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

生活的藝術(3)

生活的藝術(3)
我們承認世間非有幾個超人(改變歷史進程的探險家、大發明家、大總統)不可,但是最快樂的人還是那個中等階級者。他所賺的錢足以維持獨立生活,曾替人群做過一點點事情,可是不多,在社會上稍具名譽,可是不太顯著。只有在這種環境下,名字半隱半顯,經濟適度寬裕,生活消遙自在,而不完全無憂無慮的時候,人類的精神才是最快樂的,才是最成功的。我們必須在這塵世活下去,所以我們必須把哲學由天堂帶到地上來。
陶淵明(372-427)是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他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他是今日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他要逃避的只是政治,不是生活本身。
我總以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美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勞碌者,中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悠閒者。智慧的人決不勞碌,過於勞碌的人決不智慧。善於優遊歲月的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我們的塵世人生因為只有一個,所以我們必須趁人生還未消逝的時候,盡情地把它享受。阿瑟基思(Arthur Keith 1866-1955)曾說過一句和中國人的感想不謀而合的話:「如果人們和我的信念一樣,認為塵世是唯一的天堂,那麼他們必將竭全力把這個世界造成天堂。」
講求效率、講求準時、希望事業成功,似乎是美國的三大惡習。美國人之所以那麼不快樂,那麼神經過敏,原因是因為這三個東西在作祟。於是享受悠閒生活的天賦權利被剝奪了,他們錯過了許多閒逸的、美麗的、可愛的下午。一個人第一步應該相信這世界上並無災難。也應相信「把事情放著不做」比「把事情做好」還高尚。大體上說,一個人在收到信後,馬上回信,結果是好壞各居一半。如果不回信,縮雖然可能會錯過良好的約會,但是也可能會避免不歡而散的約會。
我們不贊成講求效率,是因為講求效率太費功夫。為了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連享受悠閒的樂趣也失掉。美國有一位雜誌編輯者為了要嚴密校正錯字,連頭髮也校得灰白。中國的編輯便聰明得多,他把幾個沒有校出的錯字留下,以便增加讀者發現錯字的樂趣,增加讀者細心觀察的能力。不但這樣,中國雜誌上都按期刊登一篇連載小說,登了幾期之後,便突然失蹤,而讀者和編者也就淡忘了。這在美國,那編輯或許會因此而大受攻擊。
要是兩個中國工人在山的兩面分工掘山洞,結果會掘成兩個進口、兩個出口。只要山洞掘得出,中國人就覺得沒有關係。有兩個山洞,反而可以築雙軌鐵路,這種偉大的悠閒生活,在現代工業生活的速度下,已經使我們沒法享受。
美國人過於注意安排時間,已使這件事漸趨於悽慘之境。他們不但把明天的工作時刻預先排定,不但把下星期的工作時刻預先排定,並且連下一個月的工作時刻也完全排好,甚至連三星期後的一個約會時刻也會事先排好,這似乎是太過份了一些。一個中國人接到他朋友一張請帖時,不必答覆他朋友到或不到,如在請客名單上寫一個「到」字,即表示要來,不來的話呢?即寫一個「謝」字,這樣就算了事。可是另有許多被邀者,直截了當寫一個「知」字,意思即是已經知道,來不來?不一定。
一個在離開上海時的西方人,會很有把握地告訴我,他將在1938年4月19日下午3點整,在巴黎參加一個委員會議。假如我們要把一個下午判處死刑,難道一定要把行刑期判決得這麼早嗎?一個人既然做了自己的主人翁,難道不能隨著他的趣味旅行?任著自己的意思來去嗎?
但是美國人之所以不懂悠閒,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做事的興致太高,把工作看得高於生存,比生存來得重要。
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一個重大不同點是:在行相見禮時,西方人以手互握,而東方人則握自己的手(即拱手)。我認為一切可笑的西俗中,當以握手為最。我為了衛生和許多別的理由反對這個習俗。西方人說我們的硬幣是細菌的聚集所。但是在街上碰到張三或李四,卻和他握手。這實在不合邏輯。你怎麼知道這個張三或李四的手沒有摸過硬幣?有時你會碰到露出已經患肺病氣色的人竟也伸出手來和你相握。在這點上,中國的習俗較科學。因為中國人不過是握握自己的手,拱拱而已。
