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5日 星期四

給樵樵、漁漁的第七封信——談南丁格爾與職業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一個人的一生中要是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自己喜歡的職業,他大概會是個幸福的人吧!護士的典範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南丁格爾是英國一位富豪的女兒。由於家裡太有錢了,不愁吃穿,她沒有必要擁有職業,也不需為生活工作。
當時上流階級的女性都是結婚生子,然後在社交界活躍。
十七歲的時候,有一天,南丁格爾聽到神的聲音。她後來回憶說︰「一八三七年二月七日,神對我說,要我為神工作。」
天職,上天(神)給予我的工作。
那究竟是什麼工作呢?
南丁格爾這樣想著,但是從小養尊處優的她卻始終想不出那是甚麼。
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煩惱‧‧‧‧‧‧‧‧‧‧‧‧‧‧
「每天過著無聊的生活,悶死人了!」南丁格爾自言自語說。
「除了年復一年失去青春之外,我每天活著,什麼收穫也沒有。」
七年之後,南丁格爾才知道是她的工作是什麼。又過了十年,才開始實行。
南丁格爾二十四歲時,經驗了一件令她難忘的事,那個經驗改變了她的一生。她後來回憶道︰
「這個夏天,我親眼目睹一位貧窮的婦人死去。她死的原因是在於照顧她的那些人全都是愚蠢的人。他們對待她,如同餵她吃砒霜。」
南丁格爾找到了她的天職。她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護士。但首先必須得到父母親的同意。
父母親強力反對。並說:「今後不要再說『護士』這種可恥的話。」並要她做很多事,以便讓她忘記這回事。
當時英國並沒有現代這種有專門訓練的護士。
當時的「護士」,肥胖、沒教養、好喝酒,與醫生關係曖昧,有時還兼差賣春,是一種令人瞧不起的職業。良家婦女絕不會去當護士。
南丁格爾後來在她的論文「醫院備忘錄」裡說:「醫院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就是不能對病人有害。」可見當時很多醫院都是對病人有害。
當時倫敦的醫院墮落、骯髒,第一次踏入醫院的人都會想吐。為了禦寒,窗戶;都釘上木板,因此病房光線昏暗。病床與病床緊密並排,很少更換床單。牆壁長青苔與霉,清掃工常因生重病而不支倒地。病患與病患常鬥毆甚至殺人。當時一般人生病不會住院,大多是請醫生來家中看診,由家人照顧,醫院可說是貧民生病時的收容所。
南丁格爾調查歐洲各地的醫院狀況,收集各種報告和統計數字。並且向各醫院發問卷調查。
終於,三十三歲時,她在倫敦的醫院擔任護士總監。這是聽到神的聲音後的第十六年。
後來,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爆發,英、法打俄國,因為俄國侵略土耳其。
當時在戰場上,病死者比戰死這還要多得多,戰死者一人對病死者七人。
前往克里米亞的士兵有一半進醫院。但是醫院的環境很糟糕,在醫院死的人當中,有四分之三不是因為戰傷,而是因為進了醫院後得到的病。
南丁格爾從報上得知這種慘狀之後,便帶著三十四名護士到前線。
果然,南丁格爾抵達數個月之後,死亡率立即減半。
南丁格爾把複雜的統計資料用圓圖和棒圖表示。她是這麼做的第一人。
她所著的「醫院備忘錄」是史上第一本有關醫院建築與醫院管理的書。
這本書到了現在仍是護士的聖經。書中提到︰
護士走路時衣服摩擦的聲音對病患都會很刺耳。
病患看到家人和醫生在病房門口或走廊說悄悄話,會覺得不安,懷疑自己的病情是否變嚴重了。
南丁格爾一生寫了一萬多封信。
在二十七歲時,她寫道:「在我的字典裡,沒有『絕望』這兩個字。」
南丁格爾一生沒有結婚。
她活到九十歲。
南丁格爾真是個幸福的人,她找到最適合她的職業,並且全心全力的做好它,永不氣餒,並且以自己的工作為樂。你們說南丁格爾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祝你們 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八封信——談卡內基與回饋社會

親愛的樵樵、漁漁:
我記得跟你們提過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享年84歲﹚這個人。
由於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很值得我們學習,今天我再詳細一點介紹他。
卡內基生性樂觀開朗,他在自傳這樣說:「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一件事,個性不是天生注定的,後天的培養有極大的可能空間。我們要讓心靈與身體一樣,盡量不要朝向陰暗面,要朝向光明面,讓自己的心靈朝向明亮的太陽,把小小的挫折拋諸腦後。聰明的人應該懂得這麼做。」
他那個時代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卡內基就是其中之ㄧ。當時的大富翁被稱為「小偷貴族」。法國的革命思想家布魯東也說:「財產就是搶劫來的!」在此之前,歐洲已有俗語︰「有錢人就是做壞事的人,不然就是做壞事者的財產繼承人。」
不過卡內基卻與一般的富豪截然不同,卡內基的人生故事就好像一枚錢幣,錢幣的正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賺錢——如何成為大富豪,錢幣的反面是在述說他如何花錢——如何成為大慈善家。他的前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增加財富,他的後半生是在述說他如何減少財富。
把巨額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的富豪並不稀罕,很多慈善家在晚年時把一部分財富拿出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卻不是把他財富的一部份投入慈善事業,而是把他財富的全部,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投入慈善事業。
為了做慈善事業,卡內基把他人生最後二十年的歲月花在這上面。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不是閑餘的時候才做的事,他把它當作正式的職業。為甚麼卡內基不滿足於大富豪,而要成為專業的慈善家呢?
卡內基從小生長於貧窮家庭,因此自幼年起,他對金錢就有敏銳的感覺。在家裡每逢星期六,父母親就把一家的收入集合在一起,決定這些錢使用的方式,這裡面的每一元都是這個家的血和肉,不能隨便浪費。
卡內基生於蘇格蘭一個小鎮,1848年,卡內基13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的匹茲堡附近,此時父親43歲,母親34歲,弟弟5歲。
卡內基的母親是個堅強的女性,遭逢任何困難都不會輕易屈服,她在小時候就幫忙身為鞋匠的父親(卡內基的外祖父),因此學會縫製鞋子。卡內基的父親是織布匠,但因為遭受工業革命浪潮的衝擊,陷入經濟困境,不久,卡內基一家人就開始嘗到貧窮的滋味。父親每次把他的完成品拿到紡織業者那兒去的那一天,母親就焦急地等待丈夫的歸來,深怕他回來時兩手空空,紡織業者沒有交給他新的紡線,這意味她丈夫失業了。有一天母親的擔心終於成為事實,卡內基的父親真的失業了。母親不得不縫鞋子貼補家用,她每天工作到深夜,非常辛苦,但她從來不發半句牢騷。卡內基對他幼時的環境很滿意,認為比有錢人或大貴族的家庭要好得多。因為他擁有人格正直又深愛著他的父母親。
8歲時卡內基入學,他非常喜歡上學,如果有甚麼原因不得不請假,他就非常難過。他每天早上必須去家附近的井挑水,鎮上的家庭主婦通常在前一天就用水桶在井邊排隊,有時候為了先後順序問題,主婦間會爭吵不休,卡內基雖然是小孩,吵起架來,一點也不輸給大人。因此在這群主婦間,就給卡內基取了個綽號「麻煩的小孩」。
卡內基家的經濟景況依舊沒有改善,在這樣貧苦的狀況下,13歲時,卡內基不得不出外工作分擔家計的重責大任,卡內基一家的家計費每個月要25美元,一年要有300美元的收入才行,如果多少希望有點儲蓄,卡內基就必須出外工作。
有一天卡內基的伯伯到卡內基家裡來,向卡內基的母親建議讓卡內基到港口叫賣貨品,卡內基的伯伯是出自於善意,可是卡內基的母親聽到後卻生氣地大喊︰「甚麼?你要我的兒子到港口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賣東西?那樣的話,不如把他推到河裡淹死算了!」
在卡內基母親的眼光看來那種是很卑賤的工作,她寧可挨餓也不要他的孩子去做那種工作。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當時我們家的生活雖然很窮困,但是沒有其他家庭比我們家更有骨氣,我們家重視信用、自立心與自尊心甚於一切。」
父親不久停止織布匠的工作,到一個蘇格蘭人經營的棉紡織工廠上班,並且幫自己的兒子卡內基找到一份捲絲的工作。每週薪水一美元二十分。
卡內基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新的知識,他首先學會單式簿記,但是聽說大公司都使用複式簿記,他便去夜間學校學複式簿記。
卡內基都記得他每一階段的薪水,後來工作換成燒鍋爐水,週薪二美元,15歲時擔任電報送報員,週薪二美元五十分,17歲時擔任電信技術士助手,月薪二十五美元,18歲時在鐵路公司上班,月薪三十五美元……。
這種對金錢的敏銳感覺與執著心,無疑是卡內基後來成為大富豪的基本條件,但是光憑每階段週薪只增加二、三美元,並無法成為大富豪,他成為巨富的秘訣在於投資。
卡內基21歲時最初投資,他向親戚、朋友借了五百美元,投資一家運輸公司,當他獲得那家公司的十美元股利時,他高興地說︰「我抓到了一隻會生金雞蛋的母雞。」其後他的人生就是一直 在捕抓這種會生金雞蛋的母雞。他一看到好機會就投資,收入愈來愈多,到24歲升職為鐵路公司的管區長時,年收已達一千五百美元,四年後達到四萬七千美元,其中主要的收入當然不是來自於他的薪水,鐵路公司職員的薪水只有二千四百美元,他的主要所得來自於投資,可見卡內基投資的功力。
但是卡內基並不從事短期的股票投資,他說:「沒有比用長期的眼光投資股票更好的方法,被股票市場不斷變動的數字所迷惑的人會失去冷靜的判斷力,就好像喝醉酒的狀態一樣,相信謠言,看不見眼前的事實,寶山看成荒山,荒山看成寶山,投機是一種寄生蟲,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段話可以供台灣喜歡跑短線的股市投資人引為借鏡。
1863年卡內基設立「冠石﹙keystone﹚鐵橋公司」,當時美國的橋都是木造的,不容易持久,負載的重量也有限。自從「冠石鐵橋公司」成立之後,美國全土還有全世界,都普遍採用安全又耐久的鐵橋。由於「冠石鐵橋公司」使用的材料品質很高,因此做成的鐵橋無論遭逢多巨大的暴風雨,都能屹立不搖。不久全美國沒有一個州不使用「冠石鐵橋公司」的鐵橋。
卡內基在他的自傳寫道:「我沒有看過認真而沒有成功的公司。一般人往往把產品的問題擺在價格上,其實問題的真正根源是在於品質。」
南北戰爭期間,鐵的價格漲到一噸130美元,當時美國陷入鐵軌不足的危機,卡內基便於1864年在匹茲堡設立鐵軌製造公司。同時由於國內對機關車的需求也很高,卡內基也於1866年設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
「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方針是「不是最高品質的產品寧可不生產!」在這種對高品質執著的態度下,「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業績蒸蒸日上。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的每股100美元股票,到了1906年居然漲到每股3000美元,足足漲了30倍。而且匹茲堡機關車製造廠還每年配給股東高額的股息。

對卡內基而言,投資是成為新公司的共同出資者。他投資過鐵軌製造公司、機關車製造公司、鐵橋製造公司、石油公司以及鋼鐵公司,都很成功,成為巨富。他用四萬美元買的油田,第一年得到一百萬美元的純益,之後那油田的評價漲到五百萬美元。
33歲時,卡內基辭去鐵路公司的工作,到紐約設立卡內基投資公司,之後公司的經營只專心於製鋼公司,卡內基造鋼廠所生產的鋼鐵量佔全美國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他陸續合併其他鋼鐵公司,1881年卡內基47歲時,他成為美國最大鋼鐵公司的經營者。卡內基被稱為「鋼鐵王」,他擁有卡內基造鋼公司百分之五十八的股權,並且掌握所有的人事權。當時沒有課徵所得稅,這是產生大富豪的主要原因,美國憲法要到1913年才明白紀錄課徵所得稅。如果提早數十年實施累進稅率,或許不會產生卡內基這樣的超大富豪。
卡內基是個溫情主義的經營者,他仔細傾聽員工的要求並且盡量滿足他們。其他出資者對此常常抱怨,卡內基對他們說︰「我相信給員工高薪是好的投資,並且會有高的獲利率。」
卡內基在自傳裡寫道︰「勞工面對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資本家可以關閉工廠或商店,就算損失一時的利益,也不會引響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只要資本家一關閉工廠,勞工就突然失業,斷絕收入,生活馬上會面臨危機,不僅沒錢買家庭必需品,而且生病了也沒錢治療。我們要保護的不是資本家,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勞工。」
他似乎把世間的現象都當成投資與獲利的關係來看。不過,對卡內基而言,慈善事業是最好的投資。
除了投資賺錢和慈善事業之外,卡內基另一個關心的是提高自己的教養。
他完全拒絕與紐約的富豪階級交際應酬。他經常出入美國最高水準的學者知識份子所聚集的俱樂部,並且與詩人埃默森有密切的交往,顯然,卡內基的興趣跟一般富豪不同。
卡內基的知識都是自己學來的,他接受的正式學校教育只有在蘇格蘭的小學讀了五年書。但是看他能與當時著名的知識份子對等交際,可見他有相當的人文素養。事實上卡內基也是個著述家,他寫了兩本旅行記,一本瓦特傳記,一生還在雜誌上發表68篇論文,並且持續向報社的意見欄投書,最後的二十年間,他向紐約時報和倫敦時報總共投書177則,由此可知卡內基對政治經濟等問題懷有廣泛的關心。
卡內基把蘇格蘭的詩人羅伯特.邦斯﹙1759—1796﹚的詩句「你只要敬畏你良心的聲音,跟隨它!」當成自己一生的座右銘。卡內基在三十多歲時就已經確定賺錢絕不是跟隨良心的聲音。33歲的時候,他在筆記本上寫︰「我33歲了,年收五萬美元,我不再增加財產了,我決定將多餘的錢每年用於慈善事業,我要住在英國的牛津,與身懷學養的人交往,吸收知識,為此,必須花三年的時間努力讀書,之後,住在倫敦,獲取報社或雜誌的經營權,為了幫助貧窮的人,報導社會問題。」
1867年卡內基從匹茲堡搬到紐約,他不久就發覺這兩個城市的不同,匹茲堡是個腳踏實地的製造業城市,紐約則充滿了投機氣氛,幾乎每一個上班族都在買賣股票,很多人接近卡內基都是為了投機目的,許多人提供卡內基投機的機會,可是卡內基都不為所動。他在自傳中寫道︰「你的注意力如果擺在股票市場的漲漲跌跌,你就會喪失冷靜的判斷力。投機是吞蝕判斷力的寄生蟲,毫無任何價值。」
卡內基是個樂觀的人,他在自傳中寫道︰「人的不幸幾乎都是想像出來的,應該把煩惱一笑拋諸天際。還沒來到河邊不需要渡橋,還沒碰到惡魔也不需要顫抖,不必要的憂愁費心是很愚蠢的,在還沒有發生實際的災難之前,一切事情會順利進行,即使實際上災難發生,十之八九會比想像中輕易解決,聰明的人會隨時保持樂觀。」
卡內基又說︰「人應該要有理想、有目標,賺錢是最壞的目標,崇拜財富是最惡劣的偶像崇拜。我做任何事都要做得徹底,我必須選擇一種能夠提高品格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一直忙碌於工作,老是在思考如何在短時間內賺更多錢,我會墮落到永遠無法救贖。
我想35歲時就退休,然後花兩年受教育,過著完全讀書的生活。」
這是卡內基「良心的聲音」。
可是諷刺的是,寫完這段話之後,卡內基的事業進入輝煌騰達蒸蒸日上的階段,他的工作愈來愈忙碌,他的財產愈來愈增加,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良心的聲音」。52歲的時候,卡內基對當時的英國首相格拉德史通說:「我如果死的時候還是個富翁,那真是一種可恥的死法。」
33歲,在筆記本上寫上要從事慈善事業的心願後,又過了33年,卡內基才有機會從事業抽手,專心做他「減少財富」的計畫。
在美國,除了卡內基之外,努力從事慈善事業的富豪也有很多人,像洛克斐勒、福特等人,但是卡內基與其他慈善家截然不同的是其他人把慈善事業當老後回饋社會的附帶工作,卡內基卻把慈善事業當成他自己的「正式事業」在做。他把前半輩子努力投資、努力經營事業所累積的財富視為是下半輩子從事慈善事業的手段。有些道德感比較重的年輕人在拼命賺錢之餘,總覺得生命很空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空虛感就逐漸淡忘。卡內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這種道德感從年輕的時代起一直持續著,一直沒有消退。而且一般的慈善家是把多餘的錢回饋社會,卡內基則是把所有的錢幾乎都回饋給社會。
54歲的時候,卡內基在雜誌發表「財富」論文,指出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是資本主義的「自然法則」,但是這個「法則」的結果是造成社會的不公平,為了消弭這個不公平,富豪的義務是把過剩的財富分配給社會。
大部分的人獲得巨額的財富,會覺得很幸福,認為人生大半的目的已經達成,卡內基則想得更遠,他思考這些巨額的財富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一 般人是把它當成遺產留給家人,卡內基卻認為這是最壞的方法,把遺產捐給慈善團體也是個辦法,但是誰也無法保證那些慈善團體會有效運用那些遺產,卡內基想到的方法是趁著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按照自己的判斷,從事慈善事業。
卡內基認為如果慈善金使用得不好,不但對這社會沒有好處,反而會帶來禍害,應該想辦法鼓勵人們努力向上。而且不要有「施予」或「贈送」的念頭,這樣會傷害對方的自尊心。
卡內基構想出的「科學式慈善事業」是建設大學、圖書館、醫院、公園、音樂廳、市民集會場。
1901年卡內基66歲的時候,他把卡內基造鋼廠賣掉,獲得約三億美元的資金,連同其他資產,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合計為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現在多少錢很難換算,但是有一個參考數字。1906年舊金山發生大地震,舊金山市連燒了三天三夜,二萬五千棟建築物燒毀,452人死亡,無家可歸的有22萬人以上,受害總額估計有三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金額約等於卡內基投入慈善事業的資金,換言之,卡內基捐出了復興舊金山市所需要花費的金額。
在此之前,卡內基也曾經捐贈公共澡堂給蘇格蘭的故鄉,或捐贈風琴給父親常去的教會,或建設有名的卡內基音樂廳,但是這些捐贈與他後來的慈善事業相比,有如九牛一毛。
卡內基造鋼廠雖然賣掉了,且改名為US造鋼廠,但是裡面的員工有的在工作中受傷,或是死亡,他們的家屬乏人照料,為此卡內基拿出五百萬美元做為基金來援助這些舊員工,卡內基認為這是報答他們曾經為公司賣力工作。這是他的第一件慈善工作,接著,卡內基捐贈5025萬美元,在紐約市蓋68所圖書館。然後在布魯克林市蓋20所圖書館。並且在自己的故鄉的鎮上也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卡內基也在他們一家人移民到美國最初所居住的阿雷凱尼市捐贈了一所圖書館。在這期間,匹茲堡市也請求捐贈圖書館,卡內基當然慷慨允諾。
卡內基曾經說:「圖書館就是我的大學。」他的知識大部分來自於圖書館,所以他帶著感恩的心,對蓋圖書館不遺餘力。
接著,卡內基也捐贈博物館、美術館、技術學校和女子學校。卡內基覺得他在匹茲堡累積很多財富,匹茲堡對他有恩,因此他捐贈給匹茲堡2800美元作為回饋。
卡內基第二大捐贈是在華盛頓市設立卡內基協會,並捐贈給協會2500美元。這個協會歷年來所作的成績是:第一,用銅和木頭製造一艘卡內基號遊艇,在世界各處航海,改正早期畫的錯誤海洋地圖。因為以前的測量船隻都是用鐵做的,由於磁力的關係,會引響羅盤的正確性,因此早期的海洋測量出現很多錯誤。卡納德輪船在亞速爾群島觸礁,就是因為海圖的誤差。由於卡內基號遊艇的重新測量,提供了人類正確的海圖,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
卡內基協會的第二項成績是在加州威魯斯恩山海拔1800公尺的地點設立天文觀測站。這個觀測站照了很多天文照片,第一張照片發現16個恆星,第二張照片發現60個恆星,第三張照片發現超過100個恆星。在這些恆星當中,有幾個有太陽的20倍大,有的恆星離地球很遠,它們發射的光抵達地球要花8年。
卡內基協會的第三項成績,也是卡內基最得意的傑作,是設立「英雄基金」。
有一天卡內基從報上得知某個炭坑發生意外,一個坑夫為了救助同伴不幸身亡。
卡內基的友人李查德.華德森.基魯德寫了一首詩送給卡內基。那首詩是這樣︰
戰鼓聲啊!戰爭的廝殺聲啊!請停止吧!
戰爭英雄的故事已經聽太多了。
漫長的戰火伴隨著多少的犧牲?
女人們露出慘白的臉色,
像岩石一樣反對男人們的惡行。
受傷的幼兒沉默著,
幼兒的傷是母親胸口的痛,
安靜的學者呼籲放棄戰爭,
以真實為名,皺起眉頭,
在法治國家,
市民的英雄,
與世界站在同樣一邊,
能夠解救好幾千人的性命。
卡內基看完這首詩,很感動,便決定設立「英雄基金」。
卡內基說︰「過去的野蠻時代,所謂英雄,就是指能夠殺傷很多敵人的人,而那些敵人跟自己一樣其實都是人類。在今天的文明社會,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指奉獻同胞,救助他們的人。」「英雄基金」就是要救濟那些捨身取義——現代英雄的家屬。
1904年卡內基以500萬美元設立「英雄基金」,之後,卡內基不但在他的祖國英國也創設「英雄基金」,還將「英雄基金」延伸到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和丹麥等國。
卡內基第四大捐贈是1905年以高齡大學教授為對象所設立的卡內基教育振興財團。
卡內基認為所有的職業當中,大學的教授得到社會上最高的尊敬,可是他們的薪水卻太低了。為指導年輕人而付出一生的教授,只能得到麻雀的眼淚般少的酬勞。卡內基擔任某大學的理事之後,才知道大學教授的薪水還比不上卡內基公司的一般職員,這樣的收入根本無法為老後存錢,卡內基知道這個事實後,嚇了一跳,他立刻拿出一千萬美元設立「卡內基教授年金基金」來援助大學教授。
卡內基還以100萬美元設立大學信託基金,從每年的利息當中,撥出一半做為貧窮學生的學費,剩下的一半做為改善大學的資金。

