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壯志未酬(3)

壯志未酬(3) 1932年,13歲時,進入漢口市立第一中學讀書。1935年,16歲時,考取湖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1938年,19歲時,高中畢業。我有幾個讀書的特點,值得敘述一下。 我喜歡自修。通常一自修就能了解,用不著老師再講,於是養成凡事自修,不聽老師講課的壞習慣。我這一生所得到的一點知識,大部分是自修來的,很少部分是老師教的,上課只不過是形式而已。 在國文和作文方面,根據我的看法,真正的傳世之作要靠文章的內容,而不是靠華麗的辭藻,所謂「文以載道」,「道」就是指文章的內容。 我在高中參加軍事訓練時,我就開始背誦古文。將「古文觀止」拆散放在口袋裡,軍中無事或擔任哨兵時,就拿出來背誦,以打發時間,及減少站在亂葬堆中四周都是白骨嶙嶙的恐懼。此外,我還讀完「史記」,及一些「孟子」。我最得力於「孟子」與「左傳」,前者使我的文筆雄放有感情,後者使我的文筆簡練有力。 我對英文也下過苦工夫。我在初中就讀「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軼事」等英文小說。讀高中時,更讀過「天方夜譚」、「少年維特的煩惱」、「魯賓遜漂流記」等英文小說。 我於1938年考入中央大學。1943年,抗戰勝利已在望,我也自中央大學畢業。1947年,我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研究所,於1949年取得碩士學位。 在留美期間,擴大了我的視線與胸襟,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美好的國家,還有人類普遍過這樣富足的生活,還有這樣平等、講禮、有秩序、守法的社會,也還有這樣有尊嚴、有自信、無所恐懼的人民。與我生長的地方和國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我所親眼見到的我的鄉間同胞,其生活、其地位、其遭遇,遠不如他們的一隻狗。這就不免使我在在感慨之餘,興起殷切希望中國能趕上去的念頭,這就是我在台灣天天喊現代化的根源。 假如時光能夠倒流,讓我重新來一遍,我一定會做到下面幾件事: 一,我現在說的話是帶有湖北腔的官話,發音很難聽(理州注:我在工商時報副刊組工作時,有一次好友劉素玉建議我去採訪王作榮,我沒有答應,因為我聽不懂王作榮的湖北腔,採訪王作榮的任務對我而言,太過艱鉅!),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聽到自己的錄音帶。所以我一定要學會注音符號及正宗國語,這樣我就可以與國內外十幾億中國人溝通而不怕難為情。 二,不管我讀什麼系,除了國文要寫得順之外,必須要精通一或兩種外國語。 三,必須要有一點才藝。包括樂器、聲樂、舞蹈、美術及體育等。選擇一兩種作為嗜好,其餘要有一點欣賞能力。 第四章 個性 我從不過問或談論別人的私事,但卻愛管國家社會與政府的事。我認為國家社會與政府不應該有的現象,不應該發生的問題,不應該用的人,就私下氣憤不已,更寫成文章發表。大家都說我文章氣勢壯,實在是氣出來的,有氣才能壯。也因如此,當朝顯要都讓我得罪光了。屈指算來,沒有得罪的好像沒有,這當然妨礙我的前途,不過我從不後悔。 假如要用兩個字來概括我的個性,我想「憨厚」二字頗適當。 第二部 一得之見 前言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究竟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我的答案是: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這三項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西方進步的民主國家大致都做到了這三項。我對這些國家嚮往不已,見賢思齊,總是希望我們中國也能達到這種境界。 第五章 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的角色 我極力擁護自由市場經濟,但不主張自由放任到政府完全不加干預的程度。我認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這有幾點理由: 一,在一個經濟遭遇到某種巨大的危機,例如巨大的天災或戰爭,或嚴重的經濟波動時,就必須要政府的介入。 二,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平均,及保障社會每一個人的起碼生活,迫使所有已發展的民主國家都必須採取某種程度的社會福利措施,而一旦採取這種措施,便是政府的介入自由市場,不讓自由市場機能分配財富。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一方面大聲疾呼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指責政府不應干預太多,應該防阻壟斷,公營事業應移轉民營,維護自由競爭;但另一方面,我又積極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某些經濟活動,採取某些經濟措施,以改正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不良結果。 我並不完全否定那隻看不見的手。不僅如此,我還讚美及主張運用那隻看不見的手。我只要強調一點,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已經是一隻殘廢的手、被污染的手、不能自由活動的手。這就需要政府以它那隻看得見的手,去幫助、維護、補充那隻看不見的手,兩者共同操作,互相補充,互相加強。 是以我尊重自由市場機能,但從不迷信它。 第十二章 教育、科技與文化 中國文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影響,從我當學生知道閱讀當時流行讀物起,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而且是兩極化。保守派將中國文化形容得完美無缺,激進派則攻擊得體無完膚。我直到在台灣從事經濟發展工作,才逐漸體會到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 到了1980年代,所謂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上有了卓越成就,由於這四小龍中,有三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都直接具有儒家思想的傳統;另外一小龍——韓國則感染儒家思想甚深,於是一些中西學者便對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究竟有什麼影響,發生了興趣,幾乎一致肯定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有利。 