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俄羅斯思想家(3)
在俄羅斯的眾多思想家中,俄羅斯哲學家索羅貝耀夫(1853-1900)很「另類」。他主張希臘正教應該與天主教結合。索羅貝耀夫完全不受「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影響。1874年,索羅貝耀夫如此寫道:「伊斯蘭教完全抹殺人,眼中只有神。西歐文明則眼中只有人,成為極端的個人主義。西歐文明發達了人類生活的外形,可是沒有賦予人類生活的精神內容。他們將兩者分離,可是再怎麼發達生活的外形,如果欠缺活生生的精神,等於已經死亡。」不過,索羅貝耀夫對俄羅斯仍舊有極大的期待。他如此寫道:「俄羅斯的歷史使命是解救歐洲,給予歐洲必要的政治力,讓天主教教會復活。」
貝魯傑夫(1874-1948)的思想更「另類」。他完全不同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天主教思想,也不同於索羅貝耀夫的贊成天主教思想,雖然他給予天主教很高的評價。不過,他和其他俄羅斯思想家一樣,對基督新教不太了解。他於1916年在作品「創造的意義」中,如此寫道:「19世紀與20世紀中產階級的勝利,產生了充滿虛偽的機械文明。機械文明將所有的人平均化、非人格化,降低人的價值。」他又如此寫道:「現代資本主義殺死了神,成為最反宗教的文明。」他又如此寫道:「現代生活的中心由精神逐漸移往物質。支配、調整生活的不再是教會,而是證券交易所。」
貝魯傑夫在作品「俄羅斯的命運」中,如此寫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一樣,對金錢跪拜,而不是對神跪拜。」
貝魯傑夫又如此寫道:「西化派和斯拉夫派都不理解俄羅斯精神的神秘。要理解俄羅斯精神的神秘,必須以第三者的觀點來看。必須超越東方原理和西方原理的對立。神的意圖(理州覺得奇怪貝魯傑夫如何知道神的意圖?)是要俄羅斯成為偉大而統一的東方融合西歐。不過,現在還沒有統一,仍舊是混沌不明的狀態。」他又如此寫道:「斯拉夫主義的終結同時也是西化主義的終結,並且也是東方與西歐對立的終結。」他又如此寫道:「俄羅斯國民的使命在於形成基督教的精神世界。」
以上簡單介紹了幾位俄羅斯思想家的主張。各位應該可以發現幾件事:第一,西歐文化深深影響俄羅斯思想。自從彼得大帝於18世紀初期採取西化政策以來,西歐文化就與俄羅斯密不可分。許多俄羅斯思想家甚至認為西歐是他們的「第二祖國」。對許多俄羅斯思想家而言,西歐文化是又可愛又可怕的東西。想更靠近它,又怕受傷害。一些自尊心強的俄羅斯思想家只好在俄羅斯文化中尋找能夠和西歐文化抗衡的要素。他們最後找到希臘正教。第二,大部分俄羅斯思想家都以希臘正教為榮。這是他們唯一可以維繫民族自尊的東西。第三,有些俄羅斯思想家還找到另一個可以維繫民族自尊的東西。那就是所謂「俄羅斯的使命」。
不過這個「使命」的意識形態暗藏著很危險的要素。西方的白人認為白人有讓全世界進步的「使命」,最後演變成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希特勒認為他有消滅猶太人,以淨化日耳曼民族的「使命」,最後演變成慘絕人寰的民族大屠殺。日本人認為日本有「八肱一宇」(讓全世界統一在天皇的領導之下),最後演變成對外大侵略,讓許多亞洲國家遭殃。
理州認為我們對「使命」這個意識形態,最好小心翼翼。不要為了達成自己的「使命」,而讓別人「喪命」!那就不是「泛道德主義」,而是「泛使命主義」。「泛道德主義」還有可取之處,「泛使命主義」則害人又害己!更正確地說,「使命」必須伴隨著「道德」,否則會鑄成大錯!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
20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幾位俄羅斯思想家(2)
幾位俄羅斯思想家(2)
西歐文明以為自己具有普遍性,是全人類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強要所有的國家接受自己的文明。俄羅斯作家達尼雷夫斯基(1829-1890)認為這樣的想法沒有任何根據,與事實不合。他認為西歐這樣的主張,只是企圖壓抑其他文明,讓其他國家從屬於自己罷了。
達尼雷夫斯基認為歐洲對俄羅斯與全斯拉夫世界擁有根深柢固的敵對心。達尼雷夫斯基如此寫道:「歐洲認為只要是俄羅斯、斯拉夫獨特的東西,都值得批判。並且歐洲認為滅絕俄羅斯、斯拉夫是文明最神聖的義務。」他又如此寫道:「歐洲認為要建立、擴大歐洲文明,最大的障礙物是俄羅斯!」
俄羅斯哲學家雷恩契夫(1831-1891)是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相信俄羅斯,和達尼雷夫斯基一樣,他也認為俄羅斯擁有特別的文化,屬於特別的歷史類型。1884年,雷恩契夫如此寫道:「俄羅斯將帶給世界新文化。這個新的斯拉夫文明,必然取代即將逝去的歐洲文明。」
雷恩契夫如此寫道:「18世紀以後,全歐洲開始逐漸平等化,經由平等化,邁向所有人都一樣單純的理想境界。但是歐洲在還沒有抵達那個理想境界,就已經沒落了。」雷恩契夫在1875年的論文中如此寫道:「法國大革命究竟產生什麼理想?法國人的國民性獲得更新了嗎?不!完全沒有!不僅沒有變好,反而變壞。」雷恩契夫認為「泛斯拉夫主義無法避免,不過以希臘正教為基礎的泛斯拉夫主義是救濟,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泛斯拉夫主義卻是俄羅斯的死滅!」
著有「戰爭與和平」與「復活」的大文學家托爾斯泰(1828-1910)從來沒被西歐的魅力吸引。他比較接近「斯拉夫派」,相信俄羅斯與斯拉夫有特別的路要走。1857年,29歲的托爾斯泰第一次到歐洲旅行時,在巴黎目睹死刑的執行。他在著作「懺悔」中,如此寫道:「我在當時領悟了——拿現在任何進步的理論都無法正當化其行為。」托爾斯泰在1860年如此寫道:「我不認為俄羅斯應該和歐洲各國民擁有同樣的文明法則,我也不認為文明的發達一定是好事。」他又如此寫道:「我們俄羅斯人不一定要重走歐洲文明的路。」
托爾斯泰認為現代科學是虛偽的科學。因為它為我們解釋一切,只有一樣它沒解釋:如何讓人變得更善良?但是這卻是最重要的問題。(理州認為這個問題是屬於哲學或宗教的領域,和科學應該沒有關係。托爾斯泰以為科學萬能,科學應該為人類解決一切問題。他錯了!)現代科學提供我們許多知識,星星的化學結構、種和人的起源等等,可是科學卻不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這個問題也是屬於哲學或宗教的領域。)托爾斯泰認為現代科學正當化目前的社會秩序,接受、容忍所有的醜惡。現代科學無法改善任何一件社會不公平。他於1886年如此寫道:「我們所稱為文化的東西,科學、藝術或增加生活的舒適,都只是在欺瞞人類的道德。」
托爾斯泰的思想特徵可說是「泛道德主義」,換言之,就是道德掛帥。不僅是托爾斯泰,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思想家都有這個個傾向。只是托爾斯泰表現的最徹底,幾乎是狂信。托爾斯泰斷然否定私有財產與貨幣經濟。他也否定戰爭、國家與司法裁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卡拉馬佐夫如此說道:「我想去歐洲,但是我想到那兒一看,才知道那裡只不過是個墓園,但是卻是個高貴的墓園。那裡的每一個墓碑都在熱烈訴說自己的勳功、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奮鬥與科學。我一定會跪下,向墓碑親吻,在旁邊哭泣。」
陀思妥耶夫斯基熱愛歐洲,他造訪歐洲好幾次,有一次還連續住了四年。不過他對歐洲的印象似乎不怎麼好。他於1868年寫給友人的信中,有如此一段:「在外國生活真是令人厭惡,瑞士人的不誠實、卑鄙、愚蠢、野蠻……等等。如果以前有人對我這麼批評歐洲,我應該會大笑三聲。」在另外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寫道:「德國已經江郎才盡,以前有那麼旺盛的精神、那麼先進的科學,現在只相信血、劍與暴力。德國已經沒有未來,它是個已經死亡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於1871年如此寫道:「西歐已經喪失耶穌基督,西歐因而沒落。」他又如此寫道:「歐洲現在還有基督徒,只是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曲解基督教教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時讓人覺得他對俄羅斯有幾近病態的誇大妄想症。例如他在1876年如此寫道:「俄羅斯人明白俄羅斯負有偉大的使命,……歐洲的未來取決於俄羅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神聖的俄羅斯」不是未來的課題,而已經是現存的事實。「斯拉夫派」認為遙遠過去的俄羅斯是「神聖的俄羅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認為現在的俄羅斯正是「神聖的俄羅斯」!這種對俄羅斯的過度美化,很容易變成偏狹的民族主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歐洲因為拋棄耶穌基督和祂的教誨之故,人們變得無藥可救的自我、自私。歐洲文化已經鑽入死胡同,找不到出口。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悲劇,原因是出在天主教之中。換言之,天主教曲解了耶穌基督的教誨。歐洲文化之所以病入膏肓,都是因為天主教把歐洲人與耶穌基督隔絕之故。天主教將耶穌基督的教誨改頭換面成其他東西。相反地,希臘正教沒有曲解耶穌基督的教誨,希臘正教一直保持著耶穌基督真正的教誨,希臘正教沒有天主教那樣充滿愗謬誤與虛偽的教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只有希臘正教才保持著自由的真理。他認為在希臘正教裡,所有的人都互相和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得到解決,一切生活與教會合為一體。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鼓吹的絕對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演講時,這麼說:「俄羅斯人的使命毫無疑問是全歐洲性、全世界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以為俄羅斯背負著全世界的重責大任。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西歐文明以為自己具有普遍性,是全人類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強要所有的國家接受自己的文明。俄羅斯作家達尼雷夫斯基(1829-1890)認為這樣的想法沒有任何根據,與事實不合。他認為西歐這樣的主張,只是企圖壓抑其他文明,讓其他國家從屬於自己罷了。
