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清朝統治時代

清朝統治時代
鄭氏政權崩潰,對清朝而言,能夠確保台灣海峽,就很滿足,並沒有積極佔領台灣的意願,他們把島內的移民大多送回大陸,接下來打算要完全放棄台灣。考慮台灣在東亞所佔有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得不說清朝近乎無知。但是滿人興起於中國北方,能夠南下征服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100分了,對小小台灣自然不放在眼裡,這種心態也可以理解。
曾經視察過台灣全島的施琅對清朝的政策很驚訝,他向清朝建言:「台灣土地肥沃,要防守澎湖,台灣不可或缺。」在施琅積極勸阻下,清朝撤回放棄台灣的政策,於1684年,設立台灣府(現在的台南),做為統治台灣的行政機關,「台灣」這個名稱從此確定。不過台灣府沒有獨自的行政權與軍權,只是隸屬於福建省。
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方針是把移民當不穩分子,想辦法監視、管理他們。他們一發現單身的無業移民,就強迫送回大陸原籍地。對新移民有「三禁」政策,第一禁是嚴格禁止偷渡,一抓到就嚴厲處分。第二禁是移民者不准攜帶家眷,這樣一來,移民者無法在台灣生根,而來移民者若有叛亂情形,他們在大陸的家眷可當成人質。第三禁是由於廣東是海盜巢窟,當地住民嚴格禁止渡台。盡管有這三禁,可是由於大陸沿岸的福建和廣東耕地不足、人口快速增加,無業之徒輩出,而謠傳對岸的台灣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因此來台移民的人自然絡繹不絕。而且福建沿岸曲折,偷渡容易,即使被官兵發現,稍微賄賂一下,也容易打發。甚至按著正規的程序,花許多時間,湊齊所需文件、證明,到廈門辦理移民許可,被認為是愚不可及的行為。當時的黑話,偷渡業者叫「客頭」,如果航行途中,移民者與客頭因為船資而起爭執,移民者被客頭推下海叫「灌水」,客頭以其他島嶼騙移民說那是台灣,而讓移民上岸叫「放生」,離岸還遠,就要移民下船,以至移民全身陷入泥沙,這叫「種芋」,不幸遇到滿潮而溺死時叫「飼魚」。
即使偷渡有這麼多風險,但是當時福建、廣東一帶盛傳「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對這些地區生活困苦的民眾仍就是夢幻樂園。福建省後來發現「三禁」沒有意義,便於1760年廢除。
受命到台灣的文官和軍隊任期都是三年,文官都認為被派到偏僻之地台灣是抽到壞籤,因此都希望任期趕快屆滿,回大陸。
由於清朝官員很多貪官汙吏,引起移民者不滿,時常有叛亂發生,當時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有1696年的吳球之亂、1701年的劉却之亂、1721年的朱一貴之亂、1786年的天地會之亂。
移民者之間也會因為爭奪土地或水源,而發生族群間的械鬥,一開始是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械鬥,後來比較晚移民的客家人也加入械鬥。而且三者合眾連橫、分分合合,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有時候客家人與漳州人或泉州人聯合起來對付泉州人或漳州人,有時候漳州人和泉州人先聯合起來對抗客家人,把客家人趕出土地後,漳州人和泉州人再做最後決鬥。
有時候泉州人對清朝叛亂,請漳州人幫忙,漳州人不理不睬,相反的,當漳州人和清朝有衝突,泉州人也隔岸觀火。這就是台灣的叛亂始終不能成氣候的主要原因,到現在,台灣還是善於內鬥,也比較有興趣內鬥。
由於族群長期械鬥之故,移民們一直沒有培養出「台灣」共同體的意識。
由於漢人移民的增加自然逼迫原住民,有時候原住民的部落甚至被漢人移民佔據。原住民開始反抗,他們在部落四周用削尖的竹竿圍起來。美國西部開拓史中,白人與印地安人的戰鬥在台灣也上演過。1722年清朝下令漢人移民不准進入深山,可是漢人移民仍我行我素。清朝看這道命令根本無人遵守,只好於1874年廢除。
當時台灣有「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府」就是指台南,「鹿」就是指鹿港,艋舺就是現在的萬華。艋舺位於淡水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當地原住民稱為「Bank」意思是「圓木舟」或「圓木舟的集散地」之意。
