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壯志未酬(10)

壯志未酬(10)


如果上述內容一一入憲,成為憲法條文,那麼從權力的觀點看,中華民國所有的機關都不存在,只剩下一個總統,這就是「朕即國家」。這種制度被命名為改良的或混合的雙首長制,又是欺騙人民的一種說法,事實上到哪裡去找一個雙首長?這比中國君主專制的制度都更專制,因為中國君主專制仍然對「宮中」(君主)與「府中」(政府)有區別,兩者之間仍有制衡作用,雖然這種機制常被極端專制的君主破壞掉,但總還有點制衡作用,現在則什麼都沒有了。

此外,國發會的共識條文還有廢除鄉鎮長的選舉,與凍結省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精簡其編制。鄉鎮長的選舉為社會及行政組織最基層的選舉,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起步,現在因為選舉時黑金盛行,選出之人選品質不一,危害鄉里,而予以廢除,實在是因噎廢食,開民主的倒車。正如頭痛應該醫頭,而不是砍頭一樣。頭砍了,頭是不痛了,命也沒有了。而廢省的真正理由則是如省長宋楚瑜所說的:「衝著宋楚瑜個人而來的。」意即,一,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二,路線之爭。什麼是路線之爭,宋楚瑜並未明言,其實就是統獨之爭。中華民國之所以仍能稱為「中華」民國,就是因為還轄有一個「中華」的完整的省——台灣省,及一個不完整的省——福建省。沒有了省,就沒有了中華民國,以後就可以稱為台灣民國或台灣共和國,而沒有資格

與「中華」沾上邊了,這就是台灣獨立。許信良當然知道這一點,而李總統不能不知道這一點,中共則是絕對知道這一點。

至於將審計權、總統彈劾權、調查權從監察院移至立法院,其目的則在廢除監察院,連同前述之廢除國民大會,終結則是徹底廢除五權憲法,推翻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現台灣獨立,這可說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不過,我個人並不堅持所謂五權憲法這些教條。但我不能同意藉此搞台獨,推翻中華民國。

那麼,為什麼李總統要堅持修憲呢?我推測有下面的理由:

一,李總統自執政以來至1996年連任八年多的時間,可說全部用在內部的政治鬥爭、與大陸的強烈對抗,及務實外交上,完全疏忽了內政,使得內政日趨腐敗,尤其表現在治安、貪污、道德淪喪、社會秩序失控與生活環境惡化上。我曾公開寫文章及幾次向李總統建言,內政才是國力的基礎,建設內政應列為最優先,而建設內政的起點應為建立優良的文官制度與貫徹法治精神。

不料立法院演出過於失常,完全不尊重一個高票當選的民選總統。國民黨內少數不肖立法委員藉機勒索敲詐。在野黨立法委員則合縱連橫,務以打亂政局,混水摸魚為能事,完全不顧國家的整體利益。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李總統就任一年以來,簡直一籌莫展,寸步難行。這對滿懷壯志的李總統而言,當然是嚴重的挫折,進而激怒了李總統,要不惜代價,使立法院癱瘓或廢除他的功力,於是才有國發會的共識產生。

而新黨的部分成員及其追隨者都以李總統為鬥爭對象,在言語文字上可說極盡侮辱栽誣之能事。我之所以有時會挺身而出為李總統辯護,就是我的個性看不慣這種栽誣行為,政爭可以,言辭攻擊也可以,但不可以侮辱栽誣對方。結果我也成了新黨侮辱栽誣的對象。

新黨只要有機可乘,絕不放棄倒李總統或給李總統難堪的機會,甚至不惜放棄原則。1996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國民黨佔脆弱多數,新黨見有機可乘,乃與民進黨喝咖啡,進行所謂的大和解,共謀推舉民進黨施明德當立法院長。新黨素以堅決反台獨為號召者,而民進黨則以台灣獨立為最高目標者,應是水火不容;今一個為了倒李,一個為了奪取政權而密切合作,毫無政治原則與理想可言,這給與李總統的刺激與屈辱感可以想見。

李總統有一個善鬥、不服輸、鬥到底的個性,所謂「愛拼才會贏」。對於新黨不擇手段要使他難堪、垮台,李總統的個性必然使他伺機予以沉重的反擊,實乃極其自然的事。

在這些背景下,乃想出不計任何代價與民進黨聯手的辦法,於是有國發會的召開,將與民進黨許信良主席達成的秘密協議,以國發會共識予以正當化。在李總統心目中,立法院既然不循政黨常規做事,予我以屈辱和挫折,我就廢掉你的武功。新黨可以與民進黨喝咖啡,搞大和解,我就可以使民進黨的元帥夜奔我這個敵營,進行全國、全世界都想不到的大和解,將新黨頃刻之間貶成一個泡沫黨。

為什麼許信良會接受這個大和解,而且其熱絡的程度遠超過李總統,唯恐國發會共識不能實現呢?我推想有兩個理由:

一,廢省與台獨。一般人民都知道廢省的真正原因是:1,以廢省作為廢中華民國的第一步,即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實現;2,阻斷宋楚瑜競選總統之路,同時在立法院將連戰鬥臭鬥垮,使國民黨在第十屆總統競選中推不出強勢候選人。

二,預備奪取政權。在許信良及其同路線人士的看法,下一屆或最多再下一屆總統選舉,民進黨即可勝選,取得政權。現在支持國民黨籍總統擴權,等到民進黨取得總統職位後,台灣獨立即可在實質上完全實現,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牽制。

除了上述國、民兩黨各自的動機外,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應當是雙方迅速達成共識與堅持到底的因素。我發現李總統越到晚年,省籍情節與台灣意識便越濃厚。

在中央與省政爭最激烈時,我曾兩度寫信給宋楚瑜省長,支持他的主張。但力勸他要留在體制內抗爭,不可脫離體制,否則便使不上勁,我也告訴他,外省人能在權力核心的,只有他一人,假如脫離了,外省人連向權力核心傳達意見的人都沒有。

