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4日 星期一

行者無疆(3)

行者無疆(3)


在瑞士,不管進入哪一座城市,抬頭就是手錶店。很多手錶店的店堂裡常常端坐著一位中國雇員,因為現在一批批從中國來的旅遊團是購買手錶的大戶。說起來,世界最早的機械計時器還是要數中國東漢張衡製造的漏水轉渾天儀。義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簡單機械打點的鐘是14世紀中葉的事,到了16世紀初德國人用上了發條,後來伽利略發明的重力擺也被荷蘭人引入機械鐘。幾乎整個歐洲都爭先恐後地在為計時器出力,這與他們在工業革命與商業大潮中的分秒必爭,互為因果。至於瑞士的手錶業,則得益於16世紀末的一次宗教大遷徙。法國的鐘錶技術隨之傳了進來。

日內瓦的一個夜晚,我們用完晚餐,同行的兩位記者問︰考察至今,覺得歐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國學習?

我說,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脫了很多課,初一看是科學技術上的課,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課。這一路上給我們感受最深的是兩點,一是在歐洲,傳統文化與創新精神並行不悖;二是在歐洲,個體自由與互相尊重並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麼總是把這些對應性文化範疇看成你死我活的對頭,結果兩敗俱傷。

「那麼,可以被快速仿傚的有哪些事情?能舉出一件嗎?」他們問。

「旅遊。」我回答,「不僅自己外出旅遊,而且歡迎別人到自己的地域來旅遊。眾目睽睽的流動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學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這些年,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訝異地發現,他們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穩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飛機、汽車、時裝、葡萄酒製造業、海洋航運業,而是旅遊業;與此同時,一些最貧困的國家百業凋敝,也是靠旅遊業在支撐著國民經濟。在歐洲,連老人們對自己退休之後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項也是旅遊。

幾乎所有的旅遊從業人員都知道,各國遊客最嚮往的地方就是中國。聯合國有關研究部門也已發佈了這樣的預測結論,說中國必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旅遊終點國,而中國人外出旅遊的數量也將非常可觀。

那麼,目前中國的障礙在哪裡呢?首先是觀念障礙。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真正佔據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遷」的封閉觀念。中國文化的理想一脈,是老子所說的「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這種境界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又有生動描述。作為這些觀念的實際成果,中國歷代「超穩定」的社會生活,確實不主張與外部世界熱情交往,不倡導離家鄉族宗獨自出行。這種觀念到了現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遊這個概念仍然難於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遊山玩水」終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消極命題。

由於觀念的障礙,隨之產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礙,使中國旅遊業還處於比較幼稚的起步階段。例如,在真實的風景勝地營造虛擬的主題公園,在文化遺址現場設置現代遊樂場所,全然本末倒置,買櫝還珠。很多人把旅遊看成一種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為,不相信自然狀態的城鎮、鄉村、海灘是上佳的遊觀對象。

這便與歐洲產生了明顯的對比。在歐洲,旅遊的概念拓得很寬,即使那些不發達的國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國旅客的能力,尋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國際規範的路標、加油站、咖啡館和廁所。

洛桑不大,但有兩個單位比較重要。第一個是國際奧委會總部,第二個是世界上第一所旅館管理學校。瑞士成為世界旅遊事業的主要推動者,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資源貧乏,強國相鄰,能為強大鄰居提供的,除了雇傭軍,就是山水之勝。當決定不再輸出雇傭軍之後,只剩下了山水。二是早早的中立使這兒顯得安全和安靜,可以為別人在戰亂的疲憊中提供輕鬆和休息。三是拜倫、雨果等文人的來訪和傳揚,使廣大崇拜他們的讀者轉化成了旅遊者。還有一個技術性條件,那就是一批經過嚴格訓練的旅館管理人員。這批管理人員的母校,就是洛桑旅館管理學校。它已開辦100多年,在幾十年間一直居於世界唯一的地位。

法國美食的興起,倒是要感謝法國大革命。那場革命使王室貴族失去了特權,隨之也使大量廚師失去了工作,只能走向社會,開起店來。廚師們原以為走出宮廷將面對一個低俗的世界,誰知道出來後情況要好得多。在餐飲市場上,他們被老闆們搶來搶去,地位和報酬大大提高。廚師中有些人還動筆寫作,把烹飪經驗上升到哲學和藝術。

在我看來,只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法國朋友的注意,那就是他們每天在吃的問題上花費的時間實在太長。法國很多餐館,上菜速度極慢,讓人等得天老地荒。但所有的法國朋友好像都沒有我們這麼心急,只要在餐館裡一落座就全然切斷了時間概念。這當然也算是一種悠閒的享受,但據統計,法國人每天的有效工作時間遠遠少於美國人,時間被吃飯吃掉了。

也正由於此,以前被那些著名廚師深惡痛絕的美國快餐,漸漸受到法國年輕一代的歡迎,到正規餐廳要一罐可口可樂,也已經不至於遭到被驅逐的難堪。

時間原則、經濟原則和隨意原則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則,需要反省自問的也許倒是法國美食的古典原則。

在國土上,廬森堡是一個小國,在金融上,它卻是一個大國。我們想拍攝一下他們的銀行街,卻立即受到了阻止。

阻止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銀行的職員。他見到我們扛著攝影機正準備作全景式的掃瞄,便像觸電似地箭步朝我們跑來,邊跑邊示意我們停止拍攝。

