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台灣紀行(1)

台灣紀行(1)


「台灣紀行」是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李登輝先生的祖先來台後,定居於台北縣的淡水附近。他的尊翁聽說在農村是少有的讀書人。由於熱心教育,將李登輝先生送進當時算是稀罕的舊制中學。李登輝先生後來考進京都大學農學院的農業經濟系。他是長老教會的虔誠信徒。也著有證道文集「愛與信仰」。其中有謂︰「我希望到了60歲時能夠當一名牧師,到山地去傳福音。」

在台北的商店,私心總是優先。為了自己的方便,有的把店頭的騎樓地面加高。

「戰前的台北,這是不可能的事。」有一位老台北這麼讚揚日本時代。他又說︰「是蔣介石先生來之後,把這種人人只顧自己的惡習帶進來的。」

孫文好像是一位身材短小的樂觀主義者。孫文缺乏中國古典的素養,也正因為如此,他可以不受過於沉重的古典文明拘束而能自由奔放。

邱永漢先生曾說︰「台灣假如沒有日本時代的50年,可能現在依然是海南島的水準吧!」

實際對台灣的統治,是從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開始。兒玉源太郎任台灣總督之職務,前後達8年之久。在這期間發生日俄戰爭。兒玉源太郎以「滿洲軍參謀總長」之職出征。他發掘到一位醫生出身的雋才後藤新平,把總督的印信交付給後藤新平,再赴戰場。

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兩人,可以說是奠定了日據時代50年間的台灣行政之基礎。

後藤新平主張以生物學的原則來統治台灣。他對兒玉源太郎說︰「生物都是活在習慣當中。所謂生物學的原則,就是尊重習慣的意思。」

在後藤新平的腦海裡,無疑有台灣吸食鴉片的風習。據說吸食鴉片者,達70萬人之多。

當初他一定想過,若依法律把這些一律禁絕,由於吸毒者多為有力人士,可能會造成社會不安。後藤新平採取漸禁政策,他實施專賣制度。

對於「患者」,使其辦理登記,官方則以配售方式定量供應。這項措施實行後,患者開始逐漸減少,50年後絕跡。

唐末的西元874年,發生黃巢之亂。客家人的祖先們為了逃此浩劫,於是遷徙各地去開闢荒地,從而定居下來。

據說,文天祥也是客家人。洪秀全也是客家人。孫文也是客家人。朱德和鄧小平也是客家人。客家人的觀點超然,他們較能超脫漢民族的鄉黨意識觀念,因而可以鳥瞰中國全體,有時甚至能夠代表中國文明。支持他們這種思考方式的,就是讀書。自古以後,客家人的識字率就壓倒性地高。

客家人雖說是「裡頭的異鄉人」,可是對外能標榜漢民族普遍性的,似乎非客家人莫屬。

當今之世,最能代表客家人風格的政治家,也許應數新加坡的領袖李光耀。李登輝也是客家人。

全世界的客家人口,約4千5百萬人。

我與立教大學的教授戴國煇先生初次晤面時,他在與我交換名片後就立即嗓聲朗朗地說︰「司馬先生,我是客家人。」

據稱嚼檳榔之風俗,古時始於印度,而後逐漸傳至東南亞一帶。

1929年,左營出生的柯旗化先生,於1951年22歲時,在含冤的情況下,以思想犯被逮捕,被囚禁在綠島。他於1年後被釋放,回到高雄市立女中當英語教師。1961年他再度被捕。這回他被判刑12年。服刑期滿後,依然有所謂思想感化訓練之牢獄等著他。他再度被送到綠島。被釋放時已經47歲了。

「把自由給台灣吧!把名譽給本島人吧!」他只不過這樣說而已,竟遭如此的酷刑。

1947年,爆發228事變。「台灣監獄島」的作者柯旗化先生,當時正就讀於台北師範學院。照理,政府只要讓民眾瞧瞧政府之威信就夠了,然而依「台灣監獄島」之記述,高雄市卻出動政府軍,分乘4輛卡車襲擊了高雄市政府,將當時在場的市議員屠殺殆盡。

伊澤修二(1851-1917)擔任台灣首任學務部長而相當活躍。尤其在音樂教育方面功勞卓著。

「所謂殖民地,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因為宗主國會將本國最優越的部分,於殖民地施展。」這句話是李登輝先生的史觀。

伊澤修二也通曉儒教教育,了解儒教強制使少年老成的缺點。正因如此,大人終其一生不應該讓自己心田裡至純的童稚枯萎,而不讓其枯萎的方法則是在於少年少女期的教育,想必伊澤修二定是如此的想法。也就是說,只要在少年少女期,讓童心純化,到了老年,他心中的感性也就不至於衰退。伊澤修二發現到這良策存在於運動與音樂之中。尤其是高尚的音樂,是一個人的童心終生不至於枯竭的原動力。

