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9日 星期三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5)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5)
日本於投降前的8月1日下達「非常手段」給各俘虜營的主管。指令這麼說:若情況危急,應對俘虜進行最後處置。處置的方法是:依當時狀況,使用火藥兵器爆破、毒氣、毒物、溺殺、斬首等方法。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以不讓任何士兵逃脫、徹底殲滅,並不留下任何痕跡為原則。
我問澳洲的比爾,「在俘虜營裡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穿著日軍制服的監視員其實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因為他們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台灣人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其實一樣狠。」
「那麼,如果我說,這些台灣人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價值所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會反對嗎?」
「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身不由己啊。」
隸屬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陳炳靖被擊落遭捕,送進了南京集中營。南京集中營的「獄卒」中,有15位台籍日本兵。陳炳靖提到其中有兩個人對國軍戰俘特別殘暴。他聽說,在戰後,這兩個台灣兵在台灣南部被殺——當年的受害國軍踏破鐵鞋,找到了他們。
而陳炳靖自己,這麼多年來,也一直在找一個台籍日本兵。為的卻是一個不同的理由。
1944年,陳炳靖終日發高燒躺在床上,他萬念俱灰。俘虜生病,沒有醫藥,只能自生自滅。
在悲涼無助的深夜,一個黑影子悄悄出現在他床頭,是國軍俘虜中擔任護理的人,手裡拿著針筒,準備給他注射。陳炳靖全身火燙,卻覺得不可置信,問說,哪裡來的藥劑?
黑影子說,15個台籍監視員之一,是學醫藥出身的。知道了陳炳靖的病情,從日軍那裡把藥偷了出來,交給他,要他來救陳炳靖,同時吩咐,絕不可外洩,否則身為監視員的台灣兵會被日軍槍斃。
終其一生,陳炳靖都在尋找這個台灣人。
王曉波從10歲起,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生在1943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家人在1949年從江西來到台中。有一天深夜,憲兵來抄家,把媽媽帶走了,進了監牢。這個29歲的年輕女性,在1953年執行槍決。王曉波再次見到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10歲的王曉波突然成為孤兒。他帶著弟妹每天到菜市場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子回家吃。
在讀書的整個過程中,王曉波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台大哲學系任教時,自己成為整肅的對象。被警總約談時,偵訊員直截了當地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和王曉波同樣在1943年出生的鄭宏銘,1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徵召到南洋,上了船艦,卻被美軍炸沉。
鄭宏銘到今天還想不透:父親錯在哪裡?醫學院畢業的父親,難道想去戰場赴死嗎?生下來就是日本的國民,難道是他自由的選擇嗎?王曉波和鄭宏銘,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在同一個島上長大,同一年考進台灣大學。
都是台灣人,但是他們心裡隱忍不言的傷,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4)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4)
17歲的陳清山、吳阿吉,成為七十軍的士兵。
泰安村來的少年們,非但不懂國語,也不懂閩南語。日語是他們唯一的共同語言。但是,七十軍和六十二軍不懂日語。這些鄉下少年不知道,就在他們加入七十軍、六十二軍的同時,大陸東北已經山雨欲來,風暴在即。
17歲的陳清山、吳阿吉,走出家鄉,到了國共內戰的戰場。他們在大陸當國軍,然後當解放軍。陳清山在山東戰役被解放軍俘虜,換了制服,變成解放軍,回頭來打國軍時,受了傷。
「喏,妳看,」他把扭曲變形的手給我看,「被國軍的機關槍打的。」
那時同鄉的吳阿吉還在國軍陣營裡,他得意地笑,說,「會不會就是我打的?」
過幾天,吳阿吉也被解放軍俘虜了,換了帽徽變成解放軍,跟陳清山又是同袍了。
龍:1945年光復的時候,你們倆人在什麼?
陳:在家裡種田。
龍:鄉下怎麼知道招兵的?