這讓我們很奇怪,因為我們站立的街口離銀行大門還有不少距離,哪有大街上不准攝影的?那位職員說這裡不准拍攝。我們問他為什麼,他搖頭不想回答,這時快步走過來一位先生,自稱是總經理,態度非常客氣,但他用生硬的英語所講的一切過於複雜,我們聽不明白。這就,突然來了一位我們前天才認識當地的朋友,他只與總經理聊了一下便笑著轉過身來告訴我們:「只有一個理由,他們是為了保護出入銀行的顧客,保證他們不被攝入鏡頭。」

初一聽有點吃驚,但不到幾秒鐘便立即領悟,領悟了在拒絕背後那張嚴密的邏輯網路。

按照西方的法律觀念,個人財產的提存往來是一個人的重要隱私,但是,人們不樂意在隱私受到侵犯之後再謀求法律保護,而是希望提存往來的一切環節都能拒絕被侵犯的可能。正是這種希望,構成了現代金融業的信譽基座。小小的廬森堡能在3、40年內快速發展成一個舉世矚目的金融王國,與它嚴密的銀行保密法規有關。

廬森堡銀行向各國客戶許諾,一切客戶的資料不僅對他人保密,而且也對國家機構保密,即便國家財政機關也不能以徵稅的目的了解客戶的情況。除了刑事訴訟,銀行拒絕在民事訴訟中出面作證。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反而要承擔刑事責任。(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23日 星期日

行者無疆(2)

行者無疆(2)


馬克斯.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徵的論述在80年代的中國產生過不小影響。他分析中國社會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多原因,例如︰沒有官職保障的財富無法成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地位的企業難以成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家義務取消了自由勞動市場,沒有憲章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自由的競爭,等等。他還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家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家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於人際關係的興趣卻超過對產品製造的興趣。而且這一切,最後都成為一種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也難有整體突破。

馬克斯.韋伯沒有去過中國,怎麼會如數家珍地說出中國的城隍廟是只地方負責的實用主義神祇?他在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確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徵其實早就存在,而直接導致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則是一種強大精神力量的出現,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倫理道德、行為準則。他說,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義的拯救、贖罪、懺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而改革後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會和儀式,而是有賴於內心的純淨和工作的勤勉。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資本流通、會計核算而獲得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這就證明,新教倫理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他去世時才56歲。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後,直到今天,歐洲對於自身文明的剖析,對於別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越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在韋伯去世兩年後,22歲的弗洛姆(Fromm)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弗洛姆的學術出發點是精神分析學,但最後讓他知名於世間的是以愛為中心的人生哲學。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愛,愛世界,愛生活,使愛充溢人間。他說,人類的困境產生於人的自然歸向與理性歸向之間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遠有一種發自天籟的衝動,耳邊永遠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呼喚,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了,回歸只是一種嚮往。這樣一來,理性成為壓抑天性的痛苦力量。總之,人類既苦於自然又苦於理性,恍惚其間孤立無援。唯一能化解這種困境的只有一個字︰愛。

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戰場上最英勇、最忠誠的士兵,公認是瑞士兵。瑞士並沒有參戰,但在第一線血灑疆場的卻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觸目驚心的是,殺害他們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受雇於對方的主子。瑞士人替外國人打仗,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剩,他們的人口一直很少,卻投入了這種以生命為賭注的營生。這樣的戰爭,連一點愛國主義的欺騙都沒有,連一點道德憤怒的偽裝都不要,一切只是因為雇傭,卻不知道雇傭者的姓名和主張,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

經過幾百年這樣殘酷的訓練,養成了舉世罕見的忠誠。忠誠不講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邏輯行為,不再是純粹的忠誠。因此,戒備森嚴的羅馬教宗從來不對貼身護衛精挑細選,只有一個要求︰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宗那裡,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輸送雇傭兵。這是血泊中的驚醒,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斷,不僅不再替別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乾脆徹底拒絕戰爭。於是他們選擇了中立。其實,他們原來也一直中立著,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傭他們,他們沒有事先的立場;如果有了立場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轉變,多麼麻煩,因此只能把放棄立場當作職業本能。

瑞士沒有出現鐵腕人物,也沒有發現珍貴礦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間由一個只能輸出雇傭軍的貧困國家躍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巔,只因它免除了戰爭的消耗,還成了人才和資金的避風港。

也許,這是戰神對他們的補償,戰神見過太多瑞士兵的屍體,心軟了。

那年月瑞士實在讓人羨慕,人家在製造槍砲,他們在製造手錶,等到硝煙終於散去,人們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設定的指針,遊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問瑞士的首都在哪裡,多數答不出來。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作為首都的伯恩居然沒有機場。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又是國際金融中心,首都沒個機場實在有點荒誕。問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聳聳肩,說這是伯恩公民投票的結果,他們怕飛機降落聲太吵。

「還有更奇怪的呢,」這位瑞士朋友說︰「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日內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參加聯合國,這也是公民投票的結果。」

不想繳聯合國的會費倒也罷了,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經過充分論證的大型交通項目,多年的基礎工程完成了,大筆經費也用完了,一投票卻被否定,投票者多數是不出門的農民。

我覺得老是拿這樣的事情來進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違背了支撐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則。在一個個人聲鼎沸的投票之夜,當那些顯而易見的自私考慮一次次壓倒了那些著眼於整體尊嚴的決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貧乏。它確實很富,但它在現代城市生態外殼中,依然澎湃著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緒,結果只能不斷地讓人瞠目結舌。它讓我聯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來的農民企業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謀,卻缺少足夠的文化道義。後來逐漸聽說,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中立卻與納粹德國有隱密的經濟往來,而近年來又位居發達國家對貧困、受災國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種更重要的富裕。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自我覺察,我寫一段話相送︰