台灣變成日本領土之初,他便志願出任總督府代理學務部長,來到台灣。他想先創設一所學校。他於1895年在台北北郊興建芝山巖學堂這所小學校。教師是由伊澤修二帶來的6位學務部成員擔任。但是半年後,卻全部遭到殺害,當時的台灣,仍處於武裝抗日如火如荼的時期。

荷蘭的國土面積,只不過是比台灣稍大而已。荷蘭從紀元前開始,就向海填土,用自己的力量來造地。有一句笑話說︰「上帝創造世界,唯有荷蘭是荷蘭人自己創造的。」

荷蘭的社會一開始就已市民化,且人人平等。不但沒有貴族,由於國土是由大家共同出力填造出來的,幾乎是公有,所以沒有稱得上是地主的階級。這種社會型態使荷蘭的國民成為近代史的先鋒。

17世紀的荷蘭獨立後步向繁榮坦途,人人忙得團團轉。這是因為荷蘭的人口——令人難以置信的——僅150萬而已。荷蘭獨立前後,雖然國內的貿易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但一旦必要時,他們馬上會整合成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就是1602年,由議會立法而設立的「東印度公司」。他們極其巧妙地運作「公司即國家」、「國家即公司」的營運體制。

後來,荷蘭人發現台灣原住民所捕獲的鹿皮,在日本需求量大,加上他們發現在台灣生產甘蔗及砂糖之精製、販賣,更能獲取厚利,便著手經營。經營台灣的開端,始自短暫的荷蘭時代。

荷蘭鼓勵對岸的福建省等地居民移居台灣。並出動荷蘭船隻,運送勞動者來台。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過販買奴隸之嫌。

漢民族往台灣大量移居,是從荷蘭時代開始的。荷蘭時代僅維持了38年。1662年,鄭成功降服了荷蘭人。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百年思索(4)

百年思索(4)


「三不」的小註腳

台灣人民面對中國的焦灼不安,已經是這個海島的歷史性格了。

第一個提出「三不」政策的不是蔣經國,不是李登輝,是鄭經。如果「清代軼聞」的記載可信的話,鄭經在即位之初就對前來招撫的清使提出「三不」條件︰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不登岸,是保持政治主權獨立;不薙髮、不易衣是保持文化體制獨立。17世紀鄭經的「三不」所爭取的和20世紀末的我們所企求的,其實差別不大。對於明朝的漢人遺老而言,不薙髮、不易衣所蘊含的認同意義絕對不亞於今天台灣人對於不要馬列主義、不要財產國有、不要一黨專政的堅持。

清政府拒絕了鄭經的「三不」。

但是自從三藩之亂平定、帝國統治穩定之外,鄭經竟然收到這樣一個訊息︰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

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消遙其間乎。

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

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是不是真有這個密信?既是野史,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野史有時候更貼近真相。這封密信所提出的「兩岸協商」透露了兩個特質︰一是康熙中國在統治穩定之後所顯的落落大方,充滿一種強國大國的雍容自信。更令人眼睛一亮的,是信中所流露對和平的高度重視。基本上,中國在說︰只要你台灣不再高喊「反攻大陸」,只要海峽兩岸能「保境息兵」,只要兩岸的中國人不再「塗炭」,那麼你台灣「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保留你的文化差異,像朝鮮、像日本一樣吧。

和平的價值,人民的利益,顯然還超過疆土版圖之爭,超過所謂國家主權之戰。

如果3百年前這個和平協定落實了,我們今天的命運將是另一番光景。可是鄭氏政權最後自己分崩離析,被中國吃掉了。

兩粒草莓的賄選

政治人物要有兩個本事︰一是認識機會來到的時刻,躍上舞台轟轟烈烈做出一番事業,一是認識自己該走的時刻,在情勢逼人之前尊嚴而優雅地自己先下台。柯爾的遭遇令人嘆息,因為他做到了前者,卻做不到後者。

16年來,柯爾給予德國安全感與方向感。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任務由他一手完成︰國家的統一,歐盟的實現。他代表了一個時代;在柯爾的時代裡,德國統一,蘇聯解體,東歐革命,歐盟建立,世界站在全球化的起跑點,向21世紀蓄勢待發。

但是這個英雄認不出他該走的時刻。4百多萬的失業人口、德東不盡人意的資源分配、歐元引來的不安,使一向喜歡為明天憂慮的德國人充滿焦慮和危機感。柯爾可以推出別人來競選總理,但是他沒有,重新披上戰袍,要人民選擇,人民選擇斷然拋棄他。歷史有自己的規則︰該走的時刻不走,歷史就要碾過你遲疑的身軀。