此外,對於握手還有感受上和心理上的反對理由。當你將一隻手伸出來時,就等於聽人宰割。對方可以由著自己的意思,握得或輕或重,或久或暫。手是人體上感覺最敏銳的器官之一,極易感覺壓力。你遇到的或許是青年會式的握手。對方一手拍你的肩膀,另一手則握著你的手,重重的抖動一下,直抖得你渾身骨頭都幾乎脫節。對方簡直在對你說:「聽著!你現在已經在我的掌握中,你必須買###。」遇到這個情形,我無非是趕緊掏出皮夾。
我生長在一個牧師的家庭,並且有一個時期也預備去做傳道工作。我的天然感情是向著基督教,而不是反對它。後來我成為一個異教徒,無非是求其自在罷了。偉大的異教徒大都對大自然抱著一種深切的誠敬態度。
在我母喪出殯的四天前,忽然大雨傾盆,這雨如果長此落下去,城內的街道都將被水淹沒,而出殯也將被阻。我的一個親戚(她是中國篤信基督者的榜樣)向我說,她向來信任上帝,上帝必會為祂的子女設法。她即刻祈禱,而雨竟停了,顯然這樣便可以讓我們這個小小的基督教家庭舉行我們的出殯禮。但這件事裡所含的意義是:倘若沒有我們這件事夾在其中,上帝便會聽任全漳州的萬千人氏遭受大水之災。或也可說是:上帝不是為了漳州的萬千人氏,而只是為了我家少數幾個人要趁著晴天出殯,所以特地將雨停止。這個意義使我覺得實在是一種最不可思議的自私自利。我不相信上帝會替如此自私的子女想什麼法子。
還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寫了一篇自傳,其中述說:在他的一生中,上帝許多次照顧他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上帝照顧他的故事是:當他籌集了六百美元去購買到美國去的船票那一天,上帝特地將匯兌率降低一些,以便這位重要人物在購買美金船票時,可以便宜一些。以六百元之所能購買的美金而言,其高低相差至多不過一、二十元,難道上帝單單為了使祂這個兒子可以得到一、二十元的便宜,竟肯使巴黎、倫敦和紐約的交易所經過一次金融風潮嗎?這種歸榮於上帝的說法,在基督徒群中並非罕見。
從前有一個中國學者,他不信佛教。但他的母親則很相信。她極虔誠,整日不停唸「阿彌陀佛」,以積功德。但在她每唸一次「阿彌陀佛」時,她的兒子就在旁邊喚一聲「媽媽」,她惱了。她的兒子向她說:「這樣看起來,菩薩如果也聽得見妳這樣喚祂時,祂不也要發惱嗎?」
我發現基督教教義中,有一條使我起疑的地方。那就是「處女生子」。我深信基督教的神學家是基督教的大敵。他們有兩個我所不能了解的矛盾點:第一,他們將基督教的整個信仰結構完全繫在一顆蘋果上。如果亞當沒有吃蘋果,世上就沒有原始的罪惡。如果世上沒有原始的罪惡,世上便不需要什麼救贖。基督本人從來沒有提起過原始的罪惡或救贖的事。所以它其實是不符合基督的訓誨。我決不相信我有罪惡。我相信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親愛我一般的一半,祂便決不會將我打到地獄裡去。
還有一個問題,在我看來尤不合理。那就是:當亞當和夏娃吃了一顆蘋果時,上帝異常大怒,罰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為了這一件小小的罪過而受罪,但是,當同是這班子孫將上帝的獨子害死時,上帝卻異常快活,將他們一起赦免。
我畢業之後,還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曾自動在北京清華學校組織了一個主日聖經班。這聖經班的集會使我很受痛苦,因為我在拿我自己不相信的偽事,告訴給中國兒童聽。
異教的信仰是一種更為簡單的信仰。它並不藉種種假定的說法,如:罪惡、得救、十字架、存款於天上,去勸誘人們做善事。
人類之間的互愛應該是絕對的事實,我們應不必藉著上天第三者的關係而彼此相愛。基督教,在我看來,好像已使道德成為一件非常困難、非常複雜的事情,而罪惡倒反而是一件極動人、極自然和極可悅的東西。在另一方面,異教主義倒好像能夠將宗教從神學裡救出來,恢復了它的信仰之簡單性和感覺之尊嚴。中國的異教徒都是信仰上帝。中國的異教徒很誠實地聽任這位「造物者」隱處在一個神秘的彩暈中,不過對祂表示一種尊畏和虔敬,而即以為足夠了。他接受死亡、接受痛苦,視之不過為生命中不可免的東西,視之如曠野的陣風,如山間的明月,而無從怨言。如「造物者」要他在七十歲時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時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環」,所以世界決不會永遠沒有公道。
(全文完)
※昨天股市有多檔太陽能概念股上漲,雖然漲幅不是很大,總是令人欣慰。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13日 星期三

