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 星期四

李完用的評價

李完用的評價
李完用(1856-1926)於1883年科舉及格後,並於1886年進入李朝後期設立的第一所西洋學校「育英公院」,學會流利的英文後,到美國擔任了三年外交官,是朝鮮當時極少數的國際派。李完用後來擔任外交部長、教育部長。李完用本來親美,日俄戰爭後,轉為親日。1905年,因贊成簽訂第二次日韓條約,被人民視為韓奸。1907年,因韓國統監伊藤博文之推薦,擔任內閣總理。同年6月,朝鮮國王高宗派三位密使到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次萬國和平會義,訴說讓韓國喪失外交權的第二次日韓條約無效,要求恢復韓國的外交權,可是由於列強拒絕他們參加會議,因而失敗。
伊藤博文知道後,非常憤怒,要求高宗退位,這時李完用和日本站在一起,也要求高宗退位。高宗讓位給純宗後,李完用並且助日本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這個協約讓韓國連內政權也落入日本手中。
1909年,李完用被刺殺,但只受重傷,沒死。1910年,韓國統監寺內正毅決定併吞韓國時,李完用請求保留「韓國」的名稱,但被拒絕了。1920年李完用被日本授予侯爵,1926年,又被授予大勲位菊花大綬章。1926年,因肺炎去世,他被行刺後,一邊的肺失去機能,據說他後來罹患肺炎,與此有關。
一開始,李完用被韓國人視為韓奸,不過日韓合併後,由於日本在韓國建設得不錯,改善了韓國人的生活,所以韓國人對李完用的評價有了改變,他的葬夷雖然不是國葬,葬列卻長達數公里,就是證明。
但是二次大戰後,韓國政府為了去除韓國人的日本味,推動仇日意識,李完用又被視為韓國殖民地化的元兇,現在無論是南韓或北韓,都視李完用為韓奸。
2005年,南韓沒收9位親日反民族子孫的財產,其中就包括李完用的子孫。我覺得南韓政府很小心眼,我沒聽過中華民國政府沒收汪兆銘或哪位被視為漢奸的子孫的財產。這只能說韓國人的仇日情結似乎比中國人還嚴重。
雖然被視為韓奸,但是李完用卻一直在思考韓國的未來,摸索自主獨立的方法。他從不學日語。
歷史上有些人蓋棺後,還很難定論,中國的汪兆銘、台灣的辜顯榮、韓國的李完用都是如此。
理州上 2010年4月30日

2010年4月28日 星期三

莎喲哪拉!再會!

莎喲哪拉!再會!
1945年8月15日中午,在台灣的日本陸軍17萬5千人、海軍4萬6千人、一般民眾38萬人,台灣人640萬人都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第二天,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透過收音機廣播警告全島居民勿輕舉妄動。台北的市營公車停止三天後又開始行駛,到處洋溢著被解放後的歡喜氣氛,鞭炮聲四響,牌樓聳立,上面裝飾著美麗的花朵,雖然偶爾有台灣人警察被毆打,不過治安情況大致良好,和戰前差不多。
從這時候起,從都市到農村,北京語講習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當時會說北京話的台灣人少之又少,可是大家知道接下來的台灣統治者講的是北京話,因此北京話炙手可熱。
各市鎮成立「歡迎國民政府準備委員會」,可是中國的接收軍隊遲遲不見蹤影,倒是對岸的狡猾大陸人偽裝成接收人員,到台灣來,大搖大擺進入日本人家中,沒收財產。純樸的台灣人也以為他們是接收人員,而開歡迎會。
10月15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一行80人搭美國軍機抵達台灣,受到台灣民眾熱烈歡迎。他們來台灣的目的表面上是與台灣總督府有連絡事宜,其實是要調查台灣有哪些遺留下來的日產可以接收並且放進私人口袋。他們馬不停蹄走訪各處倉庫,倉庫中堆滿砂糖、樟腦、香菸,葛敬恩等人非常滿意。近代中國軍官的夢想就著攜捲鉅額公款,帶著全家老小,到到美國過奢侈的生活。接收台灣對他們來說,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非常高興總督府把土地台帳、納稅者名簿、一般犯罪紀錄……都整理得很清楚,尤其全台灣有百分之35的公有地,以及在公賣制度下,總督府掌握的鹽、砂糖、香菸、樟腦,這些都可以立即換成現金,這是他們在大陸時無法想像的,他們覺得彷彿是入了寶山。