新任總理施若德出生後3天,父親死於戰場,母親到工廠裡去當清潔女工,常常有法院的人來拘捕不斷欠貸的母親。10來歲的施若德站在家門口,看著母親被帶走,對母親高聲說︰「媽媽,有一天,我會用賓士車去接妳回來。」

1998年的大選,綠黨大勝。綠黨的靈魂人物是費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百萬的德國人被迫離開他們已經生活了好幾代的地方︰捷克、匈牙利、波蘭……。費雪的父親夾在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中,一無所有地來到德國,重新白手起家。他在一家肉舖裡賣肉;56歲那年,辛苦積勞的肉販突然倒下,死在切肉的砧板上。

18歲的費雪來到肉舖,收拾父親身上那濺滿骯髒肉血的圍兜和黏沾著肉屑的遺物,對自己發誓︰「絕不,絕不過這樣的人生!」

由於兩次大戰所帶來的懲罰,德國破壞得比別國徹底。今天站在台上的領導人多不是什麼擁有伯爵公侯頭銜的貴族後裔,如英國;也不是什麼出身長春藤大學、豪門世家的公子哥兒,如美國。他們是小公務員的兒子柯爾,是清潔女工的兒子施若德,是肉販的兒子費雪……。

基本上,德國人把政治的公領域和個人的私領域分得很開,總理的妻子不參與治國,是一種共識。柯爾的妻子曾被問到她是否希望和美國的希拉蕊一樣「幫夫」,她的回答是,「假定一個外科醫生正在給你開刀,你要不要醫生的妻子也來給你一刀?」

賄選在德國當然是聞所未聞。10年來大大小小的選舉中,我這個居民曾經得到過兩粒草莓。今年的大選,我只得到一只汽球。若從台灣人的眼光看,德國人再大的選舉也辦得靜悄悄的。沒有喇叭喧囂,沒有排山倒海的海報,沒有遊街的車隊,沒有熱鬧滾滾的掃街拜票活動,沒有滿坑滿谷的文宣。街頭唯一選舉的跡象是指定地點的一列看板,告訴人們何時何地有政見演說。政策的闡釋和辯論集中在報紙和電子媒體上。安安靜靜的,但是投票率卻高達80%以上。

因為沒有什麼隱私的大揭露,沒有什麼賄選的杯弓蛇影,沒有暴動和打架、鬧場和流血,德國選舉的社會成本非常低。不需要大批蒐證人員,不需要出動鎮暴警察,不需要增加人手防止交通癱瘓,不需要法庭審判違規競選,不需要大量清潔隊員清掃選後垃圾,只有起碼的開銷︰60萬個選務助理,一人發30馬克車馬費(相當於600元台幣)。平均起來,6千萬選民為這次大選每人付出了不到2馬克,不到40元台幣。

德國人對自己選舉的平穩顯然有自覺。在大選揭曉的電視節目裡,第一電視台播放了好幾段別的國家選舉和國會論政的激情鏡頭,最突出的,當然是台北的國會——以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國旗為背景,男人女人抓頭髮、打耳光、丟杯子,像幼稚園的孩子一樣打成一團。電視台還幽默地配以輕鬆愉快、令人發笑的音樂。

因為安靜、不煽情,候選人和選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議題本身。經濟問題是核心;10%的失業問題如何解決?負債沉重的國家福利制度如何革新?美國人正為柯林頓的性行為耗費巨大的社會成本時,德國人的務實性格在大選中顯得特別鮮明。

如果說,德國的大選對於台灣人應該有某些啟發,那麼最重要的啟發也許是,當歐洲人卯足了全力在思考21世紀的時候,當起步本來就比我們早很多的社會在專心一意地尋找新思維、面對未來的時候,我們如果仍然在舊有的統獨框架、舊有的族群泥沼中糾纏不清,自己與自己過不去,絲毫不感覺新時代的洶洶來勢,我們是否已經放棄了起跑的立足點?腳上纏著包袱的人,顯然只能跌跌撞撞地「掉進」21世紀。這個想像,挺可怕。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4日 星期日

百年思索(3)

百年思索(3)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希望日本的過去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恨。有這個立場,是因為作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3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他在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3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

台灣統治者替日本辯護,是靈魂的墮落 南方朔

日本人的讓人覺得迷惑,乃是當他們嚴重的自我分裂時,居然能夠泰然自若。

因此他們能幾十年念茲在茲的記得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擲下的原子彈,只要有任何國際反核集會,一定可以看到日本的蹤影,他們要全世界記得日本被原子彈轟炸的罪惡。但就在他們一點也不厭倦地宣述著原子彈的罪惡時,他們卻忘了他們自己所做的更大罪惡,那就是長期以來對中國的侵略與蹂躪,從割讓台灣到入侵中國。長期居住日本的前澳洲外交官克拉克就如此寫道︰「日本某些人嘗試否認過去侵略及暴行的事實,彷彿中國人超過1千萬人的死亡是自己發生的。日本軍隊的暴行其實超過德國侵略俄羅斯。德國人的殘酷當然是一種邪惡,但它仍是有選擇性的,而日本的殘酷則更甚,它無差別地以所有的中國人為槍靶。而更壞的,乃是日本對它過去所做的缺乏懺悔之心,絕大多數的罪惡,在戰後都被置於崇高的位置。」

