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戴季陶的「日本論」(5)

戴季陶的「日本論」(5)
除了信仰生活之外,人類最重要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美」是人類文化最大的特質。
日本的佛教和中國的佛教截然不同。以禪宗為例,中國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不是沉迷於晉人的清談,就是專注於宋儒的性理,甚至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參微妙、不借修為為藉口,亂發禪機,欺騙大眾。當然,日本的禪和尚或禪居士,也有很多缺點與虛偽。但是,日本在武家時代的鬥爭社會中,坐禪和劍術、柔道是鬥爭精神訓練的要義。禪定變成統率軍隊的最高原則、劍術最高的奧義。任何自稱高明的禪師,都必須先通過「戰鬥」與「死」的試煉。
日本的藝術生活有兩個特質。一個是戰鬥性生活,亦即超越生死的力量。另一個是優美靜寂的心境以及精巧細緻的形式。和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的審美程度較為高尚、較為普遍。
日本的審美趣味中,「幽雅」和「精緻」很豐富,缺乏的是「偉大」和「崇高」。尤其是「偉大」。古代中國人談到美,就是日月星辰、碧霞蒼穹。這是大平原國民審美的特性。像中國這種大陸國,富有自然美,這是島國所難以望其項背的。日本人美的極致頂多是富士山。在「偉大」和「崇高」方面,無法和中國的各名山相比。島國當然也有島國的美。高低起伏,富於變化,到處有溪谷與丘陵,這些風景的確「幽雅」和「精緻」。但是格局卻太小。缺乏萬里無雲廣大的平原、一瀉千里的長江大河。中國人和日本人交往,感覺最不愉快的是他們這種性格。
中國文化傳到日本2千年,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完全模仿唐代制度的公家時代,平安朝的文化是其最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代,一般人民接受的中國文化只有宗教。典章制度、玄學式宗教信仰,以及以這兩個深奧的文化為基礎而產生的藝術,都是貴族的專有物。
德川中期以後,民間文學和民間美術勃興,呈現日本史上空前的偉觀。
日本民族深愛美的風習與審美能力的養成,可說是德川時代最大的成果。
中山先生認為人生重要的生活條件為食、衣、住、行、印刷五項。我覺得應該加上「美」。
我認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功,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具有熱烈的「信仰力」。有這「信仰力」,使他們做任何事,都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忍受一切困難,為了主義,願意犧牲一切,整個民族凝聚成一體。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具有深愛美的特性。這和信仰一樣,是民族具有的最基本力量。擁有這兩種力量的民族一定會強盛,如果沒有喪失這兩種力量,民族就不會滅亡。
小民族要能進步、發展,必須具備尚武的習性。日本人的尚武是天下周知的事。然而,日本社會也充滿平和和互助的習性。尚武的習性若沒有與平和和互助的習性調和、互補,就不能真正發揮效果。
「為了生存而競爭,為了競爭而互助」這是生物的本能。
日本人將平和的習性社會風俗化,造成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的普及發展。當然,平和的宗教佛教傳到日本之後,染上殺伐之氣。訴說仁愛與中庸正道的孔子學說傳到日本之後,產生了日本古學派山鹿素行的神權說。
日本如果沒有接受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不可能在短短二千年內,靠自己產生高尚的文化。今天說不定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日本社會中平和的風習都是來自於佛教種種的教義和儀禮,也來自於中國文化的「禮教」。直接來自於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武的性格。直接來自於中國與印度的思想或行動是尚文的性格。信仰的生活產生尚武的風習,藝術的生活產生平和的風習。
「茶道」和「插花」這兩個特殊的藝術,讓武家的殺伐習性變得柔和,化干戈為玉帛。
日本民族的歷史雖然還很短,但是社會文化卻比中國進步得多。例如,日本幾乎已經看不到野蠻的械鬥,但是中國在北方有寨子,在南方有堡,都是同族的部落。
中國禮教的優點在日本社會發揚光大,禮教的腐敗部份、沒用的惰力卻留在中國。
1923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後,民眾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動搖。從安定到不安定,從平和到不平和。並且不可思議的是,隨著社會人心往「不平和」的方向惡化,尚武的精神也逐漸消失。信仰心也比以前更淡薄,另一方面,迷信愈來愈普遍。與迷信的流行成正比例,發生反宗教運動與無政府的傾向。日本人好不容易花了一千數百年的時間,消化了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融合在日本人的血液中,讓日本人創造出獨特的趣味。然而,這個日本趣味卻一天天被破壞、一天天減少。這次我經過六年重訪日本,所見所聞,恍如隔世。我的印象如下︰
一, 日本人的自信力減少。由於信仰逐漸淡薄,迷信增加的很嚴重。無論哪個階級都瀰漫算計式的商業心理。
二, 民族信仰心的減少,同時破壞了民族的美術性,也造成尚武精神與平和精神的低落。隨著對過去感激、對未來懷抱希望的崩潰,人們對現在鑑賞的精神也喪失了。所謂「日本趣味」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幾乎已經消失。
三, 平和的、愛美的精神,被不停的鬥爭生活破壞。社會生活喪失平和性,人生的內容變得愈來愈乾燥無味。整個社會瀰漫著害怕革命的氣氛。
