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哲學故事(9)
離佛爾納不遠的地方,是法國第七大城市都羅斯,在伏爾泰的時代,該城的天主教教會享有絕對的主權。該城當時還用各種壁畫來紀念法國蘭特法令的廢止(蘭特法令允許法國新教徒的信仰自由),並且把法國歷史上巴托羅繆慘案紀念日當作一個大節日來慶祝(巴托羅繆慘案是天主教徒屠殺新教徒的不幸事件)。所有的新教徒,一律不能從事律師、醫生、藥劑師、商人,以及類似的職業。天主教徒也不能雇用新教徒作為僕役或秘書。
都羅斯有一個新教徒吉恩卡拉,育有一男一女。他的女兒已經成為天主教徒;而兒子大概是為了經商失敗而自殺。在都羅斯有一條法律,凡是自殺的人,都必須裸體裝入囚車,遊街示眾,然後再掛在絞架上。他的父親對這種處罰非常不忍,於是要求親戚朋友證明他的兒子是自然死去,來免除這種處罰。結果謠言四散,說這人顯然被人謀殺,並且疑心他的父親因為要阻止他的兒子皈依天主教不能成功,所以才下此毒計殺死親子。於是吉恩卡拉被逮捕,遭受嚴刑拷打後,不久就死了。吉恩卡拉的家屬逃到佛爾納,哀求伏爾泰幫助。
1765年,又有一個少年被誣告說他毀壞聖十字架而被捕。少年入獄後遭受嚴刑拷打,由於禁不起這種酷刑,終於編造自己的罪狀。當他的頭顱被砍下,軀體被火焚燒時,圍觀的百姓卻在一旁高聲喝采。人們在那可憐的少年身上找出一本伏爾泰的「哲學辭典」。
伏爾泰的人生態度從此變為嚴肅。他標舉「打倒無恥之徒」,反對教會的兇暴。他說︰「那些在福音書上找不到根據的詭計與陰謀,偏偏在基督教的歷史上成為一切血鬥的泉源。」
可是我們不能斷定伏爾泰是一個無神論者。事實上,伏爾泰堅決反對無神論。他反對態度的堅決,使得幾個百科全書學家都反過頭來罵他︰「伏爾泰是一個執迷不悟的人,因為他相信上帝!」他曾經寫信給狄德羅︰「如果我們一定要證明上帝是什麼?如何創造世界?那確實有點放肆;但假如要否認他的存在的話,那又何嘗不是放肆呢?」
可是另一方面,伏爾泰又竭力反對奇蹟及超自然禱告的應驗。他寫道︰我站在修女院門口,聽到費修女對康修女說︰「上帝處處照顧我,妳知道,我多麼愛我的麻雀,假如不是我為牠連續說9次『噢!瑪利亞』的禱詞,牠早就沒救了。忽然有一個人對她說︰「小姐,我不相信,上帝竟有這種閒暇照顧妳的麻雀,雖然妳的麻雀很美麗,但是妳要相信,上帝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處理哩……」」
伏爾泰在「有神論者」中,把自己的信仰清楚地表達出來︰
有神論者是確信有最高主宰存在的人。這個主宰善良而又有權力,他創造一切東西,懲罰一切罪惡,並且以仁慈來獎賞一切善良的行為。
伏爾泰厭惡戰爭勝過一切。他說︰「戰爭是人類最大的罪惡,可是從沒有一個罪魁禍首,不假借正義的名詞來掩飾自己的罪惡。」他又說︰「殺人觸犯法律,所以殺人兇手都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在戰場上的殺戮,絲毫不受譴責。」
伏爾泰處處講求理智,而盧梭對於理智,並沒有多大的信仰。盧梭送給伏爾泰一本「關於不平等原因的討論」,其中有許多反對文明、文字與科學,要求重返野蠻與禽獸的自然環境的論辯。伏爾泰看過之後,立刻寫信給他︰「先生,我已經收到你那反對人類的新書了。……沒有一個人能像你那麼聰明,想把我們變成野獸。讀了你的書,使人渴望用四隻腳在地上爬;可是自從我放棄這種行為之後,已經快60年了,很不幸地,我覺得我不能再恢復了。」
另一方面,伏爾泰也攻擊瑞士政府,因為他們焚燬了盧梭的書。伏爾泰永遠堅持那條著名的原則︰「我對你所說的話,雖然一個字也無法同意,但我對你說話的權利,卻要聲援到底,至死不渝。」當盧梭從成千的敵人中逃出來時,伏爾泰很客氣地邀請盧梭到他的地方同住。
83歲時,伏爾泰病重,生命垂危。他渴望在未死之前,能夠再見巴黎一面,他去了。當他的病情很沉重時,有一位神父要他懺悔,伏爾泰問他「奉了誰的命令而來?」神父回答他說︰「奉上帝的命令而來。」伏爾泰又問︰「那麼,先生,你有什麼證據?」神父只好失望而去。伏爾泰寫了一張字條給他的秘書,「我敬愛上帝,愛朋友,不恨敵人,厭惡迷信到死。」1778年,伏爾泰終於去世。1791年,國會強迫路易16交出伏爾泰的遺體,把他放在萬聖祠裡。當他的骨灰被護送著經過巴黎時,送殯的男女有10萬人,在道旁觀看的群眾竟有60萬人之多。靈車上寫著︰「他喚醒了人類,為我們舖下自由的道路。」他的墓碑上只有幾個必要的字——伏爾泰躺在這裡。
第六章 康德與德國唯心論
1781年,出現了康德(1724-1804)著名的「純理性的批判」,康德從此震撼了整個歐洲,把整個歐洲的思想界,從「獨斷主義的睡眠」中喚醒過來;直到現代為止,他那「批判的哲學」依然統治全歐洲;到了今天,幾乎他的每一定律都成為哲學界的主要公理。黑格爾說︰「要做一個哲學家,必須先做康德的學生。」可是當康德把他的原稿交給赫茲時,赫茲讀了一半就把原稿寄回,說他假如讀完,恐怕就要發狂了。
從斯賓諾莎起,到狄德羅為止,其中所經過的路程,完全是理性向前進展,信仰逐漸被破除的一條路;獨斷的教義先後消滅了;中世天主教徒的信仰連同儀式與偶像,相繼崩潰了;天堂和地獄並不存在,無神論成為法國人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然而宗教信仰已經深深植於社會制度與人心當中,當然不會投降。
1749年,狄揚學會徵文「科學與藝術之進步,對於道德是有利?還是有害?」盧梭(1712-1778)獲得第一。他說︰文明所產生的害處多於益處,自從有文明以來,社會生活日趨紊亂。印刷術傳到歐洲,歐洲社會因此大亂,這是文明作祟的證據。哲學所到之處,國家的道德必隨之墮落。思想違反自然,有思想的人就是邪惡的動物。教育不能使人歸於良善,只能增加聰明——一切違法的行為都因此而產生。本能與情感,比起理性更為可靠,所以應該刻意加以培養。
康德讀了盧梭的「愛彌兒」感到非常興奮,恨不得立刻就讀完。在他的一生中,竟能發現這樣一個人,同樣反對無神論,同樣承認情感超越理智。
康德出生於普魯士。康德認為教育應灌輸全力在中材的學生上;愚笨的人無法教育;天才的人不必教育;只有中材的學生才需要盡心教育。
始終抱獨身主義的康德生活非常規律,起身、喝咖啡、寫作、演講、午餐、散步都有固定時刻。每當康德身披灰色大衣,手執精緻拐杖,出現在住宅門口,接著又走向兩旁植滿菩提樹的小徑散步去的時候,他的鄰居就知道現在正是三點半鐘。
康德認為一般牧師、長老本職原在於安慰人民,如今卻勾結政府,處處與人民為敵,一切神學上的欺騙、政治上的壓迫,無一不是為愚弄人民而設,宗教到了這種地步,可說糟糕透頂。
71歲的康德於1795年出版「永久和平論」。他寫道︰「我們的統治者,錢不用在教育事業上……因為一切收入都要儲存起來,準備下一次戰爭。」康德認為除非取消軍隊,否則國家將永不富強,文明永遠不是真文明。康德認為永久和平的第一條件應該使政治制度定為共和國,一有戰爭,必須由全體民眾表決。讓親自出戰的人來決定戰爭,人類的歷史才可以永久避免流血。反過來說,假如一國之內,國民並無表決權,那麼戰爭往往只是少數人漫不經心處置下的傑作。國君是一國的主人,與普通平民所處的地位截然不同,一旦戰爭,個人毫無損失,衣食、遊戲,一仍其舊,因此他不在乎戰爭。
黑格爾(1770-1831)出生於德國。他對基督教的批評非常大膽,曾寫過「耶穌的生平」一書,認為耶穌是約瑟與馬利亞的兒子,把耶穌看作一個人——一個平常的人。1799年,他的父親去世,留給他1500元的遺產,從此他自稱富翁,立刻辭去助教,寫信給朋友,請他找一個住所,只要有簡單的食物可吃,有豐富的圖書可讀就夠了。朋友介紹他到耶拿。1801年,黑格爾到達耶拿,1803年,當了耶拿中學的教員。
後來他寫成「論理學」,此書一出,全日耳曼都受到他的影響,他的地位也就從中學的主任升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他又於1817年繼續寫成「哲學科學百科全書」。因為這本大作,他又進為柏林大學的哲學教授。從此以後,他永遠統治日耳曼的哲學界,正像歌德統治文學界,貝多芬統治音樂界的情形一樣。他的生日比歌德晚一天,日耳曼人,每逢他們生日,就連續放假兩天。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2012年8月22日 星期三
西洋哲學故事(8)
西洋哲學故事(8)
當路易16在教廷的監獄中發現伏爾泰與盧梭的著作時,不禁感嘆地說︰「毀了法蘭西的,就是這兩人!」拿破崙也說︰「假如波旁王朝能夠控制出版的話,它的壽命必定可以再延長若干年。」伏爾泰自己也說︰「書籍的力量足以統治全世界。」
伏爾泰出生於巴黎。他從父親那裡所得到的是鹵莽與易怒的性格;可是他的母親卻給他智慧與聰明。他的母親因難產而死。他在嬰兒時期身體非常孱弱,不過後來他活了84年。可是,他一生大無畏的精神,始終受著疾病的折磨。
讀小學時,下課之後,別的兒童都在操場遊戲之時,12歲的伏爾泰,卻與當代的博學之士辯論神學。
1715年,21歲的伏爾泰前往巴黎。他在巴黎得罪了攝政王,結果於1717年被攝政王關到巴斯底監獄。後來攝政王發現伏爾泰並沒有罪,便放他出來。伏爾泰的著名悲劇「奧地浦」於1718年出版,在巴黎連映45夜,打破巴黎戲劇界的新紀錄。「奧地浦」的受歡迎,使他獲得4千法郎的盈餘,他把這些錢拿來投資,又賺了一筆。他有了錢,即博施濟眾,幫助貧民。每當下午他在外面散步時,就有許多貧民圍繞他,要求施濟。他都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約有8年光景,伏爾泰在巴黎的上流社會度過愉快的生活。後來,他的命運變了,有幾個貴族十分嫉妒他。他只是一個天才,既無地位,又無爵號,怎能讓他和自己的聲名並駕齊驅呢?於是在這些貴族的設計下,伏爾泰又被送往巴斯底監獄。不久他自願流亡英國,所以被釋放了。他在英國度過了3年的生活(1726-1729)。
伏爾泰在英國參加了牛頓的葬禮。隆重的國葬,深深印在伏爾泰心中。他寫道︰「有一群著名的人,討論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誰是最偉大的人物——凱撒?亞歷山大?許多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最偉大的人物應該是牛頓,我想這是不錯的。值得我們瞻仰的,並非用暴力來奴役我們的人,而是用真理來管轄我們心靈的人。」伏爾泰把牛頓的學說傳入法國,驚醒了法國的思想界。
在極短的時間內,伏爾泰把英國所能教給他的學問,全部吸收過來。他把他對英國的印象,寫成「英國信息」轉送給朋友。他不敢把書出版,因為書的內容,讚美「不忠實的英國」到達了極點。這幾封信已經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報曉雞了!