生活的藝術(2)

生活的藝術(2)
關於人類的觀念,世上有好幾種:即傳統的基督教觀念,希臘的異教徒觀念和中國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觀念(因為佛教的觀念太悲
觀,我沒有把它包括進去)。
依傳統的基督教觀念,人類本來完美的、天真的、愚笨的、快樂的、赤裸著身體在伊甸園裡生活。後來人類有了智識和智慧,於是墮落了。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謂痛苦,主要是由於:一,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二,女人方面生男育女的疼痛。為了要顯示人類的缺點,基督教又引進一種人類的新成份,和原來的天真完美相對照。這種新成份就是魔鬼。「魔鬼」的來源必須解釋。中世紀的神學家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狀態。他們不能承認「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並存永生,所以在無可奈何中,他們只得說「魔鬼」一定是個墮落的天使。但是這又引起了罪惡來源的問題(因為另外總得有一個『魔鬼』來引誘這個天使去墮落啊!)
跟隨而至的是「贖罪」的理論。從這個理論推想起來,上帝好像是一個喜歡人間煙火嗅味的神,不願意無代價赦免人類的罪惡。
的傾向。拯救問題代替了人生幸福問題。
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特的一點就是完美的觀念,它有一種著重來世根據創世紀的記載,亞當和夏娃之所以被逐出伊甸園,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是為了偷嚐善惡樹的果子,而是為了上帝怕他
們再度違,伸手去摘生命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又在伊甸園東邊安設四面轉動能發火焰的
劍,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總之現在還存在一種以為人類是完全墮落的信念,今生的享樂便是罪惡,以為人類除了被一種外來的偉大力量所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惡是今日基督教教義的根本理論。教士在講道時,第一步是使人體會到罪惡的存在,以及人類本性的不良。總之,你若不
能先使一個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勸誘他做基督徒。
希臘人要使他們的神成為凡人一般,而基督徒則要使凡人跟神一
樣。
佛教對於肉體情慾的觀念,和中世紀的基督教很相同--以為這些情慾是必須割捨的討厭東西。思想過度的男女有時會接受這種思想,而去做和尚或尼姑,大體上說來,儒家的健全意識並不贊成這種行為。
中國人並不想達到快樂的頂點。有一個人從幽冥降生到人間去,他對閻王說:「如果你要我回人間,你必須答應我的條件。」閻王問:「什麼條件呢?」那人回答:「我要做宰相的兒子,狀元的父親,我的住宅四周要有一萬畝田地、有魚池、有各種花果。我要有一位美麗的太太,和一些姣豔的婢妾,她們必須待我很好。我要滿屋珠寶、滿倉五穀、滿箱金銀,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榮華富貴,活到100歲。」閻王說:「如果人間有這樣的人可做,
我自己也要去投生,不讓你去了!」
陶淵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有最和諧的性格。一切中國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我
們怎樣去享受人生?
哲學的任務是要去發現並取回人失掉的東西。根據孟子的見解,人失掉的東西是「赤子之心」。他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認為「大人」的三種條件是「仁智勇」我以為把「仁」改為「情」更為恰當。以「情智勇」作為「大人」的三種條件。
如果國家有一天要消滅那些不適合生存的人,第一步,應該先把那些無道德觀念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鐵石心的人,殘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堅決一無情義的人,以及那些失去生之歡樂的人。一起把他們的生殖機能割掉。在我看來,一個熱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許會做出一些愚蠢而鹵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又無情感的
人,卻好像是一個笑話或一幅諷刺畫。
中國佛教徒把許多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有修養的人也只能避免利的誘惑,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和他的弟子談到這兩個俗念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說:「然則師傅可稱為世上唯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
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只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字中,可以拿「成功」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
全,他還在費盡心計想要統治別人。
如果你去請一位真實的智者來要選他作總統,要他隨時向一帬民眾脫帽招呼,一天要演說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近代
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 1838-1922)認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政界服務。
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已足以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群服務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坐在家裡,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然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與權力的迷惑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騙子的奴隸。
中國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如果一個人離開城市,到山中過著幽寂的生活,那麼他也不過是第二流隱士,還是環境的奴隸。城中隱士實是最偉大的隱士,因為他對自己具有充分的節制力,不受環境的支配。如果一個僧人回到社會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時並不腐蝕他的靈魂,那麼他便是一個「高僧」了。
我認為半玩世者是最優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終究應屬子思所倡導的中庸生活。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古今哲學,還不曾發現過比這種學說更深奧的真理。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用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不至於富到完全不需工作;鋼琴也會彈彈,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只夠擺滿屋裡的壁爐架;書也讀讀,可是不很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文章也寫寫,可是寄到泰晤士報的稿件,一半被錄用,一半被退回。總而言之,我相信這種中等階級生活,這是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待續)
※千瑤前天把手按在我跌倒受傷的頭部,用「方言」(和神溝通的特殊語言)禱告。她的「方言」非常流暢而悅耳。讓我覺得她是神的女兒。我在部落格上批評千瑤,千瑤原諒了我。千瑤的大妹瓊雅知道了,對千瑤說:「算他好運!」
我認為事情的關鍵不是在於我運氣好,而是在於千瑤已經成為神的女兒。耶穌尚且要祂的門徒原諒朋友七十個七次,神的女兒千瑤怎會在意她兒子的父親的過失呢?
昨天我和千瑤去內湖的花市買了好幾株漂亮的玫瑰花回來種在院子裡。現在我們家擁有兩位越來越懂事的兒子、一隻聰明的兔子,還有庭院裡好幾株漂亮的玫瑰,加上連屋內都吸得到的森林芬多精。這麼幸福的生活,讓我想到我在日本的親人、朋友還在過著驚慌不安的生活時,覺得有一些罪惡感。我只能祈禱他們安然渡過這場無妄之災。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12日 星期二

