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8日 星期一

讓高牆倒下吧(2)

讓高牆倒下吧(2)


富翁與乞丐

在英國,我看到「富翁與乞丐」名字的飯店,使我大為好奇。為什麼這飯店叫「富翁與乞丐」呢?店主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幾百年前,這塊地方全部屬於一個富有的伯爵。一天,伯爵的領地內發生了一個悲劇。一位佃農去世,遺下的寡婦知道自己體弱多病,又有4個孩子,因此決定自殺,可憐的是,她在孩子們的食物裡下了毒,看到他們去世後才自殺。

有一天,伯爵將他的家人聚到他的書房裡,告訴他們他有話要說,這些話希望他的子子孫孫都能記得。他的話很簡單「小小領地之上,富翁與乞丐共存,是件羞恥的事。」

伯爵的子孫還算爭氣,他們在事業上成功,可是也常能照顧社會上的弱勢團體。據店主說,英國有些照顧窮人的福利制度,就是伯爵的一位後代,在議會裡力爭通過的。

聽完店主說的故事,我忽然想通一件事︰「小小地球之上,富翁與乞丐共存,是件羞恥的事。」

車票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在,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

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警察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天主教修女傷腦筋。修女們帶我長大,也逼我學琴。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抽屜拿出一個信封,請我看看信封裡的內容。

信封裡有兩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火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她們觀察了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何況十之八九,我找到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頭的陰影。

我終於去了。我在小城的派出所和鎮公所來來回回地跑,終於找到了與我有關的資料。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

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小城的國中裡做工友。他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校長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的媽媽去世以後,在她的枕邊發現的。

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大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從這個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媽媽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只感到她回來時心情就會很好。媽媽晚年信了佛教,她最得意的事是說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錢人,湊足了1百萬台幣,捐給天主教辦的孤兒院,捐贈的那一天,她也親自去了。

我想起來,有一次一輛大型遊覽車帶來了一批南部到北部來進香的善男信女。他們帶了一張1百萬的支票,捐給我們德蘭中心。修女們感激之餘,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們合影,現在我居然在信封裡找到了這張照片。更使我感動的是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有一頁被影印了以後放在信封裡,那一頁我也在其中。

我的媽媽雖然遺棄了我,仍然一直來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參加了我大學的畢業典禮。

校長說︰「你應該感謝你的母親,她遺棄了你,是為了替你找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你如留在這裡,最多只是國中畢業以後去城裡做工,我們這裡很少人能進高中。」

校長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師來,告訴了他們我的故事,大家都恭喜我能從國立大學畢業,有一位老師說,他們這裡從來沒有學生可以考取國立大學。

我忽然有一個衝動,我問校長校內有沒有鋼琴。

我打開了琴蓋,對著窗外的冬日夕陽,一首一首地彈母親節的歌,我要讓人知道,我雖然在孤兒院長大,可是我不是孤兒。因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養的修女們,像母親一般地將我撫養長大,我難道不該將她們看成自己的母親嗎?更何況,我的生母一直在關心我,是她的果斷和犧牲,使我能有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和光明的前途。

我的禁忌消失了,我不僅可以彈所有母親節的歌曲,我還能輕輕地唱,校長和老師們也跟著我唱,琴聲傳出了校園,山谷裡一定充滿了我的琴聲,在夕陽裡,小城的居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今天有人要彈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今天是母親節,這個塞滿車票的信封,使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怕母親節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7日 星期日

讓高牆倒下吧(1)

讓高牆倒下吧(1)


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1939-)在報紙副刊發表了許多文章,後來匯集成書,書名「讓高牆倒下吧」。以下是這本書的部分精彩內容︰

我是誰?

從聖彼得大教堂裡,一陣陣沉重的鐘聲傳了出來,教宗庇護二世去世了。去世教宗的靈魂到達了天堂,天堂裡也有電視機,所以他可以看到地球上他葬禮的盛大場面。可是天堂裡,似乎一點動靜都沒有,他以為會有些歡迎的儀式,可是他走來走去,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走著走著,他看到了一個牌子「天堂報到處」,他走進去,裡面的辦事員問他︰「你問你是誰?」

「我是教宗庇護二世。」

那位接待員在電腦上打進了一些字,然後滿臉困惑地告訴他︰「我找不到你的資料。」

教宗也糊塗了。他以為人人都認識他,他擁有到天堂的鑰匙,怎麼到了天堂,人家又說沒有他的資料。

他想了想,說出另一個比較小的頭銜,某某地方的樞機主教,電腦上仍然表示查無此人。

教宗再給一個頭銜,某某地方的主教,仍然查無此人。

最後教宗想法了他曾在羅馬鄉下的孤兒院照顧貧窮的孩子,做了那裡8年的本堂神父,當時大家叫他保羅神父。

「找到了。歡迎你,保羅神父,你的資料上說你是個仁慈的神父。多少貧窮的孩子感到了你的愛。」

教宗偷看一下電腦上的文字,發現他的資料僅僅記載了他在孤兒院的經歷,以後他做主教、樞機主教、甚至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這些都隻字未提,完全空白。

