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1)
「壯志未酬」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自傳。前幾天,我在榮民總醫院看到王作榮時,發現他已經失智,不能說話,兩眼無神,面貌憔悴而蒼老,猶如風中殘燭,很可能不久將去世,心中甚是感傷。後來在汐止的圖書館發現這本「壯志未酬」,便如獲至寶地借回家閱讀。以下是這本書的部分精彩內容︰
在「自序」部分︰
我的個性是「忠厚有餘,機變不足」。我最大的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國家與社會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我都會一個人坐在那裡想,找中外資料去分析。
環顧當今之世,像我這樣與4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卻始終沉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老總統是我中央大學的校長,對我的文章一再公開讚揚,要那些達官顯貴閱讀。嚴家淦是我的頭頂上司,不僅賞識我,也想要拔擢我。蔣經國總統曾經主動召見我,到寒舍拜訪我。李登輝總統更是自壯年開始,便往來密切,關係非比尋常。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理州注︰這是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句子。馮唐和李廣都是時運不濟的人),壯志未展,只能歸之於數了。前三任總統都確實賞識我,確實想重用我,而始終未能重用我,絕大部分的責任在我,所以我對他們也始終抱有知遇的感恩心情。而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李總統,則是最不能知我,最不想重用我的人,而我對他的幫助最大,建言最多。這又只能歸之於數了。不錯,李總統曾經發表我為監察院長,但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這對個人有益,對國家無益。
我對國計民生及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如何從落後與威權的社會轉變為進步與民主的社會,徵諸史乘,面對現實,從理論、實際方面,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想法與路線,與李總統的完全不同。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
在我這一生當中,除了與四任總統有緣之外,也遇到一些人,我對他們有些共同的觀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我的上一代都深受儒家思想的洗禮,我這一代流風餘韻仍存,下一代及再下一代,便越來越遠了。也許有人要問,那麼西方人從未感染儒家思想,為什麼那麼有水準呢?我的答覆是基督精神,與由此而產生的民主、自由、博愛、寬容、平等、誠實等美德。
簡單地說,我的「壯志」就是想要建立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使我的同胞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能過著像西歐、中歐、北歐、北美那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這正是我這一生致力的目標。
大陸現在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頗類似台灣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情形,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其所遭遇的問題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在台灣都可找到案例。因此,這本書如果能流傳到大陸,而有心人又能仔細地對比評估,則對大陸解決若干現有的問題,防患未然,及如何展開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工作,也許可有些微的參考價值與幫助,在某些方面,也可避免重蹈台灣的覆轍,減少一些亂象。
富強之國立國的支柱不外三點︰
一,嚴格的法治及普遍的守法精神。
二,健全的文官制度及廉能的政府。
三,完善的教育及高品質的人民。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不曾用心地去做,也就未曾做好,而若干亂象都是從這裡開始。現在已是積重難返,欲振乏力了。大陸的轉變正開始不久,積習也許不深,政府的公權力尚強而有力,集中力量將這三個支柱堅固地豎起來,則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便可順利展開。不然,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前途。因此,我很希望這本書能為中共高層決策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社會領袖人物看到,並能產生一些影響力。
第一部 成長過程
前言
我的遺傳性格屬於隔代遺傳,多半來自我的祖父︰剛直、誠實、熱心助人、愛管閒事,這是一個好人的性格,但不是一個可愛、甚至是可憎的性格。兒時生活在純樸的農村,父母望子成龍心切,管教過嚴,等於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長大,是以樸實、天真、內向、怕羞、缺少心機,不能隨機應變,始終長不大,直到老年都是如此。這樣的成長過程注定我一生事業的失敗。
第一章 家世
我於1919年出生於中國湖北省一個富裕的家庭。在我有記憶之年起,便天災兵禍不斷,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
我的曾祖父名王遠材,祖父名王璉,父親名王功清,母親陶慈,我為長子。
我祖父靠他的刻苦勤勞,後來又做點小生意,竟然成了富農。我的個性、身材和外貌都很像他。他很高興有長孫,我,讀洋學堂。
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他毫無顧忌地罵革命黨,罵蔣介石,罵北洋軍閥,罵共產黨,罵日本鬼子,認為都是他們把天下搞亂的,結論總是大清皇帝好,因為他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
我祖父的葬地是好風水,可惜後來被中共剷掉了。我家所有的祖墳都被剷,一個不剩。所以我常說,我這一輩子之所以沒出息,就是因為沒有祖墳風水。我的父母親智商都高,精明能幹。我常想,假如他們受過適當的教育,處在今日台灣,一定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女強人。
在我讀中學時,我家已經是富甲一鄉的首富。
我是家裡的長子長孫,所以我是家裡的寶貝。根據算命先生的建議,若要我長命百歲,不能叫我父母為爸媽,因而我叫父親為伯伯,叫母親為嬸娘,真是不倫不類;又說我必須男扮女裝,因而我尚在嬰兒時,便已穿雙耳洞。我現在偶爾在台北街頭看到男人戴耳環,我便暗中說有什麼神氣,我70幾年前就開風氣之先了。