驕人的富裕培養了你的自負,百年的成功鼓勵了你的保守,……缺少文化積澱和精神主軸,你的美麗中埋藏著太多的隱憂。

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命運。與瑞士相比,很多國家在近百年間連遭厄運,或蒙戰火荼毒,或受惡魔統治,或被貧困控制,但是災難也會養育另一種成果,何況有些國家還有輝煌的精神文化遺產。瑞士常常從反面証明那些國家畢竟根基雄厚,就像一個暴發戶常常在某些生活細節上反襯出別人並不寒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立的意義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戰使它勉強延伸;現在冷戰也已過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份。那麼瑞士,在往後的日子裡,你將會有什麼動靜?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許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類在抖落各種歷史對抗後必將重新面對最本質的矛盾,即文明與野蠻、善良與邪惡、和平和恐怖、正常和極端的矛盾,在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較缺少的文化道義。這兒容不得生存計謀,這兒來不得暗通關節,這兒不存在中立空間。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行者無疆(1)

行者無疆(1)


「行者無疆」是中國著名學者余秋雨(1946-)的作品,部分精彩內容如下︰

龐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發生在西元79年8月24日。一批虛偽的道德學家未必到過這裡,憑著道聽途說,想像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爛,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奢侈糜爛的證據是公共浴室、妓院和不少春宮畫。其實在我看來,這裡呈現的是古羅馬城市的尋常生態,沒有任何需要被懲罰的理由。平心而論,龐貝在整體上還顯得比較收斂。歌德1787年到達這裡,他在當天的筆記裡寫道︰「龐貝又小又窄,出乎參加者的意料之外……」法國史學家泰納比歌德早來20多年,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生活享受遠不如我們現在這樣舒適多樣,這樣多采多姿。」

在整個城市如此慘烈地毀滅之後,居然會有那麼多的評論家說它只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實在有點不道德。他們不敢像泰納那樣承認,自己的生活其實要比龐貝人舒適得多。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麼。他們當然不會去救助別人,因為別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懲罰,於是他們就趁火打劫,來幫助完成那種懲罰。事後,他們萬一倖存,又會滔滔不絕地成了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學家。

古羅馬的政治家安東尼有一件事令人很不快,那就是他對西塞羅太殘忍了。西塞羅是他的政敵,發表過不少反對他的文章,後來遭逮捕並被殺害,這算是政治恩怨,我們可以擱置不談;但西塞羅畢竟是古羅馬最優秀的散文家,安東尼怎忍心,割了他的頭顱帶回家欣賞,然後又長久懸掛在他平日演講的場所,讓眾人參觀。正因為這個舉動,我對安東尼後來失去愛情、失去朋友、失去戰爭而不得不自刎的結局,沒有太多的惋惜。

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的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尼祿(Nero)皇帝就是如此。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裡看悲劇卻感動得流淚不止,這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猜測這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為軌跡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西元64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大半燒掉,這個皇帝居然還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止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非常殘忍。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作「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裂。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親自登台表演。這個現象,真要讓我們對藝術文化與人品人格的對應關係打上大大的問號。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西元476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他容忍大臣們裹捲國庫財物逃奔。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他之所以堅守王位,就是怕別人按照一般邏輯來挽狂瀾於既倒。他太了解羅馬,知道一切均已無救。拼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佛羅倫斯的美第奇(Medici)家族是文藝復興運動強有力的支持者。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15世紀後期,這個家族又在政治上統治佛羅倫斯60年,這60年是佛羅倫斯的黃金時代,又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美第奇家族對文藝復興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條件,一是巨額資金,二是行政權力,三是鑑識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但是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去聽一家修道院院長薩伏納洛拉(Savonarola)講道,講道的內容是批判佛羅倫斯城裡的奢侈之風、腐敗之氣,認為這完全背離了基督精神。薩伏納洛拉也指名道姓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當家羅倫佐(Lorenzo),而且自詡有預言能力,警告佛羅倫斯如果不改邪歸正,必定有災難降臨。薩伏納洛拉以宗教淨化和社會批判這兩條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領袖。後來法國入侵,局勢混亂,他就被市民選為執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薩伏納洛拉實行的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禁慾主義。市民們原本聽他演講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時覺得大快人心,現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麼對不起,請所有市民把家裡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來,當眾焚燬;一切娛樂被禁止,全面禁慾,其嚴厲程度,不但在佛羅倫斯歷史上,而且在義大利歷史上,也是從7世紀之後從未有過。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許多藝術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東西,大批投入火海。於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轉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由於薩伏納洛拉所宣揚的宗教極端主義對羅馬教宗也持譴責態度,教宗就反過來判他「異端」,並且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門口的廣場執行火刑把他燒死。薩伏納洛拉生前告訴市民,能被烈火焚毀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僅不可焚毀而且還能創造各種奇蹟。可是,不可焚毀的奇蹟並沒有出現。

1924年,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共同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在社會轉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只能產生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來擴大空間;第二種是毀損別人的生存空間來擴張自己。顯然,第一種是良性方式,第二種是惡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領導的納粹選擇了第二種。

他們首先通過毀損猶太人的生存空間來驗證自己的概念,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為一般民眾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歸因於某個人或某個群落,於是比較崇尚實利主義、嫻於商業運作的猶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時代的挑戰,卻被解釋成一個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來壓抑心底的嫉妒之火一時被堂皇理由點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暴力。

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空間,納粹又要剝奪別國的生存空間。

現在德國又出現了「新納粹」。幾乎都是年輕人,剃平頭,著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眼光面對世界,一意要尋找攻擊的對象。他們已用恐怖的方式殺害了大量的外籍勞工。