攝政王不知道他是一隻報曉雞,於1729年允許伏爾泰回到法國。有一個出版家,竊取「英國信息」的底稿,並沒獲得作者的許可,就逕自印成書。巴黎議會立刻禁止發售,並搜集書本當眾焚燬。40歲的伏爾泰覺得自己又接近巴斯底監獄了,就借私奔之名,和一個有夫之婦28歲的沙特勒侯爵夫人,暗暗地逃離巴黎。
伏爾泰認為歷史研究不應該以皇帝為中心,應該以運動始末及全體人民為中心。歷史對象不是一個個的國家,而是全體人類;不是片斷的戰爭,而是整個人心的進步。戰勝敵人或被敵人打敗,劫掠他人的城市,或自己的城市被他人劫掠,像這一類的事實,只是偶然的舉動,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有人心的進步才值得大書特書。伏爾泰曾說︰「我要寫一部歷史,不以戰爭為對象,卻以社會全體為對象,我要闡明當代的家庭生活為何種樣式?我的目的在於寫一部關於人類心靈的歷史。在我的史書中,對於王侯的史蹟將略而不述。我唯一的目的在於闡明人類全體,如何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這一點。」
伏爾泰認為自從基督教傳入羅馬,征服了異教徒之後,羅馬的內部日漸崩潰,終於引起野蠻人的侵略,所以羅馬之亡,實亡於基督教之手,這是多麼唐突的議論。伏爾泰認為基督教並不是絕對的教義,還有其他教義互相對立。一切都是相對的,根本說不上絕對的真理。自從他發掘亞洲人的智能後,歐洲人才發覺他們的文化,並非無所不包;而是較大的文化的一部分。降低歐洲文化的地位,這是多麼不忠於歐洲的議論!以歐洲人而不忠於歐洲,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麼?既是大逆不道,為何不把他放逐出去呢?所以法國政府宣佈︰這個法國人不把法國人置在首位,是為叛逆罪魁,從今天起不准他再進入法國的國界。
1758年,64歲的伏爾泰在瑞士和法國邊界的佛爾納找到一個永久的家。小小的佛爾納成為全世界知識階級的中心。凡是有學問的人都親自來拜訪。到了最後,伏爾泰覺得太麻煩了,光是每日必需的招待費也覺得負擔不起。他埋怨自己成為全歐洲的旅館主人了。有一個和他相識的人,希望在他那邊暫住六星期,伏爾泰回答他說︰「你與唐吉訶德究竟有什麼區別?他把旅館誤認為宮殿,而你卻把宮殿誤認為旅館了!」
除了這些不斷的款待外,又有無數的信件從遠處寄來,數量浩大,各式各樣的人都與他通信。其中有日耳曼的鎮長,問他「究竟有沒有上帝?」並要求伏爾泰回信。
1755年,里斯本發生大地震,死難者高達3萬餘人。當時的法國傳教士都以為這場浩劫是上天對里斯本人民的懲罰。伏爾泰聽了之後,勃然大怒,於是發表一篇詩,詩中提出一個古老的宗教難題︰如果不是上帝阻止災禍而祂不肯阻止,就是祂願意阻止而無能為力。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是對上帝尊嚴的重大打擊。
拉美特利(1709-1751)採取機械論的見解,認為全世界,包括人,只是一部機器,靈魂是物質的。雖然拉美特利為了這種見解,被人放逐,而與他同時代的赫爾維底(1715-1771)卻竊取這種見解,寫了「原人」一書。在這部書裡,他說,一切行動都是出於利己與自愛,就是英雄豪傑也逃不出這個範圍。道德是戴著偵探眼鏡的利己主義。良心不是上帝的召喚,而是對於警察的恐懼。因此我們的倫理學說不應該建築在神學上,應該建築在社會學上。
狄德羅(1713-1784)認為崇拜上帝,與服從專制皇帝的威權,兩者並起而又並存。
唯物主義的觀點的確是反對教會,破除迷信的良好武器,只有知識才能找到一個新的道德觀。狄德羅等人利用他們所發行的百科全書,盡量把以上的見解灌輸在人們的頭腦中。從1752年起,到1772年止,他們的書陸續發行。但最初幾冊就被教會查禁。這些人都一致承認只有智慧與理性,才是人類一切真與善的最後標準。他們說,讓理性獲得自由,幾代之後,人們就會建立一個烏托邦。
不久,伏爾泰也被拉入百科全書的一群人當中。他們很高興的稱他為領袖。他們請求他撰文,他答應了。當他完成了這份工作之後,他動手寫自己的百科全書,題名為「哲學辭典」。如同培根、笛卡兒、洛克,他一開頭,就用懷疑的語氣對一切提出了疑問。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當路易16在教廷的監獄中發現伏爾泰與盧梭的著作時,不禁感嘆地說︰「毀了法蘭西的,就是這兩人!」拿破崙也說︰「假如波旁王朝能夠控制出版的話,它的壽命必定可以再延長若干年。」伏爾泰自己也說︰「書籍的力量足以統治全世界。」
伏爾泰出生於巴黎。他從父親那裡所得到的是鹵莽與易怒的性格;可是他的母親卻給他智慧與聰明。他的母親因難產而死。他在嬰兒時期身體非常孱弱,不過後來他活了84年。可是,他一生大無畏的精神,始終受著疾病的折磨。
讀小學時,下課之後,別的兒童都在操場遊戲之時,12歲的伏爾泰,卻與當代的博學之士辯論神學。
1715年,21歲的伏爾泰前往巴黎。他在巴黎得罪了攝政王,結果於1717年被攝政王關到巴斯底監獄。後來攝政王發現伏爾泰並沒有罪,便放他出來。伏爾泰的著名悲劇「奧地浦」於1718年出版,在巴黎連映45夜,打破巴黎戲劇界的新紀錄。「奧地浦」的受歡迎,使他獲得4千法郎的盈餘,他把這些錢拿來投資,又賺了一筆。他有了錢,即博施濟眾,幫助貧民。每當下午他在外面散步時,就有許多貧民圍繞他,要求施濟。他都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約有8年光景,伏爾泰在巴黎的上流社會度過愉快的生活。後來,他的命運變了,有幾個貴族十分嫉妒他。他只是一個天才,既無地位,又無爵號,怎能讓他和自己的聲名並駕齊驅呢?於是在這些貴族的設計下,伏爾泰又被送往巴斯底監獄。不久他自願流亡英國,所以被釋放了。他在英國度過了3年的生活(1726-1729)。
伏爾泰在英國參加了牛頓的葬禮。隆重的國葬,深深印在伏爾泰心中。他寫道︰「有一群著名的人,討論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誰是最偉大的人物——凱撒?亞歷山大?許多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最偉大的人物應該是牛頓,我想這是不錯的。值得我們瞻仰的,並非用暴力來奴役我們的人,而是用真理來管轄我們心靈的人。」伏爾泰把牛頓的學說傳入法國,驚醒了法國的思想界。
在極短的時間內,伏爾泰把英國所能教給他的學問,全部吸收過來。他把他對英國的印象,寫成「英國信息」轉送給朋友。他不敢把書出版,因為書的內容,讚美「不忠實的英國」到達了極點。這幾封信已經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報曉雞了!
攝政王不知道他是一隻報曉雞,於1729年允許伏爾泰回到法國。有一個出版家,竊取「英國信息」的底稿,並沒獲得作者的許可,就逕自印成書。巴黎議會立刻禁止發售,並搜集書本當眾焚燬。40歲的伏爾泰覺得自己又接近巴斯底監獄了,就借私奔之名,和一個有夫之婦28歲的沙特勒侯爵夫人,暗暗地逃離巴黎。
伏爾泰認為歷史研究不應該以皇帝為中心,應該以運動始末及全體人民為中心。歷史對象不是一個個的國家,而是全體人類;不是片斷的戰爭,而是整個人心的進步。戰勝敵人或被敵人打敗,劫掠他人的城市,或自己的城市被他人劫掠,像這一類的事實,只是偶然的舉動,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有人心的進步才值得大書特書。伏爾泰曾說︰「我要寫一部歷史,不以戰爭為對象,卻以社會全體為對象,我要闡明當代的家庭生活為何種樣式?我的目的在於寫一部關於人類心靈的歷史。在我的史書中,對於王侯的史蹟將略而不述。我唯一的目的在於闡明人類全體,如何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這一點。」
伏爾泰認為自從基督教傳入羅馬,征服了異教徒之後,羅馬的內部日漸崩潰,終於引起野蠻人的侵略,所以羅馬之亡,實亡於基督教之手,這是多麼唐突的議論。伏爾泰認為基督教並不是絕對的教義,還有其他教義互相對立。一切都是相對的,根本說不上絕對的真理。自從他發掘亞洲人的智能後,歐洲人才發覺他們的文化,並非無所不包;而是較大的文化的一部分。降低歐洲文化的地位,這是多麼不忠於歐洲的議論!以歐洲人而不忠於歐洲,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麼?既是大逆不道,為何不把他放逐出去呢?所以法國政府宣佈︰這個法國人不把法國人置在首位,是為叛逆罪魁,從今天起不准他再進入法國的國界。
1758年,64歲的伏爾泰在瑞士和法國邊界的佛爾納找到一個永久的家。小小的佛爾納成為全世界知識階級的中心。凡是有學問的人都親自來拜訪。到了最後,伏爾泰覺得太麻煩了,光是每日必需的招待費也覺得負擔不起。他埋怨自己成為全歐洲的旅館主人了。有一個和他相識的人,希望在他那邊暫住六星期,伏爾泰回答他說︰「你與唐吉訶德究竟有什麼區別?他把旅館誤認為宮殿,而你卻把宮殿誤認為旅館了!」
除了這些不斷的款待外,又有無數的信件從遠處寄來,數量浩大,各式各樣的人都與他通信。其中有日耳曼的鎮長,問他「究竟有沒有上帝?」並要求伏爾泰回信。
1755年,里斯本發生大地震,死難者高達3萬餘人。當時的法國傳教士都以為這場浩劫是上天對里斯本人民的懲罰。伏爾泰聽了之後,勃然大怒,於是發表一篇詩,詩中提出一個古老的宗教難題︰如果不是上帝阻止災禍而祂不肯阻止,就是祂願意阻止而無能為力。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是對上帝尊嚴的重大打擊。
拉美特利(1709-1751)採取機械論的見解,認為全世界,包括人,只是一部機器,靈魂是物質的。雖然拉美特利為了這種見解,被人放逐,而與他同時代的赫爾維底(1715-1771)卻竊取這種見解,寫了「原人」一書。在這部書裡,他說,一切行動都是出於利己與自愛,就是英雄豪傑也逃不出這個範圍。道德是戴著偵探眼鏡的利己主義。良心不是上帝的召喚,而是對於警察的恐懼。因此我們的倫理學說不應該建築在神學上,應該建築在社會學上。
狄德羅(1713-1784)認為崇拜上帝,與服從專制皇帝的威權,兩者並起而又並存。
唯物主義的觀點的確是反對教會,破除迷信的良好武器,只有知識才能找到一個新的道德觀。狄德羅等人利用他們所發行的百科全書,盡量把以上的見解灌輸在人們的頭腦中。從1752年起,到1772年止,他們的書陸續發行。但最初幾冊就被教會查禁。這些人都一致承認只有智慧與理性,才是人類一切真與善的最後標準。他們說,讓理性獲得自由,幾代之後,人們就會建立一個烏托邦。
不久,伏爾泰也被拉入百科全書的一群人當中。他們很高興的稱他為領袖。他們請求他撰文,他答應了。當他完成了這份工作之後,他動手寫自己的百科全書,題名為「哲學辭典」。如同培根、笛卡兒、洛克,他一開頭,就用懷疑的語氣對一切提出了疑問。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2012年8月21日 星期二
西洋哲學故事(7)
西洋哲學故事(7)
我們不要過份譴責會堂的領袖,因為他們當時的環境的確很困難。他們何嘗不知寬恕之道,他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曾被異教裁判所無理欺侮,所受的苦難已經沉痛,他們當然不希望再用這種苦難來制裁他人。可是他們寄居荷蘭,荷蘭人的仗義行為,很使他們感恩,如今斯賓諾莎的學說,不僅危害猶太教,也將傷害到荷蘭人的基督教教義,這在長老們的心中深感不安。
斯賓諾莎恍然大悟,在這狹小的世界內,本來就沒有哲學家的地位,哲學家如果要研究哲學,應該逃出這世界,找一個隱密的地方。於是他逃到靠近阿姆斯特丹的郊區。他的生活雖然很清苦,但在清苦之中,卻自得其樂。他對服裝完全不講究,比一般平民還不如。有一次,一個著名的議員去拜訪他,他正穿著一件骯髒的睡衣,議員見了,便送他一件新衣,但斯賓諾莎拒絕接受,說華麗的外衣絕不能提高人的價值。
1673年,斯賓諾莎被聘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講師,校方負責人告訴他︰「我們給你最完全的哲學自由,因為國君相信你雖然有絕對的自由,但不至於懷疑國教,而給國教難堪。」斯賓諾莎的回答很能代表他的個性,他說︰「親愛的先生,我不明白究竟在什麼程度之內,這個自由權可以適用?究竟國教的範圍如何界限?這幾點我完全不明白,所以不能受邀請。親愛的先生,我對於物質的享受已經很滿足,不願在現狀之外再有企求,我愛好恬靜,參加任何公共事業,反而使恬靜生活遭受破壞,我決定不從事任何公共事業。」
斯賓諾莎有遺傳性的肺病,加上他的職業是磨透鏡,灰塵瀰漫,而且他的住宅狹小,只有加速肺病的惡化,一年又一年,他的呼吸越來越困難,1677年,斯賓諾莎終於去世,享年才44歲!
