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希特勒(下)

希特勒(下)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祖先是奧地利農民,希特勒的祖母是家庭幫傭,她和猶太人的主人發生性關係,生下私生子,也就是希特勒的父親。換言之,希特勒體內流著四分之一猶太人的血液,為什麼他後來會那麼憎恨猶太人,想滅絕猶太人呢?真是令人費解,難道他以猶太人的血統為恥嗎?
希特勒的父親雖然只有小學畢業,但是由於工作勤奮,成為稅關第九等官員,薪水比小學校長還高。這是他的學歷所能升到的最高官階。
希特勒的父親結了數次婚,希特勒是他第二任妻子生下的孩子。希特勒13歲時,父親去世。父親一直希望希特勒成為官員,可是希特勒立志當畫家。希特勒從小學校成績就很糟,最得意的歷史和地理只不過剛好及格而已。分數最好的是體育和繪畫(跟呂理州在國中的成績一樣)。1907年,希特勒到維也納報考造型美術大學繪畫科,落第,翌年再報考,再度名落孫山。母親於1907年去世,希特勒獲得雙親留下的遺產以及國家支付的孤兒津貼,因此,自1908年以後,他搬去維也納租房子住。不過坐吃山空,不久他就快花光金錢,成為街友睡街頭或到免費住宿處(流浪者收容所)過夜,不過由於他每個月還能領到孤兒津貼,所以吃飯還沒問題。1911年,希特勒獲得故鄉阿姨給他的龐大金錢資助,生活大幅改善。
在維也納,希特勒從免費住宿處與別人聊天當中以及在咖啡店裡的報紙,還有在街上拿到的政治傳單中吸取知識與訊息。
維也納時代,希特勒最大的收穫是在免費住宿處與別人聊天當中所掌握的「大眾心理」。他後來在他的著作「我的奮鬥」裡,所出現的「名言」,如「要說謊的話,就說大謊!」、「大眾如同女人,一直在等待支配自己的人出現。給他們自由,他們反而會不知所措。」、「民眾只能理解很少的事,他們遺忘事情比理解事情快得多。」希特勒在維也納時代學會掌握民眾的心,以及如何煽動民眾、讓他們狂熱。
希特勒思想最基本的是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他成為反猶太主義者是在1910年夏。近代的反猶太主義是起因於白色人種稱霸全世界發生動搖而發生的反動。
後來希特勒厭倦維也納的生活,便於1913年離開維也納,移居慕尼黑。如果希特勒在維也納成功地成為畫家,他的人生和人類的歷史會大大不同,猶太人也不會有那麼悲慘的命運,可是他在維也納過著是社會底層的生活,讓他飽嘗辛酸與冷漠,讓他憤世妒俗。 從此他心中只有恨,沒有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待舊秩序被破壞的希特勒覺得他的機會來了,趕緊志願從軍。在軍中,希特勒得到溫暖,因為以前他在維也納交不到朋友,現在在軍中,大家患難與共,一起生活,一起出生入死,自然成了好友。
由於希特勒有辯論的才能,長官便要他擔任講習會的講師。1919年,希特勒加入右翼政黨德國勞工黨,當時希特勒的主張有三項:反對凡爾賽條約,排斥猶太人,反對民主共和制。希特勒到處進行煽動演講。
德國勞工黨於1920年改名為國民社會主義德國勞工黨,簡稱NSDAP,通稱納粹黨。
初期納粹運動的中心人物是埃卡德(1868-1923)。埃卡德認為要克服猶太人和共產主義,必須組織新政黨,而這個新政黨的領袖必須符合幾個條件,第一,他必須擁有聽到機關槍的聲音也不會害怕的膽量。第二,外貌愈平凡愈好,因為政治本來就是這世上最平凡、無趣的工作(就這點而言,陳水扁比馬英九還適合當領袖,馬英九應該去當電影明星)。第三,他最好單身,因為單身的話,比較容易得到女性的選票。
埃卡德以這三個條件選中了希特勒。
埃卡德認為亞利安人種是神祕而高貴的人種,數千年來,他們從北往南移動,與南方的劣等人種鬥爭,現在德國人種是亞利安人種的中心。猶太人是劣等人種中最危險的種族,他們通過與其他種族的混血,以及通過以自己的風俗習慣、思想、世界觀和基督教感染其他民族。埃卡德的想法深深影響了希特勒。希特勒不久就成為熟女殺手,熟女們被希特勒的魅力吸引,為納粹運動和希特勒個人的生活做出很大的奉獻。資本家們發現納粹運動愈來愈壯大,前途似乎看好,便紛紛出資援助。1923年納粹黨員原本只有1萬5千人,在一年之間,就增加兩倍半,當年,納粹黨的機關刊物「民族觀察者」原本一個星期發行兩次,現在改成每天發行。
納粹黨組織了突擊隊(SA),當黨在集會時,若會場有反對者嗆聲,突擊隊就會出面武力制裁。本來是一種被動的防衛組織,後來突擊隊變成主動攻擊反對派的集會或到學術演講的會場鬧場(因為演講的題目或演講者不合突擊隊的意)。突擊隊隊員的裝備,一開始是皮帶和鞭子,後來變成鋼鐵做的鞭子、橡膠棒、手槍與藍波刀,他們在街上一看到猶太人,不由分說,便上前痛毆一頓,他們也到勞工地區與社會主義團體械鬥。如此暴力行為,警察卻不取締,是因為突擊隊背後有國軍撐著。
國軍為什麼要支持納粹突擊隊?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因為德國共產黨的發展非常快速,國軍擔心德國會被赤化,因此希望納粹突擊隊打擊共產勢力。第二個原因是一次大戰雖然結束,但是德法兩國依舊不和,法國隨時有可能成為德國的敵人,如果有勢力強大的右翼武裝組織納粹突擊隊存在,在萬一的時候,可以協助國軍防衛德國。
突擊隊花費不少,一開始由有錢黨員和富熟女提供金錢援助,後來資本家也開始出錢。資本家的條件是納粹黨取得政權後,必須廢除憲法中保護勞工的規定(如規定八小時工作、勞工可以參加公司經營等)。希特勒掌握了納粹黨資金的來源,自然就掌握了黨權。這點,日本的田中角榮以及台灣的陳水扁都是循同樣模式--誰掌握資金,誰就是老大(因為搞政治要花錢)。
由於公然招募士兵違反凡爾賽條約,德國國軍便提供武器給突擊隊這個半軍事團體,並且幫突擊隊隊員做軍事訓練。1923年時,納粹突擊隊的兵力已經擴大到相當於一個師。
同年,馬克幣值大貶,八月時貶到一次大戰前的110萬分之一,九月貶到2354萬分之一,十月貶到60億分之一。家庭主婦乾脆拿紙鈔當燃料燒,因為燃料比紙鈔貴。真是令人怵目心驚!社會上不時發生民眾因飢餓而暴動,或因物價昂貴而暴動。政府的威信大失,共產革命或極右革命一觸即發,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發生親法獨立運動。德國現在面臨社會革命和國土分裂雙重危機。
在這個社會上瀰漫不滿氣氛的環境下,對善於煽動的希特勒來說,真是如魚得水。不久,極右激進組織「德國鬥爭同盟」成立,希特勒是領袖。
納粹的聖經「我的奮鬥」是希特勒於1924年因慕尼黑暴動被判有罪,入監服刑,在獄中口述,由同志執筆寫成。1925年,「我的奮鬥」上卷出版,賣了2萬3千冊。1927年,下卷出版,賣了1萬3千冊。不過隨著納粹黨愈來愈強大,「我的奮鬥」的銷路也愈來愈好。納粹政權成立後,政府規定每個家庭都必須購買。真是豈有此理!簡直比毛澤東還厲害,因為毛澤東可沒規定每個中國人家庭都必須購買毛語錄。1943年,「我的奮鬥」上下卷合成一本,賣出984萬冊。
「我的奮鬥」中有這麼一段:「日本人與亞利安人種不同,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現在的日本之所以進步,是因為他們引進了亞利安人種發明的科技之故。如果日本人沒有和亞利安人接觸,他們現在的文化應該還在化石階段,處於往昔的冬眠狀態。他們不是創造文化的民族。」當「我的奮鬥」翻譯成日文時,這段傷害日本人自尊心的文字當然被刪除了。
不過由於「我的奮鬥」內容教條、無趣,就算是納粹黨員,能夠讀完的人也寥寥無幾。