不過,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亦有若干因素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中國以家為中心,在處理人際關係及物質生活方面,便偏重倫理、血緣、親情、人情,而忽略了法律、制度、契約、公平。而後者正是一個以個人為主的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由於以家為中心,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生產效率低,物質生活經常貧乏,於是便消極地鼓勵節儉、刻苦、安貧與忍讓,而鄙視對財富的追求與物質的享受。這在長期間妨礙了經濟及技術的進步,造成了經濟的停滯。 部分中西學者以兩極說法,不是將中國的落後歸之於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便是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完全歸因於儒家文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2)

壯志未酬(2) 我妻范馨亦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法律系。1944年,我們在重慶結婚。我妻個性堅強,美麗而不溫柔。來台後,她擔任全國女性簡任法官之第一人。後來又成為女性任最高法院庭長之第一人。1987年,她以肝硬化逝世,葬在舊金山。至於我死後,希望火葬,骨灰撒台灣海峽或是基隆外海,回歸自然,不佔人間一寸地。 我妻在司法界地位崇高,遇有送禮者必收下,然後再還以價值相等之禮,當時成為我們沉重的負擔。如果禮太重,還不起,則退回。不熟悉之人送禮則一律退回。 我一生從未享受過妻子的照應與溫柔,不知溫柔為何物。我們常說母親慈愛,我的母親愛而不慈,我們又說妻子柔情,我的妻子情而不柔,都是女強人型。我真命苦。 但我對妻卻恰好相反,她的衣料及服裝設計,她的化妝品,她的皮包與鞋子,很大一部分都經我手,而且都是高價名牌。從前出國很困難,我常出國,每次回來她的用品要裝滿一箱。我妻自己買的衣物用品,價廉物不美,俗不可耐,常使我生氣她的品味不高,而她卻嫌我管她太多。所以對女人的事,不關愛不行,關愛太多也不行,孔夫子嘆女人「難養」,不是沒有道理,孔老先生一定也吃過這種苦頭,才能成為聖人。 第二章 時代 套用狄更生在「雙城記」中的語調,我生的這個時代,是最亂的時代,也是最偉大的時代;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有希望的時代。 我出生於1919年,這一年也是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欺凌我國,縱容日本侵奪我國權益,激起五四運動的一年。 1927年左右,我不到10歲,土共橫行。所謂土共,就是本地無業無產人民所組成的共產黨。一般而言,共產黨正規軍比較有紀律,雖然徵糧、徵夫,但不亂殺人。土共就不然。他們熟知地方情形,知道哪家是土豪劣紳。每趁半夜至那些家,殺盡全家,然後拿走可以拿的財物。我本有左傾思想,極端同情窮人,痛恨那些官與兵欺壓無知的老百姓,但是就因為這些土共的惡行,使我不接受共產黨。 無論是哪一種兵,到了鄉下,他們就是老百姓的主宰,生殺予奪,因此鄉民怕兵更甚於怕土匪與土共。我一直到很大的年齡,見到穿軍服的人仍怕怕的,因為警察穿制服,所以見到警察也怕。 中日之戰,雖然半壁江山為日軍所佔領,雖然人民所受的痛苦煎熬難以描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其正面作用。那就是由於戰爭的需要,政府在大後方的西南與西北廣大地區,從事了很多比較現代化的建設;更由於人口與軍隊的大量移動,使得中國進步與落後地區的文化與知識有了交流。這對中國的平衡發展,及西南與西北的發展,都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值得歷史學家作深入的研究與評估。通常我們只見到戰爭破壞的一面,但像中日這種大規模的戰爭,必然也對物質建設和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對日戰爭結束後,繼之而來的是驚天動地的國共內戰,與國民政府戰敗。國民政府崩潰,大陸撤守,原因當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下面幾點: 一,經濟與財政的崩潰。八年血戰,可說是民窮財盡,民不聊生,不僅中國如此,所有受戰爭破壞的國家都是如此,而這種情形正好是培養共產黨的溫床,是以西歐大陸國家如無馬歇爾計畫的援助,都有淪為共產國家的可能,事實上,這也應該是馬歇爾計畫的主要動機之一。中國土地最大,人口最多,原本就最窮,受戰爭的破壞最大、最久,是最好培養共產黨的環境,而中國共產黨原就有很大的勢力,加以鄰近蘇俄,東北三省尤其如此,得到蘇俄的援助,十分方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化的環境,較世界其他國家都要優越。 二,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我要在這裡坦白指出,當年國民政府的貪污腐敗的程度,要比現在的台灣好得多,無論就貪官的人數比例、貪污的手法、貪污的金錢數量及貪污的普遍性,都遠不如今日的台灣。這只要看當年追隨政府撤退來台,領導台灣復興的上中下層官員的情形,便可知道我所言不虛。這些官員十之八、九都清廉自守,生活刻苦節儉,做事勤奮努力。但是貪污腐敗仍是國民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具備了幾個特色: 1,孔宋兩外戚家族利用特權,明目張膽地壟斷資源搞錢,可說達到人神共憤的程度。再加以中共的宣傳,使朝野上下及一般老百姓都移恨於政府及老總統。 2,軍人貪污。大小軍頭,除極少數清廉者外,大都因此腰纏萬貫。 3,特情人員、黨工及部分行政人員。來台接收的人員中,就有很多這類人物。 以上這三種貪污情形,都特別顯眼,特別叫人痛恨,也特別容易失去人心。尤其軍人貪污,還涉及軍紀與作戰能力及意願,問題更嚴重。為什麼土崩瓦解,一瀉千里,這就是關鍵因素。岳飛說:「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 在大陸撤退當時,實際情形則是:文官貪財又怕死,武官怕死更貪財,天下安得不失。 三,內鬥。國民黨內派系分歧,內鬥激烈,以致中共譏笑國民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老總統似乎頗欣賞這種派系鬥爭,而且樂此不疲。 四,輕敵。 日本投降時,老總統只派少量軍隊去接收東北,當時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魏德邁中將見所派軍隊太少,曾建議加派若干人,但未為老總統所接受。而後來國軍之敗,是從東北開始的,這就是輕敵。 1947年,國共已正式破裂,以兵戎相見。