斯賓諾莎並不承認耶穌的神性,但是他認為在凡人當中,耶穌應該居第一位。他說︰「耶穌的智慧最與永恆的智慧相近。」又說︰「耶穌降世,不只來教導猶太人,並且來教導全人類。」
斯賓諾莎認為知識就是能力、就是自由。人生唯一的快樂,就是要追求知識。
斯賓諾莎認為自然、本質以及神三種都是名異而實同的存在。
斯賓諾莎認為倫理學的思想不外三大系統。第一個系統可用釋迦牟尼和耶穌作代表,他們注重女性的道德,承認人的價值絕對均等,凡是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能夠互相關愛。他們在政治上絕對重視民主主義。第二個系統可用麥基亞維里和尼采作代表,他們注重男性的道德,承認人的才能生來就不平等,凡是戰鬥、征服、統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權力勝過一切,權力就是道德。他們在政治上主張貴族政治。第三派思想可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班人作代表,他們既不主張女性的道德,也不主張剛性的道德,他們認為有時候,博愛的力量勝過權力,又有時候,權力的作用勝過博愛。他們極端重視智慧,認為智慧就是道德。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貴族政治與民主主義應融於一體。
斯賓諾莎的特點,在於能融會各說,並集其大成。這三派學說到他手裡,截長補短,折衷而行,自成一個系統。規模偉大,內容和諧,實為近代哲學界最偉大的成就。
斯賓諾莎認為行為的目標就是快樂。他並不要求為了他人的好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賓諾莎認為自我主義是生存的本能。他的倫理學並不建築在博愛主義與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但是也不建築在私利與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他主張合理的自我主義。斯賓諾莎認為使人懦弱的倫理系統,沒有什麼價值。道德的基礎,在於能保持個人的生存,凡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他的快樂才是無窮。
正如尼采一樣,斯賓諾莎看不起人類的謙遜。它如果不是野心家的偽裝,就是奴才的懦弱。因此自責與其說是德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缺陷。他說︰「人在懺悔時是雙重的不幸和加倍的脆弱。」不過他也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傲慢。」斯賓諾莎雖然非難謙遜,卻又欽佩中庸之道,反對沒有真才實蹟的自負。斯賓諾莎說︰「智慧是道德的首要基礎,也是道德的唯一基礎。」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並不是亞里斯多德貴族式的英雄,更不是目空一切的尼采式超人,而是和平鎮靜,善與人相處的聰明人。
斯賓諾莎認為各種教育,都要用定命論的假設作為前提。定命論使我們不要去輕蔑或仇恨什麼人,定命論使我們堅強得以不怨、無喜的心情去承受命運的遞變。當知一切事物,都順著神的命令而行,又何必高興或悲哀呢?
斯賓諾莎理想中的教育,應該是希臘式的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定的機關,又沒有公共的學校,只有自由的個人——哲人派學者,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所到之處,就召集青年相聚講學,既不受公家干擾,又不受私人操縱,一切都是自由的。
斯賓諾莎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式,但是民主政治也有缺陷,施行既久,平庸的人必定佔據權位。數目不能產生智慧,只靠數目,淺陋諂媚之士必得勝利。常變的群眾心理,崇尚感情,不講理性,常使賢人絕望。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提拔賢能。
第五章 伏爾泰(1694-1778)與法國啟蒙運動
不討人喜歡、醜陋、誇大、鹵莽、放肆,有時候甚至不誠實——所有當代法國常見的缺點,伏爾泰一應俱全。可是這個伏爾泰後來變得非常和藹,非常能體恤人,慷慨解囊救濟需要的人而毫不做作。他的著作共有99卷,每一頁都充滿光輝的精神,而他的題材又無所不包,他那99卷的著作,就像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
所有伏爾泰對於宗教與迷信所打的勝仗,在他的時代中當然非常重要,但因為勝利得太徹底了,一切問題都已完全解決,用不著我們去努力,所以我們會感覺一切皆索然無味。
伏爾泰是一個最能勤謹耐勞的人,他說︰「不工作和死亡一樣。」又說︰「除了懶惰者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善良的。」又說︰「工作是最有效的娛樂。」還說︰「假如你不願自殺,那麼你最好找點事做。」雨果曾經說︰「只要呼喚伏爾泰的名字,就可以把18世紀的特性完全招引出來。」義大利有一個文藝復興,日爾曼有一個宗教改革,而法蘭西則有一個伏爾泰。他抨擊宗教上的迷信,以及一切腐化的事情,比起路德、加爾文這批人所做的更為激烈,更為徹底。所以法國作家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說︰「假如我們以人的成就來評判一個人,那麼毫無疑問的,伏爾泰必定是近世歐洲最偉大的人物。」
他的每一本書與每一篇文章都曾被國家與教會嚴厲取締過,可是他堅持他的真理,勇往直前,所以到了最後,皇帝、教宗與諸侯,都贈送禮物給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我們不要過份譴責會堂的領袖,因為他們當時的環境的確很困難。他們何嘗不知寬恕之道,他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曾被異教裁判所無理欺侮,所受的苦難已經沉痛,他們當然不希望再用這種苦難來制裁他人。可是他們寄居荷蘭,荷蘭人的仗義行為,很使他們感恩,如今斯賓諾莎的學說,不僅危害猶太教,也將傷害到荷蘭人的基督教教義,這在長老們的心中深感不安。
斯賓諾莎恍然大悟,在這狹小的世界內,本來就沒有哲學家的地位,哲學家如果要研究哲學,應該逃出這世界,找一個隱密的地方。於是他逃到靠近阿姆斯特丹的郊區。他的生活雖然很清苦,但在清苦之中,卻自得其樂。他對服裝完全不講究,比一般平民還不如。有一次,一個著名的議員去拜訪他,他正穿著一件骯髒的睡衣,議員見了,便送他一件新衣,但斯賓諾莎拒絕接受,說華麗的外衣絕不能提高人的價值。
1673年,斯賓諾莎被聘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講師,校方負責人告訴他︰「我們給你最完全的哲學自由,因為國君相信你雖然有絕對的自由,但不至於懷疑國教,而給國教難堪。」斯賓諾莎的回答很能代表他的個性,他說︰「親愛的先生,我不明白究竟在什麼程度之內,這個自由權可以適用?究竟國教的範圍如何界限?這幾點我完全不明白,所以不能受邀請。親愛的先生,我對於物質的享受已經很滿足,不願在現狀之外再有企求,我愛好恬靜,參加任何公共事業,反而使恬靜生活遭受破壞,我決定不從事任何公共事業。」
斯賓諾莎有遺傳性的肺病,加上他的職業是磨透鏡,灰塵瀰漫,而且他的住宅狹小,只有加速肺病的惡化,一年又一年,他的呼吸越來越困難,1677年,斯賓諾莎終於去世,享年才44歲!
斯賓諾莎並不承認耶穌的神性,但是他認為在凡人當中,耶穌應該居第一位。他說︰「耶穌的智慧最與永恆的智慧相近。」又說︰「耶穌降世,不只來教導猶太人,並且來教導全人類。」
斯賓諾莎認為知識就是能力、就是自由。人生唯一的快樂,就是要追求知識。
斯賓諾莎認為自然、本質以及神三種都是名異而實同的存在。
斯賓諾莎認為倫理學的思想不外三大系統。第一個系統可用釋迦牟尼和耶穌作代表,他們注重女性的道德,承認人的價值絕對均等,凡是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能夠互相關愛。他們在政治上絕對重視民主主義。第二個系統可用麥基亞維里和尼采作代表,他們注重男性的道德,承認人的才能生來就不平等,凡是戰鬥、征服、統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權力勝過一切,權力就是道德。他們在政治上主張貴族政治。第三派思想可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班人作代表,他們既不主張女性的道德,也不主張剛性的道德,他們認為有時候,博愛的力量勝過權力,又有時候,權力的作用勝過博愛。他們極端重視智慧,認為智慧就是道德。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貴族政治與民主主義應融於一體。
斯賓諾莎的特點,在於能融會各說,並集其大成。這三派學說到他手裡,截長補短,折衷而行,自成一個系統。規模偉大,內容和諧,實為近代哲學界最偉大的成就。
斯賓諾莎認為行為的目標就是快樂。他並不要求為了他人的好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賓諾莎認為自我主義是生存的本能。他的倫理學並不建築在博愛主義與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但是也不建築在私利與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他主張合理的自我主義。斯賓諾莎認為使人懦弱的倫理系統,沒有什麼價值。道德的基礎,在於能保持個人的生存,凡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他的快樂才是無窮。
正如尼采一樣,斯賓諾莎看不起人類的謙遜。它如果不是野心家的偽裝,就是奴才的懦弱。因此自責與其說是德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缺陷。他說︰「人在懺悔時是雙重的不幸和加倍的脆弱。」不過他也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傲慢。」斯賓諾莎雖然非難謙遜,卻又欽佩中庸之道,反對沒有真才實蹟的自負。斯賓諾莎說︰「智慧是道德的首要基礎,也是道德的唯一基礎。」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並不是亞里斯多德貴族式的英雄,更不是目空一切的尼采式超人,而是和平鎮靜,善與人相處的聰明人。
斯賓諾莎認為各種教育,都要用定命論的假設作為前提。定命論使我們不要去輕蔑或仇恨什麼人,定命論使我們堅強得以不怨、無喜的心情去承受命運的遞變。當知一切事物,都順著神的命令而行,又何必高興或悲哀呢?