1929年,美國股市暴跌,美國經濟景氣陷入蕭條,德國經濟也受到拖累,而嚴重不振。本來就面臨重大危機的德國現在更進入岌岌可危的階段。這時資本家們因為害怕社會革命,開始要求廢除民主政治,豎立獨裁政治。他們期待「強人」出現,領導、解救德國。他們開始支持納粹黨。1933年,希特勒內閣成立。同年三月,確立納粹一黨獨裁體制。
德國人在面臨共產革命或納粹獨裁兩種選擇時,他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寧願選擇看起來危害似乎較輕的納粹獨裁。其實,不管極左或極右,對人民而言,危害都是極大。這點在台灣也是如此,不管極藍(急統)或極綠(急獨),對人民而言,危害都是極大。
納粹黨於1933年一取得政權,就掌握警察權,並且強迫解散其他政黨,確定納粹黨獨裁體制。
突擊隊隊員在1931年只有10萬人,到了1933年7月,增加到250萬人。這些突擊隊一一殺害不聽話的政治家。國軍不對國家或憲法效忠,而是對希特勒個人效忠。希特勒不斷實施公投(包括是否退出國際聯盟),以維持人民對他的支持(這點像極陳水扁),這些公投幾乎都能獲得百分之90以上的贊成票。然而投票時並不是自由而秘密,投票者感覺到沉重的壓力,因此投票結果是否能真的反映民意,頗令人懷疑。
在納粹政權下,勞工不得組織工會,工資由國家決定,地方自治也喪失,地方市長和官員由政府派任,大學自治當然也消失,大學校長和系主任由國家任命。為了培養納粹精神,各級學校都很重視歷史(當然是納粹史觀)和生物學(遺傳學,因為要培育優秀的亞利安人下一代)。
納粹取得政權的時候,世界經濟景氣剛好從最低點往上翻升,所以後來德國經濟的好轉,並不是希特勒的政策有什麼過人之處,而完全是拜世界景氣好轉之賜。
希特勒很重視解決失業問題,民間企業在承接政府工程時,政府都會要求盡量不要使用機器,盡量用勞工,例如在建築道路時,不使用碎石機,而用人手將石頭敲碎。在玻璃工業也禁止使用新機器,因為新機器會讓勞工失業。為什麼要故意捨棄新技術,而採用勞力呢?因為這樣可以多雇用一些勞工,對減少失業率有幫助。希特勒清楚降低失業率可以維繫人民對他的熱情支持。政府甚至鼓勵職業婦女結婚時辭職回家庭,並且借錢給職業婦女結婚,因為這些婦女結婚辭職後,空出來的職缺,就可以聘用其他人,降低失業率。在這些政策施行下,1933年的失業人口為601萬,到了1939年,短短6年間,大幅減少為30萬。減少了20倍。真是驚人!到了二次大戰前夕,德國幾乎沒有失業者!
猶太人自從被羅馬人趕出耶路撒冷以來,流離失所,飽受歐洲各國的歧視與排擠。
以前歐洲人歧視猶太人的理由是他們殺了耶穌以及放高利貸,像吸血蟲一樣貪財。到了近代,歧視猶太人有新理論出現。
法國的哥畢諾(Gobineau 1816-1882)在他的著作「關於人類的人種不平等性」中主張一切歷史現象都是源自於人種這個自然現象,而亞利安人種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
德國的狄靈(Duhring 1833-1921)在1881年寫的「人種、道德及文化的猶太人問題」中,如此寫道:「猶太人雖然洗禮,改信基督教,但是基督徒所蒙受的危害反而更大,猶太人無法自己創造文化,都只是竊取其他民族的成果與文化,他們是喜好住在腐敗環境的寄生物,數千年來,猶太人一直竊取其他民族的東西以及和其他民族作戰,現在鬥爭的焦點移到德國。對猶太教寬容是錯誤的,猶太教是猶太人想要支配其他民族意志的展現,猶太教不容許其他神存在,是侵略性、排他性非常強烈的宗教。……應該將猶太人隔離,這樣就可以除去他們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應該把他們的財產置於國家的管理下。若有人要和猶太人結婚,就得取消法律對他的保護。近代各民族如果自己不想滅絕,就要滅絕猶太人!」法國的德留蒙於1886年著作「猶太化的法國」,內容大致與狄靈的主張一樣,不過銷路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光是1886年就賣了10萬本,是19世紀最暢銷的書。
按照這些理論,猶太人是劣等有害的人種,解放他們,反而造成禍害,最好的方法是把猶太人監禁在固定地方或是將他們徹底絕滅。因為沒有必要和寄生蟲、社會害蟲妥協。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與以納粹軍師自居的羅森貝格(A.Rosenberg 1893-1946)於1930年出版的「20世紀的神話」所主張的人種理論都與以上的理論雷同,沒有其他新意。
德國的保守勢力、軍方與資本家大部分都支持納粹的人種理論。因為一來這種人種理論可以團結德國,一致對外。二來德國人可以陶醉在「德國人最優秀!」、「德國人是選民!」的氣氛中,增添他們的自信心,克服眼前的困境。三來將猶太人從公職驅逐後,他們留下的職缺可以讓其他德國人取代,而剝奪的財產,其他德國人也有機會擁有。四來人種理論可以正當化德國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行為,提高德國人的士氣。
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始於1933年對猶太商店的禁買命令,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滅絕猶太人政策結束。被滅絕的猶太人,要詳細估算很困難,最少是419萬4千人。戰爭結束後的估算是572萬1千人,總之,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納粹的猶太絕滅計畫是先將他們集中在東歐,讓他們勞動,等到他們生病或無力工作,再殺掉他們。至於老人、小孩、病人和婦女,因為一開始就無法做苦工,所以一開始就殺掉。
希特勒還擬定「歐洲新秩序計畫」,根據這個計畫,德國要征服俄國,征服後,完全不給俄國人武器,也不給他們教育,只要會寫自己的名字,並且會從1算到500即可,教他們聽得懂命令的德語,然後降低他們的生育率,生病時,不讓他們進醫院。如果哪個鄉鎮有叛亂的跡象,就用2、3顆強力炸彈解決所有住民。讓俄國人成為劣等奴隸階級,伺候移民到東歐的德國人。
1939年9月1日,德國納粹沒有任何宣告,就開始攻擊波蘭,9月3日,英法兩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以強大的坦克車與優勢兵力僅花20天就讓波蘭豎白旗,這是希特勒得意的「閃電戰」。波蘭投降後,接著荷蘭也在五天內首都華沙就被德軍佔領。然後是法國,6月14日,德軍進入巴黎,法國投降。德法兩國簽署和平協定,法國國土的5分之3被德軍佔領。德國想登陸英國,但是德國海軍不強,只好放棄。希特勒在焦慮之餘,只好掉頭攻擊俄國。可是一旦德國開始攻擊俄國,美英兩國就表示願意協助俄國的意願。這下子,希特勒的「閃電戰」變成持久戰,而一旦進入持久戰,當然是資源豐富的美國佔優勢。1945年,希特勒在盟軍的包圍中以手槍自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般市民只死了50萬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死了2千萬至3千萬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人死了1千萬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死了1600萬人。而且中日戰爭的犧牲軍人還沒計算在內。希望這是人類最後一場愚蠢的世界大戰。
理州上 2010年1月26日

