教宗John Paulus二世在聖伯多祿廣場被人狙擊。當時教宗正坐著敞篷車在聖伯多祿廣場來回向數萬信徒揮手致意。暗殺者用九米釐手槍從不到10公尺的近距離發射子彈,兩發打中教宗,讓教宗的白色衣服下腹部一片血紅。暗殺者立刻被警察逮捕,經過調查,知道暗殺者是一位名叫阿里‧阿迦的土耳其人。暗殺者背後有沒有指使者?目的何在?一直到目前為止都是謎。根據阿里‧阿迦的供述,他19歲時加入土耳其的民族派極右組織「灰狼」。
他在敘利亞接受成為恐怖份子的訓練。那個訓練營是由蘇聯出錢,由保加利亞和捷克派專案來訓練。
教宗在事件四天後,從醫院透過收音機發表談話︰「我從心裡原諒那位射我的兄弟。」兩年後,教宗拜訪正在監獄中服刑的阿里‧阿迦。只有兩人對話,對話內容完全不公開。由於義大利沒有死刑,阿里‧阿迦被判最重的無期徒刑。2000年,由於義大利總統大赦,阿里‧阿迦被交給土耳其政府。但是他回土耳其後,又犯了其他的殺人罪而坐牢。
1985年6月,阿里‧阿迦在羅馬重罪法院說︰「殺害教宗是保加利亞的蘇聯大使館發出的指令。蘇聯大使館書記官付給我們300萬馬克。」當時東西冷戰還在進行中,全世界嘩然︰「果然蘇聯是幕後指使者!」對蘇聯和東歐而言,波蘭人教宗顯然是「除去比較好的麻煩人物」。
教宗John Paulus二世精力旺盛,在任26年半之間,他訪問的國家有129國。John Paulus二世也是不斷「謝罪」的教宗。因為在歷史上,天主教犯了許多錯。例如曾經發動十字軍,征伐伊斯蘭,也曾經對猶太人非常不友善。教宗John Paulus二世特別花力氣改善與猶太教的關係。或許他出生的地方有許多猶太人居住,他曾經目睹他的猶太人遭到納粹迫害,與這段經驗有關。1986年,在歷任教宗裡,他第一位訪問羅馬市內的猶太教清真寺。1998年,教宗John Paulus二世發表關於「大屠殺」的報告書。報告書裡提到︰以往因為許多人誤解「猶太人殺了基督耶穌」,以至於讓一部分天主教徒產生反猶太主義的思想,並且影響了後來納粹的「大屠殺」。教宗John Paulus二世也認為天主教徒對「大屠殺」並沒有充分反對,對此,他也謝罪。2000年3月,教宗John Paulus二世還訪問以色列。他是第一位訪問以色列的教宗。他參觀「大屠殺紀念館」,在館中禱告時,因為太過激動,身體不停顫抖。參觀完,他對各國媒體說︰「天主教徒對猶太人的憎惡歧視與迫害,我身為教宗,深感悲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許多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我的友人和鄰居也有很多人喪失生命。這是剝奪一切,包括人性尊嚴在內的殘酷行為,這是無法從記憶中消除的悲劇。」
2000年,千禧年,教宗John Paulus二世重新對反猶太主義、十字軍、基督新舊教的分裂等天主教過去所犯的錯誤謝罪。他並且於1992年,恢復因為主張「地球繞太陽轉」而被天主教審判的伽利略的名譽。
1996年,義大利報紙出現斗大標題︰「教宗承認人類的祖先是猴子!」教宗第一次承認達爾文的演化論。這對一般人而言,或許不認為是什麼,但是對天主教而言,卻是「大事件」。畢竟「神創造一切」,是天主教最根本的命題,否定「神創造人」,豈不等於否定神、否定天主教?