達尼雷夫斯基認為歐洲對俄羅斯與全斯拉夫世界擁有根深柢固的敵對心。達尼雷夫斯基如此寫道:「歐洲認為只要是俄羅斯、斯拉夫獨特的東西,都值得批判。並且歐洲認為滅絕俄羅斯、斯拉夫是文明最神聖的義務。」他又如此寫道:「歐洲認為要建立、擴大歐洲文明,最大的障礙物是俄羅斯!」
俄羅斯哲學家雷恩契夫(1831-1891)是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相信俄羅斯,和達尼雷夫斯基一樣,他也認為俄羅斯擁有特別的文化,屬於特別的歷史類型。1884年,雷恩契夫如此寫道:「俄羅斯將帶給世界新文化。這個新的斯拉夫文明,必然取代即將逝去的歐洲文明。」
雷恩契夫如此寫道:「18世紀以後,全歐洲開始逐漸平等化,經由平等化,邁向所有人都一樣單純的理想境界。但是歐洲在還沒有抵達那個理想境界,就已經沒落了。」雷恩契夫在1875年的論文中如此寫道:「法國大革命究竟產生什麼理想?法國人的國民性獲得更新了嗎?不!完全沒有!不僅沒有變好,反而變壞。」雷恩契夫認為「泛斯拉夫主義無法避免,不過以希臘正教為基礎的泛斯拉夫主義是救濟,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泛斯拉夫主義卻是俄羅斯的死滅!」
著有「戰爭與和平」與「復活」的大文學家托爾斯泰(1828-1910)從來沒被西歐的魅力吸引。他比較接近「斯拉夫派」,相信俄羅斯與斯拉夫有特別的路要走。1857年,29歲的托爾斯泰第一次到歐洲旅行時,在巴黎目睹死刑的執行。他在著作「懺悔」中,如此寫道:「我在當時領悟了——拿現在任何進步的理論都無法正當化其行為。」托爾斯泰在1860年如此寫道:「我不認為俄羅斯應該和歐洲各國民擁有同樣的文明法則,我也不認為文明的發達一定是好事。」他又如此寫道:「我們俄羅斯人不一定要重走歐洲文明的路。」
托爾斯泰認為現代科學是虛偽的科學。因為它為我們解釋一切,只有一樣它沒解釋:如何讓人變得更善良?但是這卻是最重要的問題。(理州認為這個問題是屬於哲學或宗教的領域,和科學應該沒有關係。托爾斯泰以為科學萬能,科學應該為人類解決一切問題。他錯了!)現代科學提供我們許多知識,星星的化學結構、種和人的起源等等,可是科學卻不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這個問題也是屬於哲學或宗教的領域。)托爾斯泰認為現代科學正當化目前的社會秩序,接受、容忍所有的醜惡。現代科學無法改善任何一件社會不公平。他於1886年如此寫道:「我們所稱為文化的東西,科學、藝術或增加生活的舒適,都只是在欺瞞人類的道德。」
托爾斯泰的思想特徵可說是「泛道德主義」,換言之,就是道德掛帥。不僅是托爾斯泰,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思想家都有這個個傾向。只是托爾斯泰表現的最徹底,幾乎是狂信。托爾斯泰斷然否定私有財產與貨幣經濟。他也否定戰爭、國家與司法裁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卡拉馬佐夫如此說道:「我想去歐洲,但是我想到那兒一看,才知道那裡只不過是個墓園,但是卻是個高貴的墓園。那裡的每一個墓碑都在熱烈訴說自己的勳功、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奮鬥與科學。我一定會跪下,向墓碑親吻,在旁邊哭泣。」
陀思妥耶夫斯基熱愛歐洲,他造訪歐洲好幾次,有一次還連續住了四年。不過他對歐洲的印象似乎不怎麼好。他於1868年寫給友人的信中,有如此一段:「在外國生活真是令人厭惡,瑞士人的不誠實、卑鄙、愚蠢、野蠻……等等。如果以前有人對我這麼批評歐洲,我應該會大笑三聲。」在另外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寫道:「德國已經江郎才盡,以前有那麼旺盛的精神、那麼先進的科學,現在只相信血、劍與暴力。德國已經沒有未來,它是個已經死亡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於1871年如此寫道:「西歐已經喪失耶穌基督,西歐因而沒落。」他又如此寫道:「歐洲現在還有基督徒,只是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曲解基督教教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時讓人覺得他對俄羅斯有幾近病態的誇大妄想症。例如他在1876年如此寫道:「俄羅斯人明白俄羅斯負有偉大的使命,……歐洲的未來取決於俄羅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神聖的俄羅斯」不是未來的課題,而已經是現存的事實。「斯拉夫派」認為遙遠過去的俄羅斯是「神聖的俄羅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認為現在的俄羅斯正是「神聖的俄羅斯」!這種對俄羅斯的過度美化,很容易變成偏狹的民族主義。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歐洲因為拋棄耶穌基督和祂的教誨之故,人們變得無藥可救的自我、自私。歐洲文化已經鑽入死胡同,找不到出口。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悲劇,原因是出在天主教之中。換言之,天主教曲解了耶穌基督的教誨。歐洲文化之所以病入膏肓,都是因為天主教把歐洲人與耶穌基督隔絕之故。天主教將耶穌基督的教誨改頭換面成其他東西。相反地,希臘正教沒有曲解耶穌基督的教誨,希臘正教一直保持著耶穌基督真正的教誨,希臘正教沒有天主教那樣充滿愗謬誤與虛偽的教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只有希臘正教才保持著自由的真理。他認為在希臘正教裡,所有的人都互相和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得到解決,一切生活與教會合為一體。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鼓吹的絕對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演講時,這麼說:「俄羅斯人的使命毫無疑問是全歐洲性、全世界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以為俄羅斯背負著全世界的重責大任。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6日 星期二
幾位俄羅斯思想家(1)
幾位俄羅斯思想家(1)
當俄羅斯接觸到比它先進的西歐文明時,俄羅斯思想家的情緒相當複雜。一方面,他們覺得在物質文明上,俄羅斯落後西歐太多,必須趕緊向西歐學習,引進西歐文明才行。另一方面,有些自尊心較強的俄羅斯思想家則認為在精神文明(尤其是宗教)上,其實俄羅斯不但沒有落後西歐,反而優於西歐。所以在這個領域,俄羅斯不但不是學生,反而應該扮演「老師」的角色。這篇讀書報告就是介紹幾位俄羅斯思想家,看看他們複雜的情緒。
18世紀,俄羅斯對西歐文化非常狂熱,俄羅斯的精神可說成為西歐的「俘虜」。當時俄羅斯政府派遣到西歐的留學生,因為過慣西歐的生活,幾乎沒有人想回俄羅斯。俄羅斯文學家封畢琴(1745-1792)在其小說「旅長」中如此寫道:「我的身體出生於俄羅斯,但是我的精神則出生於法蘭斯王國。」俄羅斯作家博特金(1812-1869)在他的一封信上如此寫道:「對俄羅斯人而言,歐洲所有的東西都具有神秘的魔力。」俄羅斯著名小說家陀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也曾經說過:「我們俄羅斯人有兩個祖國,俄羅斯和西歐!」
但是同樣在18世紀,俄羅斯對西歐文化出現另一種態度。封畢琴在另外的信中如此寫道:「法國人的神是錢。他們的貪婪慾充斥在所有的階層。連哲學家也不例外。法國人輕視教育。……法國人雖然擁有自由,可是他們其實是活在奴隸狀態中。」封畢琴在另外的信中如此寫道:「我待在法國時期,所發現的『善』比想像中還少。所發現的『惡』比想像中還多。」封畢琴又如此寫道:「一位不幸的人被處死刑。當死刑執行者很順利地吊死犯人時,觀眾們像對喜劇的演員鼓掌喝采一樣,對死刑執行者鼓掌喝采。一個最富同情心與人類愛的國民,居然會如此野蠻,真是難以想像。」這是俄羅斯人對西歐最初的幻滅。
法國大革命也帶給俄羅斯人很大的衝擊。俄羅斯人本來深深認同西歐的歷史樂觀主義以及對啟蒙與進步的信仰,現在由於法國大革命之故,這樣的認同產生動搖。
俄羅斯作家果戈里(1809-1852)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樣,也認為自己有兩個祖國。不過他的西歐不是當時的西歐,而是德國浪漫主義下的精神世界。他還沒出國就厭惡當時的歐洲。當他到了義大利時,果戈里覺得好像回到「故鄉」。他在信中如此寫道:「你不能看歐洲,你要住在歐洲。」他又如此寫道:「我無論如何都不想住在中歐。」他對德國人評價很低,如此寫道:「德國人很自私,我沒見過這麼醜惡的種族!」他又如此寫道:「我覺得德國人很像蝨子!」
果戈里相信希臘正教才是純粹的基督教,並且希臘正教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限,而天主教則將人類與基督耶穌隔離。