這次憲改一定會對李總統的歷史定位有不利的影響。這是因為:

一,所謂國發會的共識與國民黨的黨版修憲條文距離民主政治制度太遠了,完全暴露一個總統要獨自主宰國家政務的企圖,這就是專制與獨裁。對於李總統過去推行民主政治有重大抵消作用。

二,廢除五項選舉也絕對是反民主的。

三,這次修憲,特別是凍省,無論講什麼動人的理由,毫無疑問仍具有濃厚的省籍情節與台獨意識,這不僅刺激中共,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導致國家與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加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未來的危機。而李總統是總統兼黨主席,所負的責任何其重大。

其實,李總統大可以國家全民的總統,國民黨全黨的主席身分,放開格局視野,訂一個公平自由競爭的規則,放手讓中生代去競爭、去協調、去妥協,最後終於會得出一個眾人皆服的結果。至於在公平自由競爭之下,出線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則並不重要。在一個大格局之下,族群不是問題,一切由選民決定。事實上,由少數族群出身的人擔任國家元首或重要公職,反而能成其大,此類例證古今中外史不絕書。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壯志未酬(9)

壯志未酬(9)


試想李主席在當總統與國民黨主席12年之後,竟然把政權弄丟了,或者搖搖欲墜,歷史學家該如何下筆記載,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我實在不願見老友重蹈過去國民黨勇於內鬥而怯於外戰,以及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傳統覆轍,於是透過管道希望單獨與李總統做一小時的談話。我預備要談話的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點︰

一,請宋楚瑜搭擋連戰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在連戰當選總統時,將國民黨主席一職給宋楚瑜,並責成宋楚瑜徹底改革國民黨,擺脫目前列寧政黨的性質,走向民主政黨之路,為台灣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良規。

二,徹底檢討兩岸情勢,踏實地制定對大陸的基本政策。

三,假如選舉能順利完成,兩年以後李總統同時卸下總統與黨主席重擔,便分別交給連戰與宋楚瑜。

由於黨政雙方圍剿宋楚瑜的行動日趨激烈,我於是採取公開方式將我要向李總統表達的意見,於接受「中國時報」及各媒體的訪問,說出了一部分,希望藉此引起李總統的注意,出面阻止這種不必要的內鬥。不過,效果可能有限。

第三十六章 期望殷切

自中華民國肇建以來,除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以外,李總統為唯一接受西方教育,親身體驗民主社會生活而又握有實權的文人總統,因之我對他期望殷切。我勸李總統回歸憲法,勸他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就是希望他能以大總統而安於小權力。

過去政權在外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本省人;現在政權在本省人手中,當局者便必須要遷就外省人。總之,我是希望李總統做全民的總統,不要僅做本省人的總統。李總統雖然兩次向我表明他不是台獨,但省籍情節卻十分濃厚,不到十年,重要職位幾全換為本省人,外省菁英可說淘汰淨盡,無一外省人進入權力核心。

老總統能求才、識才、用才、宥才;經國先生也能求才、用才,但不識才,尤其不能宥才。兩代蔣總統都不知道如何養才。兩代蔣總統都不信才。以老總統來說,能進入權力核心的,多限於江浙同鄉、皇親國戚與學生,經國先生信任的範圍更是狹窄。李總統用人的路線越來越窄,最後陷於中生代的卡位戰難以自拔。我可以說,凡屬積極卡位的,絕非真人才,真人才絕不屑於卡位。

我逐漸發現李總統對我不能推心置腹地信任,我也因而謹慎自守,不想進入他的權力核心。但這是李總統與國家的損失。

第三十七章 崎嶇之路

李總統的個性為︰

一,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二,能忍而難容。三,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四,富智謀而欠周延,因自負甚高而喜出奇謀,但出奇未必能制勝,反而外樹強敵,內啟鬥爭。五,有國際視野,但更多地方情結。六,熟知日本情形,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中國歷史文化興趣不高,更少具中國文化傳統,亦不熟悉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中國國情。七,鄉土性格十分強烈。八,富於想像而格局不大。九,有雄圖遠略之志,而器識不相稱。十,多拼鬥精神,而少沉潛功夫。

1994年,李總統接受日本的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刊載於「朝日週刊」,標題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紀錄中,李總統說他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喜歡讀日本書。說他自比為摩西來領導台灣人去拼。說國民黨是外來的政權,要將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說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

這一篇訪問稿刊出來之後,引起國內外中國人的強烈反應。特別是中共當局與台灣內部的外省籍人士,都根據這篇訪問稿斷定李總統是台獨,因而予以猛烈攻擊,甚至連李匪、李賊都罵出來了。

坦白說,我的反應也是李總統怎麼可以這樣說話?但是經過我反覆細讀其內容,思考李總統的出身與成長背景,他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一段時間所受到的待遇,及本省人在參政上的不公平,以及他對國民黨的改造意圖,推行民主政治的決心等等因素,再加上他個人的語意學及坦率不加修辭的作風,我認為外人對這篇訪問稿有些誤解的地方。

我於1995年3月寫了一篇文章「縱論國家大局」,發表於「自由時報」。在這篇文章中,我特別提到臺灣前途的問題。我說,如果臺灣不激怒中共,或使中共發現臺灣積極謀求獨立,或挾美、日之勢以逼中共,則臺灣在可預見的未來應安全無虞,可以放手從事內部建設,使臺灣完全現代化。如果在臺灣的族群能照目前的趨勢融合,不為政客所利用,不出20年,在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的高國際化、民主政治及自由社會繼續加強、公平競爭環境大幅改進之下,本省、外省區分將消失於無形。