希特勒(上)

希特勒(上)
由於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時,於1917年實施無限制潛水艇作戰,攻擊任何靠近法國港口的船隻,觸怒美國,逼迫美國對德宣戰,而造成德國戰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成為戰敗國,美國總統威爾遜是個學者出身的理想主義者,他為了世界和平、防止各國不再發生戰爭,提出設立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及削減軍備以及除去貿易障礙等14項提議,英國同意了這個提議,可是法國稍有異議,法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損失慘重,對德國懷恨在心,復仇心強烈,想要對德國大肆要求賠償,這種想法與威爾遜以世界和平為重的想法大相逕庭。威爾遜在歐洲雖然得到民眾的大量掌聲,可是在美國反而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美國最後還是沒有加入國際聯盟。威爾遜在美國各地奔走演講,向民眾訴說加入國際聯盟的重要,可是沒有獲得熱烈迴響,而且他自己也在巡迴演講途中病倒,第二年威爾遜沒有出馬角逐總統選舉。國際和平蒙上一層陰影。
一次大戰後,戰勝各國與德國在法國簽訂凡爾賽條約(1919年簽訂,1920年生效)。德國喪失了全部殖民地,軍備受到嚴格限制(陸軍兵力限制10萬、海軍兵力1萬5千、禁止擁有軍用飛機、禁止徵兵制),這個軍備限制只針對戰敗國德國,違反威爾遜的國際和平精神,因為威爾遜的14條主張的限制軍備是針對所有國家,而不是指針對德國,因此,凡爾賽條約透露出濃厚的「報復德國」色彩。最嚴重的是戰勝國對德國提出的巨額賠償要求。1921年戰勝國決定對德國提出1千3百20億馬克(相當320億美元,也相當660億日圓,當時日本的國家預算每年約16億日圓,由此可知這個賠償金額有多大!是日本每年國家預算的41倍多!)的天文數字般的賠償金額,造成德國1923年嚴重的通貨膨脹。
德國遲延繳不起賠償金,法國就聯合比利時,不顧英國的反對,佔領德國魯爾(Ruhr)重工業區,對德國經濟造成更大打擊,加深通貨膨脹的嚴重性,德國人的生存面臨嚴峻挑戰。好在後來美國對德國伸出援手,美國資金綿綿不絕流入德國,加上德國原本就擁有不錯的工業底子,德國才起死回生。努力幫德國解決賠償問題的美國銀行家道威斯(C.G. Dawes 1865—1951 )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25年,德國還與法國、比利時、波蘭、捷克個別簽訂仲裁判條約,各國答應任何國際紛爭都不可訴諸武力,而應交由仲裁裁判和平解決。1928年,法國外交部長還對美國國務卿提議今後兩國間放棄戰爭。美國國務卿認為美法間發生戰爭的機會微乎其微,簽訂這樣的約定不太有意義,倒不如將這種條約推廣到全世界。於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比利時、波蘭、捷克以及英國自治領諸國成為不戰條約的簽署國。根據條約,凡是簽署的國家都放棄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國際紛爭,以今日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規定一樣。可是這項條約對違反的國家並沒有罰則,而且沒有設立國際機構來確定簽署國遵守這個條約。因此這個不戰條約並無法阻止人類接下來要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簽署不戰條約的國家陸續增加,後來成為65國,比國際聯盟的加盟國還多七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的美國是不戰條約的提倡國,蘇聯本來猶豫不決,後來還是簽署。
國際聯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機構,意義重大,雖然有一些缺點,但卻成為二次大戰後的教訓,現在的聯合國就是參考國際聯盟的優缺點而設立的(例如國際聯盟沒有軍隊,缺乏制裁武力,現在的聯合國則擁有軍隊),希望聯合國能堅守世界和平,不要讓人類在發生世界大戰,因為現在的武器破壞力驚人,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可能造成人類滅亡。
德國無論是左派或右派都對這個條約感到憤怒,但是德國是戰敗國,只得忍淚吞下這個苦果。此外,德國將中國山東半島的青島,不顧中國的反對,交給日本(因為在一次大戰時日本對德宣戰,是戰勝國),激起中國的年輕人憤怒,發起「五四運動」。而巴勒斯坦成為英國的委任統治。英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方面為了獲得阿拉伯人協助對抗土耳其,答應在戰爭結束後幫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獨立,另一方面,為了獲得全世界猶太人的協助,又答應猶太人戰後在巴勒斯坦獨立建國。戰後,猶太人便大量移民到成為英國委任統治的巴勒斯坦,造成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綿綿不絕的戰爭,直到現在。英國應該為此事負起最大責任。
德國的賠償金額分配給戰勝國,其中,法國拿最多,佔百分之52,英國佔百分之22,義大利佔百分之10,比利時佔百分之8。
凡爾賽條約的報復主義色彩以及天文數字般的賠償金額要求讓德國民眾非常不滿,也未希特勒的掌權鋪了路。
再談希特勒之前,必須先談世界經濟大恐慌。
在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前夕,美國景氣非常好,華爾街股市持續上漲,股民有買有賺,買者多,賣者少,病患在醫院候診時,聊的是股票,理髮店的客人聊的也是股票,股市有時會突然大幅下跌,那個時候如果大膽承接的人,不多久,又會創新高價。股市充滿一夕至富的傳奇,某某寡婦因為投資股票賺錢,在郊區買了一間豪宅,某某護士用病患給的小費買股票,結果賺了三萬美元。電車司機、水管工人、女裁縫師、傭人都熱中股票,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文學雜誌的編輯和詩人共進午餐時,聊的是股票,過去只聊高更的畫家現在一放下畫筆,聊的就是股票。買股票成了全民運動,而且融資盛行,融資就是用少數的現金(例如5千元)可以買高額的股票(例如5萬元),其中的4萬5千元差價向融資公司借,抵押品就是買進的股票。當時投資股市的人大約有半數(約100萬人以上)是用融資買股票。本來要流入生產的資金,因為股票的投資報酬率遠大於生產,改而流入股市。
股票有一定的價值,大概要以公司的獲利能力以及配息能力來計算,可是在股市行情好的時候,股民懷的是公司美好未來的遠景,這就容易形成超漲,股價遠遠超過公司的獲利能力。這樣一來,暴跌難以避免,問題只是什麼時後發生而已。
1929年10月24日與29日,紐約股票大暴跌。9月初,平均股價為452,到了11月中旬,掉到224(腰斬!)到了1932年7月,更掉到58(腰斬!再腰斬!),各地銀行陷入恐慌狀態。
歐洲的生產力,經過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破壞後,由於美國伸出援手,大量借款給歐洲各國,歐洲的生產力於1925年恢復戰前的水準。歐洲各國於重建期間向美國購買重建所需要的物資,重建完成後,民眾購買力回升,又向美國購買消費品,因此美國在歐洲重建期間和重建之後,一直保持貿易出超,也就是出口遠大於進口,因此美國的經濟景氣一直保持繁榮,全世界一半的金錢都流向美國,美國的資金氾濫,已經不是金錢淹腳目,而是金錢淹眉毛,股市怎會不漲?
可是一旦美國的資金從歐洲撤離,歐洲就失去經濟成長原動力,而降低購買力,影響美國的經濟成長。
從1929年到1932年,世界貿易減少百分之70.8,失業者從三千萬人增加到五千萬人,國民所得至少減少了百分之40。
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產業,各國開始採取保護貿易,也就是用提高關稅或限制進口貨量,來減少外國貨的進口。1932年英國聯邦的廣大區域對外國商品課很高的進口稅,法國和美國等國家隨後跟進,大家紛紛採取封鎖性經濟圈,對經濟圈外的外國商品用一切方法減少其進口,愈來愈往自給自足方向邁進。這麼一來,擁有豐富資源以及殖民地的國家得以繼續享受經濟成長,反之,資源缺乏與沒有殖民的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義大利自然必須設法自救。
由於各國經濟不景氣,增添國際局勢緊張,各國紛紛增強軍備。而且各國重工業者希望發生戰爭,好提高自己產品的銷售量。如今各種條件齊全,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蓄勢待發,只等誰開第一槍。開第一槍的是德國的希特勒。