果戈里認為歐洲的宗教很荒廢,他呼籲歐洲人「懺悔」。不過,果戈里一直是「西化派」。雖然他和許多俄羅斯思想家一樣,相信俄羅斯擁有「特別的使命」。
1840年代開始,出現「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鬥爭。這兩派其實在18世紀就已經形成。「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有其獨特性。而這獨特性就在希臘正教之中。這個宗教性觀點正是「斯拉夫派」與「西化派」分道揚鑣的關鍵點。「斯拉夫派」認為西歐的悲劇根源在於精神的內部細分化與精神分裂。「斯拉夫派」反對個人主義,因為個人主義會演變成基督新教或浪漫主義。同時,「斯拉夫派」也反對天主教壓抑個人,剝奪個人自由。「斯拉夫派」與果戈里一樣,在希臘正教中找到俄羅斯的獨特性。「斯拉夫派」的裘切夫(1803-1873)如此寫道:「革命是人類自我的神格化,革命是人與神、教會的分離。人放任自我自由在本質上與基督教對立。革命是基督耶穌的敵人!革命的精神是反基督耶穌的精神!」
格魯茲恩(1812-1870)受法國文化影響很大,尤其是聖西門(1760-1825)。格魯茲恩與果戈里與「斯拉夫派」是同時代的人,可是他的精神結構與他們截然不同。格魯茲恩崇拜德國唯心論哲學家舍林(1775-1854)。他熱愛祖國,同時也熱愛自由的搖籃——西歐。為了呼吸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之下呼吸不到的自由空氣,35歲的格魯茲恩前往西歐。
不過格魯茲恩對歐洲的印象很差,他抵達巴黎後寫的第一封中,如此寫道:「法國現在已經完全被低俗、骯髒的小資產階級所掩蓋。」1848年,當他目睹勞工為了爭權益在巴黎街頭被權力者屠殺時,他從「西化派」漸漸轉變成「反西化派」。同時,格魯茲恩過去的理想——對人類進步的信仰,也完全幻滅。他的世界觀染上濃厚的悲觀色彩。這時解救他的是對俄羅斯未來的信仰。1857年,他如此寫道:「歷史正在敲俄羅斯的門,我可以用全身全靈感覺到。」
格魯茲恩認為俄羅斯不應該重走西歐的路,俄羅斯應該走自己的路。他寫道:「歐洲將骯髒的泥土路改成整齊的鋪裝道路,然後又改成鐵路。我們現在只有骯髒的泥土路,但是我們是否要先改成鋪裝道路,然後再改成鐵路呢?」
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讓俄羅斯人看清楚與西歐相比,俄羅斯在科技上與社會上何等落後。1855年,「斯拉夫派」發行「俄羅斯的談話」雜誌時,它的綱領上寫著:「任何一位有教養的俄羅斯人都明白,在自己智慧成長的過程中,吸收了多少西歐文明。但是所有的俄羅斯人也都明白,缺乏宗教的西歐文明,必須經由俄羅斯精神的批判而後引進,才對俄羅斯有益。」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當俄羅斯接觸到比它先進的西歐文明時,俄羅斯思想家的情緒相當複雜。一方面,他們覺得在物質文明上,俄羅斯落後西歐太多,必須趕緊向西歐學習,引進西歐文明才行。另一方面,有些自尊心較強的俄羅斯思想家則認為在精神文明(尤其是宗教)上,其實俄羅斯不但沒有落後西歐,反而優於西歐。所以在這個領域,俄羅斯不但不是學生,反而應該扮演「老師」的角色。這篇讀書報告就是介紹幾位俄羅斯思想家,看看他們複雜的情緒。
18世紀,俄羅斯對西歐文化非常狂熱,俄羅斯的精神可說成為西歐的「俘虜」。當時俄羅斯政府派遣到西歐的留學生,因為過慣西歐的生活,幾乎沒有人想回俄羅斯。俄羅斯文學家封畢琴(1745-1792)在其小說「旅長」中如此寫道:「我的身體出生於俄羅斯,但是我的精神則出生於法蘭斯王國。」俄羅斯作家博特金(1812-1869)在他的一封信上如此寫道:「對俄羅斯人而言,歐洲所有的東西都具有神秘的魔力。」俄羅斯著名小說家陀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也曾經說過:「我們俄羅斯人有兩個祖國,俄羅斯和西歐!」
但是同樣在18世紀,俄羅斯對西歐文化出現另一種態度。封畢琴在另外的信中如此寫道:「法國人的神是錢。他們的貪婪慾充斥在所有的階層。連哲學家也不例外。法國人輕視教育。……法國人雖然擁有自由,可是他們其實是活在奴隸狀態中。」封畢琴在另外的信中如此寫道:「我待在法國時期,所發現的『善』比想像中還少。所發現的『惡』比想像中還多。」封畢琴又如此寫道:「一位不幸的人被處死刑。當死刑執行者很順利地吊死犯人時,觀眾們像對喜劇的演員鼓掌喝采一樣,對死刑執行者鼓掌喝采。一個最富同情心與人類愛的國民,居然會如此野蠻,真是難以想像。」這是俄羅斯人對西歐最初的幻滅。
法國大革命也帶給俄羅斯人很大的衝擊。俄羅斯人本來深深認同西歐的歷史樂觀主義以及對啟蒙與進步的信仰,現在由於法國大革命之故,這樣的認同產生動搖。
俄羅斯作家果戈里(1809-1852)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樣,也認為自己有兩個祖國。不過他的西歐不是當時的西歐,而是德國浪漫主義下的精神世界。他還沒出國就厭惡當時的歐洲。當他到了義大利時,果戈里覺得好像回到「故鄉」。他在信中如此寫道:「你不能看歐洲,你要住在歐洲。」他又如此寫道:「我無論如何都不想住在中歐。」他對德國人評價很低,如此寫道:「德國人很自私,我沒見過這麼醜惡的種族!」他又如此寫道:「我覺得德國人很像蝨子!」
果戈里相信希臘正教才是純粹的基督教,並且希臘正教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限,而天主教則將人類與基督耶穌隔離。
果戈里認為歐洲的宗教很荒廢,他呼籲歐洲人「懺悔」。不過,果戈里一直是「西化派」。雖然他和許多俄羅斯思想家一樣,相信俄羅斯擁有「特別的使命」。
1840年代開始,出現「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鬥爭。這兩派其實在18世紀就已經形成。「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有其獨特性。而這獨特性就在希臘正教之中。這個宗教性觀點正是「斯拉夫派」與「西化派」分道揚鑣的關鍵點。「斯拉夫派」認為西歐的悲劇根源在於精神的內部細分化與精神分裂。「斯拉夫派」反對個人主義,因為個人主義會演變成基督新教或浪漫主義。同時,「斯拉夫派」也反對天主教壓抑個人,剝奪個人自由。「斯拉夫派」與果戈里一樣,在希臘正教中找到俄羅斯的獨特性。「斯拉夫派」的裘切夫(1803-1873)如此寫道:「革命是人類自我的神格化,革命是人與神、教會的分離。人放任自我自由在本質上與基督教對立。革命是基督耶穌的敵人!革命的精神是反基督耶穌的精神!」
格魯茲恩(1812-1870)受法國文化影響很大,尤其是聖西門(1760-1825)。格魯茲恩與果戈里與「斯拉夫派」是同時代的人,可是他的精神結構與他們截然不同。格魯茲恩崇拜德國唯心論哲學家舍林(1775-1854)。他熱愛祖國,同時也熱愛自由的搖籃——西歐。為了呼吸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之下呼吸不到的自由空氣,35歲的格魯茲恩前往西歐。
不過格魯茲恩對歐洲的印象很差,他抵達巴黎後寫的第一封中,如此寫道:「法國現在已經完全被低俗、骯髒的小資產階級所掩蓋。」1848年,當他目睹勞工為了爭權益在巴黎街頭被權力者屠殺時,他從「西化派」漸漸轉變成「反西化派」。同時,格魯茲恩過去的理想——對人類進步的信仰,也完全幻滅。他的世界觀染上濃厚的悲觀色彩。這時解救他的是對俄羅斯未來的信仰。1857年,他如此寫道:「歷史正在敲俄羅斯的門,我可以用全身全靈感覺到。」
格魯茲恩認為俄羅斯不應該重走西歐的路,俄羅斯應該走自己的路。他寫道:「歐洲將骯髒的泥土路改成整齊的鋪裝道路,然後又改成鐵路。我們現在只有骯髒的泥土路,但是我們是否要先改成鋪裝道路,然後再改成鐵路呢?」
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讓俄羅斯人看清楚與西歐相比,俄羅斯在科技上與社會上何等落後。1855年,「斯拉夫派」發行「俄羅斯的談話」雜誌時,它的綱領上寫著:「任何一位有教養的俄羅斯人都明白,在自己智慧成長的過程中,吸收了多少西歐文明。但是所有的俄羅斯人也都明白,缺乏宗教的西歐文明,必須經由俄羅斯精神的批判而後引進,才對俄羅斯有益。」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5日 星期一
人權思想進步史(3)
人權思想進步史(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和大洋洲還有一些國家沒有獨立,聯合國便於1960年發表「給予殖民地獨立之宣言」。其中第三條規定,不得以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上還不充分為藉口,延誤獨立。1960年又被稱為「非洲年」,因為這年有17個非洲國家相繼獨立。
聯合國訂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訂1979年為「國際兒童年」,訂1981年為「國際身心障礙者年」,表示對這些族群的重視與關懷。當時全世界有50億人口,其中5億人是身心障礙者,而且大部分的身心障礙者不是先天身心障礙,而是因為意外事故、公害或戰爭等後天因素導致身心障礙,因此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身心障礙者。1975年,聯合國便發表「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宣言」。其中第二條規定:身心障礙者享有一切權利。第七條規定:政府應該配合身心障礙者的能力,保障其就業。第十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應該被保護不至於被歧視、侮辱或詐欺。
印度於1947年獨立。1949年訂定「印度憲法」。這部憲法被稱為「世界最長的憲法」。因為印度種族、宗教複雜,還有「種姓制度」,如果憲法不寫得詳細一些,面面俱到,很容易引起爭執。雖然印度憲法以英國式的人權為目標,但是經過長期的努力,大部分印度人還是生活在貧困當中,離「免於匱乏的自由」還有一段距離。「種姓制度」也很難完全消滅。