斯賓諾莎理想中的教育,應該是希臘式的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定的機關,又沒有公共的學校,只有自由的個人——哲人派學者,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所到之處,就召集青年相聚講學,既不受公家干擾,又不受私人操縱,一切都是自由的。
斯賓諾莎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式,但是民主政治也有缺陷,施行既久,平庸的人必定佔據權位。數目不能產生智慧,只靠數目,淺陋諂媚之士必得勝利。常變的群眾心理,崇尚感情,不講理性,常使賢人絕望。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提拔賢能。
第五章 伏爾泰(1694-1778)與法國啟蒙運動
不討人喜歡、醜陋、誇大、鹵莽、放肆,有時候甚至不誠實——所有當代法國常見的缺點,伏爾泰一應俱全。可是這個伏爾泰後來變得非常和藹,非常能體恤人,慷慨解囊救濟需要的人而毫不做作。他的著作共有99卷,每一頁都充滿光輝的精神,而他的題材又無所不包,他那99卷的著作,就像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
所有伏爾泰對於宗教與迷信所打的勝仗,在他的時代中當然非常重要,但因為勝利得太徹底了,一切問題都已完全解決,用不著我們去努力,所以我們會感覺一切皆索然無味。
伏爾泰是一個最能勤謹耐勞的人,他說︰「不工作和死亡一樣。」又說︰「除了懶惰者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善良的。」又說︰「工作是最有效的娛樂。」還說︰「假如你不願自殺,那麼你最好找點事做。」雨果曾經說︰「只要呼喚伏爾泰的名字,就可以把18世紀的特性完全招引出來。」義大利有一個文藝復興,日爾曼有一個宗教改革,而法蘭西則有一個伏爾泰。他抨擊宗教上的迷信,以及一切腐化的事情,比起路德、加爾文這批人所做的更為激烈,更為徹底。所以法國作家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說︰「假如我們以人的成就來評判一個人,那麼毫無疑問的,伏爾泰必定是近世歐洲最偉大的人物。」
他的每一本書與每一篇文章都曾被國家與教會嚴厲取締過,可是他堅持他的真理,勇往直前,所以到了最後,皇帝、教宗與諸侯,都贈送禮物給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西洋哲學故事(7)
西洋哲學故事(7)
我們不要過份譴責會堂的領袖,因為他們當時的環境的確很困難。他們何嘗不知寬恕之道,他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曾被異教裁判所無理欺侮,所受的苦難已經沉痛,他們當然不希望再用這種苦難來制裁他人。可是他們寄居荷蘭,荷蘭人的仗義行為,很使他們感恩,如今斯賓諾莎的學說,不僅危害猶太教,也將傷害到荷蘭人的基督教教義,這在長老們的心中深感不安。
斯賓諾莎恍然大悟,在這狹小的世界內,本來就沒有哲學家的地位,哲學家如果要研究哲學,應該逃出這世界,找一個隱密的地方。於是他逃到靠近阿姆斯特丹的郊區。他的生活雖然很清苦,但在清苦之中,卻自得其樂。他對服裝完全不講究,比一般平民還不如。有一次,一個著名的議員去拜訪他,他正穿著一件骯髒的睡衣,議員見了,便送他一件新衣,但斯賓諾莎拒絕接受,說華麗的外衣絕不能提高人的價值。
1673年,斯賓諾莎被聘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講師,校方負責人告訴他︰「我們給你最完全的哲學自由,因為國君相信你雖然有絕對的自由,但不至於懷疑國教,而給國教難堪。」斯賓諾莎的回答很能代表他的個性,他說︰「親愛的先生,我不明白究竟在什麼程度之內,這個自由權可以適用?究竟國教的範圍如何界限?這幾點我完全不明白,所以不能受邀請。親愛的先生,我對於物質的享受已經很滿足,不願在現狀之外再有企求,我愛好恬靜,參加任何公共事業,反而使恬靜生活遭受破壞,我決定不從事任何公共事業。」
斯賓諾莎有遺傳性的肺病,加上他的職業是磨透鏡,灰塵瀰漫,而且他的住宅狹小,只有加速肺病的惡化,一年又一年,他的呼吸越來越困難,1677年,斯賓諾莎終於去世,享年才44歲!
斯賓諾莎並不承認耶穌的神性,但是他認為在凡人當中,耶穌應該居第一位。他說︰「耶穌的智慧最與永恆的智慧相近。」又說︰「耶穌降世,不只來教導猶太人,並且來教導全人類。」
斯賓諾莎認為知識就是能力、就是自由。人生唯一的快樂,就是要追求知識。
斯賓諾莎認為自然、本質以及神三種都是名異而實同的存在。
斯賓諾莎認為倫理學的思想不外三大系統。第一個系統可用釋迦牟尼和耶穌作代表,他們注重女性的道德,承認人的價值絕對均等,凡是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能夠互相關愛。他們在政治上絕對重視民主主義。第二個系統可用麥基亞維里和尼采作代表,他們注重男性的道德,承認人的才能生來就不平等,凡是戰鬥、征服、統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權力勝過一切,權力就是道德。他們在政治上主張貴族政治。第三派思想可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班人作代表,他們既不主張女性的道德,也不主張剛性的道德,他們認為有時候,博愛的力量勝過權力,又有時候,權力的作用勝過博愛。他們極端重視智慧,認為智慧就是道德。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貴族政治與民主主義應融於一體。
斯賓諾莎的特點,在於能融會各說,並集其大成。這三派學說到他手裡,截長補短,折衷而行,自成一個系統。規模偉大,內容和諧,實為近代哲學界最偉大的成就。
斯賓諾莎認為行為的目標就是快樂。他並不要求為了他人的好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賓諾莎認為自我主義是生存的本能。他的倫理學並不建築在博愛主義與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但是也不建築在私利與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他主張合理的自我主義。斯賓諾莎認為使人懦弱的倫理系統,沒有什麼價值。道德的基礎,在於能保持個人的生存,凡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他的快樂才是無窮。
正如尼采一樣,斯賓諾莎看不起人類的謙遜。它如果不是野心家的偽裝,就是奴才的懦弱。因此自責與其說是德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缺陷。他說︰「人在懺悔時是雙重的不幸和加倍的脆弱。」不過他也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傲慢。」斯賓諾莎雖然非難謙遜,卻又欽佩中庸之道,反對沒有真才實蹟的自負。斯賓諾莎說︰「智慧是道德的首要基礎,也是道德的唯一基礎。」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並不是亞里斯多德貴族式的英雄,更不是目空一切的尼采式超人,而是和平鎮靜,善與人相處的聰明人。
斯賓諾莎認為各種教育,都要用定命論的假設作為前提。定命論使我們不要去輕蔑或仇恨什麼人,定命論使我們堅強得以不怨、無喜的心情去承受命運的遞變。當知一切事物,都順著神的命令而行,又何必高興或悲哀呢?
斯賓諾莎理想中的教育,應該是希臘式的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定的機關,又沒有公共的學校,只有自由的個人——哲人派學者,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所到之處,就召集青年相聚講學,既不受公家干擾,又不受私人操縱,一切都是自由的。
斯賓諾莎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式,但是民主政治也有缺陷,施行既久,平庸的人必定佔據權位。數目不能產生智慧,只靠數目,淺陋諂媚之士必得勝利。常變的群眾心理,崇尚感情,不講理性,常使賢人絕望。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提拔賢能。
第五章 伏爾泰(1694-1778)與法國啟蒙運動
不討人喜歡、醜陋、誇大、鹵莽、放肆,有時候甚至不誠實——所有當代法國常見的缺點,伏爾泰一應俱全。可是這個伏爾泰後來變得非常和藹,非常能體恤人,慷慨解囊救濟需要的人而毫不做作。他的著作共有99卷,每一頁都充滿光輝的精神,而他的題材又無所不包,他那99卷的著作,就像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
所有伏爾泰對於宗教與迷信所打的勝仗,在他的時代中當然非常重要,但因為勝利得太徹底了,一切問題都已完全解決,用不著我們去努力,所以我們會感覺一切皆索然無味。
伏爾泰是一個最能勤謹耐勞的人,他說︰「不工作和死亡一樣。」又說︰「除了懶惰者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善良的。」又說︰「工作是最有效的娛樂。」還說︰「假如你不願自殺,那麼你最好找點事做。」雨果曾經說︰「只要呼喚伏爾泰的名字,就可以把18世紀的特性完全招引出來。」義大利有一個文藝復興,日爾曼有一個宗教改革,而法蘭西則有一個伏爾泰。他抨擊宗教上的迷信,以及一切腐化的事情,比起路德、加爾文這批人所做的更為激烈,更為徹底。所以法國作家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說︰「假如我們以人的成就來評判一個人,那麼毫無疑問的,伏爾泰必定是近世歐洲最偉大的人物。」
他的每一本書與每一篇文章都曾被國家與教會嚴厲取締過,可是他堅持他的真理,勇往直前,所以到了最後,皇帝、教宗與諸侯,都贈送禮物給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我們不要過份譴責會堂的領袖,因為他們當時的環境的確很困難。他們何嘗不知寬恕之道,他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曾被異教裁判所無理欺侮,所受的苦難已經沉痛,他們當然不希望再用這種苦難來制裁他人。可是他們寄居荷蘭,荷蘭人的仗義行為,很使他們感恩,如今斯賓諾莎的學說,不僅危害猶太教,也將傷害到荷蘭人的基督教教義,這在長老們的心中深感不安。
斯賓諾莎恍然大悟,在這狹小的世界內,本來就沒有哲學家的地位,哲學家如果要研究哲學,應該逃出這世界,找一個隱密的地方。於是他逃到靠近阿姆斯特丹的郊區。他的生活雖然很清苦,但在清苦之中,卻自得其樂。他對服裝完全不講究,比一般平民還不如。有一次,一個著名的議員去拜訪他,他正穿著一件骯髒的睡衣,議員見了,便送他一件新衣,但斯賓諾莎拒絕接受,說華麗的外衣絕不能提高人的價值。
1673年,斯賓諾莎被聘為海德堡大學的哲學講師,校方負責人告訴他︰「我們給你最完全的哲學自由,因為國君相信你雖然有絕對的自由,但不至於懷疑國教,而給國教難堪。」斯賓諾莎的回答很能代表他的個性,他說︰「親愛的先生,我不明白究竟在什麼程度之內,這個自由權可以適用?究竟國教的範圍如何界限?這幾點我完全不明白,所以不能受邀請。親愛的先生,我對於物質的享受已經很滿足,不願在現狀之外再有企求,我愛好恬靜,參加任何公共事業,反而使恬靜生活遭受破壞,我決定不從事任何公共事業。」
斯賓諾莎有遺傳性的肺病,加上他的職業是磨透鏡,灰塵瀰漫,而且他的住宅狹小,只有加速肺病的惡化,一年又一年,他的呼吸越來越困難,1677年,斯賓諾莎終於去世,享年才44歲!
斯賓諾莎並不承認耶穌的神性,但是他認為在凡人當中,耶穌應該居第一位。他說︰「耶穌的智慧最與永恆的智慧相近。」又說︰「耶穌降世,不只來教導猶太人,並且來教導全人類。」
斯賓諾莎認為知識就是能力、就是自由。人生唯一的快樂,就是要追求知識。
斯賓諾莎認為自然、本質以及神三種都是名異而實同的存在。
斯賓諾莎認為倫理學的思想不外三大系統。第一個系統可用釋迦牟尼和耶穌作代表,他們注重女性的道德,承認人的價值絕對均等,凡是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能夠互相關愛。他們在政治上絕對重視民主主義。第二個系統可用麥基亞維里和尼采作代表,他們注重男性的道德,承認人的才能生來就不平等,凡是戰鬥、征服、統轄的行為都得盡力去做。權力勝過一切,權力就是道德。他們在政治上主張貴族政治。第三派思想可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班人作代表,他們既不主張女性的道德,也不主張剛性的道德,他們認為有時候,博愛的力量勝過權力,又有時候,權力的作用勝過博愛。他們極端重視智慧,認為智慧就是道德。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貴族政治與民主主義應融於一體。
斯賓諾莎的特點,在於能融會各說,並集其大成。這三派學說到他手裡,截長補短,折衷而行,自成一個系統。規模偉大,內容和諧,實為近代哲學界最偉大的成就。
斯賓諾莎認為行為的目標就是快樂。他並不要求為了他人的好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賓諾莎認為自我主義是生存的本能。他的倫理學並不建築在博愛主義與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但是也不建築在私利與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他主張合理的自我主義。斯賓諾莎認為使人懦弱的倫理系統,沒有什麼價值。道德的基礎,在於能保持個人的生存,凡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他的快樂才是無窮。
正如尼采一樣,斯賓諾莎看不起人類的謙遜。它如果不是野心家的偽裝,就是奴才的懦弱。因此自責與其說是德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缺陷。他說︰「人在懺悔時是雙重的不幸和加倍的脆弱。」不過他也說︰「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最接近傲慢。」斯賓諾莎雖然非難謙遜,卻又欽佩中庸之道,反對沒有真才實蹟的自負。斯賓諾莎說︰「智慧是道德的首要基礎,也是道德的唯一基礎。」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並不是亞里斯多德貴族式的英雄,更不是目空一切的尼采式超人,而是和平鎮靜,善與人相處的聰明人。
斯賓諾莎認為各種教育,都要用定命論的假設作為前提。定命論使我們不要去輕蔑或仇恨什麼人,定命論使我們堅強得以不怨、無喜的心情去承受命運的遞變。當知一切事物,都順著神的命令而行,又何必高興或悲哀呢?