保羅神父倒抽一口冷氣,拿出手帕來擦額頭上的汗。

電視上傳出了新聞快報,新教宗產生了。

保羅神父說︰「我認識這個傢伙,我要傳個信息給他,叫他不要忘記他是誰。」

視力與偏見

在到波士頓的火車上,我發現我隔壁座的老先生是位盲人。我和盲人談起話來,我們談到種族偏見問題。老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南方人,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他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他說有時碰到黑人店員,付錢的時候,總將錢放在櫃台上,讓黑人拿去,而不肯和他的手有任何接觸。

我笑著問他︰「那你當然不會和黑人結婚了!」

他大笑起來︰「我不和他們往來,如何會和黑人結婚?說實話,我當時認為任何白人和黑人結婚都會使父母蒙羞。」

可是他在念研究所時,發生了車禍,雖然大難不死,可是眼睛完全失明。他進入一家盲人重建院,慢慢地終於能獨立生活。

他說︰「可是我最苦惱的是,我弄不清楚對方是不是黑人。我向我的心理輔導員談我的問題,他也盡量開導我,我非常信賴他,將他看成是自己的良師益友。有一天,那位輔導員告訴我,他本人就是位黑人。從此以後,我的偏見就完全消失了,我看不出人是白人還是黑人。對我來講,我只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至於膚色,對我已絕對無意義了。」

車子快到波士頓,老先生說︰「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

在月台上,老先生的太太已在等他,兩人親切地擁抱。我赫然發現他太太是一位滿頭銀髮的黑人,當時吃了一驚。

我這才發現,我視力良好,因此我偏見猶在,多麼不幸的事!

我已長大了

爸爸邀我去海邊散步,爸爸在一個懸崖邊坐下來休息。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槍決的劉煥榮,爸爸說他非常反對死刑,死刑犯雖然從前曾做過壞事,可是他後來已經是手無寸鐵的人,而且有些死刑犯後來完全改過遷善,被槍決的人,往往是個好人。

我提起社會公義的問題,爸爸說社會該講公義,更該講寬恕。他說︰「我們都有希望別人寬恕我們的可能。」

我想起爸爸也曾做過法官,就順口問他有沒有判過任何人死刑。

爸爸說︰「我判過一次死刑,犯人是一位年輕的原住民,沒什麼常識,他在台北打工的時候,身分證被老闆娘扣住了,他簡直變成了老闆娘的奴工,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闆娘。我是主審法官,將他判了死刑。事後,這位犯人在監獄裡信了教,從各種跡象看來,他已是個好人,因此我四處去替他求情,希望他能得到特赦,免於死刑,可是沒有成功。他被判刑以後,太太替他生了個兒子,想到他將成為孤兒,使我傷感不已,由於他已成為好人,我對我判了死刑痛誨不已。他臨刑前,我收到一封信。」

爸爸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已經變黃的信紙,一言不發地遞給我。信是這樣寫的︰

法官大人︰

謝謝你替我做的種種努力,看來我快走了,可是我永遠會感謝你。我有一個不情之請,請你照顧我的兒子,使他脫離無知和貧困的環境,讓他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求求你幫助他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再也不能讓他像我一樣,糊里糊塗地浪費了一生。

我對這個孩子大為好奇,「爸爸你怎樣照顧他的?」

爸爸說︰「我收養了他。」

一瞬間,世界全變了。這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殺我爸爸的兇手,子報父仇,殺人者死,只要我輕輕一推,爸爸就會粉身碎骨地跌到懸崖下面去。

可是我的親生父親已經寬恕了判他死刑的人,坐在這裡的是個好人,他對自己判人死刑的事始終耿耿於懷,我的親生父親悔改以後,仍被處決,是社會的錯。我沒有權利再犯這種錯誤。

如果我的親生父親在場,他會希望我怎麼辦?

我蹲下來,輕輕地對爸爸說︰「爸爸,天快黑了,我們回去吧!媽媽在等我們。」

爸爸站起來,我看到他眼旁的淚水,「兒子,謝謝你,沒有想到你這麼快就原諒了我。」

我發現我的眼光也因為淚水而有點模糊。可是我的話卻非常清晰,「爸爸,我是你的兒子,謝謝你將我養大成人。」

海邊這時正好颳起了墾丁常有的落山風,爸爸忽然顯得有些虛弱,我扶著他,在落日餘暉下走回去,荒野裡只有我們父子二人。

我以我死去的生父為榮,他心胸寬大到可以寬恕判他死刑的人。

我也以我爸爸為榮,他對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他已盡了他的責任,將我養大成人,甚至對我可能結束他的生命,都有了準備。

而我呢?我覺得我已長大了。只有成熟的人,才會寬恕別人,才能享受寬恕以後而來的平安,小孩子不會懂這些。

我的親生父親,你可以安息了。你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我今天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歡的。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5日 星期五

人生風景

人生風景


我讀過中國學者余秋雨的「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之後,對他的作品深感興趣。後來在圖書館發現余秋雨的「人生風景」,以為是他另一本作品,很高興地借回家,回家一讀才知道這是他以往全部著作的「精華版」。由於內容與「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重覆地方頗多,因此對我而言,可讀性不高,以下是一些我還沒讀過而又精彩的部分︰