現代日本的左翼

現代日本的左翼

1990年代,隨著蘇聯等共產國家崩潰,日本的左翼也跟著動搖,許多人脫離左翼,有些人則轉到環境運動的領域,換言之,由紅轉綠。左翼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提出新理論,成為新左翼(如東亞反日武裝戰線)。
最有趣而不可思議的新理論是「反日亡國論」,所謂「反日亡國論」,就是反對日本,期望日本亡國的想法。
全世界期望自己國家滅亡的,我看只有日本的新左翼而已。
過去,日本的「反日思想」認為明治以後的對外擴張行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惡行。「反日亡國論」則認為日本的惡行更早就開始,並且主張必須消滅日本這個可惡的國家與民族。這種激烈的想法可以與歐洲往昔的反猶太主義匹敵。但是反猶太主義是非猶太人對猶太人的歧視,「反日亡國論」則是日本人自己否定日本的思想,真是奇異!提倡者認為唯有日本人接受「反日亡國論」,成為反日運動的戰士,才能洗清「犯罪民族」與「壓迫者」的原罪。
過去的左翼思想認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開始對外侵略,發展成帝國主義國家。因此日本的侵略性也是封建社會轉化成資本主義社會後必然發生的現象,要克服這點,只有靠共產主義革命才行。必須清除天皇制等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渣,讓日本人民共和國誕生,日本的侵略性才會消失。
可是持「反日亡國論」想法的人卻認為日本的侵略性並不是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才出現,侵略性是日本建國以來綿延不絕的傳統。只是將日本改成「日本人民共和國」並不能保證日本的侵略性就此消失。最徹底的方法是從地球上把日本這個國家消滅,把日本人趕出日本列島這塊地,禁止任何冠上「日本」名稱的國家出現。
「反日亡國論」想法的人認為日本的皇室是起源於大陸渡海過來的騎馬民族,騎馬民族侵略、征服了全日本。當時拒絕同化的原住民成了受歧視的賤民--部落民。
騎馬民族到了明治時期繼續併吞北海道與沖繩(琉球王國),日本的歷史可以說是侵略與剝奪的歷史。
過去的左翼思想重視階級的差別勝於民族的差別,主張各民族的勞工階級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資本家階級。「反日亡國論」則認為壓迫民族(指日本)的勞工階級與壓迫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一樣,對被壓迫民族(指中、韓等國)的勞工階級而言,都是加害者。如果像過去的左翼一樣強調各國勞工階級的團結,就是免除壓迫民族勞工階級的加害者責任。
新左翼的戰略是仿效越戰拖垮美國的歷史,將日本捲入戰爭,關鍵是韓國。首先煽動韓國人的仇日情緒(韓國人的仇日情結比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誘使韓國軍隊發動政變,推翻目前的親日政權,成立反日軍事政權,讓新政權對日宣戰。然後再煽動東南亞的反日情緒,並且利用「日本赤軍」的國際關係,阻止中東輸送石油到日本。就這樣形成反日包圍網,最後讓日本滅亡。
由於這種想法是日本人對日本自己的歧視,所以檯面上的政治勢力沒有人贊同,只有極少數新左翼持有這樣荒謬的想法,不過新左翼有時會採取恐怖暴力行動,對日本社會的安定造成一些威脅。
但是這種荒謬的想法卻激起一些保守勢力的反彈,這些保守勢力認為新左翼的想法是「自虐史觀」(真是貼切的形容!)
新左翼的另一個理論是太田龍提倡的「窮民革命論」。過去的共產主義理論認為革命的主體是勞工階級,而輕視最下層的流氓勞工階級(Lumpenproletariat),因為他們三餐不繼,每天為下一餐發愁,根本沒有閒暇與精力搞革命。
但是新左翼卻認為一般勞工階級已經喪失革命欲望(其實是社會富裕後,勞工生活也獲得改善,加上種種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愈來愈齊備,勞工階級滿足現狀,當然沒有革命欲望),革命的主體應該是最下層的流氓勞工階級,也就是所謂的「窮民」。日本的窮民包括北海道的原住民蝦夷人、居住在日本境內的韓國人、沖繩民族、日薪工作者(薪資當然比月新工作者少)等。
這些新左翼猶如放在日本的自殺炸彈,隨時可能爆炸,炸死自己,真是不可思議。中國大陸和台灣可能還有一些極少數的仇日者,我在工商時報工作時,有一次日本近海發生美國核子潛艦放射能洩漏意外事故,造成核能汙染,一位同事(副刊組的攝影記者,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只記得他會嚼檳榔)幸災樂禍地說:「活該!」令我映象深刻,很吃驚台灣年輕的知識份子居然還有仇日情結。最近魔術家劉謙在日本搞笑節目向假扮天皇的日本知名諧星志村健跪拜,大陸網友竟然罵劉謙是「漢奸」。真是誇張,居然對搞笑節目動怒!真是太認真了。
如果這些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少數仇日者知道日本新左翼的現狀,恐怕再也不會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會復甦吧!
★任何一個地方讓你覺得快樂,那就是你的家。
……達賴喇嘛
理州上 2010年1月29日

一則社會新聞的感想

一則社會新聞的感想
藝人陳凱倫的兒子陳銳涉嫌暴力討債,他的母親向記者哭訴說他的兒子心地很善良,媒體的報導和事實有出入。陳凱倫則打算聘請兩位律師為兒子辯護。我覺得這對父母很糟糕,太過保護孩子,難怪他們的兒子會誤入歧途,他的父母要負很大責任。以陳凱倫打算聘請兩位律師為子辯護這是來說,顯然陳凱倫想要花錢讓兒子減輕罪刑(他也知道不可能讓兒子脫罪,但是想退而求其次,經由兩位律師的商議,盡量讓兒子減輕刑罰,少坐幾年牢)。
如果我是陳凱倫,我不但不會為兒子聘請任何律師,並且會勸兒子在法官面前誠實招供,法律規定該服什麼刑,就服什麼刑。這樣才能對被害者(那些被陳銳毆打的學生)與社會有交代,怎麼可以聘請律師辯護,而且還聘請兩位,真是財大氣粗,太過保護兒子了。
雖說天下父母心,每位父母在孩子遭遇困難或做錯事時,都會想盡辦法幫孩子解決問題或減輕孩子的痛苦並且原諒孩子。但是太過保護、溺愛孩子,只會害孩子。這絕不是愛孩子的真正表現。陳凱倫若真的愛他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他聘任何律師,應該讓他負起他應負的法律責任。陳銳的母親也不應哭哭啼啼,替兒子做任何辯解。每個正常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覺得陳銳和余天的兒子余祥銓以及我的大哥呂理樹都是被寵壞的孩子(我的大哥呂理樹是以長孫的身分被祖母寵壞),他們之所以犯錯,他們的父母與祖母都應該負相當的責任。愛之適足以害之。
時報出版公司的李濰美主編送給我的一張書籤上有一句話,抄錄給大家分享。
宗教不需要寺廟,也不是複雜的哲理。心和腦就是我們的廟宇,仁慈就是哲理。 --達賴喇嘛
理州上 2010年1月27日