日本與中國的男女關係有很大差異。
一, 中國的男尊女卑是一種畸形的制,尤其在上流階級更是明顯。男性極端壓抑女性,另一方面,女性也極端壓抑男性。男性為了面子,通常會一再忍耐,隱瞞不說。日本的社會沒有這種現象。日本的女性雖然絕對服從男性,男性也絕對保護女性。日本的社會極少看到女性對男性「河東獅吼」的情形,男性也極少虐待女性。愛護弱者是武士的道德。日本絕對沒有妻妾同居的情形。因此,日本人的家庭遠比中國人的家庭還圓滿。
二, 日本的社會絕對沒有中國那種蓄婢制度。因此不可能有虐待家婢的情形。在日本人的家庭,佣人也是家庭的一份子。主人對佣人的態度,常常可以感覺到一種溫情。
三, 許多中國人以為日本女子的貞操觀念非常薄,這是錯誤的想法。日本人對妓女的看法,與其是輕蔑,不如同情的心理較強一些。男人娶妓女為正妻是常見的事。尤其明治維新志士的夫人幾乎都是青樓出身。從這件事就可以證明日本的社會對妓女不像中國的社會對妓女那麼殘酷。據我所知,日本婦女非常重視貞操。一般而言,日本的社會風紀和中國的蘇州或上海等城市比較起來,有更好而沒更壞。而且由於他們的貞操觀念不是根基於古代的禮教,而是根基於現代的人情,因此比中國還自由、健全。
(全文完)
★日本的知名研究中國學者竹內好,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戴季陶的「日本論」。竹內好如此寫道︰「戴季陶在寫這本書之前,到日本作最後一次訪問。他覺得和二十年前相比,日本人的『尚武』風氣明顯衰弱。我讀到這裡時,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日本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徹底傾向軍國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化和『尚武』風氣明顯衰弱同時出現。這不是很奇怪嗎?但是仔細一想,一點也不奇怪。本來就應該同時出現。政治的軍國主義化讓國民的道義頹廢、讓國民喪失勇氣。結果,更加助長了軍國主義。戴季陶認為日本的美德——尚武,正與以暴力欺負弱小相反。戰爭結束後,日本民族的道義依舊頹廢。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日本人忘記歷史,忘記何以會發生戰爭的歷史。」
理州上 2010年12月22日

2010年12月20日 星期一

戴季陶的「日本論」(4)

戴季陶的「日本論」(4)
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是英國,可是太平天國之後,中國人的精神完全被英國吸引。中國人甚至喪失了被壓迫的感覺。在長江以南一帶,充滿崇拜英國的氣氛。經過總理二十年的抗英努力,國民終於展開排英的風潮。現在除了英國以外,正在增加壓迫力和吸引力的有兩大勢力。那就是莫斯科與東京。日俄戰爭後,中國的年輕學子爭相前往日本留學,不管是阿貓還是阿狗,大家都去東京。最盛期,光是東京,就有三萬名留學生。他們讀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什麼都「速成」。這才是出入頭地的捷徑。只要能到東京,將來就有富貴等著自己。
但是歐洲大戰後,情況大變。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性進化、克魯泡特金的相互扶持論等思想,陸續傳到中國,真是百花繚亂,但是卻完全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時候,俄羅斯突然爆發勞農革命,而且成功。中國的年輕學子轉而注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來瞧不起俄羅斯野蠻專制的心理轉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這回變成「到莫斯科!到莫斯科!」他們回到國內時,正好國內左傾,於是他們成為速成革命政治家、速成革命理論家、速成革命軍人。
這個一窩蜂的流行病,15年前的東京熱就出現過。喪失自信心的中國青年真是可悲。
從莫斯科歸來的青年異口同聲地說,莫斯科擁有虔誠的信仰。星期日教會擠滿了虔誠的信徒。
中國如何呢?在香煙繚繞的城隍廟裡,有許多善男信女跪在神像前。他們的信仰是什麼?一位小偷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我不會被抓到。十五日那天,我會供奉祢一隻雞。」這位小偷的身旁正好有一位被這名小偷偷走財物的受害者,他對神像說︰「神啊!請保佑那位小偷被抓住,我被偷的東西能夠找回來。我會供奉祢一個豬頭。」
這種充滿算計的國民,哪裡有信仰?根本是滿腦子迷信的愚夫愚婦。信仰不能有算計,只要有絲毫的算計,信仰就無法成立。
現在的中國人心裡想著共產主義,嘴巴喊著國民革命,實際上一生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這種充滿矛盾的虛偽生活,便是算計帶來的錯誤。再優越的理論、再卓越的制度,一傳到中國,便完全走樣。
觀察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會發現他們比中國人純粹多了。他們的信仰生活很明顯比中國人純粹、非算計、積極。他們對宇宙與人生抱著「永久」與「一切」的觀念。這些觀念在戀愛與戰爭中可以清楚發現。
男女生活中,若有虛偽與算計,那就失掉生存的意義。一個民族若把男女關係視為遊戲,這個民族的生存意義便完全消滅。
沒有比自殺更懦弱、自私的行為。在佛家看來,罪惡最深的是自殺。在自殺人數世界最多的日本,自殺的觀念很獨特,與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日本人的自殺可分成兩種。一種和其他民族一樣,因為懦弱的結果,無法活下去。另外一種是日本民族獨特的,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具有一種積極的意義。關於自殺的方法,其他民族一般是選擇最沒痛苦、最簡便的方式。比較多的方式是跳水或上吊,中國人比較常吞鴉片。他們服毒時,期待能夠被救,並且因而獲得眾人的同情。他們其實不想死。與此成對照的是日本的切腹。這種自殺方式最痛苦,最積極、最需要努力。自殺者在死前,還保有清晰的生存意識,並且持續努力自殺,直到死亡。在切腹的時候,必須維持端正的姿勢,在腹部割十字。切腹者完全沒有自殺中途會受到救助的算計與期待。從思想產生的信仰,從信仰產生的力量,他們持續到最後的瞬間。