1981年訂定的「帕牢(Palau)共和國憲法」有一些部分很先進。例如,第四條規定:所有的人民都有權利檢查政府的任何文書。第十三條規定:帕牢不使用、試驗、儲藏、處分核子武器、化學武器、毒氣武器、生物武器、核能發電廠所產生的廢棄物等有害物質。所以,「帕牢(Palau)共和國憲法」又可稱為「非核憲法」。
南斯拉夫的鐵托(Tito 1892-1980)、印度的尼赫魯(1889-1964)和埃及的納賽爾(1918-1970)於1961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簽署「非同盟(或稱不結盟)各國首腦會議宣言」。這個貝爾格萊德會議為「非同盟」下的定義是:一,與各種不同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國家和平共存。二,無條件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三,為了不捲入冷戰,不加入任何軍事同盟。四,不簽訂與東西紛爭(指美蘇對立)有關的任何軍事條約。五,不讓外國在自己國家境內設置軍事基地。
1970年,奈及利亞加入這個「非同盟」。1973年,阿爾及利亞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76年,斯里蘭卡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79年,古巴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82年,印度也加入這個「非同盟」。此時「非同盟」已經達到97國。
隨著共產國家一一瓦解,冷戰結束,這個「非同盟」也失去意義。不過它在國際和平上的貢獻仍舊值得後人肯定。
科技的發達與人類經濟生活的進步,使地球的自然越來越被破壞,環境越來越被污染。為了讓我們的子子孫孫也有乾淨的地球可住,聯合國於1972年發佈「人類環境宣言」。人類現在不僅考慮自己目前的人權,還考慮子子孫孫的人權。這真是一大進步。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1946年訂定的「日本國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因為這部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永久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不擁有陸海空軍戰力,也否認有交戰權。
這是一部令戰後日本人引以為傲的「和平憲法」。但是由於後來韓戰爆發,以及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的對峙,在美國主導下,日本出現了「自衛隊」。很多日本的知識份子認為「自衛隊」的存在違憲。因為「和平憲法」第九條明明規定:「日本不擁有陸海空軍戰力!」難道「自衛隊」不是「戰力」嗎?理州也認為「自衛隊」的存在違憲,不過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似乎不得已。但是現在共產國家已經一一瓦解,中國早已成為掛羊頭(共產主義)賣狗肉(資本主義)的國家。只剩下北韓在作最後的掙扎。而且這個「掙扎」,看起來似乎持續不了很久。我建議日本廢除「自衛隊」,讓「和平憲法」名副其實,讓「和平憲法」成為世界各國的典範。這是日本所能做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和大洋洲還有一些國家沒有獨立,聯合國便於1960年發表「給予殖民地獨立之宣言」。其中第三條規定,不得以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上還不充分為藉口,延誤獨立。1960年又被稱為「非洲年」,因為這年有17個非洲國家相繼獨立。
聯合國訂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訂1979年為「國際兒童年」,訂1981年為「國際身心障礙者年」,表示對這些族群的重視與關懷。當時全世界有50億人口,其中5億人是身心障礙者,而且大部分的身心障礙者不是先天身心障礙,而是因為意外事故、公害或戰爭等後天因素導致身心障礙,因此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身心障礙者。1975年,聯合國便發表「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宣言」。其中第二條規定:身心障礙者享有一切權利。第七條規定:政府應該配合身心障礙者的能力,保障其就業。第十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應該被保護不至於被歧視、侮辱或詐欺。
印度於1947年獨立。1949年訂定「印度憲法」。這部憲法被稱為「世界最長的憲法」。因為印度種族、宗教複雜,還有「種姓制度」,如果憲法不寫得詳細一些,面面俱到,很容易引起爭執。雖然印度憲法以英國式的人權為目標,但是經過長期的努力,大部分印度人還是生活在貧困當中,離「免於匱乏的自由」還有一段距離。「種姓制度」也很難完全消滅。
1981年訂定的「帕牢(Palau)共和國憲法」有一些部分很先進。例如,第四條規定:所有的人民都有權利檢查政府的任何文書。第十三條規定:帕牢不使用、試驗、儲藏、處分核子武器、化學武器、毒氣武器、生物武器、核能發電廠所產生的廢棄物等有害物質。所以,「帕牢(Palau)共和國憲法」又可稱為「非核憲法」。
南斯拉夫的鐵托(Tito 1892-1980)、印度的尼赫魯(1889-1964)和埃及的納賽爾(1918-1970)於1961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簽署「非同盟(或稱不結盟)各國首腦會議宣言」。這個貝爾格萊德會議為「非同盟」下的定義是:一,與各種不同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國家和平共存。二,無條件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三,為了不捲入冷戰,不加入任何軍事同盟。四,不簽訂與東西紛爭(指美蘇對立)有關的任何軍事條約。五,不讓外國在自己國家境內設置軍事基地。
1970年,奈及利亞加入這個「非同盟」。1973年,阿爾及利亞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76年,斯里蘭卡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79年,古巴也加入這個「非同盟」。1982年,印度也加入這個「非同盟」。此時「非同盟」已經達到97國。
隨著共產國家一一瓦解,冷戰結束,這個「非同盟」也失去意義。不過它在國際和平上的貢獻仍舊值得後人肯定。
科技的發達與人類經濟生活的進步,使地球的自然越來越被破壞,環境越來越被污染。為了讓我們的子子孫孫也有乾淨的地球可住,聯合國於1972年發佈「人類環境宣言」。人類現在不僅考慮自己目前的人權,還考慮子子孫孫的人權。這真是一大進步。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1946年訂定的「日本國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因為這部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永久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不擁有陸海空軍戰力,也否認有交戰權。
這是一部令戰後日本人引以為傲的「和平憲法」。但是由於後來韓戰爆發,以及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的對峙,在美國主導下,日本出現了「自衛隊」。很多日本的知識份子認為「自衛隊」的存在違憲。因為「和平憲法」第九條明明規定:「日本不擁有陸海空軍戰力!」難道「自衛隊」不是「戰力」嗎?理州也認為「自衛隊」的存在違憲,不過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似乎不得已。但是現在共產國家已經一一瓦解,中國早已成為掛羊頭(共產主義)賣狗肉(資本主義)的國家。只剩下北韓在作最後的掙扎。而且這個「掙扎」,看起來似乎持續不了很久。我建議日本廢除「自衛隊」,讓「和平憲法」名副其實,讓「和平憲法」成為世界各國的典範。這是日本所能做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全文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4日 星期日
人權思想進步史(2)
人權思想進步史(2)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在他的著作「法意」中寫道:「如果同一個人物或同一個團體同時擁有立法權與執行權,則自由就不存在。」他的「三權分立」想法在1788年訂定的美國憲法中充分展示。不過,美國雖然民主、自由,但在當時這只限於白人,黑人仍舊是沒有人權的奴隸。但是經過南北戰爭,黑人奴隸終於獲得解放。「奴隸解放宣言」便是於1863年宣佈。林肯總統於1863年在蓋茲堡發表的著名演講中提到「……為了不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在這世界消滅起見……」。
工業革命之後,社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憲法也由「近代憲法」演變成「現代憲法」。「現代憲法」的特徵,首先是重視勞工的權利,包括工作條件、組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等。其次是重視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包括生病時有社會保障,年老時有年金可領等。
「現代憲法」的例子有1919年訂定的德國「魏瑪(Weimarer)憲法」、1946年訂定的法國第四共和制憲法、1947年訂定的義大利共和國憲法以及1947年實施的日本國憲法。