歐巴馬的啟示

歐巴馬的啟示
馬總統:
美國總統歐巴馬說,寧可當一任好總統,也不願當兩任平庸的總統。我覺得這句話很適合送給你。
你常把「改革」兩字掛在嘴上,改革最困難的地方是,當改革損及改革者自己的利益時,你還改不改革?例如,台灣政治制度最大的缺失就是掌握最大政權的總統不需要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與備詢,反而權力較小的行政院長(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擔任,只是總統的執行長)必須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與備詢。如果要談改革,就應該從這項缺失改起,這樣人民才會服氣。
改革的方法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修該憲法,規定總統必須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與備詢。第二個選擇是修該憲法,將政治制度改成內閣制,廢除總統這個職位,在立法委員中選出行政院長組閣,行政院長並且必須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與備詢。
無論選擇哪種方法,都會損害到你目前只享權力,不須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與備詢的皇帝式利益。如果你肯對這個政治制度改革,我就相信你的「改革」是真心誠意,不然我就認為你是偽君子,嘴巴說一套漂亮得體的話,實際做的是另外一套見不得人的丟臉事,這和陳水扁沒有兩樣。我希望你向歐巴馬學習,立志只做一任好總統,立志做一任令人民懷念的總統,千萬不要學陳水扁,下台後還遭人民唾棄。
祝 施政順利
★在人生的開始與結束,我們全然仰賴他人的照顧。為何在人生的中途,我們卻疏忽了對他人的關愛。
--達賴喇嘛
呂理州上 2010年1月28日

我的日本友人

我的日本友人
樵樵、漁漁:
我在日本留學時,認識幾位令我難忘的日本朋友,我介紹我和他們的交友關係,或許有助於你們更認識日本人。
我去日本時,首先在飯田橋與二姊一起住在一個租來的房子。後來搬到新大久保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的新校舍。考上一橋大學後,先住校,然後與三姊、三姊的女兒優優住吉祥寺的租屋處。之後,我認識了慷慨且熱心幫助留學生的小峰甲代多雅與小峰滿子夫婦。我住在他們的房子,他們只收我每個月一萬日圓,包括水電瓦斯費在內,以當時日本的物價而言,這個金額幾近免費,因為一般光是房租費就至少要三萬日圓。為什麼這對夫婦那麼慷慨且如此對外國留學生熱心幫助?原因之一是丈夫小峰甲代多雅畢業於有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汽車業排名第二的日產汽車公司(排名第一是豐田),當時擔任營業部部長,薪水不低,有能力幫助。第二個原因是妻子小峰滿子曾經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在家鄉尾道的英文補習班教英文,她基於在英國的留學經驗,深知外國留學生的辛苦,因此熱心幫助來日本的外國留學生。
後來小峰甲代多雅開車帶我到山梨縣他的故鄉,兩位夫婦也帶我到小峰滿子的故鄉尾道(在廣島附近),小峰滿子的父親還對我說,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吃到台灣現摘的香蕉。那時我心裡想:「剛摘下的香蕉還很青澀,很難吃喔。」當然我沒說出口,因為這樣會掃了對方的興致,很失禮。小峰夫婦也帶我去參觀廣島的原爆紀念館,並且帶我去一處可以鳥瞰瀨戶內海的小山上,我記得在山上看到的瀨戶內海美得像一幅中國的山水畫,這是我一生看到最美的風景,難怪後來我的四姊呂秀瓊會選擇瀨戶內海自殺。
那時因為台灣的郭源治在名古屋中日隊當投手,我自然迷上中日隊,成為中日隊的球迷,電視有實況轉播時,我一定看,否則聽收音機也行。小峰滿子有一次問我:「你是哪一支棒球隊的球迷?」我知道她一定是廣島隊的球迷,但我還是老實告訴她:「中日隊」。
你們的母親千瑤後來和我去日本玩時,我還帶她去拜訪小峰夫婦。後來我出意外住國泰醫院,千瑤還寄一張我在復健的照片給小峰夫婦並且在信中告訴他們我出意外頭受傷的不幸消息。後來我搬到台中後,接到小峰滿子從日本打給我的電話,她說他們夫婦有到汐止堪農山莊找我,可是警衛告訴他們我搬到台中了。真遺憾,讓他們撲了一個空。更遺憾的是現在我想找小峰夫婦的住址和電話,卻遍尋不著。不知這輩子還能否見到這對令我十分懷念的日本人夫婦?
第二位難忘日本友人是藤田義夫。一橋大學對大學部的外國留學生有一個優惠制度,因為外國留學生在語言上多少有障礙,所以就用公費聘請研究所博士課程的日本學生輔導外國留學生課業,所以我在讀大學部三年級時,就有一位讀博士班的日本學生輔導我,他就是藤田義夫。我和另外兩位留學生(一位是印尼來的大四女留學生,另一位是和我同期的香港留學生)每星期一次到藤田義夫的住宿處一起讀書,通常他會決定一本書,像讀書會似的,大家一起讀,一起討論。他對西洋思想史的造詣相當深厚,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領域,所以每次聚會我都興趣盎然。我們一邊喝藤田義夫用咖啡機煮的香濃咖啡,一邊討論學問。藤田義夫的家裡四面牆壁都擺滿了書,連廁所裡也擺滿書。
我記得有一次讀的是俄羅斯革命前的思想史,那時俄羅斯的思想界分成兩派,一派是主張西化的西歐派,另一派是主張回歸俄羅斯傳統的斯拉夫派。我覺得無論中國或俄羅斯,在面臨西方文化與武力衝擊時,思想界竟然不約而分成向前看主張改革的西化派與躲回老祖宗懷抱取暖的保守派,因此那時相當投入這本書,後來香港來的那位留學生對我說,他以為我會以俄羅斯思想史做畢業論文題目。當時一橋大學規定大學部學生必須交畢業論文才能畢業,台灣的大學沒有這樣的規定,只有研究所的學生才必須寫論文。一橋大學這樣的規定讓我在大學時代就培養出寫長篇論文的能力,後來我回台灣在雜誌社與報社寫文章或書就比較輕而易舉。
一次暑假時,藤田義夫約我到長野縣他朋友的木造二層樓別墅玩,我和他的幾位日本友人(都是大學研究所學生,有一位還是基督教大學講師)住在同一棟別墅,我們白天打網球,晚上討論學問,大家輪流煮飯。那真是愉快而令人回味無窮的暑假。
有一次我問藤田義夫對日本天皇的看法,他說:「最好廢除天皇制。」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天皇在歷史上曾經被野心人物利用,將來也可能被利用,現在看起來雖然無害,可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廢除天皇制才能根絕後患。」
我覺得我在藤田義夫那裡所得到的知識遠勝過在一橋大學上課所得到的知識。