日本沒有懺悔之心,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有定論,文化人類學者潘乃德在「菊花與劍」裡,加拿大學者塔烏奇斯在「錯在我——道歉及和解社會學」裡都指出,日本是個有「恥感文化」的社會,它會讓日本人多禮及追求卓越,但它卻沒有西方基於宗教昇華意識而產生的「罪惡感文化」。「罪惡感文化」是一種對靈魂邪惡所做的自省。只有這種文化,才會產生真正的道歉。

或許,這可以說明戰後德日兩國對昔日罪惡所做的完全不同的對待。德國從戰敗的不甘裡很快的醒悟過來,他們的反省從宗教界開始︰為什麼那個納粹罪惡氾濫的時刻,只有極少數人如潘霍華牧師等能夠拼著性命反對納粹?對納粹罪惡保持緘默,豈非等同於共犯?為何德意志靈魂竟然會如此墮落?正因有了如此深刻的自省與自責,遂有了後來不斷的道歉及許多罪惡博物館的設置。道歉是靈魂的自我洗滌。「辛德勒名單」在德國首映,上自總統總理皆參與典禮,看了電影後每個人都老淚縱橫。換了日本人,大概連電影院都會被砸掉。

這就是東方與西方之別。東方的日本只要求別人記得罪惡,卻原諒了自己更大的罪惡。德國那些不知罪惡為何物的年輕新納粹興起,它才剛剛萌芽,法蘭克福的市民們立即自動自發地湧上街頭,他們在夜晚秉燭遊行,要用溫暖的燭光保護那些可能被新納粹暴力相向的少數族裔。

日本戰後迄今,可能曾經富裕過,也可能被人羨慕過,但它卻從來未被人尊敬過,原因就在於它缺乏了那種自我洗滌的悔罪意識。日本繼續它的優越與傲慢,但卻又不被信任,也不被尊敬,遂使得日本長期以來都處於傲慢但又苦悶的精神狀態中。當它在強詞奪理地說「要道歉多少次才夠」時,真正反映的其實就恰好是並沒有道歉的意願。

日本當然應向中國人道歉。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在社論裡就表示,道歉應以書面為之。檀香山「太平洋論壇」也指出︰「日本的道歉不能滿足北京。北京不願將過去拋諸腦後,關鍵在於日本道歉的本質缺乏言行合一。日本真誠的道歉已拖得太久了,只有一份書面的道歉及懺悔的文件,始有可能讓歷史的傷痛獲得治療。」

儘管西方媒體基於西方宗教情懷的「罪惡感文化」,要求日本道歉,日本終究還是不會為它在中國所做的真誠地道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日裔僑民集中管束,毀壞了許多人的生涯與幸福。1988年,雷根政府通過法案,不但補償,而且道歉。加拿大與澳大利亞也主動地向長期被凌壓,甚或被毀滅的原住民道歉。日本只想東山再起,繼續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任務,它怎麼可能在道歉中自承失敗。專欄作家克拉克指出,日本無意道歉,它真正所想的,仍是以往的共榮圈,「希望在亞洲形成一個影響圈,讓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永遠在日本懷抱中安眠!」只是,不知道在懺悔中反省的,大概就很難在歷史中學到教訓,也就很難擺脫別人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日本有極優秀的個人,但卻組成了一個傲慢而又苦悶的國家,誰知道這不是日本未來不幸的開端!

台灣的統治者也在那裡附和日本的拒絕道歉,看在西方人眼中,不僅是錯愕而已。人們必須反對今日的中共,但不能因為反對中共的「政治正確」,就連昔日的日本侵略及暴行也就在這樣的「政治正確」下一併變成了正確。當台灣的統治者為了「政治正確」而成為日本的辯護士,那就已不只是沒有格調與骨氣,更是一種靈魂的墮落了。

加拿大學者塔烏奇斯在「錯在我——道歉及和解社會學」裡指出,道歉是西方精神文明得以提升的關鍵。道歉乃是西方由野蠻殘酷逐漸提升,逐漸自我淨化與超越的良心基準,只是對東方人而言,這卻太難了。或許這也就是東方噩夢仍未結束的真正原因。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百年思索(2)

百年思索(2)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生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徵奴工交予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4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