1931年訂定的西班牙憲法第六條規定放棄戰爭手段。這真是了不起的規定,人類文明又向前邁進一大步。不過諷刺的是,為了訂定這部憲法,西班牙國內的法西斯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展開爭鬥,發展成西班牙戰爭,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曲。德國和義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積極支援西班牙的叛軍,而英、法等國卻宣佈中立,對西班牙的民主主義者見死不救。1932年,德國空軍轟炸、掃射西班牙東北部的小鎮赫尼卡(Guernica),鎮民幾乎都死光。畢卡索聽到這個消息,憤怒地畫出名為「赫尼卡」的名畫。西班牙共和國滅亡後,這幅畫移到紐約,直到獨裁者佛朗哥(1892-1975)去世後,這幅畫才於1981年回到民主化的西班牙。
1947年訂定的義大利憲法第11條同樣規定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方法。人類已經逐漸了解戰爭的可怕和愚蠢。在此之前,1815年瑞士宣佈為中立國。1899年萬國和平會議決定在海牙設置國際仲裁裁判所。
由於直接民主制在技術上施行很困難,各國只好以間接民主制代替。不過一些國家仍舊努力接近直接民主制。例如義大利憲法就規定「公民投票」制度。在天主教影響下,義大利長期以來不允許離婚,因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義大利於1970年制定「離婚法」。然而有人反對「離婚法」,150萬人署名要求「公民投票」。結果贊成「離婚法」的人較多。
1958年,在戴高樂(De Gaulle 1890-1970)的主導下,法國修改憲法,戴高樂並且成為修改憲法後的第一任總統。新憲法給予總統長達7年的任期,並且給予總統很大的權力,不僅可以任命首相,而且統裁內閣,還可以解散議會。美國的總統權力已經夠大,這回,法國總統的權力更大,難怪有人戲稱「一當選法國總統,就可以當7年的皇帝!」這個憲法是在「解放法國的英雄」戴高樂的主導下修改的憲法,所以也被稱為「戴高樂憲法」。
戴高樂還繼續於1962年修改憲法,將總統選舉改成直接民選,如此一來,總統就比議會還更處於優勢。然而這顯然會讓執政者輕視議會,對民主主義是一大危機。
為了防止執政者濫權,北歐的瑞典等國設立「巡視官」(ombudsman
)制度,「巡視官」專門負責調查人民投訴,以保障人民權利。由第三者來監視行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基於「賦予自由之敵(納粹)自由,反而喪失自由!」的痛苦經驗,在「波昂基本法」中規定:「人民有義務保護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並且不承認違反這個基本秩序的人有自由和人權。」
由於科技、經濟的進步,人類面臨了許多新問題,例如公害問題。工廠的排煙、排廢水,飛機、汽車、電車的噪音,對我們的生活都構成困擾。因此憲法上的人權,現在也包括有權利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也就是「環境權」。
還有,現在的媒體與人民的生活關係密切,人們對媒體也開始要求有「知的權利」。
跨越國家的框架,設置國際機構,以調解國際紛爭的想法,很早就出現。1517年,荷蘭的人文主義者伊拉茲馬斯(1466-1536)發表「和平的要求」,1795年,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發表「為了永遠的和平」,都有類似的構想。尤其康德具體寫道:「國際法必須置於自由各國聯合的基礎之上,這可稱為「國際聯盟」。日本的思想家植木枝盛(1857-1892)也提出「萬國共議政府」的構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國際聯盟」,但是由於美蘇兩大國沒加入等種種因素而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設立「聯合國」,希望這個組織能永遠存在,並且發揮功效,造福人類,尤其造福弱勢國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45年發表「UNESCO憲章」中如此寫道:「戰爭是從人的心中產生,因此必須在人的心中建築和平的堡壘。人類由於不了解彼此的風俗習慣,以至於在各國人民之間產生疑惑與不信,而常常引起戰爭。恐怖的大戰爭否認人的尊嚴、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民主主義原則,並且以無知、偏見和人種不平等的思想取而代之。普及文化,並且教育人類往正義、自由、和平的方向,是維繫人的尊嚴所不可或缺。同時,所有國家的人民相互援助、相互關懷是神聖的義務。……」
1948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裡面寫道:「無視、輕視人權會招致踐踏人類良心的野蠻行為。所有的人都熱切盼望能享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免於恐怖和匱乏的自由。……」
當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長羅斯福夫人(1884-1962)說:「這個宣言大概會成為全人類的『大憲章』吧!」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在他的著作「法意」中寫道:「如果同一個人物或同一個團體同時擁有立法權與執行權,則自由就不存在。」他的「三權分立」想法在1788年訂定的美國憲法中充分展示。不過,美國雖然民主、自由,但在當時這只限於白人,黑人仍舊是沒有人權的奴隸。但是經過南北戰爭,黑人奴隸終於獲得解放。「奴隸解放宣言」便是於1863年宣佈。林肯總統於1863年在蓋茲堡發表的著名演講中提到「……為了不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在這世界消滅起見……」。
工業革命之後,社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憲法也由「近代憲法」演變成「現代憲法」。「現代憲法」的特徵,首先是重視勞工的權利,包括工作條件、組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等。其次是重視社會弱勢者的權利,包括生病時有社會保障,年老時有年金可領等。
「現代憲法」的例子有1919年訂定的德國「魏瑪(Weimarer)憲法」、1946年訂定的法國第四共和制憲法、1947年訂定的義大利共和國憲法以及1947年實施的日本國憲法。
1931年訂定的西班牙憲法第六條規定放棄戰爭手段。這真是了不起的規定,人類文明又向前邁進一大步。不過諷刺的是,為了訂定這部憲法,西班牙國內的法西斯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展開爭鬥,發展成西班牙戰爭,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曲。德國和義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積極支援西班牙的叛軍,而英、法等國卻宣佈中立,對西班牙的民主主義者見死不救。1932年,德國空軍轟炸、掃射西班牙東北部的小鎮赫尼卡(Guernica),鎮民幾乎都死光。畢卡索聽到這個消息,憤怒地畫出名為「赫尼卡」的名畫。西班牙共和國滅亡後,這幅畫移到紐約,直到獨裁者佛朗哥(1892-1975)去世後,這幅畫才於1981年回到民主化的西班牙。
1947年訂定的義大利憲法第11條同樣規定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方法。人類已經逐漸了解戰爭的可怕和愚蠢。在此之前,1815年瑞士宣佈為中立國。1899年萬國和平會議決定在海牙設置國際仲裁裁判所。
由於直接民主制在技術上施行很困難,各國只好以間接民主制代替。不過一些國家仍舊努力接近直接民主制。例如義大利憲法就規定「公民投票」制度。在天主教影響下,義大利長期以來不允許離婚,因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義大利於1970年制定「離婚法」。然而有人反對「離婚法」,150萬人署名要求「公民投票」。結果贊成「離婚法」的人較多。
1958年,在戴高樂(De Gaulle 1890-1970)的主導下,法國修改憲法,戴高樂並且成為修改憲法後的第一任總統。新憲法給予總統長達7年的任期,並且給予總統很大的權力,不僅可以任命首相,而且統裁內閣,還可以解散議會。美國的總統權力已經夠大,這回,法國總統的權力更大,難怪有人戲稱「一當選法國總統,就可以當7年的皇帝!」這個憲法是在「解放法國的英雄」戴高樂的主導下修改的憲法,所以也被稱為「戴高樂憲法」。
戴高樂還繼續於1962年修改憲法,將總統選舉改成直接民選,如此一來,總統就比議會還更處於優勢。然而這顯然會讓執政者輕視議會,對民主主義是一大危機。
為了防止執政者濫權,北歐的瑞典等國設立「巡視官」(ombudsman
)制度,「巡視官」專門負責調查人民投訴,以保障人民權利。由第三者來監視行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基於「賦予自由之敵(納粹)自由,反而喪失自由!」的痛苦經驗,在「波昂基本法」中規定:「人民有義務保護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並且不承認違反這個基本秩序的人有自由和人權。」
由於科技、經濟的進步,人類面臨了許多新問題,例如公害問題。工廠的排煙、排廢水,飛機、汽車、電車的噪音,對我們的生活都構成困擾。因此憲法上的人權,現在也包括有權利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也就是「環境權」。
還有,現在的媒體與人民的生活關係密切,人們對媒體也開始要求有「知的權利」。