後來我帶你們的媽媽千瑤去日本玩時,我還帶她去藤田義夫的住宿處拜訪,藤田義夫後來還寄一本書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給我,並且還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根據你的興趣,選了這本書,希望對你有幫助。」後來我果然寫了「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福澤諭吉傳」。
藤田義夫真是一個令我懷念的日本人。他是我在日本留學時代亦師亦友的知識份子。
他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我也遺失了(自從出腦傷意外和搬來台中後,一些重要的東西都遺失了)。希望有一天我還能見到藤田義夫。
還有一位日本友人齋藤也令我難忘。我從一橋大學畢業後,考上同校研究所。我讀一橋大學研究所時,學校給研究生分配研究室,讓研究生可以隨時(只要願意,甚至可以在裡面過夜)在研究室裡讀書。兩位研究生共用一間研究室。
當我拿教務處交給我的鑰匙打開研究室的門,發現裡面有一位滿臉鬍渣(顯然已經數天沒刮鬍子)的日本人研究生,對方發現有人開門進來,趕緊從桌上爬起,原來他在書桌上鋪棉被,正在午睡,我向他道歉,打擾他的睡眠,隨後兩人自我介紹一番。他是專攻馬克斯理論的齋藤。他告訴我美國是「萬惡之源」,我不置可否,雖然覺得他中左派的毒很深,也不好意思和他辯論,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思想,旁人不應干涉。就像我雖然認為台獨思想、共產思想和基督教有很大缺陷,但我覺得人人都有信仰台獨、共產思想和基督教的自由,旁人不應干涉。
有一天,我發現齋藤在燈油暖器具上煮湯,我好奇地觀察一下,發現他把生水煮開之後,放進平常吃完橘子後保留下來的橘子皮,然後再打開冰箱,拿出一盒味噌,用湯匙舀一些味噌放在一碗剛用電鍋煮好的白米飯上。白米飯配味噌以及橘子皮湯,這些就是他的午餐,我看了非常感動,因為在日本這麼富裕的國家,居然還有研究生過著如此簡樸幾近原始的生活。我趕緊拿照相機把他的簡樸午餐和齋藤本人拍下,這張照片我現在還留著。後來我知道他已經結婚,他在升學補習班教書養家,相當貧困。有一次我問他對「一家心中」(中文的意思是『全家人一起自殺』)有何看法。因為以我的觀點,父母親不想活,自己自殺就好了,為什麼要帶孩子走?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說:「很美!」我這才發現中國人與日本人在生死觀上有這麼大的差異。日本人要死得美,像櫻花凋謝。我不知其他中國人怎麼想,至少我想死得無憾,也就是在死前,做完想做的每件事,讓自己感覺沒有白活。
有一天,齋藤要搬家,請我去幫忙,我當然義不容辭。搬完家,第二天,齋藤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幾萬日圓鈔票(詳細金額我忘了),他告訴我這是感謝我幫忙搬家的一點謝意,我知道他貧窮,便趁他不在研究室時,將信封原封不動地放在他的書桌上,並且附一張紙條,上面寫上「齋藤先生,等你成為有錢人,再給我這些錢。」或許因為如此,數天之後,我接到齋藤的朋友寄來自己寫的環保通訊,這個環保通訊一直寄來(每星期一次),直到我回台灣。
這幾年由於受到美國金融海嘯的影響,日本非常不景氣(如齋藤所說,美國真是萬惡之源,全世界經濟不景氣都是美國闖的禍),每個公園都有許多街友(流浪漢)逗留,不知專攻與時代脫節(馬克斯理論)的齋藤是否也遭到池魚之殃?我也期望有一天還能見到這位生活簡樸的齋藤先生。我現在每天之所以能夠過著簡單的飲食生活(每餐只吃一個饅頭、兩樣燙蔬菜和一杯牛奶加阿華田,並且吃得津津有味,非常滿足),大半是齋藤給我的啟示。有一次,我在用餐時被岳母(你們的外祖母)瞧見我的菜色,她擔心地說:「你吃這樣會不會營養不良?」
古希臘時代有一位思想家伊比鳩魯(Epicurus,西元前341一—西元前270)主張人要快樂,就必須盡量減少物質慾望,他每餐只吃麵包和水。這才叫「營養不良」,我和伊比鳩魯比,還差太遠。
我在日本還先後認識兩位難忘的日本女孩。一位是在大學時代同班的山本優美子。優美子對我頗有好感,有一天,她對我說:「我最近考取駕駛執照,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兜風?」可是我當時自視甚高,立志要做一番大事,而且終生不婚(後來因為了解自己很平凡,不是做大事的料,因而決定結婚,但是年齡已大,為了有效率的找到對象,便到婚友社報名,經過一番挑選,選中你們的母親千瑤,結果誤了她的一生,她真倒楣,被我挑上。),因此婉拒了優美子的邀約,如果我當時答應和優美子去兜風,而且交往順利,可能你們兩位不會來到這世上,所以你們該慶幸我當時婉拒了優美子的邀約。雖然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對不起優美子,誰叫我當時自以為將來要做大事,而決定終生不婚。
還有一位令我難忘的日本女孩是研究所時代認識的靜香(這是我編造的假名,因為我忘記她的名字),我在研究所時代,挑了一個艱難的論文題目,我想證明英國的工業革命是起因於人們追求時尚所致。由於當時人們追求時尚,導致棉布需求增加,而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來不及供應市場的需求,人類不得不發明紡紗和織布的機器,因為需求是發明之母。但是研究這個題目必須讀一些中世紀的英文文獻,中世紀的英文和現代英文不同,比較艱深,我連現代英文都不是很熟,何況是中世英文?當然飽受挫折,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濱田正夫勸我換一個題目,例如日據時代的台灣工業,這樣我也可以回台灣的圖書館找資料,這是一般日本學生所做不到的,一定可以輕鬆完成。但是一來我先前的題目已經摸索了一陣,現在換題目,我不太甘願,二來我認為研究所就是要挑戰困難的題目,所以沒有答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真笨,當時要不是那麼固執,說不定我現在就有碩士資格,說不定我回台灣後,就可以在大專院校教書,我的人生會更光明。但是當時我堅持走難走的路,以至於後來再也走不下去,不得不中途結束研究所學業回台灣。當那位碩士班女學生靜香知道我要中途輟學回台灣時,問我:「你要回台灣做什麼?」我回答:「寫書。」當時我已有寫明治維新的構想。她請我去看日本的傳統戲劇歌舞技,讓我對日本留下一個最後而美好的回憶。我記得我和她坐在電車裡時,我隨手拿了置物架上其他乘客遺留的「日本經濟新聞」來看,靜香對我說:「果然不愧為一橋大學的學生,看日本經濟新聞。」我們一橋大學以商科聞名,而日本經濟新聞是專業性報紙,比較艱深,一般人不會看。
我的這些日本友人令我非常懷念,可惜他們的地址我都遺失了,不知將來是否有機會重逢?或是只能在夢中重逢?
祝 學業進步
爸爸留 2010年1月30日