別人家都是嚴父慈母,有點調和空間,我們家是父嚴母更嚴,我母理智勝過感情,對我的管教從不因為我是寶貝兒子而放鬆。不准跑跳太多,說不像斯文學生;不准與別人家小孩吵架或打架,否則回家先挨一頓打。因此我雖身高體壯,力氣很大,但不會打架,每打必輸,因為沒有實際打架的經驗。我也不會罵髒話,一直到老,最粗的話是「放屁」與「混蛋」,也是因為沒有相罵的經驗。同時一吵起架便興奮起來,忘了怎麼罵下去。總而言之,我的童年就在這數不清的「不准」中度過。
1938年,我參加聯考。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政治系,後轉經濟系。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愛彌兒
愛彌兒
「愛彌兒」是法國思想家盧梭(Rousseau1712-1778)的有名作品。據說盧梭花了20年時間思索,然後再花3年時間寫成。
不過有趣的是,盧梭自己沒受什麼正規的教育。他嘲笑學校為「滑稽的設施」。
有學者認為就是因為盧梭欠缺正規的教育,所以他才會探索教育是什麼,自己沒能夠接受的理想教育是什麼。換言之,這是一種補償心理。此外,盧梭寫「愛彌兒」還有另一個動機,那就是贖罪心理。從1746年開始的5、6年間,盧梭將他和女友Vasseur(1721-1801)之間生下的嬰兒,前後5個,全部丟棄給養育院,讓國家扶養。盧梭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怕養孩子會阻礙他的事業。他認為他的事業比養孩子重要得多。這無疑是極端自私的想法。不過,棄嬰對當時的貧窮人家來說,是很常見的事。從1745年到1772年,巴黎的新生兒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三被送往養育院。由此看來,盧梭的棄嬰似乎情有可原,因為當時的風俗就是如此。
「愛彌兒」的部分內容如下:
現在假定我收養一個名叫「愛彌兒」的孤兒。愛彌兒從出生之後,就一直在我的教育下成長。他只能聽我的話。
人的教育從出生之後,就已經開始。當愛彌兒哭泣時,我不會到他身邊,當他停止哭泣時,我才會到他身邊。他不久就會知道哭泣不一定有用。當愛彌兒跌倒時、頭撞到東西時、流鼻血時、手指割傷時,我也不會驚慌失措地跑到他身邊,安慰他。小孩受傷時,讓他痛苦的往往不是受傷本身,而是恐懼的心理。因此如果我大驚小怪地跑到他身邊,他會以為事態嚴重,反而覺得更痛苦。如果他看到我很冷靜,他也會跟著冷靜下來。
我不但不擔心愛彌兒受傷,反而擔心他從未受傷,從未嘗到痛苦而長大,將來怎麼辦?痛苦是他必須學習的人生第一門課。孩子還小,力量還弱,因此別過度擔心他會有什麼危險。即使跌倒,也不至於跌斷腳;即使握刀刃,只要不用力握,也不至於受重傷。讓孩子自由玩耍,沒聽過孩子因而死亡或殘廢的事。過度保護孩子的話,孩子長大後,稍微被針刺一下,就以為自己快死了;看到自己流出一點血,就嚇得昏倒。
人的能力與欲望的差距若小,就容易獲得幸福。不幸的原因通常不在欠缺物資,而在感覺自己欠缺物資。現實的世界有限,想像的世界卻無限,我們既然無法擴大前者,何不縮小後者?這兩個世界的大小差距,就是我們不幸的根源。我們所有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而來。人的一切幸福之中,排第一的不是權力,而是自由。
孩子不是動物,也不是成人。孩子就是孩子。孩子必須依賴別人,但卻不能服從別人。任何人,即使是父親,也不應該命令孩子做對他毫無益處的事。
想要讓孩子不幸,最好的辦法就是,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什麼,滿足他的一切欲望。他一開始會想要你的拐杖,接著會想要你的手錶,之後,會想要在空中飛的鳥,想要天上閃爍的星星。你不是神,如何能滿足他無止境的欲望呢?
他會以為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奴隸。有一天,當你必須拒絕他的要求時,他就會認為你「背叛」了他。
我曾經看過這種孩子。他們看到教堂屋頂上的雞形風標,便吵著要;為了想多聽一些打鼓的聲音,他們要求正在遊行中的隊伍停止前進。如果你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大聲叫嚷,讓四周的人不知所措。
人的所有能力中,理性是一切能力的總合。好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出理性的人。
最初的教育必須消極。最初的教育不必教孩子美德或真實,而是讓孩子免於惡德與誤謬的污染。
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天性,教育者教育先了解孩子的天性是什麼,然後因材施教。聰明的醫生不會輕易開藥方給病患,他會先了解病患的體質,然後才治療。急躁的醫生有時反而會讓病患送命。
教育者首先必須告訴孩子「義務」的觀念,而不是「權利」的觀念。
許多孩子花兩年學習天球儀和宇宙的運動,他們也清楚北京在哪裡,可是卻沒有一個孩子親自從巴黎走到巴黎北方9公里處的聖德尼。
我不贊成把大量知識灌輸給孩子。我看到這樣的孩子,就好像看到他在海邊撿拾貝殼,他首先撿拾了一些喜歡的貝殼,後來發現有更喜歡的貝殼,便將越撿越多,最後拿不動滿手的貝殼,而且也不知道選哪些好,就乾脆全部拋棄。
教育者不應該灌輸給孩子大量知識,而應該設法讓孩子喜愛知識。等到他們喜愛知識,就教他們如何獲得知識。這是一切好教育的基本原則。
有一本關於自然教育最優良的書,這也是愛彌兒最先讀的一本書。這本書叫「魯賓遜漂流記」。魯賓遜在孤島上,沒有任何人的幫忙,也沒有任何道具,卻活了下來,而且活得久而快樂。他的故事非常有啟發性。
許多人都認為人生短暫,可是據我看,他們一直在努力將自己的人生弄得更短暫。他們不知道如何珍惜人生,卻只會嘆息時間過得很快。他們的腦子裡想的都是如何達成目的。有人認為明天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下個月就可達成目的,有人認為再10年就可達成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好好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現在滿足。大家都覺得「現在」過得太慢。當他們在嘆息時間過得很快時,他們在說謊。他們甚至寧願花錢,讓時間過得更快。有人花自己人生一半的時間,從都市移動到鄉下,又從鄉下移動到都市;也有人為了找工作,故意辭去現在的工作。他們不這麼做,就不知如何消耗太多的時間。
我認為徒步旅行比騎馬旅行還快活得多。在你覺得適當的時機出發,在你覺得喜歡的地方停留。你高興多走,就多走,高興少走,就少走。走到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停下盡情欣賞。看到有趣的東西,就仔細觀察。看到小溪,就溯溪而行。看到茂密的叢林或洞穴,就前往一探究竟。走到喜歡的地方,就多待一些,若感覺厭倦,就立刻出發。你的行程不需配合馬或馬車夫的精神狀況。你不必選擇順暢、安穩的路,只要人能夠走的路,就可以走。如果天氣惡劣,才雇用馬。希臘的哲學家如泰勒斯(前640-前546)、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前582-前497)也都是徒步旅行。
坐著舒適馬車旅行的人,在馬車裡恍恍惚惚,面色死氣沈沈,身體會變糟。徒步旅行的人,則心情愉快,腳步輕盈,對任何事都心滿意足。當他抵達住宿處,心中何等高興!再怎麼簡單的食物,他都覺得很美味。晚上即使睡在硬床上,他也覺得很舒服。如果只想抵達目的地的人,大可坐馬車,但是若想旅行的人,則必須徒步。
愛彌兒的陳列室比國王的陳列室還豐富,因為愛彌兒的陳列室是一整個地球。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5日 星期二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