中國奴工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單衣,而使他們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8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便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分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又餓又渴的情況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有不少的奴工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1948年,鹿島組的8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8年監牢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做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接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的索賠權利。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中,人,像蟲子一樣被沖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選在7月7日,因為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和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複雜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猛烈抨擊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沉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6萬人戰死,為日本天皇做了砲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作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李登輝身為總統,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人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詞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茍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李登輝,是否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作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和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子,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了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令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1日 星期四

百年思索(1)

百年思索(1)


「百年思索」是龍應台的著作,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我住在一個1萬7千人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隨人進出,免費借書。三家書店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連線系統,任何在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再冷僻的書,24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73萬種書可以購買,書名全在書店裡的電腦螢幕上。

暴君的紅唇

幾年前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在亞洲旅行,發現許多亞洲人對希特勒抱有好感。他舉例說,在北京,老工人會對他翹起姆指︰「德國人聰明!希特勒行!」在台北,年輕人將納粹的標幟貼在拉風的摩托車上,西門町有納粹紀念品的專賣店。歷史學家深深表示不解與駭異。我曾在英美的報紙上讀到「亞洲人反猶」的報導,而我,想起年幼時陳叔叔如何講希特勒的故事。

陳叔叔是個鄉下警察。在他心目中,紀律是人生至高無上的價值,中國民族性中的散漫則是中國衰落的根源。對闖紅燈的機車騎士他往往破口大罵之後再曉以國家大義。「妳知道為什麼德國的公路上秩序那麼好嗎?」他對我解釋︰「要感謝希特勒。德國發明了公路以後,老有行人闖上去,被車撞死。但是這個問題希特勒6天就解決了。他規定頭3天,任何行人闖進公路就當場槍斃。後3天,任何傷了行人的汽車駕駛就當場槍斃。所以6天以後就天下太平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什麼呢?第一,希特勒是個強人領袖。第二,混亂的社會應該施以嚴刑峻罰。第三,不知紀律為何物的中國人應該效法德國。

許多年之後,我回去問陳叔叔,他的希特勒故事從哪裡聽來?他說在警察學校受訓時長官說的。反正德國就代表了紀律,而希特勒就是紀律的化身,就這樣。

我問他︰「那你知不知道希特勒殺了6百萬猶太人呢?」

老人帶點兒困惑地望著我,點點頭,是的,聽說過,但是,弄不清楚那是什麼意思。他一輩子沒見過一個猶太人。6百萬的數字對他也顯得模糊抽象,於是我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裡殺了30萬中國人。那個數目的20倍就是6百萬。」

老人搖搖頭,嘆氣說︰「太可怕了。那些政客實在太可怕了。」

在1993年威尼斯的藝術展中,中國藝術家展出一系列的毛澤東圖像——扭曲變形了的毛臉、上了口紅塗了眼線的毛臉、誇張醜怪的毛臉。這個展覽,我可一點兒也不欣賞。藝術家也許覺得,在被毛嘲弄了幾十年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來嘲弄毛了。可是不管你怎麼畫毛澤東,正地畫反地畫,嚴肅地畫諷刺地畫,你仍舊畫的是毛澤東,你仍舊在他揮之不去的陰影下創作,你還沒有解放。

有一天,我去看一個德國朋友,他正在客廳裡懸掛一幅畫;我在他身後尖叫,把他嚇一跳。掛在牆上的是一幅巨大的毛澤東像,毛的嘴唇呈桃紅色,畫中的人物讓我覺得背脊發涼。

「你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在這個人手裡嗎?」我對他聲色俱厲︰「3千萬人夠不夠多?你怎麼可能——」我簡直說不下去,「你怎麼可能把這個人的像掛在你家裡?」

我的歇斯底里讓朋友措手不及,站在那兒發愣,一副無辜的樣子。他在60年代成長,曾經高舉著「毛語錄」在柏林街頭示威遊行、曾經熱血奔騰地在群眾中高呼革命口號、曾經沒頭沒腦地合唱「國際歌」。毛的圖像屬於他少年輕狂的永恆記憶。

對我而言,毛的圖像手掌裡淌著人的鮮血。老天,怎麼樣才能讓這個德國朋友理解我的感受?「你願不願意把一幅希特勒的畫像掛在你客廳裡?」我問他。

朋友沉默片刻。轉身將牆上的畫像取下。

歷史是一回事,歷史的詮釋是另一回事,隔著文化差異去詮釋他人歷史需要洞燭幽微的敏感和對自己立場的懷疑。現代詮釋學者,譬如海德格強調我們所有的詮釋都以自己先有的價值坐標為基礎。想接近對歷史「真相」的理解,必須對自己那先有的價值坐標不停地質疑,否則,任何論斷都是危險的。

你是否看見歷史裡的「人」?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李登輝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

深田︰去年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是很危險的。



江澤民要求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3千多萬個中國人民的死亡。這樣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

「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待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二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徵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7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徵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1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20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企業,籌足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

在歐洲,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者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者有生之年完成補償。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前得到實現。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0日 星期三

讓高牆倒下吧(4)

讓高牆倒下吧(4)


紐特,你為什麼殺了我?