在全世界努力奔波的教宗John Paulus二世,最想達成的目標是到俄國與中國訪問。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10月好日

梵諦岡(2)

梵諦岡(2)
大家雖然知道新教宗已經選出了,但是還不知道新教宗是誰。下午6點40分,大教堂中央的陽台的窗戶打開了。一位樞機主教的代表說︰「我們已經選出新教宗,他是約瑟夫‧拉正格樞機主教,教宗名是本篤16世。」廣場立刻響起如雷掌聲與歡呼聲。就這樣,第265任羅馬教宗本篤16世誕生了。1927年出生,當時78歲。他是前教宗John Paulus二世最親近的樞機主教,據說在教義上超保守。他反對同性戀和激進的女性主義,主張羅馬天主教教會至上主義。
廣場的天主教徒反應如出一轍,他們說︰「無論誰當新教宗,都是神的意旨,我們都跟隨他。」
本篤16世的故鄉在德國南部,靠近奧地利的小村馬魯庫特爾。本篤16世擔任新教宗後的三個月,有3萬人造訪這個小村。大多是從義大利、波蘭、墨西哥等天主教國家來的觀光客。村裡的販賣店擺滿了各種與新教宗相關的商品。
當你於星期日早上在羅馬市中心時,你會看見從四面八方來的人群往同一個方向前進。他們的目的地是梵諦岡的聖伯多祿廣場,因為每個星期日,按照慣例,教宗都會在正午時,在教宗宮殿的四樓,打開窗戶禱告,這稱為「正午的禱告」。
果然接近正午時,聖伯多祿廣場的群眾抬頭往教宗宮殿看。一到正午教宗宮殿的四樓的窗戶準時打開,穿著白色教宗服的教宗出現了。聖伯多祿廣場的天主教徒與觀光客響起如雷掌聲與歡呼聲。大家趕緊用數位照相機和有攝影功能的手機拍攝教宗。在「正午的禱告」時,教宗以稍帶德語口音的義大利語佈道,最後以法語和英語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說︰「歡迎到此!」群眾的興奮達到最高潮,高呼︰「教宗萬歲!」12點半左右,「正午的禱告」結束,觀光客蜂擁到廣場周遭的紀念品販賣店。只聽店員對上門的顧客大聲喊︰「這裡有念珠!」「這裡有教宗的照片!」……
梵諦岡的面積比東京迪斯奈樂園還小,只有44公頃。羅馬教宗除了星期日「正午的禱告」之外,會現身的時候是星期三上午10點起的一般謁見。教宗首先在聖伯多祿大教堂前的台階舉行彌撒,佈道之後,再乘坐教宗專用車,繞廣場一圈,向信徒揮手致意。然後進入梵諦岡內的保羅6世廳,謁見信徒團體的代表。
梵諦岡於1929年,由當時的教宗Pius11世與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政權簽訂拉特蘭條約,而成為國家。根據拉特蘭條約,不但教宗對梵諦岡有完全的支配權,義大利國內的學校還必須施行天主教教育,而且義大利政府還必須付聖職者薪資。不過這最後一項於1985年義大利政府與前教宗John Paulus二世簽訂新條約,廢除了。
1304年,教宗去世,「conclave」因為教會派與國王派對立,經過了10個月,還無法選出新教宗。雙方妥協之後,產生了不是樞機主教的法國人新教宗Clemens5世(在位1305—1314)。由於Clemens5世之所以能夠當選新教宗,法國國王Philippe4世(在位1285—1314)居功厥偉,教宗Clemens5世便對他言聽計從,甚至到法國後,就不回義大利了。義大利喪失了對教宗的影響力,義大利信徒因而期待教宗能夠回羅馬。好不容易教宗Gregorius11世(在位1370—1378)時,回羅馬。羅馬市民盛大歡迎,可是回羅馬的第二年,Gregorius11世就去世了。繼任教宗Urbanus6世(在位1378—1389)雖然推動改革教會,但是個性暴躁,連高位聖職者,他也照罵不誤。一些受不了的樞機主教就另外選出新教宗Clemens7世。天主教會居然出現了兩位教宗!真是前所未有。Urbanus派有英國、德國、北歐等,Clemens派有法國、蘇格蘭、薩丁尼亞(現在的南義大利)等。這種兩位教宗的現象一直持續到1417年。「教宗」都是義大利人,住在梵諦岡;「對立教宗」的國籍除了義大利之外,還有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居住的地方也換來換去。