不只是切腹,日本的「心中」(殉情)也值得注意。
由於男女兩人的世界太小了,為了他們的世界,他們寧願捨棄全世界。「心中」最多是花柳界,然後是因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戀愛。他們拋棄一切算計。在墮落、懦弱的社會,在將男女關係視為貪淫的社會,無法想像有這種「超世間的男女關係」。
中國的香豔史上,從南到北,從古到今,沒有留下這麼感動的、讓人深刻感受到人生意義的紀錄。自殺這個死的事實,能夠賦予如此豐富生的意義,表現了日本民族信仰的真實性。
士兵只為了稍許的金錢,軍官為了升官發財、享受奢侈,這樣充滿算計的戰爭,簡直是輕視生命之極。司馬遷說︰「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換句話說,在物質性無常之上,建築精神性恆常。或說,在「小我」之中,展現出「宇宙我」的力量。更具體地說,就是擺脫個體的生死觀,重視大眾的生死。如果戰鬥觀念不貫徹這樣的主義,民族的戰鬥力不會增加。過去一千數百年,中國之所以打不過周圍的野蠻小民族,原因全是在此。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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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州上 2010年12月21日

2010年12月19日 星期日

戴季陶的「日本論」(3)

戴季陶的「日本論」(3)
田中義一中將對將來要做什麼,沒有一貫的思想、計畫和方法。他眼裡只有維持政權,完全沒有政治理想。他擔心的是中國的革命會影響日本民眾,他也擔心世界的潮流會影響日本的地位與支配。他戀棧過去,恐懼未來。
政治家可分成成功的英雄與失敗的英雄,而田中義一中將未來大概會成為失敗的非英雄吧!
我在1927年受命訪問田中義一中將時,他精神依舊不錯,野心仍然不減。中山先生在日本時,對田中義一中將評價很高。中山先生無論對誰,都當成自己的同志看待。對中山先生而言,這世上沒有壞人,而且沒有絕對不變的人。他認為人類之所以犯錯,都是因為「不知」之故。只要能夠達到「知」,必然能夠「行」。
中山先生對田中義一中將的期待有兩點︰一是放棄日本的傳統政策。二是修正自己錯誤的想法。因為田中義一的地位和中國的命運關係密切。然而,中山先生的期待落空了。
辛亥革命時,擔任日本內閣總理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是日本近代的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思想上受到法國自由思想的洗禮。中國的辛亥革命對日本的政壇與宮廷衝擊很大。當時有兩種對立的主張。一種是為了援助清朝,鎮壓革命軍,日本應該派兵到中國。一種是日本應該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的政局。長州閥的元老山縣有朋當時擔任樞密院議長。他在御前會議主張出兵。這時候,西園寺公望說︰「革命不是令人高興的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希望發生革命。可是革命一旦發生了,一定要成功才行。革命如果不成功,政治便會持續不穩定。這是歷史的法則。因此,我們不應該鎮壓他國的革命。而且也鎮壓 不了。」
結果,西園寺公望意見得到採納。
日本的軍閥反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理由為︰第一,對革命的恐懼,深怕中國革命會波及日本。我認為這種恐懼有相當的根據。
的確日本一度經歷了民權革命,推翻幕府,統一全國,開設議會,發佈憲法。但是經過幾十年後,前時代的維新染上惰性。新的社會出現新的缺陷,引發新的要求。民眾勢力與藩閥勢力產生對立現象,「打倒軍閥」的聲浪逐漸增大。如果中國革命成功,便會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產生很大的打擊。
當中國發生倒袁運動時,田中義一扶植南方岑春煊、唐繼堯的勢力,抑制中山先生指導的中華革命黨的勢力。他一心一意想阻撓中國統一,尤其不願讓中山先生統一中國。
之後數年,中國陷入長期紛亂,與田中義一採取的對中國方針有直接、間接的關係。
一個民族要擁有統一性與獨立性,必須先擁有民族自信心。日本民族之所以強,中國民族之所以弱,原因完全在這裡。總理努力四十年的目標便是在喚起中國民族的自信心。三民主義就是民族自信心的保障。
日本人在思想上受到西方很大的感化。法國的自由民權說觸發了日本的維新。德國軍國主義的思想與制度讓日本完成維新。但是日本的重心自始至終都在日本。巴黎和柏林都沒有指揮過日本。
當然,日本的維新建設沒有只靠日本的知識份子,還依賴外國人顧問。軍隊由德國人訓練,軍制也由德國人制定,法律制度由法國人顧問完成。但是這些都由日本人自己指揮、統率、選擇、運用。總理也很熱心借用外國人顧問之力,但是從來沒有被外國人顧問利用。這是和北京段祺瑞政權不同之處。北京政府有兩種外國人顧問。一種是條約規定的顧問。這種人與其說是外國人顧問,倒不如說是外國派遣來的管理者來的貼切些。另一種是政府基於自由意志聘請來的外國人顧問。這種只是擺好看的花瓶而已,「顧」而不「問」。前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衰弱,後者證明北京政府的腐敗。
可以斷言的是,今後隨著革命的進展,絕對需要外國人顧問。但是必須是我們使用外國人顧問,如果相反的,我們被外國人顧問使用,那就無異於自殺。
1927年,日本出現田中義一內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英國的勞工黨內閣倒台,保守黨內閣取而代之。在德國,共產黨衰退,興登堡成為總統。在義大利,墨索里尼取得政權。在西班牙,右派里貝拉將軍取得政權。在美國,共和黨取得政權。歐洲充斥著「對文明國家而言,獨裁政治才是最有效的制度」的論調。往昔被議會主義者視為蛇蠍的獨裁者現在大家習以為常。這個世界風潮,日本也被感染,不令人意外。