台灣最早的媽祖廟是1694年建於笨港,也就是現在的北港朝天宮,現在每逢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時,全島的媽祖進香團就到這兒朝聖。
1840年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翌年,1841年,一艘英國軍艦駛近基隆附近,基隆砲台發射砲彈,英國軍艦一時驚慌,便觸礁。台灣守備隊的大小船隻便駛去攻擊,經過一番戰鬥,英國軍艦上的10名英國兵和23名印度兵被殺,印度兵133人被俘擄,十多門砲也被扣押,由於鴉片戰爭屢戰屢敗,道光皇帝對台灣的表現非常激賞,賜台灣兵備道(守備隊總司令)姚瑩勳章。不久發生第二次戰鬥,台灣守備隊再度擊敗英軍,道光帝高興極了,授姚瑩相當於將軍的雲騎尉,並且允許世襲。
鴉片戰爭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美國的培里司令官向日本德川幕府恫嚇後回國,向美國政府建議應該佔領台灣。英國政府知道美國的動向後,有些焦慮。1856年廣州發生亞羅船事件,引爆英法聯軍。1858年,清朝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英國於1862年在淡水開設領事館,各國也相繼跟進。這意味台灣的經濟中心已轉往北部。並且在英國壓力下,開安平港、打狗(高雄)港、雞籠(基隆)港與淡水港。雞籠就是在這時改稱基隆。就這樣,台灣擁有四個國際港。這時候台灣的主要出口商品為砂糖、樟腦和茶,主要進口商品居然是稱為「洋藥」的鴉片。
1867年,美國商船在台灣南部蘭嶼島附近觸礁,包括船長在內的13人漂流到恆春。這13位美國人立刻被排灣族原住民「出草」(割下頭)。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里善德魯聽到這件消息,立刻向北京與台灣府抗議並要求調查,但是清朝說排灣族是化外之地,不歸清朝管轄。里善德魯只好親自到恆春與當地原住民大頭目談判,1869年雙方簽訂條約,原住民還答應救助美國的遇難船隻,美國不需派兵而獲得該水域的航行安全,排灣族則免去美國的報復,可說是雙贏的結果。
1871年日本一艘糧食運輸船中途在台灣南部海域觸礁,船員66人漂流到南台灣上岸,向牡丹社原住民求救,54人反而被「出草」,剩下12人逃跑。這就是「牡丹社事件」。12人在附近受漢人保護,1個月後經福州送回日本家鄉。日本政府知道此事,緊急開會,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主張出兵討伐,井上馨、澀澤榮一主張與清朝談判。1873年,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前往北京與清朝全權吏部尚書毛承熙談判,毛承熙說:「台灣生蕃是化外之民,他們做的事,我國無法負責。」日本因而決定出兵。1874年征台軍長官大隈重信率領5艦13船,士兵3千6百人攻擊牡丹社,造成原住民12人死亡。結果在英國駐北京公使調停下,清朝答應付78萬日圓賠償金,日本撤兵。
鴉片戰爭以來,圍繞著台灣出現許多事件,讓清朝不得不重視台灣。沈葆楨(1820-1879)向清廷建議:「台灣是我國沿海七省的防波堤,而且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果經營錯誤,遲早會被列強拿走。」
沈葆楨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為「中興名臣」,他的妻子還是林則徐的女兒。李鴻章強力支持沈葆楨的意見。而這位李鴻章後來居然成為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定者,歷史真是諷刺。皇帝採納沈葆楨的意見,任命他為辦理台灣海防事務,1875年,沈葆楨抵達台灣。沈葆楨的開發台灣政策先從獎勵移民做起,他除了讓移民免船資之外,還給移民每人一公頃農地、一公頃荒地,每10個人一頭牛和4種農具、若干種子。由於這個積極鼓勵移民之故,鄭氏政權時代,漢人只有20萬人,到了光緒年間,大幅增加到3百萬人。這個時候清朝對台灣政策的轉變,是台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台灣再也不是「化外之地」,清朝還在台灣北部另外設立一府,稱為「台北府」。「台北」的名稱從此開始正式使用。