到了15世紀,出現「文藝復興教宗」。第一位「文藝復興教宗」是Nicolaus5世(在位1447—1455)。他召集許多學者到羅馬,並且購買大量書籍,創立梵諦岡圖書館。
教宗Leo10世(在位1513—1521)是個非常奢侈浪費的教宗。他38歲被選為教宗時,高興地說︰「這下子,我可以好好享受這個神賜給我的教宗寶座了!」他在就任時的典禮花掉了教宗政府財產的七分之一。此外,他還在宴會、觀劇與打獵上一擲千金。教宗政府終於破產了。他為了償還向銀行借的錢,便大賣「贖罪符」,以及販賣樞機主教的職位。
馬丁路德於1517年將指責教會的95條質問狀貼在城門口。教宗Leo10世於1520年將馬丁路德剝奪教籍。馬丁路德則在民眾面前燒毀剝奪教籍書狀,並且寫出宗教改革三大文書,指出教宗「反基督」。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否定當時社會體制中的一切特權,包括教會的特權。當時的教宗Pius6世與法國革命政府斷絕外交關係。法國則開始迫害聖職者。教宗Pius6世甚至考慮發起十字軍,征討法國。1796年,拿破崙率領法國軍隊,佔領教宗領,並且於1798年,廢除教宗Pius6世,宣佈建立羅馬共和國。教宗Pius6世有教養,外貌又帥氣,深受羅馬市民愛戴,因此,在拿破崙命令下,教宗Pius6世不得不乘坐馬車離開羅馬時,羅馬市民在雨中,跪在地上送行。教宗Pius6世被軟禁在法國南部,於1799年在失意中去世。
樞機主教們選出了新教宗Pius7世。他對拿破崙一直隱忍,等待時機。果然後來拿破崙失敗,Pius7世於1814年光榮回到羅馬。Pius7世還慈悲地向英國請求讓流放到孤島的拿破崙能夠回來,並且歡迎拿破崙的母親和兄弟到羅馬居住。
相當於梵諦岡憲法的「基本法」第一條明記︰「羅馬教宗擁有一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可說梵諦岡是以教宗為頂尖的獨裁體制。
當外敵入侵時,為了讓教宗安全逃離,梵諦岡有一條秘密通路。這條秘密通路不是建在地下,而是建在梵諦岡通往外界的城牆上,因此可說是一條「空中逃命路」。
梵諦岡政府有九個部。其中「列聖部」很受信徒注意。「列聖部」的工作是決定誰可以當「聖人」。要成為「聖人」,必須先成為「福者」。為了冷靜審查,通常在去世5年以上後,才審查是否有成為「福者」的資格。但是本篤16世在前教宗John Paulus二世去世一個多月,就集合聖職者,說︰「無法等5年了,現在就開始審查。」據猜測,可能是本篤16世知道信徒之間有很多希望前教宗John Paulus二世早日成為「聖人」的聲音。
殉教者或能成為信徒模範的人才有資格成為「聖人」,因此審查非常嚴格,有時要花數十年,甚至超過100年來審查。要成為「福者」,除了殉教者之外,若能證明可以發起「奇蹟」,也可以。最後由教宗下判斷。從「福者」成為「聖人」,必須有另外的「奇蹟」。梵諦岡對「奇蹟」的定義是「醫學上無法解釋的現象。」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10月好日

梵諦岡(1)

梵諦岡(1)
2006年11月30日,第265任天主教教宗德國人本篤16世,這位站在全世界11億天主教信徒頂端的白髮男性,訪問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伊斯蘭教清真寺。第一位訪問伊斯蘭教清真寺的教宗是前任教宗John Paulus二世,本篤16世是第二位。本篤16世才剛剛於2005年4月被選為教宗,所以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訪問是他的第一次「試煉之旅」。