斯賓諾莎理想中的教育,應該是希臘式的高等教育,並沒有確定的機關,又沒有公共的學校,只有自由的個人——哲人派學者,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所到之處,就召集青年相聚講學,既不受公家干擾,又不受私人操縱,一切都是自由的。
斯賓諾莎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式,但是民主政治也有缺陷,施行既久,平庸的人必定佔據權位。數目不能產生智慧,只靠數目,淺陋諂媚之士必得勝利。常變的群眾心理,崇尚感情,不講理性,常使賢人絕望。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提拔賢能。
第五章 伏爾泰(1694-1778)與法國啟蒙運動
不討人喜歡、醜陋、誇大、鹵莽、放肆,有時候甚至不誠實——所有當代法國常見的缺點,伏爾泰一應俱全。可是這個伏爾泰後來變得非常和藹,非常能體恤人,慷慨解囊救濟需要的人而毫不做作。他的著作共有99卷,每一頁都充滿光輝的精神,而他的題材又無所不包,他那99卷的著作,就像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
所有伏爾泰對於宗教與迷信所打的勝仗,在他的時代中當然非常重要,但因為勝利得太徹底了,一切問題都已完全解決,用不著我們去努力,所以我們會感覺一切皆索然無味。
伏爾泰是一個最能勤謹耐勞的人,他說︰「不工作和死亡一樣。」又說︰「除了懶惰者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善良的。」又說︰「工作是最有效的娛樂。」還說︰「假如你不願自殺,那麼你最好找點事做。」雨果曾經說︰「只要呼喚伏爾泰的名字,就可以把18世紀的特性完全招引出來。」義大利有一個文藝復興,日爾曼有一個宗教改革,而法蘭西則有一個伏爾泰。他抨擊宗教上的迷信,以及一切腐化的事情,比起路德、加爾文這批人所做的更為激烈,更為徹底。所以法國作家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說︰「假如我們以人的成就來評判一個人,那麼毫無疑問的,伏爾泰必定是近世歐洲最偉大的人物。」
他的每一本書與每一篇文章都曾被國家與教會嚴厲取締過,可是他堅持他的真理,勇往直前,所以到了最後,皇帝、教宗與諸侯,都贈送禮物給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西洋哲學故事(6)
西洋哲學故事(6)
培根曾經問自己︰到底活躍的政治生活好呢?還是沉思的哲學生活好呢?他覺得研究學問絕不是最終的目的,一定要知行合一,而後所知才是真知。他說︰「用過多的時間去研究,是懶散;用研究的名義去裝場面,是虛飾。狡猾的人厭惡知識,簡樸的人佩服知識,只有聰明的人才能利用知識。」
培根一生最反對經院派的哲學,而對最為當時鄙視的伊比鳩魯派哲學,卻公然接納。這是近代哲學史上的一大轉變。
培根雖然曾被人控告說是無神論者,可是他一生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他說︰「如果有人要我相信這個世界並沒有一個主宰的神,那我寧可去相信神話中的神鬼傳說、希伯來民族的迷信、回教徒可蘭經中的話……膚淺的哲學可使人走入無神論,而深究哲學的人,卻又不得不回去依附宗教。」
培根渴望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君主專制是最理想的政府方式。處理國政不外三大步驟,第一為預備期,第二為辯論期,第三為實行期,這三者之中,辯論期內人數越多越好,預備期與實行期,只要少數幾個人就夠了。培根是軍國主義者,他輕視工業,因為工業會使全國人民,都不適於作戰;他詛咒和平,因為和平過久,鬥志將會消沈。正如亞里斯多德一樣,他也舉出預防革命的方法。他說︰「最有效的防備方法,莫過於把革命的材料一概除去……輿論雖是反叛的開始,但壓制輿論也不是辦法。只要我們輕蔑輿論,不問它的存在與否,輿論便會自然消失。……說到積極的方法,那就是求國內財富分配的平均,財富就像肥料,如果不分散,效果便大為減少。」
培根研究生理學和醫學,對兩者都有重要的貢獻。培根深信醫生如果遇到病人病入膏肓,已經沒希望時,應採取斷然手段促其死亡,來解除痛苦。這個權利是醫生所應具備的。
培根最偉大的思想,就是以人力征服自然。他相信人和自然相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人類。培根一生最大的成功,莫過於「新工具」的第一卷。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培根一般把理則學弄得如此富有生命,又用歸納法將它抬高到這樣一個地位。據培根說,哲學的田園,已經荒廢久遠,其所以荒廢的原因,就是因為舊的方法不能適用,一定要另找新方法,重新灌溉。希臘的哲學家大多犯了只講理論,不重觀察的缺點。所以他那「新工具」的開場白就是︰「凡是服從自然或解釋自然的人,對於自然的控制,或對於自然的了解,都受到一個限制——就是不能超越他那觀察能力之上。他對於大自然秩序的觀察,到達什麼程度,他的控制力和理解力也就到達什麼程度。」
自從亞里斯多德發明他的哲學方法後,希臘的哲學就此停頓。培根說︰「借用亞里斯多德的方法,來研究亞里斯多德以外的東西,就像用反射,希望能增強發光體的亮度一樣,是徒勞無功的。」只因哲學界執迷不悟,固執亞里斯多德的方法,所以在2千年後,不僅哲學毫無進步,而且就要被人看穿了。
培根最後一本著作是,他去世前3年出版的「新阿特蘭底斯」。在威爾斯看來,這是培根對於科學最大的貢獻。我們讀過這本書的內容之後,就可知道科學得到最後勝利的社會是什麼情況了。近300年來,知識界和發明界不斷向愚蠢挑戰,他們心目中所想像的,就是這樣的理想。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培根的影響。
新阿特蘭底斯由許多科學家執掌政權。執政者的工作,與其說是治民,不如說是控制自然。他們的目標在於發現自然的因果關係,務使自然為人類所奴役,而不是人類為自然所奴役。
新阿特蘭底斯為了將全世界的知識都搜集過來,每隔12年會派遣研究人員到海外調查。在這12年之內,他們駐在文明國家,學習異國語言,研究異國的科學,12年後,再回到國內,向議院報告。這樣全世界所有的精華,都被新阿特蘭底斯人吸收了。
培根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寫道︰「人類的野心約略可分成3種,第一種人專門仗恃暴力壓迫本國人,這種野心最為卑鄙;第二種人眼光稍遠,想要在人類當中圖謀發展,國勢求其強,土地求其大,這種野心比第一種雖然可欽佩,但是也不免是一種貪婪;只有第三種人,志在擴張人類的權能於自然界內,並且希望為人類的存在與空間而努力,這種雄心既健全又崇高,自非前二者所可同日而語。」
1624年,培根當上了英國的司法總長。最後的5年,他很安適的住在自己家中。此刻,他才後悔自己不應該久久迷戀政治事業,他很希望退休的年代早日來到,讓他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學問。
1626年3月,他從倫敦騎馬出去,路上想到一個問題,假如在肉的外面包一層積雪,那麼肉可以保存多久呢?他決心實驗一下,於是停下來,買了一隻家禽,宰了牠,用積雪包住,正當他實驗得非常起勁的時候,忽然全身覺得寒冷,漸漸不能支持,他明白自己的身體太虛弱了,要騎馬出到倫敦,一定不可能,於是他到鄰近的朋友家。一到那裡,他就支持不住,倒在床上。可是他還興高采烈地寫著︰「實驗已經大獲成功。」不過這是他最後的筆錄了。這年4月29日,培根去世。
第四章 斯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
一,歷史背景與略傳
猶太人流亡他國以來,常被基督教與回教徒蹂躪、屠殺。西班牙的猶太人於1492年被下令驅逐出境,幸好胸襟寬大的荷蘭人,准許他們登陸,於是西班牙的猶太人終於獲得一個棲身之處。斯賓諾莎的家族就是這群移居荷蘭的猶太人之一。斯賓諾莎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但是斯賓諾莎不希望繼承父親的事業,他對學問比較有興趣。斯賓諾莎的思想受笛卡兒(1596-1650)的影響最大。笛卡兒為近代主觀論和唯心論的開山大師(培根為近代客觀論和唯實論的開山大師)。斯賓諾莎在1656年被檢舉宣傳異教,於是猶太教會堂的長老召他去,審問他的信仰︰他是否曾說過上帝同樣具有肉身?天使是否出於虛構?舊約是否不曾講到關於永生的訓諭?聖經所說的永生是否不可信?