跨越國家的框架,設置國際機構,以調解國際紛爭的想法,很早就出現。1517年,荷蘭的人文主義者伊拉茲馬斯(1466-1536)發表「和平的要求」,1795年,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發表「為了永遠的和平」,都有類似的構想。尤其康德具體寫道:「國際法必須置於自由各國聯合的基礎之上,這可稱為「國際聯盟」。日本的思想家植木枝盛(1857-1892)也提出「萬國共議政府」的構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國際聯盟」,但是由於美蘇兩大國沒加入等種種因素而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設立「聯合國」,希望這個組織能永遠存在,並且發揮功效,造福人類,尤其造福弱勢國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45年發表「UNESCO憲章」中如此寫道:「戰爭是從人的心中產生,因此必須在人的心中建築和平的堡壘。人類由於不了解彼此的風俗習慣,以至於在各國人民之間產生疑惑與不信,而常常引起戰爭。恐怖的大戰爭否認人的尊嚴、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民主主義原則,並且以無知、偏見和人種不平等的思想取而代之。普及文化,並且教育人類往正義、自由、和平的方向,是維繫人的尊嚴所不可或缺。同時,所有國家的人民相互援助、相互關懷是神聖的義務。……」
1948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裡面寫道:「無視、輕視人權會招致踐踏人類良心的野蠻行為。所有的人都熱切盼望能享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免於恐怖和匱乏的自由。……」
當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長羅斯福夫人(1884-1962)說:「這個宣言大概會成為全人類的『大憲章』吧!」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1日 星期四
人權思想進步史(1)
人權思想進步史(1)
英格蘭國王約翰(在位1199-1216)一即王位,就擴張王權。因此教會、貴族、商人聯合起來對抗國王,要求他於1215年簽署「大憲章」。「大憲章」雖然沒有確立民主主義或基本人權,可是在限制王權上,卻取得很大的成果。例如第12條規定:沒有一般評議會的允許,國王不得向人民課征援助金或軍事費。第39條規定:沒有經過合法的裁判,不得逮捕、監禁人民。因此「大憲章」被稱為「英國人自由的守護神」。
13世紀英國的政治家Bracton(?-1268)說:「君主雖然不立於任何人之下,但是卻立於神與法律之下。」表明法律高於君主的思想。英國的判例法(common law)的效力漸漸高於王權。
對人而言,最基本的權利是生命被不能被不法地剝奪,以及身體不能被不法地監禁或傷害,還有,不能被不經過審判就任意被逮捕。相反地,對掌權者而言,對付自己討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剝奪對方的生命。就這點,「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可說是人權思想的一大進步。1341年,英國議會分成貴族院與庶民院。不久,都市商人與自耕農所代表的庶民院勢力漸強。1603年,伊莉莎白女王的時代結束時,庶民院的勢力已經可以和國王相抗衡。查爾斯一世(1600-1649)因為主張「君權神授」,議會就要求國王再度確認「法治」,也就是法律的效力高於王權。法學者Coke(1552-1634)便起草「權利請願書」。但是查爾斯一世決定此外不召開議會。之後的11年間就成為「無議會政治」。這個國王與議會的對立最後演變成1642年的「清教徒革命」。
在封建時代,「國家的財政」和「國王的財產」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國庫通王庫」的情形常常見到。因此,國王為了增加自己的財產,時常巧立名目課稅,或沒收領地。但是這常常侵犯了貴族或教會的權利。因此他們就產生一種想法:當國王要課征新的稅時,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後來就確立「租稅法律制度」。也就是說,課征稅時,關於課征的對象、比率和方法,都必須在議會訂定法律,才可實施。
後來,英格蘭與蘇格蘭爆發戰爭。針對戰爭的費用,國王與議會又發生對立。由於國王使用武力,演變成內亂。最後因克倫威爾(1599-1658)率領的鐵騎兵善戰,議會獲得勝利。由於議會的主要勢力是清教徒,這場革命就被稱為「清教徒革命」。1649年,國王查爾斯一世被處死。英國產生了短暫的共和制(1649-1660)。查爾斯一世的兒子詹姆士二世(1633-1701)在「清教徒革命」時,逃到國外,王政復古後才回國。可是詹姆士二世是天主教徒,想在英國恢復天主教。因此又與議會發生對立。議會因而驅逐詹姆士二世,以承認「權利章典」為條件,迎接詹姆士二世的長女瑪麗及其夫婿威廉公回英國當君王。從此以後,英國的君王就成為「君臨而不統治」的名目君王。這場革命由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而且沒有流一滴血,所以被稱為「光榮革命」。
思想家洛克(Locke 1632-1704)為了對抗「君權神授」說,亡命荷蘭,「光榮革命」後,再回到英國,在政府機構中任職。他認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互相獨立。」他也認為「財產是神聖勞動的成果,具有不可侵性。」他還認為「為了防止權力集中,應該分散權力。並且宗教與政治應該分離。」
「光榮革命」之後,瑪麗及其夫婿威廉公雖然回英國當君王,但是議會擔心若兩人沒有生子,或兩人年紀輕輕就去世,王位的繼承會成為問題。因此,議會便於1701年制定「王位繼承法」。根據這個「王位繼承法」,法官的身份受到保障,法官一旦被任命,只要不犯罪,這項職務就持續下去。而且法官的薪資不變。法官的審判也獨立。換沒有言之,英國此時已經達到「司法獨立」。1742年,Walpole內閣雖然得到國王的信任,但是因為失去下議院的支持,而不得不辭職。從此以後,英國就確立「責任內閣制」。首相不是對國王負責,而是對議會負責。
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新大陸後,歐洲人就陸續移民到美洲。英國在北美建造13個殖民地,每個殖民地都設立自治政府,他們討厭來自祖國英國的干涉。
在英國,沒有議會的同意,就不能課征新的稅。因此他們有一句話:「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可是英國長駐軍隊在北美,需要資金來維持軍隊的開銷,因此必須向13個殖民地課稅。然而,13個殖民地沒有推自己的民意代表參加祖國的議會,這就違反「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的原則,讓13個殖民地很不滿。這埋下了美國獨立的導火線。
1776年,13個殖民地代表在佛吉尼亞(Viaginia)開會,發表「佛吉尼亞人權宣言」。其中,
第一條,所有的人生來自由而獨立,擁有一定的與生俱來權利,那就是取得和擁有財產的權利、追求和獲得幸福與安寧的權利、享受生命與自由的權利。
第二條,所有的權力在於人民。行政官受人民所託,為人民之公僕,對人民負責。
第三條,政府是為了保護人民、國家與社會的利益而樹立。任何政府若違反這個目的,或沒有充分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的多數人有改良、變更、廢除這個政府的權利。
第四條,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必須分離。
這個「佛吉尼亞人權宣言」的精神,被同年,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所繼承。所以兩者的內容大同小異。
13個殖民地以「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對抗英國議會,可是英國議會卻很霸道地通過「在任何情況下,英國議會都擁有拘束殖民地的立法權!」
在18世紀末期封建舊體制的法國,第一身份(僧侶)的人口是13萬5千人,第二身份(貴族)的人口是40萬人,第三身份(農民)的人口是2千3百萬人。第一身份和第二身份是特權階級,可是他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2,卻騎在第三身份頭上。
法國路易13世時期的名宰相Richelieu(1585-1642)曾經說:「農民好比騾馬,已經很習慣背重的東西,不能讓他們休息太久!」
因此在這種極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下,很必然的於1789年爆發大革命,並且產生「人權宣言」。
「人權宣言」第11條規定,自由表達思想與意見是人最貴重的權利之一。
法國大革命雖然在人權進步上有很多收穫,但是還並不很完全。例如,女性沒有選舉權,只有25歲以上的男性,而且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稅金,才有選舉權。如果要取得被選舉權,也就是成為候選人,那就必須繳納50倍的稅金。這是典型的「限制選舉」。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英格蘭國王約翰(在位1199-1216)一即王位,就擴張王權。因此教會、貴族、商人聯合起來對抗國王,要求他於1215年簽署「大憲章」。「大憲章」雖然沒有確立民主主義或基本人權,可是在限制王權上,卻取得很大的成果。例如第12條規定:沒有一般評議會的允許,國王不得向人民課征援助金或軍事費。第39條規定:沒有經過合法的裁判,不得逮捕、監禁人民。因此「大憲章」被稱為「英國人自由的守護神」。
13世紀英國的政治家Bracton(?-1268)說:「君主雖然不立於任何人之下,但是卻立於神與法律之下。」表明法律高於君主的思想。英國的判例法(common law)的效力漸漸高於王權。