愛國的台灣青年每天到基隆港附近的山丘觀看有沒有祖國國軍船隻的蹤影。10月17日,引頸期盼的船隻終於出現。可是國軍魚貫下船後,圍觀民眾目瞪口呆,國軍之中,有人獨眼、有人身上長滿皮膚病,有人穿著草鞋、有人穿著布鞋,有人扛著棉被,從老人到15歲左右的少年都有,這就是陳儀所率領打贏日軍的七十萬精銳國軍嗎?這哪裡是軍隊?簡直就是苦力的隊伍。不久中國軍隊找了一塊空地,坐下,拿出他們帶來的煮飯鍋、鏟,開始煮飯起來,一邊說台灣人聽不懂的話,一邊吃起飯來,這彷彿是乞丐的宴會!不久,這幕情景就傳遍整個台灣,而且還加添了一些神話,例如國軍背上之所以揹著一把雨傘,是要在必要時飛到空中,而他們走路時之所以顛顛簸簸,是因為鞋子中藏有鉛塊,以鍛鍊體力。有些中國軍人從來沒看過電燈和自來水,他們很不可思議地望著燈泡和水龍頭。
其實,當時國民黨中央不把接收台灣當成一件重要的事,而且國共正戰得激烈,正規軍都派去和共軍打仗,只能派雜牌軍來接收台灣。這些水準很差的軍隊以為自己是戰勝軍,到了台灣舊威風滿面,借了人家的東西也不還,強抓農家的雞,佔領寺廟,不買票就看電影,到小吃店白吃白喝。
中國接收大員沒收日本民間人士所有的財產,當初日本佔領台灣時,可沒收清朝民間人士的財產。這明顯違反了國際法。1952年,中華民國和日本要簽定華日和平協約時,蔣介石拼命要日本賠償,可是日本拒絕,認為日本在撤出台灣時,日本民眾被中國軍人沒收的財產就足以充當賠償,蔣介石也無言駁斥。當台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爭相搶奪日本人遺留的財產時,日本人悄悄離開台灣,他們離開時,將破裂的紙門糊好,該修理的地方修理好,把住過的家園整理乾淨交給下一位素未謀面不知名的住戶。
台灣的道德日漸低落,鐵軌被偷拆、電線被偷剪、學校教室的玻璃被偷拆,賣到資源回收場。日本人上船時,中國兵會檢查他們的行李,他們的貴金屬也常常因而消失。
1946年11月25日,停泊在基隆港的日本海軍驅逐艦「宵月號」在小雨中於下午6點緩緩出發,這是最後離開台灣的一艘日本船。岸邊站著4、5位台灣人,他們一邊用力揮著手,一邊用日語大聲喊:「大家保重身體,莎喲哪拉!」船上靠著甲板欄杆的日本人也用台灣話大聲喊:「在見!再會!台灣!」
理州上 2010年4月29日

2010年4月27日 星期二

正義的戰爭?

正義的戰爭?
★千瑤又幫我買了三件夏天穿的T恤,她對我真體貼。
★★台中中山醫院復健科的陳慧嘉老師要我跨大步幅走路,我式著來回走了幾趟,他看了,說:「簡直看不出你曾經摔傷!」聽得我心花怒放。
戰爭有沒有分正義(just)和不正義(unjust)嗎?一般人可能會同意侵略別人的戰爭是不正義的戰爭,被侵略不得已起而抵抗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南韓首都首爾市龍山區龍山洞有一座號稱「世界最大的戰爭紀念館」於1994年開館。裡面有一個迴廊,牆壁刻有16萬名戰死者的名字。
不過其中包括在越戰戰死的士兵的名字,這大有問題。由於美國的要求,南韓於1965年至1973年,派遣30萬士兵到越南打仗,其中約5千人戰死。這顯然不是因為外敵入侵不得已起而自衛的戰爭,換言之,不是正義的戰爭。
不過戰爭紀念館卻如此說明:「當越南於1960年代受到共產主義侵略的危機時,為了越南的自由與世界的和平,韓國派十字軍援助越南,到1973年3月撤軍為止,滿8年,韓國軍以北越為對手,立下彪炳輝煌的戰功,並且支援民眾,向全世界顯示韓國軍的威容與勇猛。」在美蘇冷戰期間,南韓一向標榜「反共」,因此對南韓而言,派兵越南自然是「十字軍」,也就是「正義之軍」,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
1990年代末期,一家南韓報紙刊出驚人內幕:
韓國軍在越南期間大約殺害4萬名越南人,其中包括許多民間人士。尤其是1965年12月22日的事件最為駭人,這天,韓國軍兩個大隊對越南某城市發射500發砲彈,之後,在「殺乾淨、燒乾淨、破壞乾淨」的方針下,展開掃蕩北越大作戰。韓國軍殺死了50名以上民間人士,其中包括22名孩童、22名女性、3名孕婦、6名老人。
此外,韓國軍於1966年1月23日至2月26日之間,在4個地區殺死約1200名住民,有8戶家庭一家全死,1535棟住家和850萬噸糧食被燒毀,約650頭水牛被殺。
這真是南韓一大醜聞,殺害越南平民的韓國軍竟然被當成「英靈」供奉在戰爭紀念館,如同日本的靖國神社祭祀A級戰犯一樣。
2001年8月23日,南韓總統金大中訪問越南時,對越南國家元首強德倫說:「我們參加了不幸的戰爭,違反本意,給越南國民帶來痛苦,對此,我深表道歉與遺憾。」南韓政府並且援助越南300萬美元,在越南蓋醫院和小學。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為了永遠的和平」論文中,主張應該完全廢除常備軍,理由是軍人是為了殺人和被殺而存在。