希特勒當年在納粹黨內初露頭角是因為他的演講,連他自己也驚訝自己怎麼會有控制全場聽眾的本事。我看到希特勒演講的電影資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歡呼的原因。希特勒的演講不在乎邏輯,不在乎論證,卻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動程序,在這方面實堪稱專家。他一般是啞著嗓子開頭,似重病在身,與剛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講者一比好像不合時宜,但這種反差卻立即打破了聽眾對演講慣性的厭倦,全都提起精神來側耳傾聽。就這麼講了一會兒,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聲比一聲響,把全場攪得掌聲如潮,最後成集體瘋狂。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20日 星期四

千年一嘆(8)

千年一嘆(8)


1999年12月21日

我們終於去了恆河岸邊,看到了舉世聞名的「恆河晨浴」。河邊非常擁擠,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瘋病乞丐。趕快雇一條船,一一跳上,立即撐開。從船上看河岸實在吃驚,一路是骯髒破舊的房屋。房子多數是廉價小客店,房客中有為來洗澡住1、2天的,也有為來等死住得較長久的。更多的人連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別是來等死的老人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哪有這麼多錢住店?那就只能橫七豎八棲宿在河岸上,身邊放著一堆堆破爛的行李。他們不會離開,因為照這裡的習慣,死在恆河岸邊就能免費火化,把骨灰傾入恆河,如果離開了死在半路上,就會與恆河無緣。大家可以想一想,這麼多螞蟻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岸邊,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個河岸臭氣沖天。印度還有一些人認為死了燒成骨灰排入恆河,一定會與別人的骨灰相混,到了天堂很難恢復原形,因此便把一具具全屍推入恆河,任其漂流。此地氣候炎熱,結果可想而知。

此刻,無數人泡在河水裡,大家都一聲不吭地浸水、喝水。有少數男女蹲在台階上刷牙,沒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樹枝,刷完後把水咽下。突然來了一個警察,撥弄了一下河岸上躺著的一個老人,他顯然已經死了,昨夜或今晨死於恆河岸邊。

河岸邊,躺著半頭死牛,野狗正在啃噬。再過去幾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我們太脆弱了,看到這裡,全都趴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裡的一切翻騰出來。

人之為人,應該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該做與不該做。世間很難找到一頭死象,因為連象群也知道掩蓋。再一次感謝我們的先秦諸子,早早地教會中國人懂得那麼多「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時好像管得嚴了一點,但沒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沒有圍欄,何以成社會?沒有遮蓋,何以有羞恥?沒有規矩,何以成方圓?在恆河岸邊,我看到的是,人的骯髒,人的醜陋,人的死亡,都可以誇張地裸露,都可以毫無節制地釋放給別人、釋放給自然。說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終依傍著恆河,實際上是畢其一生不留任何餘地地糟踐恆河。現在在恆河眼中,這群每天早晨破衣爛衫地一個勁兒排污、長時間擁塞在河邊等死,死了後還要把生命的殘渣丟在河中飄蕩、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麼?

今後哪怕有千條理由讓我來說幾句「恆河晨浴」的美麗,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應,良知不答應。

我在那裡看到的不是一個落後的風俗,而是一場人類的悲劇。

1999年12月23日

這些天的經歷實在終生難忘。在埃及的尼羅河邊已經覺得不行了,沒想到後來還看到伊拉克和伊朗。但與這兒一比,伊朗簡直是天堂。伊拉克再糟糕,至少還有寬闊平整的道路可走,乾淨火燙的大餅可吃,但這裡看見的,只是三個極端︰極端的貧困,極端的混亂,極端的骯髒。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有人管理的社會。

1999年12月25日

尼泊爾還是貧困,但很乾淨。沒有見到一個逢人就伸手的乞丐,也沒有見到一個無事傻站著的閒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我們從兩河流域開始,很久沒有看到正常生活的模樣,猛然一見,癡癡地逼視半天,感動得想哭。

1999年12月27日

我們這次見到人類幾大文明發祥地,都已衰落,無一例外。希臘當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兩個,一是雅典人與斯巴達人曠日持久的政治內耗,二是既要迎戰外敵,又要不斷遠征,造成致命勞損,但這與希臘文明的內在品性關係不大。這樣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臘人在冷落中閒散自如、與世無爭,要爭也是爭一點歷史榮譽和遺物歸屬而已,如奧林匹克和巴特農,卻又適可而止,顯現出一種年邁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樣了。一開始就缺少明徹的理性,沉醉於自負的神秘。在4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兩河文明以商業為主幹,並從商業文明伸發出以「漢摩拉比法典」為標誌的法律文明。但這種文明傾向實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單薄、享樂至上。

至於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在內部的原因上,至少有一半與宗教迷誤有關。輕視生命、厭棄人世、不負責任,最後甚至連腐朽、惡濁和奴役都能容忍,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當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被剝蝕之後,它就自然地淪為被奴役者。外來勢力的殘暴使低層貧困的茍且生態越加蔓延,即使時時爆發民族自尊,卻也已喪失文明的尊嚴。

兩千年前的幾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衰落得合乎邏輯,卻畢竟讓人驚心。

1999年12月28日

任何軍事遠征,都是一種文化自殺。征戰一旦勝利一定伴隨著文化奴役,這對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種毀滅性的摧殘。但是另一方面,勝利者的文化也未必勝利,因為它突然成了奴役別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須大量加注非文明的內容,到頭來只能是兩敗俱傷。

得出這個結論後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為我們中國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歡遠征別國。這當然與他們自以為天下中心的觀念有關。中華文明從根本上主張和平自守。由此,我也找到了中華文明歷幾千年沒有敗亡的重要原因。

我們民族的第一圖像是長城,那也只是自己的護牆而已。心想,等這次旅行到達終點,我要向長城敬個禮,因為我終於明白它的基本含意是安分守己的和平。如此龐大的文明一直採取這個態勢,實在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幸事。