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信。

寫信的人叫貝林。他說,他不認識中文,因此沒有讀過我的書,但他從中國雇員談起我名字時的表情看,覺得有必要認識我,並邀我做他的顧問。他是世界級的富豪,主持著一個龐大的慈善機構,專為各國殘疾人士提供輪椅。因此,我認識了他。他說,他出身窮苦,逐漸致富,曾為自己提出了3個階段的目標,第一階段是多,即追求錢多、房多、車多、雇員多;第二階段是好,即在多的基礎上淘汰選擇,事事求精,物物求好;第三階段是異,即在好的基礎上追求唯一性,不讓自己重覆別人,也使別人無法模仿自己。

他很快完成了求多、求好、求異這3個階段,本應滿足了,卻深感無聊,不知今後還要追求什麼。對自己擁有的一切,他也沒有一絲驕傲。

終於有一天,一個6歲的越南殘疾女孩救了他。那天,他把一張輪椅推給這位無法行走的女孩,女孩很快學會操作後,雙眼閃現出一種他從未見過的光亮。貝林先生在那裡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

第二個救了他的是一個津巴布韋青年。那天,這位青年背著一位殘疾的中年婦女,走了兩天的時間來到了他面前。

貝林先生問︰「這是你母親嗎?」

青年回答︰「不是。」

「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

「那你怎麼把她背來了?」

「只因她在路邊提出了這個要求,她需要我背她到你這裡。」青年回答。

「只是她需要?」

「是的,只是她需要。」

貝林先生心頭一震。這個青年很窮困,卻幫了一個不認識的人的一個大忙,不要任何回報。

為什麼自己以前總認為,連慈善也要在賺足錢之後才能做?

貝林先生自責了︰「我把梯子擱錯了牆,爬到牆頭才知道,擱錯了。」

他說︰「我居然到60歲才明白,慈善的事,早就可以做了,我也可以早一點擺脫無聊。」

我在北京一個隆重場合,當著貝林先生的面,向廣大聽眾講述了他的故事。

我說,貝林先生告訴我們,慈善決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恩賜,而是一種尋找人生意義的自我救贖。

「中國文人」是一個什麼概念?真是一言難盡,你可以投給它最高的崇敬,也可以投給它最大的鄙視。

中國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莊子;中國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馬遷;中國文人在人格獨立上的絕唱是魏晉名士。

唐代以後,情況開始複雜。產生了空前絕後的大詩人李白、杜甫,但他們在人格獨立上都已不及他們的前輩。科舉制度開始,1千3百多年全國文人爭走的那條獨木橋,造成了中國文人一系列的集體負面人格,覬覦官場、奇嫉狂妒、虛詐矯情……即使在科舉的隙縫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學者和藝術家,大多也是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擔社會的精神責任。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險遭顛覆,中國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會改革的第一線,卻又陷於爭鬥,走向激進,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難再被稱作真正的文人。另一部分則以文行惡,忙於整人,侮辱民智,留給人們最醜陋的記憶。

阮籍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於禮教的輕慢。一位女孩極有才華又非常美麗,不幸還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認識這家的任何人,也不認識這個女孩,聽到消息後卻莽撞地趕去弔唁,在靈堂裡大哭一場,把滿心的哀悼傾訴完了才離開。阮籍不會裝假,他那天的滂沱淚雨全是真誠的。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只是獻給一個美好而又殞逝的生命。荒唐在於此,高貴也在於此。有了阮籍那天的哭聲,中國數千年來其他許多死去活來的哭聲就顯得太實在、太自私了。終於有一個男子漢像模像樣地哭過了,沒有其他任何理由,只為美麗,只為青春,只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盡致。依我看,男人之哭,於此盡矣。

中國文化在最高層面上是一種做減法的文化,是一種嚮往簡單和自然的文化。正是這個本質,使它節省了很多靡費,保存了生命。

中國文化在最低層面上也是一種做減法的文化,是一種實施互嫉和互傷的文化。正是這種現象,使它失去了很多人才,走向了平庸。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史懷哲自傳(3)

史懷哲自傳(3)


中世紀的思想基本上是否定世界和人生。歐洲人在文藝復興時代掙脫了中世紀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態度。新的世界觀採取了耶穌所講的愛的倫理。這種愛的倫理有足夠的力量從原來對世界和人生抱持否定態度的框框走出來,而與肯定世界和人生的態度相結合。

近代歐洲對世界和人生採取「倫理性的肯定態度」本質上與祆教(拜火教)創始人查拉圖斯特拉的思想,以及孔子、孟子、墨子等中國大倫理思想家所代表的中國思想相似。這兩種思想都曾在進步的意義上努力改造民族和人類的狀態。

我們可以斷言,現代文明的沒落,是傳統的對世界和人生的倫理性肯定態度在近代失去力量的結果。

我所渴望的真理雖擺在眼前,卻抓不住它,也無法表達它。當我在這種摸索中而感到徬徨的時候,1915年,在河上做長途旅行時,船正從一群河馬中間走過,我心中突然閃現「尊重生命」這幾個字。鐵門終於打開了!叢林中的道路變得清晰可見了!