我的台灣師友

我的台灣師友
★本文同時寄給馬英九總統、蕭萬長副總統、吳敦義行政院長與胡志'強台中市長。
樵樵、漁漁:
我有一些台灣師友值得介紹,按照認識先後順序介紹,第一位是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老師(1947-)。林懷民老師是嘉義縣從政者林金生(曾擔任嘉義縣長)的兒子,他於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藝術碩士,
林懷民老師14歲就讀台中一中時,美國荷西•李蒙(Jose Limon)現代舞團來台表演,啟蒙了林懷民對舞蹈的熱愛。1973年,林懷民老師26歲時,創辦台灣第一個現代舞劇團雲門舞集。 
我進政治大學時,大一英文課就是由林懷民老師教。他比我年長兩歲,兩眼炯炯有神,精力充沛,全身充滿藝術氣息。有一次上課時,他問大家有沒有看過老子「道德經」這本書,我脫口而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實,我沒真正讀過這本書,不過知道開頭這句話而已。或許因為如此,引起林懷民老師對我的注意,一次在解釋一個英文字彙的意思時,他說:「這個單字的意思就是有凌有角,就像呂理州的五官一樣。」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我當時較瘦,臉部的確有凌有角。當時他極力向我們推薦「麥田捕手」這本很有名的美國小說,可是慚愧的是直到現在我還沒讀過這本小說,因為除了歐威爾的「1984」與「動物農莊」這類思想性較強以及「紅樓夢」這種知名度太高而不得不讀(因為對知識份子而言,這已經是一種常識)之外,我不太讀一般小說,(國中時不太愛看學校的教科書,倒是看了許多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
有一次,我和同學正在校門口等公車要回家,林懷民老師走過來對我們說:「我也正要坐計程車去台北,你們要不要搭便車?」
後來林懷民老師的雲門舞集知名度愈來愈高,他還被美國時代雜誌遴選為亞洲英雄榜。我曾建議馬總統賣掉國民黨黨產後,捐助雲門舞集之類的藝術團體,不知馬總統會不會聽我的建議,如果雲門舞集真的因為如此而獲得國民黨捐助,我也算報了昔日林懷民老師坐計程車順便讓我搭便車的恩情。
第二位難忘的台灣師友是戴國煇老師(1931-2001)。一橋大學在開學時,都會發給每位學生一本「選課手冊」,裡面介紹這學期每一堂課的授課老師指定的教科書、參考書、授課方針、期末評分辦法(有些老師只要求交報告,有些老師會舉行期末測驗,測驗還分成考試時可帶書(open book)與不准帶書兩種)。我在一橋大學有過這種靈活的評分經驗,後來我在汐止國小北港國小代課,教六年級社會科時,上第一堂課時,我就在黑板上畫一條很長的橫線,告訴同學那是時間座標,並且標出現在的時間點,往右是未來,往左是過去。以及人類何時出現?何時知道用火?何時出現農業文明?何時發生工業革命?在期末考前一星期我告訴學生:「下星期期末考試,我會發一張白紙給每位同學,請你們在上面畫世界地圖,同時標明重要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台灣的位置,以及重要的海洋如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一定要標明,因為這是孕育西方文明的重要海洋。標得愈仔細,得分愈高。如果能用英文標示,會加分。」我的目的就是要同學對人類歷史的進展有個概念並且會自己畫世界地圖。後來班上一位第一名女同學返校時告訴我,我教她們的東西到了國中很有用,我聽了很欣慰。
當時我在「選課手冊」中發現戴國煇的名字,他教「東南亞華僑史」,我便選了這堂課,倒不是對這門課的內容有興趣,而是對戴國煇這個人有興趣。第一堂課結束後,我走到戴老師面前對他說:「我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他的反應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他說:「你是國民黨員嗎?」不知是否當時國民黨把他列在黑名單上,讓他對國民黨員心生警惕,以為接近他的留學生可能是職業學生,他才這樣第一次見面就問對方是否國民黨員,實在太不尋常了。我笑著回答:「不是。」
戴國煇老師口才不錯,我記得他有一次提到中東時說:「上帝很公平,給了中東地上寸草不生的沙漠,但是也給了他們埋在地下價值高昂的石油。」現在我覺得上帝給中東地上的土地並非毫無價值,因為那裏有充分的陽光,適合太陽能發電。戴國煇老師也說東南亞的華僑一開始是抱著「落葉歸根」的心態,認為自己到東南亞打拼是暫時的,將來遲早要回家鄉。可是時間久了,融入當地的社會,心態上就變成「落地生根」。
由於我的關係,戴國煇老師有時會和我們華人系(台灣、新加坡、香港)的留學生一起用餐。有一次他問我:「你對台獨的看法如何?」我說:「我認為台獨沒前途。」他說:「我也覺得沒前途。」戴國煇老師對歷史有獨到的看法,有一次,我對戴國煇老師說:「國民黨說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共產黨也說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到底是誰打的呢?」戴國煇老師說:「是人民打的。」真是一語中的。
我那時擔任台灣留日學生會機關刊物「留日學誌」的總編輯(我在念政治大學民社系時,也擔任民社系系刊總編輯),由於常常缺稿,經常自己寫文章,或翻譯日本短篇小說,有一次我還登三姊呂秀豐的稿子,她現在應該還記得這回事。我有一次就把「留日學誌」拿給戴國煇老師看,我記得那期「留日學誌」我寫了一篇標題為「過度競爭」的文章。
我和戴國煇老師真有緣,後來我回台灣在「日本文摘」雜誌社工作。一天發現戴國煇老師居然出現在「日本文摘」雜誌社辦公室,原來「日本文摘」請他寫文章。他知道我中途輟學,便勸我回日本一橋大學繼續完成未完的學業。可是我當時已經鐵了心,所以沒聽他的勸言。
後來我在工商時報工作,一天,戴國煇老師竟然又出現在工商時報的餐廳,原來中國時報(工商時報與中國時報共用一個餐廳)的記者要採訪他,約他到報社來,我買了兩小盒水果請他和另外一位中國時報的女記者。
後來我到「天下雜誌」工作,有一天,戴國煇老師突然打電話到「天下雜誌」找我,約我在總統府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面。見面時,我向他抱怨「天下雜誌」的老闆殷允芃很嚴厲,他勸我忍耐,但是不久我就忍耐不住,離開「天下雜誌」。
當時李登輝總統請戴國煇老師當顧問。戴國煇老師說李登輝總統請他研究在經濟上太過依賴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戴國煇老師認為對單一國家經濟太過依賴在國防安全上有隱憂,我則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應該盡量自由、盡量鬆綁,因為就我在一橋大學學的經濟知識,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如果盡量自由、盡量鬆綁,各國的資源(自然資源、人才資源、技術資源與金錢資源)可以得到最理想的發揮,擅長技術的國家可以發展工業,擅長農業的國家可以發展農業,大家發展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就可以將地球資源做最有效率的利用,結果大家都是贏家。相反的,如果大家採取保護政策(如提高關稅、限制進口數量等),甲國的執政者說:「我有選舉壓力,農民是我的票倉,我必須照顧農民,不讓外國農產品進口,否則我會落選。」乙國的執政者則說:「我也有選舉壓力,紡織工業的勞工是我的票倉,我必須照顧他們,不讓外國的紡織品進口,否則我會落選。」如果大家都這樣自私,只為自己著想,大家都保護自己的產業,而限制其他國家商品進口,大家都只想賺別人的錢,自己的錢則握得牢牢的,深怕別人賺走,這樣國際貿易會愈來愈萎縮、窒息,地球資源得不到最有效率的利用,結果大家都是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發生經濟恐慌,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政策,盡量不進口外國貨,並且有殖民地的國家(如英法),宗主國和殖民地形成排他性的經濟圈,美俄由於擁有豐富地下資源,以及農業生產力大,可以自給自足,可是既沒有廣大殖民地又沒有豐富資源的國家如日本和德國被逼得只好鋌而走險,發動侵略戰爭,後來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歷史殷鑑,我當然是主張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愈自由愈好,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也是如此。這次台灣與中國大陸要簽ECFA,我就百分之百贊成,我不曉得民進黨為什麼拼命煽動南部農民反對ECFA。我認為將來就算大陸農產品進口,也無所謂,只是政府必須有配套措施,將可能的衝擊減到最低,例如輔導農民轉種其他較有競爭力的農產品或乾脆輔導農民轉業,轉到工業或服務業。
可是這種想法顯然和戴國煇老師和李登輝總統的想法背道而馳,不久李登輝總統就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我不曉得戴國煇老師在這個政策上是否有著墨,以及著墨多少。
2001年,戴國煇老師心臟病發去世,我到殯儀館向他的遺像鞠躬致意,並且還拿了遺屬發的兩本戴國煇老師的著作。
我想起有一次華系留學生和他一起聚餐時,他拿著網球拍來,並且告訴我們,他加入一個網球俱樂部,每個星期要去打幾次球,並且感慨地說:「年紀大了,就要花錢買健康。」
想不到戴國煇老師打網球似乎沒有得到預期效果,他只活了70歲就去世。