吳:日本投降以後國軍就來了。
陳:來了以後,他講的是去做工,那個時候我們很窮沒什麼吃,要做工要賺錢,所以我們去了。
龍:你以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當兵?
陳:他沒有講是去當兵。
龍:到了哪裡才知道是去當兵?
陳:到基隆以後,給我們發槍,發槍以後才知道。
龍:什麼時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陸去?
陳:他們跟我們講只是「行軍」,輕裝,什麼都不要帶。可是走到高雄海港,一看到大輪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上船以後還有人要逃跑,有人跳海,跳了以後就有機關槍射過去,死了不少人。
龍:你們覺得國軍為什麼輸給了共軍?
陳:沒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援,就是這樣。那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沒有唱過?
吳:(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第二,不拿群眾一針線,群眾對我擁護又喜歡;
第三,一切繳獲要充公,努力減輕人民的負擔……
龍:阿吉,回頭看你整個人生,你覺得最悲慘是哪一個時刻?
吳:就是在高雄港船要開出的時候。
1942年2月5日,日軍開始攻擊新加坡,10萬人的英澳印聯軍在一個禮拜之內就潰不成軍,全數成為俘虜。邱吉爾悲憤地說,這是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投降。15歲的比爾(他謊報18歲)和1500多個在新加坡被繳械的澳軍,被送到婆羅洲的俘虜營。
在戰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實不少是來自台灣的監視員,他們是站在第一線管理戰俘的人。監視員無時無刻不在:他是資源的配給者,是奴工的監控者,是給牢門上鎖的獄卒,是施暴的權力象徵。比爾甚至目睹一個澳洲飛行員的遭遇:他在監視員的刺刀威脅下,先挖一個坑,然後跪在那坑前,讓「日本兵」用軍刀砍頭。砍了以後,頭和身體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滾進坑裡。
戰爭結束,台灣的監視員,走上了他們青春結伴出發時作夢也想不到的命運。在戰後對日本的審判中,173個台灣兵被起訴,其中26人被判死刑。
翻開台籍監視員起訴書上的「起訴理由概要」,讀來血跡斑斑,怵目驚心:
1943年於拉包爾附近,將中國俘虜24名驅入坑中後以火器殺之。
1944年於拉包爾謊稱帶三名中國勞動者住院醫療,結果卻將其斬殺。
1945年於拉腦,澳洲俘虜××在前往作業途中病倒,遭被告踢頭、腹、睪丸,於翌日死亡。
22歲的柯景星和其他6個台灣青年同列被告,起訴理由是:
於北婆羅洲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
這7個人一審被判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十年徒刑。幾個月後,這些台灣青年被送到了新幾內亞的拉包爾。本來監視俘虜的台灣兵自己一夜之間變成了俘虜。俘虜營的設施多麼熟悉啊,一切如舊,只是現在俘虜變成了衛兵,衛兵變成了俘虜。
2009年龍應台訪問89歲的柯景星。
龍:你跟我說一下那46個人是怎麼回事?
柯:隊長命令我們殺人,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4、50個俘虜,我們把他們圍起來,然後通通用刺刀刺死。
龍:你是說,你們殺這4、50個俘虜,不是開槍,全用刺刀?
柯:開槍危險,開槍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個一個刺死。我站在比較遠的旁邊,有一個印度兵逃來我的腳邊,我跟他說,「這是天要殺你,不是我要殺你。」
2009年龍應台又訪問86歲的蔡新宗。
龍:聽到自己被判10年的時候,感想是什麼?
蔡:覺得打架打輸了,這樣而已。妳看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幾個,都笑笑的,說,「唉,我要去了,祖國的復興拜託你們了!」這一點是我們要學的地方。
龍:和你同在拉包爾服刑的還有婆羅洲的指揮官馬場中將?他臨死還送你一個禮物?