戰爭有分正義和不正義嗎?依我看,所有的戰爭都是不正義。軍人一拿起武器,就容易失去理智,他就變成一個殺人機器。我反對戰爭,不管是基於什麼神聖的理由,因為戰爭就是意味大量而合法的殺人!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理州上 2010年4月26日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決定中日韓三國命運的兩件事

決定中日韓三國命運的兩件事
17世紀初期朝鮮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是透過耶穌會(關於耶穌會與利瑪竇到中國傳教的前後經緯,請參考拙著『學校沒有教的西洋史』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u 1552-1610)。利瑪竇於1601年到達北京,他為了順利在中國傳教,採取很多權宜措施,例如他主張儒家古典理的「上帝」和天主教裡的「天主」是同樣的。為了吸引中國讀書人,利瑪竇還和徐光啟、李之藻合作翻譯許多西方的科學與神學書籍。而當時朝鮮每年都會派遣使節(所謂的燕行使)到中國北京,這些燕行使回朝鮮時,就會攜帶漢譯西方科學、神學書籍,將西方文明間接傳到朝鮮。受到這個影響,在北京受洗的李承勳便於1784年在朝鮮創立基督教會。
利瑪竇還介紹世界地圖給中國和朝鮮的知識份子,對朝鮮而言,在此之前,世界就是中國、女真、日本,頂多到天竺(印度),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讓他們知道世界原來比他們想的還大得多。而且讓他們知道「尊華卑夷」的思想是虛幻的。世界有五大洲,其中的亞洲便有100多個國家,而中國只是其中之一。
利瑪竇的漢譯西洋書大概有22種,其中由利瑪竇口述,徐光啟筆記的為:「幾何原本」六卷、「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勾股義」一卷。由利瑪竇口述,李之藻筆記的為:「坤輿萬國全圖」、「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
1610年,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又繼續派一流的傳教士到中國,比較著名的有:
龍華民(1597年到中國)
龐迪我(1599年到中國)
熊三拔(1606年到中國)
陽瑪諾(1610年到中國)
艾儒略(1613年到中國)
畢方濟(1613年到中國)
鄧玉函(1621年到中國)
湯若望(1621年到中國)
羅雅谷(1621年到中國)
1610年中國人基督徒只有2500名,到了1650年大幅增加到15萬名。
朝鮮王朝並且於1653年決定採用西洋曆法「時憲曆」(由徐光啟主持編篡)。
李之藻於1629年出版合20種漢譯洋書而成的「天學初凾」,這本書收錄了瞭解西洋科學與宗教的基本文獻,分理編和器編,理編除了天主教理書之外,也有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的書,以及世界地理「職方外紀」。
器編網羅數學、天文、測量等貴重西洋科學書。「天學初凾」也傳到朝鮮。
1630年,朝鮮燕行使鄭斗源在山東半島的登州遇見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1634),陸若漢請鄭斗源帶給朝鮮國王禮物,那些禮物是西洋文物,無論就質或量來講,都非常貴重。
燕行使每年三或四次從漢城出發,經義州、瀋陽、山海關,到北京。不過1630年時,山海關外被後金,也就是後來的清佔領,鄭斗源一行人只好經山東半島的登州到北京。
耶穌會教士陸若漢1561年出生於葡萄牙,1577年赴日本,精通日語,著有「日本文典」,是西方當時第一流的日本研究者。但是後來德川家康親近基督新教國家荷蘭與英國,排斥基督舊教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因此陸若漢於1610年,在日本住了33年後,被趕到澳門。
1636年,清軍入侵朝鮮,朝鮮國王仁祖不得不與清軍簽訂和約,答應讓仁祖的長子昭顯世子(1612-1645)到北京當人質。昭顯世子在北京與耶穌會教士湯若望交友,並且對天主教與西方科學表示興趣,希望將來引進朝鮮。湯若望還送昭顯世子天球儀、天文書與其他漢譯洋書。可是,1645年昭顯世子回朝鮮後,卻被人毒死。原來昭顯世子的父親仁祖懷疑清朝會逼迫他將王位讓給昭顯世子,便命令御醫李馨益毒死昭顯世子,並將王位繼承人讓給次子鳳林大君,也就是後來的孝宗。由於昭顯世子的去世,朝鮮失去引進西方科學文明的最好機會。
