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的中國媒體
1998年時,百分之89.9的中國媒體自主經營,中國人稱之為「斷奶」。三年後,共產黨對中央電視台與人民日報的財政援助也完全停止,達成完全斷奶。各媒體少了財政援助,自然求之於廣告。廣告原本在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毒草,現在則習以為常。1992年的總廣告費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93.42。1993年則又比1992年增加百分之97.57,1994年比1993年增加百分之49.53。
在報紙方面,1978年的發行份數為127億8千份,2006年為424億5千萬份,約增加為三倍。報紙的張數也變多,1978年印行了113億5千張,2006年印行了1958億9千萬張,約增加為17倍。報紙變厚的主要原因是廣告變多了。人們稱「厚報時代來臨了」。
另一個現象是黨報不受消費者歡迎,消費者喜歡的是商業報。以北京銷售量的排行榜為例,1995年,第二名是北京黨機關報「北京日報」,第六名是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到了2005年,第二名是「京華日報」,第五名是「信報」,第六名是「北京晨報」,第九名是「精品購物指南」,這些都是商業報。這種黨報後退、商業報出頭的現象,在上海、廣州等其他都市也看得見。例如在上海,1995年原本閱讀率第二名的「解放日報」,到了2005年時,掉到第九名。在廣州,1995年時原本第二名的「人民日報」,到了2005年時,居然連前10名也排不進去。第一名的「廣州日報」雖然是黨報,但內容上幾乎與商業報沒兩樣。
以廣告收入排行榜來看,第一名是「廣州日報」(12億758萬元),第二名是「北京青年報」(8億8543元),第三名是「北京晚報」(8億3544元)。第一名的「廣州日報」如前所述,雖然是黨報,但內容上幾乎與商業報沒兩樣。其他都是商業報,純粹的黨報要進入廣告收入排行榜是第二十八名的「無錫日報」(2億7478萬元),接著是第四十六名的「解放日報」(1億9012萬元)。
根據2004年的統計,報紙廣告收入的百分之75為都市商業報,黨機關報只占百分之11。報紙收益的一半是廣告,而有接近九成的廣告收益是流進黨機關報以外的報紙。照這種趨勢下去,總有一天,中國的黨報會和台灣的黨報一樣,步入滅亡的命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的自由」。可是,1990年公布的「報紙管理暫行規定」第七條為「我國的報紙事業是由中國共產黨所指導,必須堅持對社會主義與人民奉獻的方針,必須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顯然這條規定違憲。如果規定報紙必須這樣,必須那樣,哪有「自由」可言,而憲法不是明言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嗎?
2006年1月中國政府對周刊雜誌「冰點」給予停刊處份,因為中山大學歷史學者袁偉時寫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問題」在該雜誌刊載,中央宣傳部認為有問題。袁偉時認為義和團是強烈排外主義,中國的教科書卻認為是愛國的壯舉,而批評中國的教科書。
另有一位學者,北京大學助教授焦國標於2004年三月在網路寫文章「討伐中央宣傳部!」他寫道:「當今阻礙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和所有的宣傳部系統!當今為中國最惡劣的勢力和腐敗份子伸出最厚重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央宣傳部!」焦國標因為這篇文章,被北京大學停職,而且還不時被公安監視。不過,焦國標還可以出國,2006年,他就到日本訪問,並且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訪問時,說:「我在毛澤東時代,大概會被判死刑吧!」
中國的網路使用人口正急速增加,一天增加20萬人。2004年底的普及率為百分之7.3,2005年底的普及率為百分之8.5,2006年底的普及率為百分之10.5,2007年底的普及率為百分之16。以人口來看,2008年2月底時為2億2千萬人,比美國還多,是世界最多。網民當然以年輕人居多,24歲以下占一半,35歲以下占八成。
由於地形關係,有些地方很難收到電視台發送的無線電波,因而這些地區便用衛星發送、接收。1989年西藏開始用衛星發送、接收,是濫觴。現在省級電視台都已衛星化,大都市可以收看到的頻道居然多達50個。
1998年,湖南經濟電視台科長歐陽常林將台灣瓊瑤的小說拍成連續劇,造成好評。由於這個功績,歐陽常林於2001年升任為湖南電視集團董事長。他開始改革,2002年,他將湖南衛星電視由傳統的以新聞為中心的綜合頻道改為以娛樂與資訊為中心的頻道。2004年並且推出「超級女聲」(類似台灣的星光大道節目)。「超級女聲」決戰時,北京的都市報「新京報」於2005年8月20日報導,「超級女聲」的報名者為15萬人,收視觀眾超過2千萬人,收視率為百分之10,報導的媒體超過100家。結果冠軍是李宇春。當時有4億人收看李宇春獲勝。李宇春的粉絲被稱為「玉米」,因為「玉」和「宇」音相近,而「米」和「迷」音相近。第二名的周筆暢,其粉絲被稱為「筆迷」。
但是也有人對「超級女聲」持批判態度,例如中國表演協會會長劉忠德便說「超級女聲」是污穢的藝術,他的理由是:文化與普通的東西不同,不能訴諸於市場原理,不能讓人民沉溺於低俗的文藝中。「超級女聲」雖然給相關單位帶來龐大利益,但是劉忠德說,幾十億元的利潤可以換來社會整體的破壞嗎?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時統宇也批評,「超級女聲」讓青少年有「一舉成名」、「一夕致富」的想法。
由於道貌岸然的反對聲音多,2007年9月20日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下令以後類似「超級女聲」這樣的選秀節目不得在晚上7點半至10點半的黃金時段播出,而且一個電視台一年只能製作一個類似節目,播放期間只限於兩個月,播放次數不能超過10次,參加者和評審也不得使用「某某哥」、「某某姊」等低俗的用語。
此外,廣電總局也禁止任何節目介紹壯陽藥和性轉換者(男變女或女變男)在節目中出現。換言之,中國政府在防止人民心靈被低俗節目汙染,這讓人想起過去台灣在威權時代也鼓勵淨化歌曲。中國的為政者總覺得以天下為己任,人民心靈的純淨與否也是自己的責任。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探討的題目,政府應該介入這麼多嗎?還是一切交給市場,也就是亞當史密斯所謂的那雙無形的手。或者有些領域是例外,如傳播媒體?政府的介入與言論、出版自由是否牴觸?政府能夠放任媒體往市場原理自由發展嗎?萬一電子媒體蘋果化(內容腥羶色),治安是否會惡化?台灣政府就是以這個理由禁止頻果集團介入電子媒體,這是否違憲?觀眾有沒有權利看腥羶色的電視節目?中國和台灣政府目前的答案都是否定。但是再過50年、100年會變成如何?
中國中央電視台台長趙化勇於2005年提出「綠色收視率」概念。趙化勇有介於各電視台競相比收視率的情況下,競相迎合觀眾,品味低俗化,這樣不但浪費資源,而且也破壞社會文化,因此今後應該重視健康的「綠色收視率」。可是,「綠色收視率」要如何計算,卻是一大問題。
我想,中國電視媒體面臨的墮落化問題,同時也是人類面臨的共通問題。據說為了提高收視率,西方電視的氣象預報節目還請年輕的女性預報員一邊脫衣一邊預報天氣。
文化大革命時,中國批判孔子,認為孔子思想是封建時代的思想,改革開放後,孔子鹹魚翻身,成為偉大的教育家。2004年11月開始,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設立中文學校「孔子學院」,預計到2007年為止,將設立200所「孔子學院」,到2010年為止,將設立500所「孔子學院」。看來,中國政府企圖用中文取代英文,成為國際語言。
理州上 2010年6月7日
★本讀書報告的資料,由我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2010年7月2日 星期五
我為什麼要受洗?
我為什麼要受洗?
