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的時代(2)
一神教毫無例外地產生於沙漠,相反地,沙漠以外的地方則產生多神教。
泛靈論(Animism)是認為人的體內存在著靈魂,動植物與無生物之中則存在著精靈的信仰。這種信仰常出現在農耕民之中。中國有所謂的「氣」。「氣」是流動的靈氣,如果成為一定的形狀,那就稱為「鬼」或「神」。
中國人信仰、崇拜「天」。中國歷代的王朝,天子最重要的義務是實行祭天的儀式。現在位於北京南郊的天壇就是清朝歷代天子實行祭天儀式的地方。中國人崇拜「天」最早是出現於周朝的文獻,而周還沒消滅商朝之前,是遊牧民族,崇拜「天」很可能是由周帶到中國的觀念。周朝信仰多神,從天開始,還有山川、動植物,甚至門、爐灶等人工物都當作神祭拜。在這些神之中,最重要的是社稷之神。社稷原本是分開的兩個神,稷是指高梁,為代表穀物之神。社則是樹木之意,代表崇拜樹木或崇拜森林。
道教起源於3世紀的六朝時代。道教主要諸神的神階秩序和政府的官僚組織類似。最高神為玉皇大帝,或稱天公。天公是全能的神,支配、監督諸神。但是由於天公太尊貴,反而與民眾有距離,不像其他神,可以透過乩童,得到神的指示。
在玉皇大帝之下,擔任宰相地位的是東岳大帝,或稱泰山府君。泰山是中國的五岳之一的東岳,因此這個神是泰山的神格化。秦始皇曾經登泰山,祭祀東岳大帝。在民間信仰中,人死後的靈魂都前往泰山這個冥府。中國各地有東岳廟。
在東岳大帝之下,是城隍神與土地神。土地神與民眾的生活最為密切,也稱為福德正神,其祀廟的數目最多。土地神除了是農業神之外,也是能夠給予民眾福德的財神,因此極受民眾崇拜。
從玉皇大帝一直排下來,最底下的神是家家戶戶祭祀的灶神。灶神監視各家成員的行動,記錄一年間的功過(善行與惡行),並於12月23日升天向玉皇大帝報告。玉皇大帝便根據這個報告決定各家成員的壽命。因此民眾在12月23日當天夜晚,所有的家庭成員便徹夜以美食祭祀灶神,或者在灶神嘴裡塞糖果,希望灶神能向玉皇大帝說好話。
崇拜祖先常見於農耕民族,因為人們通常住在與祖先同樣的土地上,耕種祖先遺留下來的農地,享受祖先遺留下來的恩惠,對祖先自然興起感謝、敬仰之心。中國人家家戶戶的神壇上都供奉祖先的牌位便是最明顯的祖先崇拜。
原始佛教是無神論。這在少數菁英信仰佛教時沒有什麼問題。可是,西元前3世紀時,印度的阿育王成為佛教的保護者之後,佛教越來越普及,少數菁英信仰的佛教變成大眾的佛教,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佛教不得不妥協,變成大眾佛教。由於當時印度的大眾多信仰婆羅門教,也就是一種多神教,因此大眾佛教便採用多神教的要素。首先從釋迦牟尼的神格化開始。此外,大眾又「製造」出阿彌陀佛、毘盧舍那佛(大日如來)、藥師佛等諸佛,以及彌勒、觀音、勢至等諸菩薩。不只此,婆羅門教的梵天、帝釋、四天王等也以佛教的保護神之名目引進佛教。印度佛教最後階段出現的密教諸佛圖(mandala)有將近2000個神佛。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多神教。
這個印度佛教不久就傳到中國與日本,而且是已經變成多神教的大乘佛教。
東漢初期,佛教經由西域傳到中國,但是中國人並沒有立即接受佛教。從東漢初期到西晉的3百年間,中國的知識份子對佛教不太關心。信仰多神教的中國人對異教相當寬容,但是佛教傳到中國時,卻碰到一個頑強的障礙。那就是中國人一向認為中國是文明之邦,四周的國家都是夷狄,因此很難接受「夷狄」傳來的佛教。
不過,佛教不久就碰到一件幸運的事。那就是在西晉末年的西元307,年,夷狄消滅西晉,許多中國人逃亡到南方避難,在南京建立東晉王朝。華北則被夷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自以為中國是文明之邦的優越意識自然遭到嚴重打擊。這時候,忍耐了3百年的佛教便像滾滾江水般沖向中國社會,之後,六朝與隋唐便成為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
中國接受的佛教是多神的大乘佛教,而中國本來就有許多神,這下子神更多了。此外,道教的神,與民間信仰的城隍神與土地神也都染上佛教的色彩。傳說關羽的靈在玉泉山顯現時普靜禪師說法讓其皈依佛教,關羽成為佛法的保護神。據說關羽生前擅長記帳,因此他也成為商業之神。除了關帝之外,最受民眾歡迎的神是觀音。
中國常常藉宗教之名叛亂。最具代表性的是彌勒教、明教與白蓮教。
日本是個能屈能伸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本來對麥克阿瑟前來接收,相當擔心。而且美國人也擔心日本人會對盟軍堅決抗戰,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沒想到盟軍一登陸,日本人不但沒有堅決抗戰,反而熱烈歡迎盟軍。
當時有人警告麥克阿瑟︰「日本人曾經偷襲珍珠港,是個假扮的專家,你千萬別被騙了。」麥克阿瑟回答︰「我不相信數千萬的日本人個個都是假扮的專家。」他的判斷沒錯,因為一直到盟軍佔領日本結束,佔領士兵沒有一人受到傷害。
此外,明治維新前,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前往倫敦留學,經過上海時,看到西方船隻雲集上海港的盛況,便立刻捨棄「攘夷論」的主張,轉而主張「開國論」。而且在留學期間,一聽說長州藩要砲擊西方船隻,立刻回日本長州藩,向領導階層勸說這是有勇無謀的行動。
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如此能屈能伸,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行動原理都是向外國借來的,佛教和儒學思想都是向外國借來的,一旦發覺不合時代潮流,隨時可以捨棄,一點也不惋惜。不像中國,要捨棄儒學思想時,掙扎了很久。
儒學思想在中國2千年來,一直是正統思想,老莊思想可說是「在野思想」,在西方就是「異端思想」。然而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很少有專門信奉老莊思想的學者,大多同時信奉儒學思想與老莊思想。在西方,很難想像一個人同時是正統與異端。換言之,中國的學者,白天到衙門上班時是儒學,下班出了衙門,就變成道家。
儒學對道德、禮儀、治國、平天下,很囉嗦,道家則完全丟棄這些人為的東西,採取自然放任的立場。如此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而且不會造成人格分裂,真是奇異。
多神教比較寬容,一神教則比較不寬容。猶太人之所以在西方受到迫害,主要是因為一神教與一神教衝突之故。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基督教本來應該是寬容的宗教,因為耶穌說︰「愛你的敵人!」但是在歷史上,基督教卻與耶穌的訓誡背道而馳,成為不寬容的宗教。
不過,多神教的寬容,容易引起信仰的稀薄化,而成為無神論。由多神教演變的形態中,含有汎神論。所謂汎神論,是認為神無所不在。中國很早就出現汎神論。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無神的時代(1)
無神的時代(1)
在全世界的民族當中,最缺乏宗教心的大概是中國和日本。如果「脫宗教化」是近代的特徵,那麼,何以中國和日本走在先端?答案之一是兩國都是以農耕文明為背景的多神教國。由於崇拜的對象分散,因此造成信仰的密度降低,並且演變成無宗教化。
一神教與多神教帶給該民族不同的世界觀。一神教產生一元思考,多神教產生多元思考。多神教很容易產生泛神論,而泛神論很容易演變成無神論。
現在日本的公立學校禁止出現宗教教育,然而英國自1944年之後,宗教教育就是學校的必修科目。據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基督教信仰已經日漸淡薄之故。
中國和日本存在著許多咒術信仰,例如日期的吉凶、算命、風水等。
為什麼中國和日本急速「脫宗教化」
中國的儒教是一種無神論。儒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育的「教」。中國無神論的歷史從孔子開始。
全世界的代表性一神教為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都是誕生於中近東地區。基督教由猶太教分出來,伊斯蘭教則強烈受到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影響。耶路撒冷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聖地,也是穆罕默德昇天的地方。對伊斯蘭教徒而言,耶路撒冷是僅次於麥加與麥地那的聖地。除了中近東地區之外,世界各地很難再找到有影響力的一神教。那麼,為什麼一神教會集中在中近東地區誕生呢?