「瞧!這個人」是德國(精確地說,是普魯士)的狂人哲學家尼采(1844-1900)於1888年,44歲時,寫成的作品。這本書完成之後,尼采便陷入瘋狂狀態,12年後,1900年,尼采便去世。
尼采認為蘇格拉底是一位頹廢哲學家。他認為蘇格拉底出現以後,希臘文化中的生命力便消失了,後來,再加上基督教神學的摧殘,西方文化完全是貧血的弱者文化。正當尼采嘆息西方文化之墮落的時候,他偶然發現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尼采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廢寢忘食地把它讀完。從此,叔本華的思想深深影響他。
尼采厭惡基督教的一切道德觀念。他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不但是頹廢的道德觀念,而且是一切新價值的障礙。不掃蕩這些頹廢價值,便無由建立新價值。所以,他大肆破壞基督教。
尼采輕視那些自甘為「群眾」的人,因為自甘為「群眾」的人,把一切價值都平面化,不容許有任何獨立特行和差異性的存在,這種人都是沒有個性的人,都是心理上的弱者,他們都缺乏創造力。不過,尼采雖然輕視這種人,但是,他認為一位偉大的人物,應該善待這種賤民,這是偉大人物的責任。
尼采的狂妄自大,從「瞧!這個人」這本書的各節標題即可看出。例如第一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智慧」,第二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這樣聰明」,第三節的標題是「為什麼我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
「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如下:
我是哲學家戴奧尼修斯(Dionysus)的門徒。我現在還是非常崇拜拿破崙。為什麼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我是這樣的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驗過任何宗教方面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那種感情。我沒有測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東西。「上帝」、「靈魂的不朽」、「拯救」、「來世」,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對我而言,無神論是本能。上帝只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思想!」
我只相信法國文化,而認為歐洲其他自稱為文化的東西,只是純粹的誤解。更不必說德國的東西了。在德國,我所遇到少數較高文化的事例,都源於法國。我永遠不會承認德國人會懂得音樂是什麼。那些被稱為德國人最偉大的音樂家們,都是外國人。
有一次,斯泰因博士(Stein)坦白的埋怨說,他對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一個字也不了解,我對他說,這正是應有的現象: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會把一個人提升到一個比「現代」人在人類中所達到更高境界。有了這種距離感,我怎麼能希望我的著作讓我所了解的「現代人」去讀呢?
一個與我一樣具有偉大意志的人,會體驗到我書中真正悟性的狂喜;因為我是從高處下來的,而這個高處高到連飛鳥也飛不上去;我認識那些人類足跡從未到過的深處。有人告訴我,一旦開始讀我的書,就沒有辦法放手,甚至會擾亂人們夜間的寂靜。
我的著作顯示出我是一個無可匹敵的心理學家。
道德,這人類的巫婆,把一切屬於心理上東西徹頭徹尾的虛偽化;它破壞了一切東西,甚至達到一種可怕的無聊,以致把愛當作「利他的」。一個人必須堅定,必須用他的兩條腿安全的站起來,否則,他根本就不能愛。
女人遠比男人邪惡,也遠比男人聰明。你們聽過我對於一個女人怎能被救治,怎能被「救贖」這個問題的答案嗎?讓她生一個孩子吧!女人需要孩子,男人往往只是工具。
我的著作「悲劇的誕生」全書的特色是對基督教表現出一種諱莫如深的敵意的緘默。基督教否定一切審美的標準,而審美的標準是「悲劇的誕生」一書所唯一承認的價值。在這本書中,只有一個地方提到基督教,那是說基督教的教士是「惡毒的侏儒」,是「卑下的人」。
我的畢生工作是為人類準備一個偉大自覺的時機,為人類帶來一個「偉大的巔峰」。一直到現在,人類一直處在最壞的情況中,被那些狡猾和充滿仇恨心理的人所支配,也就是被那所謂「聖者」所支配——那些謀害世界和詆毀人類的人。利他主義被視為絕對價值,而「自利」主義則遭到敵視。教士所希望的,正是整個人類的墮落。當一個人不再重視自我保存時,當一個人不再重視生命時當貧血被當作理想而對肉體的輕視則被認作「靈魂的拯救」時,這不是頹廢,還能是什麼?
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面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復了教會,更且恢復了基督教。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為一種宗教,馬丁路德真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修士。
在我26歲時,我早就表示過我對德國人性格的懷疑。德國人都是賤民!因為他們都太溫順了。我不能忍受這個民族。這個民族不喜歡與眾不同的人(但是,天哪,我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我很怕有一天我會被別人稱為「神聖的」。我不希望做一個聖者,因為從來沒有比聖者更虛偽的人。我是真理之聲。我的命運注定了我將是第一個可敬的人,我是第一個發現真理的人。我是一個在歷史上無與倫比充滿著喜悅的先驅者。
我是所有人類中最可怕的人,也將是最有益的人。我是第一個反道德者,因此,我是根本的破壞者。
在反道德這個名詞中,含有兩種否定。第一,否定以往被稱為最高者那種型態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寬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認所謂道德本身的那種道德——即頹廢的道德,或者基督教的道德。我認為第二種否定更具有決定性,因為,高估善良和仁慈的價值是頹廢的結果,是柔弱的象徵,是不適於一種高揚而肯定的生命。
基督教的道德,是所有思想家的巫婆。在我之前,有什麼人曾經走進過那些發出這種理想之毒氣的洞穴呢?在我之前,有什麼人甚至敢於懷疑它們是洞穴呢?
能夠使我與其他人類不同的東西,就是我撕下了基督教道德的面具。基督教道德是一種最有害的虛偽意志,是使人類腐化的真正巫婆。
寄生者教士打著道德的幌子來說謊,以使自己變為價值的決定者,並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找到他們獲得權力的道路。人類的導師,包括神學家都是頹廢者。道德是所有頹廢者心理上的特質。
基督教完全而徹底是對生命的昏眩,它只是偽裝、隱藏在「另一個」或「更好」生命的信念之下。對「現世」的怨恨,對美和逸樂的恐懼,來世觀念,用以根本誹謗這個世界而根本上對空無、終局、靜寂、「安息的安息」的祈求。以我看來,所有這些基督教堅持的道德價值,乃是「毀滅意志」一種最危險的方式。至少也是一種最致命疾病的徵象。道德不是一種否定生命的意志嗎?道德不是危險中的危險嗎?