1996年,總統選戰正式展開,共有李登輝、連戰;林洋港、郝柏村;彭明敏、謝長廷;陳履安、王清峰等四組人士參選。

當年11月,政府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達成五點共識︰

一,總統提名閣揆無需經立法院同意;二,總統有權解散國會;三,凍結省自治選舉;四,鄉鎮市長官派;五,立法院增倒閣及彈劾權,審計部改隸立法院。

這五點共識立即引起全國性的反對,而反對的焦點當然集中於李總統,稱這些修憲條款將製造出一位皇帝總統、超級總統。這一次我不但不能再為老友寫文章辯護,而且還三次向媒體公開談話,也表示不滿之意,以表達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

我之所以感到憤怒與失望,主要因為︰

在程序方面:

所謂共識,實際上不過是李登輝主席與許信良主席之間的共識,但政府及國民黨高層人士發言動輒說國發會共識,並暗示其代表全國人民的共識,不容許任何人有絲毫的反對,簡直成了聖經。如此做法,實是百分之百地假借黨意與民意的不誠實行為,與過去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做法完全一樣,這是我生最痛恨的一種行為,也是我對政治沒興趣,看不起搞政治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內容方面:

一,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經立法院同意,剝奪了立法制衡行政之權。二,總統府設國家安全會議,由總統擔任主席,其所作之重要決議,得直接交行政院執行,使必須向立法院負政策責任之行政院失去決策權,而卻仍要負政策責任。另一方面,透過國家安全會議有實際決策權之總統,卻不需向任何機關負責。立法院之質詢權、倒閣權都成了啞巴彈。三,總統可以主動解散立法院,而立法院雖有倒閣權,但所倒的不是有實際決策權的總統,而是總統幕僚長性質的行政院長,而且倒閣之後,總統可以再任命一個他認為適當的人選,立法院只能乾瞪眼。四,重大民生法案送立法院一年之內不予審議通過,即自動生效。依照上述四點修憲條文,總統便完全吃掉了立法院。

(待續)

★最近不幸生病,一開始是嚴重腹瀉,半夜必須起床上廁所5次之多,而且大出來的幾乎都是水,上大號好像在上小號;接著是喉嚨痛。我看這次病情來勢洶洶,不敢輕敵,像上次一樣靠體內免疫力克服,只好到診所看醫生拿藥。醫生說是罹患腸胃型感冒。但願以後不要再罹患這麼麻煩的病,一個夜晚竟然腹瀉5次!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7日 星期日

壯志未酬(8)


我與李登輝在國內外考察期間,朝夕相處。李登輝知道我毫無省籍觀念,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份子,不怕被我出賣,因此一路上無話不談。李登輝會時常說出他對當時政局的感受,對政府、對國民黨、對領導人都有相當強烈的批評與不滿。最後,我勸他加入國民黨,我勸說的大意是︰「無論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是好是壞,我們都得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仍得由這個黨與這個政府來統治,無力推翻它,而且推翻的代價也太大了,台灣承擔不起,那麼,便只有從內部改革了。而要從內部改革,就要靠我們這樣的好人多一些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才有希望變好。如果我們這樣的好人都不加入,那麼國民黨及其所組織的政府便會越來越壞了。」結果李登輝在東京同意加入國民黨,相約回台北就辦手續。李登輝在出任總統後,有一次還問我:「你記得我們在東京的談話嗎?」可見,李登輝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很念舊的人,就不會是壞人。

1970年,我擔任介紹人,介紹李登輝加入國民黨,不料李登輝日後竟成了國民黨的主席。

順便要提到一件事。我們在東京考察期間,曾由李登輝提議,拜訪本省籍旅日農業經濟學家,後亦成為歷史學家的戴國煇(理州注:我在日本一橋大學讀書時,曾選修戴國煇老師的課,他的上課內容相當有趣。戴國煇老師出生於1931年,去世於2001年,享年只有70歲)。戴國煇時為我國情治人員列入不歡迎的黑名單,不能回國。事後事實證明戴國煇為一愛國者,長年旅居日本,但仍持中華民國護照,與台獨毫不相干。

一般人也許好奇,我與當時的李登輝非親非故,為何要對他如此示好。說得神秘一點,是緣,我相信緣份。說得通俗一點,是我愛才的個性使然,因愛才不免對當時的李登輝有惺惺相惜之意,希望他能出頭,為國所用,我是真心誠意地為國舉才,但絕沒想到他一飛沖天,做了總統。

李登輝之能走上總統之路,除了經國先生的特達之知,予以不次的拔擢及刻意的栽培,以及他個人的條件與努力外,尚得力於下列諸人的幫助:

一,王作榮。沒有我幾次強力的推薦,及向經國先生寫信抗議對李登輝的處置不公及不智,以當時李登輝的職位,經國先生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李登輝這個人。

二,嚴家淦、黃少谷、孫運璿。這三個人都是經國先生所最敬重與信任的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省主席和副總統時,一定會徵詢這三個人的意見,這三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對李登輝表示不同意見,經國先生就要慎重考慮。假如有兩個表示不同意見,李登輝就不可能被選中。這其中孫運璿尤處關鍵地位,據我的了解,他不僅是消極地被諮詢,而是積極推薦支持的人。

三,余紀忠、宋楚瑜。他們兩人臨門一腳,將李登輝送上中國國民黨主席寶座。

四,蔣彥士。在1990年政爭最激烈時,李登輝競選第八任總統受到嚴重威脅,幾於不保,賴所謂八大老出面調停,得以平安度過,而最得力的人物即為蔣彥士。

以上諸人都有下列兩個共同的特點:

一,他們都無求於李登輝,也不會希望李登輝將來有什麼回報。特別是前四個人,在他們幫助李登輝的當時,地位都比李登輝高。

二,都是外省人。

第三十五章 君子之交

我與李登輝總統之間的關係,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我們是長期的老友好友,但不是密友。1988年,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我曾為「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做偉大的總統,不要做有權力的總統」。對老朋友期望甚高。這一篇社論顯然不為李總統所接受,他後來曾問我︰「總統沒有權力,如何做事和偉大?」我未曾作答。

李總統應該知道我最適當的職務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結果發表了錢復,真是出人意料。我一生的職志並不是想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而只想政府給我一個職位,讓我將這一點知識充分發揮,為國家的現代化盡一點心力,而經建會主委正是這樣的一個職位。