中近東地區的地理特徵是廣大的沙漠,人類所能居住的地方只有極少的綠洲。沙漠是「死的世界」,對沙漠的住民而言,為了生存下去,自然界是必須對抗、征服的敵人。而且為了確保必要的草原和水源,必須與其他競爭的部落戰鬥。當自己人身陷危境或戰死時,解救他或為他報仇便是其他成員的義務。
在這種一方面與自然界對抗另一方面與敵人戰鬥的環境下,培養出沙漠住民的特性。那就是戰鬥性與服從性。為了戰勝對方,個人就必須服從團體。
沙漠住民在與自然界對抗之中,產生人格神的觀念。人格神起初是部落神,因此各部落都有自己的人格神。後來武力最強部落的人格神統一了其他部落的人格神,這便是猶太教的耶和華、伊斯蘭教的阿拉之由來。
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於麥加。麥加的居民崇拜多神,穆罕默德卻獨倡一神阿拉,因此被麥加的居民趕走,逃到麥地那。麥地那有許多猶太教徒,穆罕默德從那些猶太教徒那兒學到很多猶太教教義。例如朝著耶路撒冷的方向禮拜,以及不吃豬肉等。但是猶太教徒卻不願意接納穆罕默德。後來穆罕默德便與猶太教徒戰鬥並且戰勝,還趁勝攻入麥加。穆罕默德進入麥加後,便大肆破壞麥加神殿裡供奉的偶像。
現在存在於阿拉伯內陸中心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對伊斯蘭教信仰得最徹底。按照可蘭經的精神,信徒不應該服食酒和麻藥之類會使人精神恍惚的東西,因為這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瓦哈比教派則擴大解釋,禁止信徒吸菸,甚至反對信徒跳舞和聽音樂。理由同樣是這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當然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的一切娛樂也在禁止之列。
沙漠民族的文化是一種掠奪文化,也有說是一種「收穫」文化。當秋季來臨,農民收割完農作物之後,就換遊牧民族出場。他們襲擊農村,搶奪農民的農作物與家畜,若農民抵抗,一律殺害,殘障者、老人也一律殺害,帶走能夠工作的人當成奴隸,最後放一把火將帶不走的東西完全燒燬,然後消失在沙漠。沙漠民族持續這樣的行為已經3千多年,一直到20世紀。
穆罕默德出現之前,阿拉伯是多神教的世界,人們崇拜星星、岩石和樹木。穆罕默德藉著「可蘭經或劍」的戰鬥精神,讓人們改信一神教。
猶太教成立於西元前6世紀,伊斯蘭教則成立於7世紀,雙方隔了1千數百年,由於穆罕默德從猶太教徒那兒學到很多猶太教教義,因此有人稱伊斯蘭教為「新猶太教」。
有人認為猶太教徒信仰的神,和基督教徒信仰的神,和伊斯蘭教徒信仰的神,都是同一個神。可是猶太教徒信仰的神耶和華有些不同。首先,耶和華視猶太民族為「選民」。耶和華不是世界神,而是民族神。第二,耶和華是容易生氣、容易嫉妒、並且會報仇的神。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20章有這樣記載︰「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基督教的母胎雖然是猶太教,但是猶太教自始至終都是民族宗教,而基督教卻成為提倡人類愛的世界宗教。
基督教的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自然界是神為人類創造的,因此人類可以憑自己的意志支配、利用自然界。」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一章有這樣記載︰「神對人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紀」第九章也有這樣記載︰「神對挪亞和他的兒子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
基督教給了遊牧民族活下去所必要的原理,如果是農耕民族,可能會對神這樣的命令猶豫不決。因為順從自然,在自然中生存,而非支配、征服自然,才是農耕民族遵守的原理。
基督教雖然只有一個神,可是在神之下卻有無數的聖人。最高的聖人是聖母馬利亞。中世紀之後馬利亞信仰就變得很昌盛,但是由於現世利益的色彩太濃厚,基督新教拒絕跟隨。
1885年,靠近西班牙國境的法國小鎮盧爾德(Lourdes),一位貧窮的少女貝爾奈笛特看見聖母馬利亞出現在一處洞窟中,不久,從洞窟裡流出靈水。而且人們發現這靈水可以治癒任何疑難雜症。從此之後,從法國各地與世界各地湧來許多信徒,讓人口才2萬的小鎮盧爾德馬上誕生許多旅館和禮品店。
除了聖母馬利亞之外,還有許多「救難的聖人」。例如交通安全的聖人Christophorus。自從5世紀以後,信徒就相信這位聖人會保護航海者與旅行者,後來隨著汽車的普及,Christophorus的像就被刻在紀念章上,懸掛在車內作為護身符。其他還有尋找遺失物的聖人、援助經濟的聖人。另外還有職業別的聖人,例如保佑醫生的聖人、保佑印刷業者的聖人、保佑音樂家的聖人、保佑畫家的聖人、保佑學者的聖人、保佑學生的聖人、保佑護士的聖人、保佑歌星的聖人、保佑士兵的聖人、保佑律師的聖人、保佑珠寶商的聖人、保佑書店的聖人、保佑佣人的聖人、保佑理髮師的聖人、甚至還有保佑乞丐的聖人。如此詳盡,連多神教的中國與日本都要甘拜下風。(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在全世界的民族當中,最缺乏宗教心的大概是中國和日本。如果「脫宗教化」是近代的特徵,那麼,何以中國和日本走在先端?答案之一是兩國都是以農耕文明為背景的多神教國。由於崇拜的對象分散,因此造成信仰的密度降低,並且演變成無宗教化。
一神教與多神教帶給該民族不同的世界觀。一神教產生一元思考,多神教產生多元思考。多神教很容易產生泛神論,而泛神論很容易演變成無神論。
現在日本的公立學校禁止出現宗教教育,然而英國自1944年之後,宗教教育就是學校的必修科目。據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基督教信仰已經日漸淡薄之故。
中國和日本存在著許多咒術信仰,例如日期的吉凶、算命、風水等。
為什麼中國和日本急速「脫宗教化」
中國的儒教是一種無神論。儒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育的「教」。中國無神論的歷史從孔子開始。
全世界的代表性一神教為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都是誕生於中近東地區。基督教由猶太教分出來,伊斯蘭教則強烈受到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影響。耶路撒冷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聖地,也是穆罕默德昇天的地方。對伊斯蘭教徒而言,耶路撒冷是僅次於麥加與麥地那的聖地。除了中近東地區之外,世界各地很難再找到有影響力的一神教。那麼,為什麼一神教會集中在中近東地區誕生呢?
中近東地區的地理特徵是廣大的沙漠,人類所能居住的地方只有極少的綠洲。沙漠是「死的世界」,對沙漠的住民而言,為了生存下去,自然界是必須對抗、征服的敵人。而且為了確保必要的草原和水源,必須與其他競爭的部落戰鬥。當自己人身陷危境或戰死時,解救他或為他報仇便是其他成員的義務。
在這種一方面與自然界對抗另一方面與敵人戰鬥的環境下,培養出沙漠住民的特性。那就是戰鬥性與服從性。為了戰勝對方,個人就必須服從團體。
沙漠住民在與自然界對抗之中,產生人格神的觀念。人格神起初是部落神,因此各部落都有自己的人格神。後來武力最強部落的人格神統一了其他部落的人格神,這便是猶太教的耶和華、伊斯蘭教的阿拉之由來。
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於麥加。麥加的居民崇拜多神,穆罕默德卻獨倡一神阿拉,因此被麥加的居民趕走,逃到麥地那。麥地那有許多猶太教徒,穆罕默德從那些猶太教徒那兒學到很多猶太教教義。例如朝著耶路撒冷的方向禮拜,以及不吃豬肉等。但是猶太教徒卻不願意接納穆罕默德。後來穆罕默德便與猶太教徒戰鬥並且戰勝,還趁勝攻入麥加。穆罕默德進入麥加後,便大肆破壞麥加神殿裡供奉的偶像。
現在存在於阿拉伯內陸中心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對伊斯蘭教信仰得最徹底。按照可蘭經的精神,信徒不應該服食酒和麻藥之類會使人精神恍惚的東西,因為這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瓦哈比教派則擴大解釋,禁止信徒吸菸,甚至反對信徒跳舞和聽音樂。理由同樣是這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當然會使信徒忘記神,疏於禱告的一切娛樂也在禁止之列。
沙漠民族的文化是一種掠奪文化,也有說是一種「收穫」文化。當秋季來臨,農民收割完農作物之後,就換遊牧民族出場。他們襲擊農村,搶奪農民的農作物與家畜,若農民抵抗,一律殺害,殘障者、老人也一律殺害,帶走能夠工作的人當成奴隸,最後放一把火將帶不走的東西完全燒燬,然後消失在沙漠。沙漠民族持續這樣的行為已經3千多年,一直到20世紀。
穆罕默德出現之前,阿拉伯是多神教的世界,人們崇拜星星、岩石和樹木。穆罕默德藉著「可蘭經或劍」的戰鬥精神,讓人們改信一神教。
猶太教成立於西元前6世紀,伊斯蘭教則成立於7世紀,雙方隔了1千數百年,由於穆罕默德從猶太教徒那兒學到很多猶太教教義,因此有人稱伊斯蘭教為「新猶太教」。
有人認為猶太教徒信仰的神,和基督教徒信仰的神,和伊斯蘭教徒信仰的神,都是同一個神。可是猶太教徒信仰的神耶和華有些不同。首先,耶和華視猶太民族為「選民」。耶和華不是世界神,而是民族神。第二,耶和華是容易生氣、容易嫉妒、並且會報仇的神。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20章有這樣記載︰「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基督教的母胎雖然是猶太教,但是猶太教自始至終都是民族宗教,而基督教卻成為提倡人類愛的世界宗教。
基督教的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自然界是神為人類創造的,因此人類可以憑自己的意志支配、利用自然界。」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一章有這樣記載︰「神對人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紀」第九章也有這樣記載︰「神對挪亞和他的兒子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
基督教給了遊牧民族活下去所必要的原理,如果是農耕民族,可能會對神這樣的命令猶豫不決。因為順從自然,在自然中生存,而非支配、征服自然,才是農耕民族遵守的原理。
基督教雖然只有一個神,可是在神之下卻有無數的聖人。最高的聖人是聖母馬利亞。中世紀之後馬利亞信仰就變得很昌盛,但是由於現世利益的色彩太濃厚,基督新教拒絕跟隨。
1885年,靠近西班牙國境的法國小鎮盧爾德(Lourdes),一位貧窮的少女貝爾奈笛特看見聖母馬利亞出現在一處洞窟中,不久,從洞窟裡流出靈水。而且人們發現這靈水可以治癒任何疑難雜症。從此之後,從法國各地與世界各地湧來許多信徒,讓人口才2萬的小鎮盧爾德馬上誕生許多旅館和禮品店。
除了聖母馬利亞之外,還有許多「救難的聖人」。例如交通安全的聖人Christophorus。自從5世紀以後,信徒就相信這位聖人會保護航海者與旅行者,後來隨著汽車的普及,Christophorus的像就被刻在紀念章上,懸掛在車內作為護身符。其他還有尋找遺失物的聖人、援助經濟的聖人。另外還有職業別的聖人,例如保佑醫生的聖人、保佑印刷業者的聖人、保佑音樂家的聖人、保佑畫家的聖人、保佑學者的聖人、保佑學生的聖人、保佑護士的聖人、保佑歌星的聖人、保佑士兵的聖人、保佑律師的聖人、保佑珠寶商的聖人、保佑書店的聖人、保佑佣人的聖人、保佑理髮師的聖人、甚至還有保佑乞丐的聖人。如此詳盡,連多神教的中國與日本都要甘拜下風。(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遺傳基因的真相
遺傳基因的真相
現在遺傳基因正以「自由與平等之敵」的姿態站在我們面前。因為遺傳基因是疾病的原因,也是能力界限的原因之故。在古希臘,人們就認為人的能力優劣是與生俱來。柏拉圖在著作「理想國」中,認為人一生下來就可分為「金人」、「銀人」、「銅人」、「鐵人」。為政者必須是「金人」。那個時代,人們認為教育不會勝過天生的才能。但是在現代,教育界則不喜歡承認遺傳基因左右才能。
現在街上到處可以見到提升智慧或學力的教育產業——幼兒教室、升學補習班、外語補習班、證照補習班。望子成龍的父母親為了讓子女進入好學校,出生後,不,出生前,就開始絞盡腦汁在子女身上做投資。教育的可能效用被大家認為無限大。人們認為只要給予適當的環境以及努力,任何人都不會被遺傳基因束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無限發展自己的能力。但是這卻是空幻的願望。假如真是如此,那麼為何有些人考前努力讀書,成績卻遠不如聰明的同學?
