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4)
阿拉伯人稱第一次中東戰爭為「巴勒斯坦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經過三次停戰,於1949年7月雙方簽訂最後休戰協定。但是這場戰爭在1948年6月10日第一次停戰協定時,可說就已經大勢底定。因為以色列軍已經佔領許多戰略要地。1948年12月,以色列軍推進到西奈半島,對阿拉伯軍顯示出壓倒性優勢。不過,由於英美軍的介入,以色列軍不得不退出西奈半島。
以色列建國的時候,產生了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巴勒斯坦難民是如何產生的呢?1948年的時候,阿拉伯人仍舊是巴勒斯坦的多數派,猶太人是少數派。因此新生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否有計畫地、故意地將阿拉伯人趕出巴勒斯坦,讓猶太人由少數派變成多數派?
首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難民化的第一階段是,從1947年11月巴勒斯坦分割案通過之後,對分割案不滿的阿拉伯人就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發生武力衝突,事實上,巴勒斯坦已經成為內戰狀態。因此巴勒斯坦的中上階層阿拉伯都市住民紛紛逃往鄰近阿拉伯各國避難。
難民化的第二階段是,1948年4月起,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軍事組織發動攻擊。因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都市下階層住民陷入恐慌,紛紛逃離居住地。
難民化的第三階段是,從1948年7月9日起,至18日止第一次停戰結束的10天。難民化的第四階段是,從1948年10月起,至11月止的「驅逐軍事境界線旁的阿拉伯人住民」。
在第三與第四階段,猶太復國主義者政治領導部並沒有下明確的命令,完全是由前線的以色列國防指揮官自行判斷而採取的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激進行動。另一方面,阿拉伯各國受不了不斷湧入的難民,便呼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留在居住地,並且開始拒絕接受難民入境。奇妙的是,以色列的Ben–Gurion首相或許因為戰爭勝利而信心倍增,也拒絕歸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難民。
第二次停戰協定發效時,已經有超過50萬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離開以色列領土。大多數難民不是去東部的約旦,就是去西南部的加薩。
在上述難民化的第二階段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蔓延著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恐懼氣氛。因為1947年1月,在耶路撒冷附近4個猶太人入殖地,阿拉伯義勇軍殺害了猶太人住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害怕以色列軍會採取報復行動,因而紛紛逃離居住地。
從1948年4月9日起到11日止,比金率領的修正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軍事組織「伊魯睴軍」屠殺了阿拉伯人迪魯雅森村120名村民。也造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恐懼心理,讓他們不敢待在巴勒斯坦,而成為難民。阿拉伯的廣播電台也對迪魯雅森村屠殺事件大肆報導,並且誇大報導阿拉伯婦女遭到性侵害,更加造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恐懼。
如果「迪魯雅森村屠殺事件」是造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難民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那麼這個事件是否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精心策劃的陰謀?目的當然是要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趕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的研究者認為這個事件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計劃好的,以色列的研究者則否定這個看法。但是一部分以色列的研究者也承認當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彼此有共識,認為應該盡量減少猶太建國預定地上的阿拉伯人。
重要的問題是難民只是暫時逃離居住地,為何在第一次停戰協定發效後,不回到故鄉呢?最大的原因是,阿拉伯人的居住區被破壞,農地被沒收,而且猶太人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離開居住區時,鳩佔鵲巢。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本回不了故鄉。
Ben–Gurion在以色列被稱為「建國之父」,因為以色列人一致認為以色列之所以能成功建國,並且存續至今,Ben–Gurion的功績最大。
1949年1月,以色列舉行制定憲法議會的選舉。以色列採取內閣制,總統只是虛位,沒有實權。以色列的政治史上,從來沒有單獨的政黨組閣,歷任內閣都是聯合內閣。
Ben–Gurion新政府面臨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的嚴重對立。新政府為了避免新國家的分裂,不得不妥協,採取對宗教勢力的安撫政策,例如允許超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子弟免除服兵役的義務。Ben–Gurion首相信奉社會主義,是世俗主義者。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中並沒有明訂猶太教是國教,因此原則上,以色列採取政教分離。以色列的國民之中,有百分之20是阿拉伯人,當然不能訂猶太教為國教。
以色列在建國之前,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就達成維持宗教現狀的協定。例如從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安息日,公車完全停駛,商店也關門。
Ben–Gurion於1953年辭去首相職位,暫時退休到耶路撒冷南部沙漠地帶的集體農場生活。取而代之的是Sharett(1894—1965)。可是1955年,Ben–Gurion重回政壇,擔任首相兼國防部長。Ben–Gurion的鷹派路線勝了Sharett的鴿派路線,埋下後來蘇伊士運河戰爭的種子。
以色列在建國之後面臨一個移民問題。建國之前的移民大多來自歐洲,建國之後的移民則大多來自中東伊斯蘭世界。到1960年代為止,約有100萬來自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移民。他們大多貧窮,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中東伊斯蘭世界猶太人大多移民到法國等歐美各國。移民到以色列的中東伊斯蘭世界猶太人大多是虔誠的猶太教信徒。他們與猶太復國主義近代歐洲猶太人意識形態完全無緣。他們必須靠國家發的津貼才能過活,因此哪一個政黨提出的社會福祉政策較優厚,他們就支持那個政黨。
1946年至1948年,平均每月有2千人來自納粹德國的大屠殺生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合計約7萬人。從建國1948年5月之後到1951年年底為止,也有約35萬人大屠殺生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然而在同一時期,以色列人幾乎都不談大屠殺的事。好像以色列不存在大屠殺生存者似的。學校不教大屠殺的事,希伯來大學也沒有人研究大屠殺的事,劇場也不演大屠殺的事。詩和小說也不碰大屠殺這個題材。
原因之一是大屠殺生存者對犧牲者懷有「罪惡感」,不願談這段悲傷往事。他們認為讓猶太國家以色列繼續存在下去,就是對納粹德國最好的報復。
1951年4月,以色列國會通過訂大屠殺紀念日的正式名稱為︰「為了記憶大屠殺與勇敢事跡的紀念日」。以色列人要彰顯的不是默默接受命運、完全不抵抗的大屠殺犧牲者,而是像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勇敢起來反抗的猶太人。
1960年,以色列情報人員在阿根廷綁架納粹德國戰犯Eichmann(1906—1962),帶回以色列,並於1961年4月在耶路撒冷審判他。這個審判成為統一以色列人國民意識的契機。
1950年代時,從摩洛哥來了大量猶太人移民。這些摩洛哥猶太人移民沒有經驗過大屠殺的悲劇,而且也不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是猶太社會的「異質人」。因此要把這樣的「異質人」同化於猶太社會,以色列政府就充分利用「大屠殺的神話」與「Eichmann的審判」。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10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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