我親眼見到各報紙都刊載一則新聞,引述參謀總長陳誠談話:「三月之內可消滅共匪」我當時即感覺到參謀總長怎可說這樣的話。當時駐軍西北,防堵中共的胡宗南也有類似的說法。從這些話可知當時中央政府輕敵的心態之濃厚。但據我所知,當時許多高級文官及知識份子都憂心忡忡,不作如是想,亦可見高層決策階層與實際情形之脫節。 五,用人不當。老總統喜歡用並且信任外戚、蘇浙同鄉故舊、學生幹部,再用這些人主控財經、特務、軍隊、黨務,形成他的統治網。而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用人,即使不亡其身,也必禍延後代。老總統的天下,可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客觀因素固然很多,老總統的主觀因素亦應負責任。 第三章 求學 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四歲不到便將我送入私塾讀書。我用的在當時是新教科書,很新派。後來我也自修了「三字經」——傳統教科書,稱得上是學貫新舊。我斷斷續續讀了八年私塾。背過整套「四書」、「左傳」、「書經」等古籍,讀了一些歷史書籍與詩詞,奠定了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1931年,我12歲時,進入漢口市立第五十二初級小學。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自傳。前幾天,我在榮民總醫院看到王作榮時,發現他已經失智,不能說話,兩眼無神,面貌憔悴而蒼老,猶如風中殘燭,很可能不久將去世,心中甚是感傷。後來在汐止的圖書館發現這本「壯志未酬」,便如獲至寶地借回家閱讀。以下是這本書的部分精彩內容︰ 在「自序」部分︰ 我的個性是「忠厚有餘,機變不足」。我最大的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國家與社會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我都會一個人坐在那裡想,找中外資料去分析。 環顧當今之世,像我這樣與4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卻始終沉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老總統是我中央大學的校長,對我的文章一再公開讚揚,要那些達官顯貴閱讀。嚴家淦是我的頭頂上司,不僅賞識我,也想要拔擢我。蔣經國總統曾經主動召見我,到寒舍拜訪我。李登輝總統更是自壯年開始,便往來密切,關係非比尋常。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理州注︰這是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句子。馮唐和李廣都是時運不濟的人),壯志未展,只能歸之於數了。前三任總統都確實賞識我,確實想重用我,而始終未能重用我,絕大部分的責任在我,所以我對他們也始終抱有知遇的感恩心情。而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李總統,則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重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這又只能歸之於數了。不錯,李總統曾經發表我為監察院長,但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這對個人有益,對國家無益。 我對國計民生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如何從落後與威權的社會轉變為進步與民主的社會,徵諸史乘,面對現實,從理論、實際方面,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想法與路線,與李總統的完全不同。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 在我這一生當中,除了與四任總統有緣之外,也遇到一些人,我對他們有些共同的觀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我的上一代都深受儒家思想的洗禮,我這一代流風餘韻仍存,下一代及再下一代,便越來越遠了。也許有人要問,那麼西方人從未感染儒家思想,為什麼那麼有水準呢?我的答覆是基督精神,與由此而產生的民主、自由、博愛、寬容、平等、誠實等美德。 簡單地說,我的「壯志」就是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使我的同胞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能過著像西歐、中歐、北歐、北美那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這正是我這一生致力的目標。 大陸現在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頗類似台灣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情形,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其所遭遇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在台灣都可找到案例。因此,這本書如果能流傳到大陸,而有心人又能仔細地對比評估,則對大陸解決若干現有的問題,防患未然,及如何展開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工作,也許可有些微的參考價值與幫助,在某些方面,也可避免重蹈台灣的覆轍,減少一些亂象。 富強之國立國的支柱不外三點︰ 一,嚴格的法治及普遍的守法精神。 二,健全的文官制度及廉能的政府。 三,完善的教育及高品質的人民。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不曾用心地去做,也就未曾做好,而若干亂象都是從這裡開始。現在已是積重難返,欲振乏力了。大陸的轉變正開始不久,積習也許不深,政府的公權力尚強而有力,集中力量將這三個支柱堅固地豎起來,則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便可順利展開。不然,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前途。因此,我很希望這本書能為中共高層決策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社會領袖人物看到,並能產生一些影響力。 第一部 成長過程 前言 我的遺傳性格屬於隔代遺傳,多半來自我的祖父︰剛直、誠實、熱心助人、愛管閒事,這是一個好人的性格,但不是一個可愛、甚至是可憎的性格。