蔡:馬場被判絞刑,他想他時間差不多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說,「你來,我寫了一個東西要給你。」他送給我這塊匾額,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寫、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還跟我解釋,說,「你年輕,有時候會比較衝動。你要想著日日是好日,每當生氣的時候,就要想到馬場中將有跟我說,日日是好日。」
龍:他自己要上絞架了,還這樣安慰你……
1989年深秋,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後來人們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擊,一百多人死在牆角,你說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制定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個別行為負責?
東德共產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士兵發佈過「逃亡者殺」的命令。於是很多法庭判決個別士兵有罪。
一直到2007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裡找到一個軍方文件,文件寫的是:「面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面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7日 星期一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3)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3)
1946年,23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他搭上了船,抵達基隆港的時候,從甲板上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23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東京醫科大學畢業,在台南縣執業的文人醫師吳新榮,有寫日記的習慣。1945年9月間,坊間就已經沸沸揚揚盛傳國軍要在南部上岸,他欣喜若狂,他輾轉難眠。
他在日記中寫道:
聞此十二日中國軍要來進駐台南,所以約朋友要去看這歷史的感激。他並且在日記中寫了一首詩:
旗風滿城飛 鼓聲響山村
我祖國軍來 你來何遲遲
五十年來暗天地
今日始見青天 今日始見白日
大眾歡聲高 民族氣概豪
我祖國軍來 你來何堂堂
五十年來為奴隸
今日始得自由 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黃帝孫 又矜明朝節
我祖國軍來 你來何烈烈
五十年來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 今日始能歸族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上街,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38歲的醫師吳新榮,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淚。
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全島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彭清靠、吳新榮和台南、高雄的鄉親看到勝利的祖國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兒子明敏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彭明敏其實了解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14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彭明敏寫道: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台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對面。他無法忘懷1947年。當時他8歲,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潘木枝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蕭萬長說,「潘木枝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和其他11個當地仕紳,去與軍隊溝通。
這12個代表,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8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的醫生,雙手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被按著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生倒在血泊中。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蕭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小孩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低頭跪了下來。
七十軍在台灣北部,六十二在台灣南部,很快地招兵買馬。一天,台東卑南鄉泰安村的集會所,來了國軍的宣傳員,用流利的日語廣播:有志氣的青年,到中國去,國家建設需要你。月薪兩千元,還可以學國語,學技術。
小小泰安村報名了20個少年。就是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後,出了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因為歌聲嘹亮動聽,她憑著歌聲走出了村子。她叫張惠妹。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6日 星期日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2)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2)