以上就是「瞧!這個人」的部分特殊內容。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尼采對基督教的攻擊可說不遺餘力。有趣的是尼采的幾代祖先和父親都是基督教路德教派的牧師。他的外祖父也是牧師。可見尼采的叛逆性非比平常。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再訪美麗新世界(5)
對未來的獨裁者而言,他們已經證實了希特勒所謂「群眾集會在夜間舉行要比在白天舉行收效更大」的論調絕對正確。希特勒寫道︰「在白天,人類對別人的意志及別人的意見所加之壓力,往往具有較高的意志及能力來反抗它。而在夜間,他們往往較易於屈服更強大意志的主宰力。」
疲憊往往會增強暗示感應性(這正是一般電視廣告客戶寧願花大把錢,把廣告節目安排在夜間的緣故吧。)
疾病在加強暗示感應性方面,甚至比在疲憊還具有更高的效力。在過去,病房往往是無數宗教變節者的棲息處。而未來受過特殊科學訓練的獨裁者,將會設立許多具有枕頭傳音器的病院。特殊的說服術將作全天24小時的播放,而一些較重要的病患將由政治救魂者及心靈改造者作種種救贖訪問,正如他們過去的祖先,經常有教士、修女及虔誠的教徒趨前來訪一樣。
沙根特博士(Sargant)在其傑作「心靈之戰」一書中指出,威斯勒(Wesley)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作為一個傳道士,是因為他對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具有一種直觀的洞察力。他往往在傳道中,開門見山地對聽眾說沒有入教經驗的人所受的折磨以及在地獄裡所陷入的永劫不復之地。在恐懼及罪惡感的雙管襲擊之下,他的聽眾往往陷入一種中樞神經崩潰的境地。在這時候,他才說那些懺悔而堅信上帝的人,將會獲得救贖。藉著這種傳道方式,威斯勒使幾千個男女老幼改信基督教。
1957年,加州杜拉地區的一個刑罰機構「林地路營」曾舉行一個奇特而有趣的實驗。一組自願接受實驗的囚犯,其枕頭下皆安裝了小型的擴音器。每一個枕頭擴音器皆連接到華爾騰辦公室裡的一個留聲機裡。在這枕頭下,夜間每隔一個小時傳來一股具有啟發性的細語,重複一些簡短的「道德生活原則」。當囚犯在午夜醒來時,他們往往能聽到這種細微的聲音,頌揚著至高的美德或輕喚著個人的良知:「我內心充滿著對眾生的摯愛與同情,上帝,請你祐助我。」
在閱讀了「林地路營」的報導之後,我想起了「美麗新世界」的第二章中的「催眠教育術」。透過語言暗示作用而達到的行為制約方式,必須在心理抗拒力最低的時候執行。
在美麗新世界裡,下層階級的人從來不會惹麻煩。因為當他們開始會說話及聽得懂別人的話時,他們夜夜在其昏睡的時候,便得不停地接受一再重複的暗示。
「林地路營」的催眠暗示法果真能奏效嗎?難道我們在睡眠中被灌輸了摯愛與同情之後,我們所有的人便果真能以慈悲為懷嗎?情形要真是如此寫意的話,那真是要謝天謝地了!實際上,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啟發性細語所帶來的訊息;我們真正反對的是,政府機構運用催眠教學的原則。難道在民主社會裡被委任執行權威任務的官吏,可以隨意運用催眠教育術嗎?在前面那個例子,接受實驗的人都是自願的,而執行實驗的人也都是出於一片好意。但是,這不能保證,在其他場合裡,執行此事皆能出於一片好意,或一切灌輸方法皆能出於自願性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幾家商業公司,皆大量地推出枕頭擴音器、鐘錶控制的留聲機,以及錄音機等。這些東西可供演員迅速地記憶他們的台詞,可供政治家及演說者記誦講稿,可供學生準備考試,最後,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供無數不滿意自己的現況,而想改造自己的人,作暗示學習或自動暗示。
巴伯(Barber)在「睡眠與催眠」的文章裡提到:淺睡往往比深睡更接近催眠狀態。當一個人處於淺睡狀態時,倘若催眠師告訴他說,他過了一會兒後會自動醒過來,醒來時會覺得十分口渴。不久之後,他醒過來,果然覺得十分口渴,很想喝水。
對一個未來的獨裁者而言,此種方法所含的意義不容忽視。催眠後的命令可以深入大腦,舉凡一切口號及機械性的言語都可以根深柢固地刻印在記憶裡。一般小孩要比成人更易於接受催眠教育,未來的獨裁者當然會全力去利用這個事實。到了上幼稚園年紀的小孩,在他們午睡的時候,一定會被灌輸催眠教育的暗示。
特別是黨員的兒子——這些小孩長大成人之後,都要當領導人、行政官員以及教師等——這些小孩都必須住在寄宿學校裡,他們除了白天要接受優良的教育之外,夜間還要補習催眠教學。而在一般成人裡,臥病在床的人將獲得特別的照顧。正如巴芙洛夫所指出的一樣,意志堅強及抗拒性強的狗,在經過手術或身受某種疾病的折磨之後,將會完全接受一切暗示。
我們的獨裁者有鑑於此,將會在每一個病床上,安裝特別的「音響設備」。以此,在手術或分娩期間,還要補充一些忠誠及純真信仰的加強課程。
此外,我們在牢獄、勞改營、軍營、海上的船、夜火車或在夜間飛機裡,也都可以看到一些被吸引的忠實聽眾。即使這種催眠的暗示,只能從這些聽眾裡收到百分之10以下的效果,它的影響力仍是十分可觀,而對一個獨裁者來講,這種不費力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事實上,正如佛家所強調的,世上大部分人終其一生皆處於半睡眠狀態中,他們像夢遊般地服從別人的暗示,渡其一生。而頓悟乃是全然的覺醒。
由各方面的種種證據都顯示出,在個人及社會的生活裡,遺傳並不比文化的培養較不重要。羅素認為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有三種:經濟的變動、政治理論以及重要人物。
因此,倘若俾斯麥及列寧在孩提時代即夭折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的情況,將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凡是進化層次越高的動物,其個體間的生物歧異性越大。在一切動物裡,人類的生物歧異性最高。