生活的藝術(1)

生活的藝術(1)
最近讀了林語堂(1895-1976)「生活的藝術」。以下是這本書的部份精彩內容:
中國的哲學家是睜一隻眼做夢的人,是用愛和譏評心理來觀察人生的人,是一個自私主義和仁慈寬容心混合起來的人,是一個在清醒時也含著夢意的人。他並沒有虛幻的憧憬,所以無所謂醒悟。他從來沒有懷著過度的奢望,所以無所謂失望。他的精神就如此得了解放。
在任何一個社會或民族裡,如果幻想的理想主義成份太多,就會時常發生革命。好像一對理想主義的夫妻,對他們的住家永遠不滿意,每三個月總要搬一次家。他們認為沒有一個地方是理想的,而沒有到過的地方總是好的。
我用一些公式把人類進步和歷史變遷表示出來。
「現實」減「夢想」等於「禽獸」
「現實」加「夢想」等於「心痛」(普通叫做『理想主義』)
「現實」加「幽默」等於「現實主義」(普通叫做『保守主義』)
「夢想」減「幽默」等於「狂熱」
「夢想」加「幽默」等於「幻想」
「現實」加「夢想」加「幽默」等於「智慧」
各國的民族性也可以用準科學的公式表達出來。
「現」代表現實感(或『現實主義』)
「夢」代表夢想(或『理想主義』)
「幽」代表幽默感
「敏」代表敏感性
「四」代表最高
「三」代表高
「二」代表中
「一」 代表低。
英國人 現三 夢二 幽二 敏一
法國人 現二 夢三 幽三 敏三
美國人 現三 夢三 幽二 敏二
德國人 現三 夢四 幽一 敏二
俄國人 現二 夢四 幽一 敏一
日本人 現二 夢三 幽一 敏一
中國人 現四 夢一 幽三 敏三
我認為中國人和法國人最相近。這從法國人的著書和飲食方式可以清楚看出來。以「現四」來代表中國人,是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現實化的民族。日本人和德國人在缺乏幽默感方面,非常相像。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國人之所以在現在和過去都遭受到政治上的痛苦,某原因就是他們缺乏良好的幽默感。我給日本人「夢三」,是指他們對天皇和國家的狂熱忠誠,這種狂熱忠誠是由於他們性格上幽默成份過低的緣故。一般說來,英國人好像是最健全的民族。我絕對贊成「現三 夢二」,這是民族穩定性的表現。我認為理想的公式似乎是「現三 夢二 幽三 敏二」,因為理想主義或敏感性的成份過多,也不是好事。
我們對作家和詩人也可以用同樣的公式。
莎士比亞 現四 夢四 幽三 敏四
德國詩人海尼(Heine)現三 夢三 幽四 敏三
英國詩人雪萊(Shelley)現一 夢四 幽一 敏四
美國詩人愛倫波(Pce)現三 夢四 幽一 敏四
李白 現一 夢三 幽二 敏四
杜甫 現三 夢三 幽二 敏四
蘇東坡 現三 夢二 幽四 敏三
一切詩人顯然都有很高的敏感性,否則便不成為其詩人了。
中國人濃厚的現實主義是一種安於人生現狀的態度,是一種認為「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態度。這種現實感覺的主要功用,是要把人生哲學中不必要的東西排除出去。人生的智慧其實就在排除那種不必要的東西,而把哲學上的問題減化到很簡單的地步--家庭的享受、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時停止一切不相干的科學訓練與智識的追求。這麼一來中國哲學家的人生問題就變得稀少簡單。同時人生智慧也是指一種不耐煩的態度--一種對形而上的哲學,以及與人生沒有實際關切的智識的不耐煩。
中國人對任何一種哲學觀念、信仰、派別,常常不願專心相信,或過份起勁地研究。有了這種文化和哲學,其最後結果,就是中國人和西洋人成了一個對照。中國人比較過著一種接近大自然和兒童時代的生活。這是一種不太重視智能的生活。敬重肉體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和輕鬆的快活,熟悉世故並且有孩子氣的天真。這種哲學的特徵是,第一,一種以藝術眼光看人生的天賦才能。第二,一種於哲理上有意識的回到簡單。第三,一種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後的產品是對詩人、農夫和放浪者的崇拜。
放浪者也許是人類中最偉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許是人類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樣。讀者對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國與吾民」的一般印象似乎我在竭力稱頌「老滑」現在我希望讀者對我這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在竭力稱頌「放浪漢」或「流浪」。在這個民主主義和個人自由受到威脅的今天,也許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會解放我們,使我們不至於都變成有紀律的、服從的、受統御的一式一樣的大隊中的一個標明號數的士兵,因而無聲無臭的煙沒。放浪者將成為獨裁制度最後的、最厲害的敵人。他將成為人類尊嚴和個人自由的衛士,也將是最後被征服的一個。現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維持。
我認為文化須先由巧辯矯飾進步到天真純樸,有意識地進步到簡樸的思想和生活,才可稱為完全的文化。我認為人類必須從智識的智慧,進步到無智識的智慧,必須變成一個歡樂的哲學家,也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後感到人生的歡樂,這樣才能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後有醒覺,有醒覺而後有哲學的歡笑,另外再加上和善與寬容。
我認為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因為太嚴肅,所以必須有一種智慧和歡樂的哲學,作為調劑。如果世間有東西可以用尼采所謂「愉快哲學」這個名稱的話,那麼中國人生活的藝術哲學,確實名副其實。只有快樂的哲學,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學。西方那些嚴肅的哲學理論,我想還不曾開始瞭解人生的真意義哩。
在我看來,哲學的唯一效用是叫我們對人生抱持比一般商人較輕鬆、快樂的態度。一個五十歲的商人,本來可以退隱而不退隱,在我看來不是哲學家。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人生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這種人生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哲學更偉大,因為它超越這兩個哲學家和其他哲學家。
(待續)
※昨天股市雖然有多檔太陽能概念股重挫,但是我仍舊看好太陽能概念股的長期遠景。因為太陽能是人類未來的希望。你只要看東京這幾天以及前些日子歐洲的反核能發電遊行示的威盛況就一葉知秋。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11日 星期一