日本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已經失敗。為什麼失敗?因為中國無法統一之故。日本只能操縱首都的政治,無法支配這個難以統一的全中國,反而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二十一條的失敗,就是好例。假如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絕不會像現在這麼低落。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20日

2010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戴季陶的「日本論」(2)

戴季陶的「日本論」(2)
明治新政府五位參議中,思想最進步,倡導四民平等的是板垣退助(1837—1919)。他和後藤、副島、江藤聯手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並成立愛國公黨。在板垣退助的民權論影響下,全國各地成立無數政治結社。
板垣退助是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始祖。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大都思想單純,只是要排外,因此無法開闢新的道路。但是板垣退助就不同了。他不只是尊王攘夷論者,他認為創造新的生命,才能繼承舊的生命。還認為攝取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在新世界中生存。在內政方面,板垣退助認為革命必須徹底根基於民眾的幸福、解放民眾,這樣才能創造新的國家。他拿著中江兆民翻譯的「民約論」(盧梭原著),高倡自由民權。這個運動正是日本所有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最大的原動力。他不僅主張解放農民,還主張解放更悲慘的階級「穢多」與「非人」。大江卓(1847—1921)便奉行他的思想,展開水平運動(解放『穢多』與『非人』的運動)。
日本的立憲制度是板垣退助的功績。沒有板垣退助的奮鬥,日本是否會成為今日的文明國、先進國,大有疑問。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當他聽到日本政府對台灣採取高壓政策,台灣人遭受不平等待遇時,他很痛心,認為這樣違反人道,便設立台灣同化會,主張廢除統治台灣特別法,應該給予台灣人憲法上的平等權利。他超過八十歲,仍然托著老邁的身軀,親自到炎熱的台灣進行宣傳活動。但是日本的台灣總督一等到板垣退助離開台灣,便封閉同化會,逮捕同化會的職員。
我站在「文明」和「人道」的立場,非常尊敬板垣退助先生,每次到日本時,一定去拜訪他。板垣退助先生不追求安逸,也不期望出人頭地,也不蓄財。結果落得一身窮困。然而對這樣的結果,正是他追求的。
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之祖,這樣的人物現在不僅是「門前冷落車馬稀」,而且是「門前冷落車馬無」。他在生活上,付不起稅金和房租,真令人鼻酸。
所謂軍國主義,就是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從屬於軍事勢力,所有的政治組織都從屬於軍事組織。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無論擁有多龐大的軍隊,都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例如帝國主義的大國英國與美國,就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如何呢?日本政權的重心完全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軍人。議會只是調整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在分配國家預算時,以軍事費為最優先。外交、財政、教育的方針都以國防計畫為前提。
觀察日本的近代史,可以發現在民族統一的運動中,同時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也就是從民族主義發展成國家主義,再從國家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在發生之初,就已經有帝國主義在裡面萌芽。
到現在為止,我的社會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國還長。田中義一大將(1863—1929)是和我有親密關係的日本人之一。1913年,總理孫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當時,我擔任總理的秘書隨行,60天在日期間,我參與所有的演講、宴會、交涉,所有的翻譯都由我擔任。其中記憶最深刻的是中山先生與桂太郎公爵(1848—1913)的會見。桂太郎是日本的軍人政治家中,最有能力的人。他也是握有政權最長期的人物。日本自從內閣制誕生以來,他是擔任總理最長的人物。和伊藤博文比較看看,伊藤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6年10個月,桂太郎同樣是三次組閣,任職期間總共為7年10個月。
日俄戰爭後的重建由他計畫。他的高瞻遠矚、敏銳洞察力和臨機應變的才能不是日本最近的為政者可以望其項背的。
辛亥革命成功時,桂太郎特地派使者到中山先生處致意。中山先生訪問日本的時候,桂太郎擔任內閣總理,兩人密談了兩次。當中山先生接到桂太郎的訃報,中山先生嘆口氣說︰「日本已經沒有可以談論天下事的政治家!今後無法期待日本可以轉換東亞的政局。」
如果桂太郎還活著,東亞的局面一定與現在不同。現在的日本,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或是政黨的領袖,所有的為政者都是沒擔當、沒意志、沒計畫的平庸政客。他們在意的是如何獲得政權、保持政權。腦中完全沒有日本民族的未來、世界的未來。那麼中國呢?中國的為政者連書也不讀,真是可悲!