朝鮮王朝自從1392年創建以來,就徹底實施文治主義,所謂「文」,就是「儒」。儒者們認為實學是「雜學」,技術是「末技」,都瞧不起。他們眼中只有「中華」,他們不認為「南蠻」人帶來的西方文明有任何價值。
不過,李瀷(號星湖 1681-1763)主張朝鮮應該引進西洋學問,他批評朝鮮的儒學已經脫離實際生活,虛學化。他開啟了朝鮮的實學思想,並且形成了星湖學派。李瀷的父親李夏鎮於1678年被政府派遣到北京時,買了數千卷書籍,其中包括耶穌會教士的漢譯洋書。
李瀷認為儒家思想優於天主教,可是西方的科學想卻值得東方人學習。這是中國「中體西用」、日本「和魂洋才」、朝鮮「東道西器」的先驅。
星湖學派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由研究天主教進而信仰天主教,另一派則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場堅持與天主教對抗。
耶穌會為了在中國順利傳教,採取了一些配合中國民情風土的權宜措施,例如在中國的耶穌會就允許中國人信徒祭祖、拜孔子。可是後來在西班牙援助下,以菲律賓馬尼拉為據點的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於1633年到中國,他們向先來者耶穌會爭奪傳教機會。這表面上是天主教內部的傳教爭奪,其實暗藏著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東方貿易的爭奪戰。
多明尼哥傳教士和法蘭西斯克傳教士看到中國人信徒祭祖、祭天、拜孔,認為這是迷信,違反了天主教認為上帝是宇宙唯一神的教義,一狀告到羅馬教宗那兒。1704年,羅馬教宗下令中國人信徒不得參加儒家式祭典。本來對西方傳教士懷有善意而且對西方科學文明懷有濃烈好奇心的康熙皇帝(在位1662-1722)知道後,非常憤怒,於1706年下令實施給票制度,也就是只發給承認中國典禮的傳教士票(居住證明書),將沒有票的傳教士全部趕出中國。
本來是天主教修道會之間關於中國典禮問題的爭論,現在變成羅馬教宗與康熙皇帝之間的爭執。
1715年,教宗宣布中國的儒家式典禮是迷信。雙方的火藥味逐漸濃厚,1722年,雍正皇帝開始禁教與迫害。1773年,羅馬教宗下令解散耶穌會。170年來將西方科學文明介紹到東方來的耶穌會就這樣被解散,這對正開始要研究西方科學文明的中國和朝鮮來說,都是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1786年,朴齊家向朝鮮國王建議招聘西洋學者到朝鮮擔任觀象監,並且要年輕學者向西洋學者學習,不僅學天文,還要學農業、醫藥、建築、採礦、製造玻璃、製造火砲等。可是朴齊家不知道耶穌會早在13年前就被羅馬教宗下令解散,因此他的構想當然不可能實現。
近代朝鮮由李桓老(1792-1868)開啟了「衛正斥邪」思想,所謂「衛正」,就是保衛正學,而「正學」,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程、朱,一直到朝鮮的宋時烈,對這個道統而言,無論是楊墨、老莊或佛教,都是異端邪說,而19世紀的異端邪說主要是天主教。中國的道統為什麼會傳到朝鮮的宋時烈呢?因為明朝被清朝(夷)滅亡,而清朝又於1627年和1636年兩度侵略朝鮮,而且宋時烈又是徹底的朱子學者,強烈主張「崇明排清」,道統自然落在他身上。
朝鮮的儒者認為,自從滿州的清滅掉漢族的明之後,中國就從「中華」淪落為「夷」。那麼誰繼承「中華」的道統呢?當然是貫徹儒家思想的朝鮮。
近代史上日本和朝鮮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政府於1639年下鎖國令後,把西洋的宗教與貿易切割開來,驅逐基督舊教國西班牙與葡萄牙,而與基督新教國荷蘭貿易,並且自1641年開始,規定荷蘭人必須每年對德川幕府提出「風說書」(世界情勢報告),讓日本政府可以及時掌握西方資訊。而且讓荷蘭人住在長崎初島,長崎成為日本對外唯一窗口。然而朝鮮卻沒有「長崎」,也沒有「風說書」。日本將宗教與學術分開,拒絕宗教,卻歡迎西方學術(蘭學)。1720年,德川吉宗將軍就把西洋書中的科學與宗教分開,允許西洋科學書進口,開創了日本的蘭學。
就在日本將西洋的宗教與學術分開的同時,朝鮮卻開始鎮壓天主教,並且從反西方宗教擴大成反西方學術,朝鮮躲在「鎖國壤夷」的龜殼中,成了東亞最後一個「隱者之國」。到了1882年,朝鮮才被迫打開國門,這時日本與朝鮮的國力已經是雲泥之差。
1895年,朝鮮國王高宗宣布教育立國的方針,拋棄「虛名」的教育,轉變成注重「德、智、體」三位一體的「實用」教育,然而農村的教育主流依舊是儒家思想教育。