我是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的醫生。前幾天,來了一位癌症末期的病人,名叫約翰。來了以後病情急轉直下。他睡著以後常說夢話,他最常叫一個名字「紐特」,有的時候又說︰「紐特,你為什麼殺了我」

約翰的病情越來越重,我們必須弄清楚紐特是誰。約翰有一本記事本,我們也不管隱私權了,打開記事本,果真發現紐特的名字,旁邊有一個電話號碼。我打了電話,發現紐特是芝加哥一所教堂的助理牧師。

「請問你認不認識約翰?」

「當然認識,他是我的弟弟。他怎麼啦?難道癌症又發了?」

於是我告訴他約翰正病危,既然對方是病人的哥哥,似乎應該來看他。紐特說他立刻搭飛機過來。

對我來講,這真是一頭霧水,紐特是約翰的哥哥,也是一位說話溫和的助理牧師,為什麼約翰說紐特殺了他?

第二天,紐特趕到了。約翰正好醒著,看到紐特高興極了,紐特擁抱了約翰,口中一再地講︰「約翰,請原諒我!」

以下是紐特的自白︰

「我從大學畢業以後,就在一家生化公司做事,我是農藥組組長,負責製造各種農藥。我們的產品中有一種落葉劑的農藥。當時越戰已經打得很厲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灑落葉劑到越南的叢林上,可以使躲在叢林裡的北越遊擊隊無處逃,因而減低美國士兵的傷亡。於是我寫了一份備忘錄給我的上司,兩天以後,我和我的上司就飛到華盛頓,見到了國防部的一些官員。他們對我的建議極感興趣,也叫我們絕對保密。我們公司從此成了國防部的唯一落葉劑供應者。有一次,有一份公文陰錯陽差地送錯了,不該送我的卻放在我桌上,我打開一看,發現是有關生產落葉劑的資料。不看則已,一看,我嚇了一跳,因為我發現賣給國防部的落葉劑,含戴奧辛的成份是普通農藥的一倍。我立刻去見我的上司,告訴他如果使用這種落葉劑,一定會有人因此而產生癌症,包括美軍在內。

我的上司勸我不要管這種事,他說落葉劑已經在越南使用了,效果極好,軍方大量採購,公司大發利市。公司絕對不願意失去這筆生意。他同時暗示我,軍方不會認錯的,如果他們知道我要將事實公布出來,一定會先下手為強,將我暗殺掉,他的話令我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收到公司總經理的一封信,信上說公司對我的工作極為滿意,決定給我一筆50萬元的獎金。我打電話去問我的銀行,他們說的確有一筆50萬元存入了我的戶頭。

從此,我就被收買了。我的良心雖然有些不安,可是我想反正我又不是在造汽油彈,由於我捨不得這50萬元,也捨不得這條命,我決定不再張揚這件事。當時我從來沒有想到會連累到我的親人。

弟弟被徵到越南後,我開始緊張起來。這下我知道我罪孽深重,我的主意竟然害到了親弟弟。

我立刻辭掉了工作。好一陣子,我想自殺,幸虧碰到一位牧師,他勸我以一生的補償來洗淨我的罪。他介紹我到芝加哥的貧民區去做義工,我去了,而且愛上替窮人服務的工作。後來,我念了神學院,成了牧師。

弟弟得了癌症,是我意料中的事,因為大批美軍得了癌症,全是因為落葉劑的原因。我一直想將事實的真相告訴弟弟,可是一直無法啟口。唯一不能了解的是弟弟怎麼知道我建議使用落葉劑?後來約翰才告訴哥哥,有3千多位因落葉劑而患癌症的越戰退伍軍人,大家聯合向政府提出告訴。約翰負責調查事情的真相,因此查出了當年向軍方建議的人,就是自己的哥哥。他從此不再管這件打官司的事。他發現他哥哥變了,由花花公子變成了替窮人服務的牧師,他猜出了原因,他的理智告訴他應該原諒哥哥。」

怪不得約翰只在夢裡會問︰「紐特,你為什麼殺了我」可見他雖然在理智上原諒了哥哥,下意識仍對哥哥有一些埋怨。

紐特一再地承認自己是個懦夫,可是他一再希望我們知道他已改過遷善,而且也已將全部財產捐給窮人。

就在紐特一再地承認自己是個懦夫的時候,約翰突然說話了,他說︰「我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懦夫。我在越南打仗的時候,常要進攻一個村落,因為怕村裡有遊擊隊,我是排長,每次都由我以無線電召來空軍支援,我永遠要求空軍投下汽油彈,汽油彈不僅將茅屋燒得一乾二淨,絕大多數的村民也被活活燒死。可是我發現其實村民全是老弱婦孺,從來就沒有發現過壯丁的屍體。我應該停止這種使用汽油彈的請求,可是我為了要求安全感,不管有沒有敵人,一概投下汽油彈。戰事結束了,這種汽油彈將人活活燒死的回憶,卻永遠跟隨著我,我決定永遠不結婚,因為我覺得我殺了這麼多無辜的人,沒有資格享受天倫之樂了。如果說誰是懦夫,我才是懦夫,我才是罪惡深重的人。」