心理學史上曾發生一個最有名的實驗資料捏造嫌疑事件「巴特事件」。這個事件讓人們認為行動遺傳學是騙人的學問。討厭「遺傳基因影響人的心靈與行動」的人,則很高興拿這個事件來宣傳行動遺傳學的「污點」。
巴特(1883-1971)是英國心理學界極有名的學者。他去世後才有人指控他捏造實驗資料。事情的發端是美國的心理學者建森於心理學雜誌發表論文「我們能提升多少智能與學業成績?」
美國於1969年受到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衝擊,極思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在全國展開早期教育計畫。建森在這個計畫開始10年後,寫論文指出這個計畫失敗了。理由是遺傳80%決定了智能。他還指出白人與黑人在智能上的差距,並且說其原因在於遺傳。一時之間,「建森主義」成了人種歧視主義的代名詞。
在標榜民主主義的現代社會,「人人生而平等」是大家的共識。建森卻推翻了這個共識。
不只是建森,1973年,美國的行動學者哈恩斯坦著「IQ與競爭社會」,指出既然遺傳決定了智能,只是製造環境上的平等,反而會讓遺傳的差異變明顯。此外,1996年加拿大的心理學者拉休頓著「人種、進化、行動」,也同樣討論人種與遺傳的關係,引起很大的論爭。
日本學教育者鈴木鎮一認為「才能不是與生俱來」、「人是環境之子」、「任何孩子的成就都靠如何養育」。鈴木鎮一的教育法稱為「母語教育法」。不管是聰明的孩子或愚笨的孩子,都可以將母語學得很好。所以只要具備母語的學習環境,任何人都可以將小提琴拉得很好。
鈴木鎮一是「環境主義」者,他認為人是「環境之子」。
一般對教育界人士而言,比較無法接受遺傳理論,因為如果人的能力完全由遺傳決定,那麼教育就毫無意義了。教育如果要有意義,遺傳就不能決定一切。
「行動遺傳學」不是「遺傳論」,它同時重視遺傳與環境兩個因素。教育當然重要,環境也當然重要,而且我們不應該以遺傳為理由歧視他人,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每個人在遺傳上的確有差異。正確的方式是首先承認遺傳對人的影響,然後再研究環境與教育對人的影響。
據研究,在智商的相關性上,同卵性雙胞胎的相關性是0.72,異卵性雙胞胎的相關性是0.42。
事實上,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智商影響相當大。父母親的家庭談話如果大多是知性內容,父母親如果對孩子的教育很熱心,孩子的智商就會有正面發展。
「行動遺傳學」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遺傳深深影響人的行動」。第二個結論是,「共有環境的影響幾乎沒有」,第三個結論是,「每個人的差異大多是來自非共有環境的影響」。
在不久的未來,嬰兒出生時,人類可以用檢查遺傳基因的方式,知道這個嬰兒的才能與性格的優缺點。甚至人類可以挑出雙親擁有的優秀遺傳基因,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有計畫地生出優秀的下一代。1997年的科幻電影「GATTACA」所描述的就是這樣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人們認為「挑出雙親擁有的優秀遺傳基因,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有計畫地生出優秀的下一代」是理所當然的事,自然生殖反而是野蠻的事。
男主角的雙親卻選擇自然生殖,讓神來決定嬰兒的優缺點。結果,男主角誕生之後,果然具有很多與生俱來的缺點。他的弟弟相反的是由人工授精的方式誕生,因此任何方面都比男主角優秀。
然而男主角擁有野心,為了實現他的願望,即使違法的事,他也會做。後來他遇到一位擁有優秀遺傳基因卻失意的男子,在對方的協助下,男主角終於實現他的願望。電影情節緊張,讓觀眾深思遺傳基因對人生的意義。
當男主角剛誕生的時候,護士從嬰兒的足部採取一滴血液,進行遺傳基因檢查。護士讀出電腦上顯示的檢查結果︰「精神病發生率60%,躁鬱症發生率42%,ADHD發生率89%,心臟病發生率99%,確定壽命為30.2歲。」
這可不是荒誕不經的事。遺傳基因檢查已經發生在現實的世界。美國和日本就有這樣的遺傳基因檢查公司。「GATTACA」所描述的世界已經近在眼前。日本的遺傳基因檢查公司替顧客檢查學習、EQ、音樂、繪畫、舞蹈、運動6個領域的遺傳基因,費用為5萬8千日圓。
不過,並非只有靠遺傳基因就可以預測一個人的未來,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智能與性格。這讓人們充滿希望。因為遺傳是由雙親傳下來的,與自己的意志毫無關係。但若是環境,則多少有改善的可能。即使遺傳到不好的東西,仍然有可能透過好環境來克服。
一般而言,學業成績有40%受遺傳影響。價值觀則有30%受遺傳影響。
大家都知道長方形的面積是由長和寬來決定。如果有人問︰「長和寬,哪一個比較重要?」你一定會回答︰「兩者一樣重要。」環境和遺傳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一樣重要。但是若有5個長方形,每個長方形的長都一樣,只有寬各自不同,那麼要決定哪一個長方形面積較大,就完全看每個長方形的寬有多長而定。如果只考慮你一個人,遺傳已經確定(長方形的長),那麼要決定面積有多大,就完全要看環境(長方形的寬)而定。不過如果考慮許多人,那就不一樣了,因為每個人的遺傳(長方形的長)都不一樣。
人再怎麼想要「利己」,終究會顯現出「利他」的行動。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個人為了想買自己喜歡的商品,就算心裡不情願,也必須去工作賺錢。然而去工作賺錢,便是貢獻社會,便是一種「利他」的行動。
家庭環境固然重要,不過有時候,孩子遺傳到的性格也會影響家庭環境。例如孩子如果是個過動兒,令雙親很頭痛,很難教養,結果雙親最後或許會對這個孩子很粗暴或採取拒絕的態度,讓孩子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社會階層低的家庭,雙親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比較會影響孩子的智能發育。
據研究,一個人收入的多寡,有42%可以用遺傳來解釋,環境因素只佔8%,剩下的50%或許是機運。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現在遺傳基因正以「自由與平等之敵」的姿態站在我們面前。因為遺傳基因是疾病的原因,也是能力界限的原因之故。在古希臘,人們就認為人的能力優劣是與生俱來。柏拉圖在著作「理想國」中,認為人一生下來就可分為「金人」、「銀人」、「銅人」、「鐵人」。為政者必須是「金人」。那個時代,人們認為教育不會勝過天生的才能。但是在現代,教育界則不喜歡承認遺傳基因左右才能。
現在街上到處可以見到提升智慧或學力的教育產業——幼兒教室、升學補習班、外語補習班、證照補習班。望子成龍的父母親為了讓子女進入好學校,出生後,不,出生前,就開始絞盡腦汁在子女身上做投資。教育的可能效用被大家認為無限大。人們認為只要給予適當的環境以及努力,任何人都不會被遺傳基因束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無限發展自己的能力。但是這卻是空幻的願望。假如真是如此,那麼為何有些人考前努力讀書,成績卻遠不如聰明的同學?