沈葆楨為了充實防備力量,在台南建築億載金城,「億載」是億萬年的意思,「金城」是銅牆鐵壁的意思,現在這座城位於台南市安平區,沈葆楨並且在打狗(高雄)築砲台,這砲台現在在高雄壽山公園。沈葆楨也在台灣最南端建立恆春城。
但是由於沈葆楨太能幹了,朝廷需要他,他只待在台灣七個月,就被調到大陸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這真是台灣的損失,而沈葆楨也於4年後去世。
沈葆楨雖然離開台灣,但是仍很關心台灣的建設,他雖然擔任兩江總督監通商大臣,但仍催促清廷建設台北城。但是由於缺乏資金,台北府知府陳星聚開始動工興建是在沈葆楨去世之後的1880年,1882年完成。台北城城壁北側是今日的忠孝西路,東側是中山南路,南側是愛國西路,西側是中華路。1899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為了興建道路,便把城壁拆毀。面對西城門一帶被稱為「西門町」,日本人也把艋舺改成與日本音相同的「萬華」。這些地名都沿用至今。
中法戰爭爆發時,法國佔領台灣,李鴻章則派劉銘傳(1836-1896)率領1400位士兵赴台,劉銘傳到台灣後,立即召幕義勇兵,將軍隊增加到3千多人。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命劉銘傳擔任福建巡撫,管轄台灣府。劉銘傳想要充實台灣的防備力量與開發台灣,為此,必須先提高台灣的行政位階。劉銘傳於是主張將台灣府提升為台灣省,並且向朝廷上奏:「我願意到台灣擔任官職」。李鴻章也同意劉銘傳的意見。於是1886年,台灣成為清朝第22個「省」。第一代巡撫當然是劉銘傳。劉銘傳擬訂行政、防衛、財政、理蕃四大政策,他宣言:「舉一隅之策,成全國之範,以一島成全國之基。」劉銘傳要把台灣建設成洋務運動的模範省。劉銘傳把台灣府設在台中,「台中」的名稱自此誕生。台中南部的舊行政中心則稱為台南,「台南」的名稱自此誕生。
在理蕃政策,是武威和招撫並用,禁止移民私墾土地,並嚴禁官員對原住民態度傲慢,在各地設撫墾局,獎勵原住民種植茶和樟腦,並且在台北城內設立蕃學堂,教原住民學習漢文和算術。
但是理蕃事業並不是一直很順利,原住民還是偶爾會反叛。1888年,台東卑南發生的叛亂,不久就波及到花蓮,光是台灣常備軍無法對付,只好從大陸請來北洋艦隊以及從澎湖調來駐屯軍,花3個月,犧牲2百多士兵,才鎮壓叛亂。
劉銘傳四大政策中的財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稅收,他首先調查隱田與盜墾,1886年耕地稅收只有18萬兩,到了1889年,只不過3年,居然大幅增加到67萬兩。再繼續清查鴉片進口、樟腦和鹽等買賣的逃漏稅,每年稅收從90萬兩增加到440萬兩。
在茶的生產方面,劉銘傳將生產與販賣組織化,改良品質。1865年,台灣茶出口13萬6千斤,到了1893年,竟然大幅增加到1639萬4千斤,才28年,增加100倍以上!茶的集散地大稻埕林立著製茶廠、內外商館和銀行,繁榮程度還超過艋舺。劉銘傳也推動樟腦、硫黃、煤炭的增產。
但是劉銘傳最大的功績是鋪設鐵路。由大稻埕為起點,1887年動工,花了四年,鋪設到基隆長20公里的鐵路。在大陸,以上海為起點的吳淞鐵路雖然較早動工,可是由於中途放棄之故,台北和基隆間的鐵路成為中國第一條鐵路。
接下來,由台北向南鋪設,鋪到新竹約80公里,於1893年完工,可是工程就到此為止,接下來的鐵路必須等日本人來完成。
充實防衛體制也是劉銘傳四大政策之一。他花了80萬兩向英國購買大砲31門,安置在澎湖島、打狗(高雄)、安平、淡水與基隆,並且在台灣設立武器彈藥製造廠與修理廠。
不過由於劉銘傳太能幹了,和沈葆楨一樣,也被清廷調回中央,擔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這也是台灣的一大損失。劉銘傳最後在台灣的工作是於1891年把中部的台灣府遷到台北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首府。
這時候,慈禧太后掌握政權,將北洋艦隊的費用挪為建設頤和園的花費等,所有的洋務運動都停擺,劉銘傳根本無用武之地。把能幹的官員晾在一旁,不讓他發揮才能,這是台灣的遺憾,也是中國的遺憾!