各位好友都知道我是個無神論者,起碼是個不可知論者,對怪力亂神,一向敬而遠之。可是我卻已經於2010年6月13日在台中市豐富教會與千瑤一起受洗,成為基督徒。理由如下:
第一, 有一天,千瑤參加「全人醫治會」,讓聖靈進入體內驅趕邪靈,可是邪靈的力量強大,讓她做出各種奇怪的動作,我親眼目睹。晚上睡覺時,千瑤也被邪靈干擾得睡不好。她的教友帶她去見一位師姐,可是那位師姐,無法將邪靈趕出體外。千瑤回家後,非常沮喪,她打電話給那位教友,一邊說一邊哭。這我也親眼目睹。後來,由豐富教會郭牧師,成功將邪靈趕出體外,千瑤體內邪惡勢力十分強大,經過兩小時驅趕,經由不斷嘔吐,終於全部驅離,千瑤心思意念從此合一,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雖未親眼目睹驅逐邪靈這一幕,只是聽千瑤口述,但是我和千瑤一起生活了20年以上,我知道她不會騙我,也沒理由騙我。因此,我開始相信世上有確有聖靈、邪靈這回事,也相信郭牧師確有神賦予的權柄,能夠驅逐邪靈。
第二, 我本來對耶穌就很敬佩。我雖對舊約聖經的申命記19章21節所寫「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不以為然,但是卻對新約聖經的精神:「愛你的敵人,為他禱告!」起共鳴。我一直認為耶穌是一位歷史上最偉大的宗教改革者。他將猶太教從狹隘的猶太人的民族宗教(舊約申命記的7章6節如此寫道:耶和華對猶太人說:『神從地上的萬民撿選你,特做自己的子民,……你必蒙福勝過萬民。』可見在舊約中,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救贖的對象)改革成世界性的基督宗教(視全人類為選民、救贖的對象)。新約馬可福音的16章15節如此寫道:耶穌對祂的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而且將「以怨報怨」、「有仇必報」的狹隘、嚴厲宗教改革成「以德報怨」的寬容宗教。對這樣了不起的宗教改革者,我願意為祂受洗。
在此順便一提的是,談到「以德報怨」,大家很容易聯想到蔣介石在二次大戰後宣布對日本「以德報怨」。其實我不認為蔣介石有那麼高的道德情操,那是因為當時打敗日本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戰後當時,在中國領土還有很多武力強大的日軍,中國的軍隊根本無法獨力戰勝這些日軍。當時國民黨和共產當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雙方劍拔弩張,明眼人都知道,在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即將進入內戰。屆時,這些強大的日軍到底是向國民黨軍隊投降還是向共產黨軍隊投降呢?這攸關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勢力的消長優劣,因為接收日軍投降的一方,不但可以接收日軍的武器,還可以接收日軍的占領地區。老謀深算的蔣介石早就看出其間的重要性,因此宣布「以德報怨」,以向日軍示好。
所以蔣介石的「以德報怨」,絕對無法和耶穌的「以德報怨」相提並論,前者的「以德報怨」是充滿算計的,後者的「以德報怨」才是出自於信念,才值得我們欽佩。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38節,耶穌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這是何等高超的道德標準!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節,耶穌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這是「己所欲,施於人。」比中國儒家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德境界更高一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不做壞事」,較消極,「己所欲,施於人」是「做好事」,較積極。
聖經為什麼有舊約和新約之分?我想是因為耶穌發現舊約內容有缺陷,太過以猶太人為中心著想、太過嚴厲、太過不寬容,所以才重新與人們訂契約,這就是新約。
當舊約與新約的內容有矛盾的時候,我們應該以哪邊為優先呢?例如,舊約視猶太人為唯一選民,新約則視全人類為選民,不分種族,一視同仁。舊約主張「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新約則主張「愛你的敵人」。
我想,新約的效力應該高於舊約,就像新修訂的憲法效力必然高於舊憲法一樣。否則,舊憲法已經很完善,幹嘛修訂新憲法?聖經也是一樣,如果舊約(舊的契約)已經很完備,為何要有新約(新的契約)?有新約就表示舊約仍有缺陷,需要新約來補充、修正。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新約的精神做為人生的準則。
現在中東地區以色列人和伊斯蘭教徒之間,之所以紛爭、衝突、流血不斷,主要是因為雙方都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種「有仇必報」的意識形態之故,如果兩邊都能有耶穌「愛你的敵人」的精神,我相信再大的仇恨都很容易化解。
「己所欲,施於人」和「以德報怨」是人類至高的道德境界,人類如果能努力往這個理想邁進,我相信有一天暴力、仇恨與戰爭會在地球永遠絕跡。
最近吉爾吉斯人屠殺領內的烏茲別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耶穌那樣的精神,絕對不可能發生「種族屠殺」這種人神共憤、慘絕人寰的事。
我認為耶穌的道德情操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願意為祂受洗。
我在受洗之前,每天氣管理會產生很多痰,總是要咳嗽很久才會將痰咳出來。
去年,我的父親呂芳起從日本回台灣帶我去一起旅行時,看我常常咳嗽,再三交代我要去醫院做檢查,回日本後,三姊呂秀豐也打電話提醒我,說父親要我去醫院做檢查,我一再敷衍,不以為意,咳嗽依舊。
奇妙的是,受完洗之後,氣管內的痰居然完全消失不見,也不再咳嗽。這是我的真實見證。阿門!
理州上 2010年6月24日
各位好友都知道我是個無神論者,起碼是個不可知論者,對怪力亂神,一向敬而遠之。可是我卻已經於2010年6月13日在台中市豐富教會與千瑤一起受洗,成為基督徒。理由如下:
第一, 有一天,千瑤參加「全人醫治會」,讓聖靈進入體內驅趕邪靈,可是邪靈的力量強大,讓她做出各種奇怪的動作,我親眼目睹。晚上睡覺時,千瑤也被邪靈干擾得睡不好。她的教友帶她去見一位師姐,可是那位師姐,無法將邪靈趕出體外。千瑤回家後,非常沮喪,她打電話給那位教友,一邊說一邊哭。這我也親眼目睹。後來,由豐富教會郭牧師,成功將邪靈趕出體外,千瑤體內邪惡勢力十分強大,經過兩小時驅趕,經由不斷嘔吐,終於全部驅離,千瑤心思意念從此合一,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雖未親眼目睹驅逐邪靈這一幕,只是聽千瑤口述,但是我和千瑤一起生活了20年以上,我知道她不會騙我,也沒理由騙我。因此,我開始相信世上有確有聖靈、邪靈這回事,也相信郭牧師確有神賦予的權柄,能夠驅逐邪靈。
第二, 我本來對耶穌就很敬佩。我雖對舊約聖經的申命記19章21節所寫「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不以為然,但是卻對新約聖經的精神:「愛你的敵人,為他禱告!」起共鳴。我一直認為耶穌是一位歷史上最偉大的宗教改革者。他將猶太教從狹隘的猶太人的民族宗教(舊約申命記的7章6節如此寫道:耶和華對猶太人說:『神從地上的萬民撿選你,特做自己的子民,……你必蒙福勝過萬民。』可見在舊約中,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救贖的對象)改革成世界性的基督宗教(視全人類為選民、救贖的對象)。新約馬可福音的16章15節如此寫道:耶穌對祂的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而且將「以怨報怨」、「有仇必報」的狹隘、嚴厲宗教改革成「以德報怨」的寬容宗教。對這樣了不起的宗教改革者,我願意為祂受洗。
在此順便一提的是,談到「以德報怨」,大家很容易聯想到蔣介石在二次大戰後宣布對日本「以德報怨」。其實我不認為蔣介石有那麼高的道德情操,那是因為當時打敗日本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戰後當時,在中國領土還有很多武力強大的日軍,中國的軍隊根本無法獨力戰勝這些日軍。當時國民黨和共產當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雙方劍拔弩張,明眼人都知道,在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即將進入內戰。屆時,這些強大的日軍到底是向國民黨軍隊投降還是向共產黨軍隊投降呢?這攸關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勢力的消長優劣,因為接收日軍投降的一方,不但可以接收日軍的武器,還可以接收日軍的占領地區。老謀深算的蔣介石早就看出其間的重要性,因此宣布「以德報怨」,以向日軍示好。
所以蔣介石的「以德報怨」,絕對無法和耶穌的「以德報怨」相提並論,前者的「以德報怨」是充滿算計的,後者的「以德報怨」才是出自於信念,才值得我們欽佩。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38節,耶穌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這是何等高超的道德標準!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節,耶穌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這是「己所欲,施於人。」比中國儒家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德境界更高一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不做壞事」,較消極,「己所欲,施於人」是「做好事」,較積極。
聖經為什麼有舊約和新約之分?我想是因為耶穌發現舊約內容有缺陷,太過以猶太人為中心著想、太過嚴厲、太過不寬容,所以才重新與人們訂契約,這就是新約。
當舊約與新約的內容有矛盾的時候,我們應該以哪邊為優先呢?例如,舊約視猶太人為唯一選民,新約則視全人類為選民,不分種族,一視同仁。舊約主張「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新約則主張「愛你的敵人」。
我想,新約的效力應該高於舊約,就像新修訂的憲法效力必然高於舊憲法一樣。否則,舊憲法已經很完善,幹嘛修訂新憲法?聖經也是一樣,如果舊約(舊的契約)已經很完備,為何要有新約(新的契約)?有新約就表示舊約仍有缺陷,需要新約來補充、修正。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新約的精神做為人生的準則。
現在中東地區以色列人和伊斯蘭教徒之間,之所以紛爭、衝突、流血不斷,主要是因為雙方都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種「有仇必報」的意識形態之故,如果兩邊都能有耶穌「愛你的敵人」的精神,我相信再大的仇恨都很容易化解。
「己所欲,施於人」和「以德報怨」是人類至高的道德境界,人類如果能努力往這個理想邁進,我相信有一天暴力、仇恨與戰爭會在地球永遠絕跡。
最近吉爾吉斯人屠殺領內的烏茲別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耶穌那樣的精神,絕對不可能發生「種族屠殺」這種人神共憤、慘絕人寰的事。
我認為耶穌的道德情操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願意為祂受洗。
我在受洗之前,每天氣管理會產生很多痰,總是要咳嗽很久才會將痰咳出來。
去年,我的父親呂芳起從日本回台灣帶我去一起旅行時,看我常常咳嗽,再三交代我要去醫院做檢查,回日本後,三姊呂秀豐也打電話提醒我,說父親要我去醫院做檢查,我一再敷衍,不以為意,咳嗽依舊。
奇妙的是,受完洗之後,氣管內的痰居然完全消失不見,也不再咳嗽。這是我的真實見證。阿門!