最後教會允許他,假如他願意在外表假裝鎮靜,假裝服從會堂,保守信念,教會每年給他500金做為酬勞。他拒絕這個條件,所以他終於被開除了。教會採取斷然的手段,用希伯來傳統的宗教儀式,把他逐出會堂。
教會的長老宣稱︰從這一天起,教會將用上帝的名義,詛咒斯賓諾莎,並且把他從以色列民族中開除掉,教會將用下面的詛咒加在他身上。
根據天使的判斷、聖徒的命令,我們詛咒斯賓諾莎,開除他,厭惡他,不與他接近,全會堂的人將在聖典之前,同聲咒罵斯賓諾莎,並且完全棄絕他。他在白天要受詛咒,在黑夜也要受詛咒,他在睡覺時要受詛咒,在睡醒時也要受詛咒,他出門時要受詛咒,進門時也要受詛咒。願上帝不要再寬恕他,也不要承認他是自己的子女,願上帝降臨一切災殃,在此人身上,要他背負一切罪惡、一切苦難。願上帝派遣全以色列民族都來反抗他,處處要和他為難,所有律法書上所記載的懲罰,都要歸到他一人身上。
從這一刻起,不管什麼人,都不能和他說話,不能和他通信,他的手所寫的文字,一切都是罪惡。凡與他相距在四尺以內的人,就要沾染罪惡了。凡他所作的文章,不准誦讀,他的一生,將永遠與以色列民族相隔離。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培根曾經問自己︰到底活躍的政治生活好呢?還是沉思的哲學生活好呢?他覺得研究學問絕不是最終的目的,一定要知行合一,而後所知才是真知。他說︰「用過多的時間去研究,是懶散;用研究的名義去裝場面,是虛飾。狡猾的人厭惡知識,簡樸的人佩服知識,只有聰明的人才能利用知識。」
培根一生最反對經院派的哲學,而對最為當時鄙視的伊比鳩魯派哲學,卻公然接納。這是近代哲學史上的一大轉變。
培根雖然曾被人控告說是無神論者,可是他一生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他說︰「如果有人要我相信這個世界並沒有一個主宰的神,那我寧可去相信神話中的神鬼傳說、希伯來民族的迷信、回教徒可蘭經中的話……膚淺的哲學可使人走入無神論,而深究哲學的人,卻又不得不回去依附宗教。」
培根渴望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君主專制是最理想的政府方式。處理國政不外三大步驟,第一為預備期,第二為辯論期,第三為實行期,這三者之中,辯論期內人數越多越好,預備期與實行期,只要少數幾個人就夠了。培根是軍國主義者,他輕視工業,因為工業會使全國人民,都不適於作戰;他詛咒和平,因為和平過久,鬥志將會消沈。正如亞里斯多德一樣,他也舉出預防革命的方法。他說︰「最有效的防備方法,莫過於把革命的材料一概除去……輿論雖是反叛的開始,但壓制輿論也不是辦法。只要我們輕蔑輿論,不問它的存在與否,輿論便會自然消失。……說到積極的方法,那就是求國內財富分配的平均,財富就像肥料,如果不分散,效果便大為減少。」
培根研究生理學和醫學,對兩者都有重要的貢獻。培根深信醫生如果遇到病人病入膏肓,已經沒希望時,應採取斷然手段促其死亡,來解除痛苦。這個權利是醫生所應具備的。
培根最偉大的思想,就是以人力征服自然。他相信人和自然相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人類。培根一生最大的成功,莫過於「新工具」的第一卷。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培根一般把理則學弄得如此富有生命,又用歸納法將它抬高到這樣一個地位。據培根說,哲學的田園,已經荒廢久遠,其所以荒廢的原因,就是因為舊的方法不能適用,一定要另找新方法,重新灌溉。希臘的哲學家大多犯了只講理論,不重觀察的缺點。所以他那「新工具」的開場白就是︰「凡是服從自然或解釋自然的人,對於自然的控制,或對於自然的了解,都受到一個限制——就是不能超越他那觀察能力之上。他對於大自然秩序的觀察,到達什麼程度,他的控制力和理解力也就到達什麼程度。」
自從亞里斯多德發明他的哲學方法後,希臘的哲學就此停頓。培根說︰「借用亞里斯多德的方法,來研究亞里斯多德以外的東西,就像用反射,希望能增強發光體的亮度一樣,是徒勞無功的。」只因哲學界執迷不悟,固執亞里斯多德的方法,所以在2千年後,不僅哲學毫無進步,而且就要被人看穿了。
培根最後一本著作是,他去世前3年出版的「新阿特蘭底斯」。在威爾斯看來,這是培根對於科學最大的貢獻。我們讀過這本書的內容之後,就可知道科學得到最後勝利的社會是什麼情況了。近300年來,知識界和發明界不斷向愚蠢挑戰,他們心目中所想像的,就是這樣的理想。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培根的影響。
新阿特蘭底斯由許多科學家執掌政權。執政者的工作,與其說是治民,不如說是控制自然。他們的目標在於發現自然的因果關係,務使自然為人類所奴役,而不是人類為自然所奴役。
新阿特蘭底斯為了將全世界的知識都搜集過來,每隔12年會派遣研究人員到海外調查。在這12年之內,他們駐在文明國家,學習異國語言,研究異國的科學,12年後,再回到國內,向議院報告。這樣全世界所有的精華,都被新阿特蘭底斯人吸收了。
培根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寫道︰「人類的野心約略可分成3種,第一種人專門仗恃暴力壓迫本國人,這種野心最為卑鄙;第二種人眼光稍遠,想要在人類當中圖謀發展,國勢求其強,土地求其大,這種野心比第一種雖然可欽佩,但是也不免是一種貪婪;只有第三種人,志在擴張人類的權能於自然界內,並且希望為人類的存在與空間而努力,這種雄心既健全又崇高,自非前二者所可同日而語。」
1624年,培根當上了英國的司法總長。最後的5年,他很安適的住在自己家中。此刻,他才後悔自己不應該久久迷戀政治事業,他很希望退休的年代早日來到,讓他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學問。
1626年3月,他從倫敦騎馬出去,路上想到一個問題,假如在肉的外面包一層積雪,那麼肉可以保存多久呢?他決心實驗一下,於是停下來,買了一隻家禽,宰了牠,用積雪包住,正當他實驗得非常起勁的時候,忽然全身覺得寒冷,漸漸不能支持,他明白自己的身體太虛弱了,要騎馬出到倫敦,一定不可能,於是他到鄰近的朋友家。一到那裡,他就支持不住,倒在床上。可是他還興高采烈地寫著︰「實驗已經大獲成功。」不過這是他最後的筆錄了。這年4月29日,培根去世。
第四章 斯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
一,歷史背景與略傳
猶太人流亡他國以來,常被基督教與回教徒蹂躪、屠殺。西班牙的猶太人於1492年被下令驅逐出境,幸好胸襟寬大的荷蘭人,准許他們登陸,於是西班牙的猶太人終於獲得一個棲身之處。斯賓諾莎的家族就是這群移居荷蘭的猶太人之一。斯賓諾莎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但是斯賓諾莎不希望繼承父親的事業,他對學問比較有興趣。斯賓諾莎的思想受笛卡兒(1596-1650)的影響最大。笛卡兒為近代主觀論和唯心論的開山大師(培根為近代客觀論和唯實論的開山大師)。斯賓諾莎在1656年被檢舉宣傳異教,於是猶太教會堂的長老召他去,審問他的信仰︰他是否曾說過上帝同樣具有肉身?天使是否出於虛構?舊約是否不曾講到關於永生的訓諭?聖經所說的永生是否不可信?
最後教會允許他,假如他願意在外表假裝鎮靜,假裝服從會堂,保守信念,教會每年給他500金做為酬勞。他拒絕這個條件,所以他終於被開除了。教會採取斷然的手段,用希伯來傳統的宗教儀式,把他逐出會堂。
教會的長老宣稱︰從這一天起,教會將用上帝的名義,詛咒斯賓諾莎,並且把他從以色列民族中開除掉,教會將用下面的詛咒加在他身上。
根據天使的判斷、聖徒的命令,我們詛咒斯賓諾莎,開除他,厭惡他,不與他接近,全會堂的人將在聖典之前,同聲咒罵斯賓諾莎,並且完全棄絕他。他在白天要受詛咒,在黑夜也要受詛咒,他在睡覺時要受詛咒,在睡醒時也要受詛咒,他出門時要受詛咒,進門時也要受詛咒。願上帝不要再寬恕他,也不要承認他是自己的子女,願上帝降臨一切災殃,在此人身上,要他背負一切罪惡、一切苦難。願上帝派遣全以色列民族都來反抗他,處處要和他為難,所有律法書上所記載的懲罰,都要歸到他一人身上。
從這一刻起,不管什麼人,都不能和他說話,不能和他通信,他的手所寫的文字,一切都是罪惡。凡與他相距在四尺以內的人,就要沾染罪惡了。凡他所作的文章,不准誦讀,他的一生,將永遠與以色列民族相隔離。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西洋哲學故事(5)
西洋哲學故事(5)
亞里斯多德被雅典的民主政治嚇壞了,以為這種政體不足以治理國事。他一生渴望秩序、安穩與和平。他覺得,至少在他那個時代,絕不是可以做政治試驗的時代,只有一切政事都上軌道時,才可以稍談改革,在亂世時代,要從何改革起呢?亞里斯多德說︰「輕易地改變法律是一種罪惡。」又說︰「我們千萬不可忽視古人的經驗,像這種事情,如果真的有益,那麼,在過去的長時期內,古人早就該實行了。」他雖然是個保守主義者,但是對個人的價值卻非常重視。柏拉圖主張公妻制,又主張兒童公養。亞里斯多德對此批評道︰「在這樣的國家內,愛的真義將完全破壞。能激發自尊心和愛心的兩大因素——佔有和愛情——根本不存在。」亞里斯多德認為也許在遠古時代,確有共產社會,那時國家尚未組織,一家之事,就是全國之事,所以共產制度還可實行,但是在情形較為複雜的社會中,分工的結果,有的才能較高,工作能量較大,有的才能較低,工作能量較小,部落式的共產制度也就遭廢除了。亞里斯多德認為人世間的罪惡,並不起於私產制度,而是因個人而發生——人性本惡,一切罪惡都由本性而發,和財產有什麼關係?政治學不在於改造個人,而應依據人性去實行政治。大部分的人,天生就是愚笨和懶惰,不管實行什麼制度,這些人一定要處在最低層,生命一開始,命運就已經注定,有些人注定要服從他人,有些人則注定要領導他人。
亞里斯多德厭惡手工業,他說,一切手工業專屬一群沒有心智的人,只配奴隸或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心智已經喪失和奴隸相差不多的人去做。手工業可以使心智遲鈍,工作一久,就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所以他主張只有悠閒階級才可以談論政治。
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大男人主義者,他認為女人和男人的關係,就像奴隸和主人、勞力者和勞心者、野蠻人和希臘人的關係;女人是未完成的男人,在進化史上,女人的進化總是慢一步;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貴,女人只處於下等的地位,前者為統治者,後者為被統治者。女人意志薄弱,所以沒有單獨的人格,也不能營單獨的生活;她最適合的工作,只有靜居家中,管理家務。
亞里斯多德認為最理想的政治,應使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對於這個君王,法律只是個工具,不能限制他的行為。有才幹的人,不需要法律,他們本身就是法律。民主政治究竟不及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錯誤在於人類平等的假說上。民主政治的後果常常是有才能的人被民眾所犧牲,而民眾則被詭計多端的人所操縱。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就在這裡。所以選舉非由少數知識階級慎重處理不可。如果把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聯合在一起,截長補短,那就百利而無一弊了。這種圓滿的政體便是立憲政府。
亞里斯多德的最大缺點,在於太富幻想,觀察不徹底。其實這不只是亞里斯多德的缺點,所有的希臘思想家都有這個毛病。以個人對世界啟蒙的貢獻而言,恐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亞里斯多德媲美。他以後的每一個思想家,都騎在他的肩膀上追求真理,誰能離開他獨自去打根基呢?一直到了文藝復興,新的儀器相繼發明,新的知識相繼累積,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力才漸漸衰竭;但是歐洲思想史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控制人類心靈的時期,可與他共久遠了。
亞里斯多德的仇敵越來越多,無論是柏拉圖的繼承者,或蘇格拉底的辯論學派,或德膜斯底尼斯的跟班人,無不異口同聲,要求判亞里斯多德死刑或驅逐出境。西元323年,亞歷山大突然駕崩。全雅典人欣喜若狂,馬其頓派倒了,雅典宣佈獨立。馬其頓人紛紛逃走,只有亞里斯多德大膽的留下來。雅典的主教以否定祈禱和犧牲之價值的罪名控告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知道逃不掉審判,暴怒的群眾不可理喻,恐怕他們要用處罰蘇格拉底的手段來對付自己,於是只得離開雅典。不久,西元前322年,亞里斯多德便病逝。
第三章 培根
伊比鳩魯的快樂論,和以後的快樂論大不相同。伊比鳩魯所注重的不是感官的快樂,而是理智的快樂,凡是一切足以擾亂心智的事,他一律不取,他所注重的,乃是能夠引起和諧的、平靜生活的快樂。他不希望人追求庸俗的快樂,而要人們追求恬靜、安謐、心如止水的安寧狀態。