接任劉銘傳的台灣巡撫是邵有濂。邵有濂上任後,把劉銘傳所有的改革都停止,理由是:「要讓人民休養。」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不久演變成中日甲午戰爭。邵有濂不僅沒有加強台灣的防備,反而辭職回大陸。接任的是邵有濂的部下唐景崧,唐景崧是科舉出身,卻不適任戰爭期的巡撫。
清廷為了加強台灣防衛,派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與廣東南澳總兵劉永福率兵到台灣協助唐景崧。劉永福曾經在越南與法國作戰,相當善戰,他的軍旗將「劉」塗成黑色,人稱「黑旗軍」。
台灣在甲午戰爭中,雖然沒有成為戰場,可是甲午戰爭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定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群島的馬關條約。這個消息立刻傳遍整個台灣,台灣人非常驚訝。第二天,4月18日,林朝棟、邱逢甲等居住在北部的有力人士見唐景崧,要求與日軍一戰,以保全台灣的現狀。數天後,他們率領民眾,敲鑼打鼓,從艋舺走到大稻埕,呼喊:「反對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且軟禁唐景崧。台灣的治安此時已逐漸惡化,唐景崧打電報給情廷:「日日以淚洗面!」
這時候,台灣接到一個好消息,俄國、德國、法國出面干涉馬關條約,認為日本獲得太多,要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台灣人想:三國既然可以強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當然也可以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因而歡欣鼓舞。唐景崧並且奏請清廷向三國策動強迫日本吐出台灣。可是三國干涉只限於遼東半島,對台灣並無興趣,何況俄國的目的在遼東半島,如果讓日本取得台灣,讓日本向南發展,反而樂見其成。德國與法國也很滿意日本的讓步,而不願節外生枝。因此台灣割讓日本成為定局。
日本政府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並且命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軍隊接收台灣。
這時,台灣住民代表邱逢甲和林朝棟等人要求唐景崧召開會議,以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名,向國際表明「台灣獨自抗戰的意志」,同時要求列強防衛台灣,酬勞是台灣的金礦與碳礦,而且台灣還願意租借港灣給出手干涉的列強。
清廷害怕再度與日本開戰,便命令唐景崧等大小官員立刻回大陸。聽到這個命令,最先離開台灣的是水師提督楊歧珍及其海軍部隊,其他文武百官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台灣,而且離開台灣的還包括台灣人富豪。地方住民和殘留士兵搶奪這些富豪的行李車,讓他們留下「逃跑稅」。另一方面劉永福率領黑旗兵固守台南,宣布「與台灣共存亡!」
北部的地方有力人士認為,只要台灣能硬撐幾個月,或許會有列強出面干涉,他們擁戴唐景崧擔任總統,邱逢甲擔任副總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並且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台灣人民寧可死也不投降!」並設計出藍地黃虎旗做國旗,國名為「台灣民主國」。軍隊沒有海軍,陸軍為正規軍3萬5千人,以及各地義勇兵10萬人。當時的台灣總人口為254萬6千人。
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北部海岸澳底灣登陸,幾乎沒有遇到抵抗。6月3日,日軍將民主國守備隊趕出基隆。當天,唐景崧的心腹部下廣東人黃義德率兵援助基隆,到達基隆時,戰鬥已經開始,黃義德一看,調頭就撤回台北,這就是英勇的台灣民主國正規軍。
唐景崧原本就是被人扛出當總統,壓根兒就沒意思要和日本打仗,也無意搞獨立。基隆陷落的第二天傍晚,唐景崧與數名親信逃出官邸,搭上停泊在淡水港的德國商船,逃往大陸。許多官員和台灣有力人士聽到這個消息,也紛紛逃亡,當中也包括副總統丘逢甲。當初逼迫唐景崧搞獨立、抗日的人之一就是邱逢甲,可見邱逢甲比唐景崧還無恥一萬倍。霧社事件的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比這些人高明多了,因為莫那魯道最後自殺身亡,以示負責。我不知道台中的「逢甲大學」是否紀念邱逢甲而設立,如果是,那就太遺憾,邱逢甲根本不值得紀念。台北的「明傳商專」,我比較能認同,因為劉銘傳的確對台灣貢獻很大。如果台灣有一所「莫那魯道大學」我也不反對。
結果證明,成立台灣民主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維持現狀,以保全台北財政高層階級的財產,而不是要保全台灣。
台北的治安愈來愈糟,士兵和流氓到處放火、搶劫、殺人,台北城內成了地獄。城內的商人再也無法忍耐,便聚會選出辜顯榮為代表,請日軍早日進台北城維持治安。辜顯榮抵達基隆日軍大本營後,對日軍負責人說:「台北裡的清朝文武百官都逃走了,現在治安混亂,土匪燒殺搶奪,希望日軍趕快進駐。」6月7日早上,在辜顯榮帶領下,日軍進台北城,開始討伐作亂的士兵與暴徒,之後,將3千多位廣東兵送返大陸。1895年6月17日,日本人舉行台灣總督府開廳典禮,台灣從此進入日治時代。
由於辜顯榮對日軍佔領台灣有功,日本人就讓他專賣食鹽,並且辜顯榮後來成為台灣唯一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