終其一生,安德魯卡內基都熱愛閱讀,所以他想要捐款贊助教育及閱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卡內基年輕時,住在陸軍上校詹姆士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的住家附近,這位上校允許所有的勞工男孩免費使用他的私人圖書館。當時,美國並沒有免費的公共圖書館。
卡內基從未忘記陸軍上校安德森的慷慨,因此,卡內基有錢之後也贊助教育。他資助城鎮建造圖書館,總共興建了2,000多所公共圖書館。他也投入了1 億2千5百萬美元創辦了卡內基社團法人 (Carnegie Corporation) ,宗旨在於幫助大學及其他學校。
他生涯所蓋的圖書館總共有2811所,合計金額為5036萬4808美元。2811所圖書館中,1946所是建於美國,除了羅德‧艾伊蘭德州一個州之外,其他每一州至少少有一所卡內基圖書館存在。此外,卡內基圖書館還遍及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摩利塔斯、斐濟島等地,可以說太陽每天都會照射到地球上某一處的卡內基圖書館。
卡內基捐贈的只是興建圖書館的費用,購買圖書以及圖書館運作的人事費用則需要靠當地的政府或自治團體自己來負擔,這叫拋磚引玉,卡內基拋出磚塊,要當地政府也共襄盛舉,來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
新的卡內基圖書館落成時的剪綵儀式,他一定出席,目的是希望其他富豪也能和他一樣回饋社會。在英國,他每在一個城市捐贈圖書館,就會得到榮譽市民證。榮譽市民證成了卡內基收藏的嗜好,他一共獲得57個城市頒給的榮譽市民證,這個記錄到現在還無人能破。
慈善事業家卡內基的名聲傳遍全世界,他在紐約的辦公室每天有700封要求捐贈的信寄來,為了處理這些信件,卡內基還必須另外聘請一位專任秘書。
卡內基曾捐贈管風琴給教會的事傳開後,美國和英國的教會寄來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卡內基又必須聘請一位專任秘書來處理這些信件。他並不是有求必應,教會必須先回答幾個問題,再由專任秘書去調查教會的財政狀況,然後決定是否捐贈,即使決定捐贈,也只捐贈一半的錢,倒不是卡內基出不起全額,而是他希望教會自己也要出點力,不要完全靠別人,就跟他捐贈圖書館一樣。
卡內基不喜歡捐錢給宗教團體,但是他認為教會唯一的好處是音樂,因此無論哪個宗派,只要有請求,他都會捐贈管風琴。但是捐贈款只有一半,另一半教會自己必須想辦法,而且管風琴上不准刻「卡內基捐贈」之類的文字,他不想藉此到處留名。
卡內基總共捐贈了7689台管風琴,這跟宗教信仰無關。卡內基說︰「我獲得了超過我應得的人生幸福,所以,我對神已沒有任何祈求,我們活在宇宙的法則之中,所以我們應默默垂頭,接受內在良心的指引,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不管現在或死後,都不應該要求任何報酬。」
卡內基最關心的事是教育,他的慈善事業基金約有八成是用在教育上。
卡內基設立的大學只有於1900年投下1200萬美元設立的「卡內基工科大學」。全美國各大學要求捐贈的信件如雪片般寄來,卡內基都一一到各大學調查,如果沒有確實的需要,他一毛錢也不會出。
卡內基曾經說︰「和賺錢比起來,花錢要難上十倍。」
的確,如何有效使用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是一件相當花神的一件事。
1910年卡內基還投下1000萬美元設立「國際和平卡內基基金」鼓吹世界和平。
此外,雖然沒有對外公佈,卡內基也默默地捐贈生活費給各式各樣需要的人,海倫.凱勒就是其中的一人。卡內基說:「當我發現有很多人只要一點點錢的援助,老後的生活就能由落魄變成幸福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就這樣,卡內基在最初的十年慈善事業,花了一億八千萬美元,可是還剩下差不多同樣的金額,而且還不段增加利息。卡內基在心中想︰在我有生之年,我能把這些錢花掉嗎?難道我終究要可恥地死去嗎?報紙每年都會刊登卡內基與洛克斐勒的「慈善事業比賽」,每次都是卡內基領先。
卡內基再怎麼絞盡腦汁也想不出甚麼新點子的慈善事業,75歲的時候,他決定把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委託給值得信賴的學者、知識份子,以「學問的普及與發展」為目的,在紐約設立卡內基財團。這個財團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慈善事業組織,直到1947年福特財團增加資本額為止。
就這樣,卡內基終於在死前幾乎花光他的財富,即便如此,1919年,卡內基在84歲去世時,仍舊留下三千萬美元的遺產,在此之前,他已經贈予他的妻子和一位獨生女足夠她們衣食無缺的金錢,這三千萬美元的遺產,三分之二給卡內基財團,剩下的三分之一贈送給故鄉丹發姆林的親戚和朋友。在此之前,卡內基已經多次捐錢給故鄉丹發姆林,丹發姆林人口不到三萬人,因此這個城市平均每個人可以說在全世界獲得卡內基最多的恩惠。
卡內基的一生雖然得到金錢之神的寵愛,可是他絕不會被巨額的金錢迷惑,他一直把握自己的人生原則,往自己決定的目標邁進,那個目標就是回饋社會、造福人群。
卡內基的人生真精采,不是嗎?祝你們也有個
精采的人生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九封信——談史懷哲與貢獻人類

親愛的樵樵、漁漁:
人類最偉大的情操就是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成全別人的幸福。史懷哲﹙Schweitzer﹐Albert 1875—1965﹚就是這樣的偉人。
史懷哲在自傳「我的生活與思想」裡有以下一段文章︰「我現在即將實行的計畫是長久以來就構想好的,事情的源起是在學生時代,我週遭有很多人掙扎在懊惱和苦難之中,而只有我卻活得幸福快樂,這一直令我難以釋懷,小學的時候,看見同班同學家裡遭遇不幸,可是我卻生在牧師之家,過著理想的家庭生活,兩相比照之下,讓我心裡很難過。在大學的時候,我可以享受因為研究科學與藝術而得到的充實感,可是我一直無法忘懷因為缺乏物質條件或健康狀態不佳而無法享受這種幸福的人。1896年,在一個有燦爛陽光的夏日早晨,我在學校宿舍睡醒,突然想到我不能把自己所享受的幸福視為理所當然,我必須有某種付出才行。這時候窗外的小鳥正在吱吱叫,我靜靜地陷入沉思,在起床之前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允許自己在三十歲之前,為了學問與藝術而活,但是過了三十歲,我就要把我的人生直接奉獻給人類。」
21歲的時候就懷抱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欽佩,年輕人懷抱理想,滿腔熱血,並不少見,但是一般人想歸想,做歸做。史懷哲難得的是,他真正做到他的理想。史懷哲說:「為你的理想而活,不要因為生活,而喪失你的理想!」
史懷哲自己也承認他在輕的時候就獲得別人奮鬥一生也難以得到的名聲。但是史懷哲卻毅然決然放棄一切成就,為了實踐他的理想,到非洲行醫。
史懷哲在30歲的時候,已經擁有神學博士與哲學博士的頭銜,他是大學神學部的講師,也是聖托瑪斯教會的主事,也是世界知名的管風琴演奏者,同時是巴哈的研究者,他更是世界最有名的管風琴製造者,後來他還新加入一個頭銜——醫學博士,一個人竟然有這麼多專長與頭銜,真是令人驚訝!
史懷哲小時候並非神童或天才,他出生於德國與法國的邊界地區——阿爾薩斯(Elsas)的一個小鎮凱撒堡(Kaysersberg),這是位於法國中部的東方,與德國相鄰界的萊茵河西側地方,所以當地人以德、法語作為通用的語言。史懷哲在孩童時期即能熟練自如地使用兩國語言。根據他的講述,家庭裡寫信時習慣用法文,著述和演講時用德文。當時阿爾薩斯正屬於德國,所以史懷哲的母語應該是德文。德法兩國常為了這塊地區打仗,所以阿爾薩斯有時候屬於德國,有時候屬於法國。
史懷哲是一個牧師的長男,史懷哲小時功課不好,中學時候因為成績太差,父親還被叫到學校談話,學校甚至建議讓這個學生退學。其後,他遇見一位優秀的老師,他的成績才變好。
史懷哲自少年的時候,就對音樂有敏銳的感受性,或許是受其祖先影響(阿爾薩斯祖先中有牧師、老師和管風琴師),史懷哲極賦有音樂方面的天份。
史懷哲從五歲起開始彈鋼琴,八歲起彈管風琴,他在六、七歲時,第一次聽到二部合唱,因為太感動而差一點暈倒,同時他第一次聽到金管樂器的吹奏樂,也是因為太感動而失神,由此可見他的音樂感受性非比尋常。九歲的時候,史懷哲在他父親的教會演奏管風琴。十六歲的時候因為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好幾天處於失神狀態。如果他一輩子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他大概會選擇音樂家吧!當三十八歲第一次向非洲出發時,巴黎的巴哈學會不忍心使這位音樂天才被埋沒於非洲叢林裡,便贈送史懷哲一項意想不到的禮物;這是一台特殊打造足足三噸重的鋼琴,它有大風琴(Great)一樣的鍵盤,並附有管風琴踏式板(Pedal)。為了對抗非洲經年潮濕的氣候和白蟻,鋼琴的表層全部用鋅細心鍍過。這部構造異常特殊的大樂器,後來陪伴史懷哲在非洲度過半個世紀的歲月。
大學的時候,史懷哲研究哲學和神學,他對耶穌的生涯產生共鳴。這對史懷哲的思想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換句話說,他想成為現代的耶穌。
當史懷哲決定三十歲之前為學問和藝術而活,三十歲之後要把自己奉獻給人類時,他並沒有具體的奉獻計畫。一開始他想幫助孤兒、流浪漢、剛釋放出來的囚犯等弱勢族群,可是實行沒多久,他就發覺這不是個人做得到的。三十歲生日後沒多久,一個秋日,他偶爾讀到巴黎傳教師協會的傳單,那份傳單是在描述非洲剛果地區的慘狀,並且援助人員極端不足。其中一篇題為「剛果區傳教工作的需要」。這篇文章這樣寫道:「在非洲大陸叢林中,生活著一大群不信主的土人,該地沒有傳教士,生病時沒有藥吃,他們不懂真理、知識低落……凡是那些能堅決回答上帝的呼召,勇敢地說:『主啊!我要跟隨您』……」。這時史懷哲口裡也跟著唸道:「當主耶穌點頭示意的時候,懂得說:『主啊!我要跟隨您』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人。……」史懷哲讀了這份傳單後,便下定決心到非洲去救人。
史懷哲要到非洲並不像一般傳教士到非洲向未開化的土著傳教,他認為「光向他們談愛和宗教是不夠的,應該化為實際的行動才行,剛果須要要的不是傳教士或老師,他們很明顯需要的是醫生。」
於是已經三十歲的史懷哲下定決心成為醫生,他開始努力研讀醫學方面的書。他的父母親和朋友知道了,以為史懷哲發瘋了。為甚麼他要放棄大好前途?即使要去非洲,他為甚麼不以傳教士的身分到那兒傳教?史懷哲週遭的人都反對他到非洲行醫。的確,一個擁有哲學博士和神學博士的男人,而且還是管風琴演奏大師的人,到了三十歲才改行學醫學,這種例子實在太少見了,甚至可說絕無僅有。為了到非洲行醫,把光輝燦爛的經歷與前程全部放棄,難怪他的父母親和朋友要反對。但是這正是史懷哲偉大的地方,一般人的想法是即使要行善,也是盡量發揮自己已經擁有的專長。偉大的人則是如果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要花精力和時間學習新能力也不以為意。
就這樣,史懷哲一方面擔任大學神學部講師,一方面在同一間大學的醫學部當學生。他讀了八年,他在讀醫學的同時,還要繼續教授神學,星期天也要上教堂說教,有時候還要開管風琴演奏會,並且還繼續製作管風琴,而且他在研究神學的同時,也研究巴哈,每天過著忙碌的生活。即使後來到了非洲,他依然過著忙碌的生活。
史懷哲在壯年時期,常在旅途中安排每天十六小時的時間來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清晨四點,朋友勸他說:「你不應該蠟燭兩頭都燒著。」而他則回答道:「如果蠟燭很長,為什麼不可以?」
1913年38歲的史懷哲帶著夫人和76箱行李從法國的波爾多港出發。一年前與史懷哲結婚的夫人很支持丈夫史懷哲的計畫,她擁有護士的資格,史懷哲在非洲為當地人手術時,她就負責麻醉工作。史懷哲在法國殖民地蘭巴蓮建設醫院。這裡是法國傳教士團的根據地,他們為史懷哲和他的夫人提供了一片空地,作為興建醫院和這對夫妻的住家所用,但是史懷哲和他的夫人必須自己設法興蓋醫院和住家。
他們一抵達蘭巴蓮,行李還沒解開,就有病患來報到,一開始不得不使用養雞屋作為診療室,不久就蓋好具有診療室、手術室和藥局的醫院。最初的九個月來了兩千位患者。病患的病名有象皮病、破傷風、赤痢、肺炎、心臟病、精神病、肺結核、疝氣、瘧疾等五花八門,這讓史懷哲感覺非洲人肉體上的悲慘比想像中還要嚴重得多。但是他感覺很高興,他來到一個需要他的地方。
但是病人越來越多,需要興建新的醫院才行。可是在當時的非洲,要招募足夠的工人來蓋醫院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使招募到足夠的工人,那些工人也懶懶散散,一點工作的意願也沒有,史懷哲只好自己也下去工作,從畫設計圖到集合建築材料再到拖木材到建築工地,史懷哲都必須親自下去做。他真是一位甚麼都行的全方位人物,學者、藝術家、醫生、設計師、木匠。其實他是來到蘭巴蓮才學會做設計師與木匠。這也是史懷哲了不起的地方,當環境需要他具備甚麼能力,他就會努力把它學會。
當小小的醫院完工,醫療工作也漸上軌道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德國籍的史懷哲成為法國軍的俘虜,結果他初次在非洲只待了四年。但是史懷哲並不因此而氣餒,他下決心有機會還要回非洲繼續他未完的工作。
史懷哲回到歐洲時,他身背著一屁股債,還生著病,如果他就這樣結束非洲的行醫,大概就沒有後來的偉人史懷哲。約三年的時間史懷哲在歐洲各地舉辦管風琴演奏會和演講,等蓄積了足夠的資金,史懷哲於1924年再度前往非洲蘭巴蓮。這個時候他已經49歲。
蘭巴蓮的醫院已經荒廢,但是史懷哲一抵達當地,就被許多等待醫療的病患包圍,他又開始一面行醫一面做木匠的忙碌生活。數年後一棟新醫院完成了,之後,不斷增蓋,最後完成了一棟容納四百張非洲人用病床與二十張歐洲人用病床的醫院。並且開墾了90公頃的農地,達到某種程度的糧食自給自足。醫生、護士和助手也慢慢增加,歐洲和美國也出現一些願意援助醫院營運的團體。
史懷哲對非洲人一些愚昧的習俗有時也感到無奈,例如他們只吃用自己的鍋煮的食物,不管禁止幾次他們還是不改在自己的床下用火,他們還認為施行手術的醫生是食人鬼,而且他們只認同同種族的人,其他種族的人即使在痛苦的呻吟,他們也不願幫忙抬擔架,還有病患偷走醫院的蚊帳連夜逃走,還有手術之後叫人偷偷地將切下來腫瘤拿到病床邉用木棒敲打以「報復」這個腫瘤帶給他的痛苦。
史懷哲認為維持發展生命是善的,否定生命是惡的。這裡的生命,指的不只是人的生命,還包括動物和植物。對史懷哲而言,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尊敬生命應該是文化的基本價值。
有一次有人送一束花給史懷哲,史懷哲對那個人說:「不要把花摘下,因為花和你一樣,也有生存的權利。」還有一次,一隻螞蟻在一位來客身上爬來爬去,那位來客正想把螞蟻捏死,史懷哲看了對來客說:「螞蟻是我的朋友耶!」但是人類為了救人不得不殺細菌,為了獲得糧食不得不殺動、植物。因此「尊敬生命」正確地說,就是避免無用的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懷哲基於尊重生命的信念,宣布他反對核子武器,並且向全世界呼籲和平。
1952年史懷哲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史懷哲去世的前一年1964年,史懷哲醫院的新病患數為5275人,手術數為944人,出產為352人。這所醫院被當地政府改名為史懷哲和平紀念醫院,現在還依舊存在。
史懷哲曾說:「我相信人的理想意欲比流露在外表的還要多得多,就像地下的流水遠比眼睛看到地上的流水還要多得多。人類內心密藏的理想主義,遠比流露在外,表現在世俗還要多得多。因此,我們要把地下的流水引到地面上,要把密藏在內心的理想主義解放出來,人類正在期盼著。」
史懷哲還說︰「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蘭巴蓮。」
史懷哲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燈塔。祝你們找到
自己的蘭巴蓮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封信——談蘇格拉底與悍妻