秋山真之(1866—1918)可說是中山先生最親密的日本友人。秋山真之去世的時候還是海軍中將。西園寺公望和桂太郎等即使夾雜在人群之中,也可以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人。因為他們在容貌和體格上都有特徵。然而秋山真之在外表上卻無特殊之處。不過,他的學問在日本海軍裡卻無人能及。
日俄戰爭時,他是日本艦隊的參謀長,統籌一切作戰,粉碎了俄國艦隊。他的睡眠時間很短,醒著時,可說「手不釋卷」。除了讀書與測圖之外,就是靜坐默想。他是誠摯的神道信者,他認為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他是熱烈的南進論者,也是排斥英美論者。他的南進論與排斥英美論完全站在復興有色人種的觀點。他主張人類平等,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有的道具,因此,世界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專有,文化也不該為一個人種所壟斷。
他認為日本人的命運在於美洲大陸與澳洲。日本應該幫助土耳其、印度與中國這三大民族獨立,打倒英美霸權,實現海上的完全自由。他認為印度革命的成功與否是亞洲民族復興的關鍵。他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對總理的革命事業都給予極大的援助。而且他的援助動機非常純粹,完全不求回報,絲毫沒有虛榮心。
1917年,張勳復辟時,總理派我到日本調查是否有日本人在背後援助張勳。我訪問了陸軍的田中義一中將與海軍的秋山真一中將。秋山真一中將是日本海軍的最高領袖,可是他的住處非常簡樸,他正在滿都是書的書房中瞑目默想。我一進去,他嚇了一跳,指著我的臉說︰「什麼時候來的,咦!你的臉色不好呦!」
然後他又再度閉眼,合掌,默想一、二分鐘後,說︰「這不是你自己惹的災禍,而是你住的地方不好。那裡不久就會發生天災,我勸你趕緊移到比較高的地方,不要待在低的地方。」
秋山真一又說︰「不出10天,中國會發生國家制度的變動。場所是北京。但是三天之內會失敗。」
我離開東京一、兩天後,東京灣有高潮來襲,海水淹沒了我原先住的地方。那一帶變成水鄉澤國,民眾甚至在街上划船。秋山真一所說的「天災」,應該是指這件事。
我回到上海,張勳已經發動復辟。但是僅僅三天,段祺瑞一出兵,溥儀的復辟夢就煙消雲散。秋山真一的預言又應驗了。
可是,秋山真一,這位天才,在我和他會面時,他已經罹患不治的癌症。不到半年,他就去世。先是陸軍的桂太郎去世,接著是海軍的秋山真一去世。日本的陸海軍今後不會再出現這麼優秀的人物吧!
(待續)
★ 好友劉素玉給我一個寶貴的建議,她說慈濟基金會的捐款已經太多,不如捐給幫助殘障人士且真正有在做事的鄭豐喜文教基金會。我會採納她的意見。
古人說立德、立言、立功是三不朽。我若能徹底實行我的行善計畫,便做到「立德」。我出了幾本好書(容我老王賣瓜),又努力在部落格上發表讀書報告,算是「立言」。我沒有當官,沒什麼功好立,但是我將終生宣揚基督耶穌「以德報怨」的精神,也可以勉強算是功勞一件。我若做到這三件事,雖然談不上「不朽」,但是可以說沒有白活這一趟了!這是我的人生觀。
理州上 2010年12月17日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戴季陶的「日本論」(1)

戴季陶的「日本論」(1)
戴季陶(1891—1949 又叫戴傳賢、戴天仇)日本大學法律系畢業。於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屢於報章批評滿清政府。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擔任孫中山的秘書。1913年逃亡日本、與當時同樣留學日本的蔣介石為同室好友,關係密切。1916年始返中國,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周刊。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1925年11月,參加反共的「西山會議」。他是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1928年著《日本論》。1949年2月11日於廣州省政府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自殺原因大都推測與大陸局勢迅速崩潰瓦解而絕望有關。
戴季陶有一女二子——戴安國與蔣緯國。蔣緯國為戴留學日本時,與日本護士重松金子所生。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論」部份精彩內容如下︰
我們中國人只會排斥、反對日本人,不僅不研究日本,連日本字也不願看到,日語也不願聽到,日本人也不願見到,這豈不是「思想鎖國」、「知識上的義和團」嗎?
日本古學派的內容都是中國的學問,它尊崇孔子之道,它鼓吹的「神造國家」、「君主神權」以及「中朝事實」(關於『中朝事實』,請參考拙作『解剖日本軍國主義』)都來自於中國。
中國在孔子時代已經打破大多數迷信,丟棄君主神權思想,平民思想與平天下思想取而代之。可是,日本現在仍舊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如果去除從歐洲傳來的科學文明與從中國、印度輸入的哲學宗教思想,日本固有的思想非常幼稚。日本的神權思想,亦即認為皇帝的大權與寶位是天神傳下來的。這與德國的皇帝認為自己是天使,以及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之主張,同樣荒誕不經。
以前只有在日本列島主張的神權,到了山鹿素行的時代,變成向世界主張日本的神權。
「武士道」開始時,只是「奴道」。
日本人固有的信仰是神教。神教是什麼?是宗法社會必然產生的祖先崇拜。因此是非常幼稚的東西。
日本除了士農工商四階級外,還有「穢多」與「非人」最下層人民。武士拿到新刀時,為了試試看刀鋒是否銳利,常常試殺「非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特殊階級制的稱呼是從佛典借用的。
日本有很多自大的學者。他們的腦子裡,被刻上「日本式」三字,什麼東西都是來自於日本獨自的文明。
如果從日本的歷史文獻當中,完全拿掉中國、印度與歐美文化,會是什麼情景?赤裸裸日本的固有本質和南洋的土蕃一樣。所謂文明,是人類的公有物,如果不承認世界一體,不站在世界人類的普遍性上,自然會陷入神權的迷信。
日本的神話中有「劍」、「鏡」、「玉」三種神器,可是這三種神器實際存在嗎?