後來台灣人認為辜顯榮是漢奸,可是對辜顯榮而言,台灣既然已經經過正式外交程序割讓給日本,祖國也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灣人當然要務實地接受這個事實,接受日本統治台灣。辜顯榮這種「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柔軟姿態,與原住民莫那魯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硬姿態,誰對誰錯,很難斷言。歷史上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不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樣,老是問父母:「那是好人還是壞人?」歷史人物有時難分好壞,有時從某個角度看是好人,有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成為壞人。辜顯榮就是一個好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理州上 2010年4月15日

2010年4月13日 星期二

鄭氏政權時代

鄭氏政權時代
★投資股票最好將資金分三次進場,以及選三種企業(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並且仔細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算算每年的配息配股,假定被套牢而長期投資的話,是否比銀行定存划算,還沒勝先想敗。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取而代之。這時福松20歲。明朝遺臣在金陵(現在的南京)另立弘光帝,可是第二年,清軍就攻陷金凌,俘虜弘光帝。遺臣又逃到福建福州,另立隆武帝,這裡是鄭芝龍的地盤,鄭芝龍當然出力很大。隆武帝在即位之後,便召見鄭芝龍的長子福松,賜他朱姓(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以下都姓朱,所以朱是國姓),並給他改名為「成功」,但由於他是鄭家長子,一般都稱呼為國姓爺鄭成功。不久,清朝向鄭芝龍招撫,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反對,答應了。可是清朝將鄭芝龍護送到北京後,就將他處死。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深以丈夫的行為為恥,上吊自殺,隆武帝也對鄭芝龍失望,絕食而死。鄭成功聽到母親和隆武帝死亡的消息,悲痛地到孔子廟前發誓「滅清復明」。
鄭成功率領3千艘船,上溯長江到金陵,想要奪回金陵。可是還沒攻城,清援軍就趕到,結果失敗。不過清軍雖然在陸上勝鄭成功,在海上卻無法突破鄭成功的封鎖。
對荷蘭人而言,佔領台灣的好處是能夠和大陸貿易,現在鄭軍封鎖海上,就無法和大陸貿易。荷蘭的行政長官柯以愛特便派使節何斌去見鄭成功。何斌曾經是鄭成功的部下,郭懷一襲擊荷蘭軍時,何斌並沒有參加,因而獲得荷蘭人的信任,而且何斌通曉大陸與台灣原住民的多種語言,荷蘭人便用何斌做翻譯員。何斌抵達廈門見到鄭成功,告訴鄭成功台灣土地肥沃,可以作為反攻清朝的基地,力勸鄭成功拿下台灣,並獻上偷偷帶來的海域圖。
鄭成功認為廈門與金門的確狹小,而且容易受到清軍攻擊,便與陳永華等親信商量。1661年,鄭氏艦隊4百艘,將兵2萬5千人先到澎湖,再攻擊台灣的荷蘭人,這時候,許多漢人移民協助鄭家軍登陸。經過一番激戰,荷蘭人終於投降。鄭成功給荷蘭人最後的榮譽,1661年,荷蘭人打開城門,扛著國旗,演奏國歌,搭上四艘船回國,離開統治了38年的台灣。從此,鄭成功開始統治台灣。
陳永華為鄭成功擬訂「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與大陸相抗衡」的長期計畫。
荷蘭時代末期,台灣人口為10萬,後來加上鄭家軍2萬5千人,以及後來從大陸來的5千家人,再加上討厭清朝統治而從大陸來的移民,人口一下子增加很多,糧食的增加為當務之急。於是鄭成功採取屯田制,只要新開墾的農地都承認為私有地。由於這個方策,在鄭氏政權下,台灣的開發大有展進。可是鄭成功不幸於1662年,才39歲就去世,台灣的鄭氏政權開始還不到半年。
鄭成功去世後,陳永華繼續實施屯田制,鄭氏政權下的開拓遠超過荷蘭時代,鄭成功後來被稱為「開山王」或「開台聖王」,台灣各地都有他的廟,其實開墾政策幾乎都是陳永華在推動。
陳永華知道光是開墾,頂多能增加糧食,解決人口增加問題,但是還無法達到富國強兵,他必須另闢財源,他想到的方法是貿易。鄭氏的商船隊到日本、琉球、呂宋(現在的菲律賓)、暹羅(現在的泰國)、麻六甲貿易,並且歡迎外國船到台灣做生意。因此英國甚至在台灣設立商館。鄭氏政權允許英國人在台灣自由購買台灣的砂糖、鹽、鹿皮、曬乾肉等台灣物產,允許自由雇用台灣住民,允許在島內自由行動,進口稅十分之三,出口免稅。英國船帶給台灣大量火藥、武器、紡織品等。清朝雖然在福建沿岸下達遷界令,禁止居民與鄭氏政權貿易,但是鄭氏水軍公然進入沿岸各港貿易,與日本貿易也非常繁盛。在鄭氏時代,每年進入長崎的台灣商船有50艘,對日出口砂糖與鹿皮等,進口刀劍與銅,日本對鄭氏政權懷善意,鄭芝龍時代,曾經好幾次派遣使者到長崎和江戶向德川幕府求援,可是保守的日本政府沒有同意。
鄭成功去世後,長子鄭經與鄭成功的弟弟鄭襲之間為了誰繼位問題產生內鬨,也就是叔姪之爭,最後陳永華出面說:「應該由長子繼承才合理。」而拍板定案。不過陳永華於1680年去世,不久鄭經也去世。接著,鄭經的兩位妾所生的兒子為了繼承問題,又起內鬨。雙方部下攻擊對方,口出惡言:「你出身卑賤!」「你是分來的孩子!」這是一場不入流的繼承權爭奪戰。
這時大陸有一位人物正在冷眼旁觀這場繼承權爭奪戰,他就是施琅。在廈門時,施琅和陳永華並列為鄭成功的左右手。何彬勸鄭成功奪取台灣時,施琅大力反對,引起鄭成功憤怒,判施琅死罪,施琅逃亡,請求清朝保護。鄭成功非常生氣,就處死施琅所有的親族,施琅知道後,非常悲憤,誓言報仇。
施琅向清朝進言,現在台灣領導層內鬨,正是攻擊台灣的良機,清朝便命他擔任福建水師提督。