日本已經於1872年公佈「學制」,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一個大學區再分為32個中學區,每一個中學區再分為210個小學區,每一個小學區設立一間小學。1878年的就學率為百分之41.3,而當時朝鮮還在固守儒家思想的教育,並且清一色是朱子學,兩國之間相差太大。朝鮮直到1895年才由舊教育轉換成新教育,不過已經落後日本23年。1902年日本在朝鮮實施「統監政治」,朝鮮已成為日本的囊中物。
日本在1720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時,已經在中國、日本、朝鮮東亞三國的現代化賽跑中,取得領先地位,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從1601年利瑪竇進入北京以來,一直到1720年,中國都是東亞西方學術研究的先鋒,可惜在康熙時代先是為了「典禮之爭」,到了1722年,雍正皇帝禁教,耶穌會又於1733年解散,從此西學進入中國的管道中斷,連朝鮮也受池魚之殃,只有日本一直保有「長崎」這個窗口,讓西方文明源源不絕流入。
最糟糕的是中國和朝鮮都有科舉制度,而且考試內容都是儒家的四書五經,對讀書人而言,漢譯西洋書中,既沒有顏如玉,也沒有黃金屋,根本無助於他們的前途,因此不可能浪費時間去翻閱。相反的,日本沒有科舉制度(好聰明的日本人,什麼都向中國學,就是科舉制度不學!),因此日本的學術界呈多元化發展,有漢學、國學和蘭學(荷蘭人傳來的西方學問)。在西方人侵略亞洲之前,日本人已做好西化的暖身運動。
這就是日本何以現代化(明治維新)很順利,並且遙遙領先中朝兩國,而且還反過來侵略兩國的源由。
1720年(日本在這年開放宗教以外的西洋書籍進口)與1733年(耶穌會在這年解散)決定了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歷史命運。
理州上 2010年4月27日

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慰安婦

慰安婦
日本統治台灣與韓國的期間,做過最讓人詬病、讓日本人百口莫辯、也最讓日本人蒙羞的事是慰安婦。
所謂慰安婦,就是軍妓。台灣軍中有軍妓,二次大戰後,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軍所到之處,無論越南、韓國或菲律賓,也都有軍妓。據說韓戰時,被逮捕的北韓女性也有被強迫當軍妓。1990年代中期到2002年,有5千位俄國女性與菲律賓女性偷渡到南韓,被強迫與美軍性交易。
在2000年代的南韓,與南韓軍人性交易的女性有百分之90是俄國人、菲律賓人等外國人。1951年,南韓軍設立74個慰安所。
可見無論是哪一個國家,軍妓都是必要之惡,因為軍隊都是男人,而軍人都是正值血氣方剛、性慾旺盛的年輕小伙子,長久沒有女人,遲早會發生事情,尤其在戰爭期間,手上有了槍,隨時會性侵犯敵方的民間婦女,這種事情自古皆然,只要有戰爭,第一個受害的一定是老弱婦孺,而婦女絕大多數是被性侵害。
因此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要送軍妓到軍中,本來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誰叫人類要戰爭?)--讓敵國的民間婦女不致受日本軍人性侵。然而壞就壞在日本是讓台灣與韓國這些殖民地的婦女去當慰安婦,也就是軍妓。二次大戰後,這些昔日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開始算帳。
問題在於這些慰安婦是自願或被強迫,如果是自願,日本沒什麼過錯可言,因為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旁人無法置喙。但如果是強迫,日本人的罪過可就大了,因為這明顯侵犯人權。
按照常識來想,當初日本軍方要讓台灣與韓國的婦女去當慰安婦時,不可能自己動手做,因為日本人畢竟是外來者,對當地人不熟,所以應該是將這個工作外包給當地媒介者,每提供一位慰安婦,給一定酬勞。
當地媒介者一開始,一定是找職業娼妓,因為對方容易答應。等到職業娼妓找完了,便退而求其次,找一般婦女,這時,媒介者不可能找有錢人家的婦女,因為不可能成功,他一定找貧窮人家的婦女,誘之以利,連哄帶騙,比較容易成功。如果無法說動對方,可能會先以高率利借錢給對方,等對方還不起錢,再要對方擔任慰安婦抵債,甚至以暴力威脅,猶如現在的暴力討債。
1944年7月26日,朝鮮最大的報紙「京城日報」上刊出一篇「急徵慰安婦」的廣告。酬勞為月薪300日圓以上,當時京城帝國大學畢業的學生第一個月的薪水是75日圓,所以慰安婦的薪水是其4倍,待遇還算不錯。