約翰講了這番話後,好一陣子,我們誰都說不出話來。幾分鐘以後,還是約翰打破了沉默,「紐特,你是牧師,由你替我做臨終祈禱吧!」紐特以眼光問我的意見,我點點頭,以我的經驗,任何人說出這種懺悔的話以後,不久就要離開我們了。

當天下午,約翰平安地離開了。紐特一直陪著他。當天,我回家的時候,我感到好冷。過去我總以為戰爭最大的恐怖是戰爭中這麼多無辜的人被殺,今天我才知道戰爭最大的恐怖,是將善良的人變成了劊子手。

竊聽者

我的專長是遙控技術,在美國一家通訊衛星公司工作。一個月前,我發現有人在我們的衛星上裝了竊聽器。後來才知道是外星人裝的。外星人說他們是宇宙生物研究員,他說他對竊聽感到很抱歉,他只想收集資料而已,絕無任何惡意。

我們問他為何對人類社會行為有興趣?外星人說人類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人類會大規模地自相殘殺。他說獅子和老虎都會殺害別的動物,可是絕不殺同類。外星人還說人類自相殘殺,常常為了令他們不解的理由,以宗教為例,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可是人類卻一再地為宗教而互相殺戮。

外星人也說,人類中的白人看到黑人,有時會不將他們當人類看,可是動物反而不會,以貓為例,從沒有聽說黑貓攻擊白貓的,為什麼人類始終如此在意對方的膚色,這點使他大惑不解。外星人還說,自從人類使用原子彈後,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就成為宇宙學術界的顯學。最後,我們問他「人類」的學名是什麼。外星人說了一個名字,沒有人懂,外星人說這個學名的意義是「進化尚未完成」,他說人類是比較晚出來的動物,因此進化可能尚未完成,所以才會有自相殘殺的行為,只要假以時日,人類也會像其他動物一樣,不再有戰爭,也不再虐待自己的同類。

當天晚上,在我看新聞的時候,又看到盧安達大屠殺的畫面,讓我想起外星人的話,卻也想起我小學時學會的一句話,「人是萬物之靈」,這句話對嗎?

我仍希望這句話是對的。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讓高牆倒下吧(3)

讓高牆倒下吧(3)


副作用

作為一位心理學教授,難免會有人來找你,卻又不肯到醫院看你的情形。這種人往往是社會上知名人士,他們心理有問題,當然不願意讓別人知道,這時,他們就會悄悄地來找我這種人了。

這次來的人是社會上家喻戶曉的工業家。這位名人進來的時候,流露出一種非常嚴重的焦慮心情,他直截了當地說︰「我想自殺。」他告訴我他之所以想自殺,是因為他有一個毛病,他無法「愛人」。

他告訴我他的奇遇。在他大四的時候,他已是同學中企圖心非常強的一位,有一天,學校裡心理系的一位名教授把他叫去,問他肯不肯參與一個秘密的實驗。這位名教授可以給他一種發明的藥,吃了藥以後,他的判斷力會更好,觀察力會特別敏銳。以他現在既有的學問,加上這些特別的能力,將來一定可以事業成功,在社會上扶搖直上。

他雖然對這藥很有興趣,可是他也知道任何藥都會有副作用。教授告訴他,在生理上幾乎沒有副作用,可是吃了藥以後,就會喪失愛人的能力。

我的病人對於無法愛人,不太在乎。他問教授會不會仍有被愛的能力,教授說他仍會感到感受到別人對他的愛,只是不能愛人而已。

他覺得似乎值得一試,因為他知道所有成功的人不僅因為工作努力,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判斷力很好,觀察力也特別敏銳。他當時一心一意要出人頭地,吃了藥以後,雖然不能愛人,反正仍能被愛,因此他答應了。

藥性果真很靈,他進入社會以後,大家都稱讚他的觀察力和判斷力,他的決定十之八九都是對的,難怪他的事業蒸蒸日上。

可是他終於發現藥的副作用非常可怕,因為他變成了一個十分冷漠的人,他從不同情任何人,即使他的母親去世,眼見他的弟弟哀痛欲絕,他卻什麼感覺都沒有。他開始發現他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快樂,他的理智告訴他,付出比得到更有意義,他冷眼觀察社會上真正快樂的人都是對別人充滿愛心的人,這些人事業都比不上他,可是只因為他們能夠關懷別人,內心充滿平安的他們快樂多了。他雖然希望也能如此,可是一直做不到,大概藥性太強了。