此時台灣天候不良,農作歉收,物價高漲,民心思變。1683年,施琅率2百多艘船艦與2萬士兵,佔領澎湖。台灣鄭氏政權已無戰意,便派使者到澎湖投降,31年的鄭氏政權到此宣告落幕。
理州上 2010年4月14日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中國的普遍性價值論爭
★今天早上我出門運動搭電梯時,到了11樓,電梯門打開,一位背著書包的國中女生進來,我向她說:「早安!」她沒回應,我不以為意,這個年紀的女生本來對陌生男子就心懷戒心。到了7樓,電梯門又打開,這回人還沒進來,我就說:「早安!」可是沒有任何人進來,等電梯門關上,我對那位國中女生說:「剛才有一位隱形人進來!」結果她「哈!哈!」笑出聲音,我對我的幽默很滿意,可以逗心懷戒心的國中女生笑出聲音。
廣東省報紙「南方週末」於2008年5月22日刊出一篇關於四川大地震的報導說:「我們把國民的生命危機視為國家最高的危機,把國民生命的尊嚴視為國家最高的尊嚴。對人民和世界顯示出與全世界共同擁有普遍性價值觀。……讓我們和全世界一起邁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大道!」對此,北京的「北京晚報」於2008年6月6日批判說:「難道說在救援震災最前線奮鬥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以及許多共產黨員是因為被『世界的普遍性價值』所驅使?」
事實上,溫家寶首相於2007年7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已經發表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性任務與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就說:「科學、民主、法制、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物,而是人類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追求的價值觀,與創造的文明成果。」
胡錦濤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於2008年訪問日本時,也在「中日共同聲明」中說:「中日雙方將會努力追求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價值,並緊密協助。」
即使如此,對普遍性價值的攻擊並不停歇,人民日報於2008年9月10日登出以馮虞章為名的論文說:「不可能有超歷史與超階級的『普遍性價值』……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以及民主社會與『普遍性價值』本質一樣。」並說:「信奉全面西化與『普遍性價值』具有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意圖!」
黨機關刊物「求是」(半月刊)也於2008年11月16日說:「『普遍性價值』的實質就是霸權主義的價值,他們想要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並且說:「大量的事實證明霸權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地做思想和政治的滲透,和他們的心意與利益違背的政府,就企圖用武力打倒。」
顯然共產黨內有一股勢力想要以批判「普遍性價值」來攻擊溫家寶等人。
天安門事件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趙紫陽去探望學生,當時陪著趙紫陽去的就是溫家寶,所以溫家寶被視為趙紫陽集團的一員。
200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儀式上,胡耀邦說:「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胡耀邦並且於200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堅定地說:「我們不會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將四分五裂。」、「中國絕對不會模仿西方,絕對不會實施多黨制、三權分立、二院制。」
看來,中國要在「普遍性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和平)上與國際接軌,恐怕還要一段「折騰」。
我想哪一天,中國徹底接受了普遍性價值,並且付諸實行,例如讓有特殊意識形態的「自由時報」以及以銷售量為最高考量的「頻果日報」在全中國發行,台灣人民就會考慮與中國統一。
理州上 2010年4月13日
★本讀書報告之資料由我居住在日本的父親呂芳起和三姊呂秀豐免費提供,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2010年4月11日 星期日

大甲聖人志賀哲太郎

大甲聖人志賀哲太郎
★我在「宗教的效益?」一文中提到的高中好友C先生,據千瑤告訴我,我出意外昏迷不醒住院時,他幾乎天天來醫院看我,希望我早日甦醒,他還硬塞給千瑤錢,說:「妳用得著這個。」我對他的真誠友誼非常感激,也希望他能克服心魔。以他的智慧,應該辦得到。
★★好友封德育來電問我最近是否在股市賺了不少錢?其實我哪有錢投資股市?不過我看好現在的台灣股市倒是真的,市界經濟和台灣經濟剛從谷底翻轉沒多久,紐約股市已連漲好幾天。如果我有錢,我會注意兩個趨勢,一個是兩岸經濟會愈來愈密切,ECFA一定簽,我會買三通概念股和台灣企業在大陸投資有成股及地產股(想想看,將來若允許大陸資金到台灣買房地產,房地產要漲到天花板了!)還有觀光股,另外一個趨勢是節能減碳,這個趨勢是世界性,應該不會改變,我會投資自行車製造業和太陽能熱水器製造企業。祝大家賺錢!