當一個人成為一個思考者,他就必然會感覺到有一種驅迫力,亦即要對自己和其他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都給予同等的尊重。對這樣的人而言,善就是維護生命、促進生命、將可能發展的生命提升到最高價值;惡就是否定生命、損害生命、壓抑可能發展的生命。

向來倫理的最大錯誤是只把人對人的關係當成問題。但事實上,問題乃在人對世界以及對他所接觸的所有生命應採取何種態度。只有當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無論動植物或人類,對一個人是神聖的;只有當一個人對一切需要幫助的生命都能盡力予以幫助,他才是合乎倫理的。

然而這世界顯示給我們的卻是「生存意志」的可怕的自我分裂之慘劇。一個存在竟要犧牲另一個存在才能生存,也就是說一個存在竟要破壞另一個存在。

人往往受制於殘酷的法則︰亦即人往往不得不犧牲其他的生命才能生存,而且不得不一再犯上破壞和損害其他生命之罪。但當一個人做為一個倫理的存在,就會盡量想掙脫這種制約,他會渴望保持人道,並為其他的存在解除痛苦。

絕對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宗教(如婆羅門教和佛教),對文明是漠不關心的。先知時代的猶太教、大約同時出現的祆教,以及中國思想家的宗教思想,在倫理上的對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態度對文明具有強烈的推動力。它們希望能改善社會狀況。而厭世的宗教則讓人低迴於孤獨的冥想中。

猶太的先知阿摩司和以賽亞、祆教創始人查拉圖斯特拉以及孔子等人都在人類精神史上標下了大轉捩點。屬於三種不同民族的思想家,雖然彼此間並沒有任何連繫,但他們卻達到共識,也就是說,他們都相信倫理並不在於遵從傳統的風俗習慣,而在於個人為鄰人或為改善社會狀況而獻身。

基督教與印度教對世界和人生所採取的態度,既非純粹是肯定的,亦非純粹是否定的;是兩種傾向並存其中,而且彼此處於矛盾狀態。結果這兩種宗教表現的是時而關心文明,時而漠視文明。

基督教原本來自對世界末日的期待,對世界的自然狀況之改善並無任何興趣;從這點看,它是否定文明的。但基督教同時又含藏著「行為的倫理」,從這點看,它內在裡是肯定文明的。

近代,基督教受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影響,已經放棄原始基督教期待世界末日的思想所抱持的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態度,而接納了對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態度,它因而轉變為為實現文明而努力的宗教。

在印度教方面,對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態度始終未戰勝對它們的否定態度。印度教從未有過像16、7、8世紀的基督教那樣,有許多代表性的有力思想家起來反駁傳統的厭世主義。

伊斯蘭教只因它傳佈範圍廣,才被稱為世界性的宗教。因為它從未產生過關於世界和人生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精神上它不可能成為世界性的宗教。

回到故鄉,我立即以「原始森林的邊緣」為標,開始寫非洲回憶錄。在我敘述有關我在非洲原始森林的工作時,也給了我機會針對在未開化民族間經營殖民地的難題發表意見。

我們白種人是否有權利強行支配未開化民族以及半未開化民族?假如我們只是想統治他們,從他們的國土獲取物質上的利益,則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我們是誠心要教育他們,幫助他們走上幸福之道,則答案是肯定的。假如這些民族有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我們就應該讓他們自治。可是現在世界貿易已經深入未開化民族,他們已經為了世界貿易而失去自由。酋長們因為可以從世界貿易獲得武器和金錢,於是奴役當地大眾,使他們淪為奴隸;這些奴隸必須為出口貿易而勞動,以便讓少數人致富。

悲慘的事實是︰殖民地的利益和文明的利益未必相應,通常兩者正好對立。這些未開化民族的真正富裕應該在於盡量利用農耕與手工藝為他們自己生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他們沒有這麼做,他們只是一味提供世界貿易所需求的、可以賣出好價錢的物質;他們又以如此賺得的錢購買工業成品或食品。因此,工業便無法在這塊地興起,甚至他們本身的農業也遭到破壞。為世界貿易提供米、棉花、咖啡、可可、礦物、木材之類東西的未開化民族便是處於這種狀況。

在木材輸出景氣好的時候,歐格威流域便陷於長期的饑荒,因為當地人只忙於砍樹,而忽略了耕種。他們靠著輸入的米和罐頭維生,而這些食物是他們以勞力所賺的錢買來的。出口貿易的興隆並不證明殖民地的進步,反而意味著殖民地的走向毀滅。

農業與手工業是文明的基礎。只有把這個基礎建立起來,才能真正造就一群人去從事商業和學術。但當我們教育殖民地的土人時,我們的想法似乎是︰文明的起點並不在農業與手工業,而在讀書和寫字。殖民地的學校不過是歐洲學校的翻版,念完這種學校的土人就成為「知識份子」,他們自認為比手工業者優越,只願從事商業和知識性的工作。這些人如果在商場或政府機構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就賦閒在家發牢騷。所有殖民地的災難就是從學校畢業的人大部分不僅對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毫無貢獻,甚至對它們一無所知。經營殖民地的正當方法是把當地人引向農業與手工業,而不是脫離它們。為了土人的文明,讓他們學會燒磚、蓋房子,使用鎚子和鑿子的方法,要比讓他們精於讀書寫字,或能用x+y來計算更為重要。