理州上 2010年6月24日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時鐘與文化
時鐘與文化
1338年一艘船從威尼斯出發,到亞洲。這是歐洲首次輸出時鐘到亞洲。
從11世紀到15世紀,歐洲的科技在各領域都有明顯進步。但是14世紀中期,黑死病蹂躪全歐洲,造成三分之一住民死亡。15世紀末歐洲的人口居然與14世紀初的人口差不多。經濟活動增加的此時,人口卻沒有增加,影響所及,工資上漲,工匠的經濟狀態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如何節省勞力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歐洲人開始熱心發明省力的機械。
807年,阿拉伯的國王派使節送一個精巧的時鐘給查爾斯大帝。這個時鐘每到中午,12名騎士就會從12個窗戶出來。當時歐洲還沒有這樣精巧的時鐘,因此讓歐洲人大開眼界。
印刷術雖然是中國發明,傳到歐洲,歐洲人卻將它發揚光大。
到17世紀初期為止,大多數中國人雖然還是文盲,歐洲人的讀寫能力卻有明顯進步。如果沒有印刷術,讀寫能力會僅限於少數的上級聖職者,就不會出現業餘科學家和科學革命。
自古以來,人類就想測定時間,最初是日晷。即使到了機械時鐘已經出現的16、17世紀,日晷仍被廣泛使用。可是太陽不一定每天看得見,因此人類必須發明其他時間測量器。
中世時,教堂的鐘扮演重要功能。火災時、戰爭時、傳染病發生時、睡覺起床時、國王登基時、開會時……。後來,人們在鐘旁裝上齒輪與發條,就可以更簡單讓鐘響。然後這個設計就演變成時鐘。13世紀後半,歐洲同時出現大砲與時鐘。初期的時鐘技匠很多是槍砲製造者。
14世紀中期,機械時鐘在歐洲逐漸增加。1309年,米蘭的聖埃烏斯特魯吉教堂裝設鐵製時鐘。公共時鐘也在歐洲各地出現。就這樣,不管太陽有沒有出來,任何人都可以知道時間。當時,製造時鐘須要花很多錢,而且要雇用「管理者」來維持正確的時間。
16世紀與17世紀,製造時鐘與買得起時鐘的人變多,因此漸漸有家庭時鐘與懷錶出現。最初,德國的奧格斯堡與紐倫堡是時鐘製造中心,後來加上巴黎、里昂、日內瓦和倫敦。
時鐘和精密科學器械幾乎同時出現,因為兩者的共通性極高。精密科學器械促使科學進步,科學則改良精密科學器械。
美國評論家曼佛德(Lewis Mumford 1895-)便說過:「時鐘是近代產業的鑰匙,而不是蒸汽機。」
17世紀初期,德國的奧格斯堡與紐倫堡把時鐘輸出到遠方的外國市場,當時,品質最好的時鐘都是德國製。
製造時鐘的技匠移動往往會引發時鐘產業的盛衰。由於戰爭與宗教上的不寬容,德國奧格斯堡與紐倫堡的時鐘製造技匠被迫逃到日內瓦與倫敦,奧格斯堡與紐倫堡的時鐘製造因而衰落,相反地,日內瓦與倫敦卻成為歐洲新的時鐘製造中心。1449年,日內瓦只有一位時鐘製造技匠,1515年,聖保羅教堂的時鐘故障時,甚至找不到人修理。可是到了600年,日內瓦有25至30名時鐘製造老闆與無數的徒弟與工人,到了1680年代,日內瓦有超過100名的時鐘製造老闆與300名的工人,每年製造超過5千個時鐘。
巴黎也急起直追,在18世紀結束前,巴黎與日內瓦、倫敦並列時鐘製造的世界三大中心。當時,倫敦與日內瓦的鐘錶在土耳其與中國都擁有超高人氣。
西方人到亞洲後,將日本的銅、印度的棉衣、波斯的絹和地毯、中國的絲織品、磁器與茶輸出到歐洲,可是他們卻沒有足以吸引亞洲人的商品賣給亞洲人。他們不得不將大量的金、銀運到亞洲支付給亞洲人,可是這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歐洲人本來想將西方的美術品賣到東方,可是西方的美術品很多宗性太強,例如聖母的畫像或描寫聖經上的故事,東方人完全沒有興趣。東方人對西方的商品幾乎都沒有興趣,只有一樣例外,那就是鐘錶。
1550年,西方傳教士送給日本山口的藩主大內義隆機械時鐘,這是西洋時鐘第一次出現在日本。1582年,耶穌會的傳教士送給兩廣總督陳瑞時鐘,這是西洋時鐘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西洋時鐘剛開始只是被當成贈送品,18世紀初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瑞士人,開始輸出鐘錶到廣東。西洋鐘錶輸出到中國較日本多,那是因為日本不久就學會自己製造鐘錶。16世紀末期,日本的打鐵匠津田助左衛門模仿西洋時鐘,製造出日本第一個時鐘,獻給德川家康。當時日本的時鐘幾乎都是在長崎製造,因為長崎是鎖國日本對外的唯一窗口,在這兒可以看到許多西方商品,包括鐘錶。
西方商品也透過廣東進入中國,可是中國比日本大得多,中國人的人口也比日本多得多,就像同樣一滴紅墨水滴到小臉
盆和大池塘的結果完全不同,小臉盆中的水馬上被染紅,大池塘中的水卻不太變化。因此西方的商品與想法很快就透過長崎傳到日本內部。尤其中國視周邊國家為夷狄的心態比日本重得多,瞧不起西方人和西方文物。地區大得多及心態自大,這兩樣因素造成中日兩國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速度有很大不同。
理州上 2010年7月1日
1338年一艘船從威尼斯出發,到亞洲。這是歐洲首次輸出時鐘到亞洲。
從11世紀到15世紀,歐洲的科技在各領域都有明顯進步。但是14世紀中期,黑死病蹂躪全歐洲,造成三分之一住民死亡。15世紀末歐洲的人口居然與14世紀初的人口差不多。經濟活動增加的此時,人口卻沒有增加,影響所及,工資上漲,工匠的經濟狀態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如何節省勞力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歐洲人開始熱心發明省力的機械。
807年,阿拉伯的國王派使節送一個精巧的時鐘給查爾斯大帝。這個時鐘每到中午,12名騎士就會從12個窗戶出來。當時歐洲還沒有這樣精巧的時鐘,因此讓歐洲人大開眼界。
印刷術雖然是中國發明,傳到歐洲,歐洲人卻將它發揚光大。
到17世紀初期為止,大多數中國人雖然還是文盲,歐洲人的讀寫能力卻有明顯進步。如果沒有印刷術,讀寫能力會僅限於少數的上級聖職者,就不會出現業餘科學家和科學革命。
自古以來,人類就想測定時間,最初是日晷。即使到了機械時鐘已經出現的16、17世紀,日晷仍被廣泛使用。可是太陽不一定每天看得見,因此人類必須發明其他時間測量器。
中世時,教堂的鐘扮演重要功能。火災時、戰爭時、傳染病發生時、睡覺起床時、國王登基時、開會時……。後來,人們在鐘旁裝上齒輪與發條,就可以更簡單讓鐘響。然後這個設計就演變成時鐘。13世紀後半,歐洲同時出現大砲與時鐘。初期的時鐘技匠很多是槍砲製造者。
14世紀中期,機械時鐘在歐洲逐漸增加。1309年,米蘭的聖埃烏斯特魯吉教堂裝設鐵製時鐘。公共時鐘也在歐洲各地出現。就這樣,不管太陽有沒有出來,任何人都可以知道時間。當時,製造時鐘須要花很多錢,而且要雇用「管理者」來維持正確的時間。
16世紀與17世紀,製造時鐘與買得起時鐘的人變多,因此漸漸有家庭時鐘與懷錶出現。最初,德國的奧格斯堡與紐倫堡是時鐘製造中心,後來加上巴黎、里昂、日內瓦和倫敦。
時鐘和精密科學器械幾乎同時出現,因為兩者的共通性極高。精密科學器械促使科學進步,科學則改良精密科學器械。
美國評論家曼佛德(Lewis Mumford 1895-)便說過:「時鐘是近代產業的鑰匙,而不是蒸汽機。」
17世紀初期,德國的奧格斯堡與紐倫堡把時鐘輸出到遠方的外國市場,當時,品質最好的時鐘都是德國製。
製造時鐘的技匠移動往往會引發時鐘產業的盛衰。由於戰爭與宗教上的不寬容,德國奧格斯堡與紐倫堡的時鐘製造技匠被迫逃到日內瓦與倫敦,奧格斯堡與紐倫堡的時鐘製造因而衰落,相反地,日內瓦與倫敦卻成為歐洲新的時鐘製造中心。1449年,日內瓦只有一位時鐘製造技匠,1515年,聖保羅教堂的時鐘故障時,甚至找不到人修理。可是到了600年,日內瓦有25至30名時鐘製造老闆與無數的徒弟與工人,到了1680年代,日內瓦有超過100名的時鐘製造老闆與300名的工人,每年製造超過5千個時鐘。
巴黎也急起直追,在18世紀結束前,巴黎與日內瓦、倫敦並列時鐘製造的世界三大中心。當時,倫敦與日內瓦的鐘錶在土耳其與中國都擁有超高人氣。
西方人到亞洲後,將日本的銅、印度的棉衣、波斯的絹和地毯、中國的絲織品、磁器與茶輸出到歐洲,可是他們卻沒有足以吸引亞洲人的商品賣給亞洲人。他們不得不將大量的金、銀運到亞洲支付給亞洲人,可是這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歐洲人本來想將西方的美術品賣到東方,可是西方的美術品很多宗性太強,例如聖母的畫像或描寫聖經上的故事,東方人完全沒有興趣。東方人對西方的商品幾乎都沒有興趣,只有一樣例外,那就是鐘錶。
1550年,西方傳教士送給日本山口的藩主大內義隆機械時鐘,這是西洋時鐘第一次出現在日本。1582年,耶穌會的傳教士送給兩廣總督陳瑞時鐘,這是西洋時鐘第一次出現在中國。西洋時鐘剛開始只是被當成贈送品,18世紀初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瑞士人,開始輸出鐘錶到廣東。西洋鐘錶輸出到中國較日本多,那是因為日本不久就學會自己製造鐘錶。16世紀末期,日本的打鐵匠津田助左衛門模仿西洋時鐘,製造出日本第一個時鐘,獻給德川家康。當時日本的時鐘幾乎都是在長崎製造,因為長崎是鎖國日本對外的唯一窗口,在這兒可以看到許多西方商品,包括鐘錶。