目前一般西方世界所採信的社會倫理建基於錯誤的觀點上。他們盲目地相信,人類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人類自出生之後就一直是劃一性的,而個人亦不過是集體環境下的制約產物而已。
倘若這種觀點果真正確,倘若人果真是社會的動物,倘若個人的差異微不足道,並可藉著適當的制約完全予以「燙平」的話,那麼很明顯的,我們便毋須講求自由,而國家亦可合法地迫害要求自由的異端了。因為對個別的白蟻來說,盡心盡力地獻身於白蟻窩乃是牠最大的自由。但事實上,人類並不完全是社會的動物,他們只是適度的合群而已。人類的社會並不像蜂房或蟻巢一樣的是一種純粹的有機體;人類的社會是一種組織,是供集體生活之用的一種特別機器。
龐大的政府機構及龐大的企業組織目前業已擁有,或即將擁有我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所提到的一切心靈控制技術。
倘若我們明日人口過剩及過度組織化世界的領導人,還沒有能力將遺傳劃一性加之於胚胎的話,那麼他們很可能會想盡辦法,將社會及文化的劃一性加之於成人及小孩身上。倘若我們要避免這種暴政的話,那麼我們便應該即時開始為自由及自主政府起來教育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承認個人多樣性及遺傳獨特性的事實,必須建立自由、容忍以及互愛的價值。
「宣傳分析研究所」成立於1937年。許多研究員從事於非理性宣傳的研究。但是有許多人反對這種研究。軍事當局恐怕許多入伍的青年將會開始分析他們教育班長的是非曲直。教士認為宣傳的分析,可能會破壞信仰,而降低上教堂的人數。廣告業者反對是基於它會破壞商標的信譽,並可能降低銷售量。
這些人的恐懼並不是沒有原因。倘若一般教士的話被探索得太厲害的話,那麼他們的根基將會動搖。
個人必須具有宣傳分析能力,以避免自身不經判斷即盲目相信那些無稽之談。
不管人類心理及生理的多樣性如何,人類之需要愛決不亞於他們之需要食物及房屋。最後我要強調智識的價值,倘若沒有智識的話,那麼愛將徒然變成無能,而自由的目標將永遠無法達到。
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教育。但是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這些威脅包括人口方面的威脅、社會方面的威脅、政治方面的威脅、心理方面的威脅等。由於目前我們的自由業已遭受到多方面的威脅,因此,為自由而教育乃是當今刻不容緩的急務。
我們可以制定法規,以防止不肖商人作有害的宣傳。我們可以立法限制官員,不准他們任意對屬下施行催眠教學。我們可以立法禁止「潛意識投射」,在公共場所或電視銀幕上使用。同時,我們可以立法限制政治候選人,在競選運動上的費用,禁止他們訴諸反理性的宣傳。
此種防止性的立法的確具有某些效力,但是倘若目前破壞自由的巨大力量繼續增強的話,那麼它們的效力也無法持續太久。人口不斷增加、技術不斷進步所造成的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的壓力,若不設法予以減緩的話,那麼我們即使擁有最佳的憲法及防止性立法,也無濟於事。倘若人口膨脹及過度組織化不予適當遏止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看到反民主的逆流在一些民主國家橫行。在人口壓力及過度組織化的衝擊下,再加上心靈控制術的盛行,民主制度將徹底改變其本質。此種變相的本質將會是一種新的非暴力極權主義。
人口急速的增加,目前業已嚴重地壓迫著自然資源了。我們必須儘快地降低生育率,使其不超過人類的死亡率。同時,我們必須儘快地增加食物的生產。此外,我們必須儘快地發展實際的代替品以逐漸取代我們目前所使用的燃料。
否則,將來在具有充足科學頭腦的獨裁者統治之下,教育將會發揮真正的效力,大多數男女將會深深地滿足於他們的奴隸狀態,他們連做夢都不會想到「革命」。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獨裁統治實在沒有被推翻的理由。(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3日 星期日
再訪美麗新世界(4)
再訪美麗新世界(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希特勒的軍備部長史皮爾(Speer)曾發表一篇頗具慧眼的演說,他描繪納粹的暴政,並分析其方法。他指出︰「希特勒的獨裁制度跟過去歷史上的獨裁制度有一根本不同之處。它是現代技術發展中的首次獨裁制度,它運用了一切技術手段來統治自己的國家。透過收音機及擴音器之類的技術工具,它剝奪了8千萬人的獨立思想。以此,它使所有的人屈服於一個人的意志之下。」
在我的「美麗新世界」一書中,技術的進步已遠超過希特勒的時代。史皮爾指出︰「許多人恐懼有一天許多國家將完全為技術工具所統治。而這種夢魘已幾乎在希特勒的極權系統裡實現了。」但是,這種夢魘究竟還是沒有實現。納粹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智力及必要的知識——對其較低級的領導階級進行洗腦及制約方式的控制。而這一點或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之一吧。
未來的獨裁者在控制的技術已進步許多。那時的宣傳專家除了運用收音機及擴音器之外,還可以應用電視,將他雇主的影像及聲音播送出來。感謝技術的進步,現在的獨裁者已經能像上帝般地無所不在了。而且,未來獨裁者的魔掌也不只伸到技術發展的前端而已。希特勒時代以後,許多驚人的偉業都先後在應用心理學及神經病學的範圍內獲得實現,而這些工作都是宣傳專家、思想灌輸專家,以及洗腦專家份內的工作。今天,心靈控制術正在形成一門新的科學。當年希特勒即將實現的極權系統夢魘,終於要全部實現了!