最後讓我說一句話︰我們給予殖民地未開化民族的好處並不算什麼恩惠,而是一種贖罪——亦即對於打從白人的船隻第一次到達黑人岸邊起,白人加給黑人的無數惡行之贖罪。

所謂基本思想,就是有關人與世界的關係、生命的意義、以及善的本質等基本問題出發的思想。我們可以在斯多葛主義中看到這種思想。老子的思想也是屬於這樣的思想。因此,希臘的與中國的「斯多葛主義者」在本質上類似。他們之間唯一的差別是︰前者源自充分發展的邏輯思考,後者源自未經發展卻是極深奧的直覺思維。但是希臘的斯多葛主義僅止於「覺悟與超脫」的理想,老子則止於「善意的無為」。

對於「尊重生命」的倫理,在較高級和較低級的生命之間,以及有價值和無價值的生命之間未劃分界線。這種「無差別性」是有其理由的。在各種生命之間設定價值的差別,畢竟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感覺,依它們與人類距離的遠近而定。這完全是一種主觀的標準。其他生物的生命本身以及它們在宇宙中究竟具有何種意義,我們又有誰知道呢?

這種「差別感」將產生如下的觀念︰即認為世界上存在著無價值的生命,傷害它們或毀滅它們都沒有關係。所謂無價值的生命,可能是指各種昆蟲或野蠻人。

對一個真正具有倫理觀的人而言,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只有在面對個別情況,或在必然性的強制下,他才會在生命之間做區別,例如當他不得不在兩種生命中決定應犧牲哪一方面以保全另一方面的時候。

我很高興有酣睡病的新藥問世。以前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為這種病受苦,最近卻能用新藥挽救他們的生命了。但每次看到顯微鏡下面的酣睡病菌時,總不禁感慨,為了挽救人類的生命,我卻不得不犧牲這種細菌的生命。

土人在沙灘上捉到一隻小魚鷹,為了挽救牠以免遭土人的殘害,我把牠買下來。但買來之後我必須決定是要讓牠餓死,或是每天殺死若干小魚來維持牠的生命。我決定採取後者,但如此則必須剝奪一邊的生命以維持另一邊的生命,而對此我又負有責任,因此每天都覺得心裡非常難過。

假如一個人相信「尊重生命」的倫理思想,他便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之下傷害或毀滅其他生命,他將利用所有的機會,去扶助生命以及讓生命免於受苦和毀滅。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史懷哲自傳(2)

史懷哲自傳(2)


我想當醫生是因為我不需要講話也能工作。多年來我靠說話來奉獻自己,但在未來新的工作中,我不能以講「愛的宗教」來表現自己,而只能以實際行動來實踐它。醫學知識可以使我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去實現我的意願。根據傳教士的報導,在非洲赤道地方對醫生的需求是燃眉之急。

可是當我提出服務申請時,立刻曉得巴黎傳教團體和別處的傳教團體一樣,也重視信仰的正統性問題。親切的傳教團團長柏格納因為發現有人響應他的呼籲而深為感動。但他立刻明白告訴我,委員會的委員們對我的神學立場一定會表示強烈的反對意見。當我向他保證我「只是以一個醫生的身分」前往時,才稍微減輕他心中的負擔。可是不久之後他又無奈地通知我,即使以醫生的身分前往,還是有幾個委員反對,因為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只具備基督徒的愛心,而不具備基督徒的正確信仰,就不能交付給他傳教醫生的任務。但我們兩個決定事前不要對此太過憂慮,因為反對者還有好幾年要等,在這幾年間,他們說不定就會變得和真正的基督徒一樣地有理性。

我到當時任醫學院院長菲林格教授那兒報名入學時,他的想法是最好把我交給他在精神病科的同事。

1905年某一天,我出門去聽第一堂的解剖學課程。

魯斯頓(De Loosten)、赫胥(William Hirsch)和杉格萊(Binet-Sangie)都認為耶穌有精神錯亂症狀,而且患有病態誇大妄想症與被害妄想症。為了論述他們那些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作品,我必須埋首於精神病這個無邊際的問題。耶穌的行為從來不像一個陷於錯亂狀態的人。他的反應絕對正常,他從未與現實脫節。

我和海倫,史特拉斯堡歷史學家的女兒,於1912年結婚。

極端的正統派信徒仍持反對意見,他們決定請我到委員會,對我的信仰舉行一次測驗。我拒絕了。理由是︰耶穌召喚他的門徒時,他所要求於他們的,只是跟從他的意願。我同時給委員會一封信,提到︰如果聽從耶穌所說的︰「不反對我們的是在我們一邊」,那麼即使拒絕一位為治療生病的黑人而提供服務的伊斯蘭教徒,傳教士協會仍是錯誤的。不久以前,巴黎傳教士協會曾經拒絕接納想要出去為協會工作而提出申請的牧師,只因為這位牧師從學術觀點未能無條件肯定第四福音乃使徒約翰之作。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我拒絕在全體委員會的集會中露面,讓他們來向我提出神學問題。我反過來提議希望對每一位委員做個別拜訪,以便從個別談話中讓他們明確判斷,我對黑人的靈魂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危險,對傳教士協會的名譽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傷害。我的提議被接受了,為此我花去幾個下午的時間。大多數表明我的宗教觀點讓他們遲疑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在非洲可能以學說迷惑傳教士;第二,我或許會再度從事傳教活動的願望。我向他們保證我只想做個醫生,對其他所有的事我將「沉默如魚」,這樣他們才終於放心。於是,以「對傳教士和黑人基督徒的信仰不給予任何衝擊」為條件,我的申請才被接受了。