對人而言,最基本的權利是生命被不能被不法地剝奪,以及身體不能被不法地監禁或傷害,還有,不能被不經過審判就任意被逮捕。相反地,對掌權者而言,對付自己討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剝奪對方的生命。就這點,「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可說是人權思想的一大進步。1341年,英國議會分成貴族院與庶民院。不久,都市商人與自耕農所代表的庶民院勢力漸強。1603年,伊莉莎白女王的時代結束時,庶民院的勢力已經可以和國王相抗衡。查爾斯一世(1600-1649)因為主張「君權神授」,議會就要求國王再度確認「法治」,也就是法律的效力高於王權。法學者Coke(1552-1634)便起草「權利請願書」。但是查爾斯一世決定此外不召開議會。之後的11年間就成為「無議會政治」。這個國王與議會的對立最後演變成1642年的「清教徒革命」。
在封建時代,「國家的財政」和「國王的財產」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國庫通王庫」的情形常常見到。因此,國王為了增加自己的財產,時常巧立名目課稅,或沒收領地。但是這常常侵犯了貴族或教會的權利。因此他們就產生一種想法:當國王要課征新的稅時,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後來就確立「租稅法律制度」。也就是說,課征稅時,關於課征的對象、比率和方法,都必須在議會訂定法律,才可實施。
後來,英格蘭與蘇格蘭爆發戰爭。針對戰爭的費用,國王與議會又發生對立。由於國王使用武力,演變成內亂。最後因克倫威爾(1599-1658)率領的鐵騎兵善戰,議會獲得勝利。由於議會的主要勢力是清教徒,這場革命就被稱為「清教徒革命」。1649年,國王查爾斯一世被處死。英國產生了短暫的共和制(1649-1660)。查爾斯一世的兒子詹姆士二世(1633-1701)在「清教徒革命」時,逃到國外,王政復古後才回國。可是詹姆士二世是天主教徒,想在英國恢復天主教。因此又與議會發生對立。議會因而驅逐詹姆士二世,以承認「權利章典」為條件,迎接詹姆士二世的長女瑪麗及其夫婿威廉公回英國當君王。從此以後,英國的君王就成為「君臨而不統治」的名目君王。這場革命由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而且沒有流一滴血,所以被稱為「光榮革命」。
思想家洛克(Locke 1632-1704)為了對抗「君權神授」說,亡命荷蘭,「光榮革命」後,再回到英國,在政府機構中任職。他認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互相獨立。」他也認為「財產是神聖勞動的成果,具有不可侵性。」他還認為「為了防止權力集中,應該分散權力。並且宗教與政治應該分離。」
「光榮革命」之後,瑪麗及其夫婿威廉公雖然回英國當君王,但是議會擔心若兩人沒有生子,或兩人年紀輕輕就去世,王位的繼承會成為問題。因此,議會便於1701年制定「王位繼承法」。根據這個「王位繼承法」,法官的身份受到保障,法官一旦被任命,只要不犯罪,這項職務就持續下去。而且法官的薪資不變。法官的審判也獨立。換沒有言之,英國此時已經達到「司法獨立」。1742年,Walpole內閣雖然得到國王的信任,但是因為失去下議院的支持,而不得不辭職。從此以後,英國就確立「責任內閣制」。首相不是對國王負責,而是對議會負責。
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新大陸後,歐洲人就陸續移民到美洲。英國在北美建造13個殖民地,每個殖民地都設立自治政府,他們討厭來自祖國英國的干涉。
在英國,沒有議會的同意,就不能課征新的稅。因此他們有一句話:「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可是英國長駐軍隊在北美,需要資金來維持軍隊的開銷,因此必須向13個殖民地課稅。然而,13個殖民地沒有推自己的民意代表參加祖國的議會,這就違反「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的原則,讓13個殖民地很不滿。這埋下了美國獨立的導火線。
1776年,13個殖民地代表在佛吉尼亞(Viaginia)開會,發表「佛吉尼亞人權宣言」。其中,
第一條,所有的人生來自由而獨立,擁有一定的與生俱來權利,那就是取得和擁有財產的權利、追求和獲得幸福與安寧的權利、享受生命與自由的權利。
第二條,所有的權力在於人民。行政官受人民所託,為人民之公僕,對人民負責。
第三條,政府是為了保護人民、國家與社會的利益而樹立。任何政府若違反這個目的,或沒有充分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的多數人有改良、變更、廢除這個政府的權利。
第四條,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必須分離。
這個「佛吉尼亞人權宣言」的精神,被同年,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所繼承。所以兩者的內容大同小異。
13個殖民地以「沒有民意代表,就沒有課稅!」對抗英國議會,可是英國議會卻很霸道地通過「在任何情況下,英國議會都擁有拘束殖民地的立法權!」
在18世紀末期封建舊體制的法國,第一身份(僧侶)的人口是13萬5千人,第二身份(貴族)的人口是40萬人,第三身份(農民)的人口是2千3百萬人。第一身份和第二身份是特權階級,可是他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2,卻騎在第三身份頭上。
法國路易13世時期的名宰相Richelieu(1585-1642)曾經說:「農民好比騾馬,已經很習慣背重的東西,不能讓他們休息太久!」
因此在這種極不公平的社會制度下,很必然的於1789年爆發大革命,並且產生「人權宣言」。
「人權宣言」第11條規定,自由表達思想與意見是人最貴重的權利之一。
法國大革命雖然在人權進步上有很多收穫,但是還並不很完全。例如,女性沒有選舉權,只有25歲以上的男性,而且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稅金,才有選舉權。如果要取得被選舉權,也就是成為候選人,那就必須繳納50倍的稅金。這是典型的「限制選舉」。
(待續)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2011年8月10日 星期三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全盛期在1550年左右。當時土耳其人入侵歐洲不到200年,那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是Suleyman一世(在位1520-1566)。他的統治領域中包括古代許多有名的都市,如巴比倫、亞歷山大城、雅典、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布達佩斯。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一地後,便在該地選拔基督徒少年,讓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並且將他們洗腦成願意為伊斯蘭的擴張而犧牲生命的伊斯蘭教狂信者。這些少年不怕死,因為他們認為死是通往天國的入口。這些少年簡直是可怕的戰鬥機器人。由於他們的存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得以打敗許多敵人。
對伊斯蘭教徒而言,世界可分成兩個,一個是伊斯蘭支配的世界,另一個是非伊斯蘭的戰鬥地區。伊斯蘭教徒必須對後者不斷發動「聖戰」,將它納入伊斯蘭世界!世界最後應該只剩下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伊斯蘭教徒不像基督徒對傳福音那麼熱衷,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過「審判異端」之類的宗教激進行為。他們甚至很驚訝巴爾幹半島住民所顯示的宗教狂熱。希臘正教徒比異教徒還憎惡天主教徒。在伊斯蘭統治之下,不管是希臘正教徒、天主教徒或猶太教徒,只要繳納稅金,就可以過自己的信仰生活。
歐洲人對蘇丹Selim一世(在位1512-1520)的印象是「殘忍無比」,他是基督徒不共戴天的敵人。Selim一世不僅對基督徒殘忍,對同樣是伊斯蘭教徒,只要宗派不同,一旦逮捕,便斬首。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域在Selim一世南征北討下,一下子擴大了兩倍。Selim一世雖然對敵人殘忍,卻是個一流的詩人。他統治下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藝術達到頂點,學術也盛極一時。
蘇丹的後宮和中國一樣,有宦官。大部分的宦官在少年時被奴隸商人切除外部生殖器。5、6歲的少年,100人中,有90人會在手術時死亡。由於死亡率高,因此這種宦官的價格高。
宦官的價格是一般奴隸的4倍。蘇丹後宮的宦官全部都是黑人。除了蘇丹的後宮之外,一般家庭也喜歡使用宦官,因為他們經過去勢之後,性格變得從順,成為忠實、理想的僕人。
伊斯蘭對被征服的人民,要求穿規定的服裝,以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哪裡人。例如,基督徒穿黑色服裝,亞美尼亞人戴有紋路的頭斤和穿紅色的鞋子,猶太人戴紅色的帽子。被征服人民的房屋也不准比旁邊伊斯蘭教徒的房屋高。被征服人民的祭禮行為必須保持安靜。教會不准敲響鐘。葬儀時不准放聲哭。被征服人民不准擁有馬。不准在公共場所展示十字架。被征服人民必須讓座給伊斯蘭教徒。這些規定可說是「人種歧視政策」。還有,被征服人民如果與伊斯蘭教徒發生性關係,他本人和他的家人會被處死或者淪為奴隸。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免除這些命運,那就是改信伊斯蘭教。