描寫希特勒的傳記作家布洛克(Bullock)指出︰「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煽動家。」勞希尼(Rauschning)則寫道:「希特勒對天主教教會及基督教秩序,具有很深的敬意;他之所以敬佩它們,不是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因為它們苦心經營成功及控制得十分得法的『機械體』,因為它們的階級制度,它們極為狡猾的策略,它們對人性本質的洞察力,以及它們運用人性弱點而統治其信徒的高明手法。」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權主義、墨守成規的教俗,將教會世俗化,使一般人對上帝或個人救贖的信心轉移到國家、世俗榮譽,或領導者身上,乃是過去領導者,處心積慮所要達到的目標。
希特勒認為群眾是不足輕重的,他們既不能抽象思考,而對他們切身經驗以外的任何事實,也缺乏興趣。他們不是根據知識及理智來決定行為,而是根據感情及無意識的驅力來決定行動。一個宣傳專家要獲得成功,必須學會如何去駕馭這些本能及情感。希特勒為了使聽眾顯得更群體化、更同質化,他把他們全部聚在大廳及廣場裡,在這種地方,個人往往較易於喪失他們的個己性,或甚至他們最基本的人性,而消沒於群眾之中。個人聚集於群眾之中,便喪失他們的思想及道德選擇的能力。當他們的暗示感應性提高到他們喪失自身的意志及判斷力時,他們便變得十分衝動,喪失了個人及集體的一切責任感,在此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受制於一個突發的憤怒、狂熱以及驚愕。簡言之,一個處於群眾中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正像服下一劑強烈麻醉藥的人一樣。這種人乃是我所謂的「群眾毒害」的犧牲者。遭到群眾麻醉的個人,往往會逃避一切責任、智力及道德,而進入一種動物性的狂熱失神狀態。
希特勒早已系統性地在探索並開拓德國群眾的隱密恐懼及期望、德國群眾的渴求、憂慮以及挫折等。
事實上,廣告專家便是藉這種「隱密力量」的操縱,來誘使我們購買他們的宣傳品。
煽動宣傳家必須經常保持其武斷性。他的世界圖畫裡決沒有所謂灰色的色彩;每一件東西,不是窮凶極惡的黑,便是白璧無疵的白。他永遠都不能承認:他或許錯了,或持著不同觀點的人也許有他對的地方。他絕對不能跟對手辯論,他必須盡最大的力量把對手擊倒,把他壓制下來,他甚至必須採取種種手段把他們清算掉。一般具有道德潔癖的知識份子,對這種事情或許會感到震驚。但一般群眾卻永遠相信:「真理永遠站在主動的侵略者這邊」。
一般人處於群眾之中,煽動家的興風作浪往往使他們陷於次人性的智昏狀態,而喪失一切道德意識。智昏與道德白痴狀態是群眾毒害的徵狀。
在納粹的統治之下,不可勝數的人被迫花了很久的時間,從甲點行進到乙點,然後又從乙點行進返回甲點。勞尼希指出:「行進能分散群體的思想力。行進能夠抹殺思想。行進能使個人的個己性消失殆盡。行進乃是使人們習慣於機械的,準儀式的活動。」
希特勒的演講辭中,經常出現「仇恨」、「強權」、「殘酷」、「消滅」以及「擊破」之類的字眼,而且,他也經常用一些強烈的手勢來加強他的暴力語言。他聲嘶力竭地呼叫著、尖嚷著,他的筋暴出來,他的臉脹得滿面通紅。強烈的情感往往具有最高度的感染力。當聽眾受了演說者的惡毒狂熱所傳染時,他們往往會陷於無可壓抑的激情狂熱之中,不停地呻吟、不停地嘶喊、不停地尖叫。這種激情的狂熱狀態,很容易使人忘身其間不由自主,因此大部分嚐過這種經驗的人,都渴望著再一嚐這種失魂的經驗。
感謝義務教育與輪轉印刷機,過去幾年來,一般宣傳專家已能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文明國家的每一個成人身上。而在今天,更由於收音機與電視機之助,一般宣傳專家更得身處要津,將他們的訊息,傳達到沒受教育的成人以及尚未識字的孩子身上。
一般來講,小孩子們對宣傳往往具有極高的感應力。他們不了解世事的詭詐,因此他們完全不懂得懷疑。
記得小時候,我們學了很多動聽的童謠及聖歌。而今日小輩們唱的卻是商業歌曲。「用高露潔牌牙膏刷牙,你的黃牙便變成白牙」之類的商業歌曲。一位電視節目製作人說︰「在廣告的誘惑之下,每一個小孩都會強迫他們的父母去購買他們在電視宣傳上所看到的產品。小孩子們幾乎是我們節目的義務宣傳員。倘若你能控制1百萬或1千萬以上的小孩,而當這些小孩在你的訓練下長大成人,他們必定會自動地來購買你的產品。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你獲得的利益,將會多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獨裁者或未來的獨裁者也可以如法炮製,如此,成千上萬的小孩在獨裁者的特殊訓練下,將來長大後一定會去購買獨裁者的意識形態產品。到那時,他們的一切行為將完全遵照宣傳專家在他們幼小心靈內所刻下的宣傳行事。
選民越多,選票的價值便越小。倘若選民只是幾百萬人中的一員,那麼個別選民便會感覺到自身的無關重要。他所選出的當選人,高高在上,離他很遠。從理論上來說,他們是人民的公僕,但事實上,這些公僕卻大權在握,而一般號稱主人的老百姓卻始終被壓在最底層。人口數目的增加以及科技的進步導致組織數目的增加及其複雜性的加重,並間接觸使大權集中在少數官員手中,在此種情況下,選民所控制的權力便逐漸喪失。
今天,在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裡,一般政客及其宣傳專家將無知和非理性灌輸予大眾。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5月31日 星期四
再訪美麗新世界(3)
再訪美麗新世界(3)
個人無論就生理上而言,或就心理上而言,都具有獨特的個性。倘若一個文化系統為了自身效率的利益,或為了維持維持某些政治或宗教的教條,而企圖將個人劃一化的話,那它顯然已違背了人類的自然本性。
科學的主要功能是將雜多性簡化為單一性。它往往摒棄了特殊事物的獨特性,而企圖將焦點集中於具有共同點的抽象法則上,藉此以發揮更大的效力,更合理地來處置它的對象,而達到最可能的客觀性。
舉個例來說吧,像蘋果從樹上掉落下來,月球在天空中移動等現象,自古以來,人類不知已看過了幾次,但對牛頓來說,他卻可以從別人眼中見慣不怪的現象中察覺到,這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現象具有共同點,而發現了地心引力的理論,他甚至可以以這一個簡單的理念系統,來說明物理世界的其他許多事實。
事實上,將混亂化為秩序,將雜多簡化為統一的欲望,乃是人類心靈的一種智性本能。在科學、藝術及哲學的領域裡,此種「求秩序意志」有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但是無可控制的雜多性一轉為可行控制之後,往往亦使人類的多樣性淪為抹殺人性的劃一性,使人類淪為奴隸。