西方商品也透過廣東進入中國,可是中國比日本大得多,中國人的人口也比日本多得多,就像同樣一滴紅墨水滴到小臉
盆和大池塘的結果完全不同,小臉盆中的水馬上被染紅,大池塘中的水卻不太變化。因此西方的商品與想法很快就透過長崎傳到日本內部。尤其中國視周邊國家為夷狄的心態比日本重得多,瞧不起西方人和西方文物。地區大得多及心態自大,這兩樣因素造成中日兩國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速度有很大不同。
理州上 2010年7月1日
2010年6月8日 星期二
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向錢看的中國
向錢看的中國
1989年,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崩潰。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當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12月25日,連蘇聯共產政權也崩潰。
1958年,毛澤東發動幼稚的「大躍進」,想要盡快「趕英超美」可是大失敗。接著他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藉此鬥垮政敵劉少奇。結果造成中國的大災難。
等到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看到日本經濟繁榮的模樣,尤其搭乘新幹線(高速鐵路)時,被其快速的車速嚇了一跳,他說:「當時彷彿背上被人鞭打!」可見鄧小平受到的衝擊之大。鄧下平覺得中國以往浪費太多時間,不能再蹉跎下去,因此就於1978年12月宣布改革開放,從此賺錢不再是罪惡。
1956年時,毛澤東曾經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大家提出意見。結果第二年,1957年,開始批判那些提出意見的人,稱為「反右鬥爭」。有這樣的前車之鑑,人民一開始不相信鄧小平的話,認為這又是「陽謀」,但是看到別人賺錢,並沒受到處罰,而且還被政府表揚,之後,開始相信鄧小平是認真的。
1977年5月,鄧小平說:「尊重知識,尊重人才」3個月後,中國恢復全國高等學校統一考試(相當於台灣的大學聯考)。
1980年,中國開始派遣國費留學生,1983年,也准許私費留學生。留學生最多去的國家是日本。鄧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說:「我們要注意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成功地引進科技文明。」想不到康有為、梁啟超在1898年百日維新時想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典範,經過曲曲折折的79年,中國又回到學習明治維新的老路,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不過,改革開放也帶來「資本主義的毒害」,街頭書報小攤的毛語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色情書刊。鄧小平說了一句傳神的名言:「打開窗子,蒼蠅也就會飛進來。」不過,中國政府還是不習慣蒼蠅在室內亂飛。1983年,中國開始發動「反精神污染運動」。
1992年,鄧小平巡是南部經濟特區後,發表「南巡講話」,他說:「改革開放要放大膽,像纏足的女人一樣碎步走路是不行的!」
以前,化妝是資本主義的象徵,改革開放後,書店裡出現很多教女人化妝的書,有些女性還得意地向人炫耀:「我用的化妝品是日本製。」
1994年,中國政府宣布「住房制度改革」,後來又經過10次以上修改,國家只有對土地擁有所有權,房子原則上是個人私有。而且許多大樓的價格雖然不比日本便宜,仍然大受歡迎。
19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開始積極發展汽車製造技術。德國的福斯汽車、法國的雪特龍汽車、美國的克萊斯勒汽車也積極協助。
2009年上半年,中國的汽車銷售輛數為609萬8800輛,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17.7,而美國只有480萬9000輛,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
以前一提到中國,大家腦海裡浮現的是馬路上車水馬龍的腳踏車,現在則由汽車取而代之。北京天安門前汽車常被阻塞,奧運期間,政府只好規定車牌奇數號與偶數號輪日開出門。據估計,在2020年時,全中國的汽車年間銷售輛數將達到2千萬輛。再過不久,全中國成年人將一人一輛汽車。
不過許多買屋或買車的人都是向銀行貸款,每月必須繳利息,中國人稱之為「房奴」、「車奴」,又說「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
1979年,中國實施一胎政策。新中國誕生的時候,人口為6億。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1882-1982)主張抑制人口成長,可是毛澤東卻認為「人多好辦事!」馬寅初因而失勢。後來果然如馬寅初所預料,1970年代末期,中國人口達到10億,糧食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中國政府不得不實施一胎政策。
然而農村地區卻陽奉陰違,出現嬰兒出生也不向戶籍機關申報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黑孩子」。或者嬰兒在出生前,若得知是女嬰,便墮胎,或者出生後,送到孤兒院,變成孤兒院有許多女孩的奇異現象。
一胎政策雖然是1979年實施,但為了容易稱呼起見,一般都稱獨生子為「80後」,這些孩子如果是男孩就稱「小皇帝」,如果是女孩就稱「小皇后」,得長輩寵愛於一身。畢竟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總共6個人的老後就完全寄託在這些獨生子身上。算算這些養尊處優的獨生子,現在的年紀大約是30歲左右,正是社會的中堅工作人口,郭台銘的富士康連續跳樓,也是以這些抗壓性極低的人為主角。
和台灣一樣,中國年輕人也有「月光族」、「啃老族」。
中國上網的人愈來愈多。根據中國網路資訊中心統計,2008年年底的網民數為2.98億,到了2009年6月30日,增加到3.38億,半年就增加4千萬人。
網民中,百分之33是「90後」,百分之29.8是「80後」,兩者加起來,也就是獨生子世代為百分之62.8。獨生子世代不看報紙,有些人甚至不看電視,因為他們認為電視受政府管制,內容無趣,如果上網,就可以和全世界接軌,看到真實的事情。中國政府常常封鎖政治上持批判態度的部落格,並且大量培養「五毛黨」,所謂「五毛黨」,就是政府給某些網民五毛錢,對方就會在網路上說政府好話。
1981年,日本的動畫「原子小金剛」在中國登陸以來,日本的漫畫、動畫就席捲全中國。可說全中國的獨生子沒有一人沒看過日本的漫畫與動畫。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動畫社團。2006年,中國政府還下令在黃金時段全國一律不准播放外國卡通(實際上是日本卡通)。
中國現在出現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所謂的「剩女」。她們具有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奇怪的是,她們大多外貌秀麗,條件如此好,卻嫁不出去,因此被戲稱為「剩女」,意思是「賣剩的女人」。而且「剩女」與「聖女」音同,她們也是「永遠不結婚的神聖女人」。有些人還稱她們為「大齡白領未婚女士」,「大齡」就是「高齡」的意思。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社會問題?因為男人總是不願挑比自己優秀的女人,所以條件好的女性就難找到對象。
2004年9月的某一天早晨,在北京龍潭公園,幾位老人在聊天,其中數位老人談到他們家中有尚未結婚的「大齡白領未婚女士」,他們為此深感煩惱,其中一位老人說,他家有一位未婚的兒子。
「什麼?你有一位未婚的兒子?太好了!」
「幾歲?」
「什麼工作?學歷?身高?收入?」
「這樣的話,把我們家的女兒介紹給你兒子,如何?」
「我們可以叫更多的人到這兒來交換資訊。」
於是他們組成「鵲橋會」,定期集會。在口耳相傳之下,不久,上海、南京、杭州、廣東、成都等都市的公園也成立「父母相親」的類似組織。