台灣總督府的統計說,到1945年8月10日為止,當作軍夫、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20萬人。運到日本海軍兵工廠作「少年工」的,有8千4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3萬3百零4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生命。
8月15日,當天皇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作家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1944年被徵召到南洋。8月15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他醫院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軍醫長對吳平城說:「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吳平城還沒答話,日本人軍醫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台灣醫師。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個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軍醫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14年的滿州人,這時守在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至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滿州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稱台灣人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個關卡,台灣人都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日本人,會說一點蹩腳國語的,就大膽說自己是「上海人」。
為了不讓寧波被共產黨部隊接收,國民政府命城裡的日軍繼續駐守。更重要的是,遠在福建的七十軍銜命疾趕北上,日夜行軍,接收寧波重鎮。七十軍是個什麼部隊?它打過1937年的松滬會戰。這場會戰,三個月內中國軍隊死傷18萬7千人。
陳履安說:「軍中一個連大概是130人,一個連打得剩下5、60人的時候,就要補充了。有一個打過松滬會戰的老兵跟我說,他那個連補充了18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戰士?」
在1945年10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軍趕到寧波,還沒回過神來的七十軍,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灣。他們匆匆登艦,當然不知道,他們就此踏入了一個歷史的相框。
一個在寧波碼頭上目睹七十軍登艦赴台的中國人,很驚訝「接收台灣」這麼重大的事情,國軍如此地缺乏行前準備。
我以為,戰爭剛結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隊都亂成一團吧。跟作家張拓蕪談了,才知道並非如此。
張拓蕪的部隊是二十一軍。當時,二十一軍接到命令開赴鎮江,中間會經過南京。僅僅是「經過」,還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軍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慮和準備。部隊在距離南京城還有一段距離的采石磯就停了下來,花了整整三天的時間整補,也就是上台之前對著鏡子整理儀容和化妝:年紀大的、姿態難看的、拖著病、帶著傷、瘸了腿的,還有眾多做勞役的馬夫、挑夫、伙夫,以及這些人所必須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鍋碗瓢盆雨傘籮筐等等,統統都在進城前三更半夜繞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車到下一站等候。年輕力壯、儀容整齊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門外人少的地方,部隊再度整裝:每個士兵把腰間的皮帶束緊,鞋帶綁牢,然後連背包都卸下,重大紮緊。
因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軍真正進城的時候,南京市民所看到的是步伐矯健而軍容整齊的隊伍了。17歲的張拓蕪還記得,一進城門,看見路兩旁還有很多列隊敬禮的日本軍人,城門上兩串長長的鞭炮被點燃,劈哩啪啦震耳地響起。「我們的精神也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別穩重有力了……」
長達50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看見了「祖國」: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走了很久,每一位士兵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舖蓋等。她內心非常難受……。
當時,彭明敏也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他寫道: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麼骯髒混亂的火車……。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他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麼不說話呢?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那就是林精武。林精武1945年1月才入伍,10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一員。
根據林精武回憶,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到的是成群成群