自由必須由組織來維繫才能鞏固,然而,組織在自由的維繫上雖然不可或缺,但它也有可能帶來致命的危機。過度的組織化,往往使人類變成機械體,挫傷他們的創造精神。人類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必須採取中庸之道,使其既不偏於極端的放任,亦不失於全面的控制。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由於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的組織亦隨之逐漸發展。個人為了適應這些組織,不得不貶低個人的個己性,否定自身本有的多樣性以隨同標準的型範,並盡自身之努力來做個機械體。
過度組織化所造成的個己性貶值,亦因人口的膨脹而益行加劇。工業發展的結果,往往把為數越來越多的人口吸引向大都市。而大都市裡的生活不利於心理健康,而且它的環境也無法培養民主生活的首要條件——小自治集團內的責任自由。
都市生活是匿名而抽象的生活。都市人的往來關係,不是整體人格的交往,而是經濟功能的接觸。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個人自然會感到日益孤獨,而覺得自己日漸渺小。他們的存在既無重點,也無意義。
自生物學觀點而言,人類乃是一種適度群居的動物,而非一種完全社會性的動物。他們較近於狼或象,而不完全像蜜蜂或螞蟻。社會性的昆蟲(如白蟻)與不太合群的人類之間,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距離存在。
在「美麗新世界」一書裡,「美麗新世界」的居民千方百計地要把他們的社會,建造成一個酷似白蟻窩的社會。毫無疑義地,我們目前正朝著「美麗新世界」的方向前進。
正如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在他的著作「組織人」一書所指出,目前,一種新的社會倫理正在取代我們傳統上以個人為本位的倫理系統。它最基本的設定是,整體的社會較它部分的個人更具有價值和重要性,天生的生物性差別必須犧牲於文化的劃一性。
把組織高懸於個人之上,無異於把目的從屬於手段。希特勒及史達林的所作所為正可以說明,目的從屬於手段所產生的後果。在明日更具效力的獨裁形式下,我們所面臨的暴力很可能會比希特勒或史達林的緩和了許多。未來獨裁者的屬民,可能會在許多訓練有素的社會工程師的統制之下,而受到一種不覺得痛苦的控制。
目前,人口過剩,過度組織化,以及社會工程師,正一步一步地把我們推向一種新的中古制度。中古制度的再現,雖沒有制約嬰孩、睡眠灌施及藥催幸福感等「美麗新世界」的手段那麼殘酷;但是,對大多數男女而言,它仍然是一種奴隸狀態。
自由主義往往興起於一個富裕的社會,而當經濟轉趨貧弱時,政府便不得不對其百姓的事務採取更多的干預措施。由此看來,人口過剩及過度組織化,勢必會剝奪發揮民主效用的客觀條件。
由於最近環境的變動,西方世界所擁有的這種客觀條件已逐漸地在喪失中。50年前,各方面的跡象顯示,昔日的醜陋面貌業已消失,迫害、屠殺、奴隸,以及對異端的殘害等,皆已成為過去歷史的陳跡了。但是幾年之後,這些衣冠禽獸卻變本加厲地在亞洲及非洲,從事更殘酷的劫掠。
從最近的歷史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可以斷定,這種醜事一定會再發生。但就目前的事實來看,我們頗有理由相信,「1984年」式的懲罰方式,必定會由「美麗新世界」的操縱方式及控制方式來取代。
美國政治家傑佛遜說︰「倘若一個國家想同時處於無知識而卻自由的狀態,這無疑是一種緣木求魚的不智之舉……一個沒有知識的民族是無法獲得安全的。當出版獲得自由,每個人都能閱讀報紙時,那一切便能獲得安全的保障。」
傑佛遜又說︰「時下,在報紙上所看到的東西,決不貿然採信。但是,出版界卻是一個高貴的機構,它既是科學之父,同時也是民權自由之父。」
總括來說,大眾傳播工具本身並沒有善惡之別,它只是一種力量而已,它既可以成為善,也可以成為惡。報紙、收音機、電影等,是民主制度存亡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獨裁統治者最強有力的武器之一。
當技術突飛猛進之後,大眾傳播工具便深深地挫害個人的發展,而助長大組織的狂風。約在50年以前,幾乎每一個民主國家,皆可以自誇其擁有許多小型雜誌及地方報紙。在這種多樣性並行發展的情況下,成千個地方性編輯便可同時表達成千種獨立意見。不管在什麼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將心裡想講的話,印刷出版。今天,出版雖然仍保有自由,但是大部分的小報紙卻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目前,製紙用的紙漿、現代印刷機費用極高,決不是一般個人所能負擔。在東方的極權國家裡,到處都有政治檢查制度,一切大眾傳播工具皆為國家所控制。而西方民主國家,卻有經濟檢查制度,大眾傳播工具皆由大財閥所控制。宣傳費用提高以及大眾傳播工具操於少數人之手,所形成的檢查制度,雖沒有國家控制及政府宣傳般地引人詬病,但是無疑的,它決不是傑佛遜式的民主主張所能茍同的。
出版自由的早期倡導者,只看到了兩種可能性︰宣傳不是真的,便是假的。他們並沒有預見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現象︰龐大大眾傳播的畸形發展,此種大眾傳播的宣傳目標並不是真實或虛假,而是另外一種幾乎與真偽全不相關的東西。換言之,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人類對分神事物(distractions)的無窮胃口。
在「美麗新世界」裡,最吸引人的分心事物均刻意被運用來充當政治工具,以分散一般人對社會及政治現實情況的注意力。倘若人類為這種工具所包圍的話,它們勢將成為馬克思所稱「人民的鴉片」,由此,它便對自由構成一種威脅。
唯有那些能夠時時提高警覺的人,才能夠維護他們的自由。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份子,把大部分的時間,花費在不關痛癢的運動消息及肥皂箱演講,或沉迷於神話及形上學夢想時,那麼,這個社會將很難抗拒那些存心控制社會的人的蓄意蠶食。
事實上,分心技術目前在西方已幾乎以排山倒海之勢在吞噬著過去維護個人自由及民主機構的理性宣傳。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5月30日 星期三
再訪美麗新世界(2)
再訪美麗新世界(2)
在我的小說「美麗新世界」裡,人口數目與自然資源的關係,業已獲得解決。世界人口的最適當數目已被估算出來,而且這種數目皆被一代一代地維持著(這個數目稍微低於20億)。但在我們真實的世界裡,人口問題卻一直沒有獲得解決。相反的,人口問題反而逐年嚴重起來。只要人口問題存在著一天,未來的時代將不是太空時代,而是人口過剩的時代。
更糟的是,由於人口過度膨脹的結果,將使民主生活方式的個人自由及社會安定等情況都變成泡影。通往「美麗新世界」的路很多,其中,最寬廣且最近的捷徑莫過於目下我們所採取的路——人口的激烈膨脹。