心理學史上曾發生一個最有名的實驗資料捏造嫌疑事件「巴特事件」。這個事件讓人們認為行動遺傳學是騙人的學問。討厭「遺傳基因影響人的心靈與行動」的人,則很高興拿這個事件來宣傳行動遺傳學的「污點」。
巴特(1883-1971)是英國心理學界極有名的學者。他去世後才有人指控他捏造實驗資料。事情的發端是美國的心理學者建森於心理學雜誌發表論文「我們能提升多少智能與學業成績?」
美國於1969年受到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衝擊,極思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在全國展開早期教育計畫。建森在這個計畫開始10年後,寫論文指出這個計畫失敗了。理由是遺傳80%決定了智能。他還指出白人與黑人在智能上的差距,並且說其原因在於遺傳。一時之間,「建森主義」成了人種歧視主義的代名詞。
在標榜民主主義的現代社會,「人人生而平等」是大家的共識。建森卻推翻了這個共識。
不只是建森,1973年,美國的行動學者哈恩斯坦著「IQ與競爭社會」,指出既然遺傳決定了智能,只是製造環境上的平等,反而會讓遺傳的差異變明顯。此外,1996年加拿大的心理學者拉休頓著「人種、進化、行動」,也同樣討論人種與遺傳的關係,引起很大的論爭。
日本學教育者鈴木鎮一認為「才能不是與生俱來」、「人是環境之子」、「任何孩子的成就都靠如何養育」。鈴木鎮一的教育法稱為「母語教育法」。不管是聰明的孩子或愚笨的孩子,都可以將母語學得很好。所以只要具備母語的學習環境,任何人都可以將小提琴拉得很好。
鈴木鎮一是「環境主義」者,他認為人是「環境之子」。
一般對教育界人士而言,比較無法接受遺傳理論,因為如果人的能力完全由遺傳決定,那麼教育就毫無意義了。教育如果要有意義,遺傳就不能決定一切。
「行動遺傳學」不是「遺傳論」,它同時重視遺傳與環境兩個因素。教育當然重要,環境也當然重要,而且我們不應該以遺傳為理由歧視他人,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每個人在遺傳上的確有差異。正確的方式是首先承認遺傳對人的影響,然後再研究環境與教育對人的影響。
據研究,在智商的相關性上,同卵性雙胞胎的相關性是0.72,異卵性雙胞胎的相關性是0.42。
事實上,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智商影響相當大。父母親的家庭談話如果大多是知性內容,父母親如果對孩子的教育很熱心,孩子的智商就會有正面發展。
「行動遺傳學」得到的第一個結論是,「遺傳深深影響人的行動」。第二個結論是,「共有環境的影響幾乎沒有」,第三個結論是,「每個人的差異大多是來自非共有環境的影響」。
在不久的未來,嬰兒出生時,人類可以用檢查遺傳基因的方式,知道這個嬰兒的才能與性格的優缺點。甚至人類可以挑出雙親擁有的優秀遺傳基因,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有計畫地生出優秀的下一代。1997年的科幻電影「GATTACA」所描述的就是這樣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人們認為「挑出雙親擁有的優秀遺傳基因,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有計畫地生出優秀的下一代」是理所當然的事,自然生殖反而是野蠻的事。
男主角的雙親卻選擇自然生殖,讓神來決定嬰兒的優缺點。結果,男主角誕生之後,果然具有很多與生俱來的缺點。他的弟弟相反的是由人工授精的方式誕生,因此任何方面都比男主角優秀。
然而男主角擁有野心,為了實現他的願望,即使違法的事,他也會做。後來他遇到一位擁有優秀遺傳基因卻失意的男子,在對方的協助下,男主角終於實現他的願望。電影情節緊張,讓觀眾深思遺傳基因對人生的意義。
當男主角剛誕生的時候,護士從嬰兒的足部採取一滴血液,進行遺傳基因檢查。護士讀出電腦上顯示的檢查結果︰「精神病發生率60%,躁鬱症發生率42%,ADHD發生率89%,心臟病發生率99%,確定壽命為30.2歲。」
這可不是荒誕不經的事。遺傳基因檢查已經發生在現實的世界。美國和日本就有這樣的遺傳基因檢查公司。「GATTACA」所描述的世界已經近在眼前。日本的遺傳基因檢查公司替顧客檢查學習、EQ、音樂、繪畫、舞蹈、運動6個領域的遺傳基因,費用為5萬8千日圓。
不過,並非只有靠遺傳基因就可以預測一個人的未來,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智能與性格。這讓人們充滿希望。因為遺傳是由雙親傳下來的,與自己的意志毫無關係。但若是環境,則多少有改善的可能。即使遺傳到不好的東西,仍然有可能透過好環境來克服。
一般而言,學業成績有40%受遺傳影響。價值觀則有30%受遺傳影響。
大家都知道長方形的面積是由長和寬來決定。如果有人問︰「長和寬,哪一個比較重要?」你一定會回答︰「兩者一樣重要。」環境和遺傳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一樣重要。但是若有5個長方形,每個長方形的長都一樣,只有寬各自不同,那麼要決定哪一個長方形面積較大,就完全看每個長方形的寬有多長而定。如果只考慮你一個人,遺傳已經確定(長方形的長),那麼要決定面積有多大,就完全要看環境(長方形的寬)而定。不過如果考慮許多人,那就不一樣了,因為每個人的遺傳(長方形的長)都不一樣。
人再怎麼想要「利己」,終究會顯現出「利他」的行動。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個人為了想買自己喜歡的商品,就算心裡不情願,也必須去工作賺錢。然而去工作賺錢,便是貢獻社會,便是一種「利他」的行動。
家庭環境固然重要,不過有時候,孩子遺傳到的性格也會影響家庭環境。例如孩子如果是個過動兒,令雙親很頭痛,很難教養,結果雙親最後或許會對這個孩子很粗暴或採取拒絕的態度,讓孩子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社會階層低的家庭,雙親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比較會影響孩子的智能發育。
據研究,一個人收入的多寡,有42%可以用遺傳來解釋,環境因素只佔8%,剩下的50%或許是機運。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帶一本書去巴黎(5)
帶一本書去巴黎(5)
拉法耶特夫婦安息在巴黎的皮克畢公墓。每年的美國國慶7月4日,美國大使都要來到這裡,主持一個升旗儀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國家,拉法耶特被革命宣布為「叛國者」,然而在美國,他卻是人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巴黎先賢祠誕生後,第一個入選的是伏爾泰。象徵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家伏爾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認為是一個革命偉人,十分自然。
土魯斯的卡拉斯是個新教徒,大兒子安東尼學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師執照時,才發現新教徒在土魯斯不准當律師。他起初想隱瞞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張天主教徒的証明。可是事情敗露。
1761年10月13日,朋友發現他被吊在門柱。父親卡拉斯以謀殺罪被起訴,謀殺的動機為「企圖阻止安東尼改信天主教」。由於卡拉斯不認罪,受到酷刑逼供。2小的折磨之後,被吊死,當眾焚燒。
伏爾泰聽到這樣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極為憤怒。立即對案件展開調查。事情發生3年以後,終於上訴成功,宣佈對卡拉斯的判決無效。消息傳來,70高齡的伏爾泰喜極而泣。
伏爾泰和盧梭的棺木是在一個相對開敞的區域,他們面對面,中間只隔了一個小小的走道。生前,他們經常爭辯,如今,夜深人靜之際,不知他們是否會推開棺門,重開辯論?盧梭棺木的側面牆上,寫著,「這裡安息著一個自然和真理之人」。
生前,每當他們爭辯起來,伏爾泰總是更瀟灑,而盧梭卻有點急。伏爾泰的年長固然是原因之一,同時,他似乎佔盡了一切優勢。比起盧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揮灑自如。而盧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時間必須依靠抄樂譜的手工勞動為生,長期在身體上處於相當沮喪的病態。他和周圍的朋友常常處不好關係,在論爭的時候,他表現得緊張、易怒,容易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弄得一團糟。在心理上,幾乎一直處於失衡的狀態。然而,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絕頂的天才。
在決議將盧梭送進先賢祠的時候,當年推崇伏爾泰的那些國會議員,已經砍頭的砍頭,逃亡的逃亡了。伏爾泰能夠留在先賢祠而沒有被趕出來,似乎在暗示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預示著他們依然有希望。而盧梭為什麼會在一個史稱「恐怖時期」的1793年,由國民公會決議送進這裡呢?
盧梭和伏爾泰一樣,是引起法國變革的諸多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民約論」在一個政治契約社會尚未誕生的時代,探討了政府和民眾的契約關係。這樣的思考,和他們所生存的舊制度的社會是衝突的,是革命性的。
羅伯斯比有一個稱號,「永不被腐蝕的人」。那是因為革命特別重視領袖的廉潔。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於失控狀態的摧毀過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斷出現掠奪和暴富的機會。「不被金錢腐蝕」成為一個罕見的現象。羅伯斯比因其廉潔,在道德上始終有一輪光環。但這也是歷史的誤解︰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一個政治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的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1793年9月,巴黎市長和檢察官,以及民眾代表到國民公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大革命的軍隊,帶著「手提式斬首機」巡視法國,不僅逮捕政治異端吉倫特黨人,還要迫使每一個農民交出他們儲存的農產品,否則就處死他們。
恐怖如瘟疫一般,從巴黎向全法國蔓延。在南特,審判以「浪費時間」為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員會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除去」所有嫌犯,否則法官和他的助手們將被處死。連斷頭台都嫌太慢,1500名嫌犯,立即被裝上船隻,在河中鑿沉。在4個月裡,這名公安委員「處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台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仍舊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本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著「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著約8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被「鎮壓」的。此後的27天裡,有1376名嫌疑犯被斬首。
羅伯斯比一向靠斷頭台剪除政敵。但是一旦開始,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終於被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台。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16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
這名死在斷頭台的辯護人,名叫馬勒澤布。馬勒澤布在路易15時期是大名鼎鼎的檢察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16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路易16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
那些當年在街頭提著短刀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已厭倦了革命,拿破崙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作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布結束革命。
掌權3年,拿破崙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在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2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3508885票贊成,8374票反對。之後不到2年,拿破崙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1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結果是,3572329票贊成,2569票反對。這不是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16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崙是太明白了。拿破崙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縟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繁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眾對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宗。僅僅在幾年前,焚燬教堂、屠殺教士的巴黎民眾,又向教宗歡呼。
儘管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不一樣。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
對於拿破崙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最簡單的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有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崙嗜權。
早在拿破崙成為皇帝之前,他就禁止了60家報紙,剩下的被改造成他的政府機關報。稱帝之後,他更把大片土地給自己的兄弟姊妹、將軍和隨從。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罰的警察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政治犯不必經過法院的正式程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的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個作家的葬禮,他就是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致哀。也許這是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法國人面前。在雨果的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送過凱旋門下,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勢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法國才得救了。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拉法耶特夫婦安息在巴黎的皮克畢公墓。每年的美國國慶7月4日,美國大使都要來到這裡,主持一個升旗儀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國家,拉法耶特被革命宣布為「叛國者」,然而在美國,他卻是人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巴黎先賢祠誕生後,第一個入選的是伏爾泰。象徵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家伏爾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認為是一個革命偉人,十分自然。
土魯斯的卡拉斯是個新教徒,大兒子安東尼學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師執照時,才發現新教徒在土魯斯不准當律師。他起初想隱瞞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張天主教徒的証明。可是事情敗露。
1761年10月13日,朋友發現他被吊在門柱。父親卡拉斯以謀殺罪被起訴,謀殺的動機為「企圖阻止安東尼改信天主教」。由於卡拉斯不認罪,受到酷刑逼供。2小的折磨之後,被吊死,當眾焚燒。
伏爾泰聽到這樣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極為憤怒。立即對案件展開調查。事情發生3年以後,終於上訴成功,宣佈對卡拉斯的判決無效。消息傳來,70高齡的伏爾泰喜極而泣。
伏爾泰和盧梭的棺木是在一個相對開敞的區域,他們面對面,中間只隔了一個小小的走道。生前,他們經常爭辯,如今,夜深人靜之際,不知他們是否會推開棺門,重開辯論?盧梭棺木的側面牆上,寫著,「這裡安息著一個自然和真理之人」。
生前,每當他們爭辯起來,伏爾泰總是更瀟灑,而盧梭卻有點急。伏爾泰的年長固然是原因之一,同時,他似乎佔盡了一切優勢。比起盧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揮灑自如。而盧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時間必須依靠抄樂譜的手工勞動為生,長期在身體上處於相當沮喪的病態。他和周圍的朋友常常處不好關係,在論爭的時候,他表現得緊張、易怒,容易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弄得一團糟。在心理上,幾乎一直處於失衡的狀態。然而,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絕頂的天才。
在決議將盧梭送進先賢祠的時候,當年推崇伏爾泰的那些國會議員,已經砍頭的砍頭,逃亡的逃亡了。伏爾泰能夠留在先賢祠而沒有被趕出來,似乎在暗示著這個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預示著他們依然有希望。而盧梭為什麼會在一個史稱「恐怖時期」的1793年,由國民公會決議送進這裡呢?