儒學三千年(5)

儒學三千年(5)
戊戌政變兩年後,義和團事件爆發,遭來八國聯軍。清朝政府不得不實施政治改革。
中日甲午戰爭五年前,1890年,有一位浙江省紹興出身叫湯震的33歲進士寫了一本書「危言」。由於他沒什麼知名度,所以這本「危言」幾乎沒受到注意。湯震認為西洋的「器」太卓越,以至於有時會接近「道」。他柔和地主張西洋不只擁有「器」,還擁有「道」。湯震並且認為西洋的政教幾乎都是以「周禮」為基礎。讓中國引進西洋的政治制度,具有正當性。
當初,「危言」出版時,不太引人注意。可是,中日甲午戰爭後,卻再版。並且給洋務派轉變到變法派的時代潮流,提供理論根據。這位湯震在辛亥革命時,被推選為首任浙江都督,後來並且成為南京孫中山政府的交通總長。
儒家的悲劇始於國教化。儒家成為掌權者最喜歡的意識形態後,其他思想都被排除。儒家失去了競爭者。後來佛教雖然傳到中國,但是與佛教競爭的卻是道教。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科舉制度展開後,儒家更是獨佔思想。
在中國,政治獨裁破滅後,儒家的思想獨裁也隨之瓦解。現在儒家只有與其他思想共存,沒有第二條存活之路。
儒家思想的體系化、哲學化是從宋朝之後開始。北宋的周敦頤(1017-1073)是開山祖。接著其門人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完成思想體系。他們認為宇宙的本源是「理」,是最高範疇,因此人們稱這套思想體系為「理學」。集「理學」大成的人是南宋朱熹。朱熹的思想體系稱為「朱子學」,不久成為儒家思想的主流。根據朱熹的說法,這個世界充滿「氣」。「氣」是動的狀態便是「陽」,靜的狀態便是「陰」。「氣」是形而下,「理」是形而上。人類的「理」是道德,自然界的「理」是自然法則。朱熹主張「格物致知」,是徹底的主知主義者。
朱子學的另一個特徵是絕對肯定名教,秩序永遠是真理,而且最理想的狀態是去除私欲。它不允許批評封建制度。這對政治掌權者而言,當然是再好不過的思想。1315年,元朝政府定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解釋為科舉的唯一標準。朱子學獨佔了儒家思想。
朱熹原本最討厭學問成為出人頭地的工具。不料,他的學問到了後世卻成為科舉的唯一標準。這真是諷刺。
明朝王守仁(1472-1528)主張「理」就是人心,創造出主觀唯心論。王守仁號陽明,所以他的學問稱為「陽明學」。用佛教語言來說,「朱子學」是「漸悟」,「陽明學」是「頓悟」。
日本在江戶時代,朱子學是官學。熊澤蕃山、大鹽中齋(1793-1837)、佐久間象山(1811-1864)、吉田松陰(1830-1859)和西鄉隆盛(1827-1877)都是具有陽明學傾向的人物。他們大部份是反體制。其中,大鹽中齋實際叛亂。西鄉隆盛在明治新政府眼中,也是叛亂份子。
前些年,有人倡導「儒學繁榮圈」。意思是說,韓國、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這亞洲四小龍,不但經濟發展順利而且治安良好。更巧合的是它們的主流意識形態都是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有助於現代化。而且若加上領先四小龍在前的日本,也是尊崇儒家思想,那麼,「儒學繁榮圈」就更有說服力。
明朝末年的李贄(李卓吾 1527-1602)生在伊斯蘭教家庭。他科舉通過,成為舉人後,做官做到雲南省姚安府知事,便不做了。他屬於陽明學左派。對佛教沉迷,剃髮。他主張「童心說」。認為過多的知識只會扭曲人心。為了排除這種影響,維持幼童的心才是至高的方法。例如漢朝的司馬相如(西元前179-西元前117)愛上卓文君。兩人私奔後,開了一家酒店。
司馬相如文章雖然很好,人品卻很糟。不過,李贄還是稱讚他想做什麼就去做的人生態度。因為以「童心說」來看,司馬相如這樣的人生態度值得讚揚。
五代時候,有一位人物馮道(882-954),連續擔任了五個王朝的宰相。就儒家的看法,人不能連續在兩王朝任官。王朝如果滅亡,即使沒有殉死,也不應該在接下來的王朝任官。何況馮道是連續五個王朝。所以儒家視馮道為沒有節操、羞恥。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中就大肆批判馮道這種沒有廉恥的行為。
可是李贄卻非常稱讚馮道,認為如果在王朝更替之際,抵抗到底,甚至不惜殉節,則人民一定遭殃。而馮道讓五個王朝在和平中更替,讓人民免於流血,居功厥偉。
儒家不太重視商業,可是李贄卻為商業辯護。儒家主張男女有別,可是李贄卻主張男女平等。
士大夫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等大眾小說評價很低,是李贄卻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可以和「文選」、唐詩並列。在當時執政者眼中,「水滸傳」是叛亂小說,很怕人民效法。所以政府會沒收書店的版木,銷毀。李贄的書也被視為危險思想,好幾次被燒毀。李贄也覺悟自己的書會被燒毀,甘脆取書名為「焚書」。李贄後來被捕,並且在獄中自殺。
1988年,「儒家國際座談會」在新加坡召開。參加者余英時認為現代的儒學是「遊魂」。近代中國社會遭受西方的衝擊後,解體。儒學就從屍體裡拋出,成為「遊魂」。「遊魂」從身體解放出來,獲得自由。今後的課題是如何運用這個自由。「儒家國際座談會」也討論到「儒學內在的資源與其界限」。「儒學內在的資源」是指「理性」、「無神論」與「抗議精神」。
新中國的儒學如何招魂呢?原本在孔子之前,儒者就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這工作的周邊,有墨家、老莊和法家,或許新中國的儒學應該融合這些思想的精華,創造出能夠符合現代人的道德標竿。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10日 星期日