兒時生活在純樸的農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管教過嚴,等於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長大,是以樸實、天真、內向、怕羞、缺少心機,不能隨機應變,始終長不大,直到老年都是如此。這樣的成長過程注定我一生事業的失敗。 第一章 家世 我於1919年出生於中國湖北省一個富裕的家庭。在我有記憶之年起,便天災兵禍不斷,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 我的曾祖父名王遠材,祖父名王璉,父親名王功清,母親陶慈,我為長子。 我祖父靠他的刻苦勤勞,後來又做點小生意,竟然成了富農。我的個性、身材和外貌都很像他。他很高興有長孫,我,讀洋學堂。 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他毫無顧忌地罵革命黨,罵蔣介石,罵北洋軍閥,罵共產黨,罵日本鬼子,認為都是他們把天下搞亂的,結論總是大清皇帝好,因為他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 我祖父的葬地是好風水,可惜後來被中共剷掉了。我家所有的祖墳都被剷,一個不剩。所以我常說,我這一輩子之所以沒出息,就是因為沒有祖墳風水。我的父母親智商都高,精明能幹。我常想,假如他們受過適當的教育,處在今日台灣,一定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女強人。 在我讀中學時,我家已經是富甲一鄉的首富。 我是家裡的長子長孫,所以我是家裡的寶貝。根據算命先生的建議,若要我長命百歲,不能叫我父母為爸媽,因而我叫父親為伯伯,叫母親為嬸娘,真是不倫不類;又說我必須男扮女裝,因而我尚在嬰兒時,便已穿雙耳洞。我現在偶爾在台北街頭看到男人戴耳環,我便暗中說有什麼神氣,我70幾年前就開風氣之先了。 別人家都是嚴父慈母,有點調和空間,我們家是父嚴母更嚴,我母理智勝過感情,對我的管教從不因為我是寶貝兒子而放鬆。不准跑跳太多,說不像斯文學生;不准與別人家小孩吵架或打架,否則回家先挨一頓打。因此我雖身高體壯,力氣很大,但不會打架,每打必輸,因為沒有實際打架的經驗。我也不會罵髒話,一直到老,最粗的話是「放屁」與「混蛋」,也是因為沒有相罵的經驗。同時一吵起架便興奮起來,忘了怎麼罵下去。總而言之,我的童年就在這數不清的「不准」中度過。 1938年,我參加聯考。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政治系,後轉經濟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愛彌兒

愛彌兒 「愛彌兒」是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1712-1778)的有名作品。據說盧梭花了20年時間思索,然後再花3年時間寫成。 不過有趣的是,盧梭自己沒受什麼正規的教育。他嘲笑學校為「滑稽的設施」。 有學者認為就是因為盧梭欠缺正規的教育,所以他才會探索教育是什麼,自己沒能夠接受的理想教育是什麼。換言之,這是一種補償心理。此外,盧梭寫「愛彌兒」還有另一個動機,那就是贖罪心理。從1746年開始的5、6年間,盧梭將他和女友Vasseur(1721-1801)之間生下的嬰兒,前後5個,全部丟棄給養育院,讓國家扶養。盧梭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怕養孩子會阻礙他的事業。他認為他的事業比養孩子重要得多。這無疑是極端自私的想法。不過,棄嬰對當時的貧窮人家來說,是很常見的事。從1745年到1772年,巴黎的新生兒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三被送往養育院。由此看來,盧梭的棄嬰似乎情有可原,因為當時的風俗就是如此。 「愛彌兒」的部分內容如下: 現在假定我收養一個名叫「愛彌兒」的孤兒。愛彌兒從出生之後,就一直在我的教育下成長。他只能聽我的話。 人的教育從出生之後,就已經開始。當愛彌兒哭泣時,我不會到他身邊,當他停止哭泣時,我才會到他身邊。他不久就會知道哭泣不一定有用。當愛彌兒跌倒時、頭撞到東西時、流鼻血時、手指割傷時,我也不會驚慌失措地跑到他身邊,安慰他。小孩受傷時,讓他痛苦的往往不是受傷本身,而是恐懼的心理。因此如果我大驚小怪地跑到他身邊,他會以為事態嚴重,反而覺得更痛苦。如果他看到我很冷靜,他也會跟著冷靜下來。 我不但不擔心愛彌兒受傷,反而擔心他從未受傷,從未嘗到痛苦而長大,將來怎麼辦?痛苦是他必須學習的人生第一門課。孩子還小,力量還弱,因此別過度擔心他會有什麼危險。即使跌倒,也不至於跌斷腳;即使握刀刃,只要不用力握,也不至於受重傷。讓孩子自由玩耍,沒聽過孩子因而死亡或殘廢的事。過度保護孩子的話,孩子長大後,稍微被針刺一下,就以為自己快死了;看到自己流出一點血,就嚇得昏倒。 人的能力與欲望的差距若小,就容易獲得幸福。不幸的原因通常不在欠缺物資,而在感覺自己欠缺物資。現實的世界有限,想像的世界卻無限,我們既然無法擴大前者,何不縮小後者?這兩個世界的大小差距,就是我們不幸的根源。我們所有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而來。人的一切幸福之中,排第一的不是權力,而是自由。 孩子不是動物,也不是成人。孩子就是孩子。孩子必須依賴別人,但卻不能服從別人。任何人,即使是父親,也不應該命令孩子做對他毫無益處的事。 想要讓孩子不幸,最好的辦法就是,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什麼,滿足他的一切欲望。他一開始會想要你的拐杖,接著會想要你的手錶,之後,會想要在空中飛的鳥,想要天上閃爍的星星。你不是神,如何能滿足他無止境的欲望呢? 他會以為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奴隸。有一天,當你必須拒絕他的要求時,他就會認為你「背叛」了他。 我曾經看過這種孩子。他們看到教堂屋頂上的雞形風標,便吵著要;為了想多聽一些打鼓的聲音,他們要求正在遊行中的隊伍停止前進。如果你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大聲叫嚷,讓四周的人不知所措。 人的所有能力中,理性是一切能力的總合。好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出理性的人。 最初的教育必須消極。最初的教育不必教孩子美德或真實,而是讓孩子免於惡德與誤謬的污染。 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天性,教育者教育先了解孩子的天性是什麼,然後因材施教。聰明的醫生不會輕易開藥方給病患,他會先了解病患的體質,然後才治療。急躁的醫生有時反而會讓病患送命。 教育者首先必須告訴孩子「義務」的觀念,而不是「權利」的觀念。 許多孩子花兩年學習天球儀和宇宙的運動,他們也清楚北京在哪裡,可是卻沒有一個孩子親自從巴黎走到巴黎北方9公里處的聖德尼。 我不贊成把大量知識灌輸給孩子。我看到這樣的孩子,就好像看到他在海邊撿拾貝殼,他首先撿拾了一些喜歡的貝殼,後來發現有更喜歡的貝殼,便將越撿越多,最後拿不動滿手的貝殼,而且也不知道選哪些好,就乾脆全部拋棄。 