盧梭和伏爾泰一樣,是引起法國變革的諸多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民約論」在一個政治契約社會尚未誕生的時代,探討了政府和民眾的契約關係。這樣的思考,和他們所生存的舊制度的社會是衝突的,是革命性的。
羅伯斯比有一個稱號,「永不被腐蝕的人」。那是因為革命特別重視領袖的廉潔。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是一個經常處於失控狀態的摧毀過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斷出現掠奪和暴富的機會。「不被金錢腐蝕」成為一個罕見的現象。羅伯斯比因其廉潔,在道德上始終有一輪光環。但這也是歷史的誤解︰人們以一個政治領袖對金錢的興趣,來判斷他的品格高下。被權力腐蝕的意義,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錢的範圍,那就太小看權力了。權力對一個政治領袖的腐蝕,最可怕的部分,是他對權力本身的過度奢求。一個政治領袖的最可怕的被腐蝕,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對權力本身的貪婪;不是嗜錢,而是嗜血。
1793年9月,巴黎市長和檢察官,以及民眾代表到國民公會,以人民的名義,要求大革命的軍隊,帶著「手提式斬首機」巡視法國,不僅逮捕政治異端吉倫特黨人,還要迫使每一個農民交出他們儲存的農產品,否則就處死他們。
恐怖如瘟疫一般,從巴黎向全法國蔓延。在南特,審判以「浪費時間」為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員會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須在幾小時內「除去」所有嫌犯,否則法官和他的助手們將被處死。連斷頭台都嫌太慢,1500名嫌犯,立即被裝上船隻,在河中鑿沉。在4個月裡,這名公安委員「處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台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仍舊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本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著「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著約8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被「鎮壓」的。此後的27天裡,有1376名嫌疑犯被斬首。
羅伯斯比一向靠斷頭台剪除政敵。但是一旦開始,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終於被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台。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16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
這名死在斷頭台的辯護人,名叫馬勒澤布。馬勒澤布在路易15時期是大名鼎鼎的檢察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16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16做法律辯護。路易16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
那些當年在街頭提著短刀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已厭倦了革命,拿破崙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作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布結束革命。
掌權3年,拿破崙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在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2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3508885票贊成,8374票反對。之後不到2年,拿破崙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1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結果是,3572329票贊成,2569票反對。這不是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16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崙是太明白了。拿破崙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縟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繁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眾對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宗。僅僅在幾年前,焚燬教堂、屠殺教士的巴黎民眾,又向教宗歡呼。
儘管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不一樣。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
對於拿破崙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最簡單的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有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崙嗜權。
早在拿破崙成為皇帝之前,他就禁止了60家報紙,剩下的被改造成他的政府機關報。稱帝之後,他更把大片土地給自己的兄弟姊妹、將軍和隨從。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罰的警察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政治犯不必經過法院的正式程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的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個作家的葬禮,他就是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致哀。也許這是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法國人面前。在雨果的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送過凱旋門下,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勢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法國才得救了。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2012年11月12日 星期一
帶一本書去巴黎(4)
帶一本書去巴黎(4)
法國制憲會議似乎還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走。「君主立憲」的意思,就是國王雖然沒有以前的權力了,大家根據憲法過日子了,可是你國王至少還是養尊處優。大家養著你,這是圖個制度和權力的平穩交接。這個時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去鼓動,說我們都吃不飽,養一個王室要相當於養我們一千個一萬個老百姓,憑什麼?再加上歷數千年封建專制的罪惡等等。這時,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國王,國王怕被砍頭,要到國外堂兄弟那裡討救兵,堂兄弟們一邊摩拳擦掌,說是不能見死不救,一邊威脅說你們敢動手我就踩平巴黎。這樣一來,「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響警鐘」,「祖國」就又要「在危險中」了。
最初的「雅各賓俱樂部」裡幾乎包括了一切活躍的領袖們,然後按照他們激進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時期紛紛離開。可惜的是,越是留下的越激進,而「雅各賓」的名氣越來越大。因為隊伍純潔了,溫和點的反對派走了,留下來的人就是比誰都更激進了。越激進的之所以越神氣,是因為被鼓動的民眾傾向激進。
你可以想像,要在一群懷著對舊制度滿腔怨恨的民眾面前,解釋清楚為什麼不能以洩忿方式來革命,為什麼要向王室和貴族做一些妥協,是多麼困難。
「費揚俱樂部」只存在1年多,「費揚們」後來從「雅各賓」分裂出來的原因,是如何對待和處理國王的逃跑。「雅各賓」激進派選擇的立場是,判路易16一個「叛國罪」。「費揚們」卻要解脫國王。爭執的背後卻是一個對待制憲的分歧。「雅各賓們」其實反的是漸進改革的君主立憲制。除掉國王,君主立憲制的「君」沒有了,也就不攻自破了。
「費揚們」鬥不過「雅各賓們」,便紛紛向國外四出逃亡。他們的逃亡,是對激進的「雅各賓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因為根據早就確定的邏輯,不論有天大的理由,逃亡就是叛國。「雅各賓們」無需再做宣傳,民眾自然順應了他們的邏輯︰逃亡證明了他們本來就是「叛國者」,是人民的敵人。從此,「費揚們」漸進改革的溫和主張,他們對於法治的呼籲,被民眾唾棄了。
「雅各賓」激進派掃除了他們掌握法國的最重要的一個對手。接下來,只是順應他們已經成就的激進大勢。
「自由、平等、博愛」是響徹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記得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一下子就被它深深打動。直到很久以後,看到這樣的法國經典名句,叫做「公民不自由,就強迫他自由」,才覺得有點不對勁,懷疑當年自己的感動,是不是類似於一廂情願的盲「動」了。
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是由「公意」這樣一個概念作先導。它的意思就是說,舊制度中公眾沒有自由,國王說了算。那麼在新制度下,應該是相反的才對,應該是公眾說了算,這就是民主。對待任何事情,公眾都會有一個「多數人的意思」,這就是「公意」。只要「公意」得以實現,這就是大家的自由幸福生活了。
那麼作為一個個人,一個公民,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什麼是他的自由和幸福呢?他的「自由」就是「服從公意」。當他和公眾的意願一致了,就自然進入了真正的「自由」狀態,就獲得了「幸福」。所以為了幫助一個公民「幸福」,就必須強迫他先「自由」,也就是先服從「公意」。
我繞了好幾圈,覺得邏輯圓滿,很受教育。可是我敢打賭,這只是具有悠久文化和哲學思維傳統的法國人,才能發明和推廣這樣的理論。到沒有文化的美國人那兒是絕對行不通的。你再怎麼跟美國人轉邏輯,他們也不會轉得明白,「自由」怎麼變成了「服從」,被「強迫」怎麼還會有「自由」。他們肯定會簡單地把你打發回去︰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盧梭」,他們只知道自己有個「梭羅」,那傢伙說的他們比較愛聽,他寫了一篇一點不哲學的文章,題目就叫做「論公民的不服從」。美國人會說,有權不服從,那才叫自由。
我感到比較困惑的一件事是︰在這樣的「民主社會」和新制度之下,我已經知道,我沒有了不要「自由」的自由,假如我選擇不「自由」,會有人強迫我「自由」,那麼,假如我不服從這樣「被強迫的自由」呢?我還有沒有選擇不「幸福」的自由?結論是,那是可以的。只是,這個「不幸福」將會是「很不幸福」,我將會被「自由幸福」的公眾送上革命的斷頭台。
人稱「黑寡婦」的斷頭台,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個法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監獄狀態,同樣是判定一個地區的人性發展階段的標誌。在法國大革命100年後,中國仍然在使用「凌遲」這樣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3千刀還一息尚存的。
在法國大革命發生時,法國的死刑基本是2種方式。對於貴族,是用劍或斧砍掉腦袋;對於平民,通常是絞刑。在這裡,東方和西方概念不同。東方君主對貴族賜死,往往會賜白綾三丈之類,絞殺不是一種羞辱。「身首異處」倒是一種「惡死」。而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懸吊於絞架,不僅是一種更痛苦的處死方式,還是一種羞辱,所以不用於貴族。而斬首反而有點悲壯意味,似乎更適合貴族罪犯的身分。當時的這2種死刑方式,都有痛苦。不僅絞刑如此,斬首也往往因為不能一劍或一斧斃命,而給罪犯帶來痛苦。
在大革命初期,一位蓋勒廷博士把無痛死刑落實到一種設計,那就是斷頭台的最初藍圖。他在1789年的制憲會議上,呼籲採用他的處死設計。可是沒有人顧得上他的人道處死設計。
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實民眾最關注的是「平等」。1791年,議會討論在死刑領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認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只有斬首這一種執行方式。可是怎麼斬首?於是,議員們想起了2年前跑來遊說斷頭台的蓋勒廷博士。