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們是叫化子軍,但是妳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妳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3日 星期四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1)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1)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是著名作家龍應台的有名作品。這本書描寫的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時,以及二二八事變發生時,的許多人的遭遇。其中也包括龍應台自己的父親龍槐生與母親應美君。以下是我認為書中較精彩的部份: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秦厚修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裡還懷著一個。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鶴凌為孩子取名「英九」。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
台北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東北,右下,是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看。
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光復大陸」的虛幻想像,既可笑又可惡。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1947年,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鄭定邦奉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1862年英美租界合併成公共租界,各區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主張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含意的命名,都是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1949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1947年時的幣值叫做「法幣」,法定錢幣!一百法幣可以買到什麼?
1940年 一頭豬
1943年 一隻雞
1945年 一個蛋
1947年 三分之一盒火柴
1943年,部隊需要員額,有員額才有補給,軍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數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長排長。
抓兵,其實就是綁架,只不過,綁架你的是國家。
12歲的桑品載變成一個「少年兵」。他還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隊裡,還有一個6歲的「兵」,叫郭天喜。
1951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
長春圍城,從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一直被封鎖到10月19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的人口有50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總人數可能是80到120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17萬人。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麼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為什麼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30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麼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麼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30萬到60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台灣朋友多半沒聽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麼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只看到「解放」的紀念碑,只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聽我說起圍城,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麼從來就沒聽說過?」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決定了封鎖長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
二,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三,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四,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城裡的人,殺了貓狗老鼠之後,殺馬來吃,馬吃光了,吃樹皮,吃草。最後也吃人。
蔣介石在1948年1月的日記中寫著:……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靈而無忝此生耶。
然後他又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
如何防止將士被俘而使之決心戰死以為榮歸也。