儒學三千年(4)

儒學三千年(4)
日本的「源氏物語」誕生於11世紀。中國第一本長篇小說「水滸傳」誕生於14世紀中期。中國比日本晚了3百多年。隋唐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引進各種文物制度。但是日本不是什麼都學,他們就沒有引進「科舉制度」。這真是聰明的選擇。如果讀書人眼中只有「科舉」,就沒有餘力發展自己的興趣。
例如,德川幕府雖然定朱子學為官學,但是因為沒有科舉制度,所以日本的讀書人可以自由研究朱子學以外的學問。儒學者伊藤仁齋開私塾「古義堂」就標榜排除朱子的注,回復古典原文。還有山鹿素行(1619-1691)的「聖教要錄」是一本批判朱子學的書。中江藤樹(1608-1648)和熊澤蕃山(1619-1691)是有名的陽明學者。由於沒有科舉制度,所以日本的價值觀才能多元化。
在中國,不只是士,連農、工、商,人人都羨慕「狀元」。在日本,工匠以左甚五郎(1594-1651)為理想目標。商人則以紀伊國屋文左衛門(生卒年不詳)為理想目標。每種領域的人都有他關心的事物,這種多元化現象對日本的現代化是一大助力。
中日甲午戰爭時,李鴻章幾乎是以自己擁有的軍力與日本打仗。後來李鴻章發覺缺乏資金,便向當時擔任兩廣總督他的哥哥李瀚章要戰費。李瀚章因為托李鴻章之福,才得以升官,這時候,當然要回報。他就實行「闈姓捐」。「闈」就是科舉的考場。「闈姓捐」就是公營賭博。由賭徒來押誰會金榜題名。地方政府則抽頭。這個故事顯示當時一般人對科舉是何等關心!不過後來因為李鴻章政敵抗議,認為冒瀆了科舉,李瀚章只好廢止了「闈姓捐」。
「論語」公冶長篇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翻譯成白話文是:
孔子說:「我的道無法行於世,我乘木筏遠渡海外,跟隨我一起去的,大概只有由吧?」
「乘桴浮於海」裡的「海」,當然是指中國東邊的海。伊藤仁齋就認為孔子一定是想到日本來。他的論敵荻生徂徠說,日本本來就很優越,不需要靠「論語」來證明。伊藤仁齋已經夠夜郎自大了,荻生徂徠的夜郎自大更勝一籌。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船亞馬斯特號想進上海港。船長寫了一封信給上海長官吳其泰,訴說開港的好處。吳其泰回信說:上海禁止對外貿易,請盡快離去,到廣州交易。
信裡,吳其泰稱呼英國商人為「夷商」。亞馬斯特號船長覺得受到羞辱,便回信說:大英帝國不是夷國,是「外國」。吳其泰辯稱說:「夷」絕對不是蔑稱,而是與「外國」同義。可是亞馬斯特號船上卻有一位熟悉中國古書的傳教士。他引用宋朝蘇東坡的文章,證明「夷」是蔑稱。吳其泰只好將「夷商」改為「該商」。
這個故事說明了在孟子時代,「夷」只是地名,可是到了蘇東坡的時代,「夷」已經成了蔑稱。
鮮卑族的北魏孝文帝(在位471-499)時,實施漢化政策。他不僅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元」,而且禁止人民穿胡服,必須穿漢服。尤其徹底的是他禁止人民說鮮卑語,必須說漢語。他還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連人種都要漢化。
在孝文帝即位前二十年,450年,發生了「國史事件」。北魏的漢人宰相崔浩(381-450)受太武帝之命,編纂「國記」。崔浩遵守中國編纂歷史的傳統「務必遵從實錄」。他內心或許瞧不起鮮卑人。因此在編纂「國記」時,把鮮卑族先祖野蠻的狀況如實記載。花300萬錢編纂的「國記」刻在石頭上。鮮卑人讀了,都很憤慨。他們就向太武帝抱怨。太武帝讀了「國記」,也非常憤怒。把崔浩抓起來,關在囚車裡,命令數十位士兵對崔浩撒尿。負責編纂「國記」的人及其僕人總共128人,被誅殺五族。這就是「國史事件」。二十年後,孝文帝採取激烈的漢化政策。一部份原因是想彌補民族間的憎恨與不信。他想藉此達成民族「大和解」。
太武帝是「三武一宗法難」的第一棒。他受崔浩唆使,鎮壓佛教。當時,另一位排佛煽動者道士寇謙之(363-448)創立「新天師道」。崔浩皈依這個「新天師道」。
南北朝時代有二百七十餘年,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南方是六朝。大家都認為文明的正統在南方。北魏的漢化政策當然有意識到南方,在文化水準上不願輸給南方。經過二百七十餘年的努力,北方的文化水準已經趕上南方。在南北朝時代,知名的文人幾乎都是南方人。如陶淵明、謝靈運、沈約和王羲之一族。南朝的梁,派遣文才很高的庾信擔任使節到北周。結果被北周扣留,要他在北周朝廷任官。可見北方的文人多麼缺乏。可是到了唐朝,情形完全改觀。以「唐詩選」這本詩集來說,北方出身的作者多達一百多人,南方出身的作者卻只有二十人。
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知道洋人船堅砲利,根本打不贏。因此必須向西方學習。一開始,清朝政府採取「夷務運動」這四個字,後來怕激怒洋人,只好改成「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領導人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政府高官。他們都飽讀詩書,熟悉中國的學問。並且對中國學問的價值深信不疑。
「易經」裡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這些政府高官們就認為西學(西方的技術)是器,中學(中國的學問)是道。形而上的道是本,形而下的器是末。這是「道先器後論」。當清朝派遣國費留學生時,也同時派儒學老師跟著留學生一起去國外。李鴻章的智囊馮桂芬(1809-1874)認為「必須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根本,再補強各國的富強之術。」
「論語」為政篇有:「君子不器。」「器」就是「用」,也就是技術。儒家似乎向來輕視技術。
清朝第一任駐英兼駐法公使郭嵩燾(1818-1891)回國後,於1879年,發表「使西紀程」,在這本書裡,郭嵩燾認為「西洋立國,自有本末。」引起各方爭議。因為當時保守的儒者都認為西洋雖然有「器」,也就是「末」,但是沒有「本」。所以中國應該保有自己的「本」,只需引進西洋的「末」即可。然而郭嵩燾卻主張西洋既有「末」,也有「本」。
郭嵩燾被視為異端,他的「使西紀程」被禁止發印。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主張,西洋的富強不僅在於優越的技術,更在於其根源的思想、文化與制度。這種看法,對現代人而言,是理所當然。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卻是異端。
對當時中國的洋務派而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道先器後」是護身符。沒有這些護身符,很難引進西方科技。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後,有識者發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道先器後」這些護身符已經失去效用。為什麼堂堂中華大帝國會輸給東海的小國呢?兩國不是都同樣引進西方科技嗎?答案很明顯,清朝固執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卻引進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制度(立憲、議會政治與責任內閣)。在清朝,光是主張西洋既有「末」,也有「本」,就會被視為危險思想而遭到迫害。根本別談立憲之類的事了。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清朝大敗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完全喪失權威。取而代之的是「變法派」。「變法派」主張效法日本,引進西方的制度。然而,「變法派」卻遭到保守派的反撲。1898年,戊戌政變爆發。譚嗣同(1865-1898)等六位志士被清朝處斬刑。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7日 星期四