親愛的樵樵、漁漁:
我覺得人要幸福,至少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自己喜歡的職業,另一 個是要跟自己喜歡的對象結婚,也就是要有自己喜歡的配偶。古人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其實在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應該說男女都怕娶(嫁)錯配偶,男女都怕入錯行。不過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討到惡妻,卻調適的不錯,並且自我嘲諷。最有名的是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 (469—399B.C.﹚。蘇格拉底曾說︰「我甚麼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無知。」這位知道自己無知的思想家娶了一位兇悍無比,整天嘮叨個不停的惡妻。旁人既同情又疑惑,蘇格拉底怎麼會娶這種女人?便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回答說:「想要精於馬術的人,都是挑悍馬騎,一旦悍馬騎順了,要騎其他馬就容易多了。如果我能忍受這個女人,那麼天底下就找不到難以相處的人。」
旁人覺得蘇格拉底沒有講真話,便繼續追問:「你怎麼能夠忍受你那個老婆整日喋喋不休呢?」蘇格拉底回答說︰「就像水車轉動時發出的聲音,聽習慣了,就不會覺得刺耳。」
有一次,蘇格拉底的惡妻又大發雷霆,對著蘇格拉底破口大罵。蘇格拉底一言不語,若無其事地坐著看書。惡妻看丈夫毫不理會,更加發火,便提了一桶水,往蘇格拉底的頭上潑下去。全身溼透的蘇格拉底抬起頭來,嘆了一口氣說:「我就知道打雷過後,會下傾盆大雨。」
希臘思想家泰勒斯以來的伊奧尼亞哲學被稱為「自然學」,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對於自然界提出尋問「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他們在不斷變化的自然之中,想要找出不變的東西,找出最原始的東西,也就是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
蘇格拉底並不尋找自然的本質,物質的本質。他的關心不在自然,而是在人。他的興趣不在原因,而在目的。人往哪邊去?人生的目的是甚麼?他把哲學家的注意力由自然移往人。過去以宇宙論為中心的哲學變成以道德論為中心的哲學。
自從蘇格拉底以來,哲學家們開始思考「如何過這人生?」蘇格拉底的最主要問題是「人生的目的是甚麼?」商人為了賺錢,醫生為了治病,他們如果都能達到這些目的,他們就幸福了,但是幸福是甚麼?一般人大概會舉快樂、升官、名聲等例子作為幸福的象徵,但是蘇格拉底認為幸福不是這些外面的東西,幸福是提升我們的精神,這是人類的道德,他認為自然學沒有用處,是因為自然學對提升精神沒有用處之故。他所追求的知識是善,也是自我認識(自覺)。
蘇格拉底認為教育不應該是灌輸知識或記憶知識,而應該是打開心靈之窗,要擺脫既存的成見,注視自己的內心。這樣的知識就是道德。
蘇格拉底說:「人生重要的不是財富或名譽,而是精神。」
後來,70歲的老人蘇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世民控告,控告的理由是「讓青年墮落」、「無視國家的神」。蘇格拉底被抓去審判,被判死刑,最後飲毒酒死亡。這個判決太重,可能與蘇格拉底平常批評雅典的民主政治有關。他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但是蘇格拉底在牢獄中,有機會逃跑卻沒逃跑,寧願選擇死。蘇格拉底的死真是永遠的謎。
蘇格拉底認為追求知識首先要拋棄心中所有的成見,讓自己成為無知的狀態。第二步才是追求真正的知識。他常常到市場人群聚集的地方和年輕人講話,他讓對方發現自己話語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讓他們明白自己的無知,然後再幫助他們把自己內心的知識引導出來,這就是蘇格拉底的「助產術」,幫助孕婦順利生產。
蘇格拉底一本書也沒寫,也沒特定的教誨和哲學體系,他的哲學是破壞固定的觀念,破壞的結果是在無知的黑暗中不斷探索。
他有個學生是以居住在酒桶聞名的提奧奇尼斯(Diogenes 前404—323),提奧奇尼斯拒絕安逸,拋棄任何文化的生活,住在酒桶中,身邊的財產只有一根木杖和一個袋子。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少年用手掌取水喝,他嘆道:「我在儉樸上,不如這個少年。」說完話,從袋子裡取出一個杯子,把它丟棄。這派後來形成斯多亞學派(Stoic 也稱禁慾主義派)。與此相對的是昔勒尼派(也稱快樂主義學派),認為快樂是最高的善。這派的元祖是阿里斯德博思(Aristippos 前435—350),他從蘇格拉底學到的是無拘無束精神上的自由。他與任何人都能交往,在任何環境都能適應。後來這派產生伊比鳩魯學派。
蘇格拉底娶到悍妻卻能夠逆來順受,接受老天給他安排的惡作劇,並且偶爾嘲諷自己一番,他的修養真是非比尋常。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以後選擇配偶時,眼睛睜亮一點,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寬容大度。祝你們以蘇格拉底為戒,將來娶到
理想的配偶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一封信——談石橋湛山與反侵略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中國人對日本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日本情結。這也難怪,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是一部屈辱史,不斷戰敗,不斷割地賠款、不斷喪權辱國。西洋列強欺壓中國還不夠,後來連日本也來湊一腳,加入分割中國的行列。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的學徒,現在居然騎在師傅中國的頭上,耀武揚威,這對好面子的中國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真是奇恥大辱!
這種日本情結在不斷宣染、擴大之下,讓中國人無法用正常的視力看日本。例如,我現在要介紹你們認識的石橋湛山,他的生平其實很值得我們去認識和瞭解,可惜在日本情結的干擾下,一般的中國人對這位日本人一問三不知。在強調世界和平、國際親善的今日,這是很遺憾的。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向外擴張、對外侵略,首先是台灣,然後是朝鮮,再來是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向外擴張、對外侵略,他們有幾個自圓其說的理由:
1.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說適者生存,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誰的力量強大,誰就能繼續活下去,力量弱的,只好遭受無情淘汰。日本要免於被淘汰,只好不斷向外擴張領土,強化自己的力量。
2.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糧食是以算數級數成長,人口是以幾何級數成長,糧食的成長永遠趕不上人口的成長。日本土地狹小,為了延續民族生命,必須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
3.地球上大多數的土地快被白種人占光,日本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
4.第四個理由最異想天開,那就是,世界最後將由美國領軍的白種人和由日本領軍的黃種人決一死戰。日本人為了打贏這場人種戰爭,必須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土地才行。
5.日本與歐美五國美英法荷俄簽有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關稅權無法自主)。日本認為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應該先學歐美列強,富國強兵,向外擴張,在國外奪取殖民地,成為列強俱樂部的一員。
在這種種理由之下,日本便向外擴張,首當其衝者,當然是日本的鄰居——中國與韓國。
日本向外擴張,最近的對象是只有一水之隔的韓國,可是韓國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想要染指韓國就必須先打敗中國才行。這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所以發生的主要背景。眾所週知,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慘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放棄對韓國宗主國資格,承認韓國獨立。並且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諸島給日本,還賠償日本二億兩銀。但是俄法德三國覺得日本所得太多,便要求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但是賠償金追加3000萬兩銀,這就是所謂的「三國干涉」。二億三千萬兩銀相當於當時的日圓三億五千萬日圓,為日本國家預算的三、四年份,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日本打贏昔日的師父中國,還得到出乎意料的戰利品。信心倍增。更加加緊侵略的腳步,他們以為在東亞可以為所欲為。
石橋湛山出生於1884年9月25日,他出生的時候,正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時期,日本人像中邪似的,瘋狂的向外擴張。石橋湛山是父親杉田湛誓和母親石橋錦的長男,為什麼石橋湛山跟著母姓石橋呢?而不是跟著父姓杉田呢?因為石橋湛山的父親杉田湛誓是日蓮宗的和尚,根據日本宗教界的規定,和尚雖可以結婚,也可以生子,可是兒子不能從父姓,須從母姓。
石橋湛山與一般小孩不同,當一般小孩在玩打仗遊戲時,石橋湛山從小在木魚聲中、與世無爭、清靜純潔的宗教環境中長大。這或許是石橋湛山比一般人愛好和平的原因吧。
中學的時候,石橋湛山唸山梨縣立尋常中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大島正健對石橋湛山影響很深,大島正健實施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他認為應該尊重每個學生的自主性,他甚至不訂校規,盡量讓學生自由發展。石橋湛山的中學生活就是在這種尊重個人自主性的美國式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環境中度過。他的個性基本上是不隨便侵犯別人,也不輕易向別人屈服。
1904年,9月,石橋湛山20歲時進入早稻田大學部文學科,認識終生的恩師田中正堂(1867—1932)。
田中正堂曾經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在杜威博士(John Dewey)身邊做研究,學到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回國之後,成為最初介紹實用主義的日本人,並且指出日本的福澤諭吉和二宮尊德也具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在田中正堂的薰陶下,石橋湛山也懂得實用主義的好處。石橋湛山回憶說︰「由於先生的教導,我第一次展開眼睛看人生。……如果我今天思考事物,有什麼與眾不同,那都是正堂哲學的恩賜。」
後來,石橋湛山就用實用主義來分析問題,而能夠看出別人所看不出的盲點。例如,日本需要殖民地嗎?日本需要移民嗎?日本需要向外擴張嗎?這些問題對當時的大多數日本人而言,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石橋湛山以他的實用主義來分析,卻得出不一樣的答案。那些肯定的答案事後證明都是荒謬的。
1908年,經由大學時代老師的介紹,石橋湛山進入東京每日新聞社,開始他言論人的生活。但是不到一年,就因為社內內爭而離開新聞社。
1911年,26歲的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東洋經濟新報是一個月發行三次的經濟專門旬刊雜誌。當時,東洋經濟新報的主編是天野為之(1859—1938)
,天野為之是東大畢業,被稱為明治期三大經濟學者之一,對米勒(John S.Mill)有深入的研究,天野為之擔任東洋經濟新報主編的十年間,豎立了新報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反軍閥、反體制的優良傳統。例如,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東洋經濟新報便嚴力批評軍方的囂張跋扈與對政治的干涉,東洋經濟新報一方面提倡陸海軍大臣的文官制與削減軍備,一方面主張休養民力,以發展經濟。並且提倡以門戶開放和國際協調主義取代保護貿易主義。在此期間,東洋經濟新報的發行份數由三千增加到五千。在當時的專業雜誌而言,可說表現優良。
石橋湛山進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的時候,天野為之已經退休,但是石橋湛山仍舊如魚得水地在東洋經濟新報社享受自由開放的氣氛。
1910年,東洋經濟新報社另外創立月刊雜誌〈東洋時論〉。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1歲,全日本陷入哀慟的氣氛中。明治天皇的一生功過難斷,可是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而言,他是推翻幕府,創立新時代的天皇,在日本歷史上,地位特殊。因此有人建議為明治天皇設立神社以表彰他的偉大。
石橋湛山於同年9月號的〈東洋時論〉寫出「愚蠢的建設神宮建議」他說︰「真的要紀念先帝的話,我覺得與其在一塊固定的地,用石頭和木頭建造神社,倒不如用那些錢來設立《明治獎金》。如果諾貝爾將他的遺產用來建立紀念碑,會如何?恐怕他早就被世人遺忘了。可是他將他的資產為了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文明,做為獎金留給世人,他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科學家,卻永遠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在石橋湛山寫這篇文章的兩年前,日本才發生大逆事件,警方查獲少數左派份子想要暗殺天皇,展開逮捕行動,後來有多人被處死刑,一時風聲鶴唳,平常批評政府的人士都閉緊嘴巴,當時的氣氛可用噤若寒蟬來形容。在這情況下,尤其在明治天皇剛去世不久,石橋湛山敢發表文章,反對興建明治神宮,實在需要相當勇氣。但是他主張用興建神社的錢來設置類似諾貝爾獎金那樣的獎金,來紀念明治天皇,可說明智之舉,也有意義的多。這跟台灣在蔣中正去世後,用興建「中正紀念堂」來紀念蔣中正,日本政府與台灣政府兩者的思考邏輯一致,可是台灣卻無人為文反對,也無人建議用興建紀念堂的錢來設置〈中正獎金〉,其中高下,可見一斑。
後來,因為〈東洋時論〉的發行量一直無法增加,經營層便決定廢止,把它併入《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便直接成為《東洋經濟新報》的記者。
當時美國加州發生排斥日本移民問題,日本輿論和日本人都很憤慨,他們認為日本土地狹小,人口眾多,向外移民是必然,加州排斥日本移民根本是種族歧視。面對這種一面倒的輿論趨勢,石橋湛山在 1913年5月15日的《東洋經濟新報》發表社論《我們不需要移民》,駁斥「日本人口過剩,所以必須向外擴張領土或向外移民」的論調,並且勸日本人不要動不動就想用武力解決問題。他說︰
「……其根本的解決方法為何?只有一個,那就是相互理解。世上常常有人以為武力是解決事情的萬靈丹,人種問題也可以用武力解決。但是想想看,如果我們要靠戰爭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世界會一直戰爭,直到只剩下一個人種征服世界為止。
我國人現在陷入一個謬想當中——憂慮我國人口過剩,政治家、評論家就以此為根據,倡導向大陸發展,或者主張北守南進,當然他們的理由很多,但是最後的藉口通常是人口問題,提倡反帝國主義的人當中,一談到人口過剩,也往往啞口無言。美國通過「外國人不得持有加州土地」案之所以在我國人當中引起這麼大的關心,其理由完全在此。但是,冷靜想想看,我國真的人口過剩嗎?
近來,國內的米供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比例,人們就說這是糧食不足,接著又推論說這是人口過剩,諸不知國內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不只限於我國,大多數的文明國幾乎大部分的糧食或一部份的糧食都必須仰賴國外進口。在古代交通尚不發達的時候,如果國內糧食生產不足,不是要把過剩的人口移到國外,不然就是要減少人口的出生,此外,沒有其他辦法。但是今天完全不同,工業興起,能夠將糧食大量搬往國外。我國如果糧食不足,可以向美洲大陸、印度、中國購買,不會為6千萬、7千萬的人口過剩傷腦筋。我國民就是這樣被毫無根據的謬思所左右,毫無批判地奉行帝國主義,在白人的偏見上加油添火,甚至明明知道美國人不歡迎還硬是向美國移民,造成無謂的衝突,真是愚蠢至極。
最理想的狀況是各國國民彼此充分理解,想要移民到哪裡,便居住在哪裡,彼此沒有任何懷疑、猜忌或者感情上的摩擦,整個世界宛如一家人般和睦。但是現在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暫時各國民要互相警惕,盡量尊重對方的感情,追求和諧的生活,加州排斥我國移民,固然有可非議之處,但是我們也不應該以暴制暴。要根據條約,該主張的權益便主張,如果權益有損傷便要求賠償。何況加州的富源又不是藉移民才可以利用。我們絕對不要強迫對方接受我們的移民。重要的是不要在美日之間製造理解的障礙。我們提出這點警告我國人。」
石橋湛山認為「人口的成長勝過糧食的成長」這個問題可用「進口外國糧食」來解決,以前交通不發達,或許緩不濟急,但是現在交通如此發達,自然不成問題。這真是理智的思考模式。