教育者不應該灌輸給孩子大量知識,而應該設法讓孩子喜愛知識。等到他們喜愛知識,就教他們如何獲得知識。這是一切好教育的基本原則。 有一本關於自然教育最優良的書,這也是愛彌兒最先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魯賓遜漂流記」。魯賓遜在孤島上,沒有任何人的幫忙,也沒有任何道具,卻活了下來,而且活得久而快樂。他的故事非常有啟發性。 許多人都認為人生短暫,可是據我看,他們一直在努力將自己的人生弄得更短暫。他們不知道如何珍惜人生,卻只會嘆息時間過得很快。他們的腦子裡想的都是如何達成目的。有人認為明天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下個月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再10年就可達成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好好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現在滿足。大家都覺得「現在」過得太慢。當他們在嘆息時間過得很快時,他們在說謊。他們甚至寧願花錢,讓時間過得更快。有人花自己人生一半的時間,從都市移動到鄉下,又從鄉下移動到都市;也有人為了找工作,故意辭去現在的工作。他們不這麼做,就不知如何消耗太多的時間。 我認為徒步旅行比騎馬旅行還快活得多。在你覺得適當的時機出發,在你覺得喜歡的地方停留。你高興多走,就多走,高興少走,就少走。走到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停下盡情欣賞。看到有趣的東西,就仔細觀察。看到小溪,就溯溪而行。看到茂密的叢林或洞穴,就前往一探究竟。走到喜歡的地方,就多待一些,若感覺厭倦,就立刻出發。你的行程不需配合馬或馬車夫的精神狀況。你不必選擇順暢、安穩的路,只要人能夠走的路,就可以走。如果天氣惡劣,才雇用馬。希臘的哲學家如泰勒斯(前640-前546)、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前582-前497)也都是徒步旅行。 坐著舒適馬車旅行的人,在馬車裡恍恍惚惚,面色死氣沈沈,身體會變糟。徒步旅行的人,則心情愉快,腳步輕盈,對任何事都心滿意足。當他抵達住宿處,心中何等高興!再怎麼簡單的食物,他都覺得很美味。晚上即使睡在硬床上,他也覺得很舒服。如果只想抵達目的地的人,大可坐馬車,但是若想旅行的人,則必須徒步。 愛彌兒的陳列室比國王的陳列室還豐富,因為愛彌兒的陳列室是一整個地球。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5日 星期二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是德國(精確地說,是普魯士)的狂人哲學家尼采(1844-1900)於1888年,44歲時,寫成的作品。這本書完成之後,尼采便陷入瘋狂狀態,12年後,1900年,尼采便去世。 尼采認為蘇格拉底是一位頹廢哲學家。他認為蘇格拉底出現以後,希臘文化中的生命力便消失了,後來,再加上基督教神學的摧殘,西方文化完全是貧血的弱者文化。正當尼采嘆息西方文化之墮落的時候,他偶然發現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尼采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廢寢忘食地把它讀完。從此,叔本華的思想深深影響他。 尼采厭惡基督教的一切道德觀念。他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不但是頹廢的道德觀念,而且是一切新價值的障礙。不掃蕩這些頹廢價值,便無由建立新價值。所以,他大肆破壞基督教。 尼采輕視那些自甘為「群眾」的人,因為自甘為「群眾」的人,把一切價值都平面化,不容許有任何獨立特行和差異性的存在,這種人都是沒有個性的人,都是心理上的弱者,他們都缺乏創造力。不過,尼采雖然輕視這種人,但是,他認為一位偉大的人物,應該善待這種賤民,這是偉大人物的責任。 尼采的狂妄自大,從「瞧!這個人」這本書的各節標題即可看出。例如第一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智慧」,第二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聰明」,第三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 「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如下: 我是哲學家戴奧尼修斯(Dionysus)的門徒。我現在還是非常崇拜拿破崙。為什麼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我是這樣的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驗過任何宗教方面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那種感情。我沒有測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東西。「上帝」、「靈魂的不朽」、「拯救」、「來世」,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對我而言,無神論是本能。上帝只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思想!」 我只相信法國文化,而認為歐洲其他自稱為文化的東西,只是純粹的誤解。更不必說德國的東西了。在德國,我所遇到少數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於法國。我永遠不會承認德國人會懂得音樂是什麼。那些被稱為德國人最偉大的音樂家們,都是外國人。 有一次,斯泰因博士(Stein)坦白的埋怨說,他對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一個字也不了解,我對他說,這正是應有的現象: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會把一個人提升到一個比「現代」人在人類中所達到更高境界。有了這種距離感,我怎麼能希望我的著作讓我所了解的「現代人」去讀呢? 一個與我一樣具有偉大意志的人,會體驗到我書中真正悟性的狂喜;因為我是從高處下來的,而這個高處高到連飛鳥也飛不上去;我認識那些人類足跡從未到過的深處。有人告訴我,一旦開始讀我的書,就沒有辦法放手,甚至會擾亂人們夜間的寂靜。 我的著作顯示出我是一個無可匹敵的心理學家。 道德,這人類的巫婆,把一切屬於心理上東西徹頭徹尾的虛偽化;它破壞了一切東西,甚至達到一種可怕的無聊,以致把愛當作「利他的」。一個人必須堅定,必須用他的兩條腿安全的站起來,否則,他根本就不能愛。 女人遠比男人邪惡,也遠比男人聰明。