我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檔案室裡,看蔣介石日記。看著看著就忍不住嘆息:何其矛盾的邏輯啊。為了「慰先烈在天之靈」的實踐方式,竟然是要將士立志「戰死」,爭作「烈士」,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較之下,影響歐洲人的是羅馬傳下來的觀念:戰爭是為了制敵,當情勢懸殊,敵不可制時,保全性命和實力,不是羞恥的事。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爆發時,有多少盟軍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個禮拜,英澳聯軍司令官就帶領著近十萬官兵向日軍繳械了。
看見蘇聯紅軍暴行的台灣人許長卿,從瀋陽到天津去賣茶,有個姓孫的同學認為他有錢,就來跟他商量做一筆生意:許長卿出錢,孫同學靠關係去跟國防部申請成立一個三萬人的兵團。拿國防部三萬人的糧餉,事實上只要湊足一萬人就可以,其他兩萬人的空額,國防部來檢查時,到街上、火車站去招人頭充當臨時「兵」點點名就可以。這筆生意,可以淨賺兩萬人的糧餉和軍火。至於軍火,可以拿去賣。
「軍火賣給誰?」許長卿問。
孫同學想都不用想,就說,「賣給八路軍。」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2日 星期三
進化吧,布魯諾(2)
進化吧,布魯諾(2)
為了掩飾難看的脫毛,有天晚上我刮掉了全身的毛髮。我看著鏡中全新赤裸無毛的身體,看著不再像猩猩的布魯諾。鏡中無可否認是個人。我愛上自己,決定對鏡子自慰。我射精在鏡子上,乳狀黏液得意洋洋地在鏡面上淌下,彷彿我最後殘餘的幾滴獸性都含在那泡精液裡面。
我的毛髮再也沒有長回來。剩下的少許也很快自行脫落了。此後,我的餘生都光滑無毛。成為畏冷、虛弱、赤裸的晝行動物。
一天,我回家時,看到莉迪亞躺在床上。床上沾滿了她的血。牆上用奇異筆寫著:「女人若與獸親近,與它淫合,你要殺那女人和那獸,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舊約聖經利未記第二十章16節)。這是一位殺她的宗教狂寫的。
我被帶到紐約大學的研究實驗室。可是我不想奉獻生命給科學、人類醫學。即使我的身體可以提供治癒全世界所有疾病的資料,我還是不想交給你們。我想辦法逃了出來。
里昂.史摩勒成為我的朋友。因為他是我所知極少數語氣不帶任何偏見跟我說話的人類。里昂一點也不在乎我是猩猩還是人類。我扮起里昂魔術秀的助手角色。
我的虛榮心促使我決定做鼻子整形。我太在意自己醜陋的鼻子。我下定決心,但是有些困難。最主要是:我是非法的。我沒有身分。我沒有社會安全號碼,沒繳稅,沒有任何文件證明我存在。
我跟里昂提出想要個新鼻子。起初她反對。
「你幹嘛想要美化那張醜得很有型的臉蛋?天意顯然要你一輩子當藝人!這張臉是你的金雞母啊!別殺了它!」
「我不在乎天意要我怎樣。我要人臉,而且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許。」
「胡說,布魯諾!我是你的雇主。由我決定你的鼻子應該怎樣,因為你的外表牽涉到我的生意。」
「我要新鼻子!我討厭我的鼻子!」
「你這隻虛榮的猴子,你怎麼付整形手術的費用?哼!一定要花上好幾千塊,甚至幾百萬。不,以你的收入沒辦法。如此奢侈,是有錢人的專利。而且你幹嘛在猴臉上裝個人類鼻子?太褻瀆天意吧?」
「因為我現在是人類,我要像個人類。」
「你不是人類!」
「我不是動物!」
「我引用強生的話:『即使穿上綾羅綢緞,猴子就是猴子,奴才就是奴才。』」
「我認識一個人。」里昂的女兒奧黛莉插嘴道。
她繼續說:「我認識做整形手術的人。」
「告訴我。」我懇求:「他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莎夏認識他。」莎夏是奧黛莉的同事。
「他幫她姊姊做過鼻子。來美國之前,他在巴西當醫生。他在這兒沒有執業執照,但是偷偷做整形手術。」
「我得見這個人,他收多少錢?」
那位醫生名叫達席瓦。幾天後,奧黛莉帶我去見達席瓦醫生。經過一番波折,我終於做了整形手術。我盯著新鼻子,從每個可能的角度盯著它。又用手持鏡子對著牆上的鏡子尋找新的檢查角度。魔鏡啊魔鏡,這麼可愛的鼻子是誰的?我哭了起來,是喜極而泣。鼻子跟我的臉完全和諧。我看起來幾乎可以算是天生的人類。我想到街上遊行展示我變美的臉,介紹全世界認識嶄新的布魯諾。
1999年的某個芝加哥午後,我,布魯諾,站在玻璃外看著林肯公園動物園靈長類館的猩猩居住區。我隔著玻璃窺探我童年的家,我看著我的親生家人。我媽芬妮,我爸紅彼得,我阿姨葛羅莉亞跟叔叔雷克斯。我看著我的家人好久,他們一直沒認出我。我對他們來說是陌生人。他們怎麼可能認得我?我沒有毛髮,直立,穿著衣服,有鼻子。
我抵達芝加哥的六個月前,莉迪亞就去世了。
我到芝加哥大學厄曼生物學中心的行為生物學實驗室。我推開門走進房間裡。諾曼.普蘭里博士停下工作抬頭看。塞莉絲蒂被綁在床上。諾曼.普蘭里博士手上拿著一根透明塑膠大針筒。我猜那是人工授精工具。我進門時,諾曼.普蘭里博士正在用姆指緩緩按下針筒,把裡面不明的銀白色黏稠液體從塞莉絲蒂的陰戶注入她體內。我知道那針筒裡裝的是人類精液,或許是他自己的,這不是科學,這是強暴。諾曼.普蘭里博士走向我,認出我來。
「布魯諾?你怎麼了?」他說。
「我進化了。」
「我是說你的臉。」
「我靠外科手術進化了。生物學能做的有限。你在對塞莉絲蒂做什麼?」
我感覺自己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重組:肩膀抬高,肌肉緊繃、抽搐。雖然我進化成了人類,我忍不住展現出動物即將攻擊人的肢體特徵,普蘭里博士認得出來。
「布魯諾、布魯諾。你不會想使用暴力吧?」他嘗試用安撫的口氣說。
我用赤手空拳殺人,也用牙齒咬,並且拿桌上的電腦鍵盤當武器。一隻正常健康的猩猩可能是男人的七倍壯,即使我學到的人性也無法削弱這雙手臂的天賦力量,也無法封鎖內心憤怒迅速轉化為外在暴力的潛能。我只能說我殺他之後,普蘭里博士已經不成人形了。
我拿出一些衣服,幫塞莉絲蒂穿上,帶她離開實驗室。
中午時,有一則新聞宣稱諾曼.普蘭里博士命案偵破了。兇手是個叫做海伍德.芬奇的人,在芝加哥大學當夜班工友。警方在昨天晚上逮捕海伍德.芬奇並且偵訊,他們幾乎立刻獲得完全自白。海伍德.芬奇承認殺害普蘭里博士,並且釋放猩猩。海伍德.芬奇是個智能障礙者,有長期精神異常與情緒不穩病史,而且嚴重自閉。海伍德.芬奇或許會被無限期交付精神療養機構。
我拉著塞莉絲蒂的手,進入林肯公園。我對頭頂上的天空道別。我對芝加哥道別。我對在人類社會中任意行動的自由道別。我看到了我想找的:我看到了一名騎警騎著馬走在公園邊緣。我揮手走近他。
「哈囉,需要幫忙嗎?」員警說。
「敝人是布魯諾.利特摩爾。我殺了人,我是來自首的。」
警察摘下墨鏡,在二十世紀末的芝加哥陽光下疑惑地看著我。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
進化吧,布魯諾
進化吧,布魯諾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反對「進化論」的人便說:「若真是如此,為何現在關在動物園的猴子不會進化成人呢?」姑且不論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如果有一天猴子真的進化成人,會發生什麼事呢?