不過反對者聲浪大,他們認為確立了一種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死刑方式,「平等」實現了,就可以了。沒有必要為死囚的痛苦考慮得那麼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確立了「斬首」為法國唯一的死刑方式,可是斷頭台卻沒有被採用。
但是後來死刑急遽增加,終於引發劊子手的抱怨,說是怎麼賣力砍也砍不過來,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因此,斷頭台就這樣於1792年正式使用。
人口2千5百萬的法國,在1793年到1794年的1年間,就有1萬7千人上了斷頭台。最快的一個紀錄是︰在38分鐘裡,斷頭台砍了21個頭顱。
在斷頭台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巴黎民眾嫌行刑的過程太快,使得他們無法充分欣賞死囚的痛苦。他們在下面齊聲高唱著,「把我的絞架還回來!把我的絞架還回來!」這呼聲不是響在中世紀和舊制度的時代,而是有了「人權宣言」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才是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法國制憲會議似乎還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走。「君主立憲」的意思,就是國王雖然沒有以前的權力了,大家根據憲法過日子了,可是你國王至少還是養尊處優。大家養著你,這是圖個制度和權力的平穩交接。這個時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去鼓動,說我們都吃不飽,養一個王室要相當於養我們一千個一萬個老百姓,憑什麼?再加上歷數千年封建專制的罪惡等等。這時,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國王,國王怕被砍頭,要到國外堂兄弟那裡討救兵,堂兄弟們一邊摩拳擦掌,說是不能見死不救,一邊威脅說你們敢動手我就踩平巴黎。這樣一來,「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響警鐘」,「祖國」就又要「在危險中」了。
最初的「雅各賓俱樂部」裡幾乎包括了一切活躍的領袖們,然後按照他們激進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時期紛紛離開。可惜的是,越是留下的越激進,而「雅各賓」的名氣越來越大。因為隊伍純潔了,溫和點的反對派走了,留下來的人就是比誰都更激進了。越激進的之所以越神氣,是因為被鼓動的民眾傾向激進。
你可以想像,要在一群懷著對舊制度滿腔怨恨的民眾面前,解釋清楚為什麼不能以洩忿方式來革命,為什麼要向王室和貴族做一些妥協,是多麼困難。
「費揚俱樂部」只存在1年多,「費揚們」後來從「雅各賓」分裂出來的原因,是如何對待和處理國王的逃跑。「雅各賓」激進派選擇的立場是,判路易16一個「叛國罪」。「費揚們」卻要解脫國王。爭執的背後卻是一個對待制憲的分歧。「雅各賓們」其實反的是漸進改革的君主立憲制。除掉國王,君主立憲制的「君」沒有了,也就不攻自破了。
「費揚們」鬥不過「雅各賓們」,便紛紛向國外四出逃亡。他們的逃亡,是對激進的「雅各賓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因為根據早就確定的邏輯,不論有天大的理由,逃亡就是叛國。「雅各賓們」無需再做宣傳,民眾自然順應了他們的邏輯︰逃亡證明了他們本來就是「叛國者」,是人民的敵人。從此,「費揚們」漸進改革的溫和主張,他們對於法治的呼籲,被民眾唾棄了。
「雅各賓」激進派掃除了他們掌握法國的最重要的一個對手。接下來,只是順應他們已經成就的激進大勢。
「自由、平等、博愛」是響徹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記得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一下子就被它深深打動。直到很久以後,看到這樣的法國經典名句,叫做「公民不自由,就強迫他自由」,才覺得有點不對勁,懷疑當年自己的感動,是不是類似於一廂情願的盲「動」了。
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是由「公意」這樣一個概念作先導。它的意思就是說,舊制度中公眾沒有自由,國王說了算。那麼在新制度下,應該是相反的才對,應該是公眾說了算,這就是民主。對待任何事情,公眾都會有一個「多數人的意思」,這就是「公意」。只要「公意」得以實現,這就是大家的自由幸福生活了。
那麼作為一個個人,一個公民,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什麼是他的自由和幸福呢?他的「自由」就是「服從公意」。當他和公眾的意願一致了,就自然進入了真正的「自由」狀態,就獲得了「幸福」。所以為了幫助一個公民「幸福」,就必須強迫他先「自由」,也就是先服從「公意」。
我繞了好幾圈,覺得邏輯圓滿,很受教育。可是我敢打賭,這只是具有悠久文化和哲學思維傳統的法國人,才能發明和推廣這樣的理論。到沒有文化的美國人那兒是絕對行不通的。你再怎麼跟美國人轉邏輯,他們也不會轉得明白,「自由」怎麼變成了「服從」,被「強迫」怎麼還會有「自由」。他們肯定會簡單地把你打發回去︰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盧梭」,他們只知道自己有個「梭羅」,那傢伙說的他們比較愛聽,他寫了一篇一點不哲學的文章,題目就叫做「論公民的不服從」。美國人會說,有權不服從,那才叫自由。
我感到比較困惑的一件事是︰在這樣的「民主社會」和新制度之下,我已經知道,我沒有了不要「自由」的自由,假如我選擇不「自由」,會有人強迫我「自由」,那麼,假如我不服從這樣「被強迫的自由」呢?我還有沒有選擇不「幸福」的自由?結論是,那是可以的。只是,這個「不幸福」將會是「很不幸福」,我將會被「自由幸福」的公眾送上革命的斷頭台。
人稱「黑寡婦」的斷頭台,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個法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監獄狀態,同樣是判定一個地區的人性發展階段的標誌。在法國大革命100年後,中國仍然在使用「凌遲」這樣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3千刀還一息尚存的。
在法國大革命發生時,法國的死刑基本是2種方式。對於貴族,是用劍或斧砍掉腦袋;對於平民,通常是絞刑。在這裡,東方和西方概念不同。東方君主對貴族賜死,往往會賜白綾三丈之類,絞殺不是一種羞辱。「身首異處」倒是一種「惡死」。而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懸吊於絞架,不僅是一種更痛苦的處死方式,還是一種羞辱,所以不用於貴族。而斬首反而有點悲壯意味,似乎更適合貴族罪犯的身分。當時的這2種死刑方式,都有痛苦。不僅絞刑如此,斬首也往往因為不能一劍或一斧斃命,而給罪犯帶來痛苦。
在大革命初期,一位蓋勒廷博士把無痛死刑落實到一種設計,那就是斷頭台的最初藍圖。他在1789年的制憲會議上,呼籲採用他的處死設計。可是沒有人顧得上他的人道處死設計。
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實民眾最關注的是「平等」。1791年,議會討論在死刑領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認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只有斬首這一種執行方式。可是怎麼斬首?於是,議員們想起了2年前跑來遊說斷頭台的蓋勒廷博士。
不過反對者聲浪大,他們認為確立了一種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死刑方式,「平等」實現了,就可以了。沒有必要為死囚的痛苦考慮得那麼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確立了「斬首」為法國唯一的死刑方式,可是斷頭台卻沒有被採用。
但是後來死刑急遽增加,終於引發劊子手的抱怨,說是怎麼賣力砍也砍不過來,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因此,斷頭台就這樣於1792年正式使用。
人口2千5百萬的法國,在1793年到1794年的1年間,就有1萬7千人上了斷頭台。最快的一個紀錄是︰在38分鐘裡,斷頭台砍了21個頭顱。
在斷頭台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巴黎民眾嫌行刑的過程太快,使得他們無法充分欣賞死囚的痛苦。他們在下面齊聲高唱著,「把我的絞架還回來!把我的絞架還回來!」這呼聲不是響在中世紀和舊制度的時代,而是有了「人權宣言」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才是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2012年11月9日 星期五
帶一本書去巴黎(3)
帶一本書去巴黎(3)
舊制度的特點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在法國,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例子,就是傳統的「密札」。那是由國王預先簽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國王簽字的時候,可以是空白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拘捕對象。然後,國王可以隨意地將它作為「人情」,送給當時的貴族,甚至向他們出售。而貴族可以憑著這張已經生效的「密札」,隨意地把他們不喜歡的人送入巴士底獄。這樣,「進去」,還只是一個人悲劇的第一步。他沒有權利要求嚴格的司法程序審核,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在明確的刑期之後,走出這個地方,這就是巴士底獄被歷史定位,成為舊制度象徵的原因。
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7個囚犯。即使這樣的狀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這就是當時三級會議的「陳情書」所表達的社會共同願望。因為即使國王答應以後不再揮霍國庫;即使是言論和出版的環境在當時相對寬鬆;即使當時的貴族拿了國王的「密札」並不隨便捕人,才導致巴士底獄只關了7個人,等等,可是假如沒有制度保證,這些由上層「賜予」的進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內發生巨大倒退。上層「賞賜」的果子,理所當然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巴士底獄被搗毀,正因為它表達了人們對於社會質變的覺醒,才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意義。
在這個攻打巴士底獄的隆隆砲聲中,我們似乎還可以聽到一些什麼。那是千年的舊制度積下的宿仇。被壓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層民眾,他們對巴士底獄這棟城堡充滿了怨恨,不管裡面是不是只關了7個人,就是他們確認裡面沒有人,他們依然會滿腔仇恨地要把它轟垮轟倒。
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時,拉法耶特的頭上還有著從美國革命中帶回來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為國民兵總司令,他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拆毀巴士底獄。
拉法耶特代表法國,把巴士底獄的一把鑰匙送給了華盛頓作為紀念,以感謝美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激勵。在我們參觀華盛頓故居的時候,那把大鑰匙還鑲嵌在鏡框裡,掛在大廳的牆上。
1790年7月14日,拉法耶特在巴黎群眾集會上,帶領群眾向正在建立中的君主立憲制的法國宣誓︰永遠忠於國家,忠於法律,忠於國王,捍衛憲法。這是他最後一次運用他的力量和聲望,企圖規約左右翼力量。可是,這個時候的左右翼、王室、失意貴族、國民大會的雅各賓黨人和吉倫特黨人,已經不可能走到一起了。他們反過來都指責拉法耶特企圖成為凱撒或克倫威爾。
只要不跟著日趨激進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結果,那些內心裡要求理性改革的人,紛紛被指責為「反革命」,從最早的貴族,到第三等級的議員,直到丹頓這樣最「革命」的激進份子。
拉法耶特越過邊境,打算前往荷蘭的一個港口。他寫信給妻子說︰「我們去美國吧,在那兒,我們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國已經不存在的自由。」他的計畫不幸被奧地利的軍隊打斷。以後的5年,他在普魯士、奧地利和波希米亞的牢房裡度過。
在法國,拉法耶特被宣布為投敵者,所有投敵者都被判死刑。他的財產被沒收,他的妻子被捕。拉法耶特妻子的母親、姊姊和外祖母,隨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在美國駐巴黎大使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妻子才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斷頭台。
在所有「反革命」中,被拘押在國外的拉法耶特最幸運,在40歲的時候,他終於出獄。而其他對於革命持有異議的人,留在法國的,多數都在這幾年上了斷頭台。
「雅各賓俱樂部」的出名,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最令反革命份子聞風喪膽的一個革命者︰羅伯斯比,就是從這個俱樂部裡脫穎而出。
法國大革命最觸動人們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所描寫的1793年。