羅馬帝國在不知不覺中落入教宗的控制之下。羅馬的教會本來由歷代的皇帝支撐,後來皇帝的大權逐漸被教宗侵奪過去。教會的權力逐漸擴大,教會的數目、財富也逐漸增加。到了13世紀,幾乎佔據了全歐洲土地的3分之1,無論富人或窮人,都必須捐贈財物給教會。教會運用教條的魔力,竟能統治歐洲大部分的人民達1千年之久。但是這樣偉大的組織,如果要永久存在,必須要有超越時空的共同信仰,否則就難以維持,教會的領袖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性,所以特別創出獨斷教義以約束人心;從此以後,中世紀的歐洲人民,都被這個獨斷教義緊緊束縛住了。就在這個束縛之內,一班經院派的哲學家,也只能在理性與信仰之間繞圈子,總逃不出這個範圍之外,難怪他們不能產生偉大的哲學系統。13世紀初,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努力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影響所及,動搖了整個基督教世界,但羅馬的教會,因為有阿奎那這一班人,很技巧的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搖身一變,成為中世紀的基督教義,所以教會的勢力,仍然繼續保持下去,不受一絲傷害。這時候的哲學家早已看出,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智慧,只是一些精緻而又空泛的技巧罷了。
此外十字軍東征,打通了東西交通,東方的奢侈品和異端邪說,漸漸流入歐洲,從此歐洲的獨斷教義的根本遭受了打擊,造紙術從埃及傳來,昂貴的羊皮已被紙所取代,從此受教育的機會已不限於教士階級;印刷術又自東方傳來,用來表達思想,既方便,又快速。勇敢的水手,利用指南針航行全世界,發現了新大陸,打破了人對於地球的錯誤觀念;同時,科學家利用望遠鏡觀察星象,也改變了人對於天體的無知思想。
煉丹術萌生了近代化學,占星術蛻變成近代天文學。這個復興運動發端於培根,最後,天文學由哥白尼(1473-1542)、伽利略(1564-1614)二人集其大成。人不再去崇拜未知的境界,而是要去征服,衝破束縛後,生命的腳步增快了,人的思想自由了!這樣的一個時期,當然要有一個大天才綜合全部精神,造成一個偉大的思想系統,培根就是背負這樣一個使命而來的人。他彷彿告訴世人說,歐洲已經跨入新時代了。
培根於1561年生於倫敦。那時新大陸已經發現,歐洲各國的商業重心,已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培根12歲時,就進入劍橋大學著名的三一學院。他在那裡讀了3年。他最厭惡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認為哲學應該力求實用,哲學家應該利用智慧為人類圖謀幸福,如果只作經院式的辯論,有什麼用處呢?他在16歲的時候,就被選派為英國駐法公使中的一員。1583年,他被選為議員。他的演說引人入勝,每一個聽眾都在擔憂他隨時會說完。到了1618年,57歲的培根榮陞為司法總長。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亞里斯多德被雅典的民主政治嚇壞了,以為這種政體不足以治理國事。他一生渴望秩序、安穩與和平。他覺得,至少在他那個時代,絕不是可以做政治試驗的時代,只有一切政事都上軌道時,才可以稍談改革,在亂世時代,要從何改革起呢?亞里斯多德說︰「輕易地改變法律是一種罪惡。」又說︰「我們千萬不可忽視古人的經驗,像這種事情,如果真的有益,那麼,在過去的長時期內,古人早就該實行了。」他雖然是個保守主義者,但是對個人的價值卻非常重視。柏拉圖主張公妻制,又主張兒童公養。亞里斯多德對此批評道︰「在這樣的國家內,愛的真義將完全破壞。能激發自尊心和愛心的兩大因素——佔有和愛情——根本不存在。」亞里斯多德認為也許在遠古時代,確有共產社會,那時國家尚未組織,一家之事,就是全國之事,所以共產制度還可實行,但是在情形較為複雜的社會中,分工的結果,有的才能較高,工作能量較大,有的才能較低,工作能量較小,部落式的共產制度也就遭廢除了。亞里斯多德認為人世間的罪惡,並不起於私產制度,而是因個人而發生——人性本惡,一切罪惡都由本性而發,和財產有什麼關係?政治學不在於改造個人,而應依據人性去實行政治。大部分的人,天生就是愚笨和懶惰,不管實行什麼制度,這些人一定要處在最低層,生命一開始,命運就已經注定,有些人注定要服從他人,有些人則注定要領導他人。
亞里斯多德厭惡手工業,他說,一切手工業專屬一群沒有心智的人,只配奴隸或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心智已經喪失和奴隸相差不多的人去做。手工業可以使心智遲鈍,工作一久,就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所以他主張只有悠閒階級才可以談論政治。
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大男人主義者,他認為女人和男人的關係,就像奴隸和主人、勞力者和勞心者、野蠻人和希臘人的關係;女人是未完成的男人,在進化史上,女人的進化總是慢一步;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貴,女人只處於下等的地位,前者為統治者,後者為被統治者。女人意志薄弱,所以沒有單獨的人格,也不能營單獨的生活;她最適合的工作,只有靜居家中,管理家務。
亞里斯多德認為最理想的政治,應使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對於這個君王,法律只是個工具,不能限制他的行為。有才幹的人,不需要法律,他們本身就是法律。民主政治究竟不及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錯誤在於人類平等的假說上。民主政治的後果常常是有才能的人被民眾所犧牲,而民眾則被詭計多端的人所操縱。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就在這裡。所以選舉非由少數知識階級慎重處理不可。如果把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聯合在一起,截長補短,那就百利而無一弊了。這種圓滿的政體便是立憲政府。
亞里斯多德的最大缺點,在於太富幻想,觀察不徹底。其實這不只是亞里斯多德的缺點,所有的希臘思想家都有這個毛病。以個人對世界啟蒙的貢獻而言,恐怕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亞里斯多德媲美。他以後的每一個思想家,都騎在他的肩膀上追求真理,誰能離開他獨自去打根基呢?一直到了文藝復興,新的儀器相繼發明,新的知識相繼累積,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力才漸漸衰竭;但是歐洲思想史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控制人類心靈的時期,可與他共久遠了。
亞里斯多德的仇敵越來越多,無論是柏拉圖的繼承者,或蘇格拉底的辯論學派,或德膜斯底尼斯的跟班人,無不異口同聲,要求判亞里斯多德死刑或驅逐出境。西元323年,亞歷山大突然駕崩。全雅典人欣喜若狂,馬其頓派倒了,雅典宣佈獨立。馬其頓人紛紛逃走,只有亞里斯多德大膽的留下來。雅典的主教以否定祈禱和犧牲之價值的罪名控告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知道逃不掉審判,暴怒的群眾不可理喻,恐怕他們要用處罰蘇格拉底的手段來對付自己,於是只得離開雅典。不久,西元前322年,亞里斯多德便病逝。
第三章 培根
伊比鳩魯的快樂論,和以後的快樂論大不相同。伊比鳩魯所注重的不是感官的快樂,而是理智的快樂,凡是一切足以擾亂心智的事,他一律不取,他所注重的,乃是能夠引起和諧的、平靜生活的快樂。他不希望人追求庸俗的快樂,而要人們追求恬靜、安謐、心如止水的安寧狀態。
羅馬帝國在不知不覺中落入教宗的控制之下。羅馬的教會本來由歷代的皇帝支撐,後來皇帝的大權逐漸被教宗侵奪過去。教會的權力逐漸擴大,教會的數目、財富也逐漸增加。到了13世紀,幾乎佔據了全歐洲土地的3分之1,無論富人或窮人,都必須捐贈財物給教會。教會運用教條的魔力,竟能統治歐洲大部分的人民達1千年之久。但是這樣偉大的組織,如果要永久存在,必須要有超越時空的共同信仰,否則就難以維持,教會的領袖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性,所以特別創出獨斷教義以約束人心;從此以後,中世紀的歐洲人民,都被這個獨斷教義緊緊束縛住了。就在這個束縛之內,一班經院派的哲學家,也只能在理性與信仰之間繞圈子,總逃不出這個範圍之外,難怪他們不能產生偉大的哲學系統。13世紀初,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努力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影響所及,動搖了整個基督教世界,但羅馬的教會,因為有阿奎那這一班人,很技巧的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搖身一變,成為中世紀的基督教義,所以教會的勢力,仍然繼續保持下去,不受一絲傷害。這時候的哲學家早已看出,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智慧,只是一些精緻而又空泛的技巧罷了。
此外十字軍東征,打通了東西交通,東方的奢侈品和異端邪說,漸漸流入歐洲,從此歐洲的獨斷教義的根本遭受了打擊,造紙術從埃及傳來,昂貴的羊皮已被紙所取代,從此受教育的機會已不限於教士階級;印刷術又自東方傳來,用來表達思想,既方便,又快速。勇敢的水手,利用指南針航行全世界,發現了新大陸,打破了人對於地球的錯誤觀念;同時,科學家利用望遠鏡觀察星象,也改變了人對於天體的無知思想。
煉丹術萌生了近代化學,占星術蛻變成近代天文學。這個復興運動發端於培根,最後,天文學由哥白尼(1473-1542)、伽利略(1564-1614)二人集其大成。人不再去崇拜未知的境界,而是要去征服,衝破束縛後,生命的腳步增快了,人的思想自由了!這樣的一個時期,當然要有一個大天才綜合全部精神,造成一個偉大的思想系統,培根就是背負這樣一個使命而來的人。他彷彿告訴世人說,歐洲已經跨入新時代了。
培根於1561年生於倫敦。那時新大陸已經發現,歐洲各國的商業重心,已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培根12歲時,就進入劍橋大學著名的三一學院。他在那裡讀了3年。他最厭惡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認為哲學應該力求實用,哲學家應該利用智慧為人類圖謀幸福,如果只作經院式的辯論,有什麼用處呢?他在16歲的時候,就被選派為英國駐法公使中的一員。1583年,他被選為議員。他的演說引人入勝,每一個聽眾都在擔憂他隨時會說完。到了1618年,57歲的培根榮陞為司法總長。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2012年8月17日 星期五
西洋哲學故事(4)
西洋哲學故事(4)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與希臘科學
亞里斯多德在西元前384年生於雅典北方馬其頓境內的斯坦哥拉城。父親曾為馬其頓王的御醫。亞里斯多德從小在醫學的環境中長大,難怪他的心靈有科學的傾向。他在柏拉圖指導下攻讀20年。西元前343年,馬其頓王菲力邀請亞里斯多德住在他的皇宮裡,專門教育13歲的皇子亞歷山大。西元前338年,馬其頓王菲力統一希臘,可是不久就被人刺殺了。
亞里斯多德在53歲那年創辦了學校。亞歷山大命令他的獵人、漁夫以及園藝家,天天替亞里斯多德搜集所需要的動植物標本,供他研究。在亞歷山大的支援下,亞里斯多德還建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座動物園。為了購置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儀器,亞歷山大還贈送相當於現在400萬美元的金錢給亞里斯多德。亞歷山大又派遣大批人員,搜集了158國的憲法,讓亞里斯多德研究。像這樣以公款來研究科學,在歐洲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亞里斯多德的機會既然這麼好,經費又這麼多,他的成就為什麼這麼少呢?唯一的理由是當時的科學設備過於簡陋。他要計算時間,卻沒有鐘;要測量溫度,卻沒有溫度計;要觀察天文,卻沒有望遠鏡;要預測氣候,卻沒有晴雨計……我們現在所用的儀器是如何完備、精密,而他所有的只是一支尺、一個羅盤,以及其他幾個簡陋、粗糙的儀器罷了。什麼化學分析、正確的度量與重量,數學原理之應用於物理學,他一概不知。又如物質的吸力、引力的法則、電流的現象、空氣的壓力、光的本質、熱的本質,以及燃燒的本質等,都是近代的產物,在他的時代完全沒有。只因缺少望遠鏡,所以亞里斯多德的天文學和孩童的癡想幾乎沒有兩樣。又因為缺少顯微鏡,所以他的生物學,始終徘徊在迷途之間,得不到正確的概念。亞里斯多德很少作科學實驗。所有的實驗工具尚未發明,他只能普遍觀察,繼續觀察,除了觀察以外,又有什麼方法呢?但他和助手所搜集的大批材料,已經為後世的科學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他的事業是人類各種奇蹟中的一大奇蹟。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不下數百種,如今所遺留下來的,只是全書的一部分。但就這些留下來的部分而言,已可成立一座圖書館了。可分成四大類︰一為理則學的著作,二為科學的著作,三為美學的著作,四為嚴格的哲學著作。這就是希臘的大英百科全書。這是亞里斯多德征服世界的證據,他的功績要比亞歷山大的戰績高出太多了。20世紀以來,我們都以「唯一的哲學家」稱呼亞里斯多德,他是受之無愧的。