1913年2月,70箱東西都裝釘好,先由貨車運往波爾多。

主張耶穌這個人從未存在過不難,可是一旦試圖去證明它,結果總是獲得相反的結論。在第一世紀的猶太文獻中,對耶穌的存在並沒有令人滿意的證明,而在同一時期的希臘和拉丁文獻中,也完全找不到證據。關於耶穌確實存在的第一個異教徒證人是塔西圖斯,他在西元第二世紀20年代時期,在他的「編年史」中,記載著尼祿王把羅馬大火的罪過加諸基督徒,而基督教的創始者則被猶太總督比拉多(Pilate)處死。

有人斷言福音書和保羅的使徒書都是偽造,但是如果沒有耶穌和保羅,那麼基督教是發生於何時何地?又如何發生?後來怎麼會把它的起源歸到這些杜撰的歷史人物?

否定耶穌是歷史人物的人,並沒有去解決這些應解決的難題。不僅如此,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簡直是輕浮得令人難以相信。他們所用的方法全部都在試圖證明基督以前的時代,在巴勒斯坦或東方某地便已存在著貝諾斯替教特性的基督崇拜或耶穌崇拜,其崇拜的對象是死後復活的神或半神。

因為我們這種基督以前的基督崇拜沒有任何資料,它的存在一定是經過湊合和幻想的過程而被捏造出來的。接著他們一定做更進一步的幻想,認為那些崇拜著基督前之「基督偶像」的信徒,是在某一個時候以某種理由將其崇拜的「死而復活的神」轉變為一個歷史人物,並違反各界信徒所知道的事實,宣稱這個宗教是從這位歷史人物出現才存在的。

從對耶穌的存在持否定論的著作,事實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耶穌存在的假說比耶穌不存在的假說証明起來要容易得多。

1913年,我和妻子在波爾多上船。蘭巴倫的傳教士對我們表示由衷的歡迎。從開頭幾天,在我還沒有時間把藥品和器具的包裹打開之前,我就被病人所包圍。我所要醫治的主要疾病有瘧疾、痲瘋、酣睡病、痢疾、印度痘,以及惡性潰瘍,患疝氣的原住民遠比白人普遍。假如鄰近沒有醫生,每年將有許多不幸的人因患疝氣而死,而且死得非常痛苦,雖然這種疾病只要及時動手術就可以得救。因而在開頭幾週,我就有充分機會確認原住民中肉體上的痛苦比我所料想的更多。我多麼高興自己能不顧一切反對,實現了到此地行醫的計畫。我的妻子曾經受過護士訓練,在醫院給我極大幫助。

1915年,我似乎突然從迷惘中醒悟過來。我為什麼只做文明的批評?為什麼不進一步提出有建設性的東西?從此我開始研究追求文明的意志與實現文明的能力所依據的知識與信念。我在研究過程中,逐漸了解文明與世界觀的關係。我清楚認識到文明的悲慘結局畢竟來自世界觀的瓦解。

但文明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把個人的以及社會的倫理之完成當作文明的本質。無論人類的知識和能力有多大的成就,假如人類不是以倫理為目標而前進,那麼,雖充分享受著物質的進步,但仍然無法消除隨之而來的危險。擺脫今日這種混亂狀態的唯一方法是重建我們的文明世界觀,讓其中所包含的文明之理想再度引導我們。

這種世界觀的性質是什麼呢?

它存在於「對世界與人生採取倫理性的肯定態度」之中。

在印度思想中,認為一切為知識和能力的勝利,以及為人類和社會狀態的改善所做的努力都是愚蠢的。印度思想告訴人︰人唯一有意義的行為是沉潛到自己裡邊,並加深自己的內在生活。社會或人類會變成什麼樣子跟他沒有關係。加深內在生活,若按照印度思想的解釋,就是聽任厭世的思想,並藉著「無為」以及其他各種生命否定,讓自己在塵世的生存,除了期待「涅槃」之外,達到「空」的境地。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2日 星期二

史懷哲自傳(1)

史懷哲自傳(1)


前幾天在汐止的圖書館借到「史懷哲自傳」,真令我喜出望外,因為我對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Schweitzer 1875-1965)仰慕已久。

著名學者徐復觀(1904-1982)說︰「西方出現過偉大的宗教家,更出現過不少的哲學家,但可以當中國所謂『聖人』之名而無愧的,只有史懷哲。……史懷哲一生思想與實踐,可以用兩點來概括。第一是他力竭聲嘶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危機,在於倫理道德在文化中的墮落。他希望能恢復18世紀時代倫理道德在文化中的地位。他明告世人,僅靠科學,並不能解決西方文化的危機;從科學中,也導不出倫理道德,在這點上,他與愛因斯坦的看法,可以說是完全相同。但愛因斯坦體認到最後,認為倫理道德的根源來自宗教,而史懷哲則認為倫理道德是來自人心。愛因斯坦之所謂宗教,是指犧牲自己,服務人類的精神狀態。愛因斯坦很明確地指出,神在他所謂宗教中,乃是可有可無,不關輕重之物。