在法國,僧侶分為2種。1種是教會僧侶,1種是修道院僧侶。在中世紀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歐洲實行政教合一,使得教職兼世俗職位。宗教上層經常腐化和世俗化,不僅司法黑暗有分,宗教迫害有分,政治陰謀和斂財也有分。雖然大量鄉村教士貧窮而恪守教職,但在長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上層教士行為對宗教的損害。
修道院教士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教士在修道院內省,與世俗隔絕,甚至不開口說話。教士們之間都不用語言交流,完全是孤獨地面對上帝。教士們不可能介入任何世俗事物,因為他們根本不走出修道院的四堵高牆。
巴黎的大修道院在大革命時期都受到嚴重衝擊,修士們四處逃亡。雅各賓修道院和費揚修道院也不例外。趕走修士以後,革命進駐了空空蕩蕩的修道院,那就是「俱樂部」。所謂的俱樂部,就是一些政治團體。
「雅各賓俱樂部」一開始就是最風光的一個。它囊括了美國革命戰場回來的拉法耶特,最激進的貴族米拉波,領導吉倫特派的布里索,和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領袖馬拉、丹頓和羅伯斯比。
當美國在憲法完成要簽字的時候,沒有一個代表達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區感到滿意。他們只是覺得,只能有所妥協。今天的美國人,還是感激自己的前輩,在教科書裡把它稱為「偉大的妥協」。制憲會場之內曾經以最激烈的言辭爭辯卻被迫妥協的代表,簽字回去之後,不是憤憤不平地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是費盡心力,向民眾解釋妥協的必須,勸說民眾早日投票通過,批准憲法,早日實施。
美國憲法使用至今,歷時兩百多年,在這兩百多年裡,完成了幾十次政權的和平交接,沒有一次暴力政變。
1791年法國憲法制定,不到1年,該憲法被推翻。在制憲過程中所開創的「俱樂部民主」之風,深遠地影響了此後的法國政治生活。從此法國難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動輒就起義。察看此後的法國歷史,總是隔上幾頁,就會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響起革命的警鐘,起義人民紛紛在各區聚集」。
直到100年後,「巴黎公社」還是暴力奪權的形式,在這10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和平的政權交接,暴力政變和暴力鎮壓卻演成了交替拉鋸的「政治習俗」。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過來,在議會上奮力疾呼,要求解散俱樂部的時候,為時已晚。雅各賓俱樂部已經不甘心做「外圍」,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賓奪主的準備,決心取議會而代之了。
美國比法國複雜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個整體國家。正因為是來自13個分治區域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協,嚴重影響一個相對獨立區域的長遠利益。他們知道只要代表們分歧,甚至他們有分歧的跡象傳出會議廳的大門,都會引起民眾的不安與騷動。這就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是秘密會議的原因。
當他們在裡面吵得不可收拾時,富蘭克林曾提議去請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以放棄「唯我正確」的看法。他們甚至不敢馬上去做,生怕牧師的出現,會引起民眾對於會議分歧的猜測。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舊制度的特點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在法國,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例子,就是傳統的「密札」。那是由國王預先簽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國王簽字的時候,可以是空白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拘捕對象。然後,國王可以隨意地將它作為「人情」,送給當時的貴族,甚至向他們出售。而貴族可以憑著這張已經生效的「密札」,隨意地把他們不喜歡的人送入巴士底獄。這樣,「進去」,還只是一個人悲劇的第一步。他沒有權利要求嚴格的司法程序審核,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在明確的刑期之後,走出這個地方,這就是巴士底獄被歷史定位,成為舊制度象徵的原因。
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7個囚犯。即使這樣的狀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這就是當時三級會議的「陳情書」所表達的社會共同願望。因為即使國王答應以後不再揮霍國庫;即使是言論和出版的環境在當時相對寬鬆;即使當時的貴族拿了國王的「密札」並不隨便捕人,才導致巴士底獄只關了7個人,等等,可是假如沒有制度保證,這些由上層「賜予」的進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內發生巨大倒退。上層「賞賜」的果子,理所當然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巴士底獄被搗毀,正因為它表達了人們對於社會質變的覺醒,才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意義。
在這個攻打巴士底獄的隆隆砲聲中,我們似乎還可以聽到一些什麼。那是千年的舊制度積下的宿仇。被壓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層民眾,他們對巴士底獄這棟城堡充滿了怨恨,不管裡面是不是只關了7個人,就是他們確認裡面沒有人,他們依然會滿腔仇恨地要把它轟垮轟倒。
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時,拉法耶特的頭上還有著從美國革命中帶回來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為國民兵總司令,他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拆毀巴士底獄。
拉法耶特代表法國,把巴士底獄的一把鑰匙送給了華盛頓作為紀念,以感謝美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激勵。在我們參觀華盛頓故居的時候,那把大鑰匙還鑲嵌在鏡框裡,掛在大廳的牆上。
1790年7月14日,拉法耶特在巴黎群眾集會上,帶領群眾向正在建立中的君主立憲制的法國宣誓︰永遠忠於國家,忠於法律,忠於國王,捍衛憲法。這是他最後一次運用他的力量和聲望,企圖規約左右翼力量。可是,這個時候的左右翼、王室、失意貴族、國民大會的雅各賓黨人和吉倫特黨人,已經不可能走到一起了。他們反過來都指責拉法耶特企圖成為凱撒或克倫威爾。
只要不跟著日趨激進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結果,那些內心裡要求理性改革的人,紛紛被指責為「反革命」,從最早的貴族,到第三等級的議員,直到丹頓這樣最「革命」的激進份子。
拉法耶特越過邊境,打算前往荷蘭的一個港口。他寫信給妻子說︰「我們去美國吧,在那兒,我們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國已經不存在的自由。」他的計畫不幸被奧地利的軍隊打斷。以後的5年,他在普魯士、奧地利和波希米亞的牢房裡度過。
在法國,拉法耶特被宣布為投敵者,所有投敵者都被判死刑。他的財產被沒收,他的妻子被捕。拉法耶特妻子的母親、姊姊和外祖母,隨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在美國駐巴黎大使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妻子才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斷頭台。
在所有「反革命」中,被拘押在國外的拉法耶特最幸運,在40歲的時候,他終於出獄。而其他對於革命持有異議的人,留在法國的,多數都在這幾年上了斷頭台。
「雅各賓俱樂部」的出名,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最令反革命份子聞風喪膽的一個革命者︰羅伯斯比,就是從這個俱樂部裡脫穎而出。
法國大革命最觸動人們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所描寫的1793年。
在法國,僧侶分為2種。1種是教會僧侶,1種是修道院僧侶。在中世紀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歐洲實行政教合一,使得教職兼世俗職位。宗教上層經常腐化和世俗化,不僅司法黑暗有分,宗教迫害有分,政治陰謀和斂財也有分。雖然大量鄉村教士貧窮而恪守教職,但在長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上層教士行為對宗教的損害。
修道院教士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教士在修道院內省,與世俗隔絕,甚至不開口說話。教士們之間都不用語言交流,完全是孤獨地面對上帝。教士們不可能介入任何世俗事物,因為他們根本不走出修道院的四堵高牆。
巴黎的大修道院在大革命時期都受到嚴重衝擊,修士們四處逃亡。雅各賓修道院和費揚修道院也不例外。趕走修士以後,革命進駐了空空蕩蕩的修道院,那就是「俱樂部」。所謂的俱樂部,就是一些政治團體。
「雅各賓俱樂部」一開始就是最風光的一個。它囊括了美國革命戰場回來的拉法耶特,最激進的貴族米拉波,領導吉倫特派的布里索,和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領袖馬拉、丹頓和羅伯斯比。
當美國在憲法完成要簽字的時候,沒有一個代表達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地區感到滿意。他們只是覺得,只能有所妥協。今天的美國人,還是感激自己的前輩,在教科書裡把它稱為「偉大的妥協」。制憲會場之內曾經以最激烈的言辭爭辯卻被迫妥協的代表,簽字回去之後,不是憤憤不平地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是費盡心力,向民眾解釋妥協的必須,勸說民眾早日投票通過,批准憲法,早日實施。
美國憲法使用至今,歷時兩百多年,在這兩百多年裡,完成了幾十次政權的和平交接,沒有一次暴力政變。
1791年法國憲法制定,不到1年,該憲法被推翻。在制憲過程中所開創的「俱樂部民主」之風,深遠地影響了此後的法國政治生活。從此法國難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動輒就起義。察看此後的法國歷史,總是隔上幾頁,就會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響起革命的警鐘,起義人民紛紛在各區聚集」。
直到100年後,「巴黎公社」還是暴力奪權的形式,在這10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和平的政權交接,暴力政變和暴力鎮壓卻演成了交替拉鋸的「政治習俗」。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過來,在議會上奮力疾呼,要求解散俱樂部的時候,為時已晚。雅各賓俱樂部已經不甘心做「外圍」,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賓奪主的準備,決心取議會而代之了。
美國比法國複雜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個整體國家。正因為是來自13個分治區域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協,嚴重影響一個相對獨立區域的長遠利益。他們知道只要代表們分歧,甚至他們有分歧的跡象傳出會議廳的大門,都會引起民眾的不安與騷動。這就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是秘密會議的原因。
當他們在裡面吵得不可收拾時,富蘭克林曾提議去請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以放棄「唯我正確」的看法。他們甚至不敢馬上去做,生怕牧師的出現,會引起民眾對於會議分歧的猜測。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20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帶一本書去巴黎(2)
帶一本書去巴黎(2)
拉法耶特在美國是一個不得了的英雄,可是這個橫越了兩個革命的傳奇人物,在自己的家鄉法國,他的歷史地位卻始終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拉法耶特2歲時,父親死在戰場。後來母親和外祖父又相繼去世,13歲的拉法耶特就成了孤兒。19歲時,美國革命開始了。拉法耶特渴望成功立業的理想,使得他極端討厭國王宮廷裡的奢侈、虛偽和無聊,希望尋求一個能夠滿足雄心壯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拉法耶特嚮往美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可是,投奔美國革命,他不是特例,也就是說,當時生活優渥的法國貴族的心,相當普遍地在被一種超越自身利益的精神所激盪。