到土耳其訪問的兩個半月前,本篤16世在德國的一所大學演講時,引用了14世紀拜占庭帝國皇帝的話︰「穆罕默德所帶來的只有邪惡與冷酷!」
伊斯蘭各國聽到這事,一致批判本篤16世是「無知、傲慢的羅馬教宗,居然罵伊斯蘭教!」梵諦岡與本篤16世則趕緊解釋︰「這只是引用,不是我的意思。」天主教教會內部也很沮喪,認為︰「這是天主教與伊斯蘭教的對話中,一大挫敗。」
土耳其國民的百分之99是伊斯蘭教徒,因此本篤16世來訪之前,土耳其人發起了大規模抗議活動。伊斯蘭教激進派領導人斷言本篤16世一行人是「現代的十字軍」。諷刺的是,土耳其國民的大半本來對天主教不關心,不知道「教宗」這個職位,不料這回本篤16世在德國大學的發言,反而讓他在土耳其成為「名人」。
下午5點,本篤16世進入布魯清真寺隔壁的阿亞索非亞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原本是東羅馬帝國時建的天主教大聖堂,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軍於15世紀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就改成伊斯蘭教禮拜所。
反對教宗來訪的伊斯蘭教徒,很在意教宗是否會在阿亞索非亞博物館內做出天主教的宗教動作。如果教宗在胸口畫十字,他們一定會認為教宗是來土耳其宣傳天主教,果然是「十字軍」!
在一舉手一投足都受到矚目的時候,教宗只是合起雙掌祈禱。在一旁觀看的各國記者都鬆了一口氣。
參觀完阿亞索非亞博物館後,教宗接著到布魯清真寺參觀。教宗脫下鞋子,進入布魯清真寺。伊斯坦堡的一位伊斯蘭法學權威當他的嚮導員。他們兩人對著麥加的方向,約花一分鐘,以伊斯蘭教的方式祈禱。之後,教宗說︰「這次的訪問或許有助於全人類的和平。」
土耳其民眾看著電視實況轉播,驚訝地說︰「身為天主教的教宗,卻像伊斯蘭教徒一樣祈禱!」第二天土耳其的主要報紙都給本篤16世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對伊斯蘭的發言受到指責,這回他在土耳其,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行動謝罪。」從這刻起,土耳其人對本篤16世的看法完全改觀。第二天,本篤16世要離開伊斯坦堡時,在飛機場對來送行的伊斯坦堡市長說︰「我的心的一部分留在伊斯坦堡。」
梵諦岡是天主教的大本營,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梵諦岡和義大利的國界只是聖伯多祿大教堂和美術館等建築物周圍的石柱和城牆。
2005年4月2日,天主教教宗John Paulus二世去世,享年84歲。那個時候,聖伯多祿廣場周邊擠滿了來自全世界的10萬天主教信徒,他們有人手拿著蠟燭,有人手拿著念珠祈禱。下午10點左右,聖多利大司教透過麥克風說︰「各位,我們的教宗回到神身邊了!」
John Paulus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經被納粹強迫勞動。1978年,他從一個無名的樞機主教突然變成教宗。他持續呼籲和平,促進冷戰的結束,然而他始終反對的伊拉克戰爭,美國仍然發動了。
John Paulus二世是因為幾年前罹患的帕金森氏綜合症惡化而去世。John Paulus二世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經發現罹患的帕金森氏綜合症。當時不僅在梵諦岡,連在義大利,「教宗即將去世」都是禁忌的話題。