不過,日本這個民族的自負心與向上心還是值得我們尊敬。
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不是來自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而是日本宗法社會神權迷信的產物。日本人的氣質和中國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人沒有中國晉朝那種沉迷於清談,不負一切責任,以及六朝人那樣軟弱、頹廢的歪風。連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和藝術,都嗅得到殺伐之氣。
幕府被推翻,王室復興的原因是︰
一, 德川幕府自己腐敗。
二, 幕府與諸藩財政困難與幕藩武士生活困難。
三, 外國勢力壓迫變強,引起國民攘夷倒幕的情緒。
四, 以薩摩藩、長州藩為主的雄藩本來對幕府就懷著不滿,大家都在等機會反叛。
五, 德川執政以後古學派神權思想的普及。
當時倒幕原動力的浪人和義和團非常相像。
荷蘭的兵學很早就傳到日本,所以日本人知道外國的學問與實力。因此當時日本人嘴巴喊「攘夷」,內心其實歡迎歐洲的學問。所以,一旦推翻幕府,「尊王攘夷」就變成「開國進取」。攘夷與開國雖然是互相矛盾的方向,但是,這兩個矛盾的方向卻建築了日本今日的富強。我們要學習的是,沒有義和團的精神,就無法產生獨立的文化。
倒幕的主角是誰?是受到神權思想感化的武士們。
根據明治四年(1871年)的統計,光是東京,就有11所英語和法語的語言學校,若再加上荷蘭語學校,總共有19所。學生人數超過2千名,由此可見明治初期輸入外國文化的盛況。
現在推動日本政局的不是少部份的軍閥領袖或惡劣的官僚,而是如日中天的富豪及其支配下的商工業組織。
(待續)
理州上 2010年12月16日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變色蜥蝪袁世凱

變色蜥蝪袁世凱
袁世凱(1859—1916)被當代的人認為「無學」。的確,和曾國藩、張之洞等人比較起來,曾國藩、張之洞既是政治家又是一流的學者,袁世凱則稱不上是學者。但是他又不像張作霖那樣是個文盲。袁世凱不僅不是文盲,而且他的書法還寫得很好,也具有一些古典知識的基礎。可是當時擔任高官的必要條件是中過「進士」,袁世凱考了好幾次「進士」,都名落孫山。當時的政壇,對沒有中過「進士」的官員,認為是「無學」。沒有中過「進士」的人,很難在政壇出人頭地,更難在中央政府擔任要角。
然而,袁世凱沒有中過「進士」,卻能升到高位,可見他確有兩把刷子。
袁世凱的生父是袁保中,袁保中的弟弟袁保慶因為沒有兒子,便收袁世凱當養子。1874年,袁世凱15歲時,養父袁保慶去世。袁世凱當學童的時候,頭腦雖然不差,但是很討厭死記東西。袁保慶去世後,袁世凱被帶到北京,在父親的姪子袁保齡的扶養下讀書。袁世凱還有一位長輩袁保恆也到北京工作,因此袁世凱有兩位長輩在監督他讀書。袁世凱很討厭死記東西,偏偏中國舊時代的教育偏重死記文章,所以讓袁世凱痛苦不堪。
後來當養父、生父、袁保恆等監督他讀書的長輩相繼去世,袁世凱終於獲得解放,他將書籍全部燒光,高興地說︰「大丈夫志在四海,豈能鬱鬱蹉跎歲月於筆硯之間?」
21歲時,袁世凱擔任在山東負責海防的吳長慶的幕僚。吳長慶不久被派到朝鮮,袁世凱也跟著去。他在朝鮮待了十多年。後來當吳長慶轉調到金州後,袁世凱就升任為總理韓國通商事宜,相當於中國駐韓大使。這時,袁世凱才30多歲。年紀輕輕,就擔任要職,這應該歸功於李鴻章的提拔,當然李鴻章也是看出袁世凱是個可造之才,而提拔他。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雙方和談時,日本的代表陸奧宗光要求處罰袁世凱,中國的代表李鴻章為袁世凱辯護道︰「以袁世凱的地位,無法引發戰爭,他只是聽令行事罷了。」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袁世凱的後台李鴻章勢力大減,喪失了淮軍與北洋海軍。喪失軍力,李鴻章在政壇的發言力量也隨之頓減。他從直隸總督被調降為兩廣總督。這幕調降劇看在袁世凱眼裡,深深覺得︰果然沒有槍桿子,就沒權力!此後,袁世凱特別注意保有軍事力。他逮到機會在天津附近培養「新建陸軍」。
當時,將軍們對朝廷報告所率領的軍人數與軍馬數時,都會報得比實際的數目還多出很多。這樣中央撥下來的軍人薪餉與軍馬飼料費,比實際多出來的金額,就可以放進將軍個人的口袋。但是只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沒有這種虛報情形。
變法派的領導者們,如康有為、譚嗣同認為能夠訓練出現代化的軍隊「新建陸軍」的人,一定擁有現代的思想,因而認為袁世凱有可能站在自己這邊。
袁世凱猶如一隻變色蜥蝪,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誰靠近他,他就不知不覺變成與對方相同的顏色。講得難聽一些,是沒有自主性。講得好聽一些,是他見聞廣博,所以扮什麼,像什麼。沒看過「象」的人,一定畫不出「象」。袁世凱就是因為平時就注意自己以外的世界,所以需要時,可以扮什麼,像什麼。
袁世凱的政治嗅覺高於常人,他的嗅覺判斷標準是:這樣東西對我有利還是無利。
這是非常單純的尺度,就是因為單純,所以他能在很快的時間內,幾乎是反射性的,做出反應。
當國內的進步份子開始活動時,袁世凱就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這件事將來可能與自己的政治前途有關。因此袁世凱加入他們的團體——「強學會」,並且捐出大筆金額給「強學會」。進步份子知道後,便認為袁世凱是開明進步的人物。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失去權勢,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成為中國當時最有軍權的人。