他雖然號稱可以感到感受到別人對他的愛,可是因為他不愛人,也沒有什麼人愛他。最糟糕的是,給他藥的教授已經去世了,他無法去問他要解藥,他知道我是這位名教授的弟子,所以他來找我,希望我替他弄到解藥。

虧得我想起一件事,這位名教授去世以後,校方曾經請他的遺孀捐出他所有的工作日誌,我因此請圖書館讓我進入保存他日誌的特別房間。我一頁一頁地看,果然被我找到這個秘密實驗的詳細紀錄。我看了紀錄以後,也做出了解藥。

病人來了以後,我告訴他,我做出了解藥,吃了以後,可以恢復愛人的能力,可是這種藥也有副作用,吃了以後,觀察力不再那麼敏銳,判斷力也不再那麼正確。如果他的事業因此而走下坡,可不能怪我。

我的病人對他的事業毫不在乎,他只想能夠充分愛人,享受愛人的樂趣。於是我給了他藥。

3個月以後,病人回來了,他這次變了一個人。他說他已經感受到關懷別人所帶來心靈上的平安。至於他的事業似乎不受影響。

我的病人謝了我之後,最後還是問了我一個最不願回答的問題,究竟這是什麼藥?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談過藥物可以左右人的愛心?

我只好告訴他,我其實給了他維他命而已。當年,那位名教授也是給了他維他命。他的工作日誌上寫得一清二楚。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行善或行惡,都是自己的事,你如立志做好人,就可以成為好人,我的病人年輕時,就只想成功,即使不能愛人,也在所不惜。那位名教授只是成全了他的志願而已。這次他已下決心要愛人,我也只是給了他心理上的維他命而已。

病人謝謝我,他說他有一件禮物要送我,我打開了禮物,發現這是我給他的維他命。換了一個更漂亮的瓶子裝,他顯然沒吃。

我窘得不得了,我被他騙了。病人告訴我,這次他非常小心。他將藥帶到一位藥學系的教授那裡,那位教授一眼就看出這是維他命。

病人是個有智慧的人,他終於想通了,過去他是自己企圖心的奴隸,如果他將自己從他的強烈企圖心解放出來,他一生會恢復自由的。

世界很少人知道,人最大的快樂來自給予,而不來自得到。我的病人雖然很晚才悟出這個道理,可是他覺悟得非常徹底。

我看到他的漂亮積架汽車停在樓下,上次來時有一位司機開車,這次他自己開車了,大概他知道司機晚上要休息的。

讓高牆倒下吧

50年前,一群來自歐洲的天主教修女們住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她們住在一所宏偉的修道院內。修道院四周有高牆。高牆內,生活舒適而安定,高牆外,卻是一個悲慘的世界。

德雷莎修女出身於一個有好教養的南斯拉夫家庭,18歲進了這所修道院。1948年,德雷莎修女離開她住了20多年的修道院。德雷莎修女從此走出高牆,走入一個貧窮、髒亂的悲慘世界。

德雷莎修女不僅為最窮的人服務,她還要求自己也成為窮人,她只有三套衣服,她不穿襪子,只穿涼鞋,她的住處除了電燈之外,唯一的電氣用具是電話。她的修士修女們也都要成為窮人,修士們連手錶都不准戴,只有如此,被修士修女們服務的窮人才會感到有一些尊嚴。因為修士修女們過著窮人的生活,德雷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錢,她從不募款,以她的聲望,只要她肯辦一次慈善晚宴,全世界的大公司都會捐錢,可是她永遠不肯,她要確保她的修士修女們的純潔。

德雷莎修女創立垂死之家。有一次她看到一位流浪漢坐在樹下,已快去世了,她在火車上,無法下來看他,等她再坐火車回來,發現他已去世了。當時她有一個想法,如果有人在他臨走以前和他談談,一定可以使他比較平安地死去。

到垂死之家的人,必須要病危而且要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加爾各答滿街都是無家可歸的人,晚上出去必須小心走路,不然一定會碰到睡在地上的人。

雖然德雷莎修女是天主教修女,她絕對尊重別人的宗教,每一位病人去世以後,都會照他的宗教信仰火化。德雷莎修女不僅照顧印度的窮人,也照顧愛滋病患。她走入貧民窟,勇敢地將世人的悲慘背在自己身上。她完全走出了高牆。

我們每個人都在心裡築了一道高牆,我們在高牆內過著天堂般的生活,而將地獄推到高牆之外。這樣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裝人間沒有悲慘。

讓高牆倒下吧。只要高牆倒下,我們就可以有一顆寬廣的心。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