由於這些「剩女」也都是獨生子,她們若無法結婚,不但絕了後,她們的父母老了以後,也沒有依靠,因此她們的父母比當事人還急。於是上海人民公園出現這樣奇特的現象:
幾位老人胸前掛著A4大小白色厚紙板,厚紙板上半寫著他女兒的名字、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等資料,下半寫上希望找的男性學歷、收入等條件。換言之,父母替女兒徵婚。
例如,女方年齡32歲、有碩士學位、在外資企業擔任銷售經理、年收7萬5千人民幣、身高165公分。男方的條件是,33至35歲、碩士學位以上、年收10萬人民幣以上、身高170公分以上。
中國現在頗流行婚外情和一夜情,以「失樂園」一書聞名的日本小說家渡邊淳一很受年輕人歡迎。在任何一個大一點的都市都可看到賣春女郎的蹤跡,讓人誤以為中國又回到頹廢的封建社會。
有時在中國的大飯店,可以看到西方中年夫婦推著嬰兒車,裡面坐的是女嬰,原因當然是在一胎政策下,許多人生了女嬰就送到孤兒院,然後被西方人領養。根據「參考消息」於2006年2月6日報導,1992年,被美國夫婦收養的中國人孤兒只有206人,到了2002年,增加到5053人,到了2004年,增加到7704人。到2005年為止,總計有5萬人以上。而且其中百分之95是女孩。根據2009年中國政府統計,全中國的男女比率是116.9比100,2020年將有3千至4千萬結婚適齡期的男士找不到對象。屆時,都市將充滿「剩女」,鄉村將充滿「剩男」。有的都市較嚴重,例如重慶市的男女比率將成為140比100。中國現在每誕生一位嬰兒,就有2.5個女嬰被墮胎,一年至少有3萬女嬰被墮胎。
失業也是一大問題,2009年的大學畢業生為611萬人,能夠就業的只有415萬人,佔百分之68。而2008年是百分之73,低了百分之5,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接近200萬人。2008年,溫家寶就說:「現在國家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民工問題,一是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貧富差距是另外一個嚴重問題。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農人和工人本來是社會的主角,可是改革開放後,在「先富政策」下,現在農人和工人處身在社會的最底層,和台灣一樣,中國現在也是個M型社會。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個共產主義國家嗎?」事實上,共產黨對金權政治已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003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不得不宣布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想要縮小貧富差距。網民就諷刺地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民主社會黨。」
據2009年中國政府估計,全中國百分之0.4的人口,保有全中國百分之70的財富。而且這些擁有財富的少部分人大多是共產黨幹部及其家族。另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報告,連美國也不過是百分之5的人保有百分之60的財富。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還嚴重得多。有一個衡量貧富差距的函數,叫「吉尼函數」,由0到1,愈接近0,貧富差距愈小,愈接近1,貧富差距愈大。因此共產國家最理想的狀態是0,大家都是同樣所得。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的1983年,中國的吉尼函數是0.272,2001年是0.447,2004年是0.469,2007年是0.47,逐年增加。一般理論,如果吉尼函數超過0.5,就亮起紅燈,表示人民對這個政府已失去信心。中國已經頻臨紅燈附近。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每年出的「社會藍皮書」,以貧困者為中心的「被虐待者抗議活動」,2007年發生超過8萬件,這是官方的統計,實際上可能超過9萬件。
不過,英國的智庫NEF於2006年發表幸福指數國家排名,調查國家為178國,其中,中國排名31,屬於前段班。日本排名95,屬於中段班。美國排名150,屬於後段班。日本學者遠藤譽於2000年對中日韓三國對中學三年級學生做調查,其中有一題「你對自己的未來懷有希望嗎?」回答「懷有很大希望」的中國為百分之91,日本為百分之29。回答「完全沒懷希望」的中國為百分之0,日本為百分之5。由上述兩項調查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不一定比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幸福。當然這也有可能中國剛剛「起跑」沒多久,人民比較對未來懷有希望,而且也對現狀滿意,比較有「幸福」的感覺之故。
不過,貧富差距恐怕是中國今後面臨最嚴厲的挑戰,如何一方面保持經濟成長,一方面又能不擴大貧富差距?讓我們拭目以待。
根據2009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新聞周刊」報導,中國的高官中,有百分之60包二奶,有百分之95有情婦。其中還有幹部以14歲的少女「賄賂」高官。我不知道二奶和情婦有何不同,只知道男人有錢有勢,就會玩女人,這是古今中外不變的鐵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裡,有「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今後,貧困階級會不會「起來!」值得關注。
中國還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以往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每年平均以311萬增加,2009年,則暴增800萬。同年,80歲以上老人人口為1千805萬人,而且每年將增加100萬人。家中只有老人的家庭,都市為百分之49.7,鄉下為百分之48.9,都接近一半。
「你村上了嗎?」是中國年輕人最近幾年的問候語。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於1987年在日本出版,二年後,登陸中國,造成旋風。除了「你村上了嗎?」年輕人也說:「你上樹了嗎?」沒有讀過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人就不是都市人,是土包子,讀過的人便有一種優越感。
這個世代以「70後」為多,他們喝咖啡,享受雞尾酒,會話中夾雜英語,喜歡名牌,身上如果不帶著都市的憂鬱與倦怠,似乎就趕不上潮流,他們對歐美先進國的都市生活型態充滿憧憬。披薩雖然是歐美食物,但是他們非得某特定店鋪的披薩不吃,以顯示和大眾不同。他們被稱為「小資」(小資產階級)。他們對政治完全不關心。2009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芸教授在新華網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已占總人口的百分之23,而且每年還以百分之1的速度在增加。
書店中最熱門的雜誌是流行服飾、室內設計、汽車等高價雜誌。向錢看的中國,今後會如何發展,實在令人好奇,這也關係著台灣的命運。
理州上 2010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紀念日)
★本讀書報告的資料,由我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1989年,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崩潰。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當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12月25日,連蘇聯共產政權也崩潰。
1958年,毛澤東發動幼稚的「大躍進」,想要盡快「趕英超美」可是大失敗。接著他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藉此鬥垮政敵劉少奇。結果造成中國的大災難。