你們聽過我對於一個女人怎能被救治,怎能被「救贖」這個問題的答案嗎?讓她生一個孩子吧!女人需要孩子,男人往往只是工具。 我的著作「悲劇的誕生」全書的特色是對基督教表現出一種諱莫如深的敵意的緘默。基督教否定一切審美的標準,而審美的標準是「悲劇的誕生」一書所唯一承認的價值。在這本書中,只有一個地方提到基督教,那是說基督教的教士是「惡毒的侏儒」,是「卑下的人」。 我的畢生工作是為人類準備一個偉大自覺的時機,為人類帶來一個「偉大的巔峰」。一直到現在,人類一直處在最壞的情況中,被那些狡猾和充滿仇恨心理的人所支配,也就是被那所謂「聖者」所支配——那些謀害世界和詆毀人類的人。利他主義被視為絕對價值,而「自利」主義則遭到敵視。教士所希望的,正是整個人類的墮落。當一個人不再重視自我保存時,當一個人不再重視生命時當貧血被當作理想而對肉體的輕視則被認作「靈魂的拯救」時,這不是頹廢,還能是什麼? 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面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復了教會,更且恢復了基督教。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為一種宗教,馬丁路德真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修士。 在我26歲時,我早就表示過我對德國人性格的懷疑。德國人都是賤民!因為他們都太溫順了。我不能忍受這個民族。這個民族不喜歡與眾不同的人(但是,天哪,我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我很怕有一天我會被別人稱為「神聖的」。我不希望做一個聖者,因為從來沒有比聖者更虛偽的人。我是真理之聲。我的命運注定了我將是第一個可敬的人,我是第一個發現真理的人。我是一個在歷史上無與倫比充滿著喜悅的先驅者。 我是所有人類中最可怕的人,也將是最有益的人。我是第一個反道德者,因此,我是根本的破壞者。 在反道德這個名詞中,含有兩種否定。第一,否定以往被稱為最高者那種型態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寬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認所謂道德本身的那種道德——即頹廢的道德,或者基督教的道德。我認為第二種否定更具有決定性,因為,高估善良和仁慈的價值是頹廢的結果,是柔弱的象徵,是不適於一種高揚而肯定的生命。 基督教的道德,是所有思想家的巫婆。在我之前,有什麼人曾經走進過那些發出這種理想之毒氣的洞穴呢?在我之前,有什麼人甚至敢於懷疑它們是洞穴呢? 能夠使我與其他人類不同的東西,就是我撕下了基督教道德的面具。基督教道德是一種最有害的虛偽意志,是使人類腐化的真正巫婆。 寄生者教士打著道德的幌子來說謊,以使自己變為價值的決定者,並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找到他們獲得權力的道路。人類的導師,包括神學家都是頹廢者。道德是所有頹廢者心理上的特質。 基督教完全而徹底是對生命的昏眩,它只是偽裝、隱藏在「另一個」或「更好」生命的信念之下。對「現世」的怨恨,對美和逸樂的恐懼,來世觀念,用以根本誹謗這個世界而根本上對空無、終局、靜寂、「安息的安息」的祈求。以我看來,所有這些基督教堅持的道德價值,乃是「毀滅意志」一種最危險的方式。至少也是一種最致命疾病的徵象。道德不是一種否定生命的意志嗎?道德不是危險中的危險嗎? 以上就是「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尼采對基督教的攻擊可說不遺餘力。有趣的是尼采的幾代祖先和父親都是基督教路德教派的牧師。他的外祖父也是牧師。可見尼采的叛逆性非比平常。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對未來的獨裁者而言,他們已經證實了希特勒所謂「群眾集會在夜間舉行要比在白天舉行收效更大」的論調絕對正確。希特勒寫道︰「在白天,人類對別人的意志及別人的意見所加之壓力,往往具有較高的意志及能力來反抗它。而在夜間,他們往往較易於屈服更強大意志的主宰力。」 疲憊往往會增強暗示感應性(這正是一般電視廣告客戶寧願花大把錢,把廣告節目安排在夜間的緣故吧。) 疾病在加強暗示感應性方面,甚至比在疲憊還具有更高的效力。在過去,病房往往是無數宗教變節者的棲息處。而未來受過特殊科學訓練的獨裁者,將會設立許多具有枕頭傳音器的病院。特殊的說服術將作全天24小時的播放,而一些較重要的病患將由政治救魂者及心靈改造者作種種救贖訪問,正如他們過去的祖先,經常有教士、修女及虔誠的教徒趨前來訪一樣。 沙根特博士(Sargant)在其傑作「心靈之戰」一書中指出,威斯勒(Wesley)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作為一個傳道士,是因為他對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具有一種直觀的洞察力。他往往在傳道中,開門見山地對聽眾說沒有入教經驗的人所受的折磨以及在地獄裡所陷入的永劫不復之地。在恐懼及罪惡感的雙管襲擊之下,他的聽眾往往陷入一種中樞神經崩潰的境地。在這時候,他才說那些懺悔而堅信上帝的人,將會獲得救贖。藉著這種傳道方式,威斯勒使幾千個男女老幼改信基督教。 1957年,加州杜拉地區的一個刑罰機構「林地路營」曾舉行一個奇特而有趣的實驗。一組自願接受實驗的囚犯,其枕頭下皆安裝了小型的擴音器。每一個枕頭擴音器皆連接到華爾騰辦公室裡的一個留聲機裡。在這枕頭下,夜間每隔一個小時傳來一股具有啟發性的細語,重複一些簡短的「道德生活原則」。當囚犯在午夜醒來時,他們往往能聽到這種細微的聲音,頌揚著至高的美德或輕喚著個人的良知:「我內心充滿著對眾生的摯愛與同情,上帝,請你祐助我。」 在閱讀了「林地路營」的報導之後,我想起了「美麗新世界」的第二章中的「催眠教育術」。透過語言暗示作用而達到的行為制約方式,必須在心理抗拒力最低的時候執行。 在美麗新世界裡,下層階級的人從來不會惹麻煩。因為當他們開始會說話及聽得懂別人的話時,他們夜夜在其昏睡的時候,便得不停地接受一再重複的暗示。 「林地路營」的催眠暗示法果真能奏效嗎?難道我們在睡眠中被灌輸了摯愛與同情之後,我們所有的人便果真能以慈悲為懷嗎?情形要真是如此寫意的話,那真是要謝天謝地了!實際上,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啟發性細語所帶來的訊息;我們真正反對的是,政府機構運用催眠教學的原則。難道在民主社會裡被委任執行權威任務的官吏,可以隨意運用催眠教育術嗎?在前面那個例子,接受實驗的人都是自願的,而執行實驗的人也都是出於一片好意。但是,這不能保證,在其他場合裡,執行此事皆能出於一片好意,或一切灌輸方法皆能出於自願性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幾家商業公司,皆大量地推出枕頭擴音器、鐘錶控制的留聲機,以及錄音機等。