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眼看歐洲列強忙著戰爭,無暇分心亞洲事務,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便向德國宣戰,打算接收德國在中國的權利。不久便佔領青島。但是對中國而言,只是自己被搶奪的財物,由一個強盜換到另一個強盜手中而已,換句話說,這根本只是黑吃黑,對被害者中國沒有絲毫的補償。但是日本由於增加新的領土,全國歡欣鼓舞。石橋湛山卻力排眾議,寫出 1914年11月15日號的社論《絕對不能領有青島》,他說︰
「青島之陷落比我們預料的還要早很多,同時戰爭的不幸也意外地少很多,這都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但是被我軍佔領的青島要怎麼處置較好呢?這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很明白。我們不應該對亞洲大陸擴展領土。滿州也應該早一點放棄。這都是我們一向的主張。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獲得中國山東省的一角,那是害上加害,險上加險,絕對要反對到底!
青島本來就不是我們的領土。因此佔領青島,真的有增進極東和平的效果嗎?依照我們的看法,不僅沒有絲毫的效果,反而埋下一顆未爆彈。我們本來認為德國租借青島,經營山東,不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反而對中國富源的開發有增進的效果。可是假如像我政府當局和多數國人那樣認為,德國佔有青島會特別危害東亞的和平,那麼為什麼日本將德國驅逐出中國大陸之一角,讓日本取而代之,這樣為什麼會增進東亞的和平?換言之,德國佔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有害,日本占有青島就對東亞和平無害,其道理何在?如果中國以外的國家,佔領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開啟分割中國之端,或者打破各國在中國的機會均等主義,導致國際關係變得險惡,如果是那樣的話,德國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日本佔有青島也同樣會危害和平,不,不只佔有青島會危害和平,其他如,日本在南滿州,英國在威海衛,法國在廣州灣,都對東亞和平都有害。有人或許會認為德國人民族性及其政策特別危險,世人往往注意德國的帝國主義及其軍備,但是關於這一點,俄英美諸國絕對不遑多讓,除了八國聯軍之外,最近四十年間,德國一次也沒開戰過,像德國這麼愛好和平的民族很少見,所以,不管從哪一個點來看,我國取代德國,佔領青島,絲毫沒有增進東亞和平的理由。更進一步考慮,英法美各國割取中國領土的野心是天下所公認的。不,這三國為了怕其他國家也來分割,千方百計的阻止。對中國領土有野心的還有俄德日三國。這一點,我們日本被中國深深地恐懼,也蒙受排斥,更加上被美國視為危險國家,被盟邦英國大大猜疑,現在如果再把德國趕出中國的山東,日本割據中國的滿州已經很令世人側目了,現在再以青島為根據地,經營山東的話,結果會如何?我國侵略中國的行動會越來越明白,會更加刺激世界列強的觀感。我們即使辯解日本盤據滿州、山東,如果中國一旦有內亂,我們的陸海軍可以馬上出兵,迅速恢復和平。甚至可以防患於未然。即使我們如此辯解,站在中國國民,以及與中國有利益關係的歐美各國的立場來看,沒有比這更危險的狀況。
……即使是對我國懷有善意的英法兩國,也一定會很恐懼,把我國視為對極東和平的最大危險國。現在就可以想像,歐美各國的國民將來會互相結合,努力顛覆我國在中國的地位。因此我國割取青島,不僅和中國結下難解的深仇大恨,而且還被歐美列強視為危險國家,這絕不是在增進東亞和平,反而讓形勢更加危急。
這次的戰爭,不管德國贏或輸,我國向德國開戰,把德國從山東趕走,這是我國外交第一個失敗。如果我國取代德國,領有青島,這會是另一個失敗。其結果會讓我國民為了擴張軍備負擔更加沉重。」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沒空注意亞洲事務的時候,對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有兩項,一個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另一個是更加穩固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當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曝光後,日本的名評論家吉野作造(1878—1933)還為文贊成。吉野作造在學生時代就信基督教,東京大學畢業後,受袁世凱的聘請,赴中國擔任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回國後,又前往德英美留學,回日本後,主要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文章。他在1915年發表的〈帝國對支那的實際態度〉,就說︰「這次我國的要求,可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日本為了生存必需要的要求。因此,第五項的削除實在令人遺憾。」
連一向倡導民主主義不遺餘力的吉野作造都這麼主張,甚至連當時日本的意見領袖福澤諭吉都認為日本應「脫亞入歐」,「西方列強怎麼對待朝鮮、中國,我們就應該怎麼對待他們(指朝鮮、中國),不用客氣」。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真是一片倒的向外膨脹的聲浪。
然而二十一條要求立刻引起全中國人的憤怒,對日本更加懷恨在心。石橋湛山於1915年5月5日號社論寫《留下禍根的外交政策》,對政府和民意展開嚴厲批判。他說︰「我們看到我國政府當局及國民對外交所處的行動、態度,實在令人憂慮。其中之一是實行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其中之二是輕率的舉國一致論。這兩者讓全世界與我為敵,其結果是為日本留下百年的禍根。
這個明目張膽的領土侵略政策與輕率的舉國一致論,是自從歐洲戰爭爆發以來才變得很明顯。英國一向德國宣戰,我國民就不約而同地說,德國是我國的宿仇,德國佔據青島是東亞的禍源,日本應該與英國結盟,仗義直言,將德國趕出青島,並奪取南洋的德國領土,擴大日本的版圖。一旦喪失這個良機,將來要再等待相同的機會恐怕很難。當時,我們奮然而起,期期以為不可,可是朝野上下沒有人願意聽我們的話,最後很不幸地與德國開戰,並且果然如我們所預料的,花費了一億日圓的公帑,殺傷了數千人的人命。此外,為了維持這些領土,今後勢必擴張相當大的陸海軍,不止此,會引起美德的反感,或者日英同盟恐怕無法維持下去。根據傳言,陸軍內部有不少人認為近來對德國開戰是一大失策。這個失策是不深思熟慮便對外侵略,以及輕率的舉國一致論的產物。
更加失策的是對支交涉的始末。以中國為外交舞台時,擁有發言權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就是英美德俄法這五國,其中四國忙著打歐洲大戰,無暇管極東,只有一個美國有空,但威爾遜是和平主義的人,此外,美國不願單獨對極東行使強硬外交。我國朝野看到這個形勢,認為是天大的良機,我國對中國早就有所圖謀,為了貫徹這個目的,朝野上下都用言論來恫赫中國,而且還以交替守備兵為名,事實上增派好幾師團的兵,以高壓手段來威脅中國,可是一看到中國政府並不輕易地全部答應我們的提案,我國朝野一致責備中國沒有誠意,威脅說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世界上的大多數公平的旁觀者恐怕會認為沒有誠意的是日本。為什麼呢?中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遇,而日本是旁邊的軍事大國,因此上自袁政府始,中國人上上下下都覺得即使多少付出一點犧牲,都得討這個軍事大國日本的歡心,希望能藉此獲得安定。事實上,自從談判開始以來,中國就展現誠意,一再容忍,一再讓步……可是我國民和我政府當局卻罵中國頑迷無恥,對談判的遷延產生焦慮心態,最後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國接受提案,強迫中國同意日本的要求。如果真如國人異口同聲所說日本的要求,對日本有利,對中國也有利,而且是非常正當的要求,我政府和國民何必表現得這麼急切?表現得讓旁人覺得吃相難看而引起反感。有人批評我國的要求本來就無理,我國是想趁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在中國撈點油水。這樣子被批評也無可奈何。這是大隈內閣第二個失策的原因,也是領土侵略主義和輕薄的舉國一致論之產物。
日本和德國開戰而取得青島是我國外交大失策的根本。這次對中談判是其延續,中國在我威脅下,或許會屈服讓步,接受大部分的提案,世人或許會為此成功舉杯慶祝,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們恐怕留下的禍根越來越大。
我政府對中要求的內容,雖然當局還沒有明示,但是從內外各種報導,大概可以想像。……其主要目的大概有下列三項,1.確實佔領南滿州,以此為基礎,向蒙古和其他障礙較小的地方擴張。2.把日本的勢力延伸到台灣對岸的福建省。3.在中國獲取對我國經濟的、政治的地位有幫助的利益。就這三點而言,第一和第二點當然是我國對中國外交的主軸,第三點是這個主軸衍生出來的。怎麼說呢?在北方我國已經併吞朝鮮,如果在南方也能把福建省併入勢力範圍,這從北到南中間的大海就變成日本的湖泊。」
石橋湛山繼續說︰「自從1904、1905年的戰役,日本將俄國趕出旅順和南滿州,吞食朝鮮之後,我國軍閥(事實上是我國歷代內閣的外交指導者)就希望早日將這個理想實現。只是對他們而言,有幾個眼中釘,一個是德國還佔著青島,一個是遼東半島的租借期限快要到了,另一個是日本在福建省的勢力還不夠穩固。於是便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把德國趕出青島,再趁著列強忙著戰爭,無暇東顧的時機,向中國提出要求,希望能穩固我在南滿和福建的勢力。」石橋湛山又說:「今天歐美列強雖然對日本的行動沉默不語,那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空,即使到了大戰結束後,由於剛戰完,國力虛空,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是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英國,會對日本的跋扈,一直保持沉默嗎?而且這次事件我國引起中國和德國怨恨,甚至引起美國的不愉快。過去世界利用日本的手,教訓跋扈的俄國,以後各列強會不會在英日同盟不穩的時候,聯合起來趁機教訓日本?到時候,恐怕日本得吐出從德國奪取來的領土,加上奉還這次對中交涉所獲得的利益,恐怕日俄戰爭以來所獲得的東西都要還回去。這樣真是連本帶利的還回去。這就是我們認為我國最近的外交會為我國留下百年禍根的理由之所在,這個大禍根的來源可說遠自中日甲午戰爭,尤其是自日俄戰爭開始,我國明顯發展出的領土侵略主義為罪魁禍首。但是之所以演變成上述的危險,實在是我國民的不經心,然而,其直接責任應該在於居於國民指導地位的內閣諸公,尤其是大隈首相和加藤外相的失策。」
日本向來以中國為師,對中國尊敬有加,可是自從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後,日本就不再尊敬中國,轉而瞧不起中國。〈東洋經濟新報〉於1910年3月5日號登出社論《要敬畏中國》。這篇社論強調中國人擁有優越的資質,並且預估當中國人覺醒的時候,中國有可能成為強國。同時主張日本對這個鄰國應該抱持更大的同情與理解來對待。
第二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東洋經濟新報〉認為這是與明治維新匹敵的革命,並要求日本與歐美列強對中國不要干涉,要尊重中國的民族自決主義。
192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
1916年袁世凱死去之後,中國分裂成南北兩個政府,同時,北方不斷發生軍閥間的戰爭。日本一開始時是援助段祺瑞,段祺瑞沒落後,改而援助掌控東三省的張作霖,想要確保日本在滿州的利益。
石橋湛山則是反對援助張作霖的政策。同時他認為中國內部紛擾不斷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是一種新時代出生前的陣痛。並且預估中國的紛擾會長期化,而呼籲列強對中國內政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例如,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政變發生的時候,石橋湛山為文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在安定之前也需要花十年,中國的面積比日本大將近三十倍,他們的革命大概不會那麼快結束吧!」他也提醒日本人︰「中國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中國。」要日本人不要有非分之想。
那麼,石橋湛山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排日傾向有何看法?石橋湛山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民自覺運動」,與明治維新前的尊王攘夷運動性質類似。又說︰「將來中國的統一可能要由代表這個運動的英雄來完成,在那位英雄還沒出現以前,我國人必須耐心等待。」暗指日本人介入中國內政過深。蔣中正統一中國是在五年後的1928年。
但是在紛擾不定的中國,石橋湛山也看出一線光明——才剛結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石橋湛山在1923年對中國共產黨出刊的「要解救今日時局的唯一辦法是不依靠外國,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與以善意性介紹,並且為文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甚麼樣的黨,我們不很清楚。可是他們的主張有很多值得傾聽的地方。……中國存在一個這樣主張的政黨,我們不能忽視。」
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是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事,石橋湛山對剛創黨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看出他的將來性,令人不得不佩服石橋湛山的遠見。
二次大戰後,石橋湛山辭去首相職位,不顧國內的激烈反對,訪問中國,與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北京會見,走在歷史浪潮的前端,這也可以看出石橋湛山的遠見。

在1921年7月23日號的社論《捨棄一切的覺悟》中,石橋湛山呼籲日本人要追求「大慾」放棄「小慾」他說︰
「……我國所有的禍根,就如同本雜誌常常說的,在於被小慾所囚,志氣太小。我們並不是要在當今世界,單單要求日本不要有慾望。也不是要求日本別人打你的右臉,就把左臉轉過去讓對方打。不,大思想家所提倡的無慾常常被過去的膚淺者所誤解。大思想家是主張大慾,為了滿足大慾,要我們放棄小慾罷了。…但是我們國民沒有大慾,眼光只放在朝鮮、台灣、中國、滿州、西伯利亞、庫頁島等一點點的土地、財產,拼命地保護這些土地,不讓別人碰觸,以致於沒有閒暇策動全世界。就好比下象棋,很喜歡「車」,拼命保護「車」,結果最後反而連累「將」被吃掉。
……例如,放棄滿州,放棄山東,放棄一切我們對中國的壓迫,結果會怎樣?又例如讓朝鮮、台灣自由,結果會怎樣?不管英國也好,美國也罷,都會陷入很大的困境當中吧!他們看到只有日本採取如此高規格的自由主義,他們在世界上已經無法維持其道德地位。那個時候,從中國開始,世界上的弱小國家都信任我們。印度、埃及、波斯、海地、以及其他列強的殖民地都站起來要求自由,要求就像日本給予朝鮮、台灣自由一樣。這樣子,我國的地位會急速上升,好像從地底九層上升到天上九層。英美其他國家也無從反對起。」
石橋湛山又於1921年7月三十日、八月六日、八月十三日號發表《大日本主義的幻想》,用實際數字再度呼籲日本放棄殖民地。他說︰
「要有覺悟放棄朝鮮、台灣、庫頁島。當然也不要再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實在是對太平洋會議策略的根本。但是對我們這樣的主張,卻有人反對,反對的理由大概可分下列兩點:
1.我國如果不控制這些地方,在經濟上、在國防上,我國都無法自立,至少會被威脅。
2.列強在海外都擁有廣大的殖民地,而且像美國那樣自己的國家很廣大。他們擁有廣大且物產豐富的土地,而且設立障礙,不准其他國家的人民進來。面對這個事實,只有日本一國放棄海外領土及勢力範圍,是不公平的事。
對這兩點駁論,我們的回答是,第一點是幻想。第二點是被小慾所囚,不知如何追求大慾。
首先來論述第一點,領有朝鮮、台灣、庫頁島和滿州以及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難道真的會對我國帶來利益嗎?我們來看幾個1920年的貿易數字。
出口 進口 合計
朝鮮 169381 143112 312493
台灣 180816 112041 292857
關東州 196863 113686 310549
合計 547060 368839 915899
(單位:千日圓,關東州是指日俄戰爭後日本自俄國獲得的遼東半島租借地。)
這三地合起來,去年我國只不過有9億餘日圓的貿易量。同年,我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合計14億3千8百萬日圓,對印度有5億8千7百萬日圓,對英國甚至有3億3千萬日圓。拿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都比不上我國和英國的貿易,對美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的貿易還多5億2千餘萬日圓。換言之,光看貿易上的數字,對我而言,美國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三地合計還要有更大的經濟利益關係。我們對印度的貿易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我們對英國的貿易也比朝鮮、台灣、關東州任何一地還多。因此,從經濟自立的觀點來看,美國、英國、印度才是我國經濟自立不可缺少的國家。
當然有時貿易量雖小,但其土地的生產物卻對我工業或我國民生活上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如果有這層關係存在,那也符合我們的特殊經濟利益。可是,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朝鮮、台灣、關東州都沒有這些東西。我國工業最重要的原料是棉花,這完全是從印度與美國來的,我們的食物中最重要的米,是從印度、泰國而來。其他不管是煤炭也好,石油、鐵、羊毛也好,重要的東西沒有一樣來自朝鮮、台灣、關東州。以鐵來說,去年我國約從關東州輸入5千7百公斤,可是同年我國輸入鐵超過20億5千萬公斤。可見從關東州輸入的5千7百公斤是九牛之一毛。再來看米,朝鮮與台灣合計不過輸入我國只不過2、3百萬石,為了這一點點東西,為什麼我國民要如此對朝鮮、台灣、關東州執著?我國領有這些地,最明顯的經濟影響只不過是增加了砂糖的供給。以上是關於朝鮮、台灣、關東州。關於庫頁島,領有之後已經十多年,到現在還看不到任何經濟利益,這是眾人皆知的事。
對中國和西伯利亞干涉,從經濟上來看,毫無疑問地,對我國非常不利。引起中國和俄國的人民對我國極大反感,進而成為我國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障礙。除非我們停止干涉,這兩國人民對日本的反感不會停歇。干涉政策的結果,或許部份上獲得利益,例如,妨礙中國提高棉絲的進口稅,這樣或許我國的棉絲在出口到中國時有比較大的利潤,但是這種種干涉的結果,整體來說,給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過去十年間,我國對中國的貿易增加只是同年間我國對美國貿易增加的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1910年我國對中國輸出入合計為1億5千9百萬日圓,1920年為6億2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了約4億7千萬日圓。而我國對美輸出入合計1910年和中國差不多為1億9千8百萬日圓,可是1920年為14億3千8百萬日圓,其間增加約12億4千萬日圓。可見對中國干涉政策在經濟上是何等無力。事實上這期間對中國貿易的增加額甚至還趕不上對印度的貿易增加額。至於某些特殊的工業原料,干涉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中國獲得的幾乎微不足道。以中國的鐵和煤炭來說,全國人民為此而興奮不已。去年我國只不過從中國進口鐵2億5千3百萬公斤,進口煤炭55萬8千噸。為了這一點點利益,全國人民有什麼好興奮的?以普通的商業手法來做,去年我國自美國進口鐵12億5千5百萬公斤,自英國進口鐵3億3千2百萬公斤。我國對西伯利亞的干涉,在經濟上會帶來什麼結果還不可知,但是從以上中國的例子,便可知不會更好,只會更壞。
由此可知,領有台灣、朝鮮、庫頁島,租借關東州,干涉中國、西伯利亞,這些對我國的經濟自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種說法是荒誕不可信的。我國與這些地方的經濟關係,無論在量或在質,都不如美國和英國密切。「控制這些地方會讓日本得到龐大的利益」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幻想罷了。
那麼,這些地方對我國的軍備而言,重要嗎?
關於軍備的目的,我們可以整理成︰
1.侵略其他國家,或者2.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二種情形。
如果沒有侵略其他國家的意圖,也沒有可能被其他國家侵略,就絕對不應該擁有警察以上的兵力。
那麼我國是預料哪一種情形而儲備軍事力量?從政者、軍人和新聞記者都異口同聲說我國的軍備絕不是用在侵略他國。當然,必須要如此才行。我們也相信我國的軍備並不是為侵略他國而存在。但是,我們的疑問是,既然沒有侵略他國的目的,如果沒有來自他國侵略的可能性,我國何必要儲存軍備?到底哪一個國家有可能侵略日本?俄國嗎?還是美國?我們要更進一步問:即使是俄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如果侵略我國的話,會來搶奪我國哪塊土地?大概不會有人回答「會來搶奪我國本土」吧!像日本本土那樣的土地免費送給人大概都沒人要吧!如果有國家來侵略我國,應該是搶奪我海外的土地。不,這些土地其實還不太成為問題。真正容易引發戰爭的是中國和西伯利亞。這些地方一旦發生戰爭,就會連累海外領土或本土,所以我們如果放棄對中國和西伯利亞的野心,放棄滿州、台灣、朝鮮、庫頁島的勢力,戰爭就絕對不會發生,因此我國絕不會被他國侵略。」