1776年,北美向法國派出特使和路易16的大臣秘密談判。當時法國政府還沒有公開支持北美革命,只是悄悄地向北美送去砲兵軍官和技術人員。可是,這個消息在貴族中很快傳開,於是,有很多法國貴族青年纏著這位特使,要求去北美參加革命。這些志願者裡,有公爵、將軍、侯爵,甚至主教。
因此,當拉法耶特在家裡宣佈,他和他的妻兄,還有其他朋友要到北美參加革命時,他們被崇拜的貴族青年包圍了起來,到處響著「自由、自由」的呼聲。
路易16在1776年還不打算和英國徹底鬧翻,所以,路易16拒絕批准拉法耶特出國。拉法耶特於是自己掏錢買下了一條船,命名為勝利號。1777年,19歲的拉法耶特拋下了懷孕的妻子,帶著貴族志願者們揚帆出航。勝利號飄盪了56天,抵達喬治鎮,然後前往大陸議會首都費城。
糟糕的是,大陸議會不要他們。因為有太多的法國人來到北美,要求參加革命,來的都是貴族,照規矩都該是軍官待遇,北美軍隊沒有那麼多軍官位置,弄得美國人見了法國志願者都頭疼。最後,拉法耶特等人只得到一個勸告︰這兒不需要那麼多軍官,你們回去吧。
拉法耶特對這個人說︰「你給我進去,大聲重複我的話︰在我做出如此犧牲以後,我有權要求兩項優惠︰一是不要一分一厘,我自己出錢服役,二是我從現在開始就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軍。」那人還真的照做了。
拉法耶特的激情,他特殊的要求︰不領軍餉,不要官銜,只要參加戰鬥,為理想獻身,都使美國人刮目相待。結果他被授予少將頭銜,任命為華盛頓將軍的志願助手。他帶來的幾個人,都由他自己給他們發軍餉。而他本人,直到他離開美國為止,始終沒有領過美國軍隊的一分錢。他還賣掉自己在法國的城堡,捐給了窮得揭不開鍋的美國革命。
拉法耶特與華盛頓將軍形同父子,出入戰場。美國描寫華盛頓在戰場上的美術作品中,華盛頓將軍的身邊,總是有一個年輕人,這就是法國貴族拉法耶特。
1778年,在富蘭克林的努力之下,法美簽署了同盟。1779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國,他勸說路易16給予美國革命更多的援助。當他要回到美國時,路易16讓他帶信給華盛頓︰法國決定增援美國革命。
拉法耶特的第二次到來,是美國獨立戰爭走向勝利的轉折。拉法耶特出席了英國的投降儀式。
1783年,拉法耶特寫信給華盛頓,敦促他廢除美國的奴隸制度。回到法國後,他加入了法國黑人之友協會。1786年,他和妻子在法屬幾內亞買下一塊地,打算用於自由黑人的試驗,讓自由的黑人在這兒得到培訓,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得到財政上的獨立,從而得到真正的自由。
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以後,拉法耶特寫信給華盛頓,對美國憲法提出了批評,第一是裡面缺少了權利法案的條款(權利法案在1791年加入憲法),第二是沒有規定總統的任期限制。這兩項批評都堪稱先見之明。
拉法耶特在路易16面前爭取新教徒的合法地位。1787年,法王面臨財政破產,召集貴族會議諮詢,拉法耶特是144個會議成員中最年輕的人。其他人都在談論貴族在公共政策中應該有更大的作用。拉法耶特強調國王應該實行2樣改革;一是解放新教徒,二是召開國民大會來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
1787年,路易16採納了他的第一條建議,給予新教徒以基本權利。而他的第二條建議,當1789年終於召開三級會議的時候,直接引向了法國革命。
法國革命前10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國,說服了路易16資助美國革命,造成的法國財政困難,是導致大革命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三級會議期間,拉法耶特的活動集中在提倡限制行政權力和保障基本人權。
拉法耶特這樣的貴族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幫子。這是法國革命前的貴族狀況的一個縮影。在法國革命即將來臨的時候,這些「革命貴族」,不在美國享受革命成功之後的巨大聲譽,而是在聽到法國改革的風聲後,就紛紛回來,決心為祖國的變革做一番努力。
在三級會議代表的推選中,拉法耶特被貴族們選為他們的270名代表之一。按照傳統,在三級會議之前,各級會議代表必須向國王提交他們的「陳情書」。在第二等級的貴族陳情書中,他們的要求有︰起草一份人權宣言,確認人的自由,確保人的安全;廢除奴役制;禁止隨意拘捕的國王密札;為窮人設立免費辯護人,廢除刑訊拷問;保障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宗教自由,出版自由。所有人有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府;確立君主立憲制。
法國革命的象徵,就是攻陷巴士底獄。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國國慶日。
路易14入葬才2天,替年幼的路易15攝政的菲力普公爵就下令對巴士底獄囚犯實行甄別,原則是,除了確實對社會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餘一律釋放。
這應該是巴士底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釋放過程本身,就是對老國王路易14時代的專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釋放過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釋放者,都是由老國王簽署所謂「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進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他們沒有享受過公正審判的權利,甚至沒有確定的刑期。
給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孤苦老人,他滿頭白髮,已經在巴士底獄被關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從來沒有受到審判。他完全被關糊塗了。在跨出巴士底獄後,他非常驚恐和困惑。他沒有地方可去,也無法習慣自由。最後,他要求回到監獄渡過餘生。他在獲准後重新入獄。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救出來的囚犯只有7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裡,只關了7個囚犯,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拉法耶特在美國是一個不得了的英雄,可是這個橫越了兩個革命的傳奇人物,在自己的家鄉法國,他的歷史地位卻始終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拉法耶特2歲時,父親死在戰場。後來母親和外祖父又相繼去世,13歲的拉法耶特就成了孤兒。19歲時,美國革命開始了。拉法耶特渴望成功立業的理想,使得他極端討厭國王宮廷裡的奢侈、虛偽和無聊,希望尋求一個能夠滿足雄心壯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拉法耶特嚮往美國革命的原因之一。可是,投奔美國革命,他不是特例,也就是說,當時生活優渥的法國貴族的心,相當普遍地在被一種超越自身利益的精神所激盪。
1776年,北美向法國派出特使和路易16的大臣秘密談判。當時法國政府還沒有公開支持北美革命,只是悄悄地向北美送去砲兵軍官和技術人員。可是,這個消息在貴族中很快傳開,於是,有很多法國貴族青年纏著這位特使,要求去北美參加革命。這些志願者裡,有公爵、將軍、侯爵,甚至主教。
因此,當拉法耶特在家裡宣佈,他和他的妻兄,還有其他朋友要到北美參加革命時,他們被崇拜的貴族青年包圍了起來,到處響著「自由、自由」的呼聲。
路易16在1776年還不打算和英國徹底鬧翻,所以,路易16拒絕批准拉法耶特出國。拉法耶特於是自己掏錢買下了一條船,命名為勝利號。1777年,19歲的拉法耶特拋下了懷孕的妻子,帶著貴族志願者們揚帆出航。勝利號飄盪了56天,抵達喬治鎮,然後前往大陸議會首都費城。
糟糕的是,大陸議會不要他們。因為有太多的法國人來到北美,要求參加革命,來的都是貴族,照規矩都該是軍官待遇,北美軍隊沒有那麼多軍官位置,弄得美國人見了法國志願者都頭疼。最後,拉法耶特等人只得到一個勸告︰這兒不需要那麼多軍官,你們回去吧。
拉法耶特對這個人說︰「你給我進去,大聲重複我的話︰在我做出如此犧牲以後,我有權要求兩項優惠︰一是不要一分一厘,我自己出錢服役,二是我從現在開始就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軍。」那人還真的照做了。
拉法耶特的激情,他特殊的要求︰不領軍餉,不要官銜,只要參加戰鬥,為理想獻身,都使美國人刮目相待。結果他被授予少將頭銜,任命為華盛頓將軍的志願助手。他帶來的幾個人,都由他自己給他們發軍餉。而他本人,直到他離開美國為止,始終沒有領過美國軍隊的一分錢。他還賣掉自己在法國的城堡,捐給了窮得揭不開鍋的美國革命。
拉法耶特與華盛頓將軍形同父子,出入戰場。美國描寫華盛頓在戰場上的美術作品中,華盛頓將軍的身邊,總是有一個年輕人,這就是法國貴族拉法耶特。
1778年,在富蘭克林的努力之下,法美簽署了同盟。1779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國,他勸說路易16給予美國革命更多的援助。當他要回到美國時,路易16讓他帶信給華盛頓︰法國決定增援美國革命。
拉法耶特的第二次到來,是美國獨立戰爭走向勝利的轉折。拉法耶特出席了英國的投降儀式。
1783年,拉法耶特寫信給華盛頓,敦促他廢除美國的奴隸制度。回到法國後,他加入了法國黑人之友協會。1786年,他和妻子在法屬幾內亞買下一塊地,打算用於自由黑人的試驗,讓自由的黑人在這兒得到培訓,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得到財政上的獨立,從而得到真正的自由。
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以後,拉法耶特寫信給華盛頓,對美國憲法提出了批評,第一是裡面缺少了權利法案的條款(權利法案在1791年加入憲法),第二是沒有規定總統的任期限制。這兩項批評都堪稱先見之明。
拉法耶特在路易16面前爭取新教徒的合法地位。1787年,法王面臨財政破產,召集貴族會議諮詢,拉法耶特是144個會議成員中最年輕的人。其他人都在談論貴族在公共政策中應該有更大的作用。拉法耶特強調國王應該實行2樣改革;一是解放新教徒,二是召開國民大會來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
1787年,路易16採納了他的第一條建議,給予新教徒以基本權利。而他的第二條建議,當1789年終於召開三級會議的時候,直接引向了法國革命。
法國革命前10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國,說服了路易16資助美國革命,造成的法國財政困難,是導致大革命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三級會議期間,拉法耶特的活動集中在提倡限制行政權力和保障基本人權。
拉法耶特這樣的貴族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幫子。這是法國革命前的貴族狀況的一個縮影。在法國革命即將來臨的時候,這些「革命貴族」,不在美國享受革命成功之後的巨大聲譽,而是在聽到法國改革的風聲後,就紛紛回來,決心為祖國的變革做一番努力。
在三級會議代表的推選中,拉法耶特被貴族們選為他們的270名代表之一。按照傳統,在三級會議之前,各級會議代表必須向國王提交他們的「陳情書」。在第二等級的貴族陳情書中,他們的要求有︰起草一份人權宣言,確認人的自由,確保人的安全;廢除奴役制;禁止隨意拘捕的國王密札;為窮人設立免費辯護人,廢除刑訊拷問;保障財產不受侵犯,保障宗教自由,出版自由。所有人有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府;確立君主立憲制。
法國革命的象徵,就是攻陷巴士底獄。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國國慶日。
路易14入葬才2天,替年幼的路易15攝政的菲力普公爵就下令對巴士底獄囚犯實行甄別,原則是,除了確實對社會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餘一律釋放。
這應該是巴士底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釋放過程本身,就是對老國王路易14時代的專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釋放過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釋放者,都是由老國王簽署所謂「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進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他們沒有享受過公正審判的權利,甚至沒有確定的刑期。
給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孤苦老人,他滿頭白髮,已經在巴士底獄被關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從來沒有受到審判。他完全被關糊塗了。在跨出巴士底獄後,他非常驚恐和困惑。他沒有地方可去,也無法習慣自由。最後,他要求回到監獄渡過餘生。他在獲准後重新入獄。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救出來的囚犯只有7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裡,只關了7個囚犯,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1月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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