等到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看到日本經濟繁榮的模樣,尤其搭乘新幹線(高速鐵路)時,被其快速的車速嚇了一跳,他說:「當時彷彿背上被人鞭打!」可見鄧小平受到的衝擊之大。鄧下平覺得中國以往浪費太多時間,不能再蹉跎下去,因此就於1978年12月宣布改革開放,從此賺錢不再是罪惡。
1956年時,毛澤東曾經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大家提出意見。結果第二年,1957年,開始批判那些提出意見的人,稱為「反右鬥爭」。有這樣的前車之鑑,人民一開始不相信鄧小平的話,認為這又是「陽謀」,但是看到別人賺錢,並沒受到處罰,而且還被政府表揚,之後,開始相信鄧小平是認真的。
1977年5月,鄧小平說:「尊重知識,尊重人才」3個月後,中國恢復全國高等學校統一考試(相當於台灣的大學聯考)。
1980年,中國開始派遣國費留學生,1983年,也准許私費留學生。留學生最多去的國家是日本。鄧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說:「我們要注意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成功地引進科技文明。」想不到康有為、梁啟超在1898年百日維新時想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典範,經過曲曲折折的79年,中國又回到學習明治維新的老路,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不過,改革開放也帶來「資本主義的毒害」,街頭書報小攤的毛語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色情書刊。鄧小平說了一句傳神的名言:「打開窗子,蒼蠅也就會飛進來。」不過,中國政府還是不習慣蒼蠅在室內亂飛。1983年,中國開始發動「反精神污染運動」。
1992年,鄧小平巡是南部經濟特區後,發表「南巡講話」,他說:「改革開放要放大膽,像纏足的女人一樣碎步走路是不行的!」
以前,化妝是資本主義的象徵,改革開放後,書店裡出現很多教女人化妝的書,有些女性還得意地向人炫耀:「我用的化妝品是日本製。」
1994年,中國政府宣布「住房制度改革」,後來又經過10次以上修改,國家只有對土地擁有所有權,房子原則上是個人私有。而且許多大樓的價格雖然不比日本便宜,仍然大受歡迎。
19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開始積極發展汽車製造技術。德國的福斯汽車、法國的雪特龍汽車、美國的克萊斯勒汽車也積極協助。
2009年上半年,中國的汽車銷售輛數為609萬8800輛,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17.7,而美國只有480萬9000輛,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
以前一提到中國,大家腦海裡浮現的是馬路上車水馬龍的腳踏車,現在則由汽車取而代之。北京天安門前汽車常被阻塞,奧運期間,政府只好規定車牌奇數號與偶數號輪日開出門。據估計,在2020年時,全中國的汽車年間銷售輛數將達到2千萬輛。再過不久,全中國成年人將一人一輛汽車。
不過許多買屋或買車的人都是向銀行貸款,每月必須繳利息,中國人稱之為「房奴」、「車奴」,又說「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
1979年,中國實施一胎政策。新中國誕生的時候,人口為6億。當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1882-1982)主張抑制人口成長,可是毛澤東卻認為「人多好辦事!」馬寅初因而失勢。後來果然如馬寅初所預料,1970年代末期,中國人口達到10億,糧食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加,中國政府不得不實施一胎政策。
然而農村地區卻陽奉陰違,出現嬰兒出生也不向戶籍機關申報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黑孩子」。或者嬰兒在出生前,若得知是女嬰,便墮胎,或者出生後,送到孤兒院,變成孤兒院有許多女孩的奇異現象。
一胎政策雖然是1979年實施,但為了容易稱呼起見,一般都稱獨生子為「80後」,這些孩子如果是男孩就稱「小皇帝」,如果是女孩就稱「小皇后」,得長輩寵愛於一身。畢竟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總共6個人的老後就完全寄託在這些獨生子身上。算算這些養尊處優的獨生子,現在的年紀大約是30歲左右,正是社會的中堅工作人口,郭台銘的富士康連續跳樓,也是以這些抗壓性極低的人為主角。
和台灣一樣,中國年輕人也有「月光族」、「啃老族」。
中國上網的人愈來愈多。根據中國網路資訊中心統計,2008年年底的網民數為2.98億,到了2009年6月30日,增加到3.38億,半年就增加4千萬人。
網民中,百分之33是「90後」,百分之29.8是「80後」,兩者加起來,也就是獨生子世代為百分之62.8。獨生子世代不看報紙,有些人甚至不看電視,因為他們認為電視受政府管制,內容無趣,如果上網,就可以和全世界接軌,看到真實的事情。中國政府常常封鎖政治上持批判態度的部落格,並且大量培養「五毛黨」,所謂「五毛黨」,就是政府給某些網民五毛錢,對方就會在網路上說政府好話。
1981年,日本的動畫「原子小金剛」在中國登陸以來,日本的漫畫、動畫就席捲全中國。可說全中國的獨生子沒有一人沒看過日本的漫畫與動畫。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動畫社團。2006年,中國政府還下令在黃金時段全國一律不准播放外國卡通(實際上是日本卡通)。
中國現在出現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所謂的「剩女」。她們具有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奇怪的是,她們大多外貌秀麗,條件如此好,卻嫁不出去,因此被戲稱為「剩女」,意思是「賣剩的女人」。而且「剩女」與「聖女」音同,她們也是「永遠不結婚的神聖女人」。有些人還稱她們為「大齡白領未婚女士」,「大齡」就是「高齡」的意思。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社會問題?因為男人總是不願挑比自己優秀的女人,所以條件好的女性就難找到對象。
2004年9月的某一天早晨,在北京龍潭公園,幾位老人在聊天,其中數位老人談到他們家中有尚未結婚的「大齡白領未婚女士」,他們為此深感煩惱,其中一位老人說,他家有一位未婚的兒子。
「什麼?你有一位未婚的兒子?太好了!」
「幾歲?」
「什麼工作?學歷?身高?收入?」
「這樣的話,把我們家的女兒介紹給你兒子,如何?」
「我們可以叫更多的人到這兒來交換資訊。」
於是他們組成「鵲橋會」,定期集會。在口耳相傳之下,不久,上海、南京、杭州、廣東、成都等都市的公園也成立「父母相親」的類似組織。
由於這些「剩女」也都是獨生子,她們若無法結婚,不但絕了後,她們的父母老了以後,也沒有依靠,因此她們的父母比當事人還急。於是上海人民公園出現這樣奇特的現象:
幾位老人胸前掛著A4大小白色厚紙板,厚紙板上半寫著他女兒的名字、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等資料,下半寫上希望找的男性學歷、收入等條件。換言之,父母替女兒徵婚。
例如,女方年齡32歲、有碩士學位、在外資企業擔任銷售經理、年收7萬5千人民幣、身高165公分。男方的條件是,33至35歲、碩士學位以上、年收10萬人民幣以上、身高170公分以上。
中國現在頗流行婚外情和一夜情,以「失樂園」一書聞名的日本小說家渡邊淳一很受年輕人歡迎。在任何一個大一點的都市都可看到賣春女郎的蹤跡,讓人誤以為中國又回到頹廢的封建社會。
有時在中國的大飯店,可以看到西方中年夫婦推著嬰兒車,裡面坐的是女嬰,原因當然是在一胎政策下,許多人生了女嬰就送到孤兒院,然後被西方人領養。根據「參考消息」於2006年2月6日報導,1992年,被美國夫婦收養的中國人孤兒只有206人,到了2002年,增加到5053人,到了2004年,增加到7704人。到2005年為止,總計有5萬人以上。而且其中百分之95是女孩。根據2009年中國政府統計,全中國的男女比率是116.9比100,2020年將有3千至4千萬結婚適齡期的男士找不到對象。屆時,都市將充滿「剩女」,鄉村將充滿「剩男」。有的都市較嚴重,例如重慶市的男女比率將成為140比100。中國現在每誕生一位嬰兒,就有2.5個女嬰被墮胎,一年至少有3萬女嬰被墮胎。