這兩篇論文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所有的殖民地。
石橋湛山這兩篇文章的結論是︰
1.擴大領土只會使四鄰變成自己的敵人,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利益。
2.列強的海外領土也逐漸邁向獨立的命運。
3.日本採取「讓列強放棄海外領土」政策是最賢明的政策。例如,日本如果讓朝鮮和臺灣自治或獨立,英國會繼續控制印度和埃及,美國會繼續控制菲律賓嗎?
4.海外領土的解放,需要道德的力量。
5.日本的當務之急在豐富資本。豐富資本之道完全有賴於和平主義,國民將全力放在學問技術的研究與產業的進步上,興建學校取代興建兵營,建造工廠取代建造軍艦。現在的陸海軍費約八億元,如果能將其中的一半每年用在和平的事業上,日本的產業不到幾年,必然脫胎換骨。
6.日本放棄大日本主義,放棄海外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讓全體東方,不,讓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成為日本道德上的支持者。這樣子,不曉得會給日本帶來多大的利益?
如果即使如此,美國繼續粗暴,英國繼續傲慢,那怎麼辦?
如果美英繼續凌虐亞洲諸民族以及世界的弱小民族,日本可以成為弱小民族的盟主,處罰英美,那個時候,軍備不是問題,戰法最高的境界在於人和,一、兩個傲慢的國家,即使擁有壯大的軍備,也敵不過自由世界的盟主,背後有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支持的日本。
1922年日本的政界元老山縣有朋(1838—1922)去世,山縣有朋是明治、大正期的軍人,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時期,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明治維新後,山縣有朋就被日本政府派往歐洲研究軍制,回國後,便負責豎立日本的軍制,並成立徵兵制。1873年山縣有朋成為陸軍部長。其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相繼去世,大隈重信等人也失權,剩下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成為明治政府的最高指導層。1888年他組織第一次內閣,中日甲午戰爭時 ,他是第一軍司令官,也是陸軍部長。日俄戰爭時,他是參謀部長。由以上經歷可知,山縣有朋不僅是明治維新的元勳,同時也是軍方呼風喚雨的人物,對這樣有權力人物的去世,石橋湛山竟然也冷酷批評,認為山縣有朋的去世是「日本一大轉機」,下筆毫不客氣。
石橋湛山在1922年2月11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發表評論《死也是一種社會貢獻》他說:
「山縣有朋公於1日去世,享年85歲。先前是大隈重信公去世,現在是山縣有朋公去世。明治維新的元勳先後去世,不免讓人有寂寞之感,可是要不斷新陳代謝,不停滯,社會才會健全發達。人在適當的時候去世,某一種意義來說,對社會也是一種貢獻。
……但是動機再怎麼出於至誠,思考再怎麼正確,如果讓一個人長久獨占絕大的權力,會產生弊害。表面上跳舞的人偶有在變化,但是若操縱的人不變,自然跳不出新花樣。我國的政治之所以在一定的範圍內打轉,跳不出框框,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毫無疑問的,山縣有朋公操縱人偶線的影響很大。操縱者本身即使沒有罪,但是人偶線卻會自然地產生弊害。
但是現在操縱者已經去世了,人偶獲得自由,今後,它們可以自由自在的跳舞了。由於老練的操縱師不在了,人偶有時候會跳得歪七扭八奇醜無比也說不定,但是同時人偶卻更有活力,也更能夠跳出新花樣,會因此而出現真正的技術競爭,並且出現勝敗榮枯。人偶雖然不行了,但是依靠操縱師的權威而跳上舞台的人從此絕跡。
在這個意義上,山縣有朋公的去世可說是我國政界的一大轉機。」
1924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主幹。 1925年 41歲,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董事長。

日本不斷派兵到國外侵略,當然會造成死傷。1928年5月19日號〈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發表〈為戰死者想想!〉評論。他寫道︰「對中國出兵終於引起重大結果。在濟南,雖然沒有宣戰,但實際上已是中日開戰的狀態,我國政府不斷派遣軍隊到中國,在中國的日本軍人數已多達二萬五千人,為了動員輸送,至少要花費一千萬日圓,此外,一個月的駐屯費至少也得五百萬日圓。今天的首相田中男擔任昔日的陸軍部長時,曾經下令出兵西伯利亞,浪費了數億日圓的公帑。出兵中國可能不會像出兵西伯利亞那般延時耗日,但是恐怕結果會和出兵西伯利亞一樣。
這次出兵或許會讓幾千萬日圓的公帑雲消霧散,或許會讓政治腐敗事件失焦,但這些事都還可以忍耐,對我們有感情的人而言,很難忍受的是,我國的同胞常常因這樣的事件在國外流血。政府雖還沒有正式發表,但是從報紙報導可以得知,我國士兵在濟南死傷已達二百餘名,負傷者如果不是受到殘廢般的重傷,還可以回復到以前的狀況。可是戰死者的話,再怎麼哭、再怎麼叫,都無法挽回生命,那位死者的不幸當然不用說,他的週遭的父母妻子兄弟是何等悲哀。這次的戰死者當中,有些人是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他們的死相當於一家的死,記者一想到這裡,就想要否定所有的戰爭。可是稍微讓步一下,有時候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時,戰爭也是不得已的事。
但是這次出兵中國真的是關係著國家存亡的關鍵嗎?田中首相或許這麼想也說不定。然而表面的理由即使是保護日僑在中國的生命財產,那也只是警察的工作,記者懷疑這樣的工作需要透過強制徵兵來使用帝國軍隊。但是即使如此,如果全體國民非常熱心希望動用軍隊,那麼,多少也得給出征者一些安慰,然而事實上是相反,國民很冷淡地觀看這次的出兵,不,不只是很冷淡,幾乎是帶著滑稽可笑的眼光看這次的出兵。每天的報紙攤開來,就可看到證據,記者拿數日前某大報的短評為例,「濟南的動亂,接著是中日兩軍的交戰,令人鬆了一口氣,北方有張作霖,東方有田中首相」云云。記者不明白這篇短評到底要說甚麼,只知道它在嘲笑這次戰爭。但是想想看,被嘲笑的,在這場戰爭中死掉年輕人,他們死也不瞑目。
但是假如國人完全不希望出兵,現在既然已經死傷這麼多同胞,只是冷笑就可以略過這件事嗎?國內在和平氣氛中看戲的民眾心情很輕鬆,可是想想那些不得不上前線的人,或者那些人的家屬,應該不會採取那種冷笑嘲笑的態度。關於這方面,記者至少有三點不滿。
第一點不滿當然是田中首相與政府。他們興起這場國民不希望打的戰爭,浪費公帑而且白流同胞的血。他們好像為了國家在打這場戰爭,可是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可是記者敢斷然地說,在當今世界沒有一件事是又為國家好,又不願人民公開談論。即使有這樣的事,在現代,連區區稅金的使用目的都得搞的一清二楚,何況是同胞的血?那只不過是田中首相和少數閣僚軍人的意思,就讓同胞在異國流血,這是現代的政治思想絕對不允許的。
第二個必須譴責的是議會。很不幸的,根據我們的憲法,議會不能自己開會,會期也非常短少。但是這次出兵中國好像在特別議會中決定的,而且出兵費的一部份有經過審議。可是,議會對這次的出兵一點兒也沒有深入研究,讓會期空費在無謂的問題上。尤其是民政黨,其所屬議員雖有發言警告,但是對出兵中國,民政黨究竟贊成還是不贊成?從發言警告來看,以及從該黨平常的主張來看,該黨應該是不贊成。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在議會斷然主張即時撤兵?內心雖然不贊成,已經開始的事就擺在一邊不管,民政黨這種態度等於承認同胞在異國被殺,換言之,是殺人幫助犯,民政黨犯的罪和政府一樣。……
第三點不滿是對我們新聞界的態度。如前所述,某大報的短評對這次的中日交戰給予冷笑。記者對這個冷笑並不認為是壞事,如果不考慮我們的士兵在異國身陷險境,滿身是血的景象,這次的出兵和上次西伯利亞的出兵,的確是會讓人冷笑的事。……之所以會採取冷笑的態度,是因為原本就不贊成出兵。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執筆主張撤兵,趕快解救出征者無意義的死傷?」
1931年,發生918事變,不僅中日關係徹底惡化,對日本與英美兩國的關係也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連俄國對日本都產生警戒,結果造成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化,1933年3月,日本終於脫離國際聯盟。
918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舉國一致支持軍方的行動,例如〈外交時報〉的編輯者半澤玉城在事變之前就為文說滿蒙是「我國民族生存的自然而且是必然的延長地域,兩者﹙日本與滿蒙﹚注定要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日本打兩次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也是受到神的啟示,要實現這個命運。」
半澤玉城對事變前的萬寶山事件與中村大尉事件也認為是「中國方面一部分的統治者所捏造的,想要煽動其民眾。」並且還明顯表達他對中國人的蔑視說︰「中國本來就沒有了解其他國家國情的能力。」
因此,918事變爆發之後,半澤玉城就說「這個衝突錯在中國」又說日本的守備隊與駐屯軍的行動是為了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的「自衛行動」,「世界上的任何人也沒有批評的餘地。」又說:「對最近中國的排日、反日,不,侮日的行動,全國民已經蓄積了極大的憤怒。……日本與日本國民一再忍讓,現在已經忍到極限了!」還說︰「這次的滿蒙事件是上天給中國軍閥的處罰。」
石橋湛山則認為要以918事變來解決滿蒙問題是行不通的。他說:「如果像以前那樣,限制中國在滿蒙的主權,保護日本所謂的特殊權益,這樣如何有希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中國人相信滿蒙是他們的領土,因此他們討厭日本在滿蒙擴張勢力,這不是理智問題,而是感情問題。」
接著,石橋湛山轉而批評日本政府和軍方,他認為關於這個事變,內閣和軍方很明顯有意見不同之處,根據日本的法制,要出動陸軍,必須先有參謀總長的帷幄上奏,並且看首相和內閣的意向如何,石橋湛山說︰「就國家的政治而言,這樣運作很粗暴,如果只是演習那就罷了,可是如果派兵到國外,也不管內閣的同意與否,國家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
接下來,石橋湛山批評日本人對待中國人的心態,他說:「就像日本國民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一樣,中國人也懷著同樣的感情,也不喜歡被其他國家統治。可是我國論述滿蒙問題的人,往往無視中國人也有同樣的感情,……這不是太缺乏自我反省的態度了嗎?」石橋湛山認為現在的中國人和往昔的清朝人不同,他們受過國民教育,有愛國心,希望國家統一,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他們會有排日思想或排外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是甚麼?石橋湛山認為要正確認識中國對統一的要求,要正確認識,才能找出解決的方法。並且說,將來中國統一的時候,即使對日本不利,也必須接受,「不能只有在嘴巴說中日親善,也要在實際上援助他們,這樣我國才會得到真正的安全與繁榮。」
至於半澤玉城等人認為「失去滿蒙,我國會滅亡。」石橋湛山堅決反對,他從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國防問題三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第一,以領土狹小、人口膨脹為根據的滿蒙領有論是謬誤的,領土再擴張,人口問題也無法解決。第二,滿蒙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提供原料給日本。第三,如果喪失滿蒙,會危及日本國防這種說法,好像說英國為了維護其國防安全,必須領有對岸的歐洲大陸一樣荒謬。日本對亞洲大陸的國防線只要有日本海就夠了。萬一日本海守不住,有滿蒙恐怕也沒有用。又說「我國獲得滿蒙是要付出代價的,起碼在感情上要豎立中國這個敵人,甚至還要以世界列國為敵,這樣,日本還划得來嗎?」
但是,日本人對石橋湛山苦口婆心並不領情,關東軍在滿州一方面進行軍事行動,一方面進行政治行動——也就是滿州獨立運動。關東軍一開始就計畫好了,如果併吞滿州有困難,就改成建設「滿州獨立國」,並且抬出具有象徵意義的清朝廢帝溥儀。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獨斷行為,已經沒有約束力,只能袖手旁觀事態的進展。
1931年日本更換內閣,新內閣犬養毅政友會內閣於1932年承認滿洲國,偽滿洲國就這樣誕生了。半澤玉城在獨立前說︰「在滿蒙居住的三千萬餘民眾,以過去詐取型軍閥﹙張學良﹚的崩潰為機會,以民意建設新國家是當然的願望,我們對他們的努力表示無比的同情。」石橋湛山則對整個事態的發展提出批判,他認為︰第一,我國對滿蒙的資源評價過高,即使那些資源能順利開發,滿蒙再怎麼說,也是中國人的滿蒙,不是日本人的滿蒙。第二,事變的背景在於中國人的經濟勢力勝過日本人的經濟勢力,將日本人的經濟勢力逐出滿州,日本敵不過,只好出下策,使用武力,但這招恐怕也會無效。第三,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構想﹙以強國日本率領東亞各民族,並且以天皇為盟主,追求東亞政治上與經濟上一體化,然後與美國進行一個世界最後的決戰。﹚是空想。「在日本無法實現的構想,要在其他國家實現是不可能的。」
石橋湛山對「偽滿洲國」的成立,於2月27日為文「滿蒙新國家的成立與我國民的對策」,石橋湛山認為這個新國家是事變以來成立的國家,成立的經過非常不自然。一言以蔽之,就是仰我軍隊的鼻息,這根本是受日本軍隊的保護與干涉所誕生「急造的國家」。石橋湛山並且指出這樣的滿蒙將來會健全經營才怪!接著,石橋湛山又對日本政府與人民呼籲實施下列政策︰
第一,立刻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並撤回日本的軍隊。第二,但是不能用強迫的方式來為新政權組織軍隊與警察。第三,要親切對待新國家。第四,要對滿蒙輸出「資本」不要輸出「人」。
在此期間,石橋湛山始終反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對追求國際和平的石橋湛山而言,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不僅意味日本在國際的徹底孤立化,也可能危急到國際聯盟,讓國際聯盟有瓦解的可能性。而且石橋湛山多年來一直呼籲各方要放棄殖民地,對他而言,918事變的「非」是在日本這邊。可是,關東軍於同年二月下旬開始攻擊熱河之故,讓局勢變得很急迫,石橋湛山也只能為文期待日本軍沒有侵略中國本土的企圖。
918事變之後,石橋湛山極力主張「世界開放主義」,所謂「世界開放主義」就是第一,各國在貿易上,應該將其殖民地視為獨立國,把這些地方平等地開放給所有的國家。第二,如果甲國對乙國持續出口順差,乙國也不應對甲國施以沒道理的進口限制。石橋湛山認為這兩種方法是維持國際和平的最低限度辦法。
換言之,石橋湛山要求的協調體制不只是918事變前華盛頓體制的復活,這個新體制要放棄「美日英三大國控制中國」,而是「美中日英四國對等協調」,石橋湛山呼籲的是這種新制度的建立。然而石橋湛山知道最麻煩的是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日本的輿論。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正處於「世界開放主義」與「東亞獨占主義」的交叉口。如果為了日本的利益,當然是要選擇前者。因為如果選擇「東亞獨占主義」,日本或許可以在東亞得到一些利益,可是東亞以外的世界卻會排斥日本。日本向來追隨歐美的腳步,而且只是啃食歐美吃過剩下肉骨頭,「東亞獨占主義」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石橋湛山認為日本應該捨棄「東亞獨占主義」這種心胸狹窄只見眼前小利的想法,現在應該是日本放寬心胸,指導世界的時候。
石橋湛山也努力想促成中日間的記者交流,可是日本的新聞界卻依然對中國採取冷漠態度,讓石橋湛山非常失望,批評日本的新聞界已經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淪落成政府的宣傳工具,並且對中國二十一份報紙於1936年10月3日聯合登出來的「告全國國民及日本朝野」,日本新聞界採取無視態度,表示遺憾。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加強對媒體的檢閱,「東洋經濟新報」經常受到處罰,有時不准發售,有時遭到塗改,有時減少分配的紙張(戰時一切物質都是分配制),但是,「東洋經濟新報」之所以一直沒有遭到廢刊的命運,一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是一份經濟專門雜誌,閱讀者不多,當局不太重視。二來是因為「東洋經濟新報」的執筆者在為文批判時,都沒有直接了當的批判,而是曲折委婉的批判,這樣對當局的刺激較小,也多少保護了「東洋經濟新報」的壽命。
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廣東,但是國民政府不屈服,中日陷入長期持久戰。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說這個戰爭日本的最終目的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石橋湛山則對近衛內閣的聲明批評說是「美辭麗句的羅列」,缺乏具體內容。例如,「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是甚麼?「互助連環之關係」是甚麼樣的關係?認為大多數國民都會感覺失望。
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而且日本不會成為最後的勝利者。石橋湛山預言中日戰爭將長期化的根據為:
第一,中國的特殊性。中國與日本不同,地方分權制很發達,即使沒有中央政府也無所謂。機構暨精密又高級的東西就需要中央指揮所,但這也是弱點。例如人體的機構暨精密又高級,便需要中央好的中央指揮所——大腦,但這也是人體的弱點。然而像蚯蚓那樣,機構很簡單粗糙,即使切斷頭尾也能繼續活,生命力有時候反而較強。中國也是一樣,表面上看,機構很簡單粗糙,不是個現代國家,但是某種意義來看,卻很堅強。如果是一般現代國家,首都南京被佔領,中央政府被迫遷到漢口,大概很難持續抗戰,但是中國卻辦得到。
第二,對蔣介石政權有很高的評價。今日的蔣介石政權絕對不像昔日的中國軍閥政權那麼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甦醒,這群擁有民族意識的年輕人,上面站著就是蔣介石。石橋湛山對蔣介石政權給予高評價,藉此警告日本人不可輕視中國。
第三,全世界都不相信日本會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國和世界各國一開始就認為日本會贏得幾場戰役,但是最終因為經濟力撐不下去,而會垮台,現在也是持同樣的看法。日本雖然高喊「建設東亞新秩序」,但是日本根本沒有開發滿州甚至中國的經濟力。以上三點是這場戰爭之所以會長期化的原因。為今之計,日本的當務之急是盡一切努力去發展經濟。石橋湛山事實上已經宣佈日本戰輸了。日本政府的決策高層如果有石橋湛山一般的見識,就不會挑起戰爭,更不會挨兩顆原子彈。
石橋湛山還提出先建之明,提醒日本人,他說︰「從最近的世界情勢來看,歐洲與東方的問題漸漸合在一起。」果然不久,日德義三國聯盟成立,亞洲問題與歐洲問題合而為一,第二次大戰正式世界化了。
1941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社社長。
當日本努力對外侵略時,石橋湛山苦勸國人,不要再蠻幹下去,可是當日本於1945年慘敗,國土成為一片廢墟時,石橋湛山反而很樂觀地鼓勵國人勇敢站起來,並且期望日本勇於認錯,和平結束戰爭。
1945年,石橋湛山發表社論〈開始更生日本,前途一片光明〉,他說:「看到蘇聯於8月8日對日開戰宣言,第二天9日,東京就發表其宣言,記者﹙指自己﹚便相信戰爭快結束了。因為雖然政府仍然表現出其堅強意志,卻仍不得不發表這份文件。
以現在的狀況,我國已經無法再對英美繼續戰爭,雖然政府嘴巴說「本土決戰」,可是在最高指導層當中,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這樣可以扭轉局勢。這就是為甚麼政府早就在七月二十六日以前透過蘇聯向英美求和之故,更別說蘇聯成為新的敵人,加上可怕的原子彈的出現,如果再繼續戰爭下去的話,我國所受的損害恐怕要超過納粹德國,國土會徹底遭受破壞,政治也會喪失統一,如果事情演變到那個地步,以三千年光輝歷史自誇的國體將無法護持。因此主政者如果放眼國家長遠的大局,這時候,即使是一時的屈辱,也應該忍下來,勇敢地提出停戰的決斷。……
然而幸好記者以上的擔心是杞人憂天,我國與德國,在國體上根本不同,
即使有屈辱,由於上有天皇的聖斷,一切紛雜的議論立刻停止,戰爭終於結束,現在民心歸一,往更生日本的建設之路邁進。1945年8月14日,是日本國民應該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新日本開始往前走了!聖旨說『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之精華,期不落後世界之進運。』指出我日本更生的方向,很多國人沒有料想會有今天這個情況,面臨這個突然而來的急變,有人茫然自失,有人悲憤欲狂,也有人對前途感到悲觀。但是現在不是茫然自失,不知所措的時候,也不是慷慨悲憤,空度光陰的時候。如果我日本的前途真的那麼悲觀,那表示我國民的教養不夠,那也是無可奈何,但我們還是要可憐其無知。
的確,我國喪失了一部分過去所擁有的領土,軍需產業也必須受到限制,但是那對於積極求生存的日本國民而言,根本不造成妨礙。
以1945年8月14日為起跑線的新日本具體上應該採取甚麼方針,從下一期起記者會陳述自己的意見,現在只舉一個例子證明英美中三國提示的對日條件並不妨礙新日本的建設。
最近英美製作成功投擲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這是我國停戰主要原因之一。原子彈的出現讓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失去效用,這次大戰中,曾經大展神威的飛機,在原子彈之前也顯得無計可施,原子彈要投在甚麼地點,只要一架飛機就行,不需很多架。
那麼原子彈是甚麼東西呢?原子彈是科學的產物,是頭腦的產物。因此不管是英美中三國的條件,還是世上所有人為的限制,都能夠禁止或破壞現在與過去的產物,但是卻無法禁止人腦的活動,自然無法禁止人腦活動的生產物。今日的軍事產業即使將來還存在,那個時候已沒甚麼大功效了吧。我們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國實施軍備限制,可是一點都沒減少德國的戰力,無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知道。
當然,沒有一個日本國民希望將來會發生戰爭,不僅如此,今後的日本必須盡全力作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戰士,這是新生日本的使命,偉大的新生日本就是這樣才會被建設。以上舉出原子彈作為例子,指出日本不管採取甚麼方針,要注意其著眼點。老實說,我國以前很缺乏著眼點,瀰漫著非科學的精神,以為只要有精神,竹槍就夠了。這是這次戰爭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和平事業上也是如此,要貫徹科學精神,那麼條件再怎麼惡劣,新生日本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以此文來慶祝新生日本的啟航。」
石橋湛山的人生沒有太戲劇化。但是他在全國一片對外侵略膨脹聲中,卻中流砥柱,不為世俗的聲音所動,力排眾議,苦口婆心地反戰、反侵略、反擴張、反移民。真可謂「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人生故事實在感人,只可惜他「孤臣無力可回天」,他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擋不過全國大多數好戰的聲浪。日本政府應該為石橋湛山樹立銅像,把他的事蹟寫進教科書裏,或把他列為紙鈔上的人物,像福澤諭吉一樣,讓全日本人作為榜樣,作為全日本千秋萬世的指針。這樣應該會比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更能獲得亞洲人的掌聲。你們石橋湛山的故事動人嗎?希望你們和他一樣在關鍵時刻
堅持真理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二封信——談西鄉隆盛與無私