這些東西可供演員迅速地記憶他們的台詞,可供政治家及演說者記誦講稿,可供學生準備考試,最後,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供無數不滿意自己的現況,而想改造自己的人,作暗示學習或自動暗示。 巴伯(Barber)在「睡眠與催眠」的文章裡提到:淺睡往往比深睡更接近催眠狀態。當一個人處於淺睡狀態時,倘若催眠師告訴他說,他過了一會兒後會自動醒過來,醒來時會覺得十分口渴。不久之後,他醒過來,果然覺得十分口渴,很想喝水。 對一個未來的獨裁者而言,此種方法所含的意義不容忽視。催眠後的命令可以深入大腦,舉凡一切口號及機械性的言語都可以根深柢固地刻印在記憶裡。一般小孩要比成人更易於接受催眠教育,未來的獨裁者當然會全力去利用這個事實。到了上幼稚園年紀的小孩,在他們午睡的時候,一定會被灌輸催眠教育的暗示。 特別是黨員的兒子——這些小孩長大成人之後,都要當領導人、行政官員以及教師等——這些小孩都必須住在寄宿學校裡,他們除了白天要接受優良的教育之外,夜間還要補習催眠教學。而在一般成人裡,臥病在床的人將獲得特別的照顧。正如巴芙洛夫所指出的一樣,意志堅強及抗拒性強的狗,在經過手術或身受某種疾病的折磨之後,將會完全接受一切暗示。 我們的獨裁者有鑑於此,將會在每一個病床上,安裝特別的「音響設備」。以此,在手術或分娩期間,還要補充一些忠誠及純真信仰的加強課程。 此外,我們在牢獄、勞改營、軍營、海上的船、夜火車或在夜間飛機裡,也都可以看到一些被吸引的忠實聽眾。即使這種催眠的暗示,只能從這些聽眾裡收到百分之10以下的效果,它的影響力仍是十分可觀,而對一個獨裁者來講,這種不費力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事實上,正如佛家所強調的,世上大部分人終其一生皆處於半睡眠狀態中,他們像夢遊般地服從別人的暗示,渡其一生。而頓悟乃是全然的覺醒。 由各方面的種種證據都顯示出,在個人及社會的生活裡,遺傳並不比文化的培養較不重要。羅素認為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有三種:經濟的變動、政治理論以及重要人物。 因此,倘若俾斯麥及列寧在孩提時代即夭折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的情況,將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凡是進化層次越高的動物,其個體間的生物歧異性越大。在一切動物裡,人類的生物歧異性最高。 目前一般西方世界所採信的社會倫理建基於錯誤的觀點上。他們盲目地相信,人類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人類自出生之後就一直是劃一性的,而個人亦不過是集體環境下的制約產物而已。 倘若這種觀點果真正確,倘若人果真是社會的動物,倘若個人的差異微不足道,並可藉著適當的制約完全予以「燙平」的話,那麼很明顯的,我們便毋須講求自由,而國家亦可合法地迫害要求自由的異端了。因為對個別的白蟻來說,盡心盡力地獻身於白蟻窩乃是牠最大的自由。但事實上,人類並不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他們只是適度的合群而已。人類的社會並不像蜂房或蟻巢一樣的是一種純粹的有機體;人類的社會是一種組織,是供集體生活之用的一種特別機器。 龐大的政府機構及龐大的企業組織目前業已擁有,或即將擁有我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所提到的一切心靈控制技術。 倘若我們明日人口過剩及過度組織化世界的領導人,還沒有能力將遺傳劃一性加之於胚胎的話,那麼他們很可能會想盡辦法,將社會及文化的劃一性加之於成人及小孩身上。倘若我們要避免這種暴政的話,那麼我們便應該即時開始為自由及自主政府起來教育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承認個人多樣性及遺傳獨特性的事實,必須建立自由、容忍以及互愛的價值。 「宣傳分析研究所」成立於1937年。許多研究員從事於非理性宣傳的研究。但是有許多人反對這種研究。軍事當局恐怕許多入伍的青年將會開始分析他們教育班長的是非曲直。教士認為宣傳的分析,可能會破壞信仰,而降低上教堂的人數。廣告業者反對是基於它會破壞商標的信譽,並可能降低銷售量。 這些人的恐懼並不是沒有原因。倘若一般教士的話被探索得太厲害的話,那麼他們的根基將會動搖。 個人必須具有宣傳分析能力,以避免自身不經判斷即盲目相信那些無稽之談。 不管人類心理及生理的多樣性如何,人類之需要愛決不亞於他們之需要食物及房屋。最後我要強調智識的價值,倘若沒有智識的話,那麼愛將徒然變成無能,而自由的目標將永遠無法達到。 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教育。但是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這些威脅包括人口方面的威脅、社會方面的威脅、政治方面的威脅、心理方面的威脅等。由於目前我們的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因此,為自由而教育乃是當今刻不容緩的急務。 我們可以制定法規,以防止不肖商人作有害的宣傳。我們可以立法限制官員,不准他們任意對屬下施行催眠教學。我們可以立法禁止「潛意識投射」,在公共場所或電視銀幕上使用。同時,我們可以立法限制政治候選人,在競選運動上的費用,禁止他們訴諸反理性的宣傳。 此種防止性的立法的確具有某些效力,但是倘若目前破壞自由的巨大力量繼續增強的話,那麼它們的效力也無法持續太久。人口不斷增加、技術不斷進步所造成的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的壓力,若不設法予以減緩的話,那麼我們即使擁有最佳的憲法及防止性立法,也無濟於事。倘若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不予適當遏止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看到反民主的逆流在一些民主國家橫行。在人口壓力及過度組織化的衝擊下,再加上心靈控制術的盛行,民主制度將徹底改變其本質。此種變相的本質將會是一種新的非暴力極權主義。 人口急速的增加,目前業已嚴重地壓迫著自然資源了。我們必須儘快地降低生育率,使其不超過人類的死亡率。同時,我們必須儘快地增加食物的生產。此外,我們必須儘快地發展實際的代替品以逐漸取代我們目前所使用的燃料。 否則,將來在具有充足科學頭腦的獨裁者統治之下,教育將會發揮真正的效力,大多數男女將會深深地滿足於他們的奴隸狀態,他們連做夢都不會想到「革命」。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獨裁統治實在沒有被推翻的理由。(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再訪美麗新世界(4)