失業也是一大問題,2009年的大學畢業生為611萬人,能夠就業的只有415萬人,佔百分之68。而2008年是百分之73,低了百分之5,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接近200萬人。2008年,溫家寶就說:「現在國家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民工問題,一是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貧富差距是另外一個嚴重問題。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農人和工人本來是社會的主角,可是改革開放後,在「先富政策」下,現在農人和工人處身在社會的最底層,和台灣一樣,中國現在也是個M型社會。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個共產主義國家嗎?」事實上,共產黨對金權政治已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003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不得不宣布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想要縮小貧富差距。網民就諷刺地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民主社會黨。」
據2009年中國政府估計,全中國百分之0.4的人口,保有全中國百分之70的財富。而且這些擁有財富的少部分人大多是共產黨幹部及其家族。另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報告,連美國也不過是百分之5的人保有百分之60的財富。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還嚴重得多。有一個衡量貧富差距的函數,叫「吉尼函數」,由0到1,愈接近0,貧富差距愈小,愈接近1,貧富差距愈大。因此共產國家最理想的狀態是0,大家都是同樣所得。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的1983年,中國的吉尼函數是0.272,2001年是0.447,2004年是0.469,2007年是0.47,逐年增加。一般理論,如果吉尼函數超過0.5,就亮起紅燈,表示人民對這個政府已失去信心。中國已經頻臨紅燈附近。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每年出的「社會藍皮書」,以貧困者為中心的「被虐待者抗議活動」,2007年發生超過8萬件,這是官方的統計,實際上可能超過9萬件。
不過,英國的智庫NEF於2006年發表幸福指數國家排名,調查國家為178國,其中,中國排名31,屬於前段班。日本排名95,屬於中段班。美國排名150,屬於後段班。日本學者遠藤譽於2000年對中日韓三國對中學三年級學生做調查,其中有一題「你對自己的未來懷有希望嗎?」回答「懷有很大希望」的中國為百分之91,日本為百分之29。回答「完全沒懷希望」的中國為百分之0,日本為百分之5。由上述兩項調查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不一定比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幸福。當然這也有可能中國剛剛「起跑」沒多久,人民比較對未來懷有希望,而且也對現狀滿意,比較有「幸福」的感覺之故。
不過,貧富差距恐怕是中國今後面臨最嚴厲的挑戰,如何一方面保持經濟成長,一方面又能不擴大貧富差距?讓我們拭目以待。
根據2009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新聞周刊」報導,中國的高官中,有百分之60包二奶,有百分之95有情婦。其中還有幹部以14歲的少女「賄賂」高官。我不知道二奶和情婦有何不同,只知道男人有錢有勢,就會玩女人,這是古今中外不變的鐵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裡,有「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今後,貧困階級會不會「起來!」值得關注。
中國還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以往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每年平均以311萬增加,2009年,則暴增800萬。同年,80歲以上老人人口為1千805萬人,而且每年將增加100萬人。家中只有老人的家庭,都市為百分之49.7,鄉下為百分之48.9,都接近一半。
「你村上了嗎?」是中國年輕人最近幾年的問候語。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於1987年在日本出版,二年後,登陸中國,造成旋風。除了「你村上了嗎?」年輕人也說:「你上樹了嗎?」沒有讀過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人就不是都市人,是土包子,讀過的人便有一種優越感。
這個世代以「70後」為多,他們喝咖啡,享受雞尾酒,會話中夾雜英語,喜歡名牌,身上如果不帶著都市的憂鬱與倦怠,似乎就趕不上潮流,他們對歐美先進國的都市生活型態充滿憧憬。披薩雖然是歐美食物,但是他們非得某特定店鋪的披薩不吃,以顯示和大眾不同。他們被稱為「小資」(小資產階級)。他們對政治完全不關心。2009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芸教授在新華網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已占總人口的百分之23,而且每年還以百分之1的速度在增加。
書店中最熱門的雜誌是流行服飾、室內設計、汽車等高價雜誌。向錢看的中國,今後會如何發展,實在令人好奇,這也關係著台灣的命運。
理州上 2010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紀念日)
★本讀書報告的資料,由我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2010年6月2日 星期三
萬華愛愛院
萬華愛愛院
施乾(1899-1944)出生於現在的台北縣淡水鎮。他從小就很會讀書,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後來的台北工專),之後成為台北商工課的技士。任職第二年,施乾被上級命令去調查艋舺一帶貧民的生活狀況。
從小生活在富裕家庭的施乾,知道艋舺有很多乞丐後,非常同情,就每個星期日買許多食物、衣服和藥品到艋舺送給乞丐們。本來對施乾身懷期待的父母親及族人,非常反對施乾這樣的行為,父親甚至生氣地說:「那麼喜歡乞丐的話,就搬去和他們住!」結果,施乾真的搬去和乞丐住。他用自己的薪資蓋了一棟簡陋小屋,和幾位乞丐住在裡面。
可是不久施乾就發現乞丐的墮落面,他們沒事就賭博和吸鴉片,乞丐頭目還擁有妾。施乾認為要救這些乞丐,首要之務就是建一棟收容所。於是施乾賣掉他名下所有的財產,買土地。他的族人此時也被他的行為感動,便購買大量木材送他。
不久,1922年,一棟能夠擺2百張床的收容所建好了。施乾將它取名為「愛愛院」。當時施乾才23歲。
據說施乾是受基督徒賀川豐彥(1888-1960)與宗教家開設「一燈園」田天香的影響。施乾教乞丐們製做藤椅和養豬,以得到求生技能。他並且對年幼的乞丐施以教育。除了乞丐之外,愛愛院也收容孤獨無依的老人,施乾並且請同鄉的醫學者杜聰明(第一位台灣人博士)免費為愛愛院的鴉片中毒者診療。
昭和初年,文人菊池寬到台灣訪問,知道師甘的感人事蹟後,為文介紹給全日本,昭和天皇知道後,便頒授金錢給施乾。1934年,施乾與日本京都的清水照子小姐結婚,但是施乾卻於10年後,1944年,因腦溢血去世。享年才45歲。清水照子繼承丈夫的遺志,努力照顧、教育愛愛院的200名收容者。
二次大戰後,愛愛院的收容者對清水照子要求說:「不要拋棄我們而回日本!」清水照子便與女兒們留在台灣,繼續經營愛愛院。愛愛院現在還存在,地址是台北市大理街175巷27號。
理州上 2010年6月3日
施乾(1899-1944)出生於現在的台北縣淡水鎮。他從小就很會讀書,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後來的台北工專),之後成為台北商工課的技士。任職第二年,施乾被上級命令去調查艋舺一帶貧民的生活狀況。
從小生活在富裕家庭的施乾,知道艋舺有很多乞丐後,非常同情,就每個星期日買許多食物、衣服和藥品到艋舺送給乞丐們。本來對施乾身懷期待的父母親及族人,非常反對施乾這樣的行為,父親甚至生氣地說:「那麼喜歡乞丐的話,就搬去和他們住!」結果,施乾真的搬去和乞丐住。他用自己的薪資蓋了一棟簡陋小屋,和幾位乞丐住在裡面。