中國古代通過科舉取仕而組建文官體制的辦法實行了1300多年,有效率地維持了中華文明的秩序。那些文官很少接到上級政府部門的指令,卻熟悉儒家文化的道德規範和政治理想,主動自覺地行施權力。正是這樣一個嚴密的網路,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續。雖也曾病衰,卻未曾崩潰。

1999年12月29日

大凡高層文明總以理性為基石,包括宗教在內。例如我們拜訪的釋迦牟尼一系列遺跡中,就看不到迷信和偏激的痕跡。其他宗教在創始期大多也清朗可鑑,但時間一長,信徒一多,就會在內外爭逐中發生蛻變,尤其在編製神話、排斥異端、解釋教義等方面很可能走向極端,甚至會發動宗教戰爭。這實在與宗教創立者的慈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有些宗教無視正常的生命價值和社會進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慮生前和死後的事,把現實人生過得一塌糊塗。

中華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卻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侵害。中華文明自古至今都「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怎麼追求彼岸世界的縹緲圖像。

1999年12月31日

今天是20世紀最後一天,也是我們在國外的最後一天。

世界各國的文明人都喜歡來尼泊爾,來沉浸自然。沒想到人類苦苦折騰了幾千年,最喜歡的並不是自己的創造物。世界上一切文明濃度高的地方都已不適合居住。文明,已經出現非人性化的危機。如果我們詢問2000多年前的中國哲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那麼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對於文明堆積過度而傷害自然生態的現象,都會反對。老子和莊子會說︰「把自然和文明一起放在面前,我們只選自然。要講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全文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千年一嘆(7)

千年一嘆(7)


1999年12月15日

印度莫臥兒王朝第3代皇帝阿克拔(Akbar)作為一個外族統治者非常明智地想到宗教平等的問題,甚至還分別娶了信奉印度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皇妃。最讓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召集了一次聯合宗教會議,說印度的麻煩就在於宗教的對立,因此要創立一種吸收各種宗教優點的新宗教,並修建了「聯合宗教」的廟宇。印度人對這位皇帝產生了好感,但在信仰上又不想輕易改變,而原先佔統治地位的伊斯蘭教則多數不同意。這種局面招致他在皇族中勢力減弱,又加上兒子謀權心切,悽涼而死。他的兒子不怎麼樣,孫子沙傑汗是個傑出的建築狂。他主持的建築難以計數,最著名的要算他為皇后泰姬瑪哈修建的泰姬陵。泰姬陵已經進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簡略的世界建築史。這個陵墓由2萬民工修建了整整22年。在泰姬陵,沙傑汗保存了印度藝術雄渾大氣的一面,又汲取了伊斯蘭藝術的精細柔麗。他的祖父沒有實現的宗教統一美夢,但他在建築藝術中做到了。

他與祖父遇到了同一個下場︰兒子篡權。他的三兒子奧倫澤布廢黜並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樓,隔一條河就是泰姬陵。他被囚禁了9年,每天會對妻子的亡靈說些什麼呢?我想,他心底一定反覆地說︰「老伴!咱們的老三沒良心!」

幸好,他死後,被允許合葬於泰姬陵。

奧倫澤布當權後宣布廢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1999年12月16日

日本「朝日新聞」的中國總局局長加藤先生到新德里來見我。見面才知,「朝日新聞」在世界各國選了10個人,讓他們在2000年開頭10天依次發表對新世紀的看法,我也被選上。

加藤先生採訪的問題大致是︰20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人類有哪些教訓要帶給新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有沒有被銘記?除了戰爭,還有大量危機,例如地球資源已經非常匱乏,而近幾十年來發展情況較好的國家卻以膨脹的物欲在大量浪費,資源耗盡了該怎麼辦?又如人口爆炸還在繼續,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狀況好的群落卻是人口劇減,人口爆炸的是貧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國家,這又如何是好?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衝突,並沒有大幅緩和的跡象,如何減少差異、共生共存?……

當然最主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中國今後的發展前途怎樣?這次對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統考察,對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什麼變化?

這些問題都很大,沒有人可以簡單地回答。我和加藤先生、翻譯楊晶女士越談越憂心忡忡,不時地搖頭嘆氣。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便說了一件令他生氣的事。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有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350盧比,其實這裡擦鞋只要10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面孔勸加藤先生出200盧比……

我說︰「我們以往相信法律和輿論可以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髒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除了那兩個幫凶,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來關心就更麻煩,會把各自的觀念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引伸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裁判,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麼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我的惆悵,即來自於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21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制衡的中堅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員。我也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堅貞不渝。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他們的聲音。

1999年12月18日

我們去拜謁聖雄甘地的墓。順道經過莊嚴的印度門。印度門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參戰而犧牲的9萬印度士兵。這9萬印度士兵犧牲前都以為,這樣死命地為英國打仗,戰爭結束後英國一定會讓我們印度獨立,而戰場上的英國軍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戰爭結束,根本沒那回事,全都白死了。這不能不深深刺痛了印度人民的心,其中一個就是甘地。甘地就是在英國不講信義之後,領導民族獨立運動,他發起了一場以和平方式進行的「不合作運動」來對抗英國。但是,人民喜歡暴力,甚至對不同意見、不同宗教的人也施行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更是暴力不斷,甘地便以長時間的絕食來呼籲停止暴力、爭取和平。他說︰「如果我們用殘暴來對抗邪惡,那麼殘暴所帶來的也只能是邪惡。如果印度想通過殘暴取得自由,那麼我對印度的自由將不感興趣。」

終於,人民漸漸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這種柔弱中的不屈所震驚,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獨立。沒想到不久之後他還是被宗教極端分子所殺害。