親愛的樵樵、漁漁:
上次跟你們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石橋湛山,這次跟你們談精神上差不多,以無私聞名的西鄉隆盛(1827—1877)。與石橋湛山比起來,西鄉隆盛的人生要戲劇化的多。西鄉隆盛原本是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最後卻舉兵叛變,反抗中央政府,被冠上「叛賊」的罪名,結果兵變失敗,西鄉隆盛以切腹自殺了結他的一生。西鄉隆盛的人生為甚麼會有這麼戲劇化的轉折?請聽我細細道來。
推翻封建德川政權,成立明治新政府,西鄉隆盛是最大功臣。現在在東京的賞櫻勝地——東京上野公園內還有西鄉隆盛牽著小狗散步的銅像,靜靜地豎立在遊客如織的上野公園中。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積極推動西化(對明治新政府而言,西化就是『文明化』),企圖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日本人與日本社會,從封建野蠻的層次,提升到和西洋文明同水準的層次。因為日本需要解除西方列強綁在她身上的不平等條約,而與西方列強談判解除不平等條約的首要前提是,日本要成為和西方國家同樣文明水平的國家。七世紀時,日本發現中國的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以中國為師,努力引進中國文明。現在,日本人又發現西洋文明遠高於日本,因而要努力引進西洋文明。
比較這兩次向外國文明學習,有一點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第一次向外國(中國)文明學習時,沒有急迫性,可慢慢來,即使花上一個世紀來學都無所謂,因此可以慢慢消化,慢慢吸收,這對日本本土文化的衝擊性較小。可是第二次向外國文明學習就不同了。這一次有急迫性。日本如果不趕緊引進西方文明,將國家作徹底的改造,日本就可能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任西方列強宰割。換言之,這是一次事關民族存亡的學習,其重要性與急迫性,都遠遠超過第一次。不過,快速引進西方文明卻會對本土文化與本土的社會結構產生很大的衝擊。其衝擊性有多大,事前實在難以預估,也沒有時間去預估。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積極引進西洋文明的風潮,當時的日本人稱之為「文明開化」。「文明開化」遍及一切領域,從食、衣、住、行,到思想、價值觀。舉幾個例子來說。
以往,由於受到佛教不殺生觀念的影響,日本人是不吃肉的,尤其不吃牛肉,只吃魚和蔬菜。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學西方人吃肉、喝牛奶。明治初年,東京開始有商家賣起牛肉火鍋,沒多久,吃牛肉鍋成為東京時尚人土的最愛,他們一邊大啖牛肉,一邊嘆息:「日本人以前真笨,不懂得吃這麼好吃的食物!」
髮型的改變也是文明開化的一大特徵。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男人的髮型,就如日本古裝劇裡的武士一樣,把前額剔光,並將後面的頭髮梳成髮髻。這樣的髮型稱為「半髮」。明治維新之後,許多人將半髮理成西式髮。當時流行一句有趣的順口溜:
「敲敲留半髮的頭,會發出因循姑息的聲音;敲敲留西式髮的頭,會發出文明開化的聲音。」
日本皇室對這股西化風潮,也不落人後,一八六九年起,皇室在宮城內飼養數頭乳牛,明治天皇於一八七一年起,每天喝二次牛奶,並且在明治維新元勳大久保利通的熱心推薦下,開始吃起牛肉。一八七三年,明治天皇開始穿起西服,並且剔掉傳統髮型,改理西式髮型。以往,日本女人結婚之後,習慣將牙齒染黑。明治天皇的皇后美子於一八七三年除掉這個傳統陋習,恢復天然潔白牙齒。天皇與皇后如此以身作則西化,自然對整個西化風潮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
日本民眾對西方事物的好奇與嚮往與日俱增,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所著介紹西洋事物的入門書《西洋事情》賣了二十五萬冊,成為當時的超級暢銷書。他的《勸學》一至十七集總共賣了三百四十萬冊,也是超級暢銷書。在引進西洋文明上,也有激烈的主張,例如,文部大臣(教育部長)森有禮主張廢除漢字,改用英文字母來取代平假名,並且主張日本男人應該取西洋女人為妻,以改善人種。
不過,也有西化過頭而演變成棄舊物如敝屣的的現象。例如,九州熊本藩知事(縣長)於一八七○年上公文給東京中央政府,請示可否拆掉熊本城。他的理由是,熊本藩有很多封建陋習,如果能拆掉這座象徵封建傳統的城,必然有助於人民革除他們的陋習。現在熊本城已成當地觀光勝地,還好當時沒有真的拆。還有一些人認為神社、寺廟、石佛、漆器等是封建傳統的象徵,而加以破壞、捨棄。許多日本傳統的文化逐漸沒落,如歌舞伎、能、日本畫等。室町時代雪舟、狩野元信等名畫家的畫作被收藏者以極低亷的價格賣出。許多日本的古董、字畫就這樣流落到外國識貨者的手中。日本人必須等一段時間後,才會明白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當中,哪些該保留,哪些該捨棄。
當然,處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固然有人對西洋文明過渡崇拜,但另一方面,卻也有人對西洋文明抱持排斥的態度。尤其是武士階級中的一部份人。他們對明治維新後的新政府、新制度,以及鋪天蓋地而來的西洋文明,心懷怨恨與不滿。
舉個例子來說,有些武士從電線下面走過的時候,會趕緊拿出扇子遮住自己的頭,因為電線是洋夷的東西,從下面走過,感覺會招來惡運,會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因此用扇子擋一擋,不讓晦氣附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態?

明治維新之後,許多武士心中懷著不滿。他們的不滿,主要有下列三項。
首先,他們不滿新政府不但不攘夷,還採取西化政策。
當年,在推翻幕府的過程中,志士們的共同口號是「尊王攘夷」,也就是尊敬天皇,以天皇為中心,各藩團結起來,共同驅逐洋夷。為什麼要驅逐洋夷?因為洋夷欺人太甚,以巨艦和大砲強迫日本開國貿易,而且還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幕府豈不就是因為不顧天皇的反對,一意孤行地和洋夷簽訂貿易條約,後來才被推翻的?如今,幕府倒了,新政府成立了,這個當年帶頭喊「尊王攘夷」的新政府,現在不但不攘夷,還和洋人親密交往,甚至鼓吹皇室與人民西化,讓整個社會洋味愈來愈重。愈來愈不像日本。因此,他們感覺被新政府騙了,被利用了。心中自然一肚子氣。
其次,他們不滿新政府想要消滅武士階級。
在明治維新之前,武士名列「士農工商」之首,走起路來,虎虎生威,不可一世。他們享有許多一般平民所沒有的特權。武士可以隨身攜帶武器──武士刀,可以騎馬,可以擁有姓氏。平民則不准帶刀,不准騎馬,沒有姓氏。平民在路上見到武士,最好閃到一邊,擺出恭敬的模樣,若武士覺得平民對他有不恭敬的言語或行為,可以當場拔刀,將對方砍死,而不負刑責。當兵上戰場是武士的天職,既是義務,也是權利。
可是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執掌政權的人發現西方文明國家沒有武士這個特權階級,在西方各國,人民基本上是平等的,大家享同樣的權利,也盡相同的義務,沒有人可以隨便拔刀砍人,當兵人人有份,因為是採用徵兵制。因此對新政府而言,日本若要成為和西方各國一樣的文明國家,就必須要取消武士階級的所有特權,換言之,必須讓武士階級消失,讓國民一律平等。果然,明治維新之後,各種取消武士特權的政策陸續出籠。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新政府制定祿制,削減武士俸祿(減薪)。
一八七○年(明治三年),新政府宣佈「平民也可擁有姓氏」。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新政府宣佈「武士可從事農業和商業」(暗示武士快轉行)。接著宣佈「平民可騎馬,可穿羽織袴(武士的服裝)」。然後又宣佈「武士不可隨意動刀傷人」。同年九月,宣佈「武士可以剔掉髪髻,並且可以不用佩帶武士刀」。雖然新政府用委婉的字眼「可以」,但大家都知道新政府真正想說的是「武士們,趕快剔掉髪髻吧!趕快放下武器吧!」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新政府宣佈全國徵兵。當兵不再是武士的專利,而是全體國民的義務。
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三月,新政府宣佈「廢刀令」(武士不可佩帶武士刀)。同年八月,宣佈廢止武士的俸祿,並發給武士公債。
就這樣,以往武士所持有的特權被新政府一一取消。武士和一般平民沒甚麼兩樣,走在路上再也威風不起來,武士當然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還有一個不滿,那就是他們看到昔日的武士階級當中,只有一小部份人在新政府中擔任要職,吃香喝辣,其他大部份人卻被屏除在權力圈外,日漸貧窮。
下表為一八六八年明治新政府高官的月薪,當時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二萬日圓,因此一等官月薪七百兩,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四百萬日圓,換算成台幣,大約三百五十萬元。這是多麼高的收入!而且這些高官還按照他們的官等分配到豪華的官邸。他們可以過著和封建時代的大名﹙諸侯﹚一樣奢侈的生活。
官等 官職名 月薪
一等官 輔相、議定、行政官知事 700兩
二等官 參與、行政官副知事、府知事 600兩
三等官 行政官議長、行政官辦事、行政官判事、一等縣知事 500兩
四等官 權辦事、權判事、二等縣知事 300兩
五等官 吏官、三等縣知事 150兩

在推翻幕府統治的過程中,同樣是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大功告成之後,只有少部份人吃香喝辣,享盡榮華富貴,其他人卻無法分享戰果?
明治維新後,武士階級當中,大約只有十分之一成為官吏。其他十分之九無法成為官吏的武士,因為喪失「武士」這個職業,只好轉行,從事農業或商業。可是隔行如隔山,多數人都不幸失敗了,許多人還賠盡家產,成為新時代的新貧民。這些淪落為新貧民的武士,看到一部份昔日的尊王攘夷同志,現在居然大富大貴,再對照自己的處境,難免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感覺,自然也是一肚子氣。
武士階級昔日威風八面,滿身傲氣,動不動就拔刀嚇人,現在他們既然有上述三項不滿,要他們不生事,也不可能。
一八六九年一月五日,政府高官橫井小楠回家途中被暗殺。因為橫井小楠曾經讚美美國總統華盛頓是理想的君主,主張日本應廢除天皇,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暗殺者認為橫井小楠無恥媚外,罪無可赦,因此動刀行刺。
同年九月四日,推動徵兵制不遺餘力的大村益次郎被守舊派武士暗殺。
一八七一年,政府高官廣澤真臣在家中被暗殺。犯人不明,行兇動機也不明。

明治新政府的眾多高官雖然遭受武士階級的怨埋,但有一位高官卻受到武士階層的景仰與愛戴,他就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另外二傑是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也是推翻幕府最大功臣的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之所以受到武士們的愛戴,主要來自於他的人格魅力。
在幕府末年,土佐藩志士中岡慎太郎(一八三八~~一八六七)為了尊攘運動,奔走四方,建立廣泛人脈。他寫的一篇《時勢論》,在開頭部份,對當時的反幕志士作了一些評論。其中,對西鄉隆盛,中岡慎太郎有很貼切的評述:
「薩摩之西鄉隆盛,身材肥壯,不比相撲力士遜色。此人有學識、有膽略,平常沈默寡言,思慮深遠,長於果斷。偶爾說話一句,便貫人肺腑,而且其道德崇高,令人信服……實在為知行合一之人物,也是洛西(京都以西)第一英雄也。」
西鄉隆盛生平最喜歡的座右銘是「敬天愛人」。他對部下真心相待,部下自然也心甘情願為他赴湯蹈火
西鄉隆盛個性儉僕,不太重視金錢與物質享受。他的薪水大都用來救濟貧窮的武士或捐給學校。當他擔任新政府要職「參議」時,在東京居住的房子是租來的,月租只有三圓,那棟房子只有兩間房間,一間六個榻榻米大,另一間八個榻榻米大。有一回新政府的高官右大臣岩倉具視有事情去西鄉隆盛的住處,看到西鄉隆盛簡陋的住屋,不禁皺著眉頭說:「你是參議,蓋一棟與參議身份相符合的房子如何?」
西鄉隆盛平常只穿簡便的衣服,腳上則穿一雙普通的木屐。他到哪兒都是同樣的裝扮,即使出席官方的宴會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參加皇室的宴會,依舊穿平常的衣服。當他告退後出來時,發現木屐不見了,他也不想麻煩別人為他找木屐,便乾脆赤著腳走路,很不巧,下起雨來。當他走到皇宮的城門時,城門的警衛把他叫住,問他的姓名、身份等,因為眼前這個人穿著平常衣服,又赤著腳在雨中走路,實在令人起疑。西鄉隆盛說:「我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警衛沒親眼見過西鄉隆盛,哪會相信他的話,因而不讓他出城門。西鄉隆盛只好站著等待認識他的人經過為他解圍。不久,右大臣岩倉具視坐著馬車而來。岩倉具視向警衛證明「這個人的確是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後,西鄉隆盛坐岩倉具視的便車揚長而去,留下一臉驚慌的警衛。
由於個性不好奢華,西鄉隆盛對新政府的許多官員在革命成功之後,便領高薪、住豪宅、穿華服,覺得很不以為然。
西鄉隆盛唯一的嗜好是狗,他喜歡養狗,也喜歡收集一切和狗有關的東西,例如狗的雕刻,狗的繪畫等。別人送他東西,他一概婉拒,只有和狗有關的東西,他會欣然接受。當他離開煩人的東京政壇,回到故鄉鹿兒島時,他最喜歡帶著狗去野外散步或登山。現在在東京上野公園就有一尊西鄉隆盛牽著一隻狗的銅像。
後世的歷史學者,不管是讚揚西鄉隆盛的,或批評西鄉隆盛的,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西鄉隆盛的大公無私。西鄉隆盛一生奔走奮鬥,從來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寫的一首動人漢詩「偶成」很可以反映出他這種「大公無私」的性格特徵。