教宗去世後,全義大利服喪三天,職業足球賽全部停止,劇場和音樂會等娛樂場所也停止營業。羅馬市內所有的建築物都懸掛義大利國旗與歐盟(EU)旗的半旗。全世界有4百萬至5百萬人來梵諦岡對去世的教宗致哀。梵諦岡對有邦交的174國元首發出葬儀邀請。4月8日的葬儀,有160國,4500位要人來參加。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總統也參加了。梵諦岡是歐洲唯一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可是台灣的現任總統訪問梵諦岡,這是第一次。與梵諦岡斷交中的中國則對此提出強烈抗議。
葬儀當天,風很強,棺木上擺的新約聖經被風吹得一頁一頁地翻動,義大利的電視主播感傷地說︰「教宗捨不得與信徒分離,正在最後一次朗讀聖經。」葬儀後,棺木通過聖伯多祿大教堂左側的「死門」,搬運到歷任1百多位教宗所長眠的地下墓地。
一切葬儀都結束後,接下來的重頭戲是「選新教宗」。被稱為「conclave」的選新教宗秘密會議在梵諦岡的米斯提納禮拜堂,於4月18日開始。「conclave」是拉丁文,意思是「被鑰匙鎖著」。13世紀,教宗Clemens4世(?—1268)去世後,新教宗的選舉在羅馬郊外舉行,可是花了兩年以上的時間都無法決定,憤怒的市民便將選舉會場的大門鎖住,只給大門內的人水和麵包。這就是「conclave」這個詞彙的由來。
出席新教宗選舉會議的人是在羅馬天主教教會中地位僅次於教宗的樞機主教。有投票權的樞機主教限於未滿80歲。4月18日的「conclave」,總共有52國的117位樞機主教有投票權。其中有兩位因故缺席。在「conclave」,採取無記名投票選舉新教宗。115人的投票者中,超過三分之二,也就是獲得77票以上,便成為新教宗。新教宗一定要產生,如果無法產生,就每天重複投票,直到產生新教宗為止。
新教宗的產生,沒有候選人,也沒有推薦,只是樞機主教們認為誰適合擔任新教宗,就把他的名字寫在紙上,然後放進投票箱而已。投票的結果,在白天與傍晚,從米斯提納禮拜堂的煙囪冒出煙讓外界知道。如果還沒決定,就冒黑煙,如果已經決定,就冒白煙。據說往昔燒濕的麥桿會冒黑煙,燒乾的麥桿會冒白煙。現在為了正確起見,都用藥物。在正式開會議前,為了確定是否真會冒出黑白煙,都會事先排演。
成為教宗的唯一條件是「男性的天主教信徒」。因此不一定非得從樞機主教中選不可。但是事實上歷任教宗都是從有聲望的樞機主教產生。不過,由於樞機主教遍佈50多國,樞機主教之間,很多都不認識,因此有些樞機主教在梵諦岡擔任職位,常有機會到各國教會出差,面孔較為大家熟知,人脈較廣,這類樞機主教在選新教宗時,比較吃香。教宗去世後,到「conclave」召開為止,梵諦岡連日開樞機主教會議,樞機主教們也一起用餐,這些時候,樞機主教們便互相交換、討論新教宗候選人的資訊。
當樞機主教們在開「conclave」會議時,必須與外界完全隔絕。樞機主教們不能攜帶手機,不能收看電視、不能收聽收音機、不能閱讀報紙。樞機主教們所住宿的地方的電話不通,電腦也無法上網。
4月18日開始的投票,只有在第一天的傍晚進行一次。到了傍晚,為了看煙囪冒出的煙是黑煙或白煙,天主教徒和觀光客陸續來到聖伯多祿廣場。下午8點後,煙囪開始冒出煙。「是黑色?還是白色?」有人問。「似乎是灰色。不過又好像是白色。大概決定了吧!」聲音聽起來不太有自信。「咦!又從灰色變成黑色!」第二天早上,煙囪冒出的煙明顯是黑煙,大家看了都很失望。可是當天下午6點時,煙囪冒出了白煙。聖伯多祿大教堂也響起鐘聲,這是新教宗已經選出的明確信號。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10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