在當前的台灣,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唯一能綜攬全局,率領一批人為台灣設計一全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並有能力及魄力監督執行的人。以後十年之內,台灣能否再出現我這樣背景的人,就很難說了。

1989年,李總統邀請我至台中惠蓀農場度假時,我曾建議︰「兩代蔣總統在台灣所未做的事為民主政治,而中國人與台灣目前最感缺乏的也是民主政治。所以總統如果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成功,則不僅開中華民族歷史上之另一新紀元,尤其台灣為總統之家鄉,總統有責任使台灣民主化,總統不做,還希望何人來做?因此建議回歸憲法,同時建立文官制度與法治,此為民主政治必不可少之條件。」

當然我不會狂妄自大說李總統推行民主政治是受我的影響。李總統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有好幾個因素促成︰

一,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已具備民主政治的基礎,形勢上已非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可。

二,民主政治已是全人類共同的趨勢,將是21世紀政治制度的主流,且不會回頭,台灣不能違逆這個趨勢。

三,台灣要想在國際上打開一道出路,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以確保生存,實施民主政治,符合國際社會的水準,是一條必走的路。

四,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李總統個人有民主政治的體驗和知識,他兩度留學美國,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感受一定很深。

在單獨談話中,我還有另一個建議是︰「要做中華民國的總統,在中華民族史上留名,不要做台灣總統,做台灣總統沒什麼意思。」

1996年,李總統召見我,要我擔任監察院長。監察院在李總統心目中,是一個「捉蚊子」的院,是一個無事可做的閒職,目的在安置我,而不是要我做事。

自1998年初開始,有關方面一方面積極部署連戰2000年的總統大選;另一方面則對認為是連戰潛在競爭對手的宋楚瑜,發動黨政兩方面的猛烈攻擊,我對此深不以為然。我認為對中華民國的生存來說,最大的對手是中共;對政黨掌握執政權來說,最大的對手是民進黨。現在前者正在外交與軍事兩方面雙管齊下,力求在短期內夾殺中華民國;後者則已取得台灣的地方政權,只差一腳便可以取得整個台灣的執政權,而那一腳已經跨進總統之路一半了。李總統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執政黨主席,所應全力應付的是這兩種情勢,而不是宋楚瑜;所應該做的是團結宋楚瑜及所有國民黨的力量,防禦中共,內制民進黨,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及國民黨的執政權。否則,國家垮了,李總統便是亡國之君;國民黨執政權丟了,李主席便是辱黨之魁。兩者都會在歷史上留下洗不掉的惡名。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壯志未酬(7)