偶成 西鄉隆盛
幾歷辛酸志始堅
丈夫玉碎恥瓦全
一家遺事人知否
不為兒孫買美田
(註:一家遺事意為我家的家訓)

一般人,即使自己不重視物質享受,總也會為後代著想,盡量留給兒孫豐厚的遺產。西鄉隆盛卻無私到不但不為自已的利益打算,連兒孫的利益,也不為他們打算。他沒有這個能力嗎?他做不到嗎?不!他是推翻幕府的最大功臣,怎會沒這個能力?怎會做不到?但他卻恥於追求私利,並且對那些革命成功後,便汲汲於追求私利的官員,很瞧不起。這是西鄉隆盛的不凡處,也是他最令人尊敬的地方。
同樣是薩摩藩出身的志士,也同樣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在性格上卻有極大的不同。大久保利通較冷靜,為了達成目的,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冷血、冷酷。西鄉隆盛則以真誠待人,像太陽一樣,讓周遭的人感覺溫暖,但有時卻對人過於溫情。
西鄉隆盛的溫情性格讓他在明治維新後陷於矛盾的處境。他身處新政府的決策層,很清楚日本要脫胎換骨成西方式的文明國家,勢必得消除武士階級不可。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受到全日本武士階級的愛戴,那些武士正在期待西鄉隆盛能夠發揮他的影響力,扭轉政府高層的決策,讓武士階級繼續留存在日本社會,繼續享受昔日的尊嚴與光采。
一個角色要他消滅武士,另一個角色要他保存武士,這兩個角色互相衝突,他怎麼想,都找不到兩全其美的方法。如果是大久保利通,事情就容易解決──既然時代的潮流是要消滅武士階級,那就消滅吧!可是西鄉隆盛不是大久保利通,他無法那麼冷酷地和武士階級切割。
就像一家虧損連連的公司,為了重新振作起來,必須先裁徹多餘、不適任的員工。大久保利通這樣的老闆,說裁員就裁員,不管員工再怎麼哀求,再怎麼抗議,完全不為所動。西鄉隆盛這樣的老闆,則會顧念以往大家一起打拼的情懷,以及考慮這些中年員工被裁員後的生活問題等等,而很難下定決心。
西鄉隆盛陷於兩種角色的矛盾而深覺苦惱。他想退隱山林,擺脫這些惱人的世事,因而一度回到故鄉鹿兒島,可是沒多久,又被新政府請回東京任職。但是夾在政府與武士之間的矛盾問題依舊無解。在無奈之餘,他開始尋找死亡的機會。
在此之前,他至少有兩次興起死亡的念頭。兩次都是在一八五八年,三十一歲的時候。
那年八月,他正在京都為尊攘運動奔走,突然接到惡耗──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去世!
島津齊彬是幕末全日本二百多個藩主中最開明、最有智慧的一人。下級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因為受到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提拔,才被賦予重任,才能在尊攘志士間展露頭角。不,島津齊彬對西鄉隆盛的恩情,絕不止於賞識、提拔而已。西鄉隆盛自從跟在島津齊彬身邊,無論在見識上,或在人格上,都受到島津齊彬極大的薰陶。對西鄉隆盛而言,島津齊彬不只是他的主人,還是他的啟蒙恩師、人生導師。因此,聽到島津齊彬去世的消息,西鄉隆盛悲痛地大哭一場。他的心情墜入谷底,興起為島津齊彬殉死的念頭。好在周遭的志士安慰他、鼓勵他,要他完成島津齊彬未完的志業,以報答島津齊彬的恩情,西鄉隆盛才打消殉死的念頭。
島津齊彬去世兩個月後,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發動安政大獄,大肆逮捕尊攘志士。尊攘志士活動的主要地點京都,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西鄉隆盛只好回故鄉薩摩藩暫避風頭。當時,他的革命同志京都的月照和尚被幕府列入黑名單內卻無地方躲避,西鄉隆盛便安排月照和尚和他一起回薩摩藩。不料回到薩摩藩後,薩摩藩當局卻表示不願庇護月照和尚。因為這様會為薩摩藩惹來麻煩。西鄉隆盛覺得千里迢迢將月照帶來故鄉,卻無力保護他,實在對不起他,絕望之餘,便抱著月照躍入錦江灣中。這是他第二次尋死。想不到命運之神惡作劇,月照淹死了,他卻被人救活。
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權之後,西鄉隆盛來到月照的墓前,邊流淚邊告訴月照,他已經率兵打倒幕府,為月照報了仇。當時,西鄉隆盛做了一首漢詩,如下:
月照墓前作 西鄉南洲
相約投淵無後先
豈圖波上再生緣
回頭十有餘年夢
空隔幽明哭墓前

(註:西鄉隆盛號南洲)

對西鄉隆盛而言,他各欠島津齊彬與月照一條命。他之所以沒有為島津齊彬殉死,是因為他還有未完的使命──他必須完成島津齊彬尚未達成的志業。至於和月照一起赴死那一次,他之所以被救活後,沒有繼續尋死,是因為他要為月照報仇。
如今,十多年過去,幕府終於被推翻,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建立了,西鄉隆盛總算達成島津齊彬的志業,也為月照報了仇。兩件心願已了,他隨時死而無憾。何況他不愛名,不愛利,凡俗的功名富貴絕對不是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再加上,現在他夾在政府與武士階級之間,找不到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無論怎麼做都會得罪另外一邊,都會污損他的另一個角色。他身為政府決策層,知道要讓日本這個大我盡速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犧牲武士階級這個小我的利益,可是他又是全國武士階級仰慕的領袖,他怎麼忍心割捨他的崇拜者?這個無解的矛盾更加強了他的尋死動機。問題只是何時死,如何死罷了。
就在這時候,傳來日本和朝鮮發生外交衝突的消息。

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和朝鮮之間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是透過對馬藩(對馬藩位於日本與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進行的。朝鮮在釜山的草梁項設置倭館,作為日本在朝鮮的外交、貿易辦事處。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任命對馬藩的家老為大使,於一八六八年,攜帶國書,從對馬出發,前往朝鮮釜山,通知朝鮮政府日本已王政復古,也就是說,德川幕府已被推翻,現在改由天皇統治日本。可是朝鮮政府卻拒絕接受日方所提出的國書。為什麼呢?因為這份國書裡有「皇」、「詔」等用語。對朝鮮來說,長久以來,朝鮮便奉中國為宗主國,中國的統治者是「皇帝」,朝鮮的統治者是中國統治者的「臣」,所以只能稱「王」,不能稱「皇」,中國皇帝所下的命令是「詔」,現在日本的國書中有「皇」,又有「詔」,如果朝鮮接受了,豈不承認日本的統治者(天皇)和中國的皇帝同等地位?豈不承認日本也是朝鮮的宗主國﹙起碼同位階﹚?
但是就日本來說,以往日本的統治者是幕府將軍,所以不用「皇」這個字,現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統治者是「天皇」,既是「天皇」,用「皇」,用「詔」有何不對?何況,朝鮮認中國為宗主國,那是朝鮮的事,日本可沒認中國為宗主國,日本認為日本與中國為同一等級,若朝鮮自認自己比中國低一等,那麼朝鮮比日本低一等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兩國對「皇」、「詔」的認知有這樣的差距,外交衝突自然無法避免。
朝鮮想和日本保持距離還有另一個原因。當時,朝鮮正受到西洋列強的武力威脅。一八六六年八月,美國的一艘武裝商船沿著大同江而上直逼平壤附近。兩個月後,法國艦隊佔領江華島。一八七一年,美國艦隊又佔領江華島砲台。當時掌握朝鮮實際政權的大院君(朝鮮國王的父親)面對接二連三西洋列強的侵犯,採取鎖國攘夷政策,而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與西方交流密切,看在大院君眼裡,日本已經和西洋夷狄沆瀣一氣,日本根本已經是個半洋人,因此對日本心懷警戒。
朝鮮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自然讓日方不滿,政府內部出現「征討朝鮮」的聲音。
關於「征討朝鮮」(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是『征討』,從朝鮮的角度來看當然是『侵略』),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曾有三次征討朝鮮。第一次是傳說中的征討。傳說第十四任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曾經率兵征討朝鮮半島的新羅,並且讓新羅王臣服。但這畢竟只是傳說,是否真有其事,歷史學家大都持懷疑態度。第二次與第三次征討朝鮮都是豐臣秀吉所發動。一次是在一五九二年,一次是在一五九七年。這兩次征討讓朝鮮蒙受很大的損失,若非中國的明朝應朝鮮請求,派兵援朝,以及後來豐臣秀吉突然去世,朝鮮恐怕便成為日本的領土。
到了幕末,當歐美列強以砲艦強迫日本開國貿易,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時,有人主張征服朝鮮,以因應這個變局。例如吉田松陰就認為日本應該派兵取得滿州與朝鮮的土地,以彌補和西洋通商所帶來的損失。換言之,日本與強者(西洋列強)貿易所流失的財富,必須從比日本弱的滿州、朝鮮奪取。橋本左内也認為日本必須併吞滿州與朝鮮,才能免於淪落為西方的殖民地。勝海舟則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和朝鮮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洋列強,不過,如果俄國侵佔朝鮮,便會對日本產生極大的威脅,因此若有這樣的情勢發生,日本應該先下手佔領朝鮮。
吉田松陰、橋本左内和勝海舟這三人對幕末志士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的征韓想法,無論動機為何,必然影響了許多志士。也就是說,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征韓的想法已經悄悄地在志士圈醞釀。因此,當朝鮮因為用語問題而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時,日本政府內部立刻出現征韓的意見,並不令人意外。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日本政府派佐田白茅、森山茂赴朝鮮釜山,針對十三個項目進行調查。這十三個項目當中包括朝鮮的軍備如何,朝鮮的內政如何,以及有無可供軍艦停泊的港口等。很明顯,日本政府已經在收集朝鮮的情報,作為將來是否侵略朝鮮的參考。
一八七○年二月,佐田白茅與森山茂帶著外務省(外交部)官員齋藤榮抵達釜山草梁,調查了兩個星期後,返回日本。
佐田白茅回國後向日本政府提出報告,報告裡這麼寫:
「朝鮮不收國書,對日本是一大侮辱,日本應興師問罪,不出五十天,可擄獲其國王,清國若派援兵,也一起討伐,則呂宋(菲律賓)、台灣唾手可得,……一旦取得朝鮮,該國如同金礦,米麥豐富,可為日本奠下富強之基礎。現在日本兵員過多,各藩兵士極思造反,若能將這些兵士用於外征,則可解除內亂隱憂,可說一舉兩得。」
這個報告有三個重點,頗能代表當時一部份日本政府人士的想法。
第一,朝鮮的國力與日本相差懸殊,很容易征服。
第二,取得朝鮮可讓日本富強。
第三,國內武士階級對政府不滿氣氛高漲,正好藉著對朝鮮動武,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紓解他們的怨氣。所以征討朝鮮是一石二鳥之計。
佐田白茅的報告雖然極力主張日本對朝鮮動武,可是日本政府決策層認為新政權才成立沒多久,中央政府還沒十足掌握權力,許多封建障礙還有待一一清除,現在還不是對外動武的時機,因此決定暫時擱置這個議題。不料二年後,風波再起。
一八七三年四月,有東京商人向對馬商人借用名義在釜山的倭館做貿易。對朝鮮而言,這種沒有朝鮮官方許可的貿易就是走私。因此朝鮮的負責機關東萊府聽到這個傳言後,便命令倭館的監視員加強取締日本商人的走私貿易,並將命令書貼在倭館門前。命令書中有這麼一段引發日本人憤怒的文字:
「日本受制於人(指西洋),而不覺羞恥,他們改變自己的外形(指穿西服、理西式髮型等),變更自己的風俗,他們已不是往昔的日本人,不應允許他們來我國。」
日本政府認為這段話嚴重侮辱了日本,立即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因應之道。會議中,參議板垣退助主張應立即派兵前往釜山,以保護釜山倭館的日本居留民。西鄉隆盛則提議派自己為遣韓大使,前往朝鮮,說明日本的立場,責備對方的不是,如果朝鮮仍然沒有善意回應,再出兵也不遲。
西鄉隆盛為什麽要自己擔任遣韓大使呢?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前往朝鮮,向朝鮮提出責難,責難朝鮮為何於一八六八年不接受日本的國書,輕侮日本,這次為何又在釜山倭館的大門貼上侮辱日本的命令書。面對西鄉隆盛的責難,堅持鎖國政策的朝鮮政府一定不會認錯,甚至惱羞成怒,將西鄉隆盛處死。劇情若是如此發展,那麼,一來,日本全國上下必然群情激憤,同仇敵愾,一致同意征討朝鮮,為西鄉隆盛報仇,國內武士階級的不滿情緒可以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發洩。二來,由於遣韓大使被殺,日本出兵朝鮮在國際上獲得正當性,列強沒理由干涉。三來,更重要的是,西鄉隆盛自己可以達到尋死的目的,贖償多年來心中對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歉疚,而獲得解脫。如果是尋常的自殺,可說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對活著的親友,甚至九泉之下的島津齊彬與月照都無法交待,但若是為國而死,那就坦蕩蕩,沒有什麼瑕疵可讓人非議。
當時,岩倉遣歐使節團(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出國)還在國外,只有大久保利通提早返國。大久保利通回國後不久,發現以西鄉隆盛為首的留守政府瀰漫著征討朝鮮的論調,嚇了一跳。大久保利通這趟隨著遣歐使節團出國,在歐美看到西方國家的種種先進面貌,深深明白日本落後西方列強太多,回國之後的當務之急自然是以西方為範本,努力建設,急起直追。建設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征討朝鮮?就算真要征討,也要等到國力充實之後。但是他知道眼前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扭轉大局,必須等到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他才有足夠的援兵。因此一時之間他只能靜觀事情的發展。
西鄉隆盛也知道等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後,他的計畫恐怕會遭到阻力,因此他決定在遣歐使節團全部回國之前,把事情搞定。他一再催促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一八三七~~一八九一)同意他擔任遣韓大使。三條實美雖然在名義上擔任新政府的最高職位,卻是個不太有主見的人。他告訴西鄉隆盛,等右大臣岩倉具視回來再說吧。但西鄉隆盛不放棄,繼續糾纏,三條實美最後只好讓步,於八月十七日的內閣會議,同意派遣西鄉為遣韓大使。會後,三條實美立刻向明治天皇報告,並獲得天皇的裁可。
西鄉隆盛以為事情就此搞定,沒想到他的尋死之路並不是那麼順暢。
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右大臣岩倉具視返國。大久保利通終於等到他的援兵。
十月十四日,內閣會議召開,征韓派出席者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內治優先派出席者為右大臣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另一位內治優先派成員木戶孝允因病沒出席,三條實美則對征韓與否沒什麼特別的堅持。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雙方展開激辯。
大久保等人反對征韓的理由是,出兵要增稅,農民現在已對稅負不滿,再增稅,日本內部恐引發內亂。日本現在當務之急,必須先振興產業,發展經濟,充實國力。征韓問題應暫時擱置。雙方自然沒有交集。
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激烈爭辯,三條實美夾在中間,不知要聽誰的。他身為太政大臣,卻沒有自己的意見,左右為難,靠這邊也不是,靠那邊也覺得不妥,內心天人交戰,幾天後,竟然不支病倒,也不知是真病還是假病。如果是假病,那麼要三條實美裝病的,很可能是大久保與岩倉。因為他們要舉棋不定的三條實美退出戰局,由岩倉具視取代三條實美的位置。
果然,十月二十日,明治天皇到三條實美住處探病,之後,順便到岩倉具視住處,任命岩倉具視為代理太政大臣。內治優先派拿到太政大臣這個位置後,已經處於優勢。
十月二十三日,岩倉具視上奏明治天皇,強烈建議現在不宜派遣大使赴韓。明治天皇接受岩倉具視的意見,下令朝鮮遣使無限期延期。征韓派終告挫敗。
西鄉隆盛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慨,已經在內閣會議決定的事,並獲得天皇的裁可,怎麼大久保與岩倉耍個計謀就遭到翻盤?西鄉立刻辭去官職,西鄉的子弟兵,同時也是薩摩藩(鹿兒島縣)出身者的兩位陸軍少將桐野利秋和篠原國幹也跟著辭職。第二天,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等征韓派也辭去官職。征韓派高官相繼辭職在政府內部引發震撼。接著幾天,薩摩藩出身的文官、武官陸陸續續辭職,總計多達六百餘人。他們都跟著西鄉隆盛回到故鄉九州鹿兒島縣。
征韓派的挫敗與相繼辭職,讓全國仰慕西鄉隆盛的武士為西鄉抱不平,尤其西鄉隆盛的故鄉位於九州,因此九州的武士反應更為激烈。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六日,九州佐賀縣的武士造反。征韓派的前參議,同時也是佐賀出身的江藤新平,聽到這個消息後,回到故鄉佐賀,結果被造反武士擁立為首領。
江藤新平率領三千名武士佔占領縣廳(縣政府),但因為沒得到期待中的西鄉隆盛與及其他地方武士的響應,不久便被政府軍打敗。大久保利通親自赴九州指揮政府軍,抓到江藤新平,將他斬首示眾,並且事後還將江藤新平的首級照片分送到全國各縣廳展示,以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
「佐賀之亂」兩年後,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新政府發佈「廢刀令」。除了軍人與警察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准佩帶武士刀。日本的武士向來視武士刀為武士的靈魂,一八七一年新政府下令「允許」武士不必佩帶武士刀,也就是所謂的「脫刀令」時,已經引起武士的不滿,現在聽到政府禁止武士佩帶武士刀,更是憤慨不已。
八月,日本政府下令廢止武士一切的俸祿,並發行金祿公債。這等於正式宣佈全國武士失業。許多武士聽到這個消息已經忍無可忍。
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州熊本縣爆發「神風連之亂」。舊熊本藩二百多名武士因不滿廢刀令而造反,但沒多久就被鎮壓。不料,才事隔三天,十月二十七日,九州福岡縣又爆發「秋月之亂」。舊秋月藩二百數十名武士因主張征韓論,反對廢刀令,起而造反,不過也是沒多久就被政府的軍隊彌平。
「秋月之亂」之後,許多帶頭叛亂的人被逮捕,其中之一是今村百八郎。當今村百八郎被押赴刑場時,路旁有許多圍觀的群眾,其中有一個小孩叫內田良平﹙1874—1937﹚。根據內田良平後來的回憶,當時今村百八郎一副「好漢做事,好漢擔」泰然自若的霸氣表情,令他終生難忘,這是內田良平人生最初的記憶,對他影響極深。內田良平後來與孫文發生密切的關係。
「秋月之亂」爆發的翌日,十月二十八日,與九州只隔著關門海峽的山口縣(也就是昔日的長州藩)爆發「萩之亂」。前原一誠率領五百名武士造反。前原一誠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因推翻幕府有功,曾經擔任新政府的兵部大輔(相當於國防部次官)和參議等要職。結果這場叛亂仍舊很快地被新政府鎮壓,前原一誠被捕斬首。
西鄉隆盛辭官回到故鄉鹿兒島之後,因為有許多仰慕他的武士跟著他一起辭職回鹿兒島,為了安置這些人,西鄉隆盛在鹿兒島縣令(縣長)大山綱良的全力協助下,設立了所謂的「私校」,包括由篠原國幹負責的步槍學校和由村田新八負責的大砲學校,以及遍佈鹿兒島縣的一百三十六所分校。
大山綱良是西鄉隆盛的崇拜者,他將鹿兒島縣收到的稅金一毛錢也不上繳給中央政府,一部份的稅金還提供給西鄉的私校。所謂私校,就是對鹿兒島的青年和青少年武士施以軍事、思想教育的學校。私校畢業的人,被任用為鹿兒島縣的官員,在鹿兒島縣政府內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左右縣政。鹿兒島縣內的警官也全由私校的人擔任。
鹿兒島縣無視政府的命令。政府下「廢刀令」,鹿兒島的武士仍舊帶著武士刀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來走去。政府下令全國改用陽曆,這兒卻仍用陰曆。廢藩置縣之際,幾乎所有的縣都是由其他藩出身的人擔任縣令,只有鹿兒島縣不同,由薩摩藩出身的大山綱良擔任縣令。換言之,鹿兒島此時已成為獨立國的狀態。而且不管西鄉隆盛願不願意,他就是這個獨立國的總帥。
可是西鄉本人並沒有強烈反抗中央政府的心意。秋月之亂、萩之亂等爆發的時候,西鄉身邊有許多人都勸他順勢起兵,與其他反抗勢力聯手打倒中央政府,但他都不為所動。
然而,就算西鄉沒有叛亂的意圖,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一直讓鹿兒島維持獨立狀態。這有損中央政府的威信,其他縣若起而效尤,如何是好?因此,除非西鄉王國放下武器,中央政府絕不會坐視太久。
在「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與「萩之亂」一一鎮壓成功之後,新政府最後的標的就只剩西鄉王國──鹿兒島。但西鄉沒有叛亂的明確證據,新政府也不好主動出兵。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大久保利通派遣中原尚雄等十多位鹿兒島縣出身的警官,以返鄉探親為名,回鹿兒島縣,一方面查探鹿兒島縣的情勢,一方面勸說自己的親朋好友不要加入私校黨。
一個月後,一八七七年一月,新政府下令將存放在鹿兒島的一部份彈藥搬往大坂。這些彈藥原本屬於舊薩摩藩,明治維新後,成為國有物。但新政府此舉激怒了私校黨。
一月二十九日,私校黨攻擊火藥局和海軍省所管轄的造船廠,奪取武器和彈藥。因為私校黨認為這是鹿兒島的火藥,不能讓中央政府帶走。但對中央政府而言,這個舉動已經可以和「叛亂」畫上等號。
二月三日,私校黨逮捕中原尚雄等二十多位政府警官,經過一番嚴刑拷打之後,他們供出大久保利通派他們來鹿兒島縣的目的是要暗殺西鄉隆盛和瓦解私校。這個供述當然引起私校黨極大的憤怒。
私校黨懇求西鄉隆盛率領他們起兵造反。西鄉隆盛知道無論就士兵的數量來說或就武器的優劣來說,鹿兒島縣的兵力都遠遠不是中央政府的對手,因此若政府不先動手,他也不想讓他的子弟兵去打一場幾乎沒有勝算的戰爭。可是現在政府已經先出手挑釁,他的子弟兵們一個個血脈賁張,慷慨激昂,西鄉隆盛即使冷靜地想將他們的怒火壓下來,恐怕也無能為力。西鄉隆盛看情勢發展到這個地步,勸阻也沒用,便乾脆答應了子弟兵的要求,說:「好吧,我們起兵!」
由於九州位於日本的西南,因此後人便把這場明治維新之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稱為「西南戰爭」。
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五日,西鄉隆盛率領一萬五千名薩摩藩武士從鹿兒島出發,北上,打算攻擊熊本城。一路上,九州各地的武士聽到西鄉隆盛終於帶頭造反,便相繼加入。沒有多久,西鄉軍的人數增加到三萬多名。此外有些地方的武士雖沒有直接加入,但在各地造反,與西鄉軍遙相呼應,可算是西鄉的友軍。西鄉軍與西鄉的友軍合計約有四萬二千人。
西鄉軍選擇熊本城作為第一個攻擊目標似乎不是個明智的決定。熊本城是戰國名將加藤清正所建,加藤清正深謀遠慮,建城的時候便設想有一天熊本城被敵軍包圍時,如何守得長久,因此不但將熊本城建得高聳堅固,連城內的塌塌米都是用芋莖編織而成,因為萬一城內糧食吃盡,還可將芋莖煮來果腹。果然,西鄉軍攻打熊本城,從二月打到四月,還攻不下來。
另一方面,東京的新政府聽到西鄉隆盛舉兵造反的消息,立刻下令討伐,以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為征討參軍,於二月二十日,率陸軍從東京出發,二十六日抵達九州福岡。新政府動員的兵力為陸軍五萬八千五百人,海軍二千二百人,軍艦十九艘。
西鄉軍久久打不下熊本城,已經有些心浮氣躁,現在又得面臨政府軍的攻擊,西鄉軍等於腹背受敵。西鄉的親弟弟西鄉小兵衛已於二月戰死。三月三日,西鄉的得力助手篠原國幹也戰死。
主戰場在熊本北方十八公里處的田原坂展開。新政府軍使用的是新式的施奈德槍,火藥和子彈一體,裝填速度較快,西鄉軍使用的是舊式槍,火藥和子彈是分開的,必須分別裝填,速度較慢。兩軍在田原坂激戰了十七天,政府軍獲得最後的勝利,西鄉軍只好敗逃。
八月十六至十七日,兩軍在長井決戰,西鄉軍大敗,投降者一萬多人。西鄉隆盛、桐野利秋、別府晉介帶著最精銳部隊數百人,乘著黑夜,突破重重包圍,於九月一日,逃回鹿兒島,並躲到城山裡。這時只剩下三百七十人。
不久,政府征討軍包圍城山,並於九月二十四日發動總攻擊。西鄉隆盛大腿中了一彈,行動困難,一手搭在別府晉介的肩上,勉強逃了一陣子,兩人已筋疲力盡。西鄉隆盛對別府晉介說:
「阿晉,就這裡好了!」
別府晉介點點頭,讓西鄉隆盛坐下。他們早已商量好,當最後一刻來臨時,西鄉隆盛會切腹自殺,並由別府晉介執行「介錯」。「介錯」就是站在切腹者的身旁,在切腹者完成切腹動作時,將切腹者的頭砍下。
為什麼切腹自殺還須要「介錯」呢?因為切腹自殺時,切腹者並不會馬上死亡,有時會因為過於痛苦,而大叫或翻滾。這樣的場面破壞切腹時應有的悲壯氣氛,甚至破壞切腹的美感。因此「介錯」的功用,一方面固然是在於縮短切腹者的痛苦時間,二方面也是在於維持切腹時的莊嚴與美感。
西鄉隆盛解開衣服,眼睛注視著遠方,心中有無限感慨。他原本打算死在異國朝鮮,不料卻死在自己的故鄉,他原本想為國犧牲,不料現在死時還得背負「叛亂」的罪名。為什麼命運之神如此作弄人呢?他嘆了一口氣,抜刀,用力刺向腹部。別府晉介等西鄉完成切腹後,銀光一閃,揮刀砍下西鄉的首級。
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西鄉隆盛就此去世,享年五十歲。明治、大正期的思想家內村鑑三在他的著作《日本的代表性人物》中對西鄉隆盛的死如此評述:
最偉大的武士,以及日本最後一位武士,就這樣去世了!
西鄉自殺之後,桐野利秋、別府晉介等人也一一戰死,西南戰爭結束。
事後,政府軍在檢查西鄉隆盛的遺體時,發現他的衣服內袋裡有一個皮夾,皮夾裡有一封橋本左內寫給西鄉的一封信。橋本左內是西鄉隆盛一生最敬佩的好友,卻不幸於一八五九年被幕府處死。橋本左內、島津齊彬與月照的死,都是西鄉隆盛一生當中無法彌補的傷痛。這麼說來,西鄉隆盛將這封信放在身邊,已經放了至少十八年,他隨時隨地把橋本左內的信放在身邊,放了十八年。由此可見,西鄉真是性情中人。他的溫情,讓他獲得武士們的景仰,但也正是他的溫情,讓他的人生以悲劇結束。
西鄉隆盛去世前四個月,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南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木戶孝允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四歲。
西鄉隆盛去世後不到八個月,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大久保利通在上班途中遇刺,被六名武士亂刀砍死,死狀頗慘,享年四十八歲。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當中,明治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相繼死亡。英雄命短,時代的巨輪雖然無情地繼續往前轉動,但他們的故事應該會長久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吧。
西鄉隆盛的故事好聽嗎?希望你們也可以和他一樣,做個無私的人,但不是把自己現給某個階級或政黨,而是獻給全人類。這樣你們的境界會高過西鄉隆盛。
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