再訪美麗新世界(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希特勒的軍備部長史皮爾(Speer)曾發表一篇頗具慧眼的演說,他描繪納粹的暴政,並分析其方法。他指出︰「希特勒的獨裁制度跟過去歷史上的獨裁制度有一根本不同之處。它是現代技術發展中的首次獨裁制度,它運用了一切技術手段來統治自己的國家。透過收音機及擴音器之類的技術工具,它剝奪了8千萬人的獨立思想。以此,它使所有的人屈服於一個人的意志之下。」 在我的「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技術的進步已遠超過希特勒的時代。史皮爾指出︰「許多人恐懼有一天許多國家將完全為技術工具所統治。而這種夢魘已幾乎在希特勒的極權系統裡實現了。」但是,這種夢魘究竟還是沒有實現。納粹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智力及必要的知識——對其較低級的領導階級進行洗腦及制約方式的控制。而這一點或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之一吧。 未來的獨裁者在控制的技術已進步許多。那時的宣傳專家除了運用收音機及擴音器之外,還可以應用電視,將他雇主的影像及聲音播送出來。感謝技術的進步,現在的獨裁者已經能像上帝般地無所不在了。而且,未來獨裁者的魔掌也不只伸到技術發展的前端而已。希特勒時代以後,許多驚人的偉業都先後在應用心理學及神經病學的範圍內獲得實現,而這些工作都是宣傳專家、思想灌輸專家,以及洗腦專家份內的工作。今天,心靈控制術正在形成一門新的科學。當年希特勒即將實現的極權系統夢魘,終於要全部實現了! 描寫希特勒的傳記作家布洛克(Bullock)指出︰「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煽動家。」勞希尼(Rauschning)則寫道:「希特勒對天主教教會及基督教秩序,具有很深的敬意;他之所以敬佩它們,不是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因為它們苦心經營成功及控制得十分得法的『機械體』,因為它們的階級制度,它們極為狡猾的策略,它們對人性本質的洞察力,以及它們運用人性弱點而統治其信徒的高明手法。」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權主義、墨守成規的教俗,將教會世俗化,使一般人對上帝或個人救贖的信心轉移到國家、世俗榮譽,或領導者身上,乃是過去領導者,處心積慮所要達到的目標。 希特勒認為群眾是不足輕重的,他們既不能抽象思考,而對他們切身經驗以外的任何事實,也缺乏興趣。他們不是根據知識及理智來決定行為,而是根據感情及無意識的驅力來決定行動。一個宣傳專家要獲得成功,必須學會如何去駕馭這些本能及情感。希特勒為了使聽眾顯得更群體化、更同質化,他把他們全部聚在大廳及廣場裡,在這種地方,個人往往較易於喪失他們的個己性,或甚至他們最基本的人性,而消沒於群眾之中。個人聚集於群眾之中,便喪失他們的思想及道德選擇的能力。當他們的暗示感應性提高到他們喪失自身的意志及判斷力時,他們便變得十分衝動,喪失了個人及集體的一切責任感,在此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受制於一個突發的憤怒、狂熱以及驚愕。簡言之,一個處於群眾中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正像服下一劑強烈麻醉藥的人一樣。這種人乃是我所謂的「群眾毒害」的犧牲者。遭到群眾麻醉的個人,往往會逃避一切責任、智力及道德,而進入一種動物性的狂熱失神狀態。 希特勒早已系統性地在探索並開拓德國群眾的隱密恐懼及期望、德國群眾的渴求、憂慮以及挫折等。 事實上,廣告專家便是藉這種「隱密力量」的操縱,來誘使我們購買他們的宣傳品。 煽動宣傳家必須經常保持其武斷性。他的世界圖畫裡決沒有所謂灰色的色彩;每一件東西,不是窮凶極惡的黑,便是白璧無疵的白。他永遠都不能承認:他或許錯了,或持著不同觀點的人也許有他對的地方。他絕對不能跟對手辯論,他必須盡最大的力量把對手擊倒,把他壓制下來,他甚至必須採取種種手段把他們清算掉。一般具有道德潔癖的知識份子,對這種事情或許會感到震驚。但一般群眾卻永遠相信:「真理永遠站在主動的侵略者這邊」。 一般人處於群眾之中,煽動家的興風作浪往往使他們陷於次人性的智昏狀態,而喪失一切道德意識。智昏與道德白痴狀態是群眾毒害的徵狀。 在納粹的統治之下,不可勝數的人被迫花了很久的時間,從甲點行進到乙點,然後又從乙點行進返回甲點。勞尼希指出:「行進能分散群體的思想力。行進能夠抹殺思想。行進能使個人的個己性消失殆盡。行進乃是使人們習慣於機械的,準儀式的活動。」 希特勒的演講辭中,經常出現「仇恨」、「強權」、「殘酷」、「消滅」以及「擊破」之類的字眼,而且,他也經常用一些強烈的手勢來加強他的暴力語言。他聲嘶力竭地呼叫著、尖嚷著,他的筋暴出來,他的臉脹得滿面通紅。強烈的情感往往具有最高度的感染力。當聽眾受了演說者的惡毒狂熱所傳染時,他們往往會陷於無可壓抑的激情狂熱之中,不停地呻吟、不停地嘶喊、不停地尖叫。這種激情的狂熱狀態,很容易使人忘身其間不由自主,因此大部分嚐過這種經驗的人,都渴望著再一嚐這種失魂的經驗。 感謝義務教育與輪轉印刷機,過去幾年來,一般宣傳專家已能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文明國家的每一個成人身上。而在今天,更由於收音機與電視機之助,一般宣傳專家更得身處要津,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沒受教育的成人以及尚未識字的孩子身上。 一般來講,小孩子們對宣傳往往具有極高的感應力。他們不了解世事的詭詐,因此他們完全不懂得懷疑。 記得小時候,我們學了很多動聽的童謠及聖歌。而今日小輩們唱的卻是商業歌曲。「用高露潔牌牙膏刷牙,你的黃牙便變成白牙」之類的商業歌曲。一位電視節目製作人說︰「在廣告的誘惑之下,每一個小孩都會強迫他們的父母去購買他們在電視宣傳上所看到的產品。小孩子們幾乎是我們節目的義務宣傳員。倘若你能控制1百萬或1千萬以上的小孩,而當這些小孩在你的訓練下長大成人,他們必定會自動地來購買你的產品。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你獲得的利益,將會多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獨裁者或未來的獨裁者也可以如法炮製,如此,成千上萬的小孩在獨裁者的特殊訓練下,將來長大後一定會去購買獨裁者的意識形態產品。到那時,他們的一切行為將完全遵照宣傳專家在他們幼小心靈內所刻下的宣傳行事。 選民越多,選票的價值便越小。倘若選民只是幾百萬人中的一員,那麼個別選民便會感覺到自身的無關重要。他所選出的當選人,高高在上,離他很遠。從理論上來說,他們是人民的公僕,但事實上,這些公僕卻大權在握,而一般號稱主人的老百姓卻始終被壓在最底層。人口數目的增加以及科技的進步導致組織數目的增加及其複雜性的加重,並間接觸使大權集中在少數官員手中,在此種情況下,選民所控制的權力便逐漸喪失。 今天,在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裡,一般政客及其宣傳專家將無知和非理性灌輸予大眾。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