壯志未酬(7) 第二十八章 蔣經國總統 我對經國先生印象不好,是因為他的俄國作風;但我佩服他的智慧與機敏。他幼年失教,未曾讀過什麼書,十餘歲正當人格與知識形成之年,又被送往俄國,棄置不問。他在俄國那段時間,正是史達林掌權,對內清算鬥爭激烈進行的期間,耳濡目染,很自然便學會了蘇俄共產黨專政的那一套觀念與手段。回國以後,又從中國文化與小說中學到了包青天、打抱不平等一類的想法,以及零星的儒家觀念,而對於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精神、人權觀念,可說一無所知。再加上他喜猜忌、神秘、虛假、陰狠而又聰明的個性,使得他的思想與行為十分複雜奇特,叫人難測。這本是梟雄之主所常有的特徵,不足為病。 老總統懍於大陸之變,昔日貼身親信,一夕之間都變成降臣叛將,驚怒之餘,更覺唯有兒子可靠,於是從遷台之日起,便加速培養經國先生。所有妨礙經國先生接掌權力的人物,如吳國楨、孫立人、周至柔等人都逐步清除或閒置。1964年陳誠逝世,最後一個障礙消失,經國先生接位之勢便水到渠成。 一直到1984年,經國先生還堅持不許開放黨禁,不肯取消戒嚴令。至於大陸政策,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仍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但是到了1986年,便容忍民進黨成立。1987年,宣佈解嚴。老總統與經國先生早知道反攻無望,及料到日後局勢之發展,外省籍人士不可能長期統治台灣,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想要在台灣生存下去,便必須本土化。1970年代以後,更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經國先生於1984年提名比他年輕甚多的李登輝為副總統,以他的健康與年齡,則接班之意至為明顯。晚年甚至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政權正在轉移中,本省人士不必急」等語。 經國先生一生之言行、思想轉折甚多。遷台早期,簡直是恐怖統治,以後雖稍放鬆,仍是絕對威權統治,毫無民主氣息。而且為求將來能繼承大位,不著痕跡地、無情地整肅對自己有妨礙者,甚至一再用冤獄羅織入罪,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不佳。其晚年採取較開明政策,並自稱台灣人,將政權逐漸轉移給本省人士,與早年作風幾乎完全相反。這顯示經國先生之智慧,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隨機應變。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經國先生足以當之,此所以我要欽佩他的智慧,他夠得上是一代人才,其他外省籍人士相差太遠了。 由於我的教育背景、個性,及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故不欣賞經國先生的作風,從未想到要去接近他,背後都隨著別人稱他蔣太子或小蔣。 1964年某日,忽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救國團主任經國先生要見我一談,地點就在救國團團址,我如期前往,談話約十餘分鐘,十分客氣,以後大概一年召見一兩次。我之所以被注意到,還是由於他看到了我的「台灣經濟發展之路」一書。 後來我奉經國先生之命,籌劃出國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於1871年派了一個為數46人由岩倉具視率領的考察團,赴美歐作為時一年九個月之考察,日本政府有一半人都在裡面,考察結果即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依據。我想仿傚日本人,不過提出十餘人,為時三個月之日本考察,以及歐洲考察,竟被擱置,遲不批下,這個政府實在沒出息,不,應該是中國人沒出息,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別人都像他們,只想做官,不想做事。經打聽的結果,原來有人向經國先生告密,說我好大喜功,從來沒有如此龐大的考察團與如此長的時間,顯然是在培植私人勢力,預備將來組閣。我當即再上書經國先生,請將考察團縮小為我與李登輝二人,時間為韓國一週,日本兩週。 孫運璿部長是當時所有財經首長中,唯一未排斥我,且處處為我設想,禮遇有加的人。 我離開經合會,過了將近半年,經國先生向左右問起︰「王作榮現在何處,怎麼沒聽到他的聲音?我們以為他會鬧事的。」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由他的這句話,我相信他們連假如我要鬧事會如何來對付我的一套手段都想好了。假如我鬧事,說不定會加上一個莫須有的通匪,或知匪不報的罪名,送往綠島。事實上,我在調查局的一位老友就曾經警告我,我對國外的通信已經受到檢查,要我不要亂寫,原來他們怕我真的通匪或與國外反政府人士勾結。 平情而論,經國先生並非無用我之心,實緣阻力大而多。他也透過楊家麟傳話,要我不要寫社論。其意當然是寫社論得罪太多人,他不好用我。 經國先生以經設會不設顧問為由,對我違法資遣,不免於蘇俄共產黨的清算作風。於此可見其器量之狹小,究非英雄豪傑之士,不能成大業,與老總統相比,便差得遠了。 兩代蔣總統雖口不離民主憲政,心中則毫無民主憲政的概念;雖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為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 第三十章 王永慶董事長 經國先生對台塑企業的限制,是不願台塑勢力過大,不願見到王永慶董事長的經濟力量太大。台塑在大陸海滄設廠未能成功,漳州電廠又受到阻礙而拖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以王董事長之聲望地位及投資規模,很可能對兩岸關係發生某種程度正面的影響。有一次他問我到大陸投資的意見,我的答覆是︰「假如我是你,我早就去了。」 王永慶董事長是一位天才。這並不是因為他企業經營有成,而是我與他多年的交往與談話中得來的。我與他談話從無溝通上的困難,一說就懂,其中還涉及一些比較複雜需要若干經濟學理知識的經濟問題,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對政治及許多社會問題也有精闢的見解。尤其他在精明中寓有厚道。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他可以當經濟部長,絕非過譽之辭。 經國先生受俄國思想影響,不喜歡龐大企業或大財團,對王董事長個人可能還有點成見,因而對其發揮經營才能,擴大事業範圍,無論性質如何,均屢次加以否決,就國家社會利益來說,實在很不幸。一個有才能的人,為什麼不讓他充分發揮才能呢?為什麼要讓人才浪費呢? 第三十三章 為國舉才 1960年,我在美援應用委員會主持經濟研究工作,四處尋覓懂計量經濟學人才,有人告訴我,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有一位李登輝,對計量經濟學頗有研究。我並不認識李登輝,便逕自到農復會造訪。當我說明來意,李登輝欣然同意。不過後來為該會農業經濟組組長所否決,事遂未成。這是我認識李總統的開始。 後來,我奉經國先生之命考察韓國、日本經濟。我簽請經國先生核准派李登輝一同考察。不料,李登輝的出境受到阻礙。原因是部分情治人員小題大作。我在得悉受阻後,立即寫了一封信給經國先生,大意是說︰「歷代處非常時期,當局者對待真正人才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重用;一個是殺掉。所以要殺掉,是因為避免其為敵人所用或他自己帶頭造反。現在政府對待本省籍稍有不同意見的人才,是既不敢重用,也不敢殺掉,只是限制其出境、入境,及在國內之活動範圍,這是自己製造敵人,實非良策。李登輝品學兼優,為國際知名農業經濟專家,為人亦誠實厚道,為一難得的本省籍人才,重用之不遑,如何又以限制出境這種手法,製造敵人?」上書不到一週,李登輝出境事即獲批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壯志未酬(6)