第二是史懷哲倫理道德的最基本內容,乃是對「生的敬畏」。他之所以拋棄文明的生活,身入蠻荒,乃是「生的敬畏」的實踐。所謂生的敬畏,即是對一切生命,均承認其有平等而崇高的價值,因而發生一種敬畏之心。」

以下是「史懷哲自傳」的精彩部分︰

1875年,我誕生於阿爾薩斯的凱撒斯堡。父親路易斯.史懷哲在我們那個天主教區擔任代理牧師。母親阿黛莉是牧師的女兒。當我5歲的時候,父親便用鋼琴開始給我上音樂課。7歲時,我用學校的小風琴彈讚美歌,而使得女老師大為驚奇。9歲時,我第一次在教會的禮拜儀式中擔任代理管風琴手。

我在1893年進入史特拉斯堡大學,我同時修了神學和哲學兩門課。1899年,我獲得在史特拉斯堡尼古拉斯教堂任傳教士的職位。最初當執事,後來便成為副牧師。

耶穌自己從未宣稱他是全知而不犯錯的。如同他曾經對稱他為「良善夫子」的年輕人說,只有上帝是良善的(馬可福音第10章17-18節),對於將耶穌看成如神般無所不知的那些人,他也會採取一樣的態度表示只有上帝是全知的。

歷史上的耶穌深深感動我們的是他對神的順從。這樣的耶穌比獨斷教義中的基督人格更偉大,教義中把耶穌設想為全知而不犯錯的人。

1905年,我將幾封信投進信箱裡;這些信是給雙親和幾位最親密朋友的,我告訴他們為了以後到赤道非洲當一名醫生,冬季學期開學的時候,我決心成為醫科學生。

現在我想去實行的計畫存在我的腦中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當我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的時候,卻看到周圍許多人正在與苦難和煩惱搏鬥,這對我是無法想像的事。早在小學時代,每次看到同學們悲慘的家庭環境,並將牧師孩子們過的理想家庭生活做一比較,我心裡便會有一番激盪。上大學的時候,自己雖享受著能讀書研究並在科學上和藝術上有些貢獻的幸福,但對於因物質條件或健康狀態而無法享受這種幸福的人卻一直繫念著。1896年,在一個明亮的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忽然想到我絕不能把這種幸福看作當然之事來接受,我必須拿出東西來回報它。這時窗外鳥兒正在歌唱,我反覆默想著,起床前我得到如下的結論︰自己在30歲之前為學問和藝術而生活是有道理的,這是為了30歲以後能獻身直接服務人群。

「凡為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我有過多次想尋找耶穌這句話對我所蘊含的意義,現在我找到答案了。除了外在的幸福,如今我又獲得內在的幸福。

對於如此計劃著未來的工作究竟是什麼樣一種性質,我自己也還不很清楚。我想就讓環境來指引我吧。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亦即那必須是能直接為人類服務的工作,無論那工作是如何不招人眼目。

當然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歐洲的工作。我定下一個計畫,想收養被遺棄和被忽視的小孩,並教育他們,讓他們以後有義務以同樣的方式去幫助同樣處境的小孩。

1903年,我覺得可以開始這項試驗了。我向各方提供助力,但結果都未成功。例如當史特拉斯堡孤兒院被燒燬時,我曾表示願意暫時收養幾個男孩,但院長甚至未讓我把話說完。我在別處的嘗試也都失敗了。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考慮將來要為流浪者和出獄的囚犯服務。我之所以參加牧師奧古斯都.恩斯特剛創辦的事業,一部分就是要為此計畫做準備。他的工作是每天下午接見任何來求助的人。但他並不立即給他們錢。他的方法是,當天到求助者的家去訪問,斟酌他們的狀況而給予幫助。為達此目的,我們不知在城裡騎了多少次腳踏車,但我們常常得到這樣的結果︰在申請人留下的地址卻找不到此人。

1904年的一個早上,我在學校宿舍的桌上,發現一本刊載著巴黎傳教士協會每月工作報告的雜誌。我翻開它,突然看到一篇文章的標題︰「剛果地方傳教士之所需」。這篇文章訴說傳教團工作人員不足,無法在剛果北部的加彭省繼續推展工作。結論是︰「無論男女,凡是對主的召喚能簡單回答︰『主,我來了』的人,就是教會所需要的人」。

幾個月之後就是我的30歲生日,我決心在赤道非洲實現我直接服務於人群的計畫。但當我寄出幾封信函表明自己的決定後,就不得不與親友們做一番艱苦的搏鬥。他們幾乎都先責備我太不信任他們,事先沒有跟他們商討,其次才是對我的意圖本身的指責。神學界朋友的抗議尤其嚴厲。我的親友們聯合起來為我的計畫之愚蠢規勸我。他們說,我是一個埋沒自己的天賦才能,而想拿假貨去跟人交易的那種人。他們認為我應該把在未開化民族之間的工作留給其他的人,也就是留給那些並不會因此而埋沒學術以及藝術上的天賦與技能的人去做。把我像兒子一樣疼愛著的魏多,責罵我簡直像一個想要執槍親赴火線的將軍。

在我疲憊地跟許多稱為基督徒的人發生許多不得已的爭論時,驚奇地發現他們並未真正了解努力為耶穌所講的愛而服務,將讓人走進新的生命歷程——雖然他們在新約聖經中讀過這種道理。