「進化吧,布魯諾」(The Evolution of Bruno Littlemore) 就是在描述一隻黑猩猩「布魯諾」進化成人類的故事。由於情節太匪夷所思,只能以科幻小說看待。
那位令人討厭,在女學生面前公然脫褲子,積欠學貸不還的作家九把刀,也推薦了這本書。早知道九把刀推薦這本書,我就不會借回家看。因為我相信什麼樣的人會推薦什麼樣的書。沒水準的人所推薦的書,多半也沒水準。
坦白說,這本書並沒有預期中的精彩。因為作者沒有以科學的、有說服力的方式,向讀者解釋布魯諾之所以進化成人類的原因。
「進化吧,布魯諾」的作者是美國人班傑明.海爾(Benjamin Hale)。大致內容如下:
我名叫布魯諾.利特摩爾。剛認識莉迪亞時,我年幼單純,並不知道我參與了科學實驗。我們三個——我,我的白痴哥哥,餅乾,還有小妹塞莉絲蒂,被放出搬運用的籠子。
我在芝加哥林肯公園動物園的靈長類展覽館長大。我出生於1983年8月20日。母親是芬妮,父親是紅彼得。
動物園裡的其他猩猩都很滿意於跟他們自己的同類交配,認為是天經地義,但是我最早的性傾向就與眾不同,我不覺得自己屬於跟我媽媽或塞莉絲蒂相同的物種。我的性慾對象不是同類,我媽一定知道,她從我盯著玻璃牆外女人的方式就看得出端倪。我看到塞莉絲蒂從她的皮毛抓出寄生蟲吃掉!我怎麼可能被這種沒教養的女孩吸引?
諾曼‧普蘭里博士是行為生物學實驗室的主管。
芝加哥大學的工友海伍德‧芬奇時常在深夜時,和我對話,教我人類的語言。我知道了我的名字是「布魯諾」。
我戀愛了,我愛上實驗室的研究員莉迪亞。有一天,我看著莉迪亞,指著自己,對她說:「布魯諾」。她回應的表情是:瞪大眼睛,合不攏嘴,雙唇猛顫抖。
這對我不算什麼里程碑。幾個月前我就對海伍德說過我的名字。
莉迪亞向前伸出脖子說:「布魯諾,你說什麼?」
她站起來對其他科學家喊:「嘿!布魯諾剛才指著自己說了他的名字。」
眾人馬上圍過來。諾曼說:「再說一遍就給你點心。」
我想為他們說話,但是這麼多期待的臉孔看著我,我發現我就是表演不出來。我發生了語言上的陽痿。
到了深夜,我看到海伍德時,就一手抓著柵欄,另一手指著自己,大聲又清楚地說:「布魯諾!」
我真希望莉迪亞能在場聽見。
我最愛的電視節目是「芝麻街」。它隱含教育性,我確實學到了不少基本的東西:如何數到十、字母的顏色。每天早上莉迪亞帶我進實驗室之前,我一定先收看「芝麻街」。我也喜歡所有迪士尼影片,像「灰姑娘」、「石中劍」、「羅賓漢」和「白雪公主與七矮人」。我目前最愛的是「小木偶」,因為它觸及我人生的某些核心主題要素。
我覺得有兩件事人類似乎喜歡假裝不存在,兩個生命中無法迴避的行為:排泄與死亡。沒有別的事情處理起來這麼扭扭捏捏、這麼保密。我們把病人和老人趕到醫院去等死,假裝只是暫時生病或需要隔離的傳染病。當它發生時,我們就說某某人「去世」或「上天堂了」。這不就是我們對待健康直腸每天必須排出大便的方式?