當龐大的人口巨量的增加,而重重地壓迫現有的資源時,社會的經濟情況將經歷更多的危機。此種情形對一般待開發地區尤其嚴重,因為待開發地區一援用DDT、盤尼西林的結果,將使其死亡率大大地下降,而在這段時期內,它們的生殖率卻沒相對性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膨脹乃是無可避免的事。亞洲的部分地區及中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人口皆已在急速地增加之中,因此我們可以斷言,20年之後,這些地區的人口將膨脹一倍。這些國家不但缺乏農業機械及製造農業機械的工廠,同時還缺乏建造此種工廠設施的資金。
經濟情況的削弱,將導致政治的不安定,或公開的叛亂,於是,中央政府便不得不採取種種干預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及政府本身的權威。由此,權力便越集中於少數行政官員的手裡。那些行政官員一嘗到權力的滋味之後,便會要求更多的權力。
人口過剩導致經濟的不安全及社會的不安定。而不安全及不安定將導致中央政府作更多的控制,並使其權力作更多的擴張。在沒有憲政傳統的情況下,此種權力的擴張或許會以獨裁政體的形式出現。即使共產主義沒有出現,此種獨裁政體也很可能發生,何況今日共產主義的政體早已出現了。我們可以斷言,人口過剩造成社會不安定,從而導致獨裁政體的可能性,將變成一種定局。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倘若人口膨脹問題不能獲得解決的話,20年以後,舉世人口過剩及待開發的國家,將全部淪為某種極權的統治形式,而這種統治形式很可能會由共產黨來控制。
要是這種情況發生的話,那麼人口過剩,工業發達的歐洲民主國家將會受到怎麼樣的影響呢?倘若新成立的獨裁國家,對歐洲民主國家抱著敵視態度,而待開發國家蓄意停止其原料流入歐洲民主國家的話,那麼西方國家將面臨許多困難。它們的工業系統將立即面臨到全面崩潰的危機。倘若這種情況發生的話,歐洲所有的中央政府在不利情況的左右之下,將迫使權力集中,在這種情況之下,極權專政的統治形式便很可能會死灰復燃。
目前,美國還不致變成一個人口過剩的國家。但是,倘若它的人口繼續以目前的比率增加的話,到了21世紀初葉,它的人口問題與現存資源的關係,將會對它構成威脅。
倘若人口過剩問題迫使待開發國家轉變成獨裁政體,而這些新興的獨裁政權又站在俄國那邊的話(理州注︰赫胥黎寫此文時,美俄冷戰尚未結束。),那麼美國的軍事地位便會直接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的防禦準備及還擊軍備便不得不大大地加強。但我們知道,一個常期備戰的國家是不可能滋生自由的。長期的軍事危機可以作為政府機構機構長期控制每一個人,干預每一件事的藉口。
在我的小說「美麗新世界」裡,優生學和劣生學兩者均被系統性地應用出來。較優一組的試管卵細胞,透過最優良的前生殖程序處理之後,便可依次孵化成阿爾法、貝塔等既定的社會階級。而另外一些為數更多的劣質卵細胞,在透過前生殖程序處理之後,便可依次孵化成另外一種既定的次級人類。這些次級人類仍然可以操作一些非技藝性的工作。他們受到適當的制約程序,並經常沉淪於享樂而鬆散其精神,再加上由於每日服用索麻,而保持良好的行為模式,便永遠不會增加其上級的麻煩。
在現代,事實上,劣質的人口已不斷地在增加之中。在過去的黑暗時代,出生的嬰孩要是身體上具有遺傳性的缺憾,便很難茍活於人世。但是,今天,由於衛生設備、現代藥物學及社會良知的進步,大多數的畸形嬰孩都還能長大成人,在這種情況下,具有先天缺憾的人口無形中便增加了很多,一般的智力便會隨之下降。謝爾頓博士(Sheldon)指出︰「我們最優秀的品種,將為最低劣的品種所取代。」
在工業民主社會,體質和智商的逐漸下降,讓個人自由與政治民主的優美傳統很難維持下去。
在赤道地帶,在DDT的福祐下,已能撲滅瘧疾,而在2、3年之內挽救了幾萬人的生命。這明顯是一種善舉。但是這幾萬人所生下來的幾百萬人口,在缺乏適當的食衣住行等客觀條件時,他們的生計又如何得以維持呢?瘧疾所造成的致命危機雖已解除,但是衣食不足及人口過剩的慘境卻又不知威脅了多少人的生命。
此外,藉由現代醫學及社會服務之助,而得以增殖的先天缺憾人口,又將如何處理呢?救助不幸的人顯得是一種善舉。但是這些不幸的變體,全部繁衍下去,而為我們後世製造更多的不健全子孫,卻顯然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目前全世界的總人口已達28億,到了21世紀初葉,全世界的總人口將達55億(理州注︰全世界的總人口現在已超過70億!),人口一旦膨脹到這種程度,那麼大多數的人類便面臨著在無政府狀態與極權主義控制之間作一個選擇了。導致極權控制的路途,並不只是人口膨脹對現有資源日漸增強的壓力而已。事實上,我們一向所引以自豪的技術進步所產生的強大力量,目前正跟日漸膨脹的人口齊頭並進地在威脅著我們的自由。
在一個政治力量及經濟力量都逐漸集中的社會裡,民主精神是無法抒發的。而技術的進步往往會造成力量的集中。
在一個大量生產及大量供銷的世界裡,小企業家由於資金有限,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大企業家一口氣便可以把他吞滅掉。當小企業家消失之後,經濟力量便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在一個獨裁政體下,由於技術進步及小型企業破產的結果,大型企業往往由國家來控制。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下,它往往由財閥來控制。財閥可以透過自己所擁有的大眾傳播工具,來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動。
在現代經濟的推動之下,經濟力量、政治力量以及社會的發展,已完全為龐大的企業組織及政府機構所控制(在極權政治下,它以殘酷的方式進行,而在民主政治下,它則以溫和而較不明顯的方式進行)。但是,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而當它有助於個人發展其潛能,並使他們過著快樂而具有創造性的生活,它才可謂之為健全的社會。
近年來技術的進步到底如何影響了個人呢?哲學心理學家佛洛姆博士(Fromn)說︰「現代的西方社會,在物質、智識以及政治的發展上,雖有長足的進步,但就整體效果來看,它卻越來越不利於個人的心理健康,它甚至逐漸破害了個人內在的安全感、幸福、理智,及愛的能力;現代社會已日復一日地把人類塑造成機械體,現代人的心理疾病日甚一日地加重,在他們狂熱的工作及其所謂的『享樂』裡,潛藏著內在的空虛與絕望。」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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