我的親友們認為背後一定隱藏著某種原因;他們猜想我可能因為聲望來得太遲感到失望才出此下策。但這完全沒有根據,因為我雖然還年輕,但我已獲得別人往往要經過一生的辛勞和奮鬥才獲得的名聲。另外也有人認為我是因失戀才做此決定。還有一些人認為我是個早熟的年輕人,頭腦有點不正常,而嘲諷我一番。

在我的計畫中讓朋友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我並不是要到非洲當傳教士,而是去當醫生,這樣的話,已經30歲的我還得開始一段長時間吃力的學習。我毫不懷疑這種學習需要極大的努力,面對未來的幾年我的確也感到惶恐。可是讓我決定選擇以醫生的工作來奉獻自己的理由,其分量是如此的重,以致其他的考慮都輕如塵土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

2012年10月1日 星期一

野火集外集

野火集外集


「野火集外集」是龍應台編著的書,精彩內容不多,只有以下片斷︰

我認為台灣現在面臨著兩個比較根本、比較嚴重的困境。第一個,我稱它為「獨立思考的困境」,第二個,是「文化的困境」。

我找來了台灣小學的社會課本,想看看我們的孩子究竟在學些什麼。

隨手一翻,就看到這樣一個題目︰「大有為的政府」。內容,不必說諸位也知道的。可是天哪,這哪能算「教育」呢?這是純粹的宣傳,而宣傳的對象竟是我們7、8歲的孩子!有許多人不滿意政府在外交、環境,及教育各方面的表現,同時有許多人認為台灣豐衣足食,教育普及的局面歸功於這個「大有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重點;不管我們現任的政府有為不有為,教科書中都不應該出現「大有為的政府」這種塑造意識形態、製造順民的題目。如果教育者有良心給我們的下一代獨立思考的餘地,這一課的題目就至少必須改為︰「怎樣才是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把評鑑政府的標準列出來,讓孩子自己去下結論。可是只要編製教科書的權利壟斷在政府的手中,哪一個政府捨得放棄「製造共識」的大好機會?根本的辦法,是把編製教科書的權利交給民間學者。幾十年來在社會各角落,在人心深處,所埋伏下的意識形態的重重關卡暗樁,很不容易拆除;教科書只是重重關卡中的一個。思想的關卡暗樁不拆除,台灣就難有根本的進步,這是困境之一。

第二個困境,我稱它作文化的精神分裂。台灣沒有文化特色可言。我們對外的宣傳是︰中國文化在台灣,要看中國到台灣來,換句話說,以「中國」作為號召的旗幟。大陸沒有開放以前,這還行得通,開放以後就不行了。觀光客要憑弔孔夫子的出生地、岳飛的墳墓……這些台灣有嗎?觀光客要瞻仰聞名已久的泰山、西湖;這些也不在台灣。觀光客憑什麼要到台灣來找尋「中國」呢?

我在台灣南部長大,通常一班60個小學生當中,只有一個外省小孩;就是我。我所面對的,是台灣的語言、台灣的生活方式,可是身受的教育卻時時在耳提面命︰我所面對的,都是次等的、暫時的,這裡不是我的家。台語是鄙俗的,歌仔戲是下流的,台灣歌沒有格調,拜拜是迷信……。說著一口標準國語的我,心裡有一種優越感——「我」,不屬於台灣的「次等」文化。

我在這種優越感中長大,1979年我在紐約,遇見一位剛從湖南出來的人,他問我︰「妳是哪裡人?」我楞住了。我能告訴他我是湖南人嗎?不能,我不會說湖南話,對湖南也一無所知。那麼我應該對他說我是台灣人嗎?一瞬之間我又深切的感覺到自己的貧乏;不會哼一句台灣歌,沒看過一場歌仔戲,不知道廖添丁是什麼東西——一直視台灣為次等文化的我,現在又怎麼能說自己是台灣人呢?

我發覺自己是那樣一個無根的人,而無根的原因在於我身受的教育︰是我的,我不承認;不是我的,我假裝是。結果,卻是什麼都沒有。我說「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世居台灣的所謂本省人,是不是就比我「有根」呢?也不見得。淡水有一個紅毛城,但是你去問淡水的居民那個紅毛城到底是個什麼意思,恐怕10個中有8個說不出所以然來。

台南的億載金城旁邊要建一個狄斯耐樂園,案子送到台南市長那兒,居然也通過了。陳奇祿先生表示很傷心。但是台南市的老百姓是否傷心呢?大概10個中有8個根本不知道億載金城是個什麼東西。

所以對我們生活環境蔑視、忽視的,還不只我這個自認為不屬於這裡的「外省孩子」而已。幾百年來在這生生世世的人似乎對台灣本地的傳統也漫不經心。

我手中的小學社會課本所強調的主題是︰台灣是復興基地。讓我們來推敲一下「復興基地」是什麼意思。它基本上有兩種涵義︰第一,它是軍事的,也就是說,買戰鬥機比建精神療養院重要。第二,它是暫時的,只是一個「基地」而已,不是安身立命生於斯死於斯的家園。

我在這裡所迫切呼籲的,是不管今後政治走向如何,我們一定要開始建立「台灣意識」。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改寫。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72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個氣候帶有哪一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上的儒道釋,還要帶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10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