譚嗣同誤以為袁世凱是個開明的人物,便去拜訪他。譚嗣同向袁世凱說:「你受到光緒皇帝的提拔之恩,現在皇上有難,正是你報答的時候。你知道嗎?榮祿想要殺皇上。請你率領軍隊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慈禧太后在裡面)。如何?」
袁世凱問道:「包圍頤和園做甚麼?」
譚嗣同說:「不除去那個老太婆,國家沒有救。我來親手除掉那個老太婆,不勞你動手,你只要負責誅殺榮祿和包圍頤和園就好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死在你面前。我的生命雖然掌握在你手中,但是你的生命也掌握在我手中。」袁世凱打量了一下譚嗣同的身體,發現他的腰際有高高隆起的異物,似乎暗藏武器,知道對方最後可能先殺掉自己再自殺,便不敢抗拒,假裝同意。譚嗣同走了之後,袁世凱趕緊向榮祿密告,榮祿則火速趕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此事,慈禧太后當然立即發動反撲,消滅、逮捕維新派,軟禁光緒帝。袁世凱則得到密告的報酬,不久就升任北洋大臣。
當義和團發生時,慈禧太后為主的朝廷中央都一面倒的支援義和團,認為他們可以趕走討厭的洋鬼子。可是袁世凱在山東卻徹底鎮壓義和團。因為他用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義和團成不了大事,必敗無疑,因此他沒有跟著起舞。
義和團事件的結果,除了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外,所有的軍團長官都沒落。只剩袁世凱一枝獨秀。袁世凱從山東巡撫一躍而升為直隸總督。清朝的實權現在已不在宮廷,而在握有軍隊的地方總督手裡。尤其是管轄首都的直隸總督更是舉足輕重。張之洞、劉坤一等重臣還健在,不是進士出身的袁世凱卻能坐上實權最大的位置,最主要原因是袁世凱握有「新建陸軍」之故。果然是有槍桿子,就有權力!
如日中天的袁世凱讓一些清朝官員感覺到危險。曾國藩和李鴻章也都是漢人,也都擁有相當於私人軍隊的湘軍與淮軍,但清廷信任他們,沒有絲毫危機意識。可是袁世凱與他們不同,曾國藩和李鴻學問深厚,知道分寸,袁世凱則連進士都沒考上,是個「無學」的人,什麼時候會動武叛亂,變成脫繮的野馬,誰也沒把握。要保有清人的江山,一定要找機會削減袁世凱的力量。
1907年,清廷命袁世凱擔任軍機大臣。在清朝,軍機大臣相當於宰相。因此,袁世凱從直隸總督轉任軍機大臣,表面上是升官,其實清廷是想藉此剝削袁世凱的軍權。袁世凱也知道清廷的真意,但他不動聲色,接受了這項任命。不過,他把北洋軍交給自己的親戚楊士驤。北洋軍是他多年培養的私人軍隊,也是中國最強的現代軍隊,是他今後的政治籌碼,不能隨便交給清廷。
袁世凱除了軍機大臣與北洋軍之外,他還有一個強力武器。那就是他與外國關係良好。擔任軍機大臣時,袁世凱還兼任外務部尚書(外交部長),這對強化他與外國的關係,是絕佳的職位。袁世凱現在如虎添翼。
袁世凱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光緒皇帝因戊戌政變之事,對他恨之入骨。萬一慈禧太后去世,光緒皇帝親政,豈不要找袁世凱算舊賬?袁世凱運氣真好,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後,誓言報仇的光緒皇帝也隨之去世。袁世凱鬆了一口氣。
由於光緒皇帝沒有兒子,便由弟弟醇親王的兒子溥儀即帝位,由醇親王擔任攝政王。醇親王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他知道哥哥光緒皇帝對袁世凱的恨。因此醇親王本來想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可是張之洞極力反對,理由是,若將袁世凱斬首示眾,北洋軍恐怕會叛亂,動搖清朝江山。於是,醇親王只剝奪袁世凱一切官職,並且將他放逐。而且,醇親王還派人要暗殺袁世凱。可是有人偷偷警告袁世凱,這人是袁世凱的同事,另一位軍機大臣那桐。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平常廣結善緣,送錢送禮,在政壇布置自己的人脈、暗椿,因此危急時,便能派上用場。袁世凱逃到妾的住處,剃掉鬍子,穿著粗糙的綿衣,不到北京車站,而坐馬車到豐台車站,換三等無蓋馬車,夾雜在苦力之中,逃到天津租界。此時,日英兩國出面為袁世凱的生命安全對清廷請求高抬貴手。
袁世凱此時45歲,他平時的種種精心布局似乎在這個緊急時刻全派上用場。例如,他長年培養的北洋軍讓他免於死刑。他平常培養的暗椿,讓他獲得那桐的密告。他平常建立的外國良好關係讓日英兩國出面為說話。我們不得不認為袁世凱真是一位「有遠見」的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搖搖欲墜。清朝任命滿族人廕昌為陸軍大臣,率領北洋軍討伐革命軍。可是,北洋軍是袁世凱培養的私人軍隊,根本不聽廕昌的指揮。清廷才知道只有袁世凱才有可能力挽狂瀾。
袁世凱派遣唐紹儀秘密與革命派聯絡。這並不是袁世凱與革命派起共鳴,而是他想利用革命派,報復曾經放逐自己的清廷。
袁世凱擔任清朝最後的總理大臣,與革命派攜手合作,宣告清朝的滅亡,並且擔任新誕生共和國的大總統。
然而袁世凱卻不因此而滿足,他還想當皇帝。結果在全國人民反對聲浪中,鬱悶而死。他留下的複雜人脈成為往後軍閥混戰的原因。

理州上 2010年12月14日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既進步又保守的康有為

既進步又保守的康有為