甘地的墓在德里東北部,墓首有幾個不鏽鋼雕刻的字,是甘地遇刺最後的遺言︰「嗨,羅摩!」羅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聲「嗨,羅摩!」,相當於我們叫一聲「哦,天哪!」

這是我所見過最聰明的墓碑了。說是最後的遺言,其實是最後的呼叫,生命最後發出的聲音最響亮又最含糊,可以無數遍地解讀又無數遍地否定,鑴刻在墓碑上讓後人再一遍遍地去重複,是巧思。

印度邪門了,窮兵黷武、民不聊生,一向愛好和平、反對暴力的甘地會絕望地呼叫︰「哦,天哪!」甘地一直認為人口問題是印度的第一災難,說過「我們只是在生育奴隸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現在,他從墓園向外張望,只需看到一角,就足以讓他驚叫︰「哦,天哪!」

1999年12月20日

終於置身於瓦拉那西了。這個城市無論在印度教徒還是佛教徒心中都是一個神聖的地方。偉大的恆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僅把它看成母親河,而且看成是通往天國的神聖水道。一生能來一次瓦拉那西,喝一口恆河水,在恆河裡洗個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體不好就慢慢向瓦拉那西走來,睡在恆河邊,只願在它的身驅邊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後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恆河。

向北驅馳10公里,去鹿野苑,釋迦牟尼初次講法的聖地。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這裡已顯得過於冷寂。對於這種冷寂,我在感嘆之餘也有點高興,因為這倒是真實地傳達了佛教創建之初的素樸狀態,沒有香煙繚繞,沒有鐘磐交鳴,沒有佛像、佛殿,沒有信眾如雲,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語言。這裡應該安靜一點,簡陋一點,藉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質上是一種智者文明。

作為一個影響廣遠的世界性宗教,此時此刻,佛教的信徒們不知在多少國家的寺廟裡隆重禮拜,而作為創始地,這裡卻沒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爐、一個蒲團!這種潔淨使我感動。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千年一嘆(6)

千年一嘆(6)


1999年12月6日

玄奘抵達徤陀羅大約是西元630年或稍遲,他是穿越什麼樣的艱難才到達這裡的,我們在「大唐西域記」裡已經讀到。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經歷且不必說,從大戈壁到達徤陀羅,至少還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再翻越帕米爾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這些山脈即便在今天裝備精良的登山運動員看來也是難於問津的世界級天險,居然讓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腳下。他把一路上辛苦帶來的禮物如金銀、綾絹分贈給這兒的寺廟,住了一陣,然後向印度各地進發。我猜他當年一定想到了法顯,法顯比玄奘早200多年已經到達過這裡。他比玄奘更讓人驚訝的是,玄奘翻越帕米爾高原時是30歲,而法顯已經67歲!法顯出現在徤陀羅國是68歲,而這裡僅是考察印度河、恆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點。考察完後,這位古稀老人還要到達今天的斯里蘭卡,再走海路到印尼北上回國,那時他已經79歲。從80歲起,他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並寫作旅行記「佛國記」,直至86歲去世。這位把彪炳史冊的壯舉放在65歲之後的老人,實在是對人類的年齡障礙作了一次最徹底的挑戰,也說明一種信仰會產生多大的生命能量。站在徤陀羅遺址中,我真為中國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他們為歷史留下了「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結果,連外國歷史學家也承認,沒有中國人的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難以梳理。甚至連印度的普通歷史,也要借助這些旅行記來填補和修訂。

1999年12月7日

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4種人,商人、軍人、僧人、詩人。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4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雖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份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

詩人,那些邊塞詩人,包括像李白這類大詩人,一生走的路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翻越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便有這個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上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千山萬水,一遇上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巨大能量,他們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1999年12月8日

佛教是印度文明的最高成果,其境界之深邃在世界宗教領域也獨領風采。而且,由於阿育王和戒日王等君主的提倡弘揚,佛教曾在印度發展到極大的規模,但它為什麼最終反被印度教所壓倒呢?

這兩種宗教很長時間內有一種互補關係,有些概念如「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曾共同運用,又都主張慈善、寬容、不殺生,對別的宗教也不排斥。佛教學者對於印度教經典吠陀也認真研究,而印度教在自我更新時也吸取過佛教的不少內容。但是,佛教從一開始就反對印度教有關梵天造物的說法和偶像祭祀活動,也不贊成等級森嚴、割裂人性的種姓制度,而是集中智慧思考如何通過熄滅欲望、無我無執、博愛眾生而進入寧靜解脫的「涅槃」境界,成為徹底擺脫人生苦厄的覺悟者。這顯然要比多神崇拜的印度教成熟得多也明徹得多,不過人類文明的悲劇就在這裡,你想說服大眾,而大眾卻更願意崇拜那些無法說明的原始神幻;你想洗滌精神皈依上的不潔無明,人們卻特別敬畏破壞之神濕婆;你想建立一種姓氏種族上的平等,人們卻早已習慣了種姓制度的千年遺傳和既得利益……佛教面臨的這些對立面,恰恰是這片土地的自然文化生態,明知其鄙陋也無法遏止。就佛教而言,由於陷於蹈空玄談之中,失去了剛健的生命力,最後,不僅比不過印度教,連外來的伊斯蘭教也無法面對,到13世紀,佛教在印度基本消亡。換言之,是印度這塊土地,埋葬了最優秀的印度文明。好像說不通,卻不幸是事實。佛教是一種智者文明,印度教是一種土著文明,伊斯蘭教是一種外來文明,三者的最終順序是︰土著文明第一,外來文明第二,智者文明第三。這個順序令人深思。