我從日本回到台灣,首先在日語補習班教日語,教了一陣子,一天看報紙有徵懂日文,中文文筆不錯的應徵廣告,便拿著一期「留日學誌」到正要創刊的「日本文摘」(1986年創刊,社長是高清源)雜誌社應徵,並且被錄取,擔任研究編輯。在「日本文摘」,我認識了兩位優秀的朋友,一位是黃怡,一位是傅伯寧。黃怡是當時「日本文摘」的主編,有一次,我寫了一篇介紹日本味噌歷史的文章,文中說以前日本家家戶戶都自己釀造味噌,所以孩子們都是吃母親做的味噌長大,自己家的味噌有「媽媽的味道」。後來台灣流行「媽媽的味道」這句話,不知是否受到我這篇文章的影響。黃怡看完我交給她的文稿時,說:「這篇文章可以擺到學校國文教科書裡。」可見她頗欣賞我的文筆。又有一次,我們幾位同事在閒聊時,我說以前念政大時,很迷黨外的反政府運動,一天到姑領街舊書店買舊的雷震編的「自由中國」與李敖編的「文星雜誌」,那位書店老闆小心翼翼地告訴我:「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這些雜誌是在我這裡買的!」當時黃怡深深看我一眼,後來我才知道她和黨外人是有些交往,李敖也曾經在他的電視節目中稱讚黃怡是個優秀的記者。有一次,「日本文摘」同仁一起去位於新店花園新城黃怡的住處玩,她的家位於一座小山對面,那天山邊白霧繚繞,頗有詩意,她真挑選了一個好地方居住,一位同仁說:「這樣的風景,我看一整天也不會厭倦。」黃怡以前擔任過中國時報記者,很注重蒐集資料,她有一個數個抽屜的檔案匱,裡面擺的全是分類好的剪報資料,她還有一個塑陶機器,她說當他塑陶土時,便可以忘掉一切煩惱。
離開黃怡家時,黃怡向大家提議:「改天我們到呂理州家參觀。」當時位於潮州街的住家還沒整修,壁紙和天花板都有各處剝落的情形,我趕緊拒絕了黃怡的提議,免得家醜曝光。
黃怡不僅欣賞我的文筆,也肯定我的研究能力,當時「日本文摘」有三名研究編輯,她告訴高清源社長:「這三名研究編輯當中,只有呂理州真正具有研究能力。」
有一次,我和社長高清源一起去吃飯,我告訴他我喜歡女孩穿裙子,我在日本時看到日本的女孩大半穿裙子,回到台灣後,卻看到台灣的女孩大半穿褲子,尤其「日本文摘」的女性同事幾乎人人,幾乎天天穿褲子。高清源告訴我他也喜歡女孩穿裙子,後來黃怡離開「日本文摘」,有一天,她回來「日本文摘」找大家聊天,那天,她居然穿裙子,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她穿裙子,引起女同仁們一陣騷動。
後來我去工商時報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黃怡打來的電話,她說她已經回到「日本文摘」工作,希望我也能回去跟她一起打拼。我告訴黃怡工商時報的老闆余範英(余紀忠的女兒)對我很好,我不能背叛她。她又問我結婚了沒,我告訴她我都已經有了孩子,她冷靜(她說話的聲調一向很冷靜)地恭喜我,並說改天再看看我的孩子,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話。不知她現在過得可好?
「日本文摘」另一位令我難忘的優秀人才是傅伯寧(1960-2008)。傅伯寧畢業於淡江大學日文系,學術訓練雖然不如我這個經過一橋大學訓練出來的正科班學生,但是他的中文文筆極好,而且為人富有幽默感。有一次一位雜誌社女同仁和我聊天,我說:「我書念累了,就會打開收音機聽音樂。」那位女同仁興奮地說:「真的!你都聽哪一台?」顯然那位女同仁也常收聽收音機廣播,並且有自己喜歡聽的節目,因此想要知道我喜歡的節目是否和她相同。沒想到我居然說:「我都聽收訊最清楚的那一台。」因為有的廣播電台會發出嘶嘶雜音,聽起來很難受,因此我總是調到收訊最清楚的那個頻道。我的這個回答讓那位女同仁不知如何接下去。傅伯寧在旁聽到我們的對話,哈哈大笑說:「簡直是雞同鴨講。」又有一次,傅伯寧對我說:「我覺得呂先生的個性很像金庸筆下的段譽。」段譽的個性是天真善良且無心機,有時因為太過天真,而滑稽可笑,他會一門厲害武功一陽指,卻常在無意間使出來,讓敵人傷透腦筋。我不知傅伯寧是褒還是貶,大概兩者皆有吧。後來我從媒體得知傅伯寧在洗澡時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享年才48歲。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文筆極佳的王作榮(1919年-)。我在工商時報時,王作榮是工商時報總主筆,常常拜讀他的精彩社論。有一次,王作榮在報上發表社論用李後主的詞「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做標題,批評外省人逃到台灣來已經是客人的身分,一些外省人還對權力戀棧不捨。報社一位同仁黃政明看了,不禁嘆口氣說:「王公(我們尊稱王作榮為王公)的學問,不是我們趕得上的!」
我離開工商時報,寫了思考已久的「明治維新」,我寄一本給昔日上司經濟研究室主任鍾俊文(當時他已離開工商時報,在東吳大學國貿系任教),鍾俊文看了覺得寫得不錯,除了向我訂購十本書,準備送給學生外,並且建議我寄給王作榮,因為王作榮年事已高,恐怕不會上書店挑新書。鍾俊文給我王作榮的地址,我便寄一本給王作榮,王作榮回信向我道謝,並且說日本也是他感興趣的國家。幾天後,我在報紙上看到王作榮的文章,他在文中介紹「明治維新」與作者的名字,為我打廣告。從此我和王作榮以書信做交往的方式,套句你們母親千瑤說的話,成了「忘年之交」。我一有新作品就寄給他,例如「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他收到後很高興地回信,因為我還活著,沒有餓死(這是他很擔心的事)。當我寫完「解剖日本軍國主義」後,將原稿寄給他,請求他幫我寫序,因為我想如果有王作榮這麼一位知名度高的人寫序,一定可以增加書的銷售量,王作榮回信說雖然他最近身體不好,但是他願意勉力一試。我一看他的身體不好,趕緊用限時寄信給他,請他不用寫了,並且向他道歉我不知道他身體不好,才會無禮請他寫序。
王作榮是李登輝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介紹人,我想他大概很後悔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吧!王作榮後來與戴國煇合寫《愛憎李登輝》,這本書我還沒看,改天有機會想拜讀一番,一定很精彩,因為王作榮與戴國煇都是我尊敬的長輩。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鄭榮和,他是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系主任)。
我構思多年寫成的書「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出版後不久,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他是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系主任鄭榮和,因為看到我的書,很感動,想認識我,並且邀我去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演講。掛完電話,我上網查了一下鄭榮和的資料,發現他是台灣屈指可數的太陽能專家,曾經組太陽能賽車隊到澳洲參加比賽。我和他在台灣大學旁的一家歐式自助餐廳一起進餐,我送鄭榮和系主任另外兩本以前寫的書「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福澤瑜吉傳」和「明治維新」,兩人並且敲定在機械工程系演講的日期。由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學生面前演講,尤其在第一學府台灣大學演講,我很慎重,心想聽眾之中說不定有一些人已經看過「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我必須講一些和「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不同的內容才行。於是我趕緊構思演講內容,可是「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是我自從讀政大以後就興起的疑問「西洋文明為什麼勝過中國文明?何時開始?」以及到日本留學後一直在追尋答案的題目,這本書可說聚集了我大半生讀書、思考的結晶,怎麼可能在短短期間內想出超越它的演講內容呢?結果那是一次相當失敗的演講(時報出版公司的吳家恆是「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的主編,他也出席了這場演講。),後來鄭榮和系主任告訴我:「你只要講書中的內容就是一次很好的演講。」這是我求好心切,結果反而誤事的又一次失敗經驗(第一次失敗經驗是在攻讀一橋大學研究所時,為了挑戰艱深的論文題目造成的)。我記得我在演講時說:「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人迷信,現代的台灣人還是迷信,你們看有些電視台早上播新聞時,會順便告訴觀眾根據農民曆,今天做什麼事是吉、什麼事是凶。或根據西洋星象學,今天巨蟹座的人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魔蠍座的人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那些電視台以為提供觀眾有用資訊,會提高收視率,卻不知這是在散播迷信。還有一些靈異節目真令人受不了。」如今我因腦傷,變得口齒不清,台大的那場演講是我人生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演講。我搬到台中後,上網得知鄭榮和教授(那時他已從系主任職位退下,只擔任教授)的伊媚兒信箱,便和他取得聯繫,常常寄讀書報告給他,前幾天他寄伊媚兒給我,說要將我寫的「我的日本友人」轉寄給他的學生看,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告訴他:「我的文章能夠得到更多人讀,是我莫大的榮幸」,鄭榮和教授還說他有空時會來台中看我,要我告訴他台中地址。我非常盼望與他相聚,見面時我會拿我在日本拍的照片給他看,證明我寫的那篇「我的日本友人」所言非虛。我忘記告訴他我家位於大墩五街與文心路的交叉口,這棟大樓叫宏全廣場世界大樓,樓下有一間「隆美窗簾」。加上這些訊息,應該比較好找。
我還有一些優秀的朋友如張孟起、劉素玉、薛迪安、封德育、陳瑞行和鄭絢霙,因為現在還在和他們交往,屬於進行式,等我年紀大一些,再來介紹他們,保證精彩。

祝 學業進步
爸爸留 201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