改信伊斯蘭教有很多好處,可以免稅,可以享受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利,還可以擺脫屈辱的少數者地位。換言之,要活得像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改信伊斯蘭教。
在教宗登高一呼下,1684年,奧地利、波蘭和威尼斯三國結成神聖同盟。他們幾乎每年發動對土耳其的戰爭。俄羅斯與波蘭結成同盟後,俄羅斯也成為土耳其的敵人。這個神聖同盟的目的只有二個。獲得到地中海的出口與支配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戰略位置比世界任何一個都市還重要。
土耳其與俄羅斯幾乎是世仇。1774年,土耳其將克里米亞半島割讓給俄羅斯,土耳其損失慘重。一直到19世紀末期,土耳其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發生了14次。
Mahmut二世(在位1808-1839)是第一個想要推動改革的蘇丹。他努力西化。他聘請法國教師為土耳其設立培養醫生的教育機構。他還派遣學生到巴黎、倫敦、維也納等地去留學。他也創立報紙。國內的保守派,對他的改革很不滿,罵他是「異教徒蘇丹」。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有一項值得讚揚的社會福利措施。那就是設立給貧窮人用餐的免費食堂。光是在首都君士坦丁堡,這樣的食堂就有101所。每所食堂每天有3萬貧窮人在此用餐。他們吃麵包和含有羊肉的料理。
俄羅斯沙皇尼可拉一世(在位1825-1855)於1853年和英國大使會談時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現在是博斯普魯斯的病人!」尼可拉一世提議分割這個瀕死的病人。10個月後爆發俄羅斯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以保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希臘正教徒為藉口,其實是想將達達尼爾海峽置於自己的管理下。
1920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遭到各國分割,君士坦丁堡國際化,達達尼爾海峽非武裝化,置於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下。
蘇丹Abdulhamit二世(在位1876-1918)雖然於1876年發佈憲法,但是不久就以俄土戰爭為理由,停止立憲政治。1908年,Abdulhamit二世被廢,新蘇丹Mehmet五世(在位1909-1918)只是「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傀儡。Mehmet五世去世後,他的弟弟Mehmet六世(在位1918-1922),也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末代蘇丹,即位。1922年,土耳其國民議會宣告廢除Mehmet六世的蘇丹位。蘇丹制度到此劃下句點。這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末代蘇丹於1926年去世於義大利。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全盛期在1550年左右。當時土耳其人入侵歐洲不到200年,那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是Suleyman一世(在位1520-1566)。他的統治領域中包括古代許多有名的都市,如巴比倫、亞歷山大城、雅典、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布達佩斯。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一地後,便在該地選拔基督徒少年,讓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並且將他們洗腦成願意為伊斯蘭的擴張而犧牲生命的伊斯蘭教狂信者。這些少年不怕死,因為他們認為死是通往天國的入口。這些少年簡直是可怕的戰鬥機器人。由於他們的存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得以打敗許多敵人。
對伊斯蘭教徒而言,世界可分成兩個,一個是伊斯蘭支配的世界,另一個是非伊斯蘭的戰鬥地區。伊斯蘭教徒必須對後者不斷發動「聖戰」,將它納入伊斯蘭世界!世界最後應該只剩下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伊斯蘭教徒不像基督徒對傳福音那麼熱衷,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過「審判異端」之類的宗教激進行為。他們甚至很驚訝巴爾幹半島住民所顯示的宗教狂熱。希臘正教徒比異教徒還憎惡天主教徒。在伊斯蘭統治之下,不管是希臘正教徒、天主教徒或猶太教徒,只要繳納稅金,就可以過自己的信仰生活。
歐洲人對蘇丹Selim一世(在位1512-1520)的印象是「殘忍無比」,他是基督徒不共戴天的敵人。Selim一世不僅對基督徒殘忍,對同樣是伊斯蘭教徒,只要宗派不同,一旦逮捕,便斬首。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域在Selim一世南征北討下,一下子擴大了兩倍。Selim一世雖然對敵人殘忍,卻是個一流的詩人。他統治下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藝術達到頂點,學術也盛極一時。
蘇丹的後宮和中國一樣,有宦官。大部分的宦官在少年時被奴隸商人切除外部生殖器。5、6歲的少年,100人中,有90人會在手術時死亡。由於死亡率高,因此這種宦官的價格高。
宦官的價格是一般奴隸的4倍。蘇丹後宮的宦官全部都是黑人。除了蘇丹的後宮之外,一般家庭也喜歡使用宦官,因為他們經過去勢之後,性格變得從順,成為忠實、理想的僕人。
伊斯蘭對被征服的人民,要求穿規定的服裝,以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哪裡人。例如,基督徒穿黑色服裝,亞美尼亞人戴有紋路的頭斤和穿紅色的鞋子,猶太人戴紅色的帽子。被征服人民的房屋也不准比旁邊伊斯蘭教徒的房屋高。被征服人民的祭禮行為必須保持安靜。教會不准敲響鐘。葬儀時不准放聲哭。被征服人民不准擁有馬。不准在公共場所展示十字架。被征服人民必須讓座給伊斯蘭教徒。這些規定可說是「人種歧視政策」。還有,被征服人民如果與伊斯蘭教徒發生性關係,他本人和他的家人會被處死或者淪為奴隸。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免除這些命運,那就是改信伊斯蘭教。
改信伊斯蘭教有很多好處,可以免稅,可以享受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利,還可以擺脫屈辱的少數者地位。換言之,要活得像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改信伊斯蘭教。
在教宗登高一呼下,1684年,奧地利、波蘭和威尼斯三國結成神聖同盟。他們幾乎每年發動對土耳其的戰爭。俄羅斯與波蘭結成同盟後,俄羅斯也成為土耳其的敵人。這個神聖同盟的目的只有二個。獲得到地中海的出口與支配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戰略位置比世界任何一個都市還重要。
土耳其與俄羅斯幾乎是世仇。1774年,土耳其將克里米亞半島割讓給俄羅斯,土耳其損失慘重。一直到19世紀末期,土耳其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發生了14次。
Mahmut二世(在位1808-1839)是第一個想要推動改革的蘇丹。他努力西化。他聘請法國教師為土耳其設立培養醫生的教育機構。他還派遣學生到巴黎、倫敦、維也納等地去留學。他也創立報紙。國內的保守派,對他的改革很不滿,罵他是「異教徒蘇丹」。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有一項值得讚揚的社會福利措施。那就是設立給貧窮人用餐的免費食堂。光是在首都君士坦丁堡,這樣的食堂就有101所。每所食堂每天有3萬貧窮人在此用餐。他們吃麵包和含有羊肉的料理。
俄羅斯沙皇尼可拉一世(在位1825-1855)於1853年和英國大使會談時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現在是博斯普魯斯的病人!」尼可拉一世提議分割這個瀕死的病人。10個月後爆發俄羅斯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以保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希臘正教徒為藉口,其實是想將達達尼爾海峽置於自己的管理下。
1920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遭到各國分割,君士坦丁堡國際化,達達尼爾海峽非武裝化,置於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下。
蘇丹Abdulhamit二世(在位1876-1918)雖然於1876年發佈憲法,但是不久就以俄土戰爭為理由,停止立憲政治。1908年,Abdulhamit二世被廢,新蘇丹Mehmet五世(在位1909-1918)只是「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傀儡。Mehmet五世去世後,他的弟弟Mehmet六世(在位1918-1922),也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末代蘇丹,即位。1922年,土耳其國民議會宣告廢除Mehmet六世的蘇丹位。蘇丹制度到此劃下句點。這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末代蘇丹於1926年去世於義大利。
理州上 2011年8月好日
訂閱:
文章 (Atom)