儒學三千年(3)

儒學三千年(3)
結果,明朝政府於1637年,將多明我修道會與方濟各修道會驅逐出境。7年後,明朝滅亡。多明我修道會士回到歐洲後,於1643年向羅馬教宗告發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違反天主教教義。1645年,教宗認同宗教審判所的判決,認為應該禁止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
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士接到教宗的命令後,認為教宗的判斷有誤,便上告反駁。耶穌會的解釋是: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是追憶、緬懷,不是宗教行為。1656年,教宗亞力山大7世認同耶穌會的解釋。但是多明我修道會與方濟各修道會一點也不退讓。
由於1665年清朝鎮壓天主教,新教宗克利蒙斯9世宣佈前教宗亞力山大7世的命令無效,再度反對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
喜愛西方文化的康熙皇帝去世後,繼任的雍正皇帝採取禁教政策。
鴉片戰爭二年後,1844年,在列強的壓迫下,清朝政府同意讓天主教自由傳教。
1939年,教宗皮屋斯12世修正羅馬教廷對中國信徒敬拜祖先與孔子的看法,同意中國信徒可以懸掛孔子肖像也可以掃墓,並且可以到孔廟敬拜孔子。
「孟子」盡心上,有孟子對楊子(楊朱)與墨子的批評,如下: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根據這段文字,楊子似乎是徹底的個人主義。因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拔一根毛,可以有利於天下,也不願做。剛好與主張「利他主義」的墨子相反。
可是根據「淮南子」,楊子是「全性保真,不以物形所累。」這裡所說的「物」,是指外界。「不以物形所累」就是不被外界所影響之意。若真是如此,那麼楊子主張的應該是保全自己的本性與真實,不被外界所影響。他主張的應該不只是個人主義,而是不輕易動搖的自我。這樣的人,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個麻煩人物。因為中國政府一向喜歡干涉人民。如果討厭被干涉的人民增多了,對政府來說,可真是一大困擾。
楊子沒有著作留下,可能是被統治者燒毀之故。焚書不是秦始皇的專利。在反體制這點上,墨、楊兩家最突出。
清末的康有為(1858-1927)的代表作是「孔子改制考」。他認為孔子並不保守,孔子是位改革者。不過如果孔子是位改革者,儒家文憲卻有不少地方與這個命題相違背。因此,康有為又寫了一本「新學偽經考」,來支持他的理論。「新」是指王莽(西元前45-西元23)創立的「新朝」。內容是說王莽為了合理化他篡漢的事實,便命令學者劉歆偽造經書。我們現在讀的儒家文憲都是不能相信的偽作。
在康有為的立論下,儒家,以及孔子,不僅不是阻擋現代化的怪物,而且還是改革的同志。
民國初年,社會上有「尊孔」的聲音。當時的教育部長蔡元培(1868-1940)反對尊孔,認為這樣違反信仰的自由。蔡元培還主張「廢孔祀」,結果遭到保守派報紙的猛烈攻擊。各地還出現「孔教會」、「孔道會」的團體。尊孔運動如火如荼。
對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而言,尊孔運動是樂於見到的發展。1913年,袁世凱下令「尊崇孔聖」。三個月後,「孔教會」向政府請願訂孔教為國教。「孔教會」的成員有嚴復(1853-1921)、夏曾佑(1863-1924)、梁啟超(1873-1929),都是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不久,「孔教會」推康有為為會長。
在「論語」子路篇,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請您去施政,您會先做什麼?」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
後來王莽就根據這句話,在篡漢取得政權後,開始「正名」起來。例如,把「長安」改成「常安」,把「匈奴」改成「降奴」。他發覺匈奴不高興,就趕緊又改成「恭奴」。簡直是兒戲。中國人把這種行為叫做「換湯不換藥」。這讓人想起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拿到政權後,便要把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換掉,也有人提議要將國歌中的「吾黨所宗」改成「吾民所宗」。這都是儒家「形式主義」的遺毒。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劉英據說是中國第一位佛教信徒。在中國歷史上,道教經常和佛教論戰。儒家總是隔岸觀火。歷史上有所謂「三武一宗法難」。「一宗」是指955年後周世宗的「廢佛」。嚴格地說,應該談不上「廢佛」。而是在僧尼出家時,予以考試。所以應該算是改革當時已經墮落的佛教。「三武」則是指446年北魏太武帝、574年北周武帝和845年唐武宗時的「廢佛」。
北魏太武帝的法難是道士寇謙之和道教信徒崔浩引起。北周武帝的法難是道士衛元嵩和張賓引起。唐武宗的法難是道士趙歸真引起。當時到唐留學的日本僧圓仁也被強迫還俗。北周武帝「廢佛」時,召集了儒、道、佛三教的人與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進行大辯論。不過,實際上是道與佛的對決。569年,第一次大辯論召開。只有討論道與佛。573年,再度召開大辯論。這次儒也參加。574年,北周武帝根據辯論結果,下令全部銷毀佛像、佛經。命令和尚、道士還俗。並禁止「諸淫寺」。
當道教與佛教對決白熱化時,儒家總是隔岸觀火,並且漁翁得利,成了最後贏家。
就這樣,北周武帝時,道與佛被淘汰,剩下儒家。篡奪北周的是隋朝。隋朝不僅繼承北周儒家至上的體制,隋煬帝還於606年創立科舉制度。四書五經成了必考科目。考生必須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才有希望金榜題名。可是儒家思想變成必考科目後,儒家喪失了大部份理想。儒家的理想本來是在培養出均衡發展的教養人。可是現在「六藝」之中的「射」與「御」,由於不是考試科目,考生棄之如敝屣。「數」也不是進士科的考試科目,也遭到淘汰命運。中國在科舉時代,就這樣喪失了無數理工人才!多才多藝的人在科舉考試戰場上,很難成為勝利者。事實上,他們才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中國有一句話「登龍門」。「龍門」是在山西省與陜西省的交界處。是黃河的一部份。那裡有三級瀑布。人們看到那三級瀑布,就聯想到科舉。科舉也分成縣級考試、省級考試、中央級考試三級。據說龍門的鯉魚要是能連續躍過三級瀑布,就能變成龍。中國有一句成語「鯉躍龍門」就是這麼來的。
考試越難,考試科目以外的知識就不會被人理睬。中國就這樣喪失了許多數學、音樂和其他領域的人才。蒙古人統治中國時,曾經數十年廢止科舉制度。在那期間,產生了元朝文化的精華「元曲」。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白樸等名家輩出。
這並不是中國人突然出現寫戲曲的才能,而是有些人本來就有那樣的天賦,只是以前整顆心都放在科舉考試上,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天賦罷了。如今政府廢止科舉制度,這種才能便自然顯露出來。
以前寫故事、腳本的人大半是考科舉失敗的二流文人。如今因為廢止科舉制度,一流文人也來寫故事、腳本,當然會產生佳作。「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與「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也是這個時代的人物。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

2011年4月6日 星期三

儒學三千年(2)