可是不久施乾就發現乞丐的墮落面,他們沒事就賭博和吸鴉片,乞丐頭目還擁有妾。施乾認為要救這些乞丐,首要之務就是建一棟收容所。於是施乾賣掉他名下所有的財產,買土地。他的族人此時也被他的行為感動,便購買大量木材送他。
不久,1922年,一棟能夠擺2百張床的收容所建好了。施乾將它取名為「愛愛院」。當時施乾才23歲。
據說施乾是受基督徒賀川豐彥(1888-1960)與宗教家開設「一燈園」田天香的影響。施乾教乞丐們製做藤椅和養豬,以得到求生技能。他並且對年幼的乞丐施以教育。除了乞丐之外,愛愛院也收容孤獨無依的老人,施乾並且請同鄉的醫學者杜聰明(第一位台灣人博士)免費為愛愛院的鴉片中毒者診療。
昭和初年,文人菊池寬到台灣訪問,知道師甘的感人事蹟後,為文介紹給全日本,昭和天皇知道後,便頒授金錢給施乾。1934年,施乾與日本京都的清水照子小姐結婚,但是施乾卻於10年後,1944年,因腦溢血去世。享年才45歲。清水照子繼承丈夫的遺志,努力照顧、教育愛愛院的200名收容者。
二次大戰後,愛愛院的收容者對清水照子要求說:「不要拋棄我們而回日本!」清水照子便與女兒們留在台灣,繼續經營愛愛院。愛愛院現在還存在,地址是台北市大理街175巷27號。
理州上 2010年6月3日
2010年6月1日 星期二
日據時代的民眾暴亂
日據時代的民眾暴亂
台灣民風本來就強悍,不容易屈服,日據時代之前,常有異族間的械鬥,日本新統治者來了之後,由於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習慣都不同,加上日據時代初期,總督府採取高壓統治,自然會發生民眾暴亂,有名的民眾暴亂有:
北埔事件
北埔位於新竹南方20公里處,當地一位無業遊民蔡清琳自稱是「聯合復興總裁」,向民眾說:奪取日本人巡查的劍者,給20日圓,奪取日本人警部的劍者,給50日圓,而且不久清朝的軍隊將攻擊新竹和台灣全島,如果能加入義軍的行列,將會加官進爵,而且會暫時給予2百日圓獎金。在蔡清琳的鼓吹下,有100人左右加入暴動的行列。1871年11月15日天還沒亮,他們攻擊北埔警察局,將裡面的警察,包括家人和幼兒26人完全殺害。
日本警察聽到消息,趕來支援,擊斃81人,7人自殺,9人被捕,剩下7人逃到原住民居住的深山,有的被原住民殺害,有的起內鬨,互相殺害。蔡清琳和王阿義一起逃,途中,王阿義聽蔡清琳說這些都是他煽動,根本沒有清朝軍隊即將前來攻擊這回事,都是他杜撰云云,王阿義非常生氣,便當場用槍將蔡清琳擊斃,王阿義後來也被捕,處絞首刑。
林圯埔事件
林圯埔現在名叫竹山,生產品質優良的竹子。這地方有一位以算命為業的劉乾,劉乾擁有許多迷信的農民信徒,日本警察常常勸劉乾轉行務正業,最後甚至禁止劉乾再算命,引起劉乾不悅,他躲到深山,集合12位農民信徒,劉乾說有神靈附身,要信徒穿白衣或青衣,戴紅帽,這樣敵人就看不見,並且給每位信徒一把扇子,說只要揮一揮扇子,子彈就會中途掉落地面。他們於1876年襲擊派出所,殺害2位日本警察,雖然繼續前往林圯埔,但是信徒走到一半,發現抗日軍只有他們這些人,便紛紛逃往深山,不到一星期,一人被擊斃,劉乾與其他信徒被捕。結果,8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無期徒刑,3人被判有期徒刑。
辛亥革命的餘波
辛亥革命也激起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廣東出身的羅福星曾經在新加坡和緬甸有從事革命運動。他於1912年到台灣,向大眾宣傳:「我是新中國政府派來的,潛入台灣的同志已經有2萬人。一旦舉兵,大陸會派援軍來台,推翻總督府。」然後募集革命黨員,到1913年為止,募集了5百多人。當然羅福星的暴動也立刻被鎮壓。
西來庵事件
這是日本確立統治台灣後規模最大的暴動。1915年,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起中國人民憤怒,這股憤怒之氣也傳染到台灣。一些台灣人之間謠傳「德國有許多飛機會來支援,中國會有10萬革命黨員來台,其先鋒部隊已經登陸台灣。」放出謠言的是台南市西來庵吃素人余清芳。余清芳並且告訴民眾:「將來大陸的軍隊到達台灣後,我們暴動,內外呼應,可以一舉推翻日本人統治。」、「你們成為西來庵的信徒,不吃葷,捐錢給西來庵,接受神符,就不會被敵人的子彈所傷。」、「時機一到,玉皇大帝會降毒雨、刮毒風,不僅殲滅日本人,連不加入起義的台灣人也會被消滅。」
余清芳一夥人有3百名,襲擊各地警察局,殺害日本警察、婦女、幼兒69人,台灣警察15人
總督府一聽到這個暴動消息,立刻派4百名步兵,帶著兩門大砲前往逮捕。當時由於一些農民加入,余清芳集團已經增加到1千人左右。當日本的砲彈飛來,余清芳集團立刻變成烏合之眾,紛紛逃亡,留下3百多具身上貼有躲避砲彈神符的屍體,日方只死2人。暴動者雖然逃入深山,可是原住民不太理他們,不久,暴動者1千零4人便一一被日本人逮捕。
此後,台灣人就大至放棄武力暴亂,而改採體制內爭取民主的運動。
不過在二次大戰末期,1941年,在台南市,郭國基、歐清石等人計劃呼應蔣介石的國軍,幫助國軍上岸,結果1千多人被逮捕。1944年,瑞芳的礦主李建興成立抗日組織,超過5百人被捕,3百多人死於獄中。
理州上 2010年6月2日
台灣民風本來就強悍,不容易屈服,日據時代之前,常有異族間的械鬥,日本新統治者來了之後,由於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習慣都不同,加上日據時代初期,總督府採取高壓統治,自然會發生民眾暴亂,有名的民眾暴亂有:
北埔事件
北埔位於新竹南方20公里處,當地一位無業遊民蔡清琳自稱是「聯合復興總裁」,向民眾說:奪取日本人巡查的劍者,給20日圓,奪取日本人警部的劍者,給50日圓,而且不久清朝的軍隊將攻擊新竹和台灣全島,如果能加入義軍的行列,將會加官進爵,而且會暫時給予2百日圓獎金。在蔡清琳的鼓吹下,有100人左右加入暴動的行列。1871年11月15日天還沒亮,他們攻擊北埔警察局,將裡面的警察,包括家人和幼兒26人完全殺害。
日本警察聽到消息,趕來支援,擊斃81人,7人自殺,9人被捕,剩下7人逃到原住民居住的深山,有的被原住民殺害,有的起內鬨,互相殺害。蔡清琳和王阿義一起逃,途中,王阿義聽蔡清琳說這些都是他煽動,根本沒有清朝軍隊即將前來攻擊這回事,都是他杜撰云云,王阿義非常生氣,便當場用槍將蔡清琳擊斃,王阿義後來也被捕,處絞首刑。
林圯埔事件
林圯埔現在名叫竹山,生產品質優良的竹子。這地方有一位以算命為業的劉乾,劉乾擁有許多迷信的農民信徒,日本警察常常勸劉乾轉行務正業,最後甚至禁止劉乾再算命,引起劉乾不悅,他躲到深山,集合12位農民信徒,劉乾說有神靈附身,要信徒穿白衣或青衣,戴紅帽,這樣敵人就看不見,並且給每位信徒一把扇子,說只要揮一揮扇子,子彈就會中途掉落地面。他們於1876年襲擊派出所,殺害2位日本警察,雖然繼續前往林圯埔,但是信徒走到一半,發現抗日軍只有他們這些人,便紛紛逃往深山,不到一星期,一人被擊斃,劉乾與其他信徒被捕。結果,8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無期徒刑,3人被判有期徒刑。
辛亥革命的餘波
辛亥革命也激起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廣東出身的羅福星曾經在新加坡和緬甸有從事革命運動。他於1912年到台灣,向大眾宣傳:「我是新中國政府派來的,潛入台灣的同志已經有2萬人。一旦舉兵,大陸會派援軍來台,推翻總督府。」然後募集革命黨員,到1913年為止,募集了5百多人。當然羅福星的暴動也立刻被鎮壓。
西來庵事件
這是日本確立統治台灣後規模最大的暴動。1915年,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起中國人民憤怒,這股憤怒之氣也傳染到台灣。一些台灣人之間謠傳「德國有許多飛機會來支援,中國會有10萬革命黨員來台,其先鋒部隊已經登陸台灣。」放出謠言的是台南市西來庵吃素人余清芳。余清芳並且告訴民眾:「將來大陸的軍隊到達台灣後,我們暴動,內外呼應,可以一舉推翻日本人統治。」、「你們成為西來庵的信徒,不吃葷,捐錢給西來庵,接受神符,就不會被敵人的子彈所傷。」、「時機一到,玉皇大帝會降毒雨、刮毒風,不僅殲滅日本人,連不加入起義的台灣人也會被消滅。」
余清芳一夥人有3百名,襲擊各地警察局,殺害日本警察、婦女、幼兒69人,台灣警察15人
總督府一聽到這個暴動消息,立刻派4百名步兵,帶著兩門大砲前往逮捕。當時由於一些農民加入,余清芳集團已經增加到1千人左右。當日本的砲彈飛來,余清芳集團立刻變成烏合之眾,紛紛逃亡,留下3百多具身上貼有躲避砲彈神符的屍體,日方只死2人。暴動者雖然逃入深山,可是原住民不太理他們,不久,暴動者1千零4人便一一被日本人逮捕。
此後,台灣人就大至放棄武力暴亂,而改採體制內爭取民主的運動。
不過在二次大戰末期,1941年,在台南市,郭國基、歐清石等人計劃呼應蔣介石的國軍,幫助國軍上岸,結果1千多人被逮捕。1944年,瑞芳的礦主李建興成立抗日組織,超過5百人被捕,3百多人死於獄中。
理州上 2010年6月2日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