壯志未酬(6) 老總統對台灣的具體貢獻如下: 一,老總統領導中國人與日本血戰八年,使得本省人由日本的三等國民、亡國奴的地位,變成了中華民國的一等國民,能自己當家作主,站在日本人面前可以抬頭挺胸,不再有自卑感。 我所謂三等國民,係指日本人為一等國民。日本政府特准皇民化的本省人為二等國民,人數並不是很多。 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三等國民不准與日本人同住一個地區,同上一所學校,同乘一節火車廂。日本警察更是任意打人耳光,開口就罵清國奴、支那人。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對本省人在人格上的羞辱。因此有志氣的本省世家子弟當然受不了,紛紛回歸大陸,如謝東閔、連震東諸位先生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會說,光復初期來台的外省人對待本省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誠然,政府在大陸時代,黨、政、軍、情四種公務人員品質參差不齊,尤以黨工與情治人員為最,軍隊亦復如此,視一般無知百姓如土芥,尤其在偏遠地區,對善良百姓更是生殺予奪,百姓只有逆來順受。但這是普遍性的,不分省區,沒有等級。這些人來到台灣固然如此,在大陸各地區更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是普遍地欺壓老百姓,不像日本人專門欺壓台灣的三等國民。 二,帶領一批技術官僚與技術人員從事台灣經濟建設,打開台灣經濟繁榮之路,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 當時追隨老總統來台的高級技術官僚,如葉公超、俞大維、尹仲容、蔣夢麟、嚴家淦、楊繼曾、徐柏園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屬,無一不是具備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知識,而又愛國守分,操守廉潔,現在的官員與他們相比差得太遠了。那時我追隨他們之後,只聽到他們如何憂國憂民,從未聽說有卡位之爭。 當時主持台灣經濟建設的,幾乎全為老總統帶來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參加,這當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當時缺乏這樣的人才。這是因為日本人長期壓制本省人,不培養本省籍人才。 三,帶來了一批民間企業家與大量資金,成為發展台灣經濟的主力。 全家來台者,很可能帶著全部的儲蓄。以我家為例,全家來台,便帶有約一千五百美元的儲蓄,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這些外省人帶來的儲蓄,很多都變成建設台灣經濟的大小投資。 我最欣賞與佩服本省籍同胞的冒險犯難的企業家精神。我常思索本省籍同胞如何會有這種企業家精神。我的答案是一半由於血統,一半由於台灣的自然環境。所謂血統,是指他們的祖先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這群移民如果沒有冒險犯難的企業家精神,就不會遠渡重洋到一座荒島上求生路,就會留在老家窮苦一輩子。 所謂自然環境,是指台灣的天然資源並不豐富,台灣是美麗而貧乏。走出大門,所見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要謀生,就得靠智力、靠努力、靠冒險、靠吃苦。總之,靠愛拼才會贏,也因此而養成了好鬥的特性。 1952年,即中央政府遷台三年後,就將農工生產與電力運輸等恢復到日據時代的最高產量。1976年,台灣經濟已經起飛了。 日本人佔據台灣五十年,確實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這些貢獻雖然在戰時及撤退時大部分被摧毀與帶走,但有一部分無形的、軟體的珍貴貢獻卻留下來了,這對台灣日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幫助至大。包括普及教育制度、全省交通運輸與電力網、治安制度、司法制度、農業組織、金融制度、全省水利灌溉制度等。 但有極少數偏激的政治人物、思想狹窄的學者,與少不更事的知識青年,竟然視老總統如寇讎,開口就罵,動手就侮辱他的銅像,以快個人恩仇。他們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老總統實施白色恐怖的統治。 白色恐怖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外省人,對於台獨人士,則多採取短期徒刑或放逐國外的辦法。所以所謂白色恐怖,犧牲最大者是外省人。 毋庸諱言,在執行這種政策時,執行人員不免有所偏差,而其中若干不肖之徒,亦常挾怨尋仇,致使許多無辜者蒙冤受屈,冤殺冤囚者頗多。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則得到相當的安定,得以集中力量於經濟建設及對抗中共,亦為不爭之事實。在兩代蔣總統治理期中,台灣很少民主,但人民卻享有政治以外的充分自由。而政治只要不涉及中共、台獨、組黨、污辱兩代蔣總統,其他則並無嚴苛限制,與中共毛澤東時代、蘇俄史達林時代及德國希特勒時代,甚至老總統在大陸時代,都要溫和很多,談不上是什麼白色恐怖。 有極少數的人想盡辦法要將老總統羅織到二二八事件中,我要指出幾點: 1,二二八是一個偶發事件逐漸演變成武裝對抗,許多無辜外省人被屠殺。任何當政者處在這種情形下,都要派兵鎮壓。 2,極少數本省籍政客及部分受害者家屬,這幾年可說年年都在二二八前後炒熱一陣子,唯恐族群之間不分裂。另一方面,對日據時代,日本人屠殺本省同胞則根本無人提及。 陳水扁就任台北市長伊始,便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其意謂老總統不如最早登陸宜蘭、最先進入台北盆地的凱達格蘭原始民族,藉以羞辱老總統。 國人中有兩個人應該站出來為這件事說話的,但都沒有。一位是李登輝總統,應以元首之尊為故元首的受辱說幾句話,更何況身受經國先生栽培提攜之恩,方有今日;另一位是郝柏村,更受兩代蔣總統的栽培提攜之恩,躋於高位。 我希望以後無論哪一任的市長,能將凱達格蘭大道路名改回來,須知介壽路是一個很典雅的名稱,有兩種含意:其一,當然是紀念老總統,因為他字介石,介壽正好祝其長壽;其二,介壽典出「詩經」:「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敬你一杯春酒,祝你活到眉毛長出白長毛來。所以介壽路者,是祝全國人都長壽的意思,並不限於老總統。 我是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的。一個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一旦逝世,便應讓其平靜地走入歷史,一生功過是非,百年之後,公正的歷史學家也許會給他一個定論,留名青史。所以我一向主張,除非是出自廣大人民的自動自發,千萬不要用公權力與公帑搞什麼銅像、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尤其不必在公共場所就要掛四幅像,國父、老總統、經國先生的遺像都應該取下,只掛現任元首的像,表示對國家的尊敬。我也不贊成放紀念假,搞什麼謁陵,以前皇帝都並未如此。我也主張國民黨或政府經由海基會透過海協會與中共高層密商,將兩代蔣總統的靈柩運回其故鄉奉化安葬。 1967年,老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曾向出席的黨政要員提到我。大意是說:「有一個叫王作榮的,寫了一本書叫作『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們下去找一本讀一讀。」 據他的秘書錢復告訴我,他曾吩咐左右人員,所有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意見、片紙隻字都要剪呈給他看。只是老總統越是看重我的文章,越是提到我這個人,我便會越被隔離中傷,越不能接近他,不能為他所用。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壯志未酬(5)