台中縣大甲鎮郊外有一座高236公尺的鐵砧山,鐵砧山南側山腹有一個日本人教師志賀哲太郎(1866-1924)的墓與紀念碑,大甲鎮當地人都稱他為「大甲聖人」。
志賀哲太郎於1896年,30歲時赴台灣,三年後,成為大甲鎮公學校(專門教台灣人學童的小學)的代用教師。當時的大甲公學校使用祭祀孔子和朱子的文昌廟做教室。
志賀哲太郎外貌嚴肅,學生第一次看到他,都心懷畏懼,可是相處久了,就知道他是一位心地慈善像慈父一樣的好人,例如,他會買文具送給貧窮家庭的學生,學生生病了,他會帶繪本和糖果去探病,學生若繳不起學費,他會補助。不過,在教室他卻很嚴格,學生若偷懶,他會敲學生的頭。
由於當時的台灣,居民還普遍貧困,對孩子的教育不太熱心,志賀哲太郎在星期天腰繫便當,前往遠地的村落拜訪就學年齡孩童的家庭,拜託家長讓孩子上學。他的誠意有了效果,大甲公學校的出席率與升學率是台中縣第一名,而且他的學生很多後來都成為各界重要人物。
志賀哲太郎以重視禮節聞名大甲,他在路上碰到人,一定鞠躬行禮,讓沒有這個習慣的台灣人手足失措,大家都說:「志賀仔有禮儀。」志賀哲太郎也重視時間觀念,學生如果遲到,他會處罰,他自己在任職期間從沒有遲到早退或請假。志賀哲太郎告訴學生要「慈悲、節儉、不出風頭」。
當時大甲人沒人知道他的過去,直到有一天,一位居民看到日本寄來的報紙,上面有「志賀哲太郎」的字樣,溫厚的老師居然是政治家,學生們派了三位代表去問志賀哲太郎此事,志賀哲太郎點頭說:「沒錯。」
志賀哲太郎生於1866年九州熊本縣,幼年時就讀四書五經和陽明學,22歲時進入東京法律學院,之後,回鄉投入政壇,加入熊本國權黨,並擔任「九州日日新聞」記者,但是後來發現政界的醜陋,便脫黨,離開政治,轉入教育。
志賀哲太郎到大甲之後,之所以隱藏自己的過去的經歷,是因為怕被升任為正式教員,調離心愛的大甲之故。這種不求升任而寧願一直擔任代用教員的姿態,讓大甲居民非常感動。
1924年,志賀哲太郎去世,享年59歲。在大甲公學校運動場舉行的葬儀非常盛大,參加者的隊伍超過1公里,棺木通過的兩側住家門前桌上都擺著各種供品,家家戶戶都在哀悼這位日本人教師的去世。
志賀哲太郎的墓誌銘寫著他是「過勞病死」,可是實際上他是投水自殺死亡。因為死的時候,他身上的衣帶綁著15公斤左右的大石。為什麼他會自殺?因為志賀哲太郎常常為大甲居民受到日本人官員欺負而奔走,日本人官員知道他在日本和總督府都有朋友,也拿他沒辦法,但是卻視他為眼中釘。學校也不喜歡他常常「惹麻煩」,勸他調職。
後來台灣人民主運動愈來愈昌盛,大甲也受到影響,志賀哲太郎想幫助台灣人爭取民主,可是他又是總督府底下所聘的代用教員,領總督府的薪水,在道義上,不能違抗上級。他夾在台灣民眾與日本總督府之間,無法兩全,最後只好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1958年,在日本大使館的要求下,中華民國政府將全台灣日本人的墳墓集中在一地(新北投),志賀哲太郎的墓也要被撤除,這時候志賀哲太郎往昔的學生們出面強烈反對。1966年,他們在志賀哲太郎的墓前舉行「志賀老師誕辰百年祭」,並且在墓旁建立高4公尺的紀念碑,上面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孫中山之子)題字「志賀先生之碑」。後來由於山土崩塌,志賀哲太郎的墳墓被掩蓋,他的一位學生就把自己的墓蓋在志賀哲太郎墓的後上方,做為防沙堤。
從大甲搭巴士到鐵砧山約需20分鐘。
理州上 2010年4月12日

2010年4月8日 星期四

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1864-1919)是日本第七代台灣總督,他出生於九州福岡縣武士之家,畢業於陸軍大學。明石元二郎在台灣的任期雖然短暫,但也做了不少事,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月潭的水力發電。他推動成立台灣電力公司,剛開始公開募股時,大家都想購買股票,明石元二郎告訴台灣電力公司的社長高木友:「我的親戚朋友或許有人想要股票,你一概不必理會他們,一切按制度辦理。」