一天,旅日華裔著名作家陳舜臣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對方說他姓康,是康有為(1858—1927)的兒子,母親是日本人,曾經擔任女僕。他請求華裔的陳舜臣利用他的人脈,幫他尋找失聯很久的康家。陳舜臣不禁想起國民黨的戴季陶和日本女性發生關係,生下孩子蔣緯國(後來被蔣中正收為養子),由於戴季陶一向怕太太,便請求孫中山幫他照顧這個孩子。或許這位姓康的陌生人也是康有為的風流種。
康有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後來有人稱他為「康南海」。1876年,18歲的康有為鄉試名落孫山。1879年,21歲的康有為到香港旅行,香港行影響了他的一生。當時的香港被英國統治已經30年,在英國的建設下,香港改頭換面,非常繁榮,成為歐洲的櫥窗。康有為在香港生平首次接觸「西方」,他覺得西方的長處不只在於堅船利砲,而且還包括制度與思想。他開始閱讀有關西方的書籍,他不懂洋文,只能靠翻譯書籍。三年後,康有為北上進京赴考。中途經過上海,上海有外國租借,所以和香港一樣,是歐洲的櫥窗,也有很多有關西方的翻譯書籍。康有為便大量閱讀這些書籍。
康有為深深感覺中國光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不夠,「體」也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行。這時他的思想已經遙遙領先其他中國知識份子,站在時代的尖端。
1888年,30歲的康有為再度赴北京。康有為對滿腦子排外主義的慈禧太后,不抱任何期待。可是對年輕的光緒皇帝卻抱著希望。他開始上書給光緒皇帝,希望能打動他。
「體」要怎麼改革?康有為認為中國的「體」,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內容必須大幅改變才行。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國是神聖的領域,不能輕易侵犯。康有為也不想破壞這個神聖的領域,他只是想改變裡面的結構。直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才開始否定孔子思想(打倒孔家店),康有為此時還沒那麼激進。
康有為不能否定孔子思想,他只能主張後漢傳到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他於1891年寫「新學偽經考」。這裡的「新」不是新舊的新,而是王莽創立「新朝」的新。由於王莽篡奪漢朝的政權,便要劉歆修改孔教的內容。因此康有為主張現在的經學與孔子其實沒有關係,是偽作。保守派自然對這種主張無法接受,紛紛批評,認為是「惑世誣民」。
1895年,康有為再度赴京考試,得到進士第八名。這年是中國敗給日本,屈辱地簽馬關條約的一年。康有為和其他舉人們很憤怒,37歲的康有為便呼籲舉人們一起簽名建議朝廷拒絕屈辱的和議、遷都、實行變法(政治改革)。一共有一千數百名舉人簽名。這叫「公車上書」。所謂「公車」,就是接受、處理天下上書的衙門。在清朝就是都察院。
都察院拒絕了這份上書,因為都察院認為這些讀者人還不是官,沒資格對國政大事說三道四。
康有為不死心,繼續對光緒皇帝上書,他建議設立議院。康有為的變法模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俄羅斯彼得大帝的改革。1897年,康有為第五次上書時,便建議光緒皇帝效法俄羅斯與日本,創制憲法,召開國會。
康有為還上呈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給光緒皇帝。康有為並且組織「保國會」,為成立政黨作準備。在連番上書之後,終於打動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
康有為的建議中,除了憲法、國會、鐵路、學校、軍事之外,還包括採用孔子紀年,因為西方採用基督紀年,我國當然應該採用孔子紀年。此外,他還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這點就讓人感覺到康有為的保守性。這讓我想起中國最近創設「孔子和平獎」來對抗諾貝爾和平獎。孔子真是中國人的秘密武器,當中國需要和西方思想對抗時,就會把他請出來。可見孔子影響中國之深,無論是在康有為的清末,還是在21世紀的共產新中國。
康有為認為創設憲法與國會都必須依賴皇帝,這點讓人看出康有為似乎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研究不夠透徹,因為日本的維新志士是擁戴、利用天皇,並不是依賴天皇。
當以慈禧太后為主的保守派準備反撲時,康有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想要依靠袁世凱。康有為覺得在軍隊的領導人當中,袁世凱的思想比較進步,康有為的「強學會」成立時,袁世凱還出了五百元,成為會員。因此康有為希望他發動政變,推翻保守派。不料,袁世凱向保守派的領導人物榮祿密告,榮祿趕緊到頤和園告訴慈禧太后。變法就這樣經過百日而結束,史稱「百日維新」。由於1898年是戊戌年,因此又稱為「戊戌變法」。
梁啟超在日本保護下,亡命日本。康有為也在英國保護下,經過香港,亡命日本。
康有為抵達日本時,也在日本的孫中山想去見康有為,可是康有為拒絕了。因為康有為自認為是輔佐皇帝的人,而孫中山想推翻清朝,是叛徒,雙方沒有交集。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還夢想恢復清朝,參加復辟運動。康有為真是個既進步又保守的人,與慈禧太后、榮祿等人相比,康有為無異非常進步,可是與孫中山相比,就顯得保守、落後很多。
理州上 201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