儒學三千年(2)
孔子誕生前百年,發生「葵丘之盟」。齊桓公招集中原各諸侯開會。當時,南方長江流域(現在的湖南一帶)的楚國變強盛。楚國是個野蠻的軍事強國。中原各諸侯都稱「公」,沒有人敢稱「王」。因為周雖然衰微,畢竟還是「王」。可是楚卻大膽地稱「王」。
楚王說:「我們是蠻夷,所以不跟隨中國的號諡。」為了稱「王」,居然承認自己是蠻夷!楚雖不懂禮儀,卻很會打仗。而且不斷北上,威脅中原各國。中原各國必須團結起來才行。首先必須制定共同憲法之類的東西。這是「葵丘之盟」的目的。「葵丘之盟」總共有五條。孟子稱其為「命」。神的命令之意。
第一條「初命」為:誅不孝。不得樹子而易。不得以妾為妻。
第一條當然最重要。「孝」後來成為儒家的基本道德。「春秋左氏傳」也有「孝,禮之始也」。「誅」不一定是「誅殺」,也可能是「誅責」。不過既然放在第一條,應該是重罪無疑。「樹子」是諸侯的後繼者。變換後繼者,常常引發動亂。把妾變換成正妻,也是禁忌。周幽王寵愛褒姒,廢正妻申后,引起內亂,這是前車之鑑。
第二條「再命」為: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第三條「三命」為:敬老慈幼,不忘賓旅。
「賓」就是待在國內的外國人,「旅」就是旅行者。不能只保護自己的人民,對外國人和旅行者也要善盡保護之責。
第四條「四命」為:士人不得世襲官職、不得兼任官職。不得任意殺士大夫。
第五條「五命」為:不得任意破壞堤防,不得任意停止糧食的出口。若有分封功臣,應該告知天下(包括周天子)。
「孟子」裡對「葵丘之盟」如此描述:諸侯綁縛牲畜,簽寫文件,不喝血。
以前的會盟,都是要殺牲畜,彼此喝牲畜的血,證明大家的誠心。而「葵丘之盟」只是「綁縛牲畜」,並沒有殺牲畜,並且也沒喝牲畜的血。這是誓約形式的重大改變。
儒者平常穿戴儒服:寬敞的衣服、圓形的冠帽、方形的鞋子。一看就知道是儒者。為什麼戴圓形的冠帽、穿方形的鞋子呢?因為儒者認為「天圓地方」,這樣穿戴既知「天時」,又知「地形」。似乎有些形式主義。
莊子對此很不以為然。有一次,魯哀公對莊子說:「我國有許多儒者,可是卻沒有人學你的哲學。」
莊子回答說:「王請下令:沒有真正學儒學的人而穿儒服者判死罪。」魯哀公依照莊子的建議下令。結果大家立即都把儒服、圓形的冠帽、方形的鞋子全部拋棄。全國看不到任何一個儒者打扮的人。
這個故事出自於「莊子」。顯示莊子瞧不起儒家的形式主義。
從庶民變成皇帝的劉邦也很討厭儒家的形式主義。他曾經命令儒者脫下儒帽,在裡面撒尿。
當時有一位名叫孫叔通名聲不怎麼好儒者。一開始,孫叔通是秦皇島的臣子,後來變成劉邦的臣子。當孫叔通知道劉邦在儒帽裡面撒尿,趕緊脫掉儒服,改穿楚服。因為他知道劉邦喜歡楚服,因此迎合君主的喜好。
根據「莊子」的故事,孔子在世時,形式主義的歪風就已經漫延。三百年後,孫叔通更提供了儒家墮落的樣本。
劉邦心直口快。可是他逐漸厭惡臣下的沒大沒小。他想要改變臣下這種粗魯的作風。孫叔通善於察言觀色,知道劉邦的心意。便建議劉邦召喚魯國的儒者,要他們制定「朝儀」。
劉邦說:「他們能制定出不太難的朝儀嗎?」劉邦擔心儒者會制定出複雜的朝儀。他最討厭煩瑣的形式。
孫叔通回答說:「禮這個東西,可以依時世人情,而節減、修飾。」
劉邦說:「好吧!讓他們做做看,不過要制定出簡單的朝儀。我也必須能懂的朝儀。」
孫叔通便召喚魯國三十多位儒者,要他們制定了劉邦也能懂的「朝儀」。西元前200年開始實施。過去集會時,群臣吵吵鬧鬧,現在則安靜無聲。大家彬彬有禮。劉邦嘆道:「我現在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便命孫叔通為太常(儀禮祭祀之官)。並賜他黃金500斤。孫叔通有一百多位弟子,都因此而獲得工作。
儒家在漢初還不是思想界的主流。漢文帝的皇后竇氏是個熱忱的老子崇拜者。宮廷的氣氛也是黃老。漢初認為老莊思想是黃帝傳給老子,故稱「黃老」。漢文帝的兒子漢景帝的時候,有一天,皇太后竇氏問一位儒者轅固生對老子思想的看法。轅固生說:「那只是下僕的東西罷了。」皇太后竇氏聽了,非常憤怒,命人把轅固生丟到豬圈裡。
漢武帝時,由於大儒者董仲舒的建議,儒學國教化。從那時開始,儒學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
詩人陸游(陸放翁)出生於1125年,所以比朱熹年長五歲。陸游二十歲時結婚。他的妻子叫唐琬,是位美女。陸游非常愛她。可是陸游的母親卻討厭唐琬這個媳婦。在母親的命令下,陸游不得不與唐琬離婚。離婚後,兩人各自再婚。經過十年,31歲的陸游在一個稱為「沈園」的公園,與唐琬不期而遇。唐琬與她的新丈夫在一起。唐琬對新丈夫說:「那個人是我的前夫。」那位新丈夫便很大方地送給陸游酒餚。陸游對這件事很難忘。74歲時,陸游寫下一首詩,如下:
沈園
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
猶弔遺蹤一泫然
意思是說:從那之後已經四十年,那棵柳樹和我都長了同樣的歲數,連綿絮都不吹落。我這副身驅遲早要埋在會稽山的土裡。不過一旦造訪會想起那個人的地方,我仍舊會淚流滿面。
唐琬在沈園與陸游不期而遇後,不久,就去世。這首詩是中國的詩裡面很少見的愛情詩。
16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到亞洲傳教。他們知道中國是亞洲的老大哥,若要日本信天主教,先讓中國信天主教,必然水到渠成。他們知道在日本,禪僧的社會地位很高。因此以為在中國也是一樣。他們到了中國,便穿上僧服傳教。不久就發覺僧侶在中國並不像在日本般受人尊敬。僧侶反而是被人瞧不起的對象。他們發覺在中國,地位較高的是儒者。於是耶穌會傳教士趕緊脫掉架裟,留起頭髮,穿起儒服。從「西僧」搖身一變為「西儒」。
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讀書人祭祀祖先、祭祀天地、祭祀孔子,這是不是宗教行為?如果是宗教行為,那就和天主教相抵觸,必須禁止中國信徒這麼做。可是中國讀書人習慣於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到「文廟」(孔廟)行香。這幾乎是一種義務。中國官員接到新任命時,一定要到孔廟拜拜。因此若要禁止中國讀書人到孔廟,應該很難讓他們接受天主教信仰。於是耶穌會傳教士基於中國的狀況,容許中國讀書人拜祖先與孔子的牌位。所以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相當順利。
可是在天主教之內,耶穌會有競爭者,多明我修道會(Dominico)與方濟各修道會(Francisco)。他們不採取耶穌會的「適應主義」,而是採取「嚴格主義」。因此他們在中國的傳教,當然挫敗。他們看到耶穌會傳教士的成功,不禁嫉妒起來,便向羅馬教宗告狀,說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是異端行為。
當時掌握宗教審判所的是多明我修道會。他們曾經判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與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為異端。因此他們當然反對中國讀書人拜祖先與孔子的牌位。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4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