1898年以來,台灣的司法制度是二審制,也就是地方法院和覆審法院,然而日本和朝鮮都是三審制,明石元二郎認為台灣也不能例外,便再增加高等法院,成為三審制。明石元二郎也改革教育制度,縮小台灣人和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區別,台灣人只要學力優秀,照樣可以讀日本的帝國大學。
明石元二郎並且鋪設從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道路,而且新建海岸線道路。
明石元二郎於1919年病死,享年56歲。根據他的遺言,他埋葬在台北(現在的林森北路167巷36號一帶),由此可見他算是一位愛台灣的日本人台灣總督。
理州上 2010年4月9日

2010年4月7日 星期三

宜蘭平原的恩人西鄉菊次郎

宜蘭平原的恩人西鄉菊次郎
日本明治維新最大功臣西鄉隆盛被放逐到沖繩時,與島上姑娘愛加那之間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西鄉菊次郎(1860-1928)。這位西鄉菊次郎在父親西鄉隆盛對抗日本中央政府時所發起的西南戰爭中(1877年),與父親一起作戰,不幸被子彈打中右腳,右腳自膝蓋以下完全切除。1884年,24歲的西鄉菊次郎到外交部工作,之後到美國留學。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他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參事官,與樺山資紀總督一起到台灣。1897,西鄉菊次郎擔任宜蘭廳長,在職5年半。西鄉菊次郎擔任宜蘭廳長時,對宜蘭最大的貢獻是花費3萬9千日圓巨資(當時這樣一筆錢可以蓋一座學校)整治宜蘭河,當時宜蘭河年年氾濫,民眾深為所苦,西鄉菊次郎建了3740公尺長的工程加強河床。
就像八田與一建造嘉南大圳嘉惠嘉南平原的民眾一樣,西鄉菊次郎整治宜蘭河也嘉惠了台灣第二大平原宜蘭平原的民眾。之後宜蘭地區民眾主動建了一個「西鄉廳憲德政碑」紀念西鄉菊次郎的功績。這個紀念碑現在在宜蘭河畔堤防上(從宜蘭火車站走路要25分鐘)。
理州上 2010年4月8日

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

「台灣的砂糖之父」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1862-1933)是日本紙鈔5000千日圓上的人物。他是岩手縣武士之子,畢業於北海道札幌農校,1884年,23
歲時,到美國留學,1887年,又到德國留學。1899年新渡戶稻造在美國以英文出版有名的著作「武士道」。由於有羅斯福總統的推薦,成了暢銷書,第二年,有日文、法文、德文、俄文、波蘭文、挪威文、匈牙利文和中文七國翻譯。
新渡戶稻造除了「武士道」之外,還寫有「農業本論」、「農業發達史」農業方面的書。他是東京帝大第一位獲得農業博士的人。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很欣賞新渡戶稻造,推薦給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極力勸說下,新渡戶稻造答應赴台灣效命。1901年,39歲的新渡戶稻造到台灣擔任總督府技師。他首先花半年視察台灣,他發現台灣的本土甘蔗莖細而且產量少,便寫改良品種、栽培法、加工法等計畫書交給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在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全力支持下,新渡戶稻造推動他的台灣甘蔗改良計畫。
新渡戶稻造在台灣三年就回日本,擔任京都帝大教授,不過在總督府囑託下,他每年一次回台指導。在新渡戶稻造的推動下,台灣的製糖產業有驚人發展。新渡戶稻造就任前,台灣的砂糖產量只有數千斤,1921年,達到4億5千萬斤,1932年,更高達16億5千萬斤。砂糖成為台灣的主要物產。說新渡戶稻造是「台灣的砂糖之父」應該不為過。
理州上 2010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