至於由日本軍人拿槍逼迫良家婦女到前線擔任慰安婦,我想應該沒有這個情節。
慰安婦一共有多少人呢?由於日軍並沒有留下資料,因此只能用推估的方式,一般是推估8萬至20萬人。也有人推估40萬人。南韓的學校教科書甚至推估650萬人,實在誇張。
至於出身地,有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中國人、菲律賓人、印尼人、馬來西亞人、泰國人、緬甸人、香港人、澳門人、荷蘭人。其中最多的是朝鮮人(佔百分之20),第二多是中國人(佔百分之10)。
根據首爾大學教授李榮薰的調查,日本兵當時與慰安婦性交易要付1至2日圓,而士兵的月薪為7至10日圓。慰安婦得到的錢必須與仲介業者五五分帳,而且慰安婦常常欠仲介業者錢,因此實際進入口袋的錢極少。
至於慰安婦一晚要接幾個客人?一個晚上最多接30位客人,一個客人3至5分鐘。
根據戰後日本於1992年調查,日本軍方的確和徵募慰安婦有關,可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以強迫手段逼民間婦女擔任慰安婦。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李敖為救助臺灣慰安婦,拍賣自己收藏的字畫古董,包括胡適曾經送給他的書法作品等,總共捐出一百萬美金,約合三千三百多萬新臺幣,轟動一時。
雖然日軍不可能以強迫手段,逼使台灣與韓國等地的民間婦女充當慰安婦,可是慰安婦曾經存在是一個事實,這是日本永遠的恥辱。而世界上只要戰爭存在一天,只要軍隊存在一天,軍妓(慰安婦)這個必要之惡就存在一天。所以人類應該往消滅戰爭、消滅軍隊的方向努力,因為消滅戰爭和消滅軍隊也就等於消滅軍妓(慰安婦)。
理州上 2010年4月日26日

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日本在朝鮮的建設

日本在朝鮮的建設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時,南韓有日本平民70萬人、日本軍人18萬人,之後從北韓有29萬多日本人逃到南韓,所以總計在全韓國有將近120萬日本人。
準備回家的日本人開始在道路兩旁賣家當,收音機、蚊帳、桌椅、棉被、時鐘、衣服、照像機、錄音機、市界文學全集、鋼筆、字畫……應有盡有。買者是往昔被日本人(現在是賣方)雇用的韓國人。韓國到處洋溢歡樂、解放的氣氛。不過沒有日本人被韓國人毆打的事情發生,這和日本人從中國東北撤退時,發生多起被中國人毆打、搶奪的事件相比,一方面可說日本在韓國的教育相當成功,一方面也可看出當時韓國人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大的恨意。根據朝鮮總督府報告,從8月16日到25日,總共有6位日本人被殺害,不過幾乎都是起因於個人的恩怨。
許多韓國人對日本的戰敗感到遺憾,他們被日本人灌輸「神州不滅」、「鬼畜美英」的觀念。日本人要離開韓國時,到處可見他們的韓國人朋友與韓國雇用人依依不捨,淚含眼眶,和他們道別。
1994年11月20日,漢江上的聖水大橋倒塌,造成多人死傷。韓國在1970年後已經有8座橋倒塌。日本時代架設的漢江大橋,完成後經過70年以上,而且遭美國飛機轟炸,經過修理,現在仍在使用,聖水大橋才架設15年就發生意外。有些韓國人就說:「日帝時代建的橋到現在一座也沒倒塌。」聖水大橋倒塌事件後,韓國請日本的專家到韓國檢查,結果發現南韓有300多座橋必須重建。看來韓國人與台灣人一樣,施工都偷工減料,不如日本人紮實。據說,首爾的地下鐵現在有200多處缺陷,搭地下鐵的韓國市民都提心吊膽。
一天,在街頭一位老人和年輕人為日據時代日本人的功罪辯論,年輕人說:「日本侵略東亞,殺害數百萬人,是殺人魔!」
老人說:「你回家時看看人行道上鋪的磚塊,到處破爛,施工品質很差,日本時代不會這樣。日本官員也不會收賄賂,不像現在的韓國,各種領域都有黃牛,司法有司法黃牛,只要付錢給司法黃牛,罪刑可以輕判,罰款也會少繳。一般平民到銀行很難貸到錢,可是只要在桌下遞給銀行貸款部門的課長一些錢,就會順利貸到錢。到醫院看病也有醫院黃牛,向黃牛買順序票,就可以提早讓醫生看。當然買車票也是有黃牛。這些都是在日本時代沒有的事。」
二次大戰後,南韓第一任總統是李承晚,他不僅反日,而且還是強人、獨裁者。李承晚之後,強人政治就變成南韓的傳統。強人政治不允許政敵存在,1949年,李承晚的政敵金九在首爾被暗殺,兇手是李承晚的部下陸軍少尉安斗熙,他雖入獄,但是韓戰結束後,就被釋放。後來退役後,做軍方生意,賺了大錢,安享富裕餘年,並且能自由出入景武台李承晚總統官邸。