壯志未酬(5) 我當然不會說經國先生作如此重大的政策改變,完全是受了我那篇社論的影響,但至少是重大的影響因素之一。也許他早就有此改革壓力與意圖,那篇社論堅定了他的決心。 同屬「中國時報」系統的「工商時報」於1978年12月發刊,我即自動要求擔任總主筆,至1988年8月卸職,差3個月即滿10年。 大約經過2、3年後,「工商時報」社論即廣泛受到社會的重視,自經國先生起,重要決策官員及工商企業界的領導人物,必看「工商時報」的社論。尤其經國先生,據說每晨讀報,第一個就是讀「工商時報」社論,並指出哪篇社論又是王作榮寫的。 1990年,我出任考選部長。我接事之日,未帶一人,原以為部內同仁應該各就各位工作,無須任用親信,殊不知至辦公室後,除工友一人外,即剩下我部長一人。有事請同仁相商,大都出之以輕視,甚至敵意,可說無人可用。至此方悟中國官場,新官上任必帶自己班底之說,頗有道理。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因無自己班底而吃虧不少。 1996年6月12日,李總統召見我,告訴我將提名我為監察院院長候選人,我雖然覺得監察院院長不能有太多作為,對我一向重視的台灣現代化工作更無多少關聯,但也別無選擇,當即表示接受。 1996年9月1日,我接任監察院院長。監察院在制度設計上是一個位高權弱,發生不了多少作用的機關,是以我對媒體發表的公開談話中,都說監察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李總統更公開說監察院是一個捉蚊子的院,表示無事可做,其所以要我來接任監察院院長,酬庸之意十分明顯,並非真期望我有什麼作為。而我亦明知情勢如此,仍欣然接任,則是不服輸,仍希望有番作為的個性。 為什麼我說監察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這是因為︰ 一,監察院沒有懲戒權。 二,監察院經常受到被調查對象或相關機關或個人的不合作,而無法得到必須資料與證據。 三,監察院所辦理的案件,一是人民陳情,一是自動調查。所謂自動調查,也多半是根據媒體的報導。兩者都是事後的、被動的作為,即是在違法失職的案件已經形成,對國家及人民已經造成損害之後,監察院再來發揮監察權的功能,常被譏為跟著媒體走。 四,我國歷代對監察權的行使都很尊重,御史有言論及行動的免責權。但是我們在1992年的修憲中竟被修掉了,這更使得監察權的行使不得不瞻前顧後,受到限制。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特別是第一項原因,使得監察院的職權及地位不能受到應有的尊重。 我的監察院院長任期於1999年1月31日屆滿,兩袖一揮離去,一如在考選部的情形,我未留一個私人在監察院,我仍然在建立制度方面作了若干貢獻,雖然我自認為監察院院長是我一生最無成就感的一個職務與工作。其時距離我80歲生日只差6天,也是應該退下來的時候了。 第二十五章 尹仲容先生 遇見尹仲容先生是我事業的開始,對我日後的行事風格有很深的影響。1958年,美援運用委員會成立。陳誠為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為副主任委員。尹先生任命我為專門委員兼資料室主任。美援會內鬥激烈,而我卻成為內鬥的一個籌碼,在內鬥者之間拋來擲去,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很大的影響: 一,使我深覺在官場中無法獨善其身,必須拉黨結派,尋找靠山不可。否則即使循規蹈矩,埋頭工作,也會受到迫害。我的反應卻是更厭惡、更遠離拉黨結派,尋找靠山,因此我一生都是獨來獨往。 二,使我對於那些受民脂民膏奉養,不思盡心盡力為國家工作、為人民效力,卻將精力用在鬥爭同僚,壓制別人,以求自己出頭的官僚,不免輕視,因而不願與他們接近。而這些人也不斷地對我圍堵與打壓,我在美援會及以後的經合會便完全陷於孤立了。 尹仲容先生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如財政、金融、貿易、外匯、工業、農業、水利、教育、人口、行政等等,總是寫一張紙條,或電話,或當面要我提出意見。我無論知與不知,總是一口應允,於研究後撰寫研究報告,內容必須簡單扼要,要他看得懂。他常說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百字,超過一千字,首長便無興趣看了。 因為這樣的磨練,使我的知識廣博,對於與台灣經濟發展有關的問題,我都有所了解,出口能言,下筆能寫。在任何場所,只要是有關經濟發展的問題,我都能不假思索,立即發言。而下筆快捷,言簡意賅,便成為我文章的特色。我離開公職,得以鬻文維生,薄有時譽,即得力於此一時期的鍛鍊。 明朝亡國時,崇禎皇帝於上吊之前,嘆曰:「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可謂至死不悟,他不知道那些亡國之臣,正是他這個亡國之君任用的。所以亡國時,臣不一定是亡國之臣,君一定是亡國之君。大陸之失,亦復如此。 第二十六章 嚴家淦總統 嚴家淦總統是我生平所遇見的兩個最聰明的人之一(另一人為王永慶)。我對「最聰明」所下的定義是,我與他溝通,不管意見是否相同,都毫無困難,一說就懂,而且在我聽來很有道理。嚴先生也是最欣賞我的才能,很想栽培提攜我,而終於成為我前途最大障礙的人,然而卻也是我最感念的人之一。這看似矛盾,但實情卻是如此。 嚴家淦先生的本行是化學,但對財經問題了解甚深。 兩代蔣總統與陳誠關係微妙,總統大位繼承之爭更是勢如水火,嚴先生同時為兩代蔣總統與陳誠所信任,其處理人際關係之圓融可想而知。蔣中正總統尤其喜歡嚴先生,因為許多經濟問題都常要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解釋,老總統不十分懂,只有嚴先生能用老總統所能聽得懂的話,三言兩語老總統就懂了。他沒有固定班底,隨處量才用人,而且兼容並蓄,各種人才都有。 可惜嚴家淦先生器量不大,寬厚不足,容易記恨。曾有人向我提出警告,說我在尹仲容先生時代得罪了他,別想翻身。 第二十七章 蔣中正總統 無論各方面對老總統的評價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有許多缺點,但老總統在我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終受到我最高的崇敬。 當然,我也知道老總統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國文化與傳統,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脫離不了舊式軍人的專權作風,缺少對民主政治的了解,深受宗族家庭觀念的束縛,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與國家;以致專制獨裁,喜用同鄉、親戚及學生幹部,造成軍政兩方面的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製造派系互鬥,以便於控制。在大陸時期,因此種種而失去人心,為共產黨所乘,失去了自己親手打下的江山,自己得之,自己失之。 但另一方面,他不愛錢,自奉儉樸,努力吸收新知,尊重專家意見,在歷史上也不失為一賢明之主。可惜殘照餘暉,為時已晚。但無論如何,他對台灣的貢獻是巨大而永久的。他應是自鄭成功開疆闢土以來,第二位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人。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壯志未酬(4)