1999年12月11日

巴基斯坦和印度,圍繞著克什米爾的歸宿,吵吵打打很多年了,當時在外人看來是分家的兩兄弟打架,沒太當一回事。去年5月,先是印度,後是巴基斯坦,兩國分別進行了5次和6次核試驗,亦即在短短十幾天內共進行了11次!這不能不把世界震驚了,成了20世紀末的頭等人類危機。巴基斯坦和印度都不是合法的有核國家,但從連續試驗的次數看來,實在都有點瘋了。尤其是印度,不僅是始作俑者,而且公開宣布在必要時將「毫不猶豫地動用核武器」,這無疑是人類聽到過最恐怖的聲音。動用核武器居然可以「毫不猶豫」,這對下世紀將意味著什麼?最讓我難過的是,發出最恐怖聲音的這個人種曾經誦唱過天下最慈悲、最悅耳的經文。

1947年印、巴分治,就是在英國殖民者的設計下,由「宗教特點」來劃分的,這一劃,600多萬穆斯林從印度遷入巴基斯坦,200多萬印度教徒從巴基斯坦遷入印度,又把一個克什米爾懸置在那裡,終於使遙遠的宗教分歧變成了現實的政治衝突。

說起來,兩個宗教都有一本長長的辛酸帳。印度教的辛酸是,他們很早就有一個主神叫羅摩,連聖雄甘地遇刺身亡最後的遺言也是「嗨,羅摩!」相當於別國人說「哦,天哪!」羅摩就是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天。他誕生在阿約迪亞,那裡一直有一座羅摩神廟,誰料16世紀伊斯蘭統治者拆毀了這座羅摩神廟,在原址建了一座巴布里清真寺。直到1992年,印度教徒把有400多年歷史的巴布里清真寺搗毀成一片瓦礫,然後立即建起了一個臨時的羅摩神廟。似乎是還了一筆歷史舊帳,但在此後幾個月內,雙方衝突白熱化,死亡近5千人,歷史舊帳變成了現實血淚。

這是一種令人傷心的宗教對峙,歷史上與別的宗教也發生過,但一旦與現實的政治企圖連在一起,例如與印度由來已久的大國夢連在一起,居然逐步升級到核對峙。宗教與核就這麼奇異地扭在一起了。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二十幾年前印度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暗語,居然是「佛祖笑了!」這與佛祖有什麼關係呢?把他拉扯進去了。佛教是各個宗教間最和平的一種,從不炫武征戰,正因為如此,已在印度失去了地位,怎麼到了核冒險的時刻,反要偽造佛祖的許可和微笑?

佛祖如果要笑,那也只能是苦笑。他沒料到自己講法的土地,多年後居然佛法低迷、惡念叢集。我想即使是聖雄甘地最後呼喚的印度教主神羅摩也會難過,因為他也主張不殺生。

1999年12月14日

一位老華僑告訴我們,印度農村比巴基斯坦還窮。在印度,不管你到村莊還是小鎮,都會真正感覺到人口爆炸的恐怖。我在幾個小鎮認真觀察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人群的基本構成情況是︰三成擺攤,一成乞討,六成閒站著。印度的國土只有中國的3分之1,而人口已接近10億,這個密度就不是中國所能比的了。據聯合國的推算,印度再過18年,總人口一定會超過中國。何況中國人戀家,退了休還在家裡忙這忙那,很少有人成天沒事站在街上等著看事情發生。

人口主要在窮人裡膨脹。窮人哪裡都有,但印度人之窮,已經成了世界各國旅行者都為之驚心的一個景觀。就在我們經過的500公里間,緊貼道路,就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窩棚區,每個窩棚高半公尺至一公尺,人只能爬進爬出,黑乎乎的像是由垃圾塔建,這便是一個國家。過去中國人極言一個人窮,至多說是「家徒四壁」,但印度這些窮人,則連一「壁」都沒有。據統計,印度窮人佔一半以上,即5、6億,但有些城市的貧困率達百分之80。

既然印度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時間是18年左右,那麼,百年後呢?千年後呢?不管哪種文明,等到黑壓壓的人赤著腳、光著身子奔湧過來,什麼都不是了。最原始的物質要求對應著最原始的宗教崇拜,他們在人數不太多的時候已經淹沒了很多精緻的文明,當數量繼續無數倍的增長之後,什麼淹沒不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



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千年一嘆(5)

千年一嘆(5)


1999年11月2日

我看了那麼多天,覺得猶太朋友們真是優點多多,唯一的遺憾是過於自我和狹隘,如果說,這兒的阿拉伯朋友對於自我生態太不在乎,那麼,猶太朋友則太在乎、太緊張。

有人看到猶太人在哭牆前令人感動的種種表現就問,中國人為什麼沒有這麼強烈的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呢?似乎有點自慚,對此我不敢茍同。

猶太人長期流浪,因此必須嚴密地自衛,否則何以在異國他鄉生存?這種強烈的防守趨向,確實不像中國。中國一直擁有廣闊的領土,很少遷徙流浪。對此,我們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慚。但稍稍有點自得,那就是︰泱泱大國給了我一種從容的心態,茫茫空間給了我一副放鬆的神經。中華民族災難不少,但比之於猶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畢竟安逸得多了。我們沒有哭牆,我們不哭。

1999年11月13日

當我們走進巴格達一家據說最好的小學的教室,孩子們在教師的帶領下齊呼︰「打倒美國!反對禁運!不准傷害我們!薩達姆,海珊總統萬歲!」孩子們毫無笑容,這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齡孩子有很大的差別。去兒童醫院,心裡更不好受,那麼多病重的孩子,很多還是嬰兒,等待著藥品,而藥品被禁運。