一天,莉迪亞帶我去芝加哥藝術博物館。那天我變成了藝術家。我最喜歡的畫家是梵谷和高更。回家後,我勉強用有限的手勢跟粗淺的口語設法跟莉迪亞溝通,說我發現了我的天命:我要畫圖。隔天,莉迪亞幫我買了一大本素描簿跟畫具:蠟筆、水彩、奇異筆。奇異筆是我的優先工具。我進步神速,莉迪亞還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畫廊為我的作品舉辦正式展覽。
莉迪亞過去曾經失去兒子跟情人。而我,布魯諾,讓她得回了兩者。顯然我們的關係違反了某種深刻又危險的禁忌——不是人獸交,而是亂倫。
一天夜晚,我趁著莉迪亞熟睡時,性侵成功。第二天,她發現後,非常驚嚇地走進浴室,用剪刀剪了長髮,變成男性短髮。
莉迪亞對我說:「我知道你愛我,布魯諾,我也愛你,可是你昨晚做的事,除非對方醒著,否則不該那麼做的,你懂嗎?如果你的對象睡著了,那你就不可能知道她們是否同意。下次你想跟某人做,你必須等她醒來,然後要求。如果她不要,那就是不行。」
我的口語能力爆發性成長,我能夠連結抽象符號與抽象意義,成為史上第一隻學會講話的猩猩。我也學會了閱讀。
一位牧場主人勞倫斯先生教我音樂、邏輯與哲學並引導我探索人生的意義。有個女人偶爾會來家裡教我彈鋼琴。勞倫斯先生會放古典交響樂與歌劇給我聽。我愛上了古典樂,尤其貝多芬。我同意尼采說的,沒有音樂的人生是錯的。勞倫斯先生扮演教授,對我解說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奧古斯汀和阿奎那、霍布斯和洛克、盧梭和孟德斯鳩、康德和黑格爾。他談心靈和物質,懷疑論與信仰,人類、上帝與法律。
一天,莉迪亞的大腦發現了一顆惡劣腦瘤,越來越大,擠壓她的左前腦。醫師決定動手術。結果,手術沒什麼大用。
莉迪亞也懷孕了!莉迪亞懷了我們的孩子。醫師似乎很驚訝,不過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驚訝,人類跟猩猩的染色體比驢跟馬還相似。我們的事引起媒體的注意。報紙出現「猩猩與科學家發生性關係,女子身懷『猩猩人』」的報導。大眾對我的故事中淫亂、情慾的要素比動物學會說人話這件事更有興趣。
莉迪亞跟我一出家門就得擠過一大堆口沫橫飛的記者和抗議者。抗議者夜以繼日地在我們門外吼叫。他們說是為我們禱告。高舉標語牌,用惡毒仇恨的謬論喊到喉嚨沙啞。
這些人的領袖是「傑布牧師」。他透過擴音器最常使用的字眼是「地獄」、「上帝」、「基督」、「懲罰」、「邪惡」、「野獸」、「罪」、「撒旦」、「魔鬼」、「娼妓」、「巴比倫」、「蕩婦」、「不潔」、「污穢」、「怪物」。至今我耳朵深處仍聽得到他悽厲沙啞的擴音器聲音,罵莉迪亞是巴比倫的娼妓,罵我人神共憎,斷言她懷了撒旦的孩子。有天他拿著聖經,對我們喊:「汝不可與獸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獸前,與它淫合。」(舊約聖經『利未記第十八章23節』)。
莉迪亞開始出現失語症,雖然聽得懂別人說什麼,但卻說不出話來。莉迪亞的肚子隨著我孩子的成長,越來越大。我也開始大量掉毛。可能因為我變成人類了。虛榮的裸猿,是虛榮讓我成為人類。
人跟猩猩有什麼不同?如果明天外星人來到地球,一時無法分辨人跟猩猩,我們會教他們注意什麼細微的外貌差別讓他們比較容易區隔?人科動物主要有兩件事跟我們共同的祖先分道揚鑣:他們得到了語言,失去了毛髮。我得到了語言,但現在我開始想要更接近人類的外貌。我想成為人類的一員。我不能回動物園,我不能回去當猩猩。人類或猩猩,我在兩者都沒有歸屬感。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5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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