給樵樵、漁漁的第十五封信——談蒙太尼

親愛的樵樵、漁漁:
萬物有生就有死,人一出生,就開始邁向死亡。悲觀的人認為人生一開始就是個悲劇,樂觀的人就會想辦法克服這個註定的命運,甚至珍惜這個短暫的人生。蒙太尼〈1533—1592 M.E.Montaigne〉就是個克服死亡的人。
蒙太尼在59年的生涯當中約20年,也就是將近三分之ㄧ的人生,隱身在法國鄉下的一個古城。他38歲就退休,其後的人生用在寫他的有名著作「隨想錄」上。
蒙太尼的人生提供我們一個參考︰一個人如果擁有很多的自由時間時,要如何利用?
蒙太尼出生於法國西南部名門之家,他是貴族的長男。他的父親對孩子的教育非常熱心,首先蒙太尼出生沒多久,就被父親送往附近的村莊一戶貧窮的樵夫家當養子。為的是要讓孩子養成質樸堅強的個性以及強健的體魄。蒙太尼覺得這個方法受益良多,後來當他自己成為父親時,也陸續把他的孩子送到鄉下寄養。
蒙太尼的父親認為希臘羅馬時代的聖賢是孩子的最佳模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學習這些古代聖賢的教養和知識,可是那必須先學會希臘語和拉丁語,父親認為一般人之所以無法在知識和教養上達到古代聖賢的境界,是因為花了太多的時間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之故。所以孩子應該提早學習這些古代語言。
尤其當時歐洲的知識人之間,拉丁語是共同的語言,法國政府的公文書是用拉丁文寫的,大學是用拉丁文上課,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拉丁文不可或缺,當時從初等教育階段開始,拉丁文就是必修科目。當時的初等教育是從6、7歲開始,父親覺得這個時候才開始學拉丁文太晚了。
因此2、3歲起父親就幫蒙太尼請一位完全不懂法文的德國籍拉丁文家教以及二名助教,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蒙太尼在家裡和父母親講話時用拉丁語,和佣人講話也用拉丁語,當然佣人也必須接受拉丁語的訓練。父親用遊戲的方式,而不是強制的方式,讓蒙太尼學習拉丁文。
蒙太尼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學拉丁文,沒有方法,沒有教科書,沒有文法和規則,也沒有鞭子和眼淚。」對蒙太尼來說,拉丁文就是他的母語,他在自然而然中就學會拉丁文,沒有任何困難。蒙太尼大約接受了四年這樣的教育,後來他與普通的孩童一樣上學校學拉丁文,由於蒙太尼的拉丁文太強了,連當時一位法國有名的拉丁文教授都不敢靠近他,怕班門弄斧,出洋相。父親的教育計畫可說獲得大成功。
除了拉丁文之外,蒙太尼也接受自由的人文教育。蒙太尼後來說他父親是「從未有過的好父親。」每天早上父親怕突然叫醒孩子會嚇著了孩子,對孩子的心智發育不好,便請小提琴手和長笛手在蒙太尼的床邊演奏著優美的音樂叫醒蒙太尼。
不久,父親去世,蒙太尼獲得龐大的遺產,讓他不愁吃穿。他沒甚麼特別的野心,也不願與人爭鬥,唯一的希望是閱讀用拉丁語寫的古代聖賢的書。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把他的地位——最高法院評定官,賣給一位友人。1571年,滿38歲的蒙太尼宣布退休隱居在一座城堡的塔裡。他在塔裡書齋的牆上用拉丁文寫下他退休的決意︰「我雖然還很健康,但是我已經很疲倦過像奴隸般服仕宮廷的生活,從今以後,我想要在這個安靜的家中裡埋頭於學問,了卻我的餘生。」
蒙太尼35歲時父親去世,蒙太尼和妻子、母親感情都不太融洽,他還有一個女兒,蒙太尼並沒有享受到家庭的幸福,他所能做的事是用拉丁文讀古典書,然後記下感想。
蒙太尼認為無知有兩種,一種是沒知識的無知,一種是博學的無知。蒙太尼說︰「我們所知道的一百倍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
蒙太尼退休後投入大量的時間埋首苦讀,結果卻發現自己無知。
蒙太尼讀那麼多書,最後得到的結論是「要寬容」。蒙太尼認為法國要恢復和平,就必須尊重理性,並且要有寬容的精神。
蒙太尼對他人幾乎不關心,他在「隨想錄」中對母親、妻子、孩子隻字未提,對他而言,古代千年前的聖賢比週遭的親人還要親密。他覺得最親密的、最感興趣的人是他自己。「隨想錄」可說是在尋找「我在尋找甚麼?」的解答。
蒙太尼終生是天主教徒。他喜歡旅行但是患有腎結石。
蒙太尼的「隨想錄」可說是人生的教師。「隨想錄」第二十章的標題是「學哲學是在學習死亡。」對蒙太尼來說,死亡是最大的問題,人類應該如何面對死亡這個逃也逃不掉註定的命運呢?這也是「隨想錄」最大的主題。蒙太尼認為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做好準備離開這個人丗。蒙太尼認為要打倒死亡這個敵人,就要覺悟死亡,片刻也不要忘記,和死亡親密,隨時隨地準備死,這是克服死亡的方法。
蒙太尼罹患當時被認為不治之症的腎結石,加上他的五個孩子中有四個先後悲慘的夭折,以及當時宗教戰爭的殺戮,讓他特別關心死亡。
蒙太尼認為所有的學問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塑造優秀的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擁有廣博的知識,而是為了讓人擁有判斷力以及讓人形成好的品格,沒有判斷力只靠記憶力形成的填鴨式知識,雖然能夠算數,但是除此之外甚麼也沒用。蒙太尼說:「世界才是真正的書本。」蒙太尼的教育論影響了洛克和盧騷。17世紀中葉「隨想錄」被天主教指定為禁書。可是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卻很愛讀「隨想錄」。
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說學哲學是在為死亡作準備。這世界的所有智慧與說教都是在教我們不要怕死。蒙太尼認為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快樂。死亡的陰影不斷在我們頭上排迴,揮之不去,我們生涯的目標就是死亡。人類對「死」這個字很忌諱。羅馬人不說「他死了」而是說「他不活了」,其實根本是ㄧ樣的意思。
35歲以前死的人比35歲以後死的人還多,耶穌和亞歷山大大帝都是33歲就死了。
蒙太尼認為我們不知道死亡在甚麼地方等我們,死亡可能在任何地方等我們。看開死亡,我們就從ㄧ切的隸屬與拘束中解放出來。能夠覺悟生命的喪失並不是不幸的人,他的人生不會有甚麼不幸。
有人告訴蘇格拉底:「三十位僭主宣告你死刑。」蘇格拉底回答說:「大自然宣告他們死刑。」
蒙太尼認為當死亡來臨時,我們從所有的痛苦解放出來,而我們卻為死者感覺悲傷,這是何等愚蠢的事!我們悲嘆ㄧ百年後沒有活著,和悲嘆ㄧ百年前沒有活著,是同樣愚蠢的事。人只要死了,長壽和短壽有甚麼區別呢?為甚麼呢?已經不存在了,長短有何差別呢?亞里士多德曾經在河邊發現只能生存一天的小動物,早上八點就死的,算是早死,傍晚五點才死的,是衰老而死,可說是長壽。想想這麼短暫的生命還分長壽、短壽,究竟是幸還是不幸?真令人發笑。我們的死是宇宙的秩序。從你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開始邁向生存,同時也邁向死亡。
蒙太尼認為你的生命愈增加,你剩下的生命變愈減少。你在活著的時候,已經是臨死之人。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就可以放心的去世。如果你對自己的人生感覺毫無意義,那麼失去這樣的人生又何足惜?又何必想盡辦法延長自己的受命呢?
蒙太尼認為活著是否有益不是看活著的期間的長短,而是看怎麼利用活著的期間。有人很長壽,可是他的人生幾乎和没活過一樣。很多人死了卻反而免掉很多不幸。如此看來,那個人的死是幸還是不幸?
希望你們和蒙太尼一樣克服死亡,視死如歸,把死亡當作是回家一樣,這樣你們就會活得輕鬆自在,並且把握活著的每一天。像我出嚴重意外,跌倒腦部出大量血,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又活過來,我很感謝上天讓我繼續活著,並且非常珍惜這個失而復得的人生。祝你們
學業進步
爸爸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