壯志未酬(4) 第十四章 政治思想與兩岸關係 世界全人類社會的總朝流有三個方向: 一,人類社會長期的、主要的總朝流,永遠歸向民主、自由、平等,雖間或發生逆流,但勢不可挽回。 二,人類社會的政治單位,將以歷史、地理、種族、文化等等因素為依據,形成許多獨立自主的小政治實體,可以稱之為國、州、省、區,隨便怎樣稱呼都可以。 三,人類社會的經濟單位將因為生產技術、組織規模、市場需要,形成遠超過政治單位的經濟單位,而小的政治單位必須讓出一部分主權或自治權,給這個大的經濟單位,我們可以稱之為共同市場、共同體、聯盟、聯邦、聯省。這個大的經濟單位當然也構成一個國家的形式,有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要做到真正民主,必須要有長期的民主修養,或者說是深厚的民主文化。例如西歐的民主文化要比美國深厚,美國的民主文化又比日本深厚。至於台灣的民主文化,則尚停留在打架、金權、暴力的起步階段,十分幼稚。我們的純真民主恐怕還要再培養個三、五十年。 台灣政治目前的情形是總統有權無責,內閣有責無權,立法不能制衡行政,行政亦不能制衡立法,喪失了民主政治精義。 一切團體組合都以實際利益需要為準則。因此,我從不相信中共所說的民族大義,祖國統一。我也從不在乎台灣在一、兩百年後是否獨立。但是我堅決反對現在實際推動台灣獨立,這必將為台灣帶來立即的毀滅。 因為: 一,大陸是相當保守與封閉的一群人民,而中共的領導階層也很守舊,他們號稱思想前進,實際上則最受中國舊思想的束縛。他們所想的都是大中國,大統一,絕不會允許台灣從中國割裂。 二,假如中共政權能允許台灣獨立,則這個政權在大陸將完全喪失民心,因而滅亡。假如中共政權中有任何人主張容許台灣獨立,這個人便會被指為漢奸而遭全黨全民唾棄。 三,在國防上,台灣是大陸東南半壁江山的屏障,當年割讓給日本,是為勢所逼,而無日不思收復。現在國勢強盛,自然絕不容許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萬一落入他國之手,或與他國結盟,將使中國安全受到威脅。 四,中國本是由多民族構成的一個國家,一旦台灣獨立而引發其他地區民族的效應,則中共將窮於應付。 基於這些理由,如果台灣有實際的獨立行動,中共必將傾全國之力來攻打台灣,不會在乎國際干涉。 中共意圖吞併台灣,未曾一日或忘。其吞併手段不外兩種:一是鯨吞,即是以武力一次攻佔;一是蠶食,即是將台灣包圍在一定範圍之內,慢慢消化掉。中共政權權衡利弊得失,係採取後者,這對中共絕對有利。所謂一國兩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強迫三通,和平談判等等,都是蠶食政策下的戰略運用。在這些了解之下,我於1989年提出我對兩岸關係的構想: 一,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後中國必歸統一。在此一政策之下,我們對大陸事務應採下列立場: 1,中共內部的事務,我們原則上不干預,不介入,保持距離。 2,大陸民間的事務,求合作,求互助,積極參與。 二,堅持中國的統一必須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與法治社會之下完成。因為這是世界潮流,我們深信中國不會例外,遲早會走上這條路,也就是遲早必會遲早。 三,在未來競爭激烈的世界中,任何小的競爭單位都難生存,必須放棄一部分主權,組織一個大的共同體,如歐洲聯盟。另一方面,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舊式組織,也不會為人類所接受。因此中國將來必然會採聯邦制。 在中國回歸民主、自由、平等的人類社會的大潮流中,各省、各自治區,政治上,至少內政上真正獨立自主終不可免,而一個大中國經濟體也必然出現。這時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便必然會形成,正如現在的美國。 經過1996年對峙之後,相信兩岸當局都會了解,台灣絕不可能走上台獨之路,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將付出重大代價,那麼唯一一條可走的路便是和解。和解對雙方都有利,僵持則雙方都受害。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時機,以什麼方式,什麼名義來進行和解,在什麼條件之下達成和解。 從台灣較長期的利益觀點看,在現階段組成邦聯,等大陸民主化到某種程度後,再組成聯邦,對台灣最為有利。因為在聯邦之下,台灣有充分的自治權。而屬於全國性的事務及職位,台灣省人還可以聯邦一份子參與,也有可能選出一位台籍人士當中國總統。 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納入大中國經濟體系中,對台灣所需原料、市場等,都可得到適當解決。 以上預測情形,至少在一百年即下一世紀很可能實現。 第十九章 文章報國 我自1964年起,應當時「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負責人余紀忠之邀,擔任該報主筆,每月撰寫財經方面社論四篇,是為我以「文章報國」的開始。我常私下自我期許,我一定要做到台灣發生什麼重大財經問題,社會各方面必須要看「中國時報」社論或我的專欄怎麼說。我被迫離開了公職,不能參與財經決策,但我一定要以我的文章來公開地影響及引導政府的財經決策,甚至造成社會輿論壓力,迫使政府走我所指的路線。這些我都做到了。財經當局當然不服氣,對於某一政策,我越寫,他們便越不採行,我也便越寫。最後情勢逼人,他們非採行不可,因此對我銜恨越深,對我的封殺也就越嚴密。 自1980年以後,國內施政重心逐漸轉移到政治方面,余紀忠便要求我嘗試撰寫此一方面社論。嗣後遇有重大政治問題,涉及制度及決策者,亦有很大一部分由我執筆。對於經國先生晚年開放黨禁,取消戒嚴令,逐步使政權本土化等民主措施,皆有一定的影響力。 其中最著名,對經國先生影響最大的一篇社論,發表於1986年3月29日,題目叫做「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治權力結構」。我提出建議,認為應多起用年輕有為之士,而且多用本省人,預備和平轉移政權或交棒。 台灣的威權體制已開始瓦解,政治民主化已在進行。1986年,政府默許民進黨組黨,1987年,宣佈取消戒嚴令,並開放外省籍人士赴大陸探親,1988年,解除報禁。經國先生並說了一句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6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