日據時代,韓國人很簡樸,可是戰後生活富裕後,大家開始學會奢侈浪費與投機。據說這樣的光景常發生,在富裕的家庭,早晨一起床,父親對孩子說:「今年不太下雨,辣椒(韓國每天吃的泡菜必用辣椒)一定會漲價,現在買起來,將來再賣出的話,大概會漲3倍。」
某日,一位10歲左右的孩童到首爾的一家百貨公司買東西,付給店員一張100萬韓圜的支票。店員嚇了一跳,說:「你怎麼拿著這麼大金額的支票?」孩童說:「我父親給我的,他叫我買喜歡的玩具。」店員馬上打電話給孩童的父親。結果,孩童的父親說:「我的孩子拿100萬韓圜,有什麼錯?犯了什麼罪?笨蛋!」
1938年,日本在朝鮮實施志願兵制度,1941年,要招募3千名志願兵,卻有48倍,14萬5千人報名。1942年招募時,依舊有多達25萬多人報名。現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裡供奉著2萬3千位為日本戰死的韓國人英靈。
在日據時代,韓國13道(縣)的首長大半是韓國人,218郡的郡守大部分也是韓國人,村長則全都是韓國人。可是日本統治台灣50年,卻沒有出現一位台灣人縣長和市長。在教育方面,韓國出現多位韓國人校長,台灣則中學校以上沒有一位台灣人校長,1千74所小學之中,只有5所小學是台灣人校長。在軍人方面,韓國有洪思翊陸軍中將等多位將官,台灣最高階級的只有上尉一人。在警察方面也是一樣,日據時代的韓國有2萬5千名警官,其中1萬名是韓國人。台灣人能當上警官的只有極少數人。由此可見,日本人對韓國人不但不苛薄,反而比對台灣人還寬大。
當日本要求韓國人與台灣人改日本姓名時,韓國人有八成改成日本姓名,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二改成日本姓名。雖然不改也不會被處罰。
韓國工業現在對日本的依存度很高,汽車零件的對日依存度為百分之59,電子產品零件的對日依存度為百分之45,造船為百分之40。因此阪神大地震時,韓國企業很擔心日本零件的供應會有問題。
韓國很多東西都模仿日本,像地下鐵的博愛座設計、公共電話的樣式、計程車,甚至電視節目,例如每次日本的搞笑電視節目「8點了,全員集合!」(由諧星志村健等人演出)播放,一個星期後,就有同樣內容的節目就在韓國電視台出現,只是節目名稱改成「8點了,全員出發!」台灣的諧星倪敏然、張菲、徐風、檢場等人主持的「黃金拍檔」也常模仿該節目的點子。韓國的報紙編排也是模仿日本的報紙。外語書報雜誌之中,最暢銷的就是日語書報雜誌,日本的流行服飾雜誌「濃濃」每個月在南韓銷售5萬本,韓國的流行歌經常和日本的演歌雷同。
自從1965年日本外交部長椎名訪問韓國時說:「深深反省。」以來,昭和天皇、中曾根首相、平成天皇、海部首相都向韓國道過歉。歷代的天皇、首相、外交部長都免不了要向韓國對曾經統治韓國一事道歉。
可是在今日的韓國,討厭日本的不是曾經被日本統治的老一輩韓國人,而是沒有被日本統治過的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韓國人,他們受仇日教育長大,認為日本人在韓國做盡壞事,如果沒有日本統治、剝削,韓國會比現在更進步。
可是持平而論,日本統制韓國之後,消除韓國封建階級社會的弊害,引進西方型的先進文化,發展工業,增加韓國的就業率。日本在韓國於1922年實現每三個村設一個小學的計畫,又於1936年實現每一個村一個小學的計畫。1942年,又擬定每一個村兩個小學的計畫。最後日本在全韓國設立了5千所小學。在李朝時代,韓國的教育機關是書堂和書院,書院只允許兩班和中人這兩種特權階級的子弟就讀。一般平民沒有教育機會。而且不可思議的是,無論在書堂或書院,韓國學童學的歷史不是韓國史,而是中國史。甚至學堂與學院不教自國語言諺文,而教所謂的「真文」,也就是漢文。只有漢文才是學問。諺文被認為是小孩與婦女學的文字,很幼稚,難登大雅之堂。在日據時代之前,韓國的公文、外交文書與祭祀時的文章都不用諺文,而用漢文。
如果請老師教諺文,老師會說:「回去叫你母親教你,幾個晚上就可以學會。」
現在所有的韓國人都會諺文,都是因為日據時代小學教諺文之故。
日本在韓國也建了許多道路和鐵路,在1920年代並且建了亞洲最大的肥料工廠。還建了發電廠和其他工廠。許多村莊都有電燈可用。
日據時代之前,農民一過了農忙期,就休息無事做,可是在日據時代,由於日本建築道路、鐵路、堤防、學校,需要建築工人,因此農民就有額外的工作機會與收入,生活水準自然日漸提高。尤其農民擺脫李朝時代身分制度的束縛,農村的氣氛變得開朗多了。
在日據時代,小學不僅教諺文,也教算數、地理、製圖、音樂、修身(公民與道德)和歷史。
有時候好心的日本人老師看到貧窮的韓國學生沒有帶便當來,還會把自己的便當讓給學生吃。
今天韓國之所以這麼進步,其基礎都是在日據時代打下的。如果日俄戰爭日本輸了,韓國成為俄國的殖民地,韓國會有今天的進步嗎?