許多國際懲罰,理由也許是正義的,但到最後,懲罰的真正承受者卻是一大群最無辜的人。你們最想懲罰的人,仍然擁有國際頂級富豪的財富,過著世界上最豪華的日子。

國際懲罰固然能夠造成一國經濟混亂,但對一個極權國家來說,這種混亂反而更能養肥一個以權謀私的階層。你們以為長時間的極度貧困能滋長人民對政權的反抗情緒嗎?錯了,人們在缺少選擇自由的時候什麼都能適應,包括適應貧困︰貧困的直接後果不是反抗,而是尊嚴的失落,而失落尊嚴的群體,更能接受極權統治。當然,也想對另外一方說點話,你們號稱當代雄獅,敢於抗爭幾十個國家的圍攻。你們既然是堂堂男子漢,為什麼總是把最可憐的兒童婦女端在前面作宣傳,引起別人的憐憫?男子漢即使自己受苦也要掩護好兒童婦女,你們怎麼正好相反?

1999年11月16日

我抓住一位要和我們拍照的14歲女孩,問她︰「妳是不是像大人們一樣,覺得美國討厭?」她用流利的英文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還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討厭,政治討厭。它沒有理由強加給別人。」

「妳討厭美國政治,為什麼還學英語?」

回答竟然是︰「語言是文化,不一定屬於政治。」天哪,她才14歲。

她的年齡和視野,使我們還不能對她的討厭不討厭過於認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興,因為其間表現了一種基本的邏輯規範和理性能力。這片土地,現在正因為缺少這種雨露而燥熱,而乾旱。不必向別處祈求這種雨露,它正蘊藏在孩子們忽閃的眼睛裡。

1999年11月20日

波斯的統治者居魯士(Cyrus西元前549年—西元前529年在位)是古代世界史上特別寬厚仁慈的征服者。不管征服了什麼地方,他總是對那個地方的宗教予以尊重,甚至到了畢恭畢敬的地步,這使被他征服的人民大感意外。他攻入巴比倫之後,把當初從耶路撒冷擄掠來的萬名猶太人解放,宣佈這些著名的「巴比倫之囚」可以自由返回故鄉。

在居魯士接見外國賓客的宮殿裡,有一方石碑,上面用古波斯文寫著︰「我,居魯士大帝,王中之王,受命解救一切被奴役的人……」

1999年11月22日

到伊朗才幾天,我們隊伍裡的女性都已叫苦連天了。這兒白天的天氣很熱,嚴嚴地包裹著頭巾確實不好受。她們在公共場所忙完了,一頭衝上吉普車就把頭巾解下來想鬆口氣,立即聽到有人敲窗,扭頭一看,敲窗者正比劃著要求女士把頭巾重新戴好。

那就戴好吧。車子開到一家從老闆、廚師、侍者都不是中國人的「中國餐館」。女士們覺得這已是中國地面,總可以解下頭巾了吧,沒想到剛剛動手,兩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輕聲喝令不可造次。其實,我們的女士只包了一塊頭巾,滿街的伊朗婦女完全是黑袍裹身,嚴格多了。

我們在德黑蘭街上專門為黑袍的問題問過幾個年輕的女學生,她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這個服裝傳統已經延續了1千多年,而且與我們的宗教有關。我們沒有感到壓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段時間,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們把傳統服裝改為西式服裝,但到了70年代積極呼籲恢復傳統服裝的,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們甚至認為,只有穿上傳統服裝,才恢復自己的真面目。在這類事情上外人一廂情願地想去「解放」別人,有點可笑。

1999年11月29日

我們隊伍裡的一位女性魯豫詢問一直跟隨著我們的伊朗新聞官員。

魯豫︰「你們國內的服裝規定我們管不著,但我們是外國婦女,一定要按照你們的服裝規來要求,是不是強人所難?如果你們的婦女到了我們中國,強迫她們必須穿旗袍,心裡會好受嗎?」

新聞官︰「這是我們國家的法律,外國人進入我們國家也要遵守。」

魯豫︰「你覺得男人看到了女人的頭髮和耳朵,就一定會產生不良的念頭?」

新聞官︰「在我們這兒,女人的頭髮和耳朵只給丈夫看。對不起,我還沒有看別的女人的頭髮和耳朵的思想準備。」

魯豫︰「你英語這麼好,一定出過國吧?」

新聞官︰「當然。」

魯豫︰「那麼,你在外國街道上見到過別的女人的頭髮和耳朵嗎?」

新聞官︰「在外國我想,他們就是因為女人這樣拋頭露臉,所以離婚率那麼高。」

魯豫︰(大笑)「那你就錯了,你以為離婚率與頭髮和耳朵的暴露有關?」

……

這樣的談話當然很難進行下去。

1999年12月5日

巴基斯坦的塞卡普是2千多年前希臘人造的一個城市。西元前4世紀東征此地的亞歷山大帶來8萬多部隊。他離開時並沒有把士兵都帶走,而是留下很大一部分,隨同希臘文化在這裡繁衍生息。亞歷山大明明是千里侵略,這裡的人總是用崇敬的口氣談起他。亞歷山大作為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以軍事方式把希臘文明向東方注射,同時又把東方文明帶回到西方,與那些只想掠奪財寶的侵略者有很大區別。

更值得注意的是,亞歷山大以人種留駐作為文明留駐的前提,確實要比那種只是廢止別人的文字、廟宇的文明替代方式高明許多。他攻佔波斯後曾親自帶頭與大流士三世的女兒結婚,與他同日結婚的馬其頓軍官和波斯女子多達一萬對。只可惜他在33歲就去世了。

(待續)

理州上 2012年9月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