直到今天,一般談論科學與哲學的學人,仍然離不開他所創的許多名詞,像能力、媒介、大前提、範疇、能量、實在性、動機、目的、原則、形式等,都是在哲學思考上不可或缺的。
早期希臘的文化,也有科學研究的證據,但是他們的科學和神學並沒有什麼差別。凡是遇到自然界奇怪的現象,就用超自然的說法來解釋,隨時隨地都會出現神,所有的自然現象都由神在指使。直到希臘愛奧尼亞學派出現以後,才敢用自然的作用去解釋宇宙的複雜性。他們的領袖就是被稱為「哲學之父」的泰利斯(西元前640–550)。他本來是一位天文學家,相信太陽和其他星球只是大小不同的火質球體。到了他的學生亞納亞曼德(西元前610-540)更為進步。亞納亞曼德認為最初的生物生於海水之中,海水退去後,生物留在岸上與空氣接觸,久而久之,就能呼吸空氣,成為陸居生物的老祖宗。
到了路西帕斯(西元前445左右)和德膜克利都斯(西元前460-360),亞里斯多德前期的科學,終於達到了最高峰。他們兩人所代表的學說,乃是唯物論和定命的原子論。路西帕斯說︰「萬物均為必然所驅。」德膜克利都斯說︰「本質上,只有原子和空間兩種東西。」
以上是亞里斯多德以前希臘科學的大概情形,他們的內容粗糙,如果用近代科學去衡量,當然是很粗淺;但是我們一想到他們的時代沒有精密的儀器可以應用,更沒有現成的學理可以參考的時候,就應該原諒他們了。
以後雅典的政治突然複雜了起來,複雜的政治生活,使得哲人學派,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脫離物理學與生物學,而偏向於理則學和政治學,於是希臘的思想分成兩個系統。亞里斯多德真是了不起的天才,他竟大膽地把這兩個系統歸納到自己一人身上,無論是道德的學說,或是物理的學說,他都具備,並且能融會貫通,發揚光大,這是他勝過柏拉圖的一點。
亞里斯多德有個怪脾氣,凡是哲學界的先輩,他都要貶斥一番。培根說︰「亞里斯多德承襲奧圖曼式的遺風,認為如果不置同胞於死地,就無法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正因為他有這個怪脾氣,我們才應大大地感激他;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關於蘇格拉底前期的科學知識,都是從他搜集的批評中得來的。」
在二千年前,亞里斯多德已經預見斯賓塞「高貴的個性和他的生殖力成反比例」的定律——凡是越高等的種族或個體,生殖力就越低,子孫也越少。
亞里斯多德深覺在這物理世界當中,隱藏著一個問題中的問題︰究竟什麼是圓滿的人生?人生的至善何在?什麼是道德?我們應該如何去追求快樂,如何去尋找幸福?亞里斯多德坦白的承認人生不是為善良而善良,生活的目的乃在於追求快樂。他說︰「我們追求快樂,就只是為了快樂本身,除了快樂之外,並沒有更深一層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榮譽、愉快、理智,並不為了什麼,只是相信如果這樣做,一定可以獲得最大的快樂。」亞里斯多德認為快樂的主要條件應該是理智的生活。有一條捷徑呈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順著這條捷徑走去,就可以免掉許多錯誤,且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浪費。這條捷徑就是「中庸之道」。凡事折衷而行,恰到好處,美德便在其中了。例如懦弱和鹵莽之間有勇敢的美德;吝嗇和奢侈之間有慷慨的美德;懶惰和貪心之間有進取的美德;自卑和驕傲之間有謙虛的美德;隱密和饒舌之間有誠實的美德;仇恨和諂媚之間有友誼的美德。
其實,主張中庸學說的,哪裡只是亞里斯多德一個人?所有的希臘哲學家,大都有這種共同的傾向,所以這是希臘哲學家最特殊的態度。希臘七賢人曾在阿波羅神殿中,雕刻了「切勿過甚」的成語。
亞里斯多德認為除了中庸之道,我們還必須注重財富,貧窮的結果會使人變得吝嗇,只有財富才能使人獲得自由。他的生活已經夠舒服了,又何必去搜刮他人?貴族的高雅迷人氣度便是由此而來的。
亞里斯多德認為感官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政治事業也不配使人真正獲得快樂。處理政治應該以民利為前提,但是群眾的好惡心理有時會改變,快樂很難把握,只有心靈上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只有從追求真理和追求知識中所獲得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
亞里斯多德的理想人物是︰他不要別人對他獻殷勤,卻要去服務別人。賜給恩惠是優越的表示,受人恩遇是屈辱的表示。他不怨恨別人,也不念舊惡。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因為他喜歡獨居。而無德無能的人,則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因為這種人最不耐孤寂。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與希臘科學
亞里斯多德在西元前384年生於雅典北方馬其頓境內的斯坦哥拉城。父親曾為馬其頓王的御醫。亞里斯多德從小在醫學的環境中長大,難怪他的心靈有科學的傾向。他在柏拉圖指導下攻讀20年。西元前343年,馬其頓王菲力邀請亞里斯多德住在他的皇宮裡,專門教育13歲的皇子亞歷山大。西元前338年,馬其頓王菲力統一希臘,可是不久就被人刺殺了。
亞里斯多德在53歲那年創辦了學校。亞歷山大命令他的獵人、漁夫以及園藝家,天天替亞里斯多德搜集所需要的動植物標本,供他研究。在亞歷山大的支援下,亞里斯多德還建立了有史以來第一座動物園。為了購置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儀器,亞歷山大還贈送相當於現在400萬美元的金錢給亞里斯多德。亞歷山大又派遣大批人員,搜集了158國的憲法,讓亞里斯多德研究。像這樣以公款來研究科學,在歐洲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亞里斯多德的機會既然這麼好,經費又這麼多,他的成就為什麼這麼少呢?唯一的理由是當時的科學設備過於簡陋。他要計算時間,卻沒有鐘;要測量溫度,卻沒有溫度計;要觀察天文,卻沒有望遠鏡;要預測氣候,卻沒有晴雨計……我們現在所用的儀器是如何完備、精密,而他所有的只是一支尺、一個羅盤,以及其他幾個簡陋、粗糙的儀器罷了。什麼化學分析、正確的度量與重量,數學原理之應用於物理學,他一概不知。又如物質的吸力、引力的法則、電流的現象、空氣的壓力、光的本質、熱的本質,以及燃燒的本質等,都是近代的產物,在他的時代完全沒有。只因缺少望遠鏡,所以亞里斯多德的天文學和孩童的癡想幾乎沒有兩樣。又因為缺少顯微鏡,所以他的生物學,始終徘徊在迷途之間,得不到正確的概念。亞里斯多德很少作科學實驗。所有的實驗工具尚未發明,他只能普遍觀察,繼續觀察,除了觀察以外,又有什麼方法呢?但他和助手所搜集的大批材料,已經為後世的科學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他的事業是人類各種奇蹟中的一大奇蹟。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不下數百種,如今所遺留下來的,只是全書的一部分。但就這些留下來的部分而言,已可成立一座圖書館了。可分成四大類︰一為理則學的著作,二為科學的著作,三為美學的著作,四為嚴格的哲學著作。這就是希臘的大英百科全書。這是亞里斯多德征服世界的證據,他的功績要比亞歷山大的戰績高出太多了。20世紀以來,我們都以「唯一的哲學家」稱呼亞里斯多德,他是受之無愧的。
直到今天,一般談論科學與哲學的學人,仍然離不開他所創的許多名詞,像能力、媒介、大前提、範疇、能量、實在性、動機、目的、原則、形式等,都是在哲學思考上不可或缺的。
早期希臘的文化,也有科學研究的證據,但是他們的科學和神學並沒有什麼差別。凡是遇到自然界奇怪的現象,就用超自然的說法來解釋,隨時隨地都會出現神,所有的自然現象都由神在指使。直到希臘愛奧尼亞學派出現以後,才敢用自然的作用去解釋宇宙的複雜性。他們的領袖就是被稱為「哲學之父」的泰利斯(西元前640–550)。他本來是一位天文學家,相信太陽和其他星球只是大小不同的火質球體。到了他的學生亞納亞曼德(西元前610-540)更為進步。亞納亞曼德認為最初的生物生於海水之中,海水退去後,生物留在岸上與空氣接觸,久而久之,就能呼吸空氣,成為陸居生物的老祖宗。
到了路西帕斯(西元前445左右)和德膜克利都斯(西元前460-360),亞里斯多德前期的科學,終於達到了最高峰。他們兩人所代表的學說,乃是唯物論和定命的原子論。路西帕斯說︰「萬物均為必然所驅。」德膜克利都斯說︰「本質上,只有原子和空間兩種東西。」
以上是亞里斯多德以前希臘科學的大概情形,他們的內容粗糙,如果用近代科學去衡量,當然是很粗淺;但是我們一想到他們的時代沒有精密的儀器可以應用,更沒有現成的學理可以參考的時候,就應該原諒他們了。
以後雅典的政治突然複雜了起來,複雜的政治生活,使得哲人學派,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脫離物理學與生物學,而偏向於理則學和政治學,於是希臘的思想分成兩個系統。亞里斯多德真是了不起的天才,他竟大膽地把這兩個系統歸納到自己一人身上,無論是道德的學說,或是物理的學說,他都具備,並且能融會貫通,發揚光大,這是他勝過柏拉圖的一點。
亞里斯多德有個怪脾氣,凡是哲學界的先輩,他都要貶斥一番。培根說︰「亞里斯多德承襲奧圖曼式的遺風,認為如果不置同胞於死地,就無法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正因為他有這個怪脾氣,我們才應大大地感激他;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關於蘇格拉底前期的科學知識,都是從他搜集的批評中得來的。」
在二千年前,亞里斯多德已經預見斯賓塞「高貴的個性和他的生殖力成反比例」的定律——凡是越高等的種族或個體,生殖力就越低,子孫也越少。
亞里斯多德深覺在這物理世界當中,隱藏著一個問題中的問題︰究竟什麼是圓滿的人生?人生的至善何在?什麼是道德?我們應該如何去追求快樂,如何去尋找幸福?亞里斯多德坦白的承認人生不是為善良而善良,生活的目的乃在於追求快樂。他說︰「我們追求快樂,就只是為了快樂本身,除了快樂之外,並沒有更深一層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榮譽、愉快、理智,並不為了什麼,只是相信如果這樣做,一定可以獲得最大的快樂。」亞里斯多德認為快樂的主要條件應該是理智的生活。有一條捷徑呈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順著這條捷徑走去,就可以免掉許多錯誤,且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浪費。這條捷徑就是「中庸之道」。凡事折衷而行,恰到好處,美德便在其中了。例如懦弱和鹵莽之間有勇敢的美德;吝嗇和奢侈之間有慷慨的美德;懶惰和貪心之間有進取的美德;自卑和驕傲之間有謙虛的美德;隱密和饒舌之間有誠實的美德;仇恨和諂媚之間有友誼的美德。
其實,主張中庸學說的,哪裡只是亞里斯多德一個人?所有的希臘哲學家,大都有這種共同的傾向,所以這是希臘哲學家最特殊的態度。希臘七賢人曾在阿波羅神殿中,雕刻了「切勿過甚」的成語。
亞里斯多德認為除了中庸之道,我們還必須注重財富,貧窮的結果會使人變得吝嗇,只有財富才能使人獲得自由。他的生活已經夠舒服了,又何必去搜刮他人?貴族的高雅迷人氣度便是由此而來的。
亞里斯多德認為感官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政治事業也不配使人真正獲得快樂。處理政治應該以民利為前提,但是群眾的好惡心理有時會改變,快樂很難把握,只有心靈上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只有從追求真理和追求知識中所獲得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
亞里斯多德的理想人物是︰他不要別人對他獻殷勤,卻要去服務別人。賜給恩惠是優越的表示,受人恩遇是屈辱的表示。他不怨恨別人,也不念舊惡。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因為他喜歡獨居。而無德無能的人,則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因為這種人最不耐孤寂。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8月好日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