韓國的中部大學教授崔吉城曾經訪問過許多在日據時代生活過的老一輩韓國人,結果發現很多人都認為日據時代是很好的時代。台灣淡江大學研究比較殖民地經營學的張炳楠教授也對日本統治台灣有高度評價。張教授認為如果當初日本統治的不是台灣,而是海南島,讓台灣留給中國統治,那麼海南島將是今天台灣的水準,而台灣將是今天海南島的樣子。
由以上幾篇文章可知:
一, 日本在韓國的統治並沒比在台灣苛刻,日本在韓國的建設也沒有特別不努力。
二, 然而韓國有嚴重的仇日情結,台灣卻反而有親日情結,那是因為一來韓國傳統上有嚴重的華夷思想,認為自己是「華」,而日本是「夷」,一向瞧不起日本,可是到了近代,韓國偏偏被這個瞧不起的「夷」所統治,這真是奇恥大辱,因此怨恨特別深。二次大戰後,為了擺脫日據時代染上的「日本味」,韓國便徹底實施仇日教育,結果造成老一輩韓國人親日,新一代韓國年輕人極端仇日的奇怪現象。加上戰後,經濟一直感不上戰敗國日本,事事要向日本學習,讓韓國政府很難堪,因此必須隨時宣傳仇日觀念,一有什麼事,就要重提日帝的罪行,要日本政府道歉。
三, 當然國民黨政府來台灣後,也實施仇日教育,可是因為先前發生二二八事件,因此仇日教育對台灣人的影響微乎其微,只影響了外省人第二代。
理州上 2010年4月23日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深信風水的韓國和台灣

深信風水的韓國和台灣
我們知道台灣人深信風水,某某人生官,便說他祖墳風水好,某某人選舉落選,便說他祖墳風水遭人破壞。新官員上任第一件事常常是請風水師來看辦公室,看看什麼地方的裝潢該改一改,辦公桌的方向對不對,哪個地方是否該擺個魚缸等等,非常迷信幼稚。
韓國也不遑多讓,韓國對西南部的全羅道地區的出身者有嚴重歧視,因為開創高麗王朝(918-1392)的王建曾留給子孫「十訓要」,其中第八條寫道:「車峴以男、公州江外的山形地勢皆背逆,人心也是如此。萬一當地的人有參與朝政,或與王侯、國戚結為親家,而掌握國政,會給國家帶來動亂。」因此朝鮮政府自此都不用全羅道出身的人當官員。
1998年全羅道出身的金大中執掌政權是全羅道地區一掃「千年之恨」的一件大事。
金泳三政權(在位1993-1998)時拆毀舊朝鮮總督府,在原地建景福宮。這時候韓國政府同時進行「拔除鐵杭運動」。韓國人認為日據時代(他們稱為日帝時代),日本人為了消滅大韓民族的精氣,在全韓國的各處名山打入鐵杭,以切斷地脈。1995年韓國內閣會議通過這項拔除鐵杭計畫。內政部下令各地機關全力配合,政府還出動軍隊以及地雷探測機尋找鐵杭,電視新聞節目並且經常報導。
結果在慶尚北道清道郡「走狗山」發現直徑四公分,長一公尺的鐵棒。1995年2月14日,在現場舉行安撫山神靈的「告田祭」後,花了一小時半,拔除鐵棒。根據風水師說:「當地的地形成渴龍飲水的形勢,日帝在龍鼻處打下鐵杭,讓當地無法出人才。」
慶尚北道浦項市的龍山也發現直徑1.5公分,長1.5公尺的鐵杭,被日帝打入地脈,切斷地氣。據風水師說:「從山勢來看,鐵杭打入的地方是龍的脊椎,目的是要切斷山的精氣。」
1995年,南韓在南北軍事境界線附近的梧鳳山,動員20位青年,花14小時,拔除打在大韓民族「腦天」的長180公分、直徑3公分的六角形鐵杭,鐵杭中心有小洞,據說是要讓地的氣運外洩。這地方是南漢江的水源區,據猜測可能是日帝要首爾市和春川市的市民喝腐爛的水,因為水源區被鐵杭打下之後,土地會腐爛。就這樣,在南韓各地拔除的鐵杭超過118隻。
其實這些鐵棒或鐵杭,是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山地為了防止登山客掉落,而埋設的扶手鐵欄杆或防止滑倒的鐵棒,或是日本人在測量土地時,為了設置三角點,而埋下的鐵棒。
1995年3月1日「京鄉報」登出一篇聳動的報導,首爾大學的教授兼風水師崔昌祚認為: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建築物遮斷了首爾的地氣,而且日本大使館位於景福宮附近,當年日本人就是在景福宮殘殺了許多朝鮮王室,所以應該將大使館移到別處。日本大使館看了報紙,大吃一驚。
可是這塊地當初是南韓政府推薦的,並不是日本大使館特意挑選。而且日本大使館附近有更高聳的美國大使館,如果日本大使館建築物遮斷了首爾的地氣,美國大使館是否也如此?將來南韓若引發反美風潮,說不定美國大使館的地理位置會被拿來作文章。
南韓有一家雜誌「朝鮮月刊」是唯一提出反對「日帝風水陰謀論」的刊物,1995年10月,「朝鮮月刊」登出金容三記者執筆的文章「金泳三政府是『風水政權』嗎?」文章內容大致是:經過本刊記者全國實地採訪,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日帝埋設鐵杭。這是風水的麥卡錫主義。國家機關以「恢復民族精氣」為口號,拆除舊朝鮮總督府、拔除日帝鐵杭,不可思議的事俯拾皆是。基督教長老的金泳三總統所率領的文民政府被鐵杭亡靈附身,邁向21世紀的韓國被迷信束縛。
反日派的首爾大學社會學科的慎鏞廈教授則認為日帝雖然不相信風水,可是知道韓國人相信風水,所以故意採取這樣的行為,讓韓國人有挫折感。
南韓全國各地拔除的鐵杭和鐵棒,後來集中到首爾的國立民俗博物館和獨立紀念館展示,顯示「日帝的暴行」。不過最近基於風評不佳,已經不再展示,收藏在倉庫裡了,不知是否受到「